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空旅游市场分析篇1

入境旅游作为“出口创汇”的产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宣国富，2012）。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13年接待入境过夜游客5568.6万人次，排世界第四名，位于发展中国家之首；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2013年接待入境游客6976.9万人次，仅次于法国，排世界第二名①。通过入境旅游来分析中美两国的国际关系，即是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联系起来比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时空结构、市场细分和预测研究4个方面（薛刚，等，2008）。其中，对客源市场时空结构的研究主要是通过选取指标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并把它作为市场定位、预测和营销的依据。国外对该方面研究相对较少，Myriam（1995）使用旅游者集中指数（touristintensityindex）、出游指数（touristoriginindex）和地理集中指数（concentrationindex）来研究欧洲地区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旅游流，得出竞争不是存在于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区域之间的结论；Tak-keeHui和ChiChingYuen（2002）运用季节性指数分析了日本游客赴新加坡旅游，得出在新加坡呈现出稳定的季节性特征等。国内学者最初多以市场占有率或增长率来分析和划分旅游市场（刘锋，1999）；李景宜和孙根年（2002）用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率两个指标建立市场竞争态矩阵，对中国入境旅游市场进行精确分析与把握；马耀峰和梁旺兵（2005）提出亲景度模型来定量测定客源市场对目的地的旅游偏好，并分析了美国游客对中国六大热点城市旅游偏好的差异；周彩屏（2008）用转移-份额（SSM）分析方法对浙江的入境旅游市场客源结构演化进行定量测评；也有学者结合市场竞争态和亲景度模型对旅游市场进行分析等（张艳，等，2007；刘春济，高静，2007；杨斯涵，等，2011）。纵观上述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各客源国入境后的空间分布的分析，或者是对某省市入境市场的探讨，比较两个国家旅游市场大小的研究较少。

为更全面地分析国家或地区的入境旅游市场结构，本文构建一种新的市场分析模型，从目的地和客源地相结合的视角来分析一国入境旅游市场大小。目的地视角选取市场占有率、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多样性3个指标，客源地视角选取市场重要度、旅游偏好和旅游吨位指数3个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市场重要度-旅游偏好二维组合矩阵，并使用ArcGIS软件，结合市场占有率和旅游偏好2个指标，对比分析中美入境旅游市场大小和竞争力，为中国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增强旅游综合竞争力提供科学依据。

1概念模型、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多源一汇的概念模型

旅游业是典型的外向型产业，为了全面地了解其市场需求，需要从目的地和客源地两个断面进行分析（孙根年，2005）。O-D（Origin-Destination）矩阵分析在区域交通流分析中被广泛应用，对交通网络的起讫点构建和需求量预测具有重要作用（杨兆升，1996）。我们将这种方法引入旅游市场分析，构建了入境旅游过程O-D矩阵分析框架（见图1）。入境旅游是多个客源地向某个目的地汇聚的过程：对于目的地（D1）来讲，各客源地（Si，i=1，2，3，…，n）从四面八方汇入，形成多股入境旅游流（qi，i=1，2，3，…，n），各旅游流的大小反映在目的地占据的市场份额差异（占有率αi，i=1，2，3，…，n）；对于每个客源地来说，出境旅游流向多样，汇入各目的地人数的不同折射出对各目的地偏好的差异（βi，i=1，2，3，…，n）。

1.2研究方法

1.2.1目的地视角的市场分析

从目的地视角对入境旅游市场进行分析，是对各客源地在目的地所占市场份额的探讨，选取市场占有率、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多样性3个指标进行定量测度。

A.市场占有率：指某客源国入境某目的地国人数占该目的地国接待总入境游客的比例。

1.2.2客源地视角的市场分析

各国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直接导致其出境旅游人数的差距，再者，距离远近和游客认知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客源国的出境旅游流向，因此，从客源地视角来对入境旅游市场分析，需要考虑市场重要度、旅游偏好和旅游吨位指数3个指标。

A.市场重要度：为某客源国出境旅游人数占世界出境旅游总人数的比例，体现了该国在世界出境旅游市场中的地位。

1.3数据来源

本文搜集了2003年至2013年相关旅游数据，并以2012年和2013年均值数据为基础，选取入境中美两国各自前40个客源国为样本进行分析。本文主要针对入境中美两国的外国客源市场分析，因此港澳台三地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中不予考虑，极少数国家出境旅游数据缺失，它们在中美入境市场中地位较低（多属于前40个客源国的后20位），对本文分析结果影响甚微，故在涉及市场重要度和旅游偏好分析时，把这些国家予以剔除。中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数据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4[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4.；美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旅游与旅行办公室网站InternationalVisitationtotheUnitedStates[EB/OL].http：//tinet.ita.doc.gov/outreachpages/inbound.generalinformation.inboundoverview.html.；各国出境旅游人数和世界出境旅游总数来自世界银行的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世界发展指数》）WorldBankGroup.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13[M].Washington：WorldBankPublications.。

2中美入境旅游市场对比分析

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积极影响，两者呈现长期稳定均衡关系（赵磊，王佳，2015）。入境旅游直观反映了某国对世界各国居民的吸引力，能促进就业、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并促进与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是许多国家争先发展的产业。表1为2003年至2013年中美入境旅游发展历程的比较。近年来中国入境旅游发展迅捷，各项增长率均高于美国，但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尽管中国接待的入境过夜游客数量可观，但大部分为港澳台游客，入境外国游客比例不大。2003年至2013年，美国入境旅游人数从4122万人次增长到6977万人次，中国接待的外国游客从1140万人次增长到2629万人次，两者之间的差距在2.3～2.7倍。不仅如此，入境游客的人均花费差异更大，2003年至2013年，美国入境游客人均花费从2315美元增长到3075美元，而中国入境游客人均花费从528美元增长到928美元，两者相差3.3～4.4倍。

一般来说，入境外国游客的多少反映了客源市场的大小，人均旅游花费的高低反映了旅游的享受水平，两者共同影响了某国入境旅游业绩和旅游竞争力水平。在此基于上，采用上一节构建的O-D矩阵分析模型，着眼内部集中度、多样性和外部旅游偏好和吨位指数，分析中美入境旅游市场的大小具有重要意义。

2.1基于市场占有率、集中度和多样性的比较

各客源地在某目的地占取的市场份额不同，会直接影响该目的地入境客源市场的多样性与稳定性。从表2来看，中国方面，韩国为首位客源市场，市场占有率达15.03%；前四位客源市场还包括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累计市场占有率为43.47%；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蒙古为前八位客源市场的后四位，8国市场占有率之和为60.3%。美国方面，加拿大为第一客源市场，市场占有率高达33.78%；它与墨西哥、英国、日本构成前四位客源市场，累计占有率为65.72%；德国、巴西、中国、法国紧随其后，8国市场占有率之和为75.89%。对比分析，美国的CR1、CR4、CR8值分别是中国的2.25、1.51和1.26倍，美国客源市场与中国相比具有高度集中性；中国的HHI值是美国的1.24倍，入境客源市场更为多样。综上所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集中度低、多样性高，说明市场更为稳定，但各客源国“众口难调”，不利于市场营销；美国入境旅游市场集中度高，由少数几个客源市场垄断、多样性低，这在市场营销方面更为有利，但市场稳定性较差。

2.2基于市场重要度、旅游偏好和吨位指数的比较

旅游活动是以一定经济基础为依托的非必须消费活动，国际旅游在此体现得更为明显。从全球旅游大市场来讲，欧洲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是出境旅游市场的“核心骨干”，而近年来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促使区域旅游业快速发展，使其超越美洲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境旅游市场。因此，在现阶段，国际旅游市场展现出欧洲、亚太和美洲“三足鼎立”的格局（杨音南，2009）。本文节选出中美两国共有的国际前20位出境旅游客源国，从客源地视角着重探讨中美共有的国际旅游圈关系（见表3）。

从市场重要度来看，中国等8国出境旅游人数超过2000万，市场重要度均>2%，是国际旅游核心客源市场；荷兰等7国出境旅游人数在1200万～2000万间，市场重要度在1%～2%间，在国际旅游客源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西班牙等5国出境人数小于1200万，市场重要度

从旅游偏好视角来看，洲际差异如下：除俄罗斯外，其他10个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旅游偏好明显强于对中国的旅游偏好；亚洲的韩国、新加坡2国对中国旅游偏好更强，日本、印度对美国旅游偏好更强；美洲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旅游偏好极强，而对中国旅游偏好极弱；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对美国旅游偏好略强于中国。综上分析，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对中国的旅游偏好强于美国，其余15国对美国的旅游偏好强于中国。由此可见，美国对世界出境旅游大国的吸引力远远大于中国，入境旅游更为发达。

从吨位指数来看，中美两国旅游吨位指数分别为225.2和574.3，美国是中国的2.6倍，由此说明美国的旅游实力比中国强。这是由美国软硬实力均强于中国、旅游业起步较早、发展成熟所致。

2.3基于市场重要度-旅游偏好二维矩阵的比较

各客源国出境人数的不同决定了其在国际旅游市场上地位的差异，再者，中美两国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和文化背景不同，对各客源国的吸引力也存在差别。在此，本文以市场重要度指数为纵坐标，将各客源国分为非常重要（γ≥2%）、重要（1%≤γ

中国方面（马来西亚、伊朗、巴基斯坦3国出境数据暂缺，见表4），纵向来讲，15个客源国市场重要度≥1%，22个客源国市场重要度

美国方面（台湾地区和挪威、巴哈马、牙买加3国出境数据暂缺。见表5），纵向来讲，15个客源国市场重要度≥1%，21个客源国市场重要度均

表4、表5对比分析，中国方面，位于矩阵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的客源国数目分别为2、7、13、15；美国方面，位于矩阵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的客源国数目分别为3、8、12、13，中美两国差异不大。具体来看：（1）中国方面，市场重要度≥1%的15个国家有13国对中旅游偏好

2.4基于市场占有率和旅游偏好双指标的比较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旅游是发展入境旅游的前提。因此，查清自己的客源市场，针对不同的市场进行有的放矢的市场营销，提高各市场旅游偏好及到访率，是推动入境旅游发展的有力手段。本节结合市场占有率和旅游偏好2个指标，从市场占有率角度将各客源国分为一级市场（α≥10%）、二级市场（3%≤α

中国方面，从市场占有率来看极少数国家或地区出境旅游数据缺失，对应的市场重要度和旅游偏好值空白，因此，单从市场占有率分析的客源国数目与市场占有率和旅游偏好双指标分析的客源国数目有差别。，韩国、日本2国是一级客源市场，市场占有率之和为26.99%；蒙古、马来西亚、美国等7国为二级客源市场，累计市场占有率达36.97%；三级、四级客源市场包括加拿大、泰国等31国，累计市场占有率为30.14%。从空间分布来看（见图2），中国绝大部分一级、二级客源市场地处中亚、东亚及东南亚，与中国空间距离近，同时，南亚、欧美、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如印度、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它们出境人口基数大，多为中国二级、三级客源市场。对中国呈强、中强旅游偏好的客源国集中在中亚、东亚、东南亚地区；南亚的印尼、印度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中国呈中弱旅游偏好；除俄罗斯和美国，其他欧美国家对中均呈弱旅游偏好。中国各客源国在中市场占有率从高到低依次基本为亚洲、大洋洲、美洲、欧洲和非洲，对中旅游偏好从强到弱也符合这一规律，由此可见，旅游流基本呈现出“距离衰减”规律，地理距离的增加对入境游客数量有负向影响（方远平，等，2014；鲁小波，等，2015）。

美国方面，从市场占有率来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是一级客源市场，市场占有率之和为54.7%，两国占据美国入境旅游市场的“半壁江山”；二级客源市场包括英国和日本两国，累计市场占有率为11.01%；三级、四级客源市场包括德国、中国等36国，累计市场占有率29.41%。从空间分布来看（见图3），美国2个一级市场地处北美，与美国接壤；二级、三级客源市场跳出北美，分布在西欧、南美、东亚和大洋洲，客源分布更广。对美国呈强、中强旅游偏好的11国除澳大利亚和日本，其余9国均地处美洲；对美国呈中弱、弱旅游偏好的客源国除去南美几个国家外，绝大部分地处亚洲和欧洲。各客源国在美市场占有率从高到低依次基本为美洲、欧洲、大洋洲和亚洲，对美旅游偏好从强到弱也符合这一规律。

图2、图3对比分析：（1）中国入境游中，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客源市场数目分别为2、7、9、22，美国入境游中，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客源市场数目分别为2、2、9、27，中美两国一级、三级客源市场数目持平，但中国二级客源市场数量较多而四级客源市场较少，与上文得出的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更为多样和分散的结果相吻合。（2）中美两国旅游圈层存在差异性：亚洲各国为中国主要客源市场，它们对中旅游偏好也较强；北美的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主要市场且对美偏好极强；欧洲和大洋洲的大多数国家为两国旅游圈的交集部分。

3结论

本文构建一种新的市场分析模型，从目的地和客源地相结合的视角来分析一国入境旅游市场大小，并分别选取入境中美前40个客源国，对中美两国入境旅游市场进行了对比分析。

第一，从目的地视角来看，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更为多样和分散，美国客源市场更为集中。究其原因，中国位于亚洲大陆，邻国众多，再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欧美各国贸易频繁，客源市场遍布亚、欧、美等各大洲；美国位于北美大陆，仅与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国接壤，与欧洲联系紧密而与亚洲各国关系相对疏远，客源市场集中于欧美地区。

第二，从客源地视角来看，首先从国际前20位出境旅游大国来讲，除俄罗斯，其他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对美国旅游偏好更强；亚洲的韩国和新加坡对中国旅游偏好更强，而日本、印度对美国旅游偏好更强。从中美两国各自前40位客源市场来讲，美国各客源国对其平均旅游偏好是中国的3倍，说明美国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更强，美国旅游吨位指数是中国的2.6倍，旅游竞争力强于中国。

低空旅游市场分析篇2

关键词：旅游经济地理集中指数泰尔指数新疆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新疆自治区14个地州市为基本的研究单元，同时根据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阎顺①的分类，将新疆旅游区分为四大旅游区。四大旅游区分别为亚心（亚洲中心）旅游区、北疆旅游区、南疆旅游区和东疆旅游区。亚心旅游区包括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地区、昌吉地区；北疆旅游区包括克拉玛依市、伊犁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南疆旅游区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东疆旅游区只包括哈密地区。所有的数据来源于2002―2011年的《新疆统计年鉴》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局相关统计资料。

应用地理集中指数②和泰尔指数等指标方法③，从时空上综合的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1―2010年14个地州市的旅游经济差异，亚心旅游区、北疆旅游区和南疆旅游区三个区域城市间以及四个地带间的旅游经济差异的特征及变化进行定量研究，并从时空上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从而深入了解新疆14地州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特点、时空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地理集中指数表明某项经济活动在地域上集中程度的指标，指数值较小，表示该项经济活动的地域集中程度较低，区域分布较为均衡；指数值较大，表示该项经济活动集中程度较高，地区差异比较明显④⑤。而泰尔指数可以比较旅游收入和当地GDP这2个经济指标的地区分布，该系数能够分解为组内和组间差异，是衡量区域差异的重要指标，泰尔指数越大，说明地区旅游经济差异越大⑥⑦。为了侧重表现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特点，本文选取新疆14个地州市的入境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和GDP三项指标，将新疆14个地州市分为亚心旅游区、南疆旅游区、北疆旅游区和东疆旅游区四个地带进行对比，并对亚心旅游区、南疆旅游区、北疆旅游区和东疆旅游区四个地带内部城市之间的经济差异进行分析。

二、新疆各地州旅游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一）入境游呈较强波动变化，国内旅波动不明显

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分析，2001―2002年新疆入境旅游差异呈现上升趋势；2002―2004年新疆入境旅游差异呈大幅度下降趋势；2004―2006年新疆入境旅游差异又呈上升趋势；2006―2009年新疆入境旅游差异趋于缓慢下降趋势；2010年新疆入境旅游差异下降到十年来最低。而新疆国内旅游差异在此段时间序列上没有新疆入境旅游差异波动明显。2001―2010年新疆国内旅游差异变化不大，2007年新疆国内旅游差异这十年来达到最小。2007―2009年新疆国内旅游差异有缓慢上升的趋势；而2009―2010年新疆国内旅游差异又趋于缓慢下降趋势。

（二）地带间及地带内旅游收入不平衡度呈波动状态

表1显示，在2001―2010年时间序列上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度波动程度较南疆旅游区和亚心旅游区的明显，同时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不平衡度高于亚心旅游区、南疆旅游区和区域间的，且2007年的不平衡度达到最大，达到0.59。而南疆旅游区、亚心旅游区和区域间的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在2001―2010年时间序列上呈轻微波动状态，2009年亚心旅游区内部城市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最大达到0.30，到2010年亚心旅游区内部城市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又开始回落。2007―2010年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呈下降趋势，直到2010年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达到十年来最低0.05。2001―2010年区域间的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波动不大，但2010年区域间的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达到了这十年来的最大。

表2显示，在2001―2010年时间序列上南疆旅游区和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指数明显高于亚心旅游区的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度指数，并且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的入境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指数的波动程度较南疆旅游区的较大，在2006年南疆旅游区和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指数达到十年来的最低，分别为0.70和0.60。2001―2008年时间序列上亚心旅游区城市内部入境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指标指数一直波动较小，但2008―2009年期间该地带内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指数迅速增大，而2009―2010年期间该地带内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指数又迅速回落。在2001―2010年时间序列上地带间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波动较大，2001―2002年时间序列上地带间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呈缓慢上升趋势，2002―2005年时间序列上地带间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呈下降趋势，但2005―2007年时间序列上地带间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又呈上升趋势，2007―2010年时间序列上地带间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呈下降趋势。

（三）入境游和国内游收入空间集聚度较高，梯度明显

根据计算，2001―2010年，新疆国内旅游收入空间上的集聚度较入境旅游收入的不明显。新疆的国内旅游收入可以形成四个等级：乌鲁木齐的进入第一等级；阿勒泰、伊犁州、喀什、吐鲁番、哈密、巴州、阿克苏进入第二等级；塔城、克拉玛依、昌吉州、和田、博州进入第三等级；克州进入第四等级。它们的国内旅游收入在空间上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同样通过计算，新疆的入境旅游收入在等级上可以分为三个等级，乌鲁木齐进入第一等级；喀什、伊犁州、吐鲁番进入第二等级；其余地州市进入第三等级。2001―2010年时间序列上，无论是国内旅游收入还是入境旅游收入方面，新疆14个地州市的旅游收入整体上在逐年增加，到2010年各地州市达到了这十年来的最大值，但是在2003年和2009年各地州市的旅游收入反常，没有随整体趋势的发展态势，这是由于2003年的“非典”和2009年“7.5”事件所致。

三、新疆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差异性分析

（一）空间集聚度原因分析

1、受政策和旅游交通设施的影响

为加快新疆旅游业的发展，自治区人民政府已决定将旅游业列为全区经济发展具有优势和潜力的产业，实施以政府为主导、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大旅游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口岸优势，搞活边境旅游。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外国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主要通过航空方式入境旅游，而目前新疆最大的两个国际航空港一个是乌鲁木齐的地窝铺机场，另一个是喀什机场。乌鲁木齐是整个新疆的交通枢纽，是整个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因此吸引了较多的游客。除此之外，喀什与伊犁州因为口岸优势，在边境旅游这方面吸引了不少的入境游客。综合以上因素，入境客源市场主要集中于乌鲁木齐、喀什、伊犁州。

2、旅游资源的禀赋原因

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物质基础。旅游资源禀赋不同，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就不同⑧。如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对国内游客有较大的吸引力，但对于欧美的游客并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如吐鲁番地区的葡萄沟，哈密地区的哈密瓜，伊犁州的那拉提大草原，首府乌鲁木齐等能给国内游客特殊印象的地州市的旅游资源是吸引国内游客的重要客观要素。

3、基础设施和区位因素的影响

旅游基础设施是一个地区旅游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由于南疆地区的经济基础较薄弱，基础设施的建设起步较晚，从而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低于北疆区和亚心区。从区位上讲，乌鲁木齐的区位条件最好，其次是吐鲁番。目前，新疆的旅游业发展与区位条件有很大的相关性。

（二）时间差异原因分析

1、2001―2002年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呈上升趋势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促进了中国入境旅游业的发展，给新疆旅游经济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加快新疆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此时，对于一些有接待能力的地州市优先发展了入境旅游业，如乌鲁木齐市，而那些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没有接待能力。故2001―2002年期间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呈上升趋势。

2、2002―2004年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呈下降趋势

2003年，由于全球受“非典”影响，此段时间不再存在所谓的接待能力的优势，新疆各地州市的入境旅游收入都下降。因此，此段时间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呈下降趋势。

3、2004―2006年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呈上升

随着2003年“非典”的疫情的消失，再加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增大，有接待能力的地州市恢复了以前的优势，因此此段时间序列上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呈上升趋势。

4、2006―2009年之间的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又缓慢下降

2007年阿富汗发生暴乱，由于新疆与阿富汗接壤，影响了入境游客的进入；2008年是全球的奥运年，使得众多的入境游客聚集在奥运的举办地北京；2009年新疆发生了打、砸、抢、烧的“7.5”事件，严重影响了新疆旅游业的发展，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使得有接待能力的地州市也没有了发挥能力的舞台，因此2006―2009年之间的新疆旅游经济差异缓慢下降。

四、建议与措施

第一，所有的地州市都应做好稳定工作，因为没有稳定就没有旅游的发展（如2009年的“7.5事件”导致新疆整体旅游业的下降）。

第二，对于旅游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州市，政府应给予资金补贴，已达到完善基础设施的目的，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第三，在拥有旅游资源（如博州的赛里木湖）的前提下，政府应出资加强知名度的宣传。

第四，像喀什伊犁州那样借用边境、口岸优势来发展入境旅游一样，阿克苏、博州、塔城、阿勒泰等地州市也应利用边境、口岸优势。

参考文献：

①阎顺.新疆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利用[J].旱区地理，2001（4）

②林明水等.近十年来福建省旅游经济时空差异演变分析[J].学社会科学，2011（1）

③叶护平，韦燕生.中国旅游业发展区域差异的时空变化；市场化、全球化与城市[J].地理世界，2004（8）

④陆林，余凤龙.中国旅游经济的时空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05（3）

⑤陈秀琼，黄福才.中国入境旅游的区域差异特征分析[J].地理学报，2006（12）

⑥阎同生，陈丽红等河北旅游经济区域差异分析[J].产业经济，2006（5）

⑦杨国良，张捷，艾南山等.旅游流失结构及空间差异化特征[J].地理学报，2006（5）

低空旅游市场分析篇3

[关键词]区域旅游合作；类型；时间变化；空间差异；趋势；中国

1引言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增长及其在国内经济发展中重要性日益突出，区域旅游合作已经成为国内旅游经济发展中的热点。区域旅游合作是指基于某种利益，不同区域主体之间，采用一定的约束形式，在旅游经济活动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合作。通过区域旅游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避免恶性竞争，促进旅游健康发展。在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旅游市场，旅游资源还为各地区和各部门所垄断的状况下，区域旅游合作是实现开放、克服垄断的有效途径和无奈之举。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背景之下，通过区域旅游合作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满足旅游需求的多样化新趋势，提高旅游产业竞争力。因此，区域旅游合作得到了政府、旅游业主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区域旅游合作始于1980年，是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旅游业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二十多年来，区域旅游合作在实质上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为了对我国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特征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本文利用INFOBANK高校数据库()和新华网()对以政府为主体的国内区域旅游合作进行了检索，按照区域一致原则整理出153个样本。INFOBANK信息范围覆盖广，历时久；新华社则是报道形式最多、产品种类最全的通讯社。因此，通过以上检索获得的样本基本上能反映国内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实际状况。

2区域旅游合作的类型分析

2．1区域旅游合作的空间类型

根据进行旅游合作的地区在空间上是否连续，可以将区域旅游合作划分为板块型和非板块型两种类型。板块型，即合作地区间空间上连续，存在共同边界。该种类型的区域旅游合作方之间往往具有相通的文化传统、相似的旅游资源和相同的客源市场。例如青海和之间的合作(1999)基础就是共同拥有以青藏高原为特色的旅游资源。非板块型是指合作地区之间空间上不连续，没有共同边界。该种类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往往基于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资源优势和客源市场。例如内蒙古与澳门的合作(2002)，两地旅游产品各有特色，可以吸引彼此的本地客源；澳门在人力资源培训、资本运作上的优势能弥补内蒙古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在所有区域旅游合作中板块型占55.56％，略占优势，非板块型占44.44％。

2．2区域旅游合作的内容类型

根据合作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9种类型，包括客源互换、资源共享、开放市场、产品开发、共同营销、管理协调、基础交通设施共建、信息交流、人员交流培训等。

实际上，每一个区域旅游合作所涉及的内容类型不一且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合作内容简单，例如成都与贵阳的合作(2002年)仅涉及一个内容类型：互换客源。而长江三角洲旅游区(2003―2006年)，合作逐步全面和深入，涉及到所有内容类型。从总的方面来看，区域旅游合作涉及最多的内容类型是共同营销，然后依次是产品开发、客源互换、管理协调，涉及较少的是信息交流、基础交通共建、资源共享，而人员交流培训和市场开放最少。区域之间互相开放市场，是区域旅游合作中最为实质的内容，是创设无障碍旅游区的关键。但该内容出现频率最低，充分说明我国区域旅游合作总体上还停留在浅层次上。

2．3区域旅游合作的地域类型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一般将中国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依照区域旅游合作中主体区域所在的地区，可以将区域旅游合作划分为东部内部合作、中部内部合作、西部内部合作、东中部合作、东西部合作、中西部合作、东中西部合作等7种地域类型。从各个地域类型比重可以看出，区域旅游合作的地域差异十分显著：东部沿海内部以及东部与中部之间的旅游合作十分活跃；相反，中西部、中部内部、东中西部合作则很少；而从三大地区出现频度看，东部地区最高(71.90％)，其次是中部地区(42.48％)，最少是西部地区(35.29％)。一般说来，扩大开放、消除封闭与加强合作、克服冲突是区际关系合理化的要求与标志，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上述数据表明，旅游合作的内在需求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存在一致性。

2．4区域旅游合作的组织类型

组织和制度上的保障是确保区域旅游合作取得成效的关键。在我国区域旅游合作中有3种组织类型：一是成立合作各方通过协商成立的常设机构。例如川陕旅游黄金三角(汉中、广元和巴中，2002年)成立了办事机构，负责组织每年一次的旅游交流活动。二是定期举办年会或联席会议。例如合肥旅游经济圈(2003年)建立了联席年会制度，每年召开一次，确定一个主题，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三是不定期会议。例如北京与香港的合作(1998年)。从总体上看，我国区域旅游合作中具有常设机构只有5.23％，形成年会制度或定期会议制度的为13.73％，不定期会议的为6.54％，三者累加仅有25.5％。因此，我国区域旅游合作大多数缺少组织保障，缺少磋商、对话、监督机制，甚至有些合作仅仅停留在书面上。

3区域旅游合作的演化特征分析

3．1总量变化特征与阶段划分

通过检索获得的最早的区域旅游合作案例是1993年广东、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即三地面向欧美和澳洲市场联合推出“一江珠水，三颗明珠”旅游品牌。是年中国区域旅游合作仅有3个案例可查，截至2006年，区域旅游合作总量达到了153个，发展迅速。根据其数量的变化特征可以将我国区域旅游合作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孕育期(1980―1992年)。在这一阶段的国内旅游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国家提倡各地经济联合，也出现了旅游协作区和旅游合作组织，但合作的层次和内容都很单一。第二阶段，成长期(1993―2000年)。在该阶段，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均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加之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多以及旅游交通设施的完善，国内旅游业呈现出更加迅猛发展的势头。受其影响，区域旅游合作进入了推广阶段。第三阶段，发展期(2001―2005年)。区域旅游合作数量急剧增长，并在合作的范围、内容、层次以及机制上均有较大发展。第四阶段，成熟期(2006年以后)。合作数量趋于稳定，合作内容更加注重实效性。

3．2合作内容演化特征

3．2．1合作内容越来越丰富

为更好反映每个年度区域旅游合作涉及内容广度，本文提出了合作内容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为合作内容指数；Ci为涉及到第i类型合作内容的数量；n=9；G为合作总数，该指数越大，说明合作内容越丰富、越全面。

可以看出，E值在个别年份变化幅度较大，为避免个别年份的影响，按时间段进行分析。1993―2000年年均E值为2.98，标准方差为1.215，极差为3.5。2001―2006年年均E值为3.34，标准方差为0.385，极差为1.16。两组数据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而且更趋于稳定。而从图2可以看出，在1996年以前，区域旅游合作的内容局限在旅游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和信息交流等简单几个类型上；而进入2001年以后，合作的内容涉及到了所有类型。

3．2．2合作内容趋于深入

具有实质性和一定深度的合作得到了较快发展。具体分析上述两个时间段各内容类型合作数占区域旅游合作总数的相对比重，可以看出上升较快的合作内容类型有开放市场、管理协调、客源互换、基础交通等，而产品开发、共同营销等内容相对比重下降较快。分析具体的区域合作协议，以下内容得到了较快发展：相互开放旅游市场、取消地配制、允许企业跨地经营，逐步消除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实现跨区域无障碍旅游等；健全旅游质量管理联动监督机制；资源共享，推进跨区域旅游产品开发等。这些合作激发了旅游景区和旅游企业活力，带来区域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如长三角旅游区、泛珠三角、浙西旅游合作组织、闽浙赣皖九方旅游经济区等区域旅游合作组织。同时，以往产品开发中随意将各自的产品相互组织成线、市场营销中相互宣传等，由于缺乏对市场的准确定位和对消费者旅游需求的了解，实际效果不佳，比重有所下降。

3．3地域类型和空间类型演化特征

3．3．1地域类型由东部主导向多方参与转移

最初的区域旅游合作发生在东部内部，尽管在随后的年份有中部和西部参与，但均是与东部合作(图3)。直到2003年出现了中西部合作类型和东中西部合作类型。

从地域类型的比重变化来看，东部内部和东中部的区域旅游合作一直占据较高的比重，是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主要地域类型。中部内部、西部内部、中西部、东中西部合作虽然比重不高，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迅速。东西部合作则呈现出高一低一高的变化特征。

分析区域旅游合作涉及的三大地带，从频率来看(图4)：截至2005年，东部地区一直占有较高比重；中部地区则呈现出高一低一高的变化，西部地区呈现低高低高的变化；2006年，中部、西部所占比重均有较大幅度的下滑。从数量上看：所有地区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变化，而到2006年则普遍减少。

3．3．2空间类型逐渐以板块型为主

从数量变化可以看出无论是板块型还是非板块型，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变化特征(图5)。而从二者所占的比重变化则看出，板块型呈现高一低一高的变化特征。而非板块型呈现出低一高一低的变化特征。2002年以后，板块型区域旅游合作占据了主导地位。

3．4合作组织演化特征

3．4．1组织形式向多元化和机构化发展

区域旅游合作的组织形式从最初的研讨会(粤港澳大三角旅游发展研讨会，1988)、联谊洽谈会(粤港澳旅游界联谊洽谈会，1990)，到旅游局局长协作会(东北四省市，1995)、不定期会议(京港，1998)，旅游局局长联席会(粤东旅游圈，2000)、协调会(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2002)、旅游论坛(丝绸之路，2002)、联席年会制度(合肥经济旅游圈，2003)、区域旅游经济合作轮值主席会(长江三峡旅游联合体，2004)，再到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部门衔接落实制度(泛珠三角无障碍旅游区，2004)：区域旅游合作常设机构的演化，从最初的联合推广机构工作小组(珠江三角洲旅游区，1994)，到区域旅游合作秘书处(闽粤赣经济协作区，2002)，再到旅游同业协会(闽浙皖赣边际旅游合作圈，2006)。总体上看，区域旅游合作的协商组织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机构化，协商机制也越趋于完备。

3．4．2有组织合作数量增加但比重下降

从区域旅游合作的三种组织类型数量的年度变化来看(图6)：2002年之前，常设机构和不定期会议没有成为稳定的组织形式，而年会制度虽然是比较稳定的组织形式，但却维持在较低的数量水平上；2002年，前两种组织类型成为主要的合作形式，但此后年会制度则成为稳定和主要的合作组织形式。从每个组织类型合作数量占合作比重以及三者之和占合作的比重来看，却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图7)。

4区域旅游合作的空间差异特征分析

4．1空间类型差异分析

4．1．1板块型合作内容丰富，非板块型较为单调

从合作内容比重看(表6)，板块型区域旅游合作更侧重于联合进行产品开发、开放市场、共同营销、统一进行旅游行政管理和协调、信息交流等；而非板块型区域旅游合作则侧重于客源互换、资源共享等。同时，板块型和非板块型合作内容指数分别为3.55和2.96，说明板块型旅游合作内容较非板块型丰富。

4．1．2板块型多以东部、西部内部为主，非板块型以东中部和东西部为主

板块型区域旅游合作主要发生在东部内部、西部内部和东中部；非板块型区域旅游合作则主要发生在东部与中部的合作、东部与西部的合作中。从涉及的地带看，东部地带所占的频率最高，中部和西部则偏低，不同的是中部在板块型中的出现频率高，而西部在非板块型中出现的频率高。这说明，东部地带是区域旅游合作活跃地带，与中部地区多为板块型的合作，而与西部地区由于存在空间障碍，多为非板块型的合作。

4．1．3板块型区域旅游合作的组织性更强

从组织类型看，板块型区域旅游合作主要的组织类型是年会制度，其次是不定期会议，最少的是常设机构。非板块型区域旅游合作一般不设有常设机构，年会制度和不定期会议是其主要的组织类型。从二者比较来看．板块型区域旅游合作的组织性更强，磋商、协调机制更为完备。

4．2地域类型差异

4．2．1中部内部合作内容最全面，而东部内部则内容偏少

从合作内容来分析，中部内部的合作内容最为全面，相反东部内部的合作内容少。具体情况如下：中部内部区域旅游合作中除了人员交流培训外，其他内容类型出现频率均远高出平均水平，并且在客源互换、资源共享、开放市场、产品开发和信息交流上频率处于首位，其合作内容最为全面；而东部内部合作内容有8个内容类型出现频率低于平均水平，特别是开放市场、管理协调、市场营销和客源互换的出现频率均处于末位；西部内部的区域旅游合作中市场营销和基础交通出现频率居于首位；出现频率居于末位的还有中西部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交通、信息交流和人员交流培训，西部内部合作中的资源共享等。主要原因是东部内部合作起步早，数量大，而且在早期内容均比较单一；而中部、西部地区起步晚、数量少，但合作内容较为丰富，发挥了后发优势。

4．2．2区域旅游合作的地域类型差别较大

从合作的组织来看，各个地域类型之间差别较大：中西部合作有近一半的具有组织保障，而中部内部合作则没有组织上的保障。其他地域类型中：东部和西部的合作具有组织保障的仅有8.7％，而且没有常设机构；东部内部和东中部旅游合作分别占了全国区域旅游合作数量的30.07％和25.49％，但其组织保障水平却不高，分别只有26.09％和30.77％的合作组织保障，在7个地域类型中明显偏低。

5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趋势分析

5．1企业主体作用将得到发挥

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旅游合作主体利益的博弈过程。区域旅游合作的主体由两个层面构成，即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长期以来，我国旅游业是政府主导型，政府是旅游合作的第一主体，旅游企业是第二主体。事实上，由于政府对地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往往忽略了第二主体的作用，忽视游客的权益保障，这是最大的区域旅游障碍。区域旅游合作囿于“行政区旅游经济”的基本格局，必然导致整个区域旅游的无效率或低效率。

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旅游合作可以打破地区壁垒，拓宽企业运作的资源空间和市场空间，有利于我国旅游企业做大做强，增强与国际旅游企业抗衡的能力。旅游企业能够按照游客的体验需求来开发和组织旅游产品，真正实现产品的区域联合，在销售方面更具可操作性，使区域旅游合作更具实际意义。

5．2区域旅游合作趋于稳定发展

区域旅游合作是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趋势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保证区域旅游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进入2006年后，我国区域旅游合作数量开始下降，2006年成为区域旅游合作进行反思的转折节点。2006年之前，相当多的旅游合作缺乏对旅游资源、社会文化心理、旅游通达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制约因素的考虑。同时，往往以政府响应为主，存在着一厢情愿、盲目跟风的问题，没有市场的支持和企业的加盟，预期效果或实质性进展甚微，是一种非理性的旅游合作，从而形成了区域旅游合作的繁荣泡沫。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旅游合作是一种经济理性人在利益驱动心理支配下的经济行为，区域旅游合作将趋于理性。2006年以后，基于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的考虑，区域旅游合作还会获得稳定发展。

5．3合作内容上趋于全面和深入

对2000―2006年区域旅游合作内容指数和内容类型比重的变化进行一元回归分析，除了资源共享和市场营销外，其他指标均将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这就意味着区域旅游合作的内容将愈加丰富、全面和深入，区域旅游合作也将由单一合作的初级阶段进入到紧密合作的高级阶段。政府间的区域旅游合作将会主要集中在创设公平竞争的旅游经济发展环境上，以实现旅游经济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从而促进区域旅游整体发展。

5．4空间上将会以板块、邻近合作为主

通过趋势分析发现：板块型合作比重增加，非板块型比重将减少。这是因为：第一，板块型合作具有天然的合作基础。其合作各方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一致性高，便于形成信任机制。第二，板块型区域旅游合作易于形成具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树立鲜明的旅游形象。迎合了游客消费需求空间扩展的新形势，遵循了旅游者消费心理与行为规律。第三，形成旅游空间竞争上的“正的近邻效应”。通过区域旅游合作，可以建立跨地区旅游产业链，形成相关产品配套协作网络，避免雷同开发、同构竞争，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双赢格局。同时，大型旅游联合企业的规模扩张和地域拓展将提高旅游产业的集中度。

受区域旅游合作空间形态变化的影响，区域旅游合作的地域类型也会受到空间距离和位置的影响，呈现出邻近增加、远则减少的趋势。东部内部、中西部、西部内部的区域旅游合作类型比重将持续上升；东中部、东中西部类型的比重将保持稳定，而东西部、中部内部的比重将会减少。

低空旅游市场分析篇4

摘要:广东省是旅游大省,是接待入境旅游重要的口岸之一。广东省每年接待的入境游客有不计其数的向西部12省区转移,这种转移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规律和特征。运用转移态指数、亲景度、转移密度指数三个指标进行分析,得出入境旅游流以广州作为中转站向西部各省区转移的特征,从而为西部各省区的入境旅游的发展与规划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关键词:广东;转移态;亲景度;转移密度

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广东旅游业已具备了相当的产业规模,成为广东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产业和新增长点。近几年来,广东省的旅游业总收入、旅游创汇、入境总人数等主要经济指标一直位居国内首位,已成为我国名符其实的旅游强省。特别是入境旅游业的发展成绩斐然,入境旅游接待人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2006年接待入境游客人数2089.7万人次,占中国入境旅游总人数的34.03%,国际旅游外汇收入753.279万美元,占中国国际旅游外汇总收入的22.19%,是我国入境口岸的重要所在地之一。我国西部12省区的旅游资源的优势是资源丰度大,品位等级较高,精品生态旅游资源众多,高原风光、大漠胜景美不胜收;少数民族风情优势突出,文化古老而神秘,楼兰古城遗址,神秘的三星堆文化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从广东省入境的游客对西部丰富特色的旅游资源十分向往,通过各种交通方式和渠道向西部进发。那么广东省入境旅游流向我国西部省市转移存在着怎样的规律性?入境旅游流的方向空间演变上又存在着怎样的演化机制?笔者对此进行探讨。

一、关于入境旅游流转移的研究

旅游流,即游客在旅游空间场内的迁移现象。旅游流在狭义上是指客流,广义上包括游憩流,以及与此相关或伴生的相关流如信息流、资本流、技术流、货物流等[1]。旅游流空间场是由这种旅游流联结的旅游地与客源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复合的网络系统。旅游流是旅游业的基础,是旅游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比[2]。目前国外有关旅游流的研究呈现研究地域尺度趋大[3],研究方法模型化、定量化[4-11],研究内容侧重于旅游流空间特性结构、等级、演化、空间效应产生、集聚、扩散、影响、旅游相关流投资、商业、贸易、信息研究脚[12-14]等三大特点。国内学者对入境旅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总体规模[15-16]、旅游流空间分布[17-18]、资源禀赋[19]、竞争力[20]等几个方面。然而,目前对广东省入境旅游流向我国西部地区的演变进行研究,在更大的尺度上对我国入境旅游流的东—西递进演化规律、机理进行的研究还没有。

本文通过运用转移态指数、亲景度指数及转移密度指数进行分析,对以广东省作为入境口岸的旅游流向我国西部12省区的演进变化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以广州省为起点的海外旅游流流向变化规律是讨论海外入境旅游流东——西变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数据来源、区域划分和研究方法

随着各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交通设施及区位条件的改善、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旅游产品的重组更新以及旅游接待服务质量的提高,广州入境旅游流向国内各旅游目的地的转移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变化。选取1998、2000、2002、2004、2006年等五个不同的时间断面研究以广州作为中转口岸的入境旅游流随外部条件的变化呈现出怎样的扩散演变规律。通过对国家旅游局公布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入境旅游者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研究由广州省入境的旅游流向西部各省市的转移演变规律。由于行政归属的原因,重庆市1997年前归四川省管辖,因此数据的选取从1998年开始。

在省份的选择上,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剃度开发理论的引入和发展,我国以陈栋生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学者提出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并被作为我国政府组织国民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的地域依托。西部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自治区。2004年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把广西和内蒙古两个自治区划分到了国家大开发意义上的西部地区。

为了科学地描述由广东中转的入境旅游流向我国西部地区各省份转移的流向、流量特征,借鉴马耀峰[20]关于游客转移态的概念,运用此方法,先从宏观方面对广东省入境旅游流向西部省区转移特征进行分析。本文将广东入境旅游流向西部各省份的转移态Ssi定义为:Ssi=Aij×Ti(i=1,2…12),式中Ssi表示广东入境旅游流向第i地转移的转移态数,Aij表示广东入境旅游流向第i地转移的转移比重,Ti表示某省份游客接待指数,Xi代表该地接待入境游客数量,X0代表基准参照地接待游客数(本文选取接待境外游客数量最小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为参照数进行研究)。

某地入境旅游流接待指数Ti的数学公式为:

Ti=Xi/X0×100(i=1,2…12)

1.亲景度分析。为了更加科学地描述由广东省中转的入境旅游流向我国西部地区各省份转移的流向、流量特征,借鉴马耀峰[22]关于游客转移亲景度的概念。亲景度L定义如下:旅游流流量的强度和流入区对旅游流的吸引力,反映的是游客对景区的偏爱程度。亲景度是先计算由广东省向西部某一省区转移的入境游客流量Mi与广东省转移的入境游客总量M1的比,再计算西部某一省区入境总流量Ci与全国入境总流量C1的比,两个横比的比值。它反映的是由流出区到流入区流量占该区总流出量的份额与流入区平均流入量的对比,可以体现流出区旅游流对流入区的难易程度、流入区的吸引力及流入的强度,所以称为亲景度,也就是两个比重的比即为亲景度,用公式表示为:

L=(Mi/M1)/(Ci/C1)

2.转移密度指数。入境旅游流转移密度指数可以进一步反映以广东为中转口岸的入境旅游流向西部省区转移扩散的空间分布状况。转移密度指数是指由广东向某省区转移的入境游客数量占由广东向全国其它地区转移游客总数的比重,与该省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比重的比值,是衡量某省区吸引广东入境客流情况及其国际入境旅游业发展状况的参数之一。本文将旅粤入境游客转移密度指数ρ定义为:

ρsi=(ωsi/ωs0)/(αi/αc)(i=1,2…12)

式中,ρsi表示旅粤入境游客向第i省转移密度值;ωsi,ωs0分别表示旅粤入境游客向第i省和全国(除广东外)转移的游客数量;αi,αc分别为第i省和全国的面积。旅粤游客转移密度指数越大,则该流向旅游流越发育;反之,其密度值越小,则该流向的旅游流越不发育。

三、数据结果及其分析

(一)转移态结果分析

根据转移态指数计算结果,将其反映在旅粤入境旅游流向西部省区转移态指数图上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特性,西部各省区的入境旅游发展并不平衡,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呈现出明显的波峰和波谷的特征,并且差异较大,综合五年的转移态指数的平均值可以大体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广西、云南、陕西和四川,第二类:重庆,第三类:甘肃、新疆、贵州、、内蒙古、青海和宁夏。其中广西和云南的转移态结果优势比较明显,说明旅粤向西部省区转移的入境游客对自然风光类的休闲度假旅游产品是比较感兴趣的。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广西历年转移态指数比较高,但其发展趋势是下降的。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四川、重庆、云南、陕西的转移态指数虽然中间某些年份出现波动,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而其它七个省区的转移态指数相对较低,仅占到了旅粤入境旅游流转移总量的13.58%。

(二)亲景度结果分析

根据亲景度的大小,可将客源市场分为亲景客源市场(L≥1)和疏景客源市场(0≤L<1)。L为大于、等于1的客源国称为亲景客源国;L等于零代表还从未开拓的客源国(无游客);L小于1的客源国称为疏景客源国它反映的是旅游者选择行为,即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偏好程度。从市场竞争角度看,亲景度反映了市场竞争力的强弱,某客源市场亲景度越大,说明该旅游目的地在全国市场中对该客源市场的竞争力越强;反之,亲景度越小,竞争力越弱。亲景度的大小与游客数量未必正相关。即亲景度高,游客数量不一定多;亲景度低,游客数量不一定少。显然,这与旅华游客的总人数有关。利用亲景度对客源市场进行分析,与从纵向来对客源国到旅游目的地的人数进行对比其意义不同,这不仅反映次序上人数对比的大小,而是反映对于全国不同入境客源国人数,某客源国游客对于某旅游地的偏爱程度。

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属于亲景客源市场的是重庆、四川、广西、云南、陕西五个省区,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强省,疏景客源市场的是、甘肃、宁夏、贵州、新疆、青海、内蒙古。疏景客源市场中的和甘肃亲景度接近于1,具有很好的发展态势,对于游客还是具有较高的吸引力,相关部门要进行合理的引导培育,制定出相关的政策,努力使之发展成为亲景客源市场。内蒙古亲景度平均指数只有0.0745,亲景度指数最高的重庆是其17倍,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宣传促销策略,同时要加大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

(三)转移密度指数分析

分析表明,转移密度指数排名前三的是广西、重庆、陕西,其次是云南、四川,排名第三档的依次是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粤桂、粤渝和粤陕旅游流属于大型旅游流,粤滇旅游流属于中型旅游流,粤黔、粤甘、粤藏、粤清、粤夏、粤新、粤蒙旅游流属于小型旅游流。密度反映了游客的集中程度,密度越大的省域游客越集中,而密度越小的省域游客可选择旅游范围较大,因此地域上相对较分散。入境游客的前来能够增加该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加快国际旅游业发展速度,因此转移密度较小的省份要加大吸引游客力度;另外,由于游客的过度集中会导致旅游区的环境污染、过度拥挤、目的地居民态度的改变,从而导致入境旅游者旅游体验质量的下降,因此密度过大的省份也要考虑通过各种措施改善和缓解游客的大量涌入和过度密集带来的问题。

(四)综合分析

运用转移态指数是从宏观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了旅粤入境旅游流向西部省区的总体态势,是绝对指标。而亲景度和转移密度指数引入是从微观方面更好的说明旅粤入境旅游流向西部省区转移的特征,是相对指标。亲景度的引入,可以更深入、更全面地把握入境旅游流转移的特点,确定旅粤入境旅游流向西部省区转移的友好市场、机会市场和潜力市场。而转移密度指数反映旅游流的发育程度,可以对各支旅游流进行详细的评价。从宏观和微观两大方面进行分析可以较好的得出旅粤入境旅游流向西部省区转移的特征。综合以上三种分析发现,旅粤入境旅游流向西部省区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四、政策建议

(一)加强以广州作为中转的入境旅游流向广西、云南、陕西、四川、重庆转移的优势

五个省区在三种指标分析中均具有较高值,构成了旅粤入境旅游流向西部省区转移的主体,占到了旅粤入境旅游流转移总量的86.42%。截止2007年,这五省区(市)3A级以上旅游景区占西部所有3A级以上景区总数的60.22%,旅游资源分布广泛而又相对集中,竞争优势突出。从广东入境向我国西部地区转移的游客在地域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偏好。与西部地区各省区的旅游资源赋存有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874。大尺度的入境旅游者由于时间、经费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在旅游活动中选择游览的是旅游资源赋存较多的地区,且在该目的地游览时选择该地较高级别的景区。今后五省应加强对广东入境旅游市场的促销,使其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强化其主导地位,同时也应加大其它入境口岸的促销力度,使客源输入地多元化。

(二)促进以广州作为中转的入境旅游流向贵州、、甘肃转移的趋势

三个省区的转移密度和转移态指数比较低,但亲景度指数相对来说比较高0.4835、0.9932.、0.9410,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贵州距离广州比较近,具有交通上的优势。做中国旅游已经35年的小野由纪夫先生说[24]:贵州旅游资源的丰富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好的资源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商品推销出去,才是市场开拓的关键。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旅游业取得了更加迅速发展,但由于其距离、气候等原因,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旅游业的跳跃式发展。特别是最近发生的“3.14事件”,会对的入境旅游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关部门应该积极的诱导疏通,争取把负面效应减小到最低。抓好舆论宣传、向国内外讲明此次事件的真相,增强游客进藏旅游的信心。同时,继续加强景点、景区、宾馆、饭店以及交通运输的安全工作,保障游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强旅游促销宣传。甘肃旅游应在目的地营销及改善旅游交通等方面下功夫,有待进一步加大优质极品旅游资源开发力度、旅游交通的建设和促销宣传。关键的一点是要加强宣传力度,要将媒体、广告、促销等各种方式的宣传结合起来。

(三)大力提升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和市场宣传的水平

广东入境旅游流向其转移的三个指标的数值,除少数年份外,其余均为零。四省区由于资源地理区位、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在全国较为靠后,四省区在开拓旅游资源、改善旅游交通、提高旅游服务硬件及软件水平方面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内蒙古,三个指标在12个省区里全是最低的,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打造强势旅游品牌,还应在深度开发旅游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及加强对广东入境客源的宣传上花大力气。

低空旅游市场分析篇5

【关键词】长三角旅游业功能关系

一、引言

在城市职能体系中，旅游业是一项重要的城市职能。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服务设施完善，交通方便快捷，旅游业发展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是我国旅游业最先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型的区域之一，也是最有条件率先实现转型的区域之一。长江三角洲旅游业的转型离不开城市的参与。本文试图在旅游客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分析的基础上，来探讨长江三角洲城市间的旅游业功能关系，以提供区域旅游业联合发展的决策参考依据。

旅游是一种因空间位移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从客源地到目的地之间的空间跨度往往是游客进行旅游活动的障碍。旅游活动的空间异地性源于旅游产品的不可移动性，这种性质使得无法通过旅游产品的空间位移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而只能通过旅游者的空间移动，即由客源地向目的地的空间移动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从空间结构角度考察的旅游系统模型中，leiper1979年提出、1990年予以修正的模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leiper模型中，共有旅游者、旅游业、客源地、旅游通道和目的地等五个要素，其中，客源地、旅游通道和目的地三个空间要素尤为重要，它们相互作用，构成了旅游系统（leiper把旅游系统描述为由旅游通道连接的客源地和目的地的组合）。对客源地、目的地和旅游通道等地理要素的空间关系的研究，本质上就是对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翁瑾、杨开忠，2005）。

在旅游系统中，如果一个城市与“旅游通道”相对应，在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我们便称之为“中转地”。与城市相对应的客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的空间相互作用，构成了长江三角洲城市间旅游业功能关系分析的主要内容（图1）。对于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城市，这种空间相互作用表现在：作为客源地，为区域内其他城市提供旅游需求，或者通过区域内其他城市中转为区域外目的地提供旅游需求；作为中转地，在区域外客源地与区域内目的地之间、区域内客源地与区域外目的地之间及区域内客源地与区域内目的地之间架起桥梁；作为目的地，为区域内、外游客提供旅游产品。

本文包括五个部分，第二部分比较分析了长江三角洲不同城市的旅游需求规模及其差异性，并讨论了区域内城市间互为客源地和目的地的问题，第三部分比较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的中转地功能，第四部分讨论了由景区型目的地组成的城市目的地对旅游者的吸引力问题。第五部分是全文的结论。

（注：在第二类、第三类和第四类功能关系中，中转地对应于长江三角洲内的一个城市。）

二、旅游客源地

一般说来，旅游客源地是指具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能力，能够向旅游目的地提供一定数量游客的地区。根据地域空间范围大小的不同，客源地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城市客源地、区域客源地、国家客源地等类型（郭鲁芳，2005）。就本节所要讨论的主题而言，基于城市的客源地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主要包括：长江三角洲不同城市的旅游需求规模及其差异性、区域内城市间互为客源地和目的地的水平及一个城市通过区域内其他城市中转为区域外目的地提供旅游需求的状况。限于资料，我们仅对前两个问题进行简要地分析。

客源地的需求规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状况、休假制度等。就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是影响城市旅游需求规模的两个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通常其旅游需求规模越大；类似地，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越大，其旅游需求规模越大，城市的旅游需求规模与其人口规模具有正比例的关系。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90年，长三角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442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13.1%，200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006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16.1%，2006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9613亿元，占全国的进一步提高到18.8%。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展速度较快相伴的是，区域内不同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城市化水平看，2006年，上海城市化率最高，达到85.8%，城市化率超过70%的还有南京（77.6%）和无锡（71.9%）；台州的城市化率最低，仅有17.7%。从居民的收入水平看，上海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6年为20668元，排在第一位，台州、宁波分别以19953元和19674元排在第二、三位，泰州最低为12682元；苏州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6年为9278元，排在第一位，上海、无锡位列其后，泰州为5695元，排在最后。为了增加可比性，我们对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进行了加权调整。从调整后的收入水平看，上海最高，为19037元，而泰州、扬州等不到10000元（见表1）。

（注：（1）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统计口径相对应，城市化率指标我们采用的是“非农业人口比重”；（2）“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加权平均数。资料来源：绍兴市统计局：《绍兴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如上所述，一个城市的旅游需求规模除了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的联系外，还与人口规模具有正比例关系。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不同城市的人口规模差异悬殊。例如，上海2006年末户籍人口为1368万，居于首位，而舟山排在最后，仅有97万，前者是后者的14.1倍。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两个因素，上海因两项指标均居首位，其旅游需求规模无疑最大，而镇江、南通、扬州、泰州、舟山、台州等，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或者人口规模相对较小，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其旅游需求规模要小得多（与上海比）。

上述的分析说明了长江三角洲不同城市的旅游需求规模存在的巨大差异性，下面转向分析长江三角洲国内旅游市场的客源地分布情况。限于资料的可获得性，我们不能具体地说明上海的游客有多大比例流向南京、有多大比例流向杭州等详细的信息，但表2、表3还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抽样调查资料（见表2）显示，2003年，江苏的国内游客有54.5%来自沪苏浙三地，浙江的国内游客有68.6%来自沪苏浙三地。分城市看，在不包括上海、台州的14个城市中，除南京来自沪苏浙游客的比重较低外（29.1%），其他城市来自沪苏浙游客的比重均在50%以上，镇江的这一比重高达87%；其中，来自上海的比重在7.6%~19.9%之间，有12个城市的比重超过10%。从农村居民国内旅游者（过夜游客）的流向看，2005年，全国有11.5%的游客流向沪苏浙，而上海、江苏和浙江却分别有72.9%、75.1%和73.0%的游客流向沪苏浙。这些资料虽然不够精确，但已能揭示这样的事实，即对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城市而言，来自区域内其他城市游客对其国内旅游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换句话说，长江三角洲各城市相互之间互为客源地和目的地，其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三、旅游中转地

中转地是指在旅游系统中具有“旅游通道”要素的特征，在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起桥梁作用的地区城市。一般而言，中转地是指那些具有交通中转和出入境口岸功能，可以形成过往和过境游客的地区，这些地区一般都是交通发达的口岸城市或中心城市。以上海为例，假设一位香港游客想到镇江旅游，考虑到没有“香港——镇江”航线（目前镇江没有机场，不可能存在该航线），可能选择以下的路线：从香港乘坐飞机到上海，再从上海乘坐长途汽车（或其它交通工具）到镇江。按照旅游系统的三个空间要素，香港是客源地，镇江是目的地，而从香港到镇江所经过的路径便构成了旅游通道。不难发现，上海在这个过程中显现了“旅游通道”的特征，在连接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上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对于长江三角洲城市间旅游业功能关系的分析而言，一个城市的中转地功能，无非是在区域内客源地与区域内目的地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图1第二类），在区域内客源地与区域外目的地之间（图1第三类）或区域外客源地与区域内目的地之间（图1第四类）起着纽带作用。考虑到长江三角洲城市相互间距离较近，彼此间交通较便利，一个城市的中转地功能更多地体现在后两种类型的联系中。明确了这个问题后，我们需要进一步确定不同的交通方式对于一个城市的中转地功能形成的重要性。就长江三角洲而言，一个城市的中转地功能对旅客的航空运输能力依赖性较高，相比之下，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和水上运输的重要性可能要低得多。之所以如此，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是考虑到“中转”的内涵。以公路运输为例，尽管其客运量远高于其他运输方式（见表4），但以“游客”身份出现并涉及到我们所关注的“中转”的内涵的旅客占全部旅客的比例可能很低。另一方面主要考虑到航空运输在长途旅游（特别是出、入境旅游）中的重要地位及长三角城市间民航运输能力的巨大差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中，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为部级综合运输枢纽。《规划纲要》在确定部级综合运输枢纽时，综合考虑了货物运输和人员流动两方面的因素。表4显示了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在人员流动方面的集散中枢功能。

（注：（1）民用航空、水运为旅客吞吐量口径，铁路、公路为旅客发送量口径；（2）上海铁路、公路为跨省市旅客运输的行业统计数字；（3）水运仅提供长三角沿海港口旅客吞吐量数据，嘉兴港未提供旅客吞吐量数据。资料来源：《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在对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不同运输方式的运输能力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我们以入境旅游者为例来讨论长三角城市的中转地功能。之所以选择入境旅游者为例进行分析，主要是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数据的质量。在表5所列的长三角地区的9个城市中，2006年入境游客人均每天花费从185.1美元（南通）到233.2美元（上海）不等；在这些花费中，长途交通费占了比较大的份额，绍兴的入境旅游者这一份额最高，为23.2%，最低的无锡为5.1%。一般而言，长途交通工具主要包括飞机、火车、汽车和轮船等。就上述九个城市的长途交通费的构成看，入境旅游者的航空交通费在长途交通费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占有从70.6%（无锡）到97.8%（绍兴）不等的份额（见表5）。分析表明，一个城市在航空交通网络中的地位，对于其中转地功能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料来源：《入境游客抽样调查资料2007》，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年版。）

（资料来源：中国民用航空总局：《2007年民航机场生产统计公报》，2008年3月7日。）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民航机场密集度最高的地区，在全国民航机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见表6）。2007年，我国境内民用航空定期航班通航机场为148个（不含香港、澳门），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有9个，分别是：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无锡硕放机场、常州奔牛机场、南通兴东机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和舟山机场。2007年，长江三角洲地区9个机场共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699.7万人次，约占全国的19.9%，完成飞机起降架次71.1万次，约占全国的18.0%。从旅客吞吐量看，浦东国际机场和虹桥国际机场2007年分别完成旅客吞吐量2892.0万人次和2263.3万人次，在全国1148个机场中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9个机场中，不同机场在中国航空网络乃至世界航空网络中的地位差异悬殊。从旅客吞吐量看，浦东国际机场和虹桥国际机场在长三角的9个机场中居于第一层次，2007年合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155.3万人次，占9个机场总和的67.0%；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和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能力居于第二层次；其他机场则处于第三层次。从覆盖的地域范围看，上海空港也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截止到2005年底，共有65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开通了到上海的定期航班，其中有52家国际及地区的航空公司开通了到上海的航班，有83个国内城市和98个国际及地区城市与上海通航，通航城市2005年增加了19个。上海航空枢纽建设的目标是力争经过若干年努力，建成亚太地区的航空枢纽，成为世界航空网络的重要节点。其他机场不仅国内通航城市比上海少许多，国际通航城市更是无法与上海两个机场相比，南通兴东机场、舟山机场等甚至没有开通国际航班。因此，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民航机场概况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上海的中转地功能最强，杭州、南京和宁波也有一定的中转地功能，而其他城市的中转地功能相对较弱。

四、旅游目的地

旅游目的地是旅游产品的集中供给地，是“拥有特定性质旅游资源以及相应的旅游设施和交通条件，具备了一定旅游吸引力，能够吸引一定数量的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特定区域”（张辉，2002）。根据地域空间范围大小的不同，旅游目的地可分为景区型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目的地、区域旅游目的地和目的地国家（郭鲁芳，2005）。景区型旅游目的地是旅游目的地的最小空间单位；城市旅游目的地是从一个特定旅游区域空间范围来划分的，通常由多个旅游景区组成，原则上等于行政区域上的城市划分；区域性旅游目的地是从一个国家空间范围来划分的，通常由多个城市旅游目的地组成；而旅游目的地国家是从世界旅游空间范围和跨国旅游来划分的，属于国际性旅游目的地范畴，一般由多个区域性旅游目的地组成。

就我们的分析而言，关注的重点是由景区型目的地组成的城市目的地。自从2000年我国旅游景区实施评定标准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内a级景区的数量不断增加，截止到2005年度，共有232家a级景区；其中，4a级景区、3a级景区、2a级景区和1a级景区分别为107家、35家、83家和7家（表7）。长江三角洲地区不同城市a级景区的数量是不同的，达到20家的城市有苏州（24家）、无锡（24家）、南京（23家）和杭州（20家），a级景区数量较少的城市主要有泰州（5家）、湖州（6家）、舟山（6家）和台州（7家）等。本质上看，一个城市目的地对旅游者吸引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景区的数量，更取决于景区的质量（等级）。如果考虑景区的等级，长三角景区的空间分布又发生了变化。例如4a级景区，上海、苏州各为17家，杭州有16家，而泰州、舟山只有1家。

一般地说，对于不同等级的景区，如果一个景区的等级越高，对游客往往也越具有吸引力，但这不是绝对的。对于同一级别的景区而言，其对游客的吸引力不仅与景区本身的资源条件有关，也与景区的可到达性、景区的服务质量、政府政策、旅游促销等因素有关。为此，我们给出了2006年长三角各城市的旅游人数（见表7），作为对a级景区空间分布分析的补充。

2006年，到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的国内旅游人数为40199万人次，入境旅游人数为1430万人次。分城市看，不同城市差异悬殊。到上海的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分别为9684万人次和606万人次，均居首位，分别占长三角的24.1%和42.4%，而到泰州的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分别仅有567万人次和3万人次，排在最后。综合考虑长三角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状况及2004年各城市国内旅游、入境旅游的资料，可以认为：上海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最大，苏州、杭州次之，南京、无锡和宁波再次之，其他城市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较小。

（注：a级景区数量为截止到2005年度评定数量；旅游人数为2006年度数据。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网（http：//ta.com/）；《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2007）。）

五、结论

在前文中，我们对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作为源地、中转地及目的地的地位分别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分析。现在，我们对前述的分析做进一步的归纳。综合前文的分析，并结合其它本文未仔细讨论的因素（如不同城市居民旅游消费习惯的差异性，公路、铁路、水路交通因素，其他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等），我们对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作为旅游客源地、中转地及目的地的大小或强弱进行了概括性的判断（见表8）。

（注：＋＋＋＋最大或最强、＋＋＋表示比较大或比较强、＋＋表示一般、＋表示较小或较弱。）

表8提供的信息包括：（1）作为客源地，上海为“++++”级，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和宁波为“++”级，其他城市为“+”级；（2）作为中转地，上海为“++++”级，南京、杭州和宁波为“++”级，其他城市为“+”级；（3）作为目的地，上海为“++++”级，苏州、杭州为“+++”级，南京、无锡和宁波为“++”级，其他城市为“＋”级。

【参考文献】

[1]卞显红、王苏洁：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空间一体化分析及其联合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15+1高峰论坛：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杭州）宣言[m]．中国杭州http：//，2003．

[3]郭鲁芳等：旅游经济学[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