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概论篇1

纽马克语义翻译交际翻译颜色习语

一、引言

人类对颜色有着最基本最直观的共性认知，然而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不同，颜色词的用法存在着差异。颜色词与其他词合成或惯用语统称“颜色习语”。汉英语言中颜色习语十分丰富。被打上不同文化烙印的颜色习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与共性。本文从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探析中英颜色习语的翻译策略。

二、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的产生和界定

彼得・纽马克（PeterNewmark）是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纽马克以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和雅各布森论述的三大语言功能，即表达功能（expressive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function）和劝说功能(vocativefunction)为依据，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纽马克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不仅缓和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不休的局面，还为翻译研究指明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语义翻译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而交际翻译是“以读者为中心，强调翻译的归化，千方百计要为译文读者铺平阅读与理解之路，把一切陌生变为熟识，把一切曲折都拉直”(罗平,2001)。纽马克指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译语的表达形式上。语义翻译力求译文接近原语的语言表达形式，屈从原语文化及原作者；交际翻译注重信息传递的效果，关注点是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和反应。

三、“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在英汉颜色习语翻译中的实践意义

在对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作了一番简要了解后，让我们看这一翻译理论是如何指导中英颜色习语的翻译策略。

1.对于反映英汉文化差异的颜色习语的翻译策略

颜色习语的联想意义在英汉语中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例如，红色对中国人和英美人会产生不同的联想。红色在汉语中象征着喜庆和欢乐，是褒义最浓烈的一个颜色词，如“红榜”，“红运”，“红利”，“满堂红”等。而在英语中，红色大都与暴力、流血和战争有关，因此，霍克斯舍(DavidHawkes)翻译《红楼梦》书名时，避开“红”带给英美人的负面的语义联想，而取其另一书名《石头记》来译为“TheStoryoftheStone”。在英语中由红色组成的短语有：“redalert”,“redruin”,“redbattle”等，表达危险、发怒、禁止等意义。对于反映出两种文化差异的颜色习语，其背后深邃的文化内涵构成理解和交流的障碍，我们应该采用交际翻译理论，以目的语为中心，为译文读者铺平阅读与理解之路，而意译更强调创造性的释义原文（何继红，2004）。因此，以上颜色习语的翻译强调归化的策略，采用意译的方法，红榜―honorroll,红运―goodluck，红利―dividend，满堂红―successineveryfield；redalert―紧急警报，redruin―火灾，redbattle―血战。翻译时，运用目的语的语言规则使译文地道流畅，更合乎目的语文化。

2.对于反映英汉文化共性的颜色习语的翻译策略

在英汉语中有不少颜色习语的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是相同的。例如，黑色在两种语言中都表示不好、阴险、困难等负面意义。英语中有“blackday”,“blacklist”，“black-hearted”。对此，运用纽马克的“语义翻译”理论，翻译在结构和词序上尽可能接近原语，与原语文化产生共鸣。因此，以上采用直译的方法，blackday―黑色的日子/倒霉的一天，blacklist―黑名单，black-hearted―黑心的。对于实物颜色词与基本颜色词组成的复合词，英汉两种语言也有共同点，也适用于“语义翻译”理论，如snow-white,blood-red,purpleblack,均可直译为“雪白”，“血红”，“紫黑”；“玫瑰红，金黄，银白”也可忠实于原语文化的语义内容，直译为“rosecolor,goldenyellow,silverywhite”。

3.英汉颜色习语的翻译还要看其所在的文本类型

纽马克还指出，无论是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都应视原文文本类型而定。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像文学作品适用于语义翻译；而具有信息功能和劝说型功能的文本，如新闻报道和广告宣传等适合于交际翻译。因此，译者应该采用哪种翻译方法，他首先要考虑翻译的重点是放在原作还是面向读者，翻译的目的是提供信息还是规劝读者，然后才能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例如，有一品牌名为“白象”的产品，投放国外市场后始终打不开销路，究其原因，竟是其译名“whiteelephant”在作怪，“whiteelephant”在英语中指累赘物，可见，对于广告这种特殊的文体，即使英语有相对应的语义翻译，由于其目的是规劝目的语读者购买，这种交际目的决定了该习语的翻译侧重于“交际翻译”，所以，要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同样的错误又出现在上海“白翎”钢笔品牌名称的翻译上，其英译为“whitefeather”，虽然从语义的角度，这一翻译还算准确，但在英语国家无人问津，其原因在于英语中有句成语“toshowthewhitefeather”意思是“临阵脱逃”，而“白色羽毛”象征“胆小鬼”。

四、结语

本文在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的指导下，探析英汉颜色习语的翻译策略，我们不能绝对地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二者区分开来。从颜色习语所在的文体角度分析，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参考文献：

[1]邓万学.英汉互译中语言内涵色彩的比较［J］.曲靖师专学报，1994，（4）.

[2]何继红.《红楼梦》英译的跨文化交际意识［J］.同济大学学报，2004，(2).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刘士聪，谷启楠.论《红楼梦》文化内容的翻译［J］.中国翻译,1991，(1).

[5]罗平.谈《红楼梦》诗词中“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A］.外语与文化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红色文化概论篇2

【关键词】李清照；王红公；概念隐喻；《一剪梅》

一、理论介绍

Lakoff和Johnson（1980）的隐喻研究使得人们不再将隐喻仅视为语言的装饰，不同学者采取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对隐喻加以探讨和研究，如认知实验方法下的隐喻研究，人类学角度的隐喻研究，语言习得与隐喻的发展等。隐喻不仅成为一个理论问题，也成为应用性的研究课题（Cameron&Graham，1999）。Lakoff和Johnson（1980）认为，人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概念体系本质上是隐喻性的，这就是“隐喻概念体系”（metaphoricalconceptsystem）。人们以一个概念理解建构另一个概念，也以一个概念的词语去谈论和表述另一个概念，这就是“概念隐喻”（conceptualmetaphor）（Lakoff&Johnson，1980：3-6）隐喻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和语言中（赵艳芳，2000：106），因此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内从语言对比的角度对英汉语中概念隐喻及其常见表达的异同进行分析有助于隐喻研究的深化。

Lakoff和Johnson将概念隐喻分为结构喻（structuralmetaphors）、方位喻（orientationalmetaphors）及本体喻（ontologicalmetaphors），这一分类成为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研究的基石。结构喻指隐喻中始源概念域的结构可系统地转移到目标概念域中去，使得后者可按照前者的结构来系统地加以理解。通常是用源域（sourcedomain）中具体的、已知的或比较熟悉的概念去类比目标域（targetdomain）中抽象的、未知的或比较生疏的概念。方位喻运用诸如上下、前后、里外、深浅、中心―边缘等表达空间的概念来组织另一概念系统。这与我们的身体构造、行为方式密切相关。将具体的空间方位概念投射于情绪、身体状况、数量、社会地位等抽象的概念上。本体喻用关于物体的概念或概念结构来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经验。如可将抽象的概念喻说成具体的物体，可使后者的有关特征映合到前者上去，其中可分为三小类：（a）实体和物质隐喻（EntityandSubstanceMetaphors）把经验视作实体或物质，通过后者来理解前者，就可对经验做出相应的物质性描写，如指称、量化、分类，使其带上某类物质的特征，加以引申，进行推理，分析其相应的原因等。（b）容器隐喻（ContainerMetaphors）将本体（不是容器的事物、大地、视野、事件、行动、活动、状态、心境等）视为一种容器，使其有边界、可量化、能进、能出。（c）拟人隐喻（Personification）将事物视为具有人性就是一个明显的本体隐喻。[1]

二、文本分析

1.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Redlotusincensefadeson＼Thejeweledcurtain.Autumn＼Comesagain.GentlyIopen＼Mysilkdressandfloatalone＼Ontheorchidboat.

“香残”一词用“残”字来表述“香”的消逝，可用本体喻下的实体和物质隐喻（EntityandSubstanceMetaphors）对其进行分析，用有形的动作修饰无形的知觉，栩栩如生之感顿生。同时，这一机制也可用于解释“玉簟”：通过玉的光泽来理解竹席的特征，可使其带上玉石的色泽特征。“兰舟”一词也可作相似的解释。译文的“incensefadesonthejeweledcurtain”中“fade”一词与原文的“残”在意韵表达上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将香译为消逝在竹帘上与原文表达的意思有所不同。

“兰舟”即木兰舟，船的美称，木兰树所制的舟船。“兰舟”一词被赋予性色彩始于《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中《一剪梅》一词。该词译文中融合了大量的元素。其中译者将“轻解罗裳，独上兰舟”，“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译为：“GentlyIopen＼Mysilkdressandfloatalone＼Ontheorchidboat"，"Flowers，aftertheirkind，flutter＼Andscatter.Waterafter＼Itsnature，whenspilt，atlast＼Gathersagaininonepiece.＼Creaturesofthesamespecies＼Longforeachother"。译者将词人在上阕中“轻解罗裳”演绎为词人的诉求：“落花飘散循其类，流水溢聚因其性”，译者据此隐喻词人的性孤独、，孤儿联想到词人乘兰舟荡漾。王红公同时在注释里称“兰舟：指词人之性事，亦或确指其”。1971年王红公与钟玲合译、出版《中国女诗人》时，他便将“兰舟”与女性结合起来，取书名《兰舟：中国女诗人》。他明知“兰舟”是“MagnoliaBoat”，却为诗意起见，译为“OrchidBoat”。他的诗人灵感将“兰舟”赋予女性色彩，象征女性美，甚至暗喻成女性的性器官。重译《一剪梅》时，王红公明确注释“‘兰舟’是女性性器官的常用比喻。”在此后创作中，他也成功地将这一词语纳入主体诗歌中。“兰舟”一次经过他的译介，吸纳了涵义，成功融入了美国本土文学，实现了经典化构建。[2]

2.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Whocan＼Takealetterbeyondtheclouds？＼Onlythewildgeesecomeback＼Andwritetheirideograms＼Ontheskyunderthefull＼MoonthatfloodstheWestChamber.

在中国古代，鸿雁可作书信的代称，常见“鸿雁传书”。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鸿雁比喻书信。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中有“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一句。此外，欧阳修在《戏答元珍》中也写道“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由此可以看出，归雁实际上是隐喻书信，并非真正的描写大雁。中国古代自身的背景让大家对这一隐喻并不陌生，但这一隐喻却无法在译文中体现出来。“wildgeese”虽译出“雁”这一字，但由于文化的缺失造成了翻译对等词的空缺，不仅对理解原文没有帮助，可能会使读者产生不解。且“雁字”是指雁群排列的形状，而不是如译文所说大雁在书写某种符号。“月满西楼”一处也进行了隐喻处理。将西楼作为一种容器，而月光则似装在容器中的液体。译文中选择含义有一为“灌满”和“淹没”的“flood”一词事实上也按照原文对月满进行了隐喻处理。

3、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Flowers，aftertheirkind，flutter＼Andscatter.Waterafter＼Itsnature，whenspilt，atlast＼Gathersagaininoneplace.＼Creaturesofthesamespecies＼Longforeachother.Butwe＼ArefarapartandIhave＼Grownlearnedinsorrow.

徐炳昌曾将隐喻分为八类，分别为判断式、偏正式、同位式、并列式、替代式、描写式、迂回式和故事式隐喻。（转引自王寅411-412）而此处的“花”和“水”因为只出现了喻体没出现本体，以喻体代替本体，以二者来代替词人自己与其丈夫，所以可归为替代式。而且汉语中本身也有“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来表示一厢情愿的用法，同样采用“流水”和“落花”来代替男女。隐喻一般都是从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常见的概念域来认知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罕见的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系统之间的联系。王寅教授在其著作中对中国古人的“愁”的隐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此处的“一种”和“两处”这两个量词将“相思”、“闲愁”具体化、形象化了，以量词代表的具体的熟悉的概念域来认知抽象无形的概念域。

4、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Nothingcanmakeitdissolve＼Andgoaway.Onemoment，＼Itisonmyeyebrows.＼Thenext，itweighsonmyheart.

中文中“眉头”、“心头”二词本身就采用了实体和物质隐喻（EntityandSubstanceMetaphors）这一隐喻机制，将“眉”和“心”都当做一个整体，通过人类这一整体形象的“头”来理解“眉头”和“心头”可以对二者做出相应的物质性描写。而“下”、“上”二字通过形容词动词化不仅将“情”这一事物形象化、生动化，视其为一种拟人隐喻，而且也可理解为一种方位隐喻。方位隐喻指参照空间方位而组建的一系列隐喻概念。空间方位来源于人们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概念，如：上――下，前――后，中心――边缘等，人们将这些具体的概念投射于情绪、身体状况、数量、社会地位等抽象的概念上，形成许多方位词语表达抽象概念的语言表达。此处通过“下眉头”、“上心头”与前文相呼应，赋予“此情”一种不由自主的生命状态，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生命体，无论“下眉头”或是“上心头”都是“此情”自身发出的动作，突出了作者的“无计”之感。王红公的英译中更多的是将“此情”实体化，也就是实体物质隐喻，“dissolve”的解释中含有固体溶解和消散之意，而此处作者选取“dissolve”也有可能是想造成一种模糊，因为后文的“on”和“weigh”都体现了“it”的重量和体积，或与古诗词“载不动，许多愁”以及“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愁”中将愁思物化的手法相似，因此可以看出译者此处也采用了本体隐喻的机制。

三、王红公的翻译主张对其翻译的影响

中西李清照词英译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内中国译者翻译的李清照词，译者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以忠实于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特点；而是英语世界西方译者翻译的李清照词，以模拟汉语诗歌结构和意境表达为特点，努力保留异族文化特色，面向西方读者；三是英语世界华裔学者翻译的李清照词，既忠实传播祖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同时兼顾西方读者的接受。

王红公翻译的李清照词，一个总的特点是，译诗本身是卓越的英语诗歌。按照美国诗人WilliamCarlosWilliams的话来说，一是敏感超群，而是具有美国风格。虽然王红公的译诗以其简洁明了的诗歌风格，极大地影响了一大批美国诗人。但所谓译诗，他从不把忠实于字面意义的传达作为其翻译的目的。王红公倡导的“同情”诗歌翻译观，强调译者用译入语进行再创造，译文要传达原作的神韵，要给读者带来没的感受。在李清照诗词英译过程中，他实践了“译者是‘辩护律师’”的主张，彰显了译者的权利和自由。他运用创造性翻译策略，给西方读者展现了李清照诗词的美和境界，其优美、典雅的译诗得到了学界广泛好评。WilliamLockwood称“他（王红公）再创了李清照充满想象的诗歌之光辉，并因此把她明亮、丰富的个性待到我们生命之中。”[4]

王红公提出诗歌翻译是“同情”行为。他称：“将诗译成诗是一种同情行为--将自己与另一个人相认同，将他的话变成自己的话。我们知道，一位好的译者是不会对照文本逐字翻译的。他不是人，而是全力以赴的辩护律师。他的工作是一种特殊的请愿。诗歌翻译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同化，看陪审团是否被说服。”（Rexroth，1961：19）他强调译者不应受到文本文字的羁绊，而应该积极向作者靠近，真切地体会作者的创作经历和情感体验，结合译语的文化与习惯，适应译语读者的接受心理，然后用自己的语言传达作者的情感。他认为，翻译不仅停留在认知层面（理解原作），更是情感的投入（感受原作），是译者和作者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流。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译者才可能译出原作的精华。他的翻译标准是“同化”，在归化的情况下使译文迎合读者体味（taste）。雷氏的翻译观与当代西方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AndreLefevere的观点不谋而合：强调翻译的“忠实”是不正确的，甚至它不是语言层面的对等的问题。实际上，翻译涉及到由译者在意识形态、诗学、文化体系的层面上所决定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5]

王红公译介的李清照诗词在译者文化身份与时代特征中得以“再生”，译文寻求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语境中的“传神”、“传情”样态。他生动的解读与灵活的英译打破了译诗“忠实”与“误译”的二元对立，实践了他的“同情”诗歌翻译思想。译文令英语读者欣赏到了“异样”的李清照。他跨越时空“邂逅”李清照后，凭借“易安词”叙述了自我，丰富了自身的诗歌创作，缔结了一段令人瞩目的中美“诗缘”。

【参考文献】

[1]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郦青.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3]李华.宋词三百首详注[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

[4]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D].广西师范大学，2003.

红色文化概论篇3

关键词：色彩模式；RGB；CMYK；HSB

色彩是人对光波的视觉反应。数字化处理图像图形中，对色彩的认识需要有一个基本标准，即所谓的色彩模式。视觉反应的色彩光波来自于发光体和反光体两种形式，典型的例子：前者是显示器屏幕上的荧光成像点（像素），后者是印刷品。在应用技术上对色彩模式，为发光(体)形式定义出RGB模式，为反光(体)形式定义出CMYK模式，为人的视觉形式定义出HSB模式。每种模式对应着独自的色彩概念，我们来讨论RGB模式的数值化定义形式，为理解软件中图像图形处理的众多概念奠定一个色彩认识的基础。

一、荧光像素颜色

显示器屏幕由称之为“像素”的可发光单位按行按列组成，像素的直径约0.35毫米或0.26毫米。其原理是一个像素由三个发光点构成，每个发光点（分别由经电子轰击可发出红绿蓝三种颜色之一的三种荧光粉制成）独立发出红绿蓝三种颜色之一，发光点可发出从低到高的多种强度等级(不妨设为256级，理论上每个发光点可发出更多等级的光，但制造技术难)的光，三个发光点各自发出不同等级的光组合后就是这个像素的发光颜色。三个发光点都发最低等级的光时像素显为黑色，三个发光点都发最高等级的光时像素显为白色，发光等级的从低到高产生了像素光色的从无到有。绿和蓝发光点发最低等级的光，红发光点发不同等级的光时，像素显示为不同等级的红色，同样道理像素可显示为不同等级的绿色和蓝色。屏幕上所有像素的颜色宏观上显示出“一幅图像”――屏幕上的视觉内容，像素颜色迅速地变化,屏幕上的内容就动起来了。

每个像素能发出近1700万种颜色中的任意一种，虽然不及人的视觉色彩范围，但已经足以让人觉得色彩的丰富了。屏幕像素的发光原理定义出像素颜色的有限性，这样的发光特性决定了软件处理色彩的基本准则，即色彩模式。

二、RGB模式

定义称之为红（Red）绿(Green)蓝(Blue)的三种基本颜色(三基色)，每种基本颜色定义成0至255的256个所谓强度等级，令r、g、b各自在红、绿、蓝的0至255的范围中取值，称有序三元数(r，g，b)的集合为色彩的RGB模式，即:

RGB模式={(r，g，b)|0≤r≤255,0≤g≤255,0≤b≤255}

这个模式共定义出256×256×256=16777216种颜色，每种颜色用形式(r，g，b)表示，谈及色彩的RGB模式就是谈及这16777216种颜色(人对自然界的色彩感觉远远多于这些种)，在数字化图像图形处理中谈到RGB模式下的一种颜色，就是在具体谈论一个三元数组(r，g，b)，反之亦然。

RGB模式中仅几种颜色能准确对应上日常言语中的名字，它们是：

红(255，0，0)，绿(0，255，0)，蓝(0，0，255)；

黑(0，0，0)，白(255，255，255)；

灰(n，n，n)1≤n≤254;

黄(255，255，0)，青(0，255，255)，紫(255，0，255)。

对RGB模式应注意：

1.灰色的特点是三元数组(r，g，b)中的值相等，值由小到大的254种灰色可简单分别称为暗灰色、中灰色、亮灰色。自然的可以认为灰色的极限是黑和白，或白和黑之间的过度是灰色。

2.在RGB模式下没有颜色的饱和度、亮度的概念；红绿蓝是基本的色，黑灰白黄青紫是由基本色产生的颜色。

3.取RGB模式的子集构成简单的色彩模式，如取黑白两种构成“位图”模式，取所有灰色及黑白构成“灰度”模式，任意取256种构成所谓的“索引”模式。

位图模式={(0，0，0)，(255，255，255)}

灰度模式={(n，n，n)|0≤n≤255}

索引模式={ci|0≤i≤255,ci属于RGB}

三、CMYK和HSB模式

限于篇幅，我们不讨论原理和相关概念，仅给出CMYK模式和HSB模式的定义。

1.定义称之为青C（Cyan）紫M(Magenta)黄Y(Yellow)黑K(Back)的四种基本颜色，将每种基本颜色定义成0%至100%的101个“浓度”等级，令c、m、y、k各自在青、紫、黄、黑的0%至100%的范围中取值，称有序四元数(c、m、y、k)的集合为色彩的CMYK模式，即:

CMYK模式={(c，m，y，k)|0%≤c≤100%,0%≤m≤100%,0%≤y≤100%,0%≤k≤100%}

称(0%，0%，0%，0%)为白色，称(0%，0%，0%，100%)为黑色。

2.定义名为“白”和“黑”的两种所谓影响色，分色相H(Hue)成360种基本颜色，一种基本颜色中混有白影响色的程度称为饱和度S(Saturation)，混有黑影响色的程度称为亮度B(Bright)，令h在0至359间取值，s和b在0%至100%取值，称有序三元数(h、s、b)的集合为色彩的HSB模式，即:

HSB模式={(h，s，b)|0≤h≤359,0%≤s≤100%,0%≤b≤100%}

s接近100%，意味着基本颜色中混有白影响色少，称色相饱和度高；b接近100%，意味着基本颜色中混有黑影响色少，称色相亮度高。

四、色彩模式的运用

数字化的RGB模式，是根据荧光屏（人造设备）发光原理定义的，称之为“加色模式”，即RGB模式中的颜色是从无到有将基本色（电子轰击荧光粉发光）适量相加(混合)而得到的。RGB模式恰当地描述了显示器荧光屏像素的光色原理，为软件处理图像提供了颜色标准。有观点认为RGB模式适于描述发光物体的光线颜色，笔者认为应当说，RGB模式“仅适于在显示屏幕上”用“像素的发光原理”模拟描述物体的光线颜色。CMYK模式适于描述物体的反光颜色，特别是印刷品；HSB模式适于描述人的视觉对光的颜色反应。

三种模式中的颜色有同名的，但在各自模式中定义的同名颜色的本质（电磁波长及相混程度）是不同的，不能把一种模式下的颜色当成另一种模式下的同名颜色。CMYK和RGB模式中没有明确的补色、饱和度、亮度的概念。补色的概念产生于HSB模式中，意义在于调整它的相对颜色，而应用却是在CMYK模式中和RGB模式中。

数字化处理使用的显示器像素颜色“根深蒂固”地由RGB模式定义，在显示器上观看图像图形在CMYK模式下的效果，本质上是在观看图像图形在RGB模式下的颜色效果（或看到的是图像图形在CMYK模式下的近似效果）――能在RGB模式中对应的CMYK模式颜色表现出CMYK（也是RGB）颜色，不能在RGB模式中对应的CMYK模式颜色，用RGB模式中最近似的颜色代替。

色彩模式相关概念比较：

应用色彩模式时要准确对应适当的对象，一般地，人们谈论色彩时使用着HSB模式，而不管色彩(光线)是来自于发光体还是反光体，比如人用明、暗、鲜艳（都是HSB模式中的概念）与否，从感觉上谈论屏幕图像或纸上的印刷品。

红色文化概论篇4

1问题的提出

期望值(ExpectedValue)是一个有关不确定事件推理的基本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一个目标是否值得追求取决于两个因素：目标本身的价值(Value)和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概率，Probability）。期望值即概率和价值的乘积(EV=p×v)。期望值在动机（激励）和学习（强化）理论中有重要意义。美国心理学家弗罗姆(V.Vroom)提出的激发人动机的激励理论就是以期望值为核心的。另外期望值在风险决策理论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期望值往往主要指价值，不包含可能性，而我们研究中所用的概念是管理激励理论中整理的概念）。

期望值判断对研究儿童概率推理的发展很有用[1]。对机会和概率的认识是个体在不确定世界中生存的一个基本的适应性工具，而期望值判断是提高概率理解能力的主要渠道。但目前对儿童的期望值判断的研究很少，一些对儿童概率发展的研究多数涉及的是概率的数学概念，却不涉及价值。这种概率的抽象数学概念与儿童的日常生活关系并不密切，现在的研究则更重视概率概念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和应用，研究者用概率概念不用正式的数学定义，而是用儿童可以感知的形式[2,3]。期望值判断和儿童日常活动息息相关，是连接儿童的概率概念和日常生活的一个桥梁。另外，期望值的研究对儿童的教育很有意义。现在的家长普遍对自己的孩子有很高的期望，家长的期望是否能成为孩子的动力，一方面与孩子对这种期望的价值的认识有关，另一方面与孩子对自己实现家长期望的可能性判断有关。如何利用儿童的期望值判断激励儿童，提高他们的学习动机，这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再则，儿童对期望值的判断还影响儿童对待风险的态度，而对风险的态度又直接影响儿童的社会适应性。因此对儿童期望值判断的研究很有意义。

然而关于期望值判断的研究在发展心理学领域却被忽视了[4]，此类研究多针对成人被试，对儿童的研究只有为数很少的几项，虽然这些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信息整合理论）是一致的[4]，但研究结论却不一致。

Hommers(1980)的研究曾要5～13岁儿童在用钱打赌的任务中做出期望值判断。他报告42个被试中的26个同时考虑概率和价值，但13岁的儿童尚不能运用乘法规则[5]。此研究没有给出年龄趋势和儿童整合规则的形成过程。Anderson(1980)发现9岁儿童可以用乘法规则[6]。Schlottmann和Anderson(1994)的研究发现8岁以上的儿童能够用乘法规则判断期望值[4]。但这个结论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模型所做的推论，而不是直接由儿童报告的推理过程得到的。因此，Schlottmann(2001)本人也认为有关儿童对期望值的判断还需要更多的研究[7]。

关于儿童期望值判断的研究，国内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考察儿童对简单任务的概率推理以及他们进行期望值判断的特点，并探察发展的年龄趋势。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儿童的期望值判断是否同时考虑到价值和概率，如果是，什么年龄开始整合这两个因素，如果没有，他们更注重价值还是更注重可能性，由此可以探察儿童对待风险的态度。另外本研究设置大学生被试组，以考察儿童期望值判断与成人水平的差距。

本研究结果可为儿童教育、提高儿童动机水平提供心理学依据。

2研究方法

2.1被试

7岁、9岁、12岁被试各24名，分别为北京市某小学一年级、三年级和六年级学生，平均年龄分别为6.8岁、8.9岁、11.9岁，其中男女学生各半；大学生被试24名，为北京市某高校管理专业学生，平均年龄为21.3岁，男女各半。

本研究选择大学生被试作为成人对照组，是为了探察儿童认知发展的上限，考察小学儿童的期望值判断是否能够达到成熟，探察认知发展的成熟模式。

2.2实验材料

带指针的转盘若干，由计算机光盘制作而成。一个玩具小猫，小鱼卡片若干。

2.3实验程序

在一个安静的房间对被试进行个别施测。在实验中告知被试和小猫一起玩个游戏，小猫玩这个游戏可以挣它喜欢吃的鱼。小猫转动转盘上的指针，如果指针停在圆盘的红色地方，小猫就能得奖（鱼），如果停在白色地方就没有奖（鱼）。告诉被试，小猫想玩这个游戏得好多好多鱼，得的鱼越多，小猫越高兴。

每个转盘上红色区域所占面积为1/4、1/3、1/2、3/4不等，转盘上红色区域的大小决定赢的概率，红色区域旁边摆放小鱼卡片数目为1、2、3、4、6张不等，其数目多少代表奖励的价值大小。在给出指导语的过程中，向儿童演示转动指针。实际实验中不进行实际操作，因为对输赢的反应可能会影响判断。

正式实验中有5种任务，每种任务有三个测试题目，共计3×5=15个题目。15个题目呈现顺序随机。每个测试题中给被试呈现两个转盘A、B，AB摆放顺序随机，要求被试按照指导语从中做出判断选择。

实验指导语为：这两个转盘，小猫可以挑一个玩，随便玩多少次都行，但只能在两个里面挑一个转盘玩。记住，小猫想挣好多好多鱼。现在你告诉我，在这两个转盘里，小猫更喜欢玩哪一个，还是挑哪个都一样，为什么？

每个题目重复3次，但在15个题目都结束后再进行下一轮重复，15个题目每次重复的顺序随机。

5种任务分别变化两个转盘的获胜概率和奖励数目：

任务1：概率相等，价值不等（两个转盘红色区域面积相等，奖励的小鱼卡片数目不等）；

例如：A盘1/4的面积为红色区域，红色区域旁边摆放小鱼卡片1张，

B盘1/4的面积为红色区域，红色区域旁边摆放小鱼卡片3张。

任务2：价值相等，概率不等（奖励的小鱼卡片数目相等，红色区域面积不等）；

例如：A盘1/4的面积为红色区域，红色区域旁边摆放小鱼卡片2张，

B盘1/2的面积为红色区域，红色区域旁边摆放小鱼卡片2张。

任务3：概率不等，价值不等（转盘红色区域面积不等，奖励的小鱼卡片数目不等），期望值相等；

例如：A盘1/2的面积为红色区域，红色区域旁边摆放小鱼卡片2张，

B盘1/4的面积为红色区域，红色区域旁边摆放小鱼卡片4张。

任务4：概率不等，价值不等，期望值不等，但概率、价值变化方向一致（红色面积大的转盘，奖励的小鱼卡片数目也多；红色面积小的，奖励数目也小）；

例如：A盘1/2的面积为红色区域，红色区域旁边摆放小鱼卡片4张，

B盘1/3的面积为红色区域，红色区域旁边摆放小鱼卡片3张。

任务5：概率不等，价值不等，期望值不等，但概率、价值变化方向相反（奖励多的转盘获胜概率小，奖励少的概率大）。

例如：A盘1/2的面积为红色区域，红色区域旁边摆放小鱼卡片2张，

B盘1/4的面积为红色区域，红色区域旁边摆放小鱼卡片6张。

2.4实验数据编码

本研究以“记分”和“水平划分”两个指标对研究结果同时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1)被试判断得分

被试对每个题目的三次判断都通过则记1分，每种实验任务满分为3分；

(2)被试理由可划分为4个水平：

说不出理由或理由完全无关（如这个角度好看），为水平0；只说出价值或概率一个维度，为水平1；同时说出价值和概率两个维度，为水平2；同时说出价值和概率两个维度，并且计算乘积或倍数关系，为水平3。

因为每种实验任务有3个测试题目，如果儿童在3个题目中陈述的理由表现出不同水平，则以其高水平为准。

3结果和分析

实验数据用spss8.0进行统计处理。

3.1儿童期望值判断的发展

将实验结果进行4（年龄）×5（任务类型）的方差分析，发现年龄的主效应显著，F(3,92)=21.502,p＜0.001；任务类型的主效应也显著，F(4,368)=263.916,p＜0.001。年龄和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12,368)=4.339,p＜0.001。说明随年龄增长，被试在各任务间成绩的差异在减小。

进一步分析发现，各年龄组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任务1、任务3和任务5中（p值都为0.000），而任务2和任务4中的年龄差异不显著（P值分别为0.033和0.222）。不同任务成绩的差异则在各个年龄组都存在，且都差异显著(p＜0.001)。

由表1结果可以看到，各年龄组被试对于任务1、任务2和任务4的成绩均较好，因为任务1和任务2是简单的一维任务，被试只需根据一个维度做出判断即可，而任务4则不论考虑一维还是两维都能做出正确判断，因此被试在这三种任务中均有很高的正确率。而任务3和任务5是两维冲突任务，而且需要乘法规则的运算，相对较难，被试成绩也相对较差。

值得注意的是，任务2可以看作是一个概率推理任务，结果表明，7岁儿童也能进行概率推理，他们能够区分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大小。

表1各年龄组被试在各任务中的判断得分

附图

由表1结果可见，低年龄儿童在进行期望值判断时，如果只需要进行一维判断，或者如果事件的价值和发生的概率没有冲突，就能做出正确选择；在两个维度发生冲突时，低年龄的被试判断往往不正确，12岁组被试和大学生被试在此两个因素有冲突时，能够相对较好地对这两个因素进行整合，从而做出正确判断。

3.2对儿童期望值判断理由的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其判断过程和发展趋势，我们对各任务类型和被试提供的判断理由进行分析。

因为任务1和任务2是简单的一维任务，因此儿童陈述的理由水平不足以反映其实有最高水平，因此我们在此着重分析任务3、4和任务5。

3.2.1无冲突情境中期望值判断的理由分析

任务4为无冲突的实验情境。由被试在任务4中提供的理由可见，各年龄组的被试在进行无冲突任务的期望值判断时，多数都能同时考虑到概率和价值两个因素，见表2。X[2]检验结果表明，各年龄组被试均是水平2占优势，差异均达p＜0.01显著水平。

表2各组被试在任务4中理由水平的人数分布

被试

水平0

水平1

水平2

水平3

7岁

1

9

14

9岁

7

17

12岁

0

5

19

成人

1

1

20

2

3.2.2冲突情境下的期望值判断理由分析

任务3和任务5属于冲突情境。结果发现，在概率和价值两个因素有冲突时，多数7岁和9岁的被试仅以一个维度做出判断，多数12岁被试考虑到两个维度，但尚不能正确运用乘法法则，而约半数的大学生运用乘法法则做出了正确判断（见图1与图2）。

结果表明，儿童理解在进行期望值判断时概率和价值两个变量是有关联的，但却不知道两个变量究竟是何关系。

附图

图1各年龄组被试在任务3中的理由水平分布

附图

图2各年龄组被试在任务5中的理由水平分布

图1的结果表明，随年龄增长，儿童在冲突情况下进行期望值判断时，能够同时考虑两个维度的人数增加，能够进行乘法法则的人数增加，表现出发展趋势。x[2]检验结果表明，7岁和9岁组被试水平1占优势（7岁：x[2]=31.75,df=2,p=0.000；9岁：x[2]=27.25,df=2,p=0.000），12岁组水平2占优势(x[2]=7.75,p＜0.05)，大学生组水平2和水平3势均力敌(x[2]=1.75,p＞0.05)。由图2得到相似的发展趋势（不同的是大学生组各水平人数有差异，显示出个体差异，p＜0.01，而12岁组水平1和2的人数接近）。

如前文所述，由表2结果发现，7岁和9岁组被试也是水平2占优势，图1和图2的结果却显示两组被试是水平1占优势，这两个结果貌似不同，实则不然。这正说明，降低实验任务难度可以挖掘儿童的潜能，而较难的实验任务则可能会抑制儿童认知水平的体现。

任务3是实验中难度最大的任务，在这个任务中，在两个转盘的期望值相等的情况下，儿童必须考虑两个维度，而且只有完全掌握乘法规则后才能正确判断。儿童如果不能做出等价的选择，那么他们的最终判断更注重概率还是价值呢？统计结果发现，各年龄组被试均更重视概率而相对忽视价值（见表3），比率统计分析表明，7岁组、9岁组和大学生组差异都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12岁组差异不显著。

表3各年龄组被试在任务3中的理由选择频次

任务

7岁

9岁

12岁成人

选择“概率”48

42

35

28

选择“价值”21

27

31

14

其他

3

3

6

30

注：每个年龄组的总频次为3（题目数）×24（人数）=72。

其他指未做选择，或做出等价选择。

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的结果有所不同。有研究表明，在期望值判断的任务中成人更愿意回避风险，而选择获胜概率大的事件[8]，这个结论与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而人们一般认为，在同类任务中，儿童和青少年比成人更倾向于冒险[9]，本研究却发现在群体水平上，儿童与成人有一致的倾向。当然，个别差异是存在的，每个年龄组都有选择冒险的个体。这种实验结果的差异一方面可能是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的差异，也可能是实验情境的差异，Schlottmann等人(1994,2001)的实验任务更复杂，其期望值模型为EV=pv[,1]+(1-pv[,2])。儿童对待风险的态度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3成人期望值判断的结果分析

由表1、图2和图3可知，成人在进行期望值判断和理由陈述时，虽然他们的整体成绩显著优于儿童，但仍有一半的被试没有掌握乘法规则，表现出很大的个体差异。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事件需要人们做出精确计算，事实上对多数事件的期望值也不可能做出精确计算，人们往往进行的是大致的估计，在没有经过学习的情况下，成人也很难自发地形成期望值的精确概念。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按照皮亚杰的理论，小学儿童处在具体运算阶段，他们在通过皮亚杰的守恒任务时可以同时考虑两个因素的特征，在本研究的期望值判断任务中，小学生被试也显示了相似的认知水平，即同时考虑价值和概率两个因素（本研究中的水平2），但两维冲突情境下的期望值判断是形式运算阶段的任务，需要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到相应阶段，因此不难理解小学生被试多数未达到水平3，而处在形式运算阶段的成人成绩显著优于小学生。但皮亚杰同时也发现即便处在形式运算阶段的很多成人也不能完成形式运算的任务。本研究结果与皮亚杰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本研究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本研究是一个初步的探索，研究中的概率和价值大小都是客观值，在现实生活中，事件发生的概率和价值可能少有客观明确的数值，因此人们经常做出的是主观判断，他们往往对事件的概率和价值做出主观估计，尤其是事件的价值的判断主观性更大，常见的例子是，一个馒头对于一个饥饿的人和一个饱腹的人的价值（效用）是不同的，对于儿童来说，10元钱对于一个山村的孩子和一个城市的孩子效用也是不同的。因此，本研究的下一步工作将是儿童的主观期望效用(subjectiveexpectedutility)的研究。

4结论

学习理论、动机理论和判断决策理论都认识到期望值判断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在，它对儿童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察了儿童和成人的期望值判断，得到以下结论：

(1)在本研究的实验任务中，7岁的一年级儿童既有初步的概率概念，在对简单不确定事件进行推理时，他们能够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并能做出正确的期望值判断。

(2)儿童的期望值判断表现出随年龄而发展的趋势，而发展的加速期主要在9岁以后；

(3)在概率和价值无冲突的任务中，各年龄组被试多数都能够同时考虑到概率和价值两个维度；在这两个维度有冲突的情境中，儿童对二者的相乘关系的认知呈现发展趋势，7岁和9岁组的认知水平较低，12岁组被试认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其乘法规则的运用仍逊于成人水平。而成人的成绩表现出很大的个体差异。

(4)在期望值相同的情况下，儿童更注重事件发生的概率而相对忽略价值。

【参考文献】

1AndersonNH.Probabilitydevelopment.In:AdersonNHed.Contributionstoinformationintegrationtheory:Vo13.Hillsdale,Nj:Erlbaum.1991.83～108

2AcredoloC,OConnorJ,BanksL,HorobinK.Children'sabilitytomakeprobabilityestimates:SkillsrevealedthroughapplicationofAnderson'sfunctionalmeasurementmethodology.ChildDevelopment,1989,60:933～945

3SchneiderK,HanneK,LehmannB.Thedevelopmentofchildren'sachievement-relatedexpectanciesandsubjectiveuncertainty.JournalofExperimentalChildPsychology,1989,47:160～174

4SchlottmannA,AndersonN.Children'sjudgmentsofexpectedvalue.DevelopmentalPsychology,1994,30(1):56～66

红色文化概论篇5

关键词：红范畴化隐喻认知

一、引言

“红”是基本颜色词之一。颜色词是一个极其活跃的词类，是语言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颜色词都受到语言学方面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如张旺熹就颜色词的联想义展开了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出颜色词意义复杂性的深层原因，张清常勾勒了汉语颜色词的宏观框架等。在探讨语言和认知关系这一问题上，颜色词和颜色认知是引起人们极浓厚兴趣的研究领域，认知心理学的发展给颜色词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杨永林在《色彩语码研究一百年》一文中，评述了百年来国内外在色觉感知、色彩认知和色彩语码方面的研究，指出颜色不再是一种空泛抽象的心理表征，转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形象。

颜色的感知与生理联系最直接，最容易被沾染上文化的色彩，因此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以颜色的直观形式出现――哪怕是抽象的事物，也往往会以具体表现形式的具体颜色留在人们的脑海中，成为认知加工的对象。因此，颜色词，尤其是基本颜色词，联想意义或象征意义异常丰富，其词义得到了更大的扩展。“红”几乎是所有民族、文化中的基本颜色词之一，在中国文化中更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赋予了颜色词“红”大量的引申意义，使其成为汉语中一个典型的多义词，也是汉语中内涵最丰富的词汇之一。

那么“红”作为颜色词，其本义和引申意义都是如何而来的，其理据是什么？本文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试着对这几方面进行探讨与分析。

二、“红”作为颜色词的范畴化

颜色词是人类基本的认知范畴。人类的认知与语言的发展脱离不开人的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和经验，对颜色的认知是人类对外部世界认知和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皓明等指出，生存环境中的自然事物对人的视觉器官产生了最直接的刺激，形成了最初的颜色感知经验，从而促使人们形成了最基本的颜色概念并产生了基本颜色词。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必须对颜色这种连续体上千百万种颜色进行分类和范畴化，否则人类便无法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也无法对经验进行处理、构造和储存。

张维鼎介绍了Berlin和Kay的实验研究。他们将使人产生明显感觉的颜色域称为焦点颜色。焦点颜色域是对颜色连续体进行切分和范畴化的定位参照点系统。Taylor提到，和非焦点色相比，焦点色在感知上更加显著，在短时记忆中更准确，在长时记忆中更容易保持，在辨认实验中反映时间更短，在儿童语言习得中出现得早。这说明颜色范畴具有典型的中心成员，即原型（prototype）和非典型的成员之分，从而表明焦点色或原型在人类对颜色认知的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在颜色的语义场里，焦点颜色不仅确立了基本颜色范畴的语义内容，而且作为基本颜色范畴中的中心成员，是其他颜色概念的语义原型。典型的红色（正红），就是焦点红色，即红色的原型意象。说到“红”，首先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就是红色的原型意象――典型的红色“正红”，然后我们会以这种红色意象为中心联想到“紫红”、“橘红”、“深红”、“浅红”等其他非典型的边缘性的红色。

认知语言学认为，所有范畴都是模糊范畴，颜色作为一个基本范畴也有模糊性。“红色”范畴中，正红，或鲜红，是典型成员，是“红色”的原型，绝对属于“红色”，而“浅红”则不那么典型。因此，可以对“红色”范畴中的一些成员进行以下排列：

正红紫红桃红浅红

颜色范畴的模糊性必然导致颜色词的模糊性。至于从哪一点开始算做紫红，又从哪一点开始算做桃红，人们无法划出清晰的界限，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三、“红”的隐喻化意义

“红”一词，在汉语中是一个典型的多义词。而一个多义词就是一个范畴，其中有中心意义和边缘意义之分，Langacker指出：一个典型的词项代表了一个复杂的范畴，它不是仅有一义，而有多个相关的意义……这些意义通过范畴化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网络……（王寅，2007）

在“红”这个范畴内，除了单纯表示具有红色这种颜色特征的事物，即其中心意义之外，还有着相当丰富的语义延伸用法以表达各种抽象概念。那么红色的多义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多义性是如何产生的，即其理据是什么？

与传统语义理论对多义现象的解释不同，认知语言学家Taylor的研究表明，一个词的各种意义构成一个语义范畴，它们围绕着原型（词的中心意义）以家族相似性（familyresemblance）的关系发生联系，并形成一个意义链条或语义网络（后者由前者构成），语义链上相邻的成员因语义的扩展而共有某些属性，但不相邻的成员却不一定有共同的属性。一个词的中心意义与它的语音形式和文字形式的配对可能是任意的，但是在此中心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扩展意义都是有理可循的。这种词义的引申主要是通过隐喻的方法实现的。

颜色隐喻认知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个重要认知工具，它有深刻的认知理据，是人类通过隐喻的认知方式从一个词的原型意义向其他意义扩展的过程。

美国认知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人们普遍使用的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他们对隐喻的定语是：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隐喻是由源域（sourcedomain）到目标域（targetdomain）之间的投射（mapping）产生的，这意味着用一个范畴的认知域去建构或解释另一个范畴。在隐喻结构中，两种通常看来毫无联系的事物被相提并论，是因为人类在认知领域对他们产生了相似联想，因而利用对两种事物感知的交融解释、评价与表达他们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感受和感情。当我们用颜色的基本范畴表达和解释其他认知域的范畴时，便形成了颜色隐喻认知。语言中广泛存在着从颜色域向非颜色的事理、精神、品质、心态等的映射，而且这些隐喻表达由于反复使用已成为常规用法固化在语言中。颜色隐喻使得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更加鲜明而生动。

姚小平认为，汉语有确凿文字材料可征的历史始于殷代，在当时的甲骨文中红色由颜色词“赤”表示。到了周秦时代由于丝织印染的发展才出现颜色词“红”表示粉红。在汉代“红”仍表示粉红，但它又获得了泛指红色的意义，这一意义逐渐排挤了粉红一义。从唐代起“红”基本已失去粉红一义，成为表示红色的基本颜色词。由此可见“红”的语义也经历了“原型的转变”。

“红”的语义是以红色对人的生理、心理效应与红色的社会价值为基础建构的。

红色是我国文化中的基本崇尚色，这源于古代对太阳和火的崇拜。太阳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由此红色的概念被蒙上了一层神化与敬畏的色彩。因此，古代达官贵人的住宅是“朱门”，他们穿的衣服是“朱衣”，乘的车子叫“朱轩”。“朱”。这种隐喻意义就来自于对红色的原始崇拜。

红色使人联想到太阳和火，让人感到温暖、热烈、激动，而汉民族自古就对红色有着特别的偏爱，传说中红色还可以避邪免灾，且“红”与“鸿”有谐音之美。“红”在汉语里就有了“喜庆、吉利、热烈”的隐喻义。在欢度节日和举办婚寿等喜庆活动时都以红为主色调。传统婚礼上的红喜字，红蜡烛，红盖头，新娘的大红袄，不但给婚礼带来喜庆的气氛，更让人联想到婚后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再如，人们把促成他人美好婚姻的人叫“红娘”，形容繁华、热闹的地方叫“红尘”，等等。

后来，“红”又引申出“顺利、成功”的意义，如人的境遇很好被称为“走红”、“红极一时”。另外，还有“得力、得势、受宠”等义，如分到合伙经营利润叫“分红”，得到上司宠信的叫“红人”等。在此基础上，“红”进一步扩展并在“眼红”、“红眼病”等词中表示“羡慕、嫉妒”。

“红”还象征着美丽、漂亮，如指女子盛妆为“红妆”或“红装”，把艳妆女子称为“红袖”，指女子美艳的容颜为“红颜”等。

另外，由于从红色又可以联想到鲜血和战火，近代常用红色象征意味着流血牺牲的革命斗争，这是从颜色域到政治域的隐喻映射。然而中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却导致了这一隐喻意义的民族性差异。为正义而流血牺牲是光荣的，这又与中国以红为贵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于是汉语里出现了大批含有“红”的政治词汇，且基本都为褒义词，如“红军”，“红色政权”，“红色旅游”，等等。

“红”还可以表示“危险，警告”和“亏空，亏损”等内涵意义，在此无法将该词的语义穷尽。这些意义同样都是人们经过隐喻等认知方式而产生并固化在语言及文化中。

四、结语

“红”作为汉语中的基本颜色词之一，它的颜色范畴是人类认知范畴化的结果。其原型，即正红，在人类对“红色”这一颜色的认知的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它确立了“红色”颜色范畴的语义内容，是这一范畴中的中心成员，是范畴内其他颜色概念的语义原型。

基本颜色词“红”的语义由原来的颜色域经隐喻被投射到其他认知域，从而产生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扩展意义。这样的颜色隐喻使得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更加鲜明而生动。

由此可见，“红”及其内涵意义是人类范畴化和隐喻化认知的结果。

参考文献：

[1]Lakoff，G.&.M.Johnson.MetaphorsWeLiveBy[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5.

[2]Langacker，R.W.GrammarandConceptualization[M].Berlin：MoutondeGruyter，2000.

[3]Taylor，J.R.LinguisticCategorization：PrototypesinLinguisticTheory[M].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

[4]刘皓明，张积家，刘丽虹.颜色词与颜色认知的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05（1）：10-16.

[5]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

[6]杨永林.色彩语码研究一百年[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1）：40-46.

[7]姚小平.基本颜色词理论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1）.

[8]张清常.汉语的颜色词大纲[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3）：63-80.

[9]张旺熹.色彩词语联想意义初论[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3）：11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