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篇1

我国当代法律教育主要是为法治国家和法制建设服务的，在以人为本的社会整体发展理念下，强调法律教育的人文价值十分必要，同时也是应当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路线。在必要性上，倡导法律教育人文价值具有深刻的原因：其一，法律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未来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才，法律职业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是强调专业的职业技能和高水平的人文价值取向的。法律职业与国家的司法和法治是紧密相关的职业，因此在实践中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还担负着重要的连接功能，连接的是普通群众和国家的司法制度，因此在当前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发展步伐下，也要强化法律职业人员的人文关怀素养。其二，当代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在各行各业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的规范也正在形成，法制建设的也正在日臻完善。在法律完善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起到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制度的建立还是完善都离不开人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决定着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因此在法律制度的建立、运行和完善过程中都要由有素质和素养的专业法律人员参与。其三，人文价值对于进行法律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国家法律事业的发展情况重要的衡量标志之一就是法律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对于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国家和时代法律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推动作用。学术研究人员所秉承的人文价值对于法律教育事业具有指引性的影响，因此加强法律教育的人文价值属性十分必要。在当代中国倡导科学发展和全面发展的要求下，人文关怀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同时也是当代教育中应当秉承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法律教育关乎社会政治制度体系下法制建设与发展，为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一定要在法律教育中强调人文价值，使法律教育朝着更加具有人文价值的方向前进。

二、当代法律教育中人文价值的重构

（一）当代法律教育中人文价值缺失的现状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凸显出重要性，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家的法制建设也要跟得上步伐，才能体现大国强国的能力。新时期法制建设要以人为本，只有从人的角度出发才能解决问题，只有树立人文关怀的理念才能保障人的全面发展，但是从目前来看，当代中国在法律教育上存在着明显的人文价值缺失问题。从我国当代法律教育人文价值内容的现状来看，法律教育中过分强调职业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人文素质的提高，在实务中经常出现法院、检察院在办事方式上不近人情。随着人文社会理念的提出以及素质教育的改革发展，法律教育理应注重职业素养的提高，但是在当前阶段大多数高等教育在内的法律教育都严重缺失人文关怀的教育，无论是从受教育者参加法律职业教育的动机，还是受教育者自身思维方式，抑或是理念思想都缺乏人文思考。

（二）改革当代法律教育人文价值缺失的必要性

1．尊重人文价值是现代社会改革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风气中出现了一些不利因素，而传统美德却在逐渐淡漠，对人们的心态也是十分不稳定，在此背景下通过教育强化对人文价值的重视十分必要。法律教育在发展中也需要树立这样的发展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首先强化对人文关怀的重视，通过法律教育达到为法律行业输送有人文精神的人才的制度保障。2．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从事法律职业的高素质人才做出支持和贡献，法律教育承担着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水平法律职业人才的重任。法律职业人才的工作不只是简单的将政策规范加以实施和执行，更重要的是将法制的理念和价值传递给社会大众，这就需要法律职业人站在大众的立场，了解大众的心理采用适当的方式开展工作。因此在法律教育中加强人文价值的内容对于法律职业人更好的贯彻落实法律十分必要。3．当前我国正处于教育改革的深化阶段，法律教育也包含在改革的内容体系中，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形成适合我国法律教育的一种模式，也正因为如此，法律教育中还存在一些方面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在社会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关于社会中涉及权力”与“权利”一类的问题，不但需要依靠法律规范去进行解决，有时需要结合法的价值因素进行调整，因此，在法律教育中如果单纯的进行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法律人文价值的教育，对于走上工作岗位的法律职业人来说也会在解决问题时出现困惑。

（三）构建新型法律教育模式的构想

众所周知我国高等教育模式是借鉴苏联专业人才培养教育模式而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快，这种教育模式在与英美全能型人才教育模式相比下逐渐显现出后进的不足。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社会全面发展的形势下，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不但需要专业化，更加需要适应不同行业的法律职业需求，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律教育的模式建立上应当借鉴英美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我国人才需求相适应的新型教育模式——“通才”教育模式。1．树立人文价值的教育理念，创造有利于学习的环境。结合上文所述我国的法律教育必须强化人文价值，体现人文关怀，这就需要在我国的法律教育模式中树立以学生为本位的通才教育理念，营造自由的学习氛围和空间，改善法律学术风气，为法律教育受教者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2．法律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是一个重要的专业方向，在教育招生和就业上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对此作为高等教育的法律教育必须从人才培养的优劣角度进行考量，在加强人文价值教育的基础上做好完善的制度设计。高等法律教育制度体系中包括法学招生方面进行大法学体系下自主方向选择，尊重学生个体的选择和意愿，让学生在自己兴趣和志愿基础上找准自己的人生方向；还包括在课程设置上要增设具有人文价值的文史哲课程作为必修课，提升法律学生人文思想内涵，树立法律信仰，真正成为践行法律和坚守法律的使者。

三、结论

法律论文篇2

天翻地覆，沧海桑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对旧法统和资产阶级旧法思想的彻底否弃，国人开始了模仿前苏联法制、创建自己的新法制的进程。此时，司法被定位为国家的“刀把子”，其首要甚至惟一的使命就是在政治上实现对敌对分子的。司法独立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在制度实践上被抛弃。尽管自1978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对于司法独立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尤其是自觉的转变。

当然，上述判断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大的转型。从计划分配到市场配置，从国家一统到国家与社会二元，从观念统制到自由开放的讨论，一切都在变。尤其是在法制方面，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建立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的确立，以及法制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展开，司法独立的说法也逐渐地、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交谈中。许多研究表明，要解决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难题、建构合理的司法制度，就必须确立并落实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应该成为描述中国司法制度特性的一个综合表述，成为塑造和规范中国今后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标准。

从中国目前在司法独立方面的认识和制度现状看，至少有以下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中国的政制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西方法治发达社会谈论司法独立，都是基于个人自由和三权分立的前提预设。在当代中国谈论司法独立，是否意味着对分权预设的肯定？

2．“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能够等同。在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讨中，许多学者往往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制度实践来阐释司法独立，认为中国宪法规定了“独立审判”，就等于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引发的问题是，“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含义相同？什么是界定司法独立的标准？

3．在中国司法改革的场景中，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在有关司法改革的讨论中，可以明显感到两种立场观点的分歧：一种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司法改革应该以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为指向；司法没有公正，缺乏社会公信，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另一种认为，要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关键要在观念和制度上确立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毫无保障。对于这种分歧，应该如何看待？

4．与上面一个问题相关，司法独立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还是国人的一项人权？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应该充分肯定司法独立原则的价值合理性。放眼当今世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国际交流中的一种共同的话语，确立和奉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1985年8月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务。”1993年6月26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则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

下面，我想从立场或方法的角度针对性地谈几点看法：

1．在思维的封闭和开放上，立足于开放。如果把司法独立只是与某种法律文化传统、与某种社会和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那是一种封闭性的思路，如果以此作为讨论司法独立和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提预设，则是武断。司法独立与社会政制的关系是论证的结果，而非展开论证的确定前提。考虑到权威国际文件中对司法独立原则与不同架构兼容的可能性的肯定，考虑到当今世界具有不同架构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奉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践，我们应该认真探讨司法独立与中国司法制度建构的关系、以及与中国框架如何切合的问题。

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含义的认识，要立足国际，而不能囿于国内。在一个全球化和多样性并行发展的时代，像人权、民主政治、法治等用语一样，伴随各国普遍采纳司法独立概念而来的也是对定义权的争夺，即什么是司法独立？什么是有关国际文件中所说的司法独立各项一般要求的确切含义？例如，法院和法官在什么程度上应该独立于行政、立法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什么是法官不参与政治讨论或非司法讨论的确切含义？法官不受罢免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是什么？法官的职务行为不受追究是绝对的吗？法官应该获得怎样的报酬才足以免于生活之忧和腐败的诱惑？什么是司法决定的终极性？等等。但是，争论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应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独立审判”与国际社会所说的“司法独立”，在形式和内容性质上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法律论文篇3

1.1美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历程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发展低迷，政府所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承担的经济、社会责任却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社会公众对政府支出的效率、效果的要求越来越高。1945年，《联邦公司控制法案》出台，该法案指出审计总署应每年对公营企业的年度经营预算进行审计。审计总署需要对公营企业的合法性以及管理、内控系统的效率进行评价。20世纪60年代，政府公共支出及服务在数量及规模上都有所增长，社会公众对政府支出效率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美国已开始将审计的重点转至审计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美国审计总署于1972年的《政府组织、计划项目、活动与职责的审计评价标准》首次明确将绩效审计作为政府审计的一项重要内容，指出政府审计应审查政府的各项活动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其活动组织是否经济、有效。在此期间，美国各州大多陆续制定了相关法律，明确了绩效审计的地位，规定各州应执行绩效审计并对绩效审计的范围做出了详尽规定。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欧美等国兴起，各国开始进行广泛的政府改革，在公共管理领域开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注重商业技术的应用，强调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效率与质量。新公共管理运动为绩效审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对美国绩效审计在此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绩效审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审计范围扩展至国防安全、军费开支、公共政策、环境保护等众多领域。美国审计总署每年向社会公布上千份审计报告,为决策者提供了大量的决策信息，帮助决策层更好地制定国家经济政策，同时也为社会公众实现对政府的监督提供了良好的渠道。此时美国的绩效审计目标，定位宽广，审计方法多样，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已处于成熟阶段。

1.2美国政府绩效审计的特点美国作为世界上实行政府绩效审计最早的国家之一，特点鲜明，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立法模式的绩效审计制度。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立法、司法、行政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美国的审计机关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直接对国会负责，向国会报告其工作。美国的这种审计体制保证了审计机关经费及人员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审计机关在对政府投资进行绩效审计时，能够独立开展工作，保证审计人员客观公正地作出审计评价，出具审计结果。此外，在美国的立法模式绩效审计制度下，美国审计总署针对被审计单位提出的审计建议虽然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但是由于被审计单位如若不接受审计总署提出的审计建议便不能够得到由国会拨款委员会所向其下拨的款项，从而导致被审计单位最终不得不接受审计建议，审计建议的执行力度较高，使审计机关与政府投资部门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2）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美国自开始对政府财政支出实施审计以来便注重建设与之配套的法律。美国国会、各州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政府绩效审计的法律法规，如1993年美国公布的《政府绩效与成果法》、2005年华盛顿州通过的《政府部门绩效审计》，这些法律法规有力地推动了政府绩效审计在美国各个时期的发展。相关法律明确了绩效审计在政府审计中的地位，绩效审计工作由审计总署负责主导，审计机关在绩效审计中的职责也被加以明确。美国是最早制定相关绩效审计准则的国家之一。其在1972年便制定了准则性指导性文件———《政府组织、计划项目、活动与职责的审计评价标准》，该准则明确了绩效审计的定义，对如何确定绩效审计范围、如何进行政府投资现场绩效审计工作以及绩效审计报告的出具均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有效地规范并指导了审计人员具体绩效审计工作。其后历经数次修订、完善，沿用至今，为美国审计理论界和审计机关所公认，为美国的政府投资绩效审计的开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3）审计人员的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绩效审计所涉及的领域比传统财务审计更加宽广，对审计人员的知识背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审计人员要胜任政府投资绩效审计工作，必须优化审计人员结构，提升审计人员素质。美国审计总署下设14个团队，包括收购及采购管理、应用研究与方法、防御能力和管理、教育、劳动力和收入保障、财务管理和保险、金融市场和社会投资、国际事务与贸易、信息技术、战略事务、自然环境与资源、国土安全与司法等。在执行较为特殊的绩效审计业务时，为保证审计质量，美国审计总署还会聘请外部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参与审计工作。美国审计总署每年向国会提交上千份审计报告，深入剖析其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各项问题，利用其专业知识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审计建议，为推动美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具有明确的战略规划。美国审计总署的战略规划服务于国会，并有助于塑造他们的工作。美国审计总署为支持其战略承诺，每三年会对其战略规划进行更新。当美国经历一段充满未知变化、严峻挑战及良好机遇的时期时，美国审计总署提出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计划能够为国会和国家提供有力支持。美国审计总署公布的2010—2015年战略规划提出了应对时代趋势及可能影响美国未来的其他发展变化的深度应对措施。该战略规划包含四个战略目标：①帮助国会解决当前和新出现的挑战，应对金融安全，切实提高美国民众福祉；②帮助国会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威胁和对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的挑战；③帮助变革联邦政府职能以应对国家挑战；④通过向国会提供优质、及时的服务，保证实践工作的前瞻性，以实现审计总署的价值最大化。宏观战略思维的确立，拓宽了审计人员的视野，有效地维护了国家、民众的相关利益。

2美国政府绩效审计对我国的启示

2.1公众的参与能够推动绩效审计的发展从美国的绩效审计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美国政府绩效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外界及自身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在美国经济持续萧条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潮下，立法机构、美国民众对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效果的期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此所形成的压力极大地推动了绩效审计的产生与发展。而我国政府绩效审计推动主要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自主调整，审计署、审计署署长积极推动是主因，社会需求所产生的动力并不足。我国社会公众的主人翁意识普遍薄弱，缺乏公民意识，对社会公共管理的参与程度较低，对政府的监督不力。为改善绩效审计环境，首先需要强化国民的公民意识、民主监督意识，将公民意识的培育纳入意识形态构建工程。公众的公民意识加强，理清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公共受托关系，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将会加强，政府迫于公众的压力将会对社会公众的需求予以足够的重视以及快速反应，促成我国政府的职能转型，提高政府投资的经济、效率、效果性，最终营造出良好的审计环境。

2.2完善的法规制度为审计工作开展提供依据美国的立法机关非常重视法律法规建设，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确立了绩效审计的地位、明确了审计总署的职责，为审计机关有效开展绩效审计工作创造了前提条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而我国仅在审计法中规定审计机关需对财政收支的效益性进行审计，并未明确绩效审计的地位及审计机关的职责，法律依据不强，审计机关执行投资绩效审计业务时面临重重困难。有了完善的法律支撑，美国还制定了政府绩效准则及指南，美国审计总署制定的《政府审计准则》对如何进行现场绩效审计工作进行了详尽指导。而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出统一的绩效审计准则指导性文件，加之我国审计人员执行绩效审计的经验不足、素质较差，影响了政府资绩效审计的质量。我国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强化法律依据，同时加紧制定符合我国现阶段审计工作段特点的绩效审计准则，用于指导审计人员高质量地开展政府绩效审计。

2.3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及公开性可强化其监督职能美国的审计总署隶属于国会，直接向国会负责，独立于政府部门。这种超然的独立性，增强了审计机关对政府的权力制衡，实现了对政府部门的强有力监督。同时政府部门惧怕因不接受审计机关提出审计建议便不能得到国会的拨款，会选择执行审计建议，进一步强化了审计结果执行力度。在我国，审计机关接受同级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的双重领导，人员组织、经费受制于同级政府，与发改委、财政部门等其他部门属于同级的平行关系，在执行审计工作时容易受到来自政府的重重压力，影响审计人员的客观公正性，最终影响审计结果的权威性。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变行政型审计体制为立法型审计体制，审计机关直接向人大负责，由人大机关直接领导，直接向人大提交其审计报告，并适时向社会公布，增强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及公开性，强化其监督职能。

2.4审计人员素质和结构直接影响审计的质量美国审计总署的审计人员拥有法律、金融、工程、环境、医疗等多个专业背景，广泛地利用各种分析技术方法，深入剖析审计发现的各种问题，保证了其提出的审计建议的深度及前瞻性。我国审计人员构成略显单一，主要由财务审计人员构成，审计人员素质也不能较好地适应投资绩效审计的要求，而且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开展时间较短，无论是审计理论亦或是实践经验都有所欠缺。我国应尽快提升审计人员的能力，建立高素质的审计队伍，灵活运用各种审计技术方法，以适应政府绩效审计越来越高的要求。对现有政府绩效审计人员加强工程、环境、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更新，并同时注意招录多学科的复合型人才。

法律论文篇4

关键词：法院文化；法律文化；法院法律文化

关于法律文化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定论。就目前而言，法律文化不应该做特别狭义的定义，而应当有一个相对广义的或者说是多元的定义。法院作为专业性审判机关，承担着实现司法终局性的职责。在法律文化定义莫衷一是的背景下，建设什么样的法院法律文化才能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实现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1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现状

法院承担审判职能，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我国法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存在许多认识上的误区，直接或间接地弱化司法的终局性，消解法院在定纷止争和实现社会公平中的作用。重树法院威信，满足群众对司法的需求应从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入手，着重分析当下法院法律文化建设中的认识误区。

（一）形式主义，把法律文化建设简单化为单纯的制度外化。将法院法院法律文化作为一项"不得不"的任务或者速成的政绩来做，如同重庆打黑时期的警察沙龙一般，印标语、做横幅、穿正装，这些固然能够迅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这些表象是不能肩负起法律文化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所应具有的作用，而且架空了法律文化的内涵，使得法律文化流于形式，并失去文化所应具有的稳定性。

（二）角色错位，混淆司法与执法的边界。为了追求结案率或配合当地"平安年"之类的行政目标，法院片面强调调解、强制调解或者人为地提高法院立案的门槛，置法院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纠纷、维护社会正义于脑后，将自身角色定位为追求行政目标的工具，使得需要通过法院解决的问题积压，法院和法律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受损，法律信仰的逐渐失去社会根基。

（三）审判中过分强化"民意"。网络和新闻媒体深刻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同时对法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某些案件经过舆论的关注，使得法院如履薄冰，一边是司法的独立与公正，一边是所谓的"民意"，为迎合社会，不得不将社会效果作为与法律、事实并列考量的因素，忽视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身就已包含了良好且理性的社会效果的事实，所以"社会效果"不可避免地沦为诘难法院的重要阵地，任何人都可以借助此阵地对其围攻，影响、甚至绑架法院审判。

（四）法院壁垒化。由于种种原因，诉诸法院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者得到不公正的解决，致使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冲突，如湖南永州零陵的枪击法官事件。法院和法官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设置种种保卫措施，一层层的安检、审查，似乎是要将人民拒于千里之外，使得通过法院解决问题更显的遥不可及，法院被束之高阁，仅供瞻仰。

2追问上述现象背后的原因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解决必然要回归到法律文化本身，需要对法律文化做全面、深刻的理解。

（一）混淆概念，将法院文化等同于法院法律文化。法院文化是一个外延很广泛的概念，包括审判活动、法院办公场所和法庭设施，甚至法院工作人员的计划生育也可以装入"法院文化"的篮子。法院法律文化是以法院作为平台，不仅"生产"先进的、符合民主、法治要求的法律文化，而且通过审判、普法等司法活动向社会"输出"法治理念，维护法律尊严，树立司法权威。法院文化的提出是作为政策的回应，法院的主体性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法院法律文化立足于法院本身，以法律文化建设为归宿，进一步强化法院的司法职能、明确法院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角色。

（二）法院审判职能弱化。法院的职能是审判，法院作用于社会的主要媒介也是审判，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应该围绕着审判展开，将法律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通过审判作用于社会。"角色错位"根源于对法院职能认识错误，社会稳定是法院以法为据、通过审判达至的结果，审判是对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对问题的回避。反观"和稀泥"式的调解与人为提高立案门槛的行为，采取的是回避问题的态度，在回避中，法院的职能和其他机关的职能趋同，法院的角色越来越模糊。

（三）审判过程中过多引入法律与事实之外的因素。法律至上的法律文化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不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致力于法律至上的法律文化建设，借以培养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重视法律权威。在一次次的法律与舆论的较量中，舆论始终处于优势，并不是因为法院的审判本身经不起大众和时间的检验，而是舆论在有意无意地引导者大众，并且是在引导现代法治理念本就不够成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众。经过舆论的发酵，使法院在邓玉娇案、许霆案、药家鑫案中处于尴尬的境地，汹涌的"民意"成为了社会衡量法院裁判公正与否的标尺，而法院也越来越重视所谓的社会效果而渐渐地主动迎合"民意"，背离法律与法治精神。

（四）法院壁垒化的产生与法院形式主义、角色错位和主动被围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前述三者使得社会对司法资源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对承担提供司法服务职能的法院与法官的责难不可避免，法院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甚至自我强化这种不被认可，"壁垒化的法院和法官"在社会的失望和法院自身主动的追求中形成。排斥律师参与案件或限制律师参与案件的范围，使得律师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控、辩对抗，法庭居中审理的诉讼结构受到破坏。

3对法院法律文化的再认识

（一）法院法律文化的超然性与实践性。法院法律文化需要突出法律性与制度性，法律是人们在对和平与安全的追求中产生的，时代的变化并没有影响法律作为追求理想应然的手段，许多罗马法中的制度依然在发挥作用。法律中的许多制度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法律本身是超越时代的，与法律相伴生的法律文化本身也是超越时代的。法院法律文化应是追求永恒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法院文化不应该只看到眼前而不顾及长远，没有永恒价值的指引，很难做到协调一致。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要求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应注重效率意识的培养，严格遵守时效规定。法院在追求超然价值的过程中应当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纠纷，向社会输出正义，法院存在的社会根基才能稳固，法院存在的意义才能显现。法院法律文化应是超然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法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没有超然性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实践为基础的超然性是缥缈的。

（二）法院法律文化的主体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法院法律文化主体范围具有相对封闭性，即限于从事司法活动的相关人员，而不是所有与法院活动相关的人员。封闭性是法律职业专业化的结果，而不是法律职业专业性的原因，法院法律文化的超然性与实践性要求践行法律文化的主体必须受过专业系统的法学知识教育，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专业的法律眼光。法院司法人员从内部构建法院法律文化，律师则是通过案件对法院法律文化进行认知，从外部影响法院法律文化，律师权利的扩张或者受到应有的保护对法院法律文化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法院法律文化不能例外而由法院一家垄断，排斥法律职业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

（三）法院法律文化维护法律权威。"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记录"是卢梭提出的关于法律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此，法律权威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础上。法律权威来源于人民意志，是从法律产生的角度而言，法律在运行中的权威是来自法律的稳定，稳定才能够为人们的行为和交往提供指引，法律才能被认同。法律权威以法律认同为逻辑推演的起点，而法律认同又以法律具有权威为必要条件。

法律与舆论的关系中，本质的问题是案件判决中是应该迎合社会大众还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作出裁判，这本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和公众不成熟的法治意识的觉醒使这个"问题"成为问题。法院法律文化应该是一种严格依法办事的文化，对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进行正确的引导。法院法律文化与公众法律意识在法院的法律文化的引导中趋同，更符合法治的精神和价值追求，这个过程也是社会认同法院和法律的权威的过程。

（四）法院法律文化的人民性。法院法律文化的人民性与法院法律文化维护法律权威分别是从公众的法律认同感与法律的实践权威的角度来说明法院法律文化的特性的。法院法律文化脱离人民，那是人民的法律认同感缺乏发生的基础；法院法律文化屈从舆论，法律的实践权威将被舆论的恣意所取代。所以法院法律文化的人民性和法院法律文化排斥盲目的舆论和"民意"是不存在矛盾的，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法院法律文化应该是亲民的文化，体现在从接待诉求、立案、到执行完毕的每个环节，而这些环节的启动上法院是处于被动地位的，若当事人不能简易地请求法院启动这些程序，那么法院的"壁垒化"将越来越严重，公众不会对仅存于庙堂之上，偶尔作用于民众生活的法律有认同感，这样的法律也不会产生实践的权威。

4建设法院法律文化的层次性

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仅涉及到价值层面和实践层面，还包括外在行为与内在意识。将这项工程内的每个细节单列出来进行讨论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法院法律文化的内涵也是发展着的，所以笔者将采取层次划分的方法，对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一，物质层次。对法院法律文化的物质载体保持理性，任何文化都离不开物质载体，法院的法律文化也不例外。社会纠纷的增多和公众法治意识的觉醒使得诉诸法院的问题越来越多，作为法院法律文化物质载体的法庭、法袍、法院办公场所等扮演着名片的角色、上级考核时答卷的角色、甚至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状况的角色，审判角色的空间被无形中压缩。

不论时代怎么发展，法院审判职能是不变的，法庭、法袍、法院大楼等的建设最终也应是为了满足裁判的需要，不能本末倒置，法院的考核应以专业工作主要标准。对法院法律文化物质载体保持理性的态度，认识到文化载体的意义最终是要由文化本身赋予。

第二，体制机制层次。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引入"外部"制约，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是法院的责任，但是并不是法院任意的决定的。法院的法律文化最终会通过法院对纠纷的审理和裁判体现出来并作用于社会，当事人是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成果的见证者，而律师则是法院法律文化建设过程的参与者。

虽然，各国对法律职业具体范围的界定或者规定不尽相同，但对于法律职业中最基本、最主要的职业，即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职业的界定和规定是大体相同的。法院法律文化需体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信仰和价值追求，律师通过参与案件对法院法律文化建设进行制约和监督，从有别于法院的角度对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发声，从视角上满足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信仰与追求的一部分。对律师的排斥无形中消解着法律职业共同体，而法律职业共同体又是法治国家存在和发展所必要的。需改变律师是法院权威的损害者的观念，将律师视为法院与法律权威的共同缔造者，律师与法院的对抗文化和机制应该成为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行为层次。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构想，文化对生活与其中的个体行为起到潜在的和实际的引导作用。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最终是将法治精神转化为法院的行为，并对全社会的法治观念提供指引。法院法律文化的内容不仅包含物质载体和体制机制，还包括法律运用技术及法律运用技术背后的法律观念和思想。法律观念和思想是法律发展过程中经验的浓缩，存在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世界，通过法律原则和法律条文背后的价值表现出来。

价值观念的生命力在于能否在现实中的实现，行为的合理与否需要价值观念提供判断标准。价值作用于生活需要通过行为的中介作用，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归宿是将合理的价值追求转换为现实的行为，从思想观念上接受法治理念、认同法治理念，并通过行为实现价值追求，最终对法治社会建设有所帮助。法院的行为需体现正义追求、程序价值、时效制度等法治理念，具体实现这些理念的是与法院审判工作相关的人员，所以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最终要落实到法院相关人员的行为上，须做到切实转变理念，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法律权威，通过自己的行为培养法治信仰。

5结语

法律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作为法律文化建设组成部分的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必然也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法院法律文化不仅要体现法律文化的共性，更要立足法院自身，形成法院法律文化的特色。

法院法律文化建设首先需要对法院法律文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祛除当下法院法律文化建设中的错误，同时明确法院法律文化的特性。其次，需要明确层次，文化的物质载体建设是必要的，但是物质载体并不是文化本身；体制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方向正确性；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只能塑造合理的文化，却不能塑造完美的社会，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成果应该转化为法院的行为，通过法院的行为向社会"输出"法治精神，引导公众的行为选择。

当然，任何文化的建设都是一项综合的工程，离不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支持，法院法律文化建设也不例外，需要充足的资金、人力和智力支持、更需要建设者打破成规的勇气和不怕失败的决心。

参考文献：

[1]朱文林、田亦尧.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J].人民司法应用，2012.7.

[2]席书旗.法律权威与公众认同问题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5（2）.

[3]高鸿钧.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J].中国法学，2007（4）.

法律论文篇5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经济法学理论研究，关于经济法的研究范围都是与研究者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紧密联系的。在此笔者将其称之为“调整对象说”。这一学说有多种观点①，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优秀的观点是以划分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为前提，将它们之间的关系表述为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法律部门，然后确立经济法的独立地位②。这一理论，看似对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作了划分，但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它并没有真正阐明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也不可能划清它们的界限。这里明显的问题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至今仍无统一认识。以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来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就不同学者所认识的不同的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而言，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界限或经济法的范围绝非毫厘之差。

本文无意于批判或非难某种理论，且笔者也是调整对象说的赞成者。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既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研究的深入，阻碍了纵深思维。因此，有必要跳出既定模式的简单框架。

笔者认为，现存的调整对象说在阐述经济法的独立性时，至少存在如下难题：

1、作为区分民法与经济法、行政法与经济法的的调整对象究竟是什么？是经济关系还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2、经济关系能否分割？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经济关系时是共同调整还是分别调整？如果是共同调整，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以什么为标准？如果是分别调整，不同的法律部门又以什么为划分标准？

3、法律部门的分类与学科分类是否同一概念？以调整对象为标准所划分的法律部门是学理概念还是法律形式概念？

这些问题，都是十分艰难却又表现解决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问题。

二、调整对象与法律部门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