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数字出版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53（2013）02-0081-04

作为数字出版产业的创新发展模式，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已成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平台。继2008年上海张江数字出版基地挂牌成立并取得成功后，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迅速。目前，新闻出版总署批复的主要有上海张江、重庆北部新区、浙江杭州、湖南中南、湖北华中、陕西灞、广东广州、天津空港、南京雨花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与发展初显成效，作为领头羊的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连续3年每年以30%的产值递增，2010年年底产值达到上百亿元[1]。但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尚处于初创期，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困境。为此，本文就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中的困境与解决措施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基地建设提供参考。

1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的困局

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以及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本身如火如荼的发展和骄人的成绩表明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短短几年内已迅速成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及新闻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在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迅猛崛起的同时，仍有诸多问题困扰着基地建设，成为其健康发展的瓶颈。

1.1产业板块重叠及定位模糊

当前我国鲜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明确自己的发展核心，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大部分基地产业板块重叠、发展方向趋同，导致各基地间产业、产品、服务的同质化竞争。例如，天津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成立了全国最大的云计算中心，而重庆北部新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也在打造亚洲最大的云计算基地。又如重庆北部新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提出重点培育和打造数字图书、数字报刊、互联网出版、手机出版、数据库出版、按需出版和数字印刷、网络游戏和动漫、数字音乐、数字教育、跨媒体复合出版十大产业门类，这种“求大求全”毫无重点的发展方式表明该基地尚未认清自身的资源特色及发展重心，定位模糊。与之相似的是，数字图书、数字报刊、手机出版、数据库出版、网络游戏和动漫、数字音乐等也是天津、广东、陕西、华中等地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极力打造的产业门类，如此重复性的产业板块构建，不仅将造成各基地间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是对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浪费。

1.2传统出版社与出版基地疏离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的目的是打通数字出版产业链，共享资源，实现产业的“集群效应”。目前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的现实情况却是由于盲目招商、缺乏对入驻企业严格的整体规划，使得入驻基地的企业结构不尽合理，从而影响基地资源的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的协作，产业聚合度降低，“集群效应”减弱。入驻企业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基地内的同类型企业偏多，传统出版企业比例严重偏低。如目前入驻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企业中，包括上海方正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百度、世纪创荣、中文在线、盛大、点击书、易狄欧等技术提供商、网络和渠道运营商以及终端设备商，还包括IBM、英特尔等国外知名企业，但处于数字出版产业链上游、拥有丰富内容资源的传统出版社却少见。这一方面与传统出版企业消极对待数字出版的态度有关，另一方面更与各基地在选择企业时十分看重企业的经济回报而忽略企业的功能性有关。这无疑也造成基地内同类型企业偏多的局面，进而导致严重的同质化竞争。

1.3扶持政策规制体系滞后

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还处于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基地自身和市场的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基地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培育、引导和扶持。我国各地政府和新闻出版局高度重视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建设，在用地、资金保障、人才引进、政策配套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由于政府政策体系、制度还不够成熟，使得这些支持政策在基地建设过程中不是很适用。一是政府用项目资金支持、免租、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但有些投机取巧的企业趁机钻政策空子，哪个基地给的优惠多上哪，此基地优惠政策的跟进弱化后又流动到彼基地，在各基地间来回跑，导致典型的“候鸟式”迁徙现象。二是由于数字出版牵涉的行业广泛，包括文化产业、新闻出版产业、软件产业、通信产业等，这些行业都有各自的主管部门，因此出台的扶持政策也是各自为政，缺乏系统性，企业很难全面、清晰地了解相关政策。三是数字出版政策规章、法律法规制定滞后，阻碍了基地的管理及数字版权相关平台的建设。例如，天津数字出版基地正在建设数字出版版权认证中心和交易中心，但是根据其相关规定要求著作权人向版权局提交认证材料，显然这将导致海量数字内容的版权认证问题。

因此，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政府资金、人才等的支持，还需要政府尽快出台相关管理政策、制定数字出版相关法律法规，为其提供良好的管理运行环境。

1.4运营管理的功能性与经营性冲突

在基地的运营管理模式上，若完全由事业单位负责基地的日常运作，单纯强调管理机构的功能性，则基地的很多服务将不到位，因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基地建设的探索中，上海张江数字出版基地首创了公司制运营模式，即由张江集团组建，由上海张江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负责基地的日常运营服务。这一模式被其他基地纷纷效仿，如江苏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成立江苏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对基地进行市场化管理，重庆北部新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中南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等也在谋划设立相应的基地公司负责基地的建设管理。

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问题。以上海张江数字出版基地为例，其运营主体是基地公司，是一个企业实体。“企业必然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而基地公司在这些年里，绝大部分的基地服务业务都是以推进基地建设、产业发展等公共服务为首要目标的，所以造成了基地发展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但是基地公司的发展没有基地本身发展得快的局面”[2]。

1.5复合型专业人才供求矛盾突出

在数字出版领域，产业发展对人才专业素质有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而目前我国出版人才结构多是单一型的。数字出版复合型专业人才缺乏是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面临的又一大困境。由于数字出版迅猛发展，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全国陆续崛起，社会和高校对数字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缺乏足够的反应时间。高校数字出版相应师资力量匮乏、又缺乏与出版企业的交流、合作，教育教学与数字出版产业脱节，产学研断链，使得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所需的既懂出版、又会技术、还善经营的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供不应求。同时由于有些基地的生活环境、基本配套设施等还不够完善，很难吸引、留住人才。这就导致许多基地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难以引进、留住企业所需人才。

1.6出版基地布局偏重地产运作

2011年9月，《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建设布局合理、类型多样的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建设8至10家功能各异、重点突出的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在华东、华南、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等具备条件的地区分别建设1至2家部级数字出版基地。目前，有代表性的9家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已在全国基本完成布局，但与“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并不吻合，华东地区最多，华南、华北、西北、西南相对较少。位于华东地区的基地相对密集，很容易导致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基地对人才、资源、市场等的抢夺与竞争，形成新的区域壁垒。同时各基地用地动辄几十亩、上百亩，如陕西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占地面积约800亩。有研究者认为，出版实现了编、印、发的数字化，“与传统出版业态需要出版大楼、印刷大楼、发行大楼、物流库房、零售网点相比，数字出版不需要这么多的地盘”[3]。有的地区想通过数字出版土地审批等方面的便利条件进行地产运作，最终导致基地建设“变味”，造成资源浪费。

2数字出版基地的发展路径

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存在的困境已成为基地又好又快发展的阻碍，对此，我国政府、基地等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改善目前的困境，以促进基地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我国数字出版做大做强的目标。

2.1差异化发展和错位竞争

目前我国9大国家数字出版基地遍布全国东西南北，各基地所拥有的地域优势、产业优势、政策优势、市场优势等各不相同，因此各基地在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自身的比较优势，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明确自己的产业定位、品牌定位，寻找产业发展的“蓝海”，将资源集中配置于具有独特优势的产业板块、企业及产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重点板块和主业，建立差异化数字出版基地，避免同质化竞争和发展方向趋同。“是否拥有一定的异质性资源，即独特的、难以模仿的且不可替代的战略性内容资产，是媒体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4]。基地建设绝不能搞规格化建设，你采取“一基地、多园区”模式，我也采取“一中心、多园区”模式；你建云计算中心我也建，盲目跟风。例如，杭州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可充分利用其动漫产业优势及手机阅读基地资源，重点培育动漫和手机出版产业板块，打造自己的特色。实施差异化发展、错位竞争，让基地向差异性、多元化方向发展，最终建成类型多样、功能各异、重点突出的数字出版产业基地是基地建设的当务之急。由于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布局已基本完成，再做大的调整已不太可能，针对华东地区基地过于密集的现状，希望其在今后的发展中更能做到相互扶持、共享资源、错位竞争。

2.2合理选择入驻企业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审批、选择入驻企业时首先要根据基地自身状况优先引进有助于形成完整数字出版产业链的企业。不能只看企业的经济实力，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接收企业，以贯通数字出版内容提供商、技术提供商、网络运营商、渠道运营商、终端设备商等环节，增强基地企业的聚合度，发挥基地的产业“集群效应”。其次要重视引进有一定实力的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出版的主体还应是书报刊出版机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建设必须集中传统出版的力量，必要时可给予传统出版企业更多优惠、扶持，提升出版主业的产业规模，以促进传统出版的转型、升级，推动数字出版实质性发展。再次，基地对入驻企业应当进行严格审批，防止某些“候鸟型”企业混入基地，造成基地土地、资金等的浪费。

2.3构建数字出版政策扶持机制

政府始终是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和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推动力，基地的快速、健康发展与政府的引导规划及大力扶持密不可分。首先，政府要作为基地企业与市场间的桥梁，对基地及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发展内容和发展规模等做出科学的整体规划，引导企业遵循市场规律发展成为市场运营的主体，前瞻性地适应市场。其次，政府应尽快完善扶持政策，为基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一，严格审查、审批基地的建设用地面积，最大程度地提升基地用地的利用价值，避免“圈地运动”。第二，认真梳理各层面已有的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规范性文件，弥补某些政策漏洞，同时明确各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责，各司其职，并尽量以文件形式向社会公开，增强政策的透明度，也便于基地管理机构按照政策要求进行监督、管理。第三，加快数字出版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政策文件的出台。这是引领数字出版产业快速迈上发展新台阶的根本。

2.4兼顾功能性与经营性

对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管理主体的定位应该兼顾功能性和经营性，力争做到两者的协调、平衡，如此才能更加有效地管理基地运作。兼顾功能性与经营性应在基地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成立市场化的管理主体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大多数基地已成立了相关公司，但如何协调、平衡管理过程中功能性和经营性这对矛盾，却是各基地遇到的难题。为此，首先管理公司应切实做好基地的服务性工作，如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物理空间开发、招商引资等。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其次，政府应跟进相关政策，对基地管理公司的功能进行相关补贴、补助和扶持等，保证其经济效益，促进管理公司健康、强壮地发展。这也就为更好地管理、服务基地提供了保障。再次，管理公司作为企业实体不能光靠政府“输血”，而应加强自身“造血”功能，如通过为入驻企业提供增值收取相关费用等，从而发展壮大管理公司。

2.5建立出版基地人才培养引进机制

解决目前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专业人才匮乏的困境，一方面要靠培养，另一方面要靠引进。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数字出版教育培训大纲，材，为数字出版教育夯实基础。二是基地应切实担起人才培养责任，制定数字出版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方案，打造数字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平台。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交流，适时将基地人才送往高校“充电”，同时也邀请高校学生来基地参观、实践学习等，从而将基地建设成集生产实践、教育培训和研究创造为一体，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基地，建立符合基地需求的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库。在专业人才引进方面，基地一是要制定政府人才引进的配套政策，加强基地的生活配套设施建设，优化基地生活环境，为吸引、留住人才创造良好的政策、生活环境。二是要拓宽人才引进渠道，通过社会公开招聘、内部推荐、委托职业中介机构等方式广泛引进人才，为基地企业的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建设与发展有助于整合各类资源、打通数字出版产业链，推动数字出版产业的规模化经营、集约化发展，凸显“集群效应”，同时还有助于我国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和升级，是我国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实质性发展的重要抓手。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需意识到并及时解决出版基地建设中的困局，为基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有力保障。

注释

[1]任晓宁.首次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圆桌会议召开[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07-08

[2]崔立.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借先行优势创示范园区[N].出版商务周报，2012-03-05

[3]李南.一周观点：撒豆成兵的数字出版基地[N].出版商务周报，2011-07-04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生态系统

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普及，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逐渐加快，成为推动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跨境电商是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体现，数字经济在此背景下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为跨境贸易提供了新的窗口，扩大了国际市场份额，在发展跨境电商的前提下改变外贸发展方式和国际贸易规则。它兼具结构调整和整合世界资源的优势，即形成有效的跨国合作新渠道，提供发展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探索，中国跨境电商正在进入跨境电商生态系统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阶段。随着数字化技术发展的不断成熟，跨境电商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因此，构建跨境电商生态系统对于促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数字经济及其对跨境电商的影响

1.1基本概念

数字经济是一个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石的全新经济形式，以大数据技术为发展导向，实现社会经济的高效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资源再生。数字经济将促进经济社会在各领域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推动各领域与国际贸易合作的进程，推动社会经济成长，提升劳动生产率，培养新市场、新增长点。跨境电商，是指在全球商务活动中与世界各个国家的交易主体开展跨境交易，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结算和跨境物流配送完成交易。在国家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和“一带一路”政策倡议下，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量持续稳定增长。

1.2数字经济对跨境电商的影响

在中国数字经济的带动下，跨境电商的发展越来越快，这也带动着中国外贸企业跨界融合的快速发展。自2016年数字经济成为我国创新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庞大的市场需求和新型信息的广泛运用，都推动了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随着数字科技的日益发达，无形商品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流行。数字化服务主要通过电子商务等网络平台进行跨境服务，将原来有形的产品和服务，逐步地向无形的产品和服务转化。无形产品和服务的输出，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以往的线下贸易流程，实现了线上即时交付，并由此大大提高了贸易效率。但如今，由于交易内容和贸易模式的改变，导致了中国现行的跨境电子商务规则体系已经无法支撑中国现实发展的市场需求，因此跨境电子商务规则体系迫切需要弥补中国数字商品市场与服务领域的空缺。

2数字经济中跨境电商生态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存在缺陷

跨境电商平台的综合业务能力定位，由于缺少对行业和企业发展的深度认识，仅在经营策略上重视企业利益，而忽略了客户的现实业务需要，最后造成了资源投放走向偏离，企业服务质量无法提高，使基本业务功能难以实现，也难以实现整个企业综合业务能力的改善与提升。同时，因为没有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体系的策划与构建，在交易过程中就会存在着环境风险、流程风险与结果风险。目前，国内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仍然着眼于基本业务，而不是从企业需求的视角来思考问题，系统平台需要从结构、业务、系统、标准化、便利化等方面进行重新规划和重建。

2.2跨境电商物流系统有待完善

现有的物流运输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跨境电商的发展。海铁联运作为跨境物流的主要运输方式，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着联运不畅、松散等问题，这增加了运输成本，使使用环节更加复杂，也浪费了时间。根据跨境电商的业务运作，物流模式可分为商流和物流。构建跨境电商生态系统，最重要的是建立跨境物流体系。由于交通枢纽和物流设施建设时间长、周期长，物流运输对跨境电商的帮助有限。同时，不同的物流模式有着不同的物流标准，往往无法顺利对接，影响跨境电商的有效开展。物流设施的不同标准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跨境电商的工作效率。这些成本最终会由跨境电商企业承担，不利于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

2.3海关流程仍旧处于模糊监管

由于货物种类繁多，不同的部门需要协同工作来协调和监督。由于中国各地海关的监管职责分工边界并不清楚，各监管部门任务目标的不同，工作重心也有所不同，监管流程和监管成本增加，从而造成了跨境电子商务的经营成本和商品价格增加,这也最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销售额的减少。同时，跨境电商是一个服务性的营销活动，需要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要。但国外顾客的需要无法精确预估，企业无法根据不确定的需求制定相应准确的运输计划。当货物到达顾客手中时，顾客经常会因为对货物不满意而退换货，因此他们不得不支付退货或换货所需的关税。虽然我国的保税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但其实施过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复杂性，会增加跨境电子商务的时间和成本。

2.4跨境电商经营理念陈旧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是生态系统中的核心点，其自身陈旧的经营理念，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供应链的风险很大。跨境电商作为一个长产业链，其经营风险不易控制，上游商品供应出现虚假宣传的行为，下游服务出现退货流程繁琐、时效延长的现象。其次，资本流转风险较大。在资本流转中，最主要的条件是安全性和便捷性，但是目前的跨境支付方式面临着不少风险，比如由于现在的外汇管制制度，使人民币无法自主地兑换和在全球流动，使跨境出口的公司主要在境外采用第三方付款方式。这样，就可能会面临着帐号被盗、资金冻结乃至洗钱和套现的经营风险，不仅对消费者的资金安全构成了威胁，也给跨境支付安全带来了挑战。最后，缺乏数字思维。在实际运行中，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通常较为简单，其管理主要集中在库存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使库存的预测与实际销售产生一定的差异，因此库存成本控制不科学。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发展是基于信息技术，而缺乏数字管理思想导致的静态库存管理和落后供应链管理能力问题，使其发展无法赶上数字经济发展速度。

2.5跨境电商生态系统不平衡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着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参与到全球数字商务中来。由于跨国电子商务公司的初始数字化管理水平相对较低，没有数字化人才和数字化管理理念，其数字化发展水平也和公司增长速度不相适应，从而造成了其抗经营风险能力相对薄弱，无法对抗因国际数字商业而产生的各类经营风险。跨国电子商务公司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交易，能够更好地实现全球贸易，但是经营风险也会增加，比如中美贸易摩擦、数字贸易壁垒等。跨境电商企业数字化水平落后，缺乏竞争优势，无法应对各种风险。数字经营中的跨国运营，对数字水平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同时跨国电子商务企业也必须向数字化经营转变，才能更好地处理各种风险。

3数字经济下跨境电商生态系统的发展策略

3.1专注于平台服务

跨境电商平台是跨境电商生态系统的核心，应加强对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特别是适合本土企业需求的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政府部门应加强与企业的合作，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大力支持本土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推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境电商平台建设；在发达国家和重要节点国家适时布局，沿着“一带一路”路径，加快跨境电商平台全球化覆盖的进程；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网络，促进综合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通关服务平台的融合发展，提升各平台的协调服务能力，从而加快信息、资金、货物自由流通。同时跨境电商企业应通过国际合作或并购等方式扩大销售网络、物流网络和支付网络，并通过本地化经营提高对海外市场的认识和服务能力。

3.2完善物流体系

跨境电商应逐步按照核心和的方式适应数字经济环境。除了打造更完善的跨境电商平台外，也要重视跨境物流体系的完善。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已经进入每个家庭，这种信息和网络环境被应用到各个领域，这就为跨境物流运输业务流程的改进提供了保障。跨境电商存在着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如对消费者市场的认识不准确、消费者心理不一致等，提升了供应链管理的难度和退换货的风险。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更为完善，更加灵活的物流体系的支撑。外贸企业可以比较国内港口到世界各地的运价，降低物流成本，实现利润，帮助客户获得最高的性价比。“海外直销、本地配送”的新模式和仓储物流的进一步转型升级，为跨境电商卖家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投入资金和资源，创造更高效的国际贸易市场，建立更为高效的物流体系势在必行。商流与物流深度融合，并协调发展，共同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3.3完善海关作业设备和流程

为了支持跨境电商业务的发展，海关监管部门和相关业务流程部门应共同完善通关流程，解决如海关监管严格、流程复杂、等待时间长、用户需求大等问题。因此，海关监管部门应在不降低监管效果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电子技术和设备，在推进电子口岸建设的前提下，提高工作效率。对于不同信用的跨境电商企业，海关监管部门应采取不同的监管政策。例如，对跨境电商进行分类监管，将不同诚信、信誉等级的跨境电商企业进行分类监管。同时，还需要对海关管理系统方案进行修改设计，完善部门的业务操作流程。要明确职责，减少空白处和监管重叠，各部门要在监管管理范围内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使通关手续更加灵活，海关审批手续更加便利。此外，要加强各业务监管部门的监管合作，提高进出口货物的质量，共同建立一个严格维护、协调、高效的通关环境。

3.4采用先进的经营理念

在发展过程中,跨境电商企业必须注意对数字技术的投资,确保数字技术发展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跨境电子商务公司要从模块经营转变为数字化管理,并高度重视经营中的数字化发展,把数字化发展融入到公司发展的整体规划中,如编制相关的数字化发展计划,制定相关预算,并设立年度技术研发专项资金等。在数字技术的开发过程中,公司应重视科技研究成果的转化,对取得的研究成果加以检测与评价,使得新的数字科技可以促进跨国电子商务公司的数字化发展。对跨国物流来说,打通环节不仅是宏观政策层面的，也是技术层面的。新一代信息系统的引入,显著提高了跨境电子商务的产业竞争力、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其中,区块链技术手段大大改善了传统底层的支付技术,显著提升了支付效率。另外,由于大数据分析、新一代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系统的运用,使以往许多非标准化问题转变为标准化问题,大大促进了企业管理过程规范化的进展。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产品与服务,极大地提升了使用体验。因此必须大力支持和引导创新，运用区块链技术手段,强化企业合作关系,保障跨境支付的安全性。要更加重视企业内外部数据建设,进一步丰富信息应用手段，建立和健全信息管理网络平台,增强供应链管理的有效性,运用信息推动跨国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3.5优化生态环境

首先，从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的视角，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工作,特别是政府监管。政府部门要抓好政策保障工作,形成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总体布局,通过采取税费优惠政策或政府财政补贴等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国家生态战略的落实,以宏观策略的视角引导中小企业规范运营；同相关国家开展政治沟通和文化交流，积极降低贸易壁垒与摩擦；推动各级、各地方政府、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作；全面开通国际监管协作平台,建立全球信用风险监测系统。其次,从技术环境的视角,关注数字人才的培育,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在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数字人才培养已成为从根本上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跨境电子商务公司也应该更加重视对数字人才的培育。一方面,跨国电子商务公司应该主动吸纳优秀的数字人才,并利用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培养优秀的数字人才。此外,跨国电子商务企业还应该定期地对现有人才开展数字技术培训,并构建好数字人才发展评价系统,建立自己的数字人才团队。唯有如此，数字化管理思想才能代替传统的管理思想，而数字化人才的优势，也才能充分体现到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经营管理工作中。

4总结

生态系统建设是跨境电商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路径，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研究和发展跨境电商的生态系统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相关人员需要结合现有条件进行探索和实践，依靠数字化信息技术为跨境电商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和物流模式，以改进和加强跨境电商的生态系统建设。本文通过研究，指出数字经济时代下，跨境电商的生态系统建设应明确遵循核心原则，构建适应数字经济时展的生态系统。同时，跨境电商应该以主营业务为方向，以相关产业为支柱，构建具有优势资源的核心业务生态集群。此外，跨境物流业务具有的独特复杂性和货物流通高风险的特点，决定了跨境物流是跨境电商快速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跨境物流应通过优化物流业务流程，提高跨境物流与跨境电商的融合程度，这有助于跨境电商生态系统建设中物流资源的高效利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跨境电商生态系统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通过对综合性人才的引进和管理，可以实现跨境电商生态系统的高质量建设。

参考文献

[1]戴永辉等.基于广义生态群落的跨境电商软性供应链仿真分析[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

[2]曲维玺,王惠敏.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态势及创新发展策略研究[J].国际贸易,2023,(3).

[3]肖亮,柯彤萍.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演化动力与创新实现机制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3,(2).

[4]熊励,叶凯雯.跨境电子商务生态发展与政策组合维度的关联性研究[J].软科学,2023,(2).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3

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当局干预宏观经济备选工具箱中的最重要选项，财政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物价稳定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基于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践意义，在众多力求规范刻画政府政策当局财政货币政策行为、科学合理评价财政货币政策操作经济绩效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货币政策泰勒规则颇为引人注目。泰勒规则研究的常见结论是：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边际反应大于1的“积极货币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Taylor）。遵循泰勒原则，包含汇率反应、前瞻和滞后等惯性的模型仍然能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Woodford；Ball；Svensson，1998；Rotemberg和Woodford；Schmitt-Grohe和Uribe，2003）；相反，违背泰勒规则会使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Self-fulfillmentExpectation），从而使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并不断波动（Clarida等，2000）。

但应注意到，因为基于强有力的限制性前置条件，泰勒规则研究存在两个重要缺陷：其一，出于便利，泰勒规则坚持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的理论范式，完全集中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作用考虑不充分。其理由则在于，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因此就更能成功地实现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的主要目标①。但其忽略了适当刻画货币政策规则需要匹配以财政政策规则的适当刻画。Leeper（1991）、Woodford（1996）和Benhabib等（2001）强调必须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决定理性预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其二，假定财政政策体制的潜在稳定性，并被表示为Leeper（1991）意义上的消极的，也即财政赤字（和/或税收）充分有力地对真实债务变化反应，或更苛刻地假定政府预算总是平衡②。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假定，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该假设屡受质疑。继卢卡斯批判（Lucas，1976）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1984）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因此，Sala（2003）、Favero等（2003）认为必须构建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理论。马尔可夫体制转换（MarkovRegimeSwitching）模型方法（Hamilton，1989）则解决了为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建模的技术难题。

与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不同，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不仅因为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而且，广泛认同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也存在巨大困难③。其一，难以获取财政政策指标数据，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可靠的财政变量季度度量（Perotti，2004）；其二，财政政策中存在自动稳定器，使财政规则识别中刻画财政政策对产出的相机抉择反应变得复杂④；其三，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或称财政政策意外），因为财政政策预期的变化通常要早于财政政策实施⑨（Mountford和Uhlig，2004）。

尽管如此，作为泰勒规则研究缺陷的回应，遵循决定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的规则是经济环境的函数且这些规则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两个主题，考虑到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对政治偏好多样性随时间推移的摇摆更敏感，财政政策规则及其体制稳定性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体制转换模型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规则分析，至少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传统范式提出挑战。首先，财政货币政策存在持续的体制转换，应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设计及其宏观经济绩效评价中重视体制转换因素，并因此谨慎地使用经济计量方法度量和解释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及其经济绩效；其次，政策体制转换背景下，积极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范围扩大，不仅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以及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能够得到解释，而且，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的双积极和双消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Woodford（1998）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比较合适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而消极财政政策更适合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Davig等（2004）研究发现，美国战后财政体制在被描述为符合预算平衡逻辑的财政政策规则和仅以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而忽视政府债务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之间交替。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为基本赤字（PrimaryDeficit）对产出缺口（OutputGap）和债务稳定赤字（Debt-stabilizingDeficit）反应，Favero和Monacelli（2005）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识别财政体制变化，根据1960-2002年美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得出不同于美国战后财政政策体制一直都是消极的结论，并发现，与基于不变参数识别的规则相比，体制转换财政规则能更好地追踪美国基本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

在我国，政策规则研究明显呈现出货币规则比财政规则获得更深入研究的不对称性趋势。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中国数据实证估计泰勒规则参数并进行泰勒规则原式及修正形式中国适用性的经验验证和探索（谢平和罗雄，2002；陆军和钟丹，2003；赵进文和高辉，2004；王胜和邹恒甫，2006；卞志村，2006；张小宇和刘金全，2010）。作为在我国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中考察体制转换因素研究的代表，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的实证研究认为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存在明显的体制转换特征，并结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特点划分出“惰性和“活性两个区域。相对地，我国财政政策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国债效应（刘溶沧和马拴友，1995；史永东，1999；夏杰长，1999；周波，2009；龙成学，2008）、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范炜和娄依兴，2005；郭庆旺，2004；闫坤和孟艳，2008；张建平等，2005），而关于财政政策规则问题研究仍相对较少。

基于此，遵循宏观经济背景和政策作用时间差异引发财政政策参数潜在地取决于马尔可夫状态变量，从而存在经济系统未知结构性变化的理论假设，本文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并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内在识别这些体制变化；提出内生捕捉我国财政政策体制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其中，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财政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值，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以捕捉自动稳定器机制）和债务稳定动机反应，其本质类似近期用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估计和分析（Clarida等，2000），并使用马尔可夫体制转换方法对我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进行实证估计。

在展开本文研究之前，有必要明确界定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以及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简单说，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主要指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则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予以确定界定。遵循Leeper（1991），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l，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类似地，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⑥。

一、我国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构建和实证估计

总体而言，无论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还是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都不曾关于财政当局的政策工具达成广泛认同的一致意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研究通常选取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支出和税收（Alesina和Perotti，1995、1997；Perotti，2002；Blanchard和Perotti，2002），McDermott和Wescott（1996）、Alesina和Ardagna（1998）进一步集中于公共工资和转移支出，Arcangelis和Lamartina（2003）将财政支出细化分解为工资和转移支出、剩余支出⑦。就财政政策规则研究而言，常见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债务（Bohn，1998；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或同时考虑政府债务和税收（Davig和Leeper，2005；Davig等，2004）。本文采用的政府财政政策工具，与Favero和Monacelli（2005）一致，即政府财政赤字，并使其与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目标联系起来。实质上，作为实施政府活动对应的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所产生的客观结果，政府财政赤字度量实际上不仅是政府财政政策取向的更全面刻画，而且规避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公共财政体制日渐完善进程中税制不断改革完善、税收以外的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占全部财政收入较高比例等问题导致的财政收入指标选取和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搜集难题。

因此，给出本文构建的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之前，有必要简要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历史表现，由此给出本文构建财政政策规则的直观合理性。

1.中国经济动态效率分析

首先考虑我国政府债务、国债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等行为的历史时间序列证据。如图1，我国政府债务/GDP比率行为揭示出，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2季度，除2003年第3季度的简短反转外，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一个政府债务积累的持续长期向上趋势，经历2004年第2季度～2007年第2季度渐进下降后，在2007年第2季度～2008年第1季度急剧上升，后在2008年第2季度～2009年第1季度下降，并在2009年第2季度后发生温和反转。

如图2所示，GDP增长率和作为中国国债名义利息成本的国债利率比较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3年第3季度和2009年第4季度～2010年第3季度，国债利率高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正，由此，上述期间我国经济动态有效。而在2003年第4季度～2009年第3季度以及2010年第4季度以后时期，国债利率低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负，看起来，在此期间，我国经济是动态非无效的。国债利率和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的显著变动性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规则实证识别中必须充分考虑该因素。

2.识别和估计

刻画财政政策执行滞后，并充分考虑财政政策预期（内生）组成因素的重要性，本部分给出财政政策反应规则识别。假定财政当局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财政赤字。财政当局的反应规则识别刻画实际政府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水平，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被视为捕捉经济自动稳定器机制）和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反应。

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识别是本变的核心变量。假定财政赤字目标刻画对两个主要变量的反应：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关于财政赤字目标的弹性能反应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规则的差别。因而，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考虑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而非政府债务本身，具有能够控制利率和GDP增长率关于政府财政赤字的债务偿付压力随时间变化效应的优势。这也是考虑如图2所示的我国动态效率转换到动态非效率这段被观测历史转换的主要动机。

为刻画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将定义为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真实政府赤字，亦即与政府债务稳定一致的政府财政赤字。名义流量政府债务方程如下：

之所以在财政赤字均衡水平的决定因素中包括产出缺口，是为了控制财政政策的周期因素。注意到与Gali和Perotti（2003）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使用经周期调整的赤字（或盈余）度量（CyclicallyAdjustedMeasure）不同，本文财政政策工具度量是政府真实财政赤字。试图分解财政政策的真正相机抉择部分并藉此控制财政当局直接控制之外的原因导致财政政策变化的因素时，该区别尤其重要⑧。本文暗含假定，产出缺口是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指标，并因而可很好地包括来自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反应⑨。

3.数据

模型包括政府赤字、政府债务、产出缺口、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GDP增长率等经济变量。模型经济变量季度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

（1）GDP增长率和产出缺口。GDP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季度GDP为当季发生额，以本季的当年累计额减去上季的当年累计额。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将名义季度GDP转化为真实季度GDP（记为RGDP）：RGDP=名义季度GDP/当季CPI。为估计产出缺口，采取如下策略潜在产出水平估计：以HP滤波得到季度真实产出长期趋势值（记为HPRGDP），根据真实产出对数关于HPRGDP和三个季度虚拟变量（11）的回归方程计算潜在产出季度估计值（记为UGDP）。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季度潜在GDP增长率可计算为g=，时间序列行为如图2。对应地，我国季度产出缺口数据计算为，时间序列行为如图4。

（2）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为计算真实政府债务/GDP比率，使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债期末余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国债余额季度度量。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名义季度国债余额除以当季CPI转化为真实季度国债余额。在此基础上，真实季度国债余额除以R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国债余额/GDP比率。值得强调的是，作为本文实证识别的核心经济变量之一，我国国债期末余额数据统计可以获得的最早来源是1999年第1季度，这也是本文研究局限于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的主要原因。

政府财政赤字数据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财政收支差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政府财政赤字季度度量。采取与计算类似地剔除通货膨胀影响、除以真实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财政赤字／GDP比率。依据式(3)并结合计算完成的序列，可计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对应的时间序列行为如图3。

（3）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CPI。理论上，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应该是政府债务利息支付额与政府债务偿付额比率。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都不存在政府债务融资成本数据统计，本文依据财政部公布的历次国债发行公告进行计算，作为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的变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统计自1999年1月起每月到期国债需支付的国债利率水平，因为国债动态连续滚动发行，同一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多个批次。比如，1999年1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7年发行的2年、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发行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第一次增发的5年期国债，第二次增发的3年、5年期国债，第三次增发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共11个批次。考虑到每批次国债都可能发生持有者提前兑付的可能性，按照财政部规定的国债计息规定进行统计。比如，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在1999年1月～1999年4月期间满3年而不足4年，故该时期国债利率统计为10.26%，而1999年5月～2000年6月、2000年7月～2011年4月、2011年5月～2011年6月3个期间，国债利率分别统计为11.34%、11.88%和13.06%。自1999年1月始，分别计算每批次国债发行在每个月份偿付国债的利率，然后计算每个月份所有到期国债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就是该月份到期国债利率月度数据；计算每季度3个月份国债利率平均值得到国债利率季度平均值，如图2所示。

就用于各真实变量转换的通货膨胀率变量而言，本文选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指标，原因在于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相比，CPI不仅将服务价格计算在内，能更全面地反映物价变化程度，而且具有与GDP关系更密切、反映商品经过流通环节形成最终价格的优势。更重要的是，CPI倒数衡量货币购买力指数，能反映价格上涨后国债持有主体可能面临的资产收益损失，直接形成对财政当局调整财政政策的公众压力。具体而言，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为通货膨胀率=（季度CPI-1）×10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来源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数据，每季度3个月度数据简单算术平均可得到季度数据。

4.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

使用RATS7软件估计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式（4）。本文尝试允许任意数量的财政政策体制，但总体上，被刻画为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的两个体制情形稳定地实现收敛，并给出最好的统计刻画，估计结果见表1。

同时，注意到作为财政当局工具的政府赤字变量对产出缺口的反应也随着财政体制转变发生变化。消极财政体制下，政府赤字变量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53，并不显著异于0。而积极财政体制下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1，统计显著。

二、财政体制转换模型评价：基于与不变财政体制估计的比较

1.不变财政体制估计

为评价财政体制转换因素对于刻画我国财政政策行为随时间变化特征的重要性，本部分将基于财政体制转换模型的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与不变财政体制条件下的财政规则估计进行比较。实际上，在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不变财政体制假设意味着，对所有t有=s。由此，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由具有取决于特定时刻t体制的时变参数非线性模型系统转变为固定参数线性模型系统。对应地，用于估计的方程系统如下：

然而，基于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识别的结论与经由式（6）估计得到的结论显著不同。若财政政策规则式（4）正确，则财政政策始终处于消极财政体制状态的刻画与历史数据严重不符。如图6积极财政体制概率估计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0年第l季度、2001年第4季度～2002年第2季度、2008年第3季度～2008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2季度～2010年度3季度四个样本区间被识别为积极财政体制状态。

2.体制转换与体制不变模型的财政赤字拟合比较

基于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和固定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可以进一步比较两者关于政府财政赤字行为拟合效果。

为更好地衡量体制转换特征相较于固定体制因素关于财政政策规则估计拟合的显著改进程度，引入政府财政赤字“缺口概念。

政府财政赤字缺口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下的实际政府财政赤字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显然比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具有更大的持续性。两种体制情形下政府财政赤字持续性的差异，可以解释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下的政府财政赤字估计贴近真实政府财政赤字平均趋势路径、存在较多异常值的原因，而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能揭示真实政府财政赤字的动态趋势。

三、政策意涵：结合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的分析

根据新凯恩斯主义“取景假说（FramingHypothesis），政策当局总是为最为逼近的损失风险设置更大的权重。Kozicki（1999）认为，泰勒规则中通货膨胀缺口调整因素和产出缺口调整因素的权重，可以体现中央银行在短期内面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难局面时的权衡结果，反映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偏好，即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孰重的决策尺度。若真实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关于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和产出缺口的边际反应规模的比较，能揭示出财政当局关于政府债务稳定和产出缺口稳定的相对权重，则我国财政当局将在相对更重视保持产出缺口稳定和政府债务稳定之间相互交替：积极财政体制下，财政当局更注重追求产出稳定，而消极财政体制下更看重政府债务稳定。

20世纪90年代初，为治理通货膨胀，在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我国决定，自1994年起不再允许通过向银行系统透支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消除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增长，基于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相对货币政策更直接的判断，我国在1998年之后采取注重货币政策的同时以财政政策调节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12）。因此，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匹配，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尝试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和财政支出规模，推出增发国债，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约580亿元左右，按当时的财政预算，1998年的赤字应为460亿元，比1997年减少100多亿元。但鉴于当时形势，中央决定于1998年8月首次面向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并要求国有商业银行配合增加1000亿元的贷款，用于农林水利建设、交通通讯建设、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经济用房建设等六个建设重点。1999年财政部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且对企业生产经营提出各种减免税政策，出口退税力度进一步加大。2000-2003年，我国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投资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保持不变。截至2002年，我国已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并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正式由积极转型为稳健。

2007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非常突出，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从3月份的3.3%上扬到10月份的6.5%。为实现“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任务，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而考虑到改善民生、重点建设、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各项工作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财政支出会比较大，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在2008年下半年果断实施“四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对应地，2009年和2010年预算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9500亿元和10500亿元水平，财政赤字率一度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根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并纳入地方预算，赤字规模9000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财政赤字率回落至2%左右的安全地带。但与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前2003年的历史最大规模赤字3198亿元相比，在绝对量上依然很大，意味着积极财政扩张力度依然强劲。可以预见，我国将在未来某一时点重复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政策的演变轨迹，正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

对照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并根据图5和图6我国同期消极和积极财政体制两类区间划分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行为主要考虑政府债务稳定目标。这实际上引发应对经济衰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权衡问题，因为以扩大政府赤字的方式进行财政扩张固然能阻止经济颓势、实现产出稳定，但财政扩张之后政府往往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期履行政府债务偿付义务。有关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四、结论

鉴于体制转换特征在宏观经济现象和数据解释中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在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应用的非对称性，本文给出了将财政政策体制随机变化的思想融入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的实证框架。分析结论表明，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较好地揭示了我国财政体制变化，财政政策操作呈现显著的体制不稳定性。作为解释变量，财政政策规则中的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都是显著的。与不变参数财政政策规则规则识别相比，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能更好地解释我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这支持Schmitt-Grohe和Uribe（2003）、Sala（2003）、Dayig（2004）、Davig等（2004）将财政体制不稳定性考虑在内来识别宏观经济最优模型的贡献。

财政体制随机变化的显著特征意味着，在我国从事货币政策规则和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VAR实证研究都应慎重。因为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典型做法是假定积极货币政策规则（泰勒原则）与不变消极财政政策规则（典型的平衡预算规则形式）匹配，而VAR实证研究试图在不变财政体制框架度量财政政策冲击的高频率效应（13），并通常忽略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以及财政政策中的债务稳定动机问题。当然，就体制转换模型识别和估计而言，国外相关研究通常使用比本文规模更大的样本数据，而本文可用数据相对较少，由此可能影响识别、估计和结论的稳健性问题有待进一步挖掘或随时间推移增加数据予以验证。

注释：

①该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核心，集中于泰勒原则。见广泛引证的Woodford（2003）和Clarida等（1999，2000）。

②贯穿全文都坚持Leeper的消极和积极概念。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

③早期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包括，Taylor（1996，2000a，2000b）将财政立场（FiscalStance）度量与产出缺口联系起来（未考虑对政府债务变化反应）识别美国财政规则，Bohn（1998）基于美国百年数据揭示出政府盈余/GDP比率与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采用不变参数法估计包括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的欧洲国家财政政策规则。

④采用固定结构VAR事件研究法，Blanchard和Perotti（2002）使用税收和转移体制的制度信息以及税收征缴时机来识别财政政策行为的自动税收和支出反应，其基本逻辑是，政策制定者收集经济状态信息、考虑财政政策反应并最终实施财政政策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滞后意味着，财政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用于估计模型的周期内，比如一个季度）不可能有对未预期经济活动的相机抉择反应。Fatas和Mihov（2001）假定政府支出不对一个季度内的宏观经济条件反应，将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区分开来。

⑤幸运的是，若分析重点是政策冲击，则财政政策意外识别就至关重要，但就本文关注的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而言，该问题并非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⑥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当然，由于本文的财政政策工具（财政赤字）与既有研究不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界定稍有不同，下文将结合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详细说明。

⑦主要是公共债务利息支付，因其在某些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国家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较大，因此成为重要的预算项目。

⑧例如源于周期性条件和/或失业率的税基变化触发失业利益规模的摇摆。

⑨参见Fatas和Mihov（2003）的类似做法。

⑩理论上，该相关的符号是模糊的。实际上，政府支出外生增长影响真实产出（很可能经由就业的财富效应）和自然产出水平。冲击符号将典型地取决于劳动供给弹性和冲击的持续性程度（Baxter和King，1993）。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我国深入地进行,作为反映客观实际的统计工作必将随之发生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的发生原因,一是在统计信息的需求方面,由于经济管理方式不同,社会对统计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二是在统计信息采集上,由于企业性质发生变化,传统的方法不再适应,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我们认为,比较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统计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给统计带来的变化,将显著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统计信息的社会需求量急剧增加

市场经济体制是利用市场来配置各种资源,让市场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问题。从宏观层次看,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将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采用货币、财政等手段调控市场进而引导企业的间接管理。其操作的难度更大,科学性要求更高,稍有差错,问题便会显现。譬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保持了几十年物价稳定,并引为自豪,其实那时各种产品一直供给不足,旺盛的社会需求量在靠行政手段发票证的方法限制着,隐性的通货膨胀一直存在,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是由市场决定的,一种商品供给不足价格就会立即上升,大量商品供给不足,便会发生通货膨胀,马上就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就促使各级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密切关注统计数字,不断分析市场供求关系,随时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宏观调控决策,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再从微观层次看,过去的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数量、及其价格全由政府决定,它们基本上就不需要了解市场;现在就不行了,市场决定着企业的命运,它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价格多少等等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对市场状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这就决定了企业对市场总体情况以及相关产品的供求状况的信息需求量大幅度增加。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各项决策的科学性要求提高,必须严格按照实际情况作出,作为反映客观实际的统计信息的需求量,必将大幅度增长。

二、社会对统计信息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由于决策科学性要求提高,社会对统计信息的质量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质量首先体现在准确性上。人们自然不能容忍虚假的统计信息,虚假的信息比没有信息更坏,它引导人们“误入歧途。人们对统计信息准确性要求还不能停留在“趋势不错上,而要精确到每个百分点。这好比医生看病,不仅要说明病人体温偏高,还要知道高到何种程度,是38°还是40°。只有这样,才会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当然,不同的指标,准确性会有所不同,象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质量要求会低一些;但象国内生产总值、粮食产量等,必须有较高的准确性。质量要求还体现在及时性上。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作出,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抓住机遇,赢得主动权,保证企业取得竞争优势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如统计信息不及时,时过境迂才提供信息,那就等于没有信息了。

三、统计指标体系趋于科学化

过去计划经济搞的是产品实物平衡,因此统计大量搞的是物量统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重要产品如粮食产量等当然仍要十分注意,但更多注意的是价值上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为满足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统计指标将集中在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指数、就业状况以及进出口统计上。如搞好就业统计,分析就业状况,不仅关系到能否保证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也关系到社会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一部分人失业,这说明是人力资源浪费,经济未达到潜在生产力的边际,社会就应作出相应的宏观政策调整。同时,为了满足国家宏观调控及时性的需要,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的景气统计指标会得到逐步加强和完善。这些反映经济运行波动的超前、一致、滞后指标的统计,能够及时地反映国民经济景气状况,进而形成国民经济预测预报系统,这将有效地提高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

四、抽样调查方洁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是各级政府直接管理的,是各级政府的附属物,一方面政府需要对其进行全面调查,以便评价企业经营状况,安排各类产品产、供、销,另一方面企业也将上报数字作为向上报告情况,参与企业之间的供销循环,保证本企业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的重要工作,一般能够积极地进行统计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全面调查是适当的方法。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是产权明晰、自主经营的法人经济实体。这些企业是以赢利为目的,在市场竞争中发展的。在这种状况下,全面统计一是没有必要,它不要政府安排产供销,政府也不需要逐个企业进行统计考核,企业出资人自然会对企业负责;二是企业对统计工作配合程度下降,全面统计难以实施,企业往往认为上报数字对本企业不产生效益,故作为额外负担来对待。因此,抽样调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今后,除了几年一次的普查仍实行全面调查外,其他年定报均将实行抽样调查。不仅在农业、城乡人民生活、物价等方面,其他各专业如商业、工业、建筑业等均会采取抽样调查方法。

五、统计管理体制趋于垂直管理

管理体制的本质是物质利益关系。统计管理体制是人们为了做好统计工作对其组织机构所作的制度安排。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取得准确及时的宏观数据。它首先满足高层决策的需要,而且越到高层越显得重要。企业需要统计数字,它往往注重的也是宏观数据,以此分析本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几乎全部是由国家作出的。因此,为了排除干扰,保证数据准确,国家有必要对统计机构实行垂直管理,以便实行统一的指标,采取统一的方法,按照统一的时间,取得较为准确的资料。目前主要归地方管理的统计体制,是适应计划经济的需求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显出越来越大的弊端。由于统计数字作为评价各级领导工作和分配某种资源的依据,各地区之间便形成了攀比之风,人为拔高或压低统计数字。这不单纯是某个领导者思想认识的问题,因为在数字普遍不实的情况下,某一地区数字准确,就会导致这一地区及其领导人丧失某种利益。而统计管理体制主要归地方管理,正好使各级行政干预得以实现。由于统计部门的人、财、物主要归地方管理,使得统计机构对来自各级政府的干扰无法排除,由此形成了不实数字,而且越是重要数字,不实的程度会越大。目前的统计管理体制亟待改变。实行抽样调查,较全面统计人力、物力的节约,也使国家有可能实行统计管理体制的垂直管理。垂直管理的内容应包括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的确定、经费的供给及统计人员及其负责人的录用考核等。这样做会从根本上改变统计部门“任人摆布的局面。#p#分页标题#e#

六、统计法制逐步得到强化

这种必要性首先来自统计填报单位的配合上。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行政手段支持统计的效果会越来越差。而统计工作虽然实行了抽样调查,但仍需要一部分单位积极配合,如实上报各种资料,同时国家还将进行几年一次的全面普查。这就必须采取法律手段,规范基层统计行为,强制填报单位履行统计义务,承担统计责任。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5

当然,各国提出政策意见,都强调是为了“确保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但大多数国家对于本国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复苏的优先顺序还是一目了然的。没有国家愿意削足适履,都希望在保持对自己有利政策的同时,其他国家甚至应该配合自己实行相应的政策。所以G20多伦多峰会一定程度上成了各国下阶段经济复苏举措的通报会,而非协调会。这样的结果,对于确立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后召开的首次峰会,多少会让国际社会失望。但是,承认各国经济、政治环境的差异性,从而推出有更多自主空间的政策选项,也许是形成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良好开端。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使得美欧在G20多伦多峰会前的政策差异愈发明显。在次贷危机中未起到预警作用而备受指责的美欧评级机构,在经济复苏阶段显得过度活跃,屡屡拉警报,也许它们认为拉错了警报比没拉警报要强。脆弱的市场显然放大了希腊等国债务评级下降的影响,导致的金融市场动荡迫使欧洲国家必须提前采取财政收缩举措。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加拿大总理哈珀,都站在财政保守主义者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一边,共同强调,如果不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市场将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没有未来的增长。此举对于还指望通过扩大外需来使美国外贸翻番的奥巴马,无疑是沉重的一击,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来临、国内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奥巴马告诫欧洲国家,未来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要依赖于我们当前创造工作机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保罗・克鲁格曼不无夸张地警告,欧洲国家过早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此种决策失误可能触发经济史上的第三次大萧条。

但最终,美国和欧盟国家都没有说服对方。在峰会声明中采取了折衷的方式,指出一些国家减少赤字的努力可能招致经济复苏缓慢的“风险”,呼吁以“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实行财政紧缩。同时规定发达经济体在2013年前将财政赤字至少降低一半,在2016年前“稳定或减少”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个时间表显然顾及了奥巴马在大选时的承诺,当时他声称要在第一个任期结束前把预算赤字削减一半。奥巴马实现它的承诺有较大的难度,最近美国政府还在推动一项总额达550亿美元的就业法案,作为总额862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补充。削减赤字时间表这一似乎最具强制色彩的规定,实际上也并不具有太多的约束力。峰会声明中指出,减赤目标和落实将应各国国情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