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寨沟旅游市场分析(整理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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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旅游市场分析范文篇1
【关键词】羌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思路;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26-6
羌族聚居区的人民生民财产和经济文化发展基础在“5·12”特大地震中受到巨大破坏,羌族地区的灾后重建及后续发展受到党和国家、社会各界的高度关心。由于羌族聚居区位于地震断裂带上,境内地貌环境主要为高山峡谷,不宜发展工业,但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区位优良,发展文化旅游成为灾后重建推进羌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因而羌区的灾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较多地考虑了未来发展旅游业的需要,羌区各县党委、政府也将发展文化旅游作为推进产业重建、新农村建设和羌族文化保护的综合性重要工作。
汶川县域北部地区是大禹故里、羌族主要聚居区暨国家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核心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和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在羌族地区具有代表性。探索如何整合与利用好汶川北部的大禹文化、羌族文化等历史与民族文化资源,并与区域内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结合,通过发展旅游业促进汶川北部羌族地区的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既是羌族地区灾后重建面临的重要任务,也对探索羌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本文特以汶川北部羌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的实践为例,对羌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思路与发展战略进行探讨。
一、汶川北部地区的旅游发展条件
汶川北部地区当川西北岷江上游与成都平原之间的出入门户,位于本区域中心的汶川县城威州镇既是本区域的中心枢纽地,也是岷江上游的重要交通枢纽,国道213线与317线公路在这里分合北上甘肃、西进及青海或南下成都,已开工建设的成兰高速、规划建设的川青、川藏高速亦经汶川威州镇分路北上或西进,2012年都汶高速全线通车后由成都至本区域仅需1—1.5小时,交通进入性良好。本区域位于成都至九寨沟国际旅游热线上,虽然在成兰铁路建成后将有大量游人采用乘坐火车方式由成都至九寨沟而不再途径本区域,但川藏、川青高速公路贯通后又将有大量至青海、旅游的自驾车游人途径本区域,由成都经世界遗产地都江堰·青城山、卧龙大熊猫保护区至世界遗产地黄龙、九寨沟和我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若尔盖湿地的公路交通世界遗产旅游线路仍然途径本区域,因而本区域在旅游区位上具有良好条件。尤其是距成都仅1~1.5小时车程,使得本区域具有了融入成都旅游圈的良好旅游区位条件。
“5.12”特大地震使汶川北部区域的城乡基础设施严重损毁,但经过灾后重建,交通、水电、通信、城乡住房、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络、旅游接待以及教育、医疗和文化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较之震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作为国家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核心区,羌族文化抢救保护工作在政策、资金、技术方面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扶持,羌族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大幅度提高。按照国务院灾后重建加快灾区旅游业发展的统一部署,汶川北部区域的灾后重建将发展旅游业作为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民生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民族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的重点,在有关各方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对口援建的广东省援建人员与汶川县当地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的有关人员共同努力,旅游业发展的交通、水电、通信、城镇宾馆酒店和乡村民居食宿接待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大幅度提升,为发展旅游业奠定了良好的硬件条件。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发展特色民族文化旅游业作为西部民族地区支柱产业予以扶持,四川省委、省政府也将发展旅游业作为省内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重点,为该区域未来旅游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随着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的逐步复苏,尤其是汶川近邻的具有浓郁旅游休闲传统的成都城市群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为该区域发展旅游业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经过灾后重建,该区域的居民在观念意识上对发展旅游业取得了共识,居民们参与旅游业的积极性和顾全发展大局的意识大大提高,为发展旅游业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条件。
由成都经都江堰·青城山至九寨沟的岷江上游沿线地区,是一条我国世界级旅游资源高度富集的国际旅游热线,沿线串联了3个世界自然遗产、1个世界文化遗产及1个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遗产,有1个近在咫尺的中国世界自然遗产预备名录遗产,但是从都江堰·青城山至黄龙、九寨途中缺乏有影响的文化旅游景区,旅游市场需要丰富该条旅游线途中文化旅游景区景点产品。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成都城市群规模的快速发展,成都城市群休闲度假市场需求日益扩大,成都周边休闲度假旅游地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尤其成都多阴少晴的气候特点使得成都市场非常需要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休闲度假地。汶川北部地区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距成都市区最近的高原干热河谷气候地区,日照充足、夏季凉爽、干燥少雨、空气清新,森林植被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为适应市场需要发展文化旅游和休闲度假奠定了良好的资源环境条件。
可以看出,汶川北部地区在发展旅游业方面具有良好条件。为此,汶川县委县政府决定开展“3215”工程建设,即结合灾后重建工作,依托汶川县域北部的萝卜寨、布瓦村、羌锋村三个羌寨和威州镇、绵虒镇二个城镇及龙溪羌人谷,创建4A级旅游区并力争在未来建成5A级旅游区。
二、汶川北部地区旅游发展思路
根据国家颁布的旅游资源分类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及汶川北部地区旅游资源的基本属性进行资源分类,该区域旅游资源包括8个主类25个亚类65个基本类型,堪称旅游资源富集区。由于该区域的绵厩镇石纽山为大禹故里,区内为羌族聚居核心区暨羌族古老的释比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地,加上良好的自然生态景观和宜人的气候、丰富的物产、良好的旅游区位、灾后重建奠定的旅游业发展基础等条件,使该区域具备了巨大的旅游发展潜力。为此,汶川县决定以大禹文化和羌族文化为核心,将汶川北部区域建成“羌禹文化旅游区”。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终定名为“汶川大禹文化旅游区”。
该旅游区的建设,虽具有自身优势,但也面临着极大挑战。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汶川周边地区的多数市县皆把发展旅游产业作为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抓手,该区域的优势旅游资源大禹文化、羌族文化、自然生态及地震遗址等旅游资源皆面临着与周边地区的同质化竞争。同时,该区域周边已有大量自然风景区和羌寨、古城等成熟景区,在规模、资源丰度和景观美誉度、市场影响等方面皆各具优势,将对该区域的旅游市场空间造成挤压。当2015年成兰铁路开通后,成都至茂县仅需1小时,到九寨沟仅需2小时,预计通车后成都至九寨沟总客流的60%以上将从成都乘坐火车到九寨沟,茂县将取代汶川作为九环线重要节点和西羌门户的地位,使汶川的传统区位优势被削弱。旅游资源同质化、市场空间受挤压、区位优势将被削弱,面对同一客源市场,如何发挥自身特点、加快培育旅游市场,使该区域的旅游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为此,正确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与发展路径,对于汶川北部地区未来旅游业发展成败至关重要。
由于汶川北部地区灾后重建时间紧、任务重,建设重点在于基础设施和农房重建,有关城镇乡村恢复重建规划设计对地域文化和旅游发展的研究不够深入,如何在适应已经形成的灾后重建基础设施框架基础上,结合旅游资源条件、相关产业发展与羌族文化保护等实际情况,搞好旅游发展,成为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在汶川北部地区,旅游业肩负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等多重任务。由于各城镇、村寨的发展条件有别,因此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统筹协调、和谐发展原则,依托区域文化和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立足旅游区各景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居生产生活条件,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实际,围绕恢复居民正常生产生活与促进旅游区长远可持续发展目标,抓好旅游发展工作。
一是挖掘禹羌文化旅游资源,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大禹文化和羌族文化是该旅游区的核心旅游资源,深入挖掘汶川县禹羌文化旅游资源,发挥禹羌文化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发展文化旅游,丰富区域旅游产品及其文化内涵,提升旅游形象,创新旅游产品,提升旅游区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二是整合文化与自然旅游资源,构建旅游产业发展支撑。该旅游区文化和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并存,通过整合区域文化旅游资源和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促进文化与自然生态资源在开发利用上的优势互补,更好地发挥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益。根据资源分布状况及发展旅游的实际需要和可行性,合理规划三村二镇一谷旅游景区,构建旅游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支撑点。
三是结合灾后重建,促进旅游发展与羌族文化保护、产业结构优化。灾后重建为汶川北部地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应充分利用灾后重建契机,结合“十二五”规划解决好灾区群众产业重建问题,将发展文化旅游同灾后农房重建、新农村建设、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利用恢复重建的代表性城镇和羌寨发展旅游业。将旅游城镇和村寨风貌建设、文化旅游活动开展与保护和发展羌族文化有机结合,建设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注重搞好社区参与,推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积极推动“一三产业联动”发展,发挥旅游业对促进区域特色产业的联动发展作用,推进旅游业与山地特色农业种养殖的联动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四是立足发展共同点,协调近期发展与长远发展。灾后农房重建立足于在解决安居的前提下考虑配套建设发展旅游业的相关功能,羌族文化保护立足于现有原生态文化的保护、传承以促进长远的文化发展,旅游发展既考虑近期产业发展又要考虑长远可持续发展,三者在考虑近期发展(保护)和长远发展(保护)方面具有共同点。立足三者的共同点,将发展旅游业的近期需要与长远发展需要有机结合,促进可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思路,考虑到该区域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皆与羌族文化紧密联系,而大禹文化既是该区域历史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亮点,又是该区域羌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大禹故里”是该区域最具品牌知名度和传播力的文化资源,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确定以“大禹文化”作为核心文化整合汶川北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建设“汶川大禹文化旅游区”。
三、对大禹文化旅游区发展战略的思考
(一)发展定位
基于旅游区的旅游资源主要体现在大禹文化和羌族文化、山地自然生态系统方面,适宜发展以祭拜大禹、原生态羌族文化观光体验、山地生态休闲度假为主要内容的旅游产品,我们将该旅游区的发展主题定位为“禹羌文化体验与山地生态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基于旅游区为大禹故里并有大禹出生地暨大禹治水会盟誓师地石纽山、大禹娶妻地涂禹山、禹帝祭坛等景点,是古羌家园、昆仑仙境且拥有秀美的山地自然生态景区,我们将该旅游区的旅游形象定位为“大禹故里,古羌仙境”。
根据该旅游区的旅游资源和区位条件分析,该旅游区的旅游市场将以成渝城市群为主,兼有少量国内沿海地区和其他地区游人以及海外游人,将该旅游区的市场定位确定为“立足国内,面向国际;立足成渝,面向沿海市场”,重点针对中高端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市场。
(二)发展目标
大力实施旅游精品工程,注重保护核心资源本底质量和生态环境,深度挖掘大禹文化、羌族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内涵,着力提升旅游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和竞争力,将该旅游区建成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生态完好、自然生态良好、主题特色鲜明、功能设施完善的集文化体验和自然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建成国家AAAA级旅游区,努力创建国家AAAAA级旅游区。
全方位完善和提升旅游区各景区,使旅游区的软硬件打造与国际接轨,实现产品特色化、服务精细化和管理系统化,成为在全国拥有较大影响力的精品旅游景区,推动区域旅游产业综合要素协调发展,争取建成国家AAAAA级旅游区。
以发展旅游产业为切入点,推动旅游区旅游相关产业链的形成,达到有效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灾区群众就业岗位、提高农业附加值和户均收入,推动受灾群众扩大再生产、促进当地社区和谐稳定以及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的。
促进生态经济、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与城乡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实现旅游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加强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教育,增强全民对羌族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有效保护和改善旅游区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
(三)发展战略
特色化是旅游区发展的立足根本,通过走特色化发展道路,构建旅游区旅游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和竞争力,使旅游区避免与周边其他羌族文化生态旅游区同质竞争,实现并存联动、互补共赢。差异化是旅游区内部走协调发展道路的根本途径,通过差异化发展避免旅游区内部的产品同质竞争,实现互补共赢。
主题化是旅游区走特色旅游发展道路的中心路径,通过主题化发展突出特色并为旅游区提品开发的活力源泉,包括发展大禹文化、羌族文化、古蜀文化、冉駹文化、茶马古道文化、土司文化、红色文化等等。立体化是旅游区走因地制宜发展旅游道路的关键路径,通过立体化发展提高文化和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的综合利用及其经济效益,包括旅游资源的横向综合利用、空间布局和景观营造的立体开发、产品形态和功能的多样化等。
一体化是旅游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品牌化是建设羌族文化和自然生态观光体验暨山地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必经之路。一体化包括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旅游产品体系一体化、品牌营销与推广一体化、管理体制一体化等方面。品牌化的核心是形象设计和整体品牌推广和营销。
以“大旅游、大产业、大发展”为指导思想,大力推进一三产业的互动,努力促进农业、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着力营造规模化农业大地景观,加强农业与旅游休闲产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休闲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提高产业附加价值,提高旅游业对相关产业和就业市场的带动作用。
便捷、安全的交通系统是建设观光体验暨山地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基础支撑条件,通过公路、游步道、栈道等多种交通方式组合,实现旅游区在便捷、安全前提下的“悠游”理想模式。
通过发展旅游经营合作组织,实现规模经营,创新灾区群众产业重建及统筹发展机制,推进旅游区特色产业的建设。同时加强对景区农民生产技术的培训,加大农业产业化等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对重点景区的倾斜力度,多渠道支持旅游区产业化发展资金。
政府作为推动力提供政策和救助资源,市场作为主导力提供资本和技术资源,农民提供生产力和创造力,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合力。通过政策支持及灾民安置、招商引资、产业规划、经营项目等方式构建旅游产品供给体系,平衡好政府、企业、农户等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解决好灾区农民未来就业及经济收益问题。
旅游区建设,项目产品是支撑。发展战略必须落实到项目产品规划中,具体指导旅游区的建设,具有可操作性,即通过项目产品落地,才有实际意义。汶川大禹文化旅游区旅游资源丰富,景点众多,必须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景区系统,以旅游区统揽全局,以景区景点支撑旅游区,各景区之间通过互动互补形成相互支撑,才能使本旅游区形成合力与活力,在市场中确立影响力并获得持续发展。
根据大禹文化旅游区的旅游资源及其分布状况,按照前述发展战略,我们将该旅游区组合为三大景区组团产品,即威州羌族文化生态体验暨山地休闲旅游景区(简称“威州景区”,包括威州镇、布瓦村、萝卜寨、七盘沟、雁门沟等)、绵虒大禹故里观光体验暨山地休闲旅游景区(简称“大禹故里景区”,包括绵魇古城、石纽山、禹帝祭坛、羌锋村、高店村、三官庙村、涂禹山村、小雪隆包、马埝坪沟、板子沟一福烟沟等)、龙溪羌人谷释比文化观光体验暨山地休闲旅游景区(简称“羌人谷景区”,包括龙溪峡谷河谷地带及两侧高半山羌寨、阿尔沟等)三大景区组团,以威州镇(含纳入威州镇城镇规划区的七盘沟村、雁门乡治地过街楼村)、绵虒镇(含城镇区北侧的三官庙村)二个旅游城镇及石纽山(含石纽山及山下的禹帝祭坛景点)和萝卜寨村、布瓦村、阿尔村、羌锋村、高店村五个重点旅游村为支撑(即二镇一山五村寨,简称“3215”),通过构建“一轴四环一线”旅游交通线(岷江河谷观光休闲旅游轴线、威州镇七盘沟雁门沟观光休闲旅游环线、威州镇布瓦山克枯观光体验休闲旅游环线、龙溪羌人谷观光体验休闲旅游环线、绵虒古城马埝坪沟小雪隆包福烟沟板子沟观光休闲旅游环线、威州镇索桥寨萝卜寨观光体验休闲旅游线),将各景区串联成一个整体,发挥旅游中心城镇威州镇和旅游副中心城镇绵虒镇的旅游辐射带动功能带动整个旅游区发展。按照“强化主题、文化引领、城镇先行、村寨跟进、自然后续”的原则,分步实施旅游区开发建设。
汶川北部羌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建设实践证明,上述汶川北部羌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是正确的,在指导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上述文化旅游发展的思路和战略,对羌族地区灾后重建发展文化旅游乃至对其他民族地区发展文化旅游,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九寨沟旅游市场分析范文篇2
[关键词]旅游罩;九寨沟;旅游者体验;旅游影响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3-0037-06
1引言
旅游罩(tourismbubble)是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是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总是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李东和、赵玉宗,2006)。旅游罩概念的提出和研究始于西方国家,不同学者使用不同的概念指代旅游罩现象,包括“环境罩”(environmentalbubble)(Cohen,1972;Cohen&Avieli,2004)、“飞地型旅游胜地”(resortenclave)(Freitag,1994)、“旅游者罩”(touristbubble)(Judd,1999;Jaakson,2004;Fotsch,2004)等。总体而言,西方多数学者是在相关研究中引入旅游罩这一概念,以解释旅游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专门对旅游罩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雅克松(Jaakson,2004)以墨西哥锡瓦塔内霍(zihuataneio)地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方法,对该地区的旅游者罩现象进行了实证,是旅游罩现象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锡瓦塔内霍是墨西哥的一个港口小镇,来这里的主要是美国的巡游船旅游者,作者首先绘制了该地区的街区图,采用观察法(observationmethod)测量了有巡游船靠岸和没有巡游船靠岸两种情况下街上步行者的流量,同时还随机选取部分游客,测算了他们从到达小镇到离开小镇的时间。将有巡游船靠岸时街上步行者流量比没有巡游船靠岸时街道上步行者流量增加的百分比在图中表示出来,作者得出了巡游船旅游者主要集中在一个由核心和构成的旅游者罩中的结论,同时确定了旅游者罩的核心和区域、旅游者罩的轮廓,并分析了旅游者罩的边界暗示。另外,作者还分析了巡游船旅游者在旅游者罩中的4种行为模式,即购物浏览者(TheShoppingBrowsers)、泡咖啡馆群体(TheCaféCrowd)、成群结队者(ThePack)和探险者(TheExplorers)。
国内关于旅游罩的研究总体尚处于概念引入和理论探讨阶段。李东和、赵玉宗(2006)在总结西方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引入了旅游罩的概念,并从旅游者、旅游业、旅游目的地3个角度将旅游罩划分为旅游者罩、旅游业罩、旅游目的地罩3种类型,分别对3种类型旅游罩的主要形成因素进行了分析,总体认为旅游罩现象的存在影响旅游者经历的真实性和目的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该研究虽然阐述了3种类型旅游罩的形成因素,但是没有结合具体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另外,国内有关学者在研究旅游业发展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时,比如旅游体验失真现象(徐菁、沙润、靳诚,2006)、旅游舞台化现象(路幸福、陆林,2007)等,也注意到了同样的现象。虽然这些研究使用的并不一定是旅游罩的概念,其所研究的现象和所指含义与旅游罩是一致的,这些研究可以视为是旅游罩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但是,这些研究同样也主要是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目前关于旅游罩现象的实证研究在国内尚未见相关文献。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在旅游罩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四川九寨沟为例,对该地区的旅游罩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利用相关的调研数据和资料分析九寨沟旅游者罩、旅游业罩和旅游目的地罩的形成机制,总结旅游罩现象形成的一般因素。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对旅游罩现象的认识,从而引起学界和业界对该现象的关注。其所揭示的九寨沟旅游罩现象的形成机制也将为其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战略提供依据,同时也为其他旅游区提供借鉴。
2九寨沟概况与数据来源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九寨沟县(原南坪县)中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103。46′-104°04′;北纬32°54′-33°19′,因景区内有荷叶、盘那亚、尖盘、树正、则查洼、彭布、黑角、故洼、盘信等9个藏族村寨而得名。景区面积62平方公里,现游览区面积50平方公里。九寨沟风景名胜区于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1997年纳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2000年被评为中国首批AAAA级景区,2001年2月取得“绿色环球21”证书,2007年首批进入国家AAAAA级景区行列。近年来,九寨沟旅游业获得迅速发展,据九寨沟管理局资料,其旅游接待量从1994年的不足20万人次提高到2005年的将近201万人次,景区门票收入也从2001年的1亿多元人民币增加到2005年的3亿多元人民币,九寨沟旅游业直接创造或通过传导链间接创造的增值为5亿多元人民币,2004年对阿坝州GDP的直接贡献率为4%。
研究旅游罩现象需要选取一个典型的案例地,以能够比较清楚地确定旅游罩现象的存在。雅克松(Jaakson,2004)的旅游罩现象实证研究就选取了墨西哥锡瓦塔内霍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地,即其主要旅游者是巡游船的游客,锡瓦塔内霍只是作为巡游船线路上的一个港口,相对比较封闭,游客对此比较陌生,逗留时间也比较短,参观该小镇以后,游客还会回到巡游船继续巡游线路。九寨沟旅游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九寨沟位于川西北地区,来此的旅游者大多数为长线旅游者,旅游者居住地与旅游区的景观差异较大;(2)这里是藏族旅游区,大部分旅游者的居住地具有与其不同的文化;(3)九寨沟是自然观光型旅游地,游客在此逗留的时间也不太长,没有更多的时间自己活动;(4)交通相对不够便利,旅游者的出行方式主要为旅行社组团;(5)旅游景点和主要旅游基础设施沿沟谷分布,旅游者的活动基本可以在沟谷地区完成,探访旅游区附近其他居民点的必要性较低,旅游者空间活动范围有限。总之,九寨沟旅游区的这种特点客观上使其适合作为研究旅游罩现象的案例地。同时,九寨沟作为我国著名的旅游区,也使得本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推广价值。
为了证实九寨沟旅游罩现象的存在,我们采取了旅游者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的方法获取资料数据。旅游者调查问卷主要涉及旅游者的出行方式、来九寨沟所采用的交通工具、来九寨沟后的活动、对与当地社区交流障碍的感知、来九寨沟前的暂住地等方面。实地考察主要通过现场勘察,甄别旅游区景观和非旅游区景观,与部分居民和管理人员的访谈等。同时,本研究还借鉴了相关学者关于九寨沟的研究成果。旅游者问卷调查是在2006年8月11-13日在九寨沟旅游区进行的,总共发放并现场回收问卷1000份,其中有效问卷912份。
3九寨沟旅游罩现象实证分析
不同类型旅游罩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是不同的,根据3种类型旅游罩的划分,分别对九寨沟旅游区旅游者罩、旅游业罩和旅游目的地罩的形成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3.1景观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旅游者罩的形成
旅游者罩的形成标志是:旅游者在外出旅游的过程中,出于健康、陌生、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形成一种心理上的与外界的屏蔽,即出于心理原因而形成的一种个人空间,具体表现为旅游者在旅游区有意识限制自己的活动空间范围、与外界和当地居民接触持谨慎态度等。旅游者罩的大小除了与旅游者心理类型有关(李东和、赵玉宗,2006)以外,还与旅游者对目的地环境的熟悉程度有关。旅游是一种异地活动,如果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与旅游者居住地差异不大,旅游者相对比较熟悉,从而也就比较放松,不利于旅游者罩的形成,反之,则促成了旅游者罩的形成。而旅游目的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与旅游者居住地环境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两地之间的距离,根据地域分异规律,两地之间的距离越远,一般而言其环境和文化的差异也就越大。
九寨沟为世界级旅游地,被誉为“童话世界”、“人间仙境”,高峰、彩林、翠海、叠瀑和藏族风情被称为“五绝”,构成了九寨沟独特的旅游文化,原始和天然构成其独特的个性和特征。九寨沟这种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使得其具有巨大的旅游吸引力,客源市场半径大。张捷等(1999)根据旅游者调查数据绘制了九寨沟入游游客数的距离累计曲线,发现九寨沟入游游客80%集中于1300公里范围以内,具有较大的吸引距离范围,而且在1300公里以外仍然显示了较强的吸引力,其距离累计曲线在1200-1700公里范围陡增,证实了九寨沟吸引了大量的远距离旅游者。我们关于旅游者对九寨沟感知距离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表1可以看出,认为九寨沟“十分遥远”、“遥远”、“远”的旅游者总计达到71.99%。景观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九寨沟吸引了远距离的客源市场,同时,远距离的旅游者对九寨沟又形成了感知距离的遥远,加剧了旅游者陌生感的形成。在这种陌生感的影响下,游客来九寨沟后便会有意识形成自己的个人空间,限制自己在目的地的活动范围,减少与当地社区的接触,从而形成了旅游者罩。相关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这种旅游者罩现象的存在。表2显示了旅游者在九寨沟期间的活动情况。可以看出,在九寨沟旅游期间,探访过九寨沟内藏寨的旅游者不到一半,只有36.03%的旅游者表示如果可能,将单独一个人去探访九寨沟的藏族村寨,93%的旅游者在九寨沟夜间基本不外出或者仅仅是偶然外出,即使外出,单独外出的比例仅有6.58%,这些显然都是受到了旅游者罩的影响。另外,图1也表明,九寨沟旅游者认为与当地居民接触没有障碍的比例仅为2%,而主要的接触障碍分别为不了解(20%)、安全因素(19%)、语言不同(16%)、民族差异(13%)、文化差异(11%)等方面,显然也与旅游者罩的特征密切相关。总之,上述这些调查结果都表明,在九寨沟地区的旅游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旅游者罩现象。
3.2九寨沟的旅游组织方式和旅游者出游方式导致旅游业罩的形成
旅游业罩的形成标志是:通过旅行社和导游、领队的安排,旅游者在旅行途中和到达目的地后,其可选择的旅游活动和旅游区域是限定的,自由支配的旅游活动时间也是有限的,这样会导致旅游者行为的自主程度大大降低。很显然,大众旅游的组织方式是符合旅游业罩形成的条件的,大众旅游的基本特点是旅游者旅行活动的目的地是确定的、旅游线路是既定的、旅游活动的内容是固定安排好的、旅游的组织方式是程式化和标准化的,大众旅游的组织方式使得旅游者的一切活动都处于事先安排好的状态,旅游者对这种安排基本上是被动接受,仿佛是从自己的居住地被接入一个“罩”中,这就是旅游业罩(李东和、赵玉宗,2006)。
九寨沟旅游区的特点使得其目前的旅游组织方式和旅游者的出游方式基本上还是大众旅游模式的。首先,九寨沟是自然观光型旅游地,虽然藏家乐、藏族风情体验、探险猎奇等旅游活动近几年来有所发展,但是始终没有成为旅游产品的主体。其次,九寨沟位于川西北地区,交通不便(从成都到九寨沟的公路旅程大约需要十几个小时),在地理位置上可以说是偏于一隅,远离主要客源市场。这样的旅游区特点使得九寨沟旅游区发展散客游、自助游的难度较大,大众旅游组织方式占主导地位。从图2、图3可以看出,来九寨沟的旅游者多为旅行社组织,散客旅游、旅游者独自出游比例较低,旅游者来九寨沟的主要方式是汽车和飞机,而自驾车的比例较低,旅游者的这种出游方式导致旅游者在九寨沟很难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和自主进行活动的可能,基本完全处于旅行社的安排之下,导致旅游业罩的形成。另外,据我们对九寨沟游客的抽样调查,有50%的旅游者不住在九寨沟沟口地区,而是住在川主寺、九寨沟县城、松潘古城等地。住在沟口以外地区的旅游者一般都采取早晨从住地出发前往九寨沟旅游区游览,下午再次回到住地或者前往黄龙等其它旅游区游览,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旅游者在九寨沟的逗留时间不超过12小时,这种旅游活动组织方式也使得旅游者难以有充分的时间自由活动,同样也促成了旅游业罩的形成。
3.3九寨沟的地缘结构及其开发管理模式形成了旅游目的地罩
九寨沟为高原型旅游区,对外交通不便,其旅游基础设施只能沿着沟谷地区分布,形成了沟口地区的宾馆带(东至隆康,西至漳扎)(图4)。而且,九寨沟旅游区的地缘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其旅游基础设施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上延伸。图5显示了九寨沟旅游区与周边地区的地缘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松潘县的川主寺镇凭借其优越的地理区位,成为区域范围内的主要旅游集散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滞留了本应该在九寨沟附近居住的游客。我们在九寨沟进行的游客问卷调查发现,至少有1/3的九寨沟旅游者来九寨沟旅游的头一天晚上是住在川主寺或者松潘县城。川主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九寨沟的旅游集散中心之一,显然不利于九寨沟沟口及其附近地区旅游集散地的形成,遏制了更多的宾馆沿省道301扩展布局(虽然这种布局可能从生态保护等角度考虑是不合理的),客观上不利于在沟口地区形成更加狭长的宾馆带。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旅游者以川主寺为暂住地,通过川主寺与九寨沟的公路直接进入沟口地区,然后进入沟内旅游区游览,而沟口到川主寺之间的广大地区,旅游者涉足相对较少,形成了一个以沟口和沟内为中心的旅游目的地罩(图4)。
另外,由于九寨沟属于自然保护区,因此对于景区是采取封闭管理方式的,将沟内辟为游览区,沟口成为接待中心和游客集散中心,当地居民称之为“一沟两制”;再加上上述旅游业罩和旅游者罩等形成原因的共同影响,旅游者进入九寨沟沟口地区以后,一般也很少离开沟口地区,进入东西两个方向更远的腹地地区,只是在沟口地区作短暂停留以后进入沟内进行游览,然后同样从沟口地区离开。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从沟口地区往西到漳扎镇,往东到隆康的宾馆带,旅游区特征明显,而在漳扎继续往西的永竹、牙屯、上四寨以及隆康往东的丛牙、沙坝等地区,旅游区特征逐渐消失,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旅游目的地罩的边界暗示(boundarycues)。因此,根据这些特征判定,我们将东到隆康、西到漳扎的沟口地区以及沟内游览区确定为九寨沟旅游区的目的地罩(见图4)。
4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九寨沟旅游区独特的特点为旅游罩现象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九寨沟旅游罩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九寨沟旅游区位置相对偏远、交通不便、远离主要客源市场,其景观和文化与旅游者居住地的景观和文化差异较大,这一方面能够对远程旅游者形成吸引,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旅游者的陌生感,形成自己的个人空间,导致旅游者罩的形成;同样由于九寨沟旅游区的特点,其发展散客旅游、自助旅游的难度较大,旅游者出游以旅行社组织为主,具有较为明显的大众旅游特征,旅行社的安排和旅游区自身散客接待设施的不够完善,使得旅游者难以有充分的自由活动时间和条件,经常被限定在旅行社安排的设施、景点之中,形成旅游业罩;基于九寨沟旅游区的性质及其地缘结构的影响,九寨沟旅游区采取封闭管理的模式,自身一级旅游集散地的功能不够完善,旅游者来到九寨沟后,主要活动局限于沟口和沟内地区,旅游者活动区与非旅游者活动区差异显著,形成了旅游目的地罩。
很显然,在3种类型旅游罩的形成过程中,旅游区的性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九寨沟的实证研究,我们认为,旅游区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接待旅游者的特征,也决定了其旅游业的组织方式,与此同时也影响了其管理模式,构成了旅游罩的形成条件。如果旅游区是自然观光型的、原始的、偏离主要客源市场的,那么其吸引的旅游者往往具有与旅游区差异较大的景观和文化背景,导致旅游者罩的形成;如果一个旅游区因为交通、接待设施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其散客较少,旅游者主要依赖旅行社组织,那么就比较容易形成旅游业罩;如果一个旅游区采取封闭管理模式,依赖异地旅游集散地来组织,具有“飞地旅游”特征,那么就比较容易形成旅游目的地罩(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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