城乡建设经济体系范文

党双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中共宝鸡市委常委,宝鸡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出版《三农治理策论》、《知识农业与农业转型》等专著。在国内外发表数十篇有关“三农”治理的文章。

摘要:近年来,按照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创建新型城乡关系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一些困扰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敢于探索,勇于实践,创建新型城乡关系,统筹推进城乡改革发展,实现城乡共同繁荣进步。

关键词:城乡关系二元治理结构五项改革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92

城镇与乡村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形式。城与乡的关系,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经过30多年改革发展,目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新阶段。创建新型城乡关系已经成为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任务。

一、从实际出发,正视现实问题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并构建了与之相适应的城乡二元治理结构。沿着二元治理结构,构建起完整配套的政策法律体系。长期以来,无论是研究问题、制定政策、还是部署工作、采取举措,人们已经习惯把城乡区别开来,分别对待、自立处理。面对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创建新型城乡关系,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新形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动举措跟不上,机制体制响应不及时,推进工作遭遇“软阻力”。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四个不适应”:

一是思想观念不适应。城市的事政府办,农村的事农民办;就城市论城市,就农村抓农村;农村是“农口”的事,农业是农民的事。这种城乡二元治理的思维定势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城乡各为其事,各自为政,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统筹城乡发展,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在内心可要可不要。一些地方,跳不出“城是城、乡是乡”的旧观念,统筹城乡发展只是“炒概念”,自然“跟着感觉走”,工作原地“打转转”。

二是发展理念不适应。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创建新型城乡关系,要求把城镇与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协调推进。这是推动城镇与乡村科学发展的大战略。但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把“科学发展”变成了“GDP崇拜”,各项工作围绕城镇,以GDP为中心,把统筹城乡简单作为施政“口号”,在具体行动上存在“等、靠、要”思想,缺乏创新精神,不敢碰真动硬。有的地方着力推进城镇化,想方设法扩张“城镇一元”,压缩“农村一元”,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城乡发展一体化。

三是制度设计不适应。经过30多年的体制改革,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壁垒逐渐“解冻”、“瓦解”,但城乡二元治理的制度构架“盘根错节”,“神形不散”。在机构设置上,一些机构被赋予的职责只负责城镇、不负责乡村。如社会保障制度总是把权利与户籍挂钩,对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分开设保。还有,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以及伤亡事故赔偿中城乡居民“同命不同价”等现行制度,都有失公正公平。在制度创新时,怕与已经过时的规制冲突,怕违犯既有工作规范,怕碰触部门利益,患得患失,缺乏创新勇气,迈不出实质性步伐。

四是方法举措不适应。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创建新型城乡关系,是推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但一些地方却急于求成,或者形式主义,政绩至上,抓亮点的心理突出。有的地方随波逐流,盲目跟风,甚至生搬硬套,脱离实际。有的地方无所适从,找不到抓手。一些地方,把统筹城乡变成一个“筐”,所做的工作有意无意“打包”往里装,“换汤不换药”。真正用统筹城乡发展理念研究政策、部署工作不到位。具体推进工作,思路不清,点子不明,办法不多,进展不大。

近年来,按照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在统筹城乡发展、创建新型城乡关系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一些困扰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虽然人口集聚进程加快,但与工业化率相比,城镇化率明显滞后,劳动力结构性过剩和就业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城乡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但城镇规模不大,承载能力不足,村庄布局分散,资源和基础设施共享程度不高,农村环境脏乱差等现象较为普遍;农村经济发展进程加快,但城乡差距拉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差距相当明显;农村文明化进程加快,但农村社会事业相对滞后,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城乡体制机制改革进程加快,但总体只是刚刚破题,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任重而道远。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敢于探索,勇于实践,创建新型城乡关系,统筹推进城乡改革发展,实现城乡共同繁荣进步。

二、高点定位,明确新目标新任务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创建新型城乡关系,是国家全面安排和系统规划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基础,对于国家推进现代化,实现长期繁荣、长治久安十分重要。所谓新型城乡关系,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持续发展一体化新机制,实现城乡之间人口自由迁徙,要素自由流动,公共服务均衡覆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以说,人口自由迁徙、要素自由流动、公共服务均衡覆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创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四大支撑”,四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一)人口自由迁徙。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不提倡自由迁徙。这既有传统的因素,也有政治的需要,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否认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劳动力既然不是商品,那么,人口当然就不能自由流动。个人被“单位化”,固定于特定组织,或企业、或机关、或学校医院、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流动遵循人事计划,必须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所有生产要素都按计划统一调配,不能自由流动,人口流动和迁徙受到严格控制也“合乎情理”。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已经形成人口大量流动的事实。现在所要做的,应该是顺应市场经济潮流,正确认识和解决好人口迁徙流动,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确认和保障公民城乡之间自由迁徙的权利。

(二)要素自由流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才能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社会财富最大增长。城乡经济社会联系越紧密,双向开放度、融合度越高,生产要素的流动就越充分,优化组合就越容易实现,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越高,经济活动就越活跃,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夜就越高。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一方面,是让相对富裕的城镇资本、科技、人才等要素“无障碍”地进入农村,为农村创造出更多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就是让相对富裕的农村劳动力等要素“无障碍”地进入城镇,支持城镇发展。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必将形成城乡双向互利共赢的格局。人为设置障碍,造成单向流动局面,既不利于城镇发展,也不利于农村发展。

(三)公共服务均衡覆盖。受历史因素和现行制度的影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失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是创建新型城乡关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均衡覆盖是公共财政“公共性”的重要体现,是建造新型城乡系的关键所在。要使城镇与乡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就必须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机制。要改变公共财政投入不均衡状况,优化财政资源的空间配置结构,把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农村,优先解决农民生存、发展面临着的最直接、最现实、最基本的问题。水电路信等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是居民有尊严生活的基本保证,属于“公共物品”,需要政府直接提供,并均衡覆盖城乡。

(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我国改革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农村改革发展曾经引领整个改革发展,现在又回到推进整个改革发展“关节点”上,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国家现代化的战略基础。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必须实行“双轮驱动”:一方面,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使其更好承担起吸纳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使命;另一方面,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力度,让农村“旧貌换新颜”,改变“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被动局面。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将两者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紧密结合,可以有效加快全国小康建设进程,以及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三、加快制度创新,着力推进“五项改革”

虽然城乡关系失衡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根本原因在于二元治理结构。加快制度创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统筹城乡发展,创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根本举措。可以说,撇开制度创新,就谈不上统筹城乡发展,更谈不上创建新型城乡关系。要着力推进以下“五项制度改革”。

(一)创新户口制度。户口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建立有利于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人口管理制度。要逐步实现“两个转变”,即由户籍“行政审批制”向“民事登记制”转变,由城乡“二元制”向城乡“一元化”转变。要以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条件,按照实际居住地统一登记“居民户口”。2010年5月,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这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定下基调。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居住证制度,关键在于清除“拖挂”在户籍上的“社会福利”,消除“不对称”权利,使城乡居民基本权利保障与户籍彻底脱钩,从而打通人口自由迁徙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通道。在制度设计上,要考虑城乡制度并轨的需要,实行城乡统一标准,居民自愿选择。现在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已经与职工户籍脱钩,还需要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与户籍脱钩。子女入托、入学也要与户籍脱钩。交通事故赔偿,要与事故发生地挂钩,而与户籍脱钩。最终实现城乡居民权利平等。

(二)创新土地制度。明晰的产权界定是市场机制高效运作的基础。要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农村财产权利的多种实现形式,促进资源向资产、资产向资本转变,逐步形成城乡一体化的产权制度和产权市场。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制度是最基本的经济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实现城乡“同地同权”,是创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举措。开展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确权登记颁证。鼓励引导农民采取出租、入股、抵押、互换、置换等各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之间建立增减挂钩机制,支持通过市场方式转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实施农村土地整理,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存量,集中集约利用土地。推进征地改革,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性质,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坚持同地同价、及时足额合理补偿的原则,改革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的计算方法,保障农民财产权益。

(三)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按照“标准一致、形式多样、自主选择、转接顺畅、均衡覆盖”的要求,逐步建立新型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在现有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分类和等级标准,量化细化补助科目,城乡双向开放,居民自主选择,扩大覆盖面,提升融合度。就业是最大的社会保障,要将所有企业就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通过市场机制招聘的人员、灵活就业人员、被征地居民全部失业保险和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合理确定待遇水平和期限,实行灵活的费率政策,巩固提升统筹水平。建立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在区域间、城乡间的转换机制,实现各类人员、各个险种之间自由选择、灵活便捷、顺畅转移、无障碍对接。

(四)创新金融服务制度。城乡一体化的产权制度和产权市场形成后,会对农村财政金融服务提出新要求。支持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到农村设立分支机构,加快农村金融网络建设。创新和丰富信贷品种,规范和引导非政府金融的发展,鼓励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新型投资开发组织,建立完善农村信贷担保体系,增强农民融资能力。积极探索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房屋产权、农村基础设施使用权抵押等金融服务,制定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实施办法。创新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农业投资制度、产权担保制度,多种途径转移分摊农业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增强农民生产经营收益的确定性。各级财政支农资金要更多地通过农业投资公司投向农业经营组织。

(五)创新市场体制机制。市场是生产要素流动、经济活动的“介质”。市场效率是经济效率的载体。它取决于市场体制机制。按照建设大市场、搞活大流通、发展大贸易的要求,制定和组织实施流通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行业规划、行业标准。完善城乡市场网络,构建城乡生产与流通有机结合的新型物流体制。加强规制及标准体系建设,建立有序、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传统物流改造,支持物流仓储设施建设,建立区域物流集散中心,使更多的农产品进入大市场。打破城乡界限,发展统一配送、连锁经营,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改善农村消费条件和消费方式而惠及农村居民。

四、统筹公共资源,精心建造“六个一体化”

归根结底,统筹城乡发展的能力,创建新型城乡关系的能力,取决于公共资源的动员能力、响应能力。要切实统筹公共资源,精心建造“六个一体化”。

(一)建造城乡规划建设一体化。要按照创建新型城乡关系,构建持续发展一体化新机制的需要,搞好土地利用和城乡建设规划,合理布局发展空间和资源要素,确保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张蓝图、一个步调”。遵循城乡一体、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切实搞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编制。打破城乡界限,将中心城区、县城、重点镇和乡村居民点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编制城乡产业发展、土地利用、人口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专项规划,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健全规划许可审批制度,加强对各类规划的统一管理,增强规划的可行性、权威性和实效性。

(二)建造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贯彻好集群谋划、基地支撑、集团引领、园区承载的发展思路,推进工业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带动提升城乡经济整体竞争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规模化、专业化、合作化、产业化,促进农业产业链条升级改造,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支持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夯实新型城乡关系持续发展的基础。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开发乡村旅游资源,推进相关产业发展,提高农村服务业水平。引导资金、科技、人才、经营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

(三)建造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这是创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物质载体。要发挥中心城区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城区快捷交通网建设,强化县城、重点镇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镇人口与产业承载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要向农村扩展延伸,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紧密对接,提高通路、供水、供电、通信、环卫、生态等公用服务设施的共享度,缩短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和“设施落差”。积极开展环境整治、植树植绿和生态家园建设,优化城乡人居环境。

(四)建造城乡社会事业一体化。实施民生工程,统筹配置教育、卫生、文化资源,促进城乡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推进教育公平,完善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和经费保障机制,加强职教中心、示范性职业院校和师资队伍建设,普及高中阶段义务教育,尽快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计划。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城乡均衡覆盖的公共卫生。积极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信息网络工程,加强文化网络建设,增强基层文化服务功能。坚持开展科技文化“三下乡”活动,用先进文化理念教育引导群众,提倡并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五)建造城乡劳动就业一体化。就业是民生之本。按照城乡居民“一视同仁”的要求,将农村就业与城镇就业一并纳入整体社会就业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劳动者就业服务共享、就业机会均等,促进农民在各个产业上实现更加充分的就业。毫不动摇地支持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扎实实施“人人技能”、“新型农民”培训工程,提高农民就业创业能力。逐步形成农村劳动力3/1在二三产业创业、3/1打工就业、3/1从事种养业经营的格局。

城乡建设经济体系范文

关键词：五大发展理念；城乡关系；三农；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08

城乡关系是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经济、政治、社会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城乡关系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城乡关系的状况及其处理得好坏已经成为衡量整个社会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城乡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经济快速、健康、和谐发展。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由体制因素和发展阶段共同决定的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一系列矛盾的根本症结所在，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急需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一、新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城乡关系经历了深刻变迁，从流动互惠到封闭割裂，又从互动融合到高位分散再到城乡统筹的演进过程，正在逐步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交流互惠的城乡关系（1949-1956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翻天覆地的新时代，城乡关系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短暂趋好。新中国成立之时，由于长期战乱的重创，国家贫穷落后，党在领导人民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秉承正确的处理城乡关系的理念，领导人对如何发展城乡关系做出了有力的指导。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的话，那是完全错误的。”[1]1949年4月，刘少奇再次强调：“必须切实地、快速地沟通城乡关系，城乡之间过去是对立的，今天要使之畅通，使货畅其流。城乡物资周转宜灵活，过去打断了，今后要改善这种状况，使城市工业品与乡村农业品相互交换的关系发达起来，灵活起来。”[2]在处理工农业关系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在处理城乡关系上按照“城乡兼顾”和“沟通城乡关系”的要求，既通过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整个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发展，又通过“一五”计划，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同时，随着中央政府采取了没收官僚资本、统一金融货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商品流通和稳定物价等措施，保证了城乡间生产要素的的顺畅流动，促进城乡物质交流，增强了城乡间的经济联系。这一时期，工农业产值大幅提高，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加速，较多的农业人口迁入城市，提高了城市人口比重，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步缩小，城乡分裂和对立的关系得到了初步改善。

（二）时期封闭割裂的城乡关系（1957-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关系短暂趋好后，城乡关系在计划经济制度框架下因为诸多因素和一系列制度设计被人为对立起来，并被逐渐割裂，城乡联系弱化，在城市偏向的政策导向下城乡差距越拉越大。1958年后，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开始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1958年中国开始建立体制，并发起了“”运动。由于实行“以钢为纲”的发展战略，片面追求重工业品增长，在投资上中国当时过度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倾斜，中国经济重心在偏向重工业的同时，出现了爆发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此时，农村化运动也高涨，农村生产活动受到影响，农村粮食锐减。同时，大量人口流向城市，致使城市人口激增，粮食供求失衡，城镇发展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失调。为了扭转失衡的局面，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了城市化水平，短暂地缓解了当时紧张的城乡关系。但是为了给工业建设快速积累资金，确保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转，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乡二元户籍管理也日益严厉起来，再加之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农业中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被限制流入城市，农产品价格人为压低，大量农村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流向城市，政府通过实施集体经营，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农民生产和农业生产要素的约束限制，大大削弱了农业发展能力和农村发展基础。同时，农民被完全束缚于农村的集体生产经营中，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完全不能自由流动，也导致城镇化停滞不前。此阶段，在户籍管理制度、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其他制度，例如住房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的安排下，城乡间要素流动被切断，城乡关联弱化，中国社会被看不见的一堵墙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大社区，形成了城乡分离的格局，城乡关系严重不协调，分割现象明显。

（三）改革开放初期互动融合的城乡关系（1979-1985年）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为城乡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城乡封闭割裂状态出现了松动。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将农村土地的经营使用权重新交到农民的手里，打破了束缚农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受到压抑的农业生产力得到较大释放，农村经济得以快速改善，城乡互动不断增强。1982年制度从此终结，把农民从对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允许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的流动，国家又逐步限制和减少农产品统一派购的品种和数量，并于1985年正式取消统购统销制度，促进了城乡商品流通关系的改善，农村经济迅速增长，城乡差距有了明显改善。这一时期，国家开始改变长期以来城市偏向的城乡政策，转变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举措，不再倡导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从1979年夏粮上市开始，国家大幅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大幅缩减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同时，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了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同时，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缓和了城乡之间多年来积累的矛盾，使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有利的条件，使城乡关系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开始自由流动，长期隔离的城乡商品、要素、人口流动开始松动，并基本上改变了由农村单向流到城市的状况，城乡联系不断增强，出现了工农业结构改善、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加快、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镇化有所发展，城乡分割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城乡关系开始互动融合。但是这种良好状态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中国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很快又呈现出新的不协调局面。

（四）改革开放深化时期高位分散的城乡关系（1986-2001年）

随着农村改革取得空前成功，1985年以后，中国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向城市和工业倾斜，城市改革步伐得到明显加快，同时，农村改革政策绩效开始下降，城乡关系在高位重新失衡。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政府不断放松对价格、商品、人口的管制，市场化进程的推动有力促进了城乡联系，引导着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但政治鸿沟的消弭并不意味着城乡走向均衡发展，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代替政府对资源进行配置。此阶段，城市汲取了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和资金、土地等要素资源。从1984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大量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带来了乡镇企业持续十年的勃兴。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到国家针对乡镇企业的治理整顿的影响与乡镇企业本身所存在的资金和管理约束，乡镇企业发展开始萎缩，大量农民工开始进入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同时，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密切了城乡联系，冲击着城乡隔离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改革了土地使用制度，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获取土地出让金。农村每年都有大量的土地不可避免地由农村的耕地转为城市用地，伴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土地征用权的滥用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失地问题和农民工问题开始凸显。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发展速度明显减缓。此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显示出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国家对“三农”实施了“多取、少予”的政策，农民负担持续加重，特别是“三提五统”政策使农民负担直线上升，国家仍然继续抽取农业剩余，虽然统购统销政策被取消，但工农业产品价格仍然受政府控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仍然存在，农产品价格涨幅赶不上工业生产的农资产品价格涨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相比城市，农村面临着少资金、缺政策，在医疗、住房、养老、卫生、教育、安全等公共基础设施上得到的政策支持和政府扶持更是微乎其微，这进一步加剧了城乡间的反差。

改革开放深化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工农业产品市场化交换程度提高，既有推动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推动城乡关系向合理化方向转变的一面，又有加剧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城市持续汲取农村资源要素拉开城乡差距的一面，中国的城乡矛盾凸显，城乡关系呈现高位分散。

（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统筹发展的城乡关系（2002年至今）

城乡矛盾的凸显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中国逐步扭转了长期以来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倚重城市的政策取向，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2002年中共十六大审时度势，在正确判断当前经济和历史环境的条件下，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会议把促进小城镇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作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小城镇的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弱化了城乡隔离的格局，奠定了城市化发展的基础。2003年10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要求。2004年12月，在中央经济会议上，强调：中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添入了新的动力。2007年，党中央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在2010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将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等目标任务纳入其中。党的十又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思想，提出“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同时，从2004年至2016年连年的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但由于体制惯性的作用以及l展阶段等原因，中国城乡差距城仍然较大，城乡关系不协调仍然存在。

总之，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中国在推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中取得了新进展，中国城乡关系翻开了新篇章，城乡关系进入统筹发展的新阶段。

二、五大发展理念对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重要意义

（一）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新型城乡关系构建提供行动指南

理念是人们回应实践的需要所形成的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最高形式，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指明了方向，理念是否正确，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成败。

从到，党的五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对城乡关系构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以“城乡兼顾”为核心的城乡关系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总结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城乡关系构建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新实践，形成了以“城乡互动”为核心的城乡关系思想；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总结新中国以来城乡关系构建的经验教训，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乡关系构建的新实践，形成了以“城乡协调”为核心的城乡关系理论；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形成以“统筹城乡”为核心的城乡关系理论，十以来，以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思想，提出“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新要求[3]。这些城乡关系理论理，一脉相承，并根据不同阶段具体中国国情而与时俱进。在这些城乡关系理论的指导下，新中国城乡关系走过了交流互惠――封闭割裂――互动融合――高位分散――统筹兼顾的历程。城乡关系理论的一脉相承与城乡关系发展历程的波动背后是理念差异下形成的不同政策。城乡关系的每一次波动，无不留下政策的烙印。国家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城乡关系。政策与理念相比，政策更显性，可以相对灵活，而理念管全局，管长远，更隐性，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新型城乡关系构建过程中城乡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长远思路，从而为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提供行动先导。

（二）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新型城乡关系构建提供根本方法和正确方向

工农城乡关系，是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一个重大战略关系。改革开放以前，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中国忽略了城乡整体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采取城市偏好，导致城乡差距，城乡关系一直未能走上均衡增长和良性循环的道路，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特别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国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大力推进城镇化、改善城乡关系上作了大量努力，但由于体制因素和发展阶段等原因，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未发生根本上的改变、城乡发展一体化程度不高，城乡关系仍未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为新型城乡关系构建提供了根本方法和正确方向。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要求在新型城乡关系构建过程中，将城市、农村视为一个整体，使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共享发展成果，城乡之间相互开放，促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实现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就业市场、社会管理等一体化，逐渐消除城乡差别，最终融为一体。在新型城乡关系构建过程中，五大发展理念要求不能将城市与乡村孤立割裂，必须让二者良性互动。既要注重农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又要注重推进城镇化。在城乡建设过程中，不能单纯强调加快城市化，要发挥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通过工商业的发展来为农业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并把资金、技术、管理方法、组织方式等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农村的生产经营过程，促进农村发展；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将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辐射和延伸，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广大城乡居民共建共享现展成果。城乡建设过程中，不以牺牲城乡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增强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城乡经济互动发展，工农互惠，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三、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中国新型城乡关系

（一）崇尚创新，让城乡关系更和谐

中国新型城乡关系构建中制度设计、体制变迁均呈现出动态化和复杂多元等特点，既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又无历史现成做法可沿袭，调整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崇尚创新。任何问题的产生永远是复杂原因的集成，城乡关系问题的产生也一样，在中国这样传统氛围浓厚和路径依赖甚强的发展中大国，构建新型城乡关系，需要解决的绝不仅是短时期的城乡问题，而是试图通过结构转换，彻底化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矛盾需要化解，有很多复杂关系需要廓清。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过程中，既面临着大量农村人口转型问题，又亟待解决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既要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又必须面对新出现的处于社会结构中的第三元――基本脱离农村但又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同时，还要面对中国各地区城乡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发展状态、问题与约束存在巨大差异性。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触动传统经济社会的体制根基，加快制度创新步伐。

2003年中国逐步走上城乡统筹发展的阶段，围绕城乡统筹发展，原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得以逐渐进行变革，但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城乡之间的制度性阻隔，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必须进行对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市场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进行创新。通过创新建立公平、合理、有效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关系和谐。

（二）注重协调，让城乡关系更均衡

城市与乡村是紧密联系的，二者具有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必须注重城市与乡村的统筹协调，将城市和乡村发展作为统一的整体，通盘考虑。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要在遵循城乡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上，系统策划，把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坚持城乡合理分工、功能互补、联动发展。

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过程中，既要考虑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又要做到“工农互惠”，强调城乡两个单元互动发展，注重城乡的双向作用而不能仅仅看城乡任何一方的单向作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必须城乡统筹部署、共同推进，统筹考虑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坚持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在解决农村题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城市来想办法，在解决城市问题的过程中也需结合农村来想办法，做到统筹协调。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在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既要“求同”，也要“存异”，不能超越阶段，盲目让城乡同样发展，实行城乡完全相同的政策，兼顾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存在，使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等诸多领域实现有效协调与有机链接，不偏废城乡任何一方，城乡关系更均衡。

（三）倡导绿色，让城乡关系更可持续

城乡建设经济体系范文篇3

关键词：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

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或正在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长期以来，在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下，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变得不协调。这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我党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1］22－23。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以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形成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总而言之，通过城乡互动、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成为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政策取向。

河南地处中原，是一个农业大省，又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十分明显，不仅大大超过东部地区的城乡经济差距，而且同中部地区的其他省份进行横向比较也存在一定差距。城乡一体化发展更具迫切性和艰巨性，意义也更加深远。另外，河南省地域辽阔，各县、市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河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协调机制的研究，对于推进河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层次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构建制度决策协调机制，在制度框架内实现城乡互动、统筹发展。

制度因素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具有决定性。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策制度因素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因素。

（一）构建城乡产业一体化机制，强化城乡产业结构关联性。

城乡产业一体化是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基础和支撑，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承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必然要求。城乡产业一体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产业发展的思路上，要改变农村只能搞农业，而城市则专门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等传统发展观念，使三大产业在城乡之间进行广泛联合，构建城乡产业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经济结构，使城乡经济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最终实现共同繁荣［2］。

1.在城乡工业空间布局方面，充分发挥城市工业的带动作用，将涉农工业向小城镇转移，引导乡镇企业调整发展战略，使其与城市工业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农村地区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对接城市工业项目向农村转移。

2.在城乡产业组织形式方面，通过“总部+基地”、“工业飞地”等思路承接一、二圈层的产业转移，发展城乡关联产业，使城乡经济直接联合在一起，优势互补，融为一体。

3.在农村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坚持以“特”当头，以“特”优先，开发郊区农业的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

4.在城乡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将现代服务业的经营思想和城市服务业的经营网络延伸到农村；发展农业文化，挖掘农业文化中的经济内涵，拓展农村第三产业发展领域，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构建城乡市场一体化机制，保护农户这一微观主体的产权利益。

城乡市场一体化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市场一体化是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

1.在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消除限制资源、要素和产品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性政策。

2.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网络体系方面，加快发展和培育城乡统一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推进中心城市的展销市场、中小城镇的专业市场、广大农村初级农贸市场间的纵向联系，形成相互依赖且等级多样的城乡网络系统。

3.在确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主体方面，赋予城市和乡村两大空间的各个经济主体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要落实农民的基本财产权，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实行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股份化，土地权益的货币化、债权化。要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4.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运行秩序方面，发展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创造城乡统一的竞争秩序和市场环境。

（三）构建城乡资本流动机制，增强支农实力。

1.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地方金融机构发展，以县域为单位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支持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放宽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制度，允许、鼓励民间金融，特别是要支持发展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规范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2.提高农业自我积累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对农业的投入能力，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

（四）构建农业技术进步机制，提高河南农业自我发展能力。

1.建立健全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强化农业科研的需求导向和市场导向，完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机制，重视研究机构与用户合作开展技术创新，同时要充分发挥推广体系和中介服务在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中的作用。

2.强化政府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支持机制，增加政府对农业科研、农业科研推广机构和中介服务的投资。

（五）构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

城乡经济一体化对农民而言就是城镇化就业，在城乡关系的协调中构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实现劳动力全社会的自由配置。

1.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移机制方面，发展与农业有关的乡镇企业，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2.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方面，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

3.在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方面，引导农民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各种政策，逐渐建立起城市与农村之间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村劳动力平等参与就业竞争。

（六）建立合理的城乡分工机制［3］，切实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

1.着力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总部经济。技术性较强的产业，在城市建立产业“总部”，在农村建立产业“分部”，资源性较强的产业，直接在农村建立产业“总部”，在城市建立销售“分部”，使城乡之间形成有效的分工利益联系，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使城乡之间从分割走向融合。

2.建立城乡间的双向贸易渠道，使城市生产的产品在农村有市场，农村生产的产品能够卖到城市去。

3.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促进城乡资本开放，建立倾斜的利益机制，着力促进城市的工商资本和人力资本下乡。

二、构建城乡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使全民共享城乡一体化利益。

城乡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社会整体利益增进的过程，又是涉及政府、企业、居民等利益主体利益关系协调的系统工程。城乡经济一体化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应在城乡统筹、以农为本的原则下构建城乡一体化利益协调机制。

（一）宏观上，在制度框架内构建协调城乡一体化中的利益矛盾，实现城乡互动、平等发展的长效机制。用制度创新与宏观手段推动、调控城乡一体化进程，使社会利益体系保持大体上合理与稳定的格局。

建立健全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互适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用制度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发展。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构建创新土地制度，构建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创新行政管理制度，构建创新投融资制度，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制度，构建创新财政税收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核心是解决好城市发展这条腿长、农村发展这条腿短的问题，实现由过去的亲城市、亲增长向亲农村、亲民生转变。

（二）做好城乡一体化规划。推进城乡一体化，规划是龙头。重视城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体系构建、劳动就业、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规划集中统一管理，综合部署、调控和协调城乡各项建设活动，保证城乡各系统、各地区之间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近期建设与远期发展、城乡发展与土地保护、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

（三）微观上重视农民话语权，构建农民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

农民是城乡一体化的主体，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利益，是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核心动力。

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具体操作过程中，涉及农民个人或村集体利益的所有事项都必须征求村民的意见与建议，建立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决策机制与评价机制，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让农民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确实得到实惠。充分尊重和鼓励农民的首创精神，调动他们参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让他们在不断分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成果的同时，支持城乡一体化建设，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

三、构建政府宏观调控机制，保证城乡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城乡经济一体化作用的有效发挥，仅仅依赖纯粹的市场竞争利益机制是不行的，还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是竞争利益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保证。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依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利率、税率、税种结构、工资水平等经济参数的作用，要对产业和生产要素的聚集进行间接调控。

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构建对策。

政府、城市和农村在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中作为不同的主体，通过选择不同的政策或措施，达到合理分工和资源有效的利用，共同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政府层面：强化责任，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是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行政主体，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与制度供给上。从我国各地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来看，推动这一工程健康顺利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政府，强化政府责任，充分发挥政府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保证。

政府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责任主体。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政府责任表现为规划责任、调控责任、公共服务责任、社会管理责任、利益平衡责任、财力保障责任等［4］。

（二）城市方面：强化自身功能，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带动作用。

城乡经济一体化，以城带乡，重点在城市。城市是资本、信息、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地，要发挥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使其对农村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就必须强化城市自身的功能。

1.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坚持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大力实施“现代城镇体系建设工程”。突出产业为基、就业为本，增强城镇吸纳和辐射带动能力。

2.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坚持产城互动、融合发展，大力实施“产业集聚区建设工程”，提高产业集聚区承载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只有实现产业集聚，才能实现人口集聚。

3.发展高新技术及高新产业依托城市现有科技优势，加强关键技术创新、技术集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推进高新技术研发、应用，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推进农村资源节约和生态科技开发，跟踪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村生产经营的专业化。

4.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带动“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科学发展，让群众受益，坚持“四个重在”（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为民），围绕构建“一个载体、三个体系”（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自主创新体系），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带动“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着力点。

5.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机制。

对各种农业技术按产品、技术类型及其在市场上技术产权的可保护程度等进行科学、系统的分类，再由政府拨款推广或直接推向市场，采取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机制，充分发挥城市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农村方面：强化内部动力，发挥能动作用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难点在于农村的发展。

加快农村经济建设步伐，尽管需要有外力支持，但主要还需要自力更生。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无论是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还是政策，都需要最终转化为内部的动力，才能真正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1.加强城乡统筹的意识教育。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干部认识到统筹城乡发展、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

从而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使其服务于城乡发展。

推进干部管理制度改革，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培养和提拔，加强上下级之间的干部交流。通过培训、教育、参观学习，提升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2.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主力军的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内部动力源，他们的参与和推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5］。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特别关注农民的利益，在制度保障上，要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就业问题，为其提供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从培训、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多个环节给予就业帮助。

3.发展特色产业，以“一县一业、一乡一品、一民一技”为方向，培育一批农村资源型特色产业，与城市建立良好的互助机制，相互依赖，共同发展。

4.发展“三农”经济。把解决“三农”问题变为发展“三农”经济，即把解决农业问题转变为发展“大农业经济”，把解决农民问题转变为发展“人力资源经济”，把解决农村问题转变为发展“城镇化经济”［6］。

5.建立健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机制。保持乡村长期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是培育和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将农村的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力资源，增强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发展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因此，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解决技能型人才紧缺问题，提高产业的承接能力。重视非农业技术与农业技术培训。鼓励农业院校、农技学校的学生到农村实习，向农民传播农业技术。进一步加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把培育新型农民与引导人才流入有机结合起来，为农村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通过与城市的协作，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切实增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后劲。

（四）机构层面：增设专门的协调机构，制定规划，协调矛盾。

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涉及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和政策措施的变化，产业布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乃至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建立一个由上一级政府牵头的有权威性和执行力的协调机构，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有效手段。为此，建议省市政府应在积极精简闲置机构的同时，尽快增设专门的协调机构，赋予其必要的权力，使其具备打破行政区域经济藩篱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