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的宏观经济分析范例(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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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篇1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采集根据文献综述,笔者首先将经济增长率和市场利率视为影响养老保险公司企业年金业务的重要因素。其次,考虑到经济活动可能存在着时滞效应,笔者在模型当中加入企业年金业务、经济增长率和市场利率等变量的滞后项。第三,由于笔者侧重研究养老保险公司企业年金的受托管理与投资管理,所以计量模型包含两个方程。第四,为了剔除季节因素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干扰,不仅各个变量均使用同比增长率指标(除了利率之外),而且所有名义指标也都要扣减通货膨胀率。如式1与式2所示,Ut和Vt分别代表养老保险公司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和投资资产的实际同比增长率。Yt代表实际GDP同比增长率。收集和整理2008年6月至2013年6月相关变量的时间序列。其中,笔者借用同比CPI计算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等于1年期SHIBOR的月末数值减去通货膨胀率。由于养老保险公司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投资管理资产和GDP只有季度统计数据,需要使用EViews6.0提供的三次条样插值法将季度数据转变为月度数据。经过处理之后,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统一用小数形式表达。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由于研究样本为月度数据,各个变量的最大滞后阶数通常选择12的整数倍数,例如12、24和36等等。在此,笔者令最大滞后阶数m、n、p、q、r、s都等于12。同时,笔者借助“后退逐步回归法”(step-wise-backwardsregression)估计模型参数。当显著性水平α设定为0.05时,回归结果如表1和图1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不仅时滞效应是显著的,而且至少还可以反映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两个回归方程当中,变量U、V滞后项的反应系数都是随着滞后阶数的增大而振荡衰减,如图2和图3所示。②这说明,无论是委托管理业务还是投资管理业务,以往发生的业务总是能够对当期业务产生显著地冲击,而且越是近期发生的业务,其影响力也就越大。从侧面反映出,目标客户在决定是否授权养老保险公司管理企业年金时比较看重其近期的市场表现。其次,变量Y及其滞后项对V的冲击表现为从强到弱的振荡衰减趋势,而与此不同的是,变量Y及其滞后项对U的冲击呈现出先增强然后衰退的态势,尤其前6~10个月的宏观经济波动对当前的企业年金委托管理业务的影响力最强,如图4和图5所示。更加重要的是,委托管理业务对Y滞后项的反应系数相当大。例如,Ut对Yt-7和Yt-9的反应系数分别等于-26.2和27.8。宏观经济增长率对委托管理业务的冲击有时候会比它对投资管理业务的冲击大几倍甚至十几倍。换句话说,不仅以往的经济繁荣(萧条)极有可能是当前委托管理业务扩张(收缩)加剧的原因,而且委托管理业务的这种波动会比投资管理业务的波动更加剧烈。因此,在宏观经济形势不稳定的时候,养老保险公司需要至少提前2~3个季度做好烫平未来委托管理业务波动的准备。密切关注并且科学预测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对于养老保险公司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从变化趋势上看,利率波动对委托管理业务的冲击(I—>U)与其对投资管理业务的冲击(I—>V)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从振幅上看,前者的冲击力则相对更大一些,如图6所示。委托管理业务对利率的反应系数仅仅经过2期(即从滞后4期到滞后6期)就从最小值-2.79提升到最大值2.78,变化幅度达到5.57。而投资管理业务对利率的反应系数则需要经过6期(即从滞后3期到滞后9期)才能完成从最大值1.24下降到最小值-2.09的变化,变化幅度是3.33。简言之,利率滞后项能够对委托管理业务产生较为急剧的冲击,然而利率对投资管理业务的冲击则相对较缓和。所以,在货币市场不稳定、利率变动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时,养老保险公司应该重视未来可能出现的业务波动,尤其是未来委托管理业务的急剧变动。
二、结论与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无论是养老保险公司委托管理业务还是投资管理业务,除了受到自身滞后因素的影响之外,也都会受到经济增长率、市场利率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冲击,而且主要的冲击来源于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滞后项。一方面,越是近期发生的业务对当前业务影响也就越大。这暗示,目标客户在决定是否授权养老保险公司管理企业年金时比较看重其近期的市场表现。另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养老保险公司需要密切注意宏观经济形势及市场利率波动,做好烫平未来业务波动的预案。由于委托管理业务受到经济增长率和利率滞后因素的影响最大,所以旨在平滑委托管理业务波动的预案将会是养老保险公司未来如何抵御宏观经济冲击的研究重点。为此,笔者提出如下三点对策建议:
第一,目标客户比较看重养老保险公司的近期表现,对保险公司长期以来业务发展的注意力相对不足,说明公众或者目标客户的决策过程并非完全理性,他们极有可能是依照“拇指规则”(ruleofthumb),判断短期的业务增长(衰减)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从而过分乐观(悲观)地估计养老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所以,养老保险公司应该加强营销宣传工作,要向公众或目标客户强调养老保险公司的长期发展潜力和发展理念,弱化短期印象对公众或目标客户的影响。
第二,旨在烫平业务波动的全部预案都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增长率、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分析与科学研判的基础之上。因此,养老保险公司应该努力提高数据挖掘与经济预测能力。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特定背景下,经济预测工作对于业务规划和发展而言有着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
保险业的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篇2
关键词:宏观经济;周期性变化;银行
中图分类号:F123.16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6)11-0023-05
一、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概述
经济周期波动是现代经济社会具有的一种普遍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经济周期是“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这种过程实质上反映了宏观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对其均衡状态的偏离与调整过程。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经济周期大体经历周期性的四个阶段:繁荣、衰退、箫条和复苏。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增长始终与经济波动相伴而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因受世界经济格局、经济体制基础、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结构和宏观调控政策等内外部因素变化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征更加明显。
综合分析我国GDP增长率(见图1),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五次周期性波动(以波谷至波谷为一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1981年到1986年,第二个周期是从1986年到1990年,第三个周期是从1990年到1999年,第四个周期是1999年至2001年,自2001年至今,处于第五个周期之中。
197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扩张―收缩”交替周期波动格局,在1993年前,波动明显,幅度较大;自1993年起,经济增长出现新的变化,波动趋缓,幅度较小。从总体趋势看,波谷的不断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增强了抗衰退能力;波峰的不断下降表明我国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扩张的盲目性,增强了发展的稳定性;平均位势的提高表明我国经济克服了“大起大落”,总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周期的扩张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有了更强的持续性。总的来说,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中,波动振幅趋于平缓,经济增长形态有了较大的改善。
二、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银行业的关系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宏观经济与银行业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相互作用愈加明显。一方面,经济波动直接影响着银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良好运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会导致或加剧经济波动,甚至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延缓经济增长。
(一)指标波动曲线对比分析
结合货币供给量、信贷及不良贷款率三项金融指标(1982-2005年数据),我们对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银行业的关系进行对比和分析。
从M0、M1、M2的增长率曲线与GDP增长率曲线对比(如图2)及信贷增长率曲线与GDP增长率曲线对比(如图3)可以看出,1994年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信贷增长波动略先于经济周期性波动,货币供应量、信贷对经济增长波动影响较强。进入1994年后,货币供应量、信贷增长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波动相对于经济周期性波动从略有超前转变为同步甚至略有滞后,货币供应量、信贷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由强转弱,经济周期波动对货币供应量、信贷的影响开始显现。
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相对于经济周期性波动明显滞后,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不良贷款的影响不断增强。我国不良贷款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二是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期。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1990年的10%上升到1993年的20%左右。三是9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三次不良贷款大幅增加均受到了经济波动的影响,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轨迹十分吻合。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共经历了五次通货膨胀和一次通货紧缩态势,其传导模式十分相似,都是经济的大幅波动引起的,其过程是固定资产投资盲目扩大,带动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继而带动上、中、下游价格上涨。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实际需求,产品销不出去,企业资金链断裂,银行贷款形成不良贷款。
通过对比和分析,可以将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银行业的关系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当经济运行呈上升态势时,企业的投资需求增强,社会资金需求加大,货币供应量增加,银行相对放松信贷准入条件,信贷投放速度加快。持续的信贷增长会导致信贷膨胀,从而引发通货膨胀,产生经济泡沫。二是当经济运行开始转向下降趋势时,银行的信贷投放速度也开始放缓,此时,企业对外负债水平较高、经营收益减少,向银行再融资出现困难,按期偿债能力减弱,不良贷款开始逐步暴露,进而产生通货紧缩趋势,加剧不良贷款恶化的预期,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步入低迷。
(二)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的。只有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合理利用规律,才能有效促进银行业持续、良性发展。这其中,国家根据经济运行状况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对银行业影响最深刻。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按性质来划分包括放松银根和紧缩银根两种。宏观调控放松银根对银行的影响是积极的,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给银行带来的更多是冲击与考验,其对银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银行信贷供求矛盾突出。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后,受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银行在减缓发放贷款特别是流动资金贷款的同时,也加快了清收力度,银行的信贷供给受到压缩,但是市场上的信贷需求由于是刚性的并没有立即相应地缩减,这种供求矛盾必将影响企业的经营,影响银行的效益,银行的信贷风险加大。宏观调控对于泡沫经济的影响给银行带来的冲击更是剧烈的。
2.信贷结构不合理现象加剧。一是大户贷款风险集中问题突出。宏观调控实施后,出于控制风险考虑,银行将贷款营销对象进一步锁定在少数规模相对较大、当期效益较好的大型骨干企业。当效益较好的企业随着行业景气度下降或新一轮宏观调控影响而出现问题,会给银行带来集中风险。并且,银行“扎堆”竞争营销大企业贷款,可能还会带来贷前调查的放松、贷款条件及流程的简化等违规行为。二是贷款行业结构趋同现象突出。目前,不少银行机构在贷款投向上,偏好电力、电信、教育、交通等行业和建设项目,各家商业银行贷款结构趋同现象加剧。由于这些授信对象大都具有项目工期较长、自有资本较少、资金需求量大、受政策影响较大等特点,存在着严重的风险隐患。三是贷款结构长期化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问题突出。“重营销、轻风险”、“重余额、轻结构”等状况给信贷资产带来隐患。
3.不良贷款攀升,经营难度加大。一是银行新增贷款对不良贷款率的稀释作用明显减弱。二是企业资金紧张的心理预期,可能加剧信贷整体风险。在银根总体抽紧、流动资金供应相对减少的情况下,一些企业担心得不到银行稳定的资金支持,在有还贷能力的情况下“惜还”或“拒还”贷款,增加银行贷款风险。一些企业在银行收回贷款、原材料涨价和应收账款增加的夹击下,可能会产生资金链条断裂的危险,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进而影响到上下游企业和关联企业的经营,最终可能引起整个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上升。此外,银行受资本约束限制,正在或准备对部分授信客户实施压缩或退出,如果方式不当或力度过大,也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三是考虑到宏观调控措施对一些行业和企业影响的时滞因素,潜在风险将会在更长一段时间内逐步显现,不良贷款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所反弹。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经营货币特殊的金融企业,银行是典型的宏观经济周期行业,不管是利率、汇率变动,或是全球经济波动,银行都会首当其冲,暴露在风险之下。在我国间接融资占主体的融资框架下,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风险大相径庭,在经济繁荣时期,因为企业盈利情况良好,贷款质量往往不会发生问题;但在经济衰退时期,除直接影响银行经营收入外,还可能因为企业经营与效益受较大影响,给银行带来新一轮的不良资产。此外,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扩大成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在经济过热随之而来的宏观调控,又让银行成为了风险的重要承担者,银行信贷规模增长速度和投向受到“压制”,必将给银行的经营带来较大的风险。
三、银行业应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对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政策的研究,建立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提前反应机制
建立服务于决策层的专门机构负责研究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加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把握金融监管当局的政策取向,了解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提出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重点区域、行业。密切关注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加强行业及其信贷投放的跟踪分析,准确把握贷款投放行业的发展前景、市场空间及市场容量,强化行业信贷授信的总量研究与控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提前宏观经济变动的反应机制,化解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造成的系统风险,避免因与国家或监管当局的政策抵触而导致的政策风险,从战略高度确定银行业务发展的重点方向。
(二)调整优化信贷资产结构,建立适应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最优”资产组合
要减少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冲击,关键要转换存量,优化增量,增加宏观政策支持或处景气上升期行业的信贷资产,减少受宏观调控影响大或处景气下降期的行业的信贷资产,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有利于风险分散与效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
1.结构性调整新增资产。从总量入手,着力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一方面控制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和盲目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励一些薄弱行业的发展。即使对于过热行业,在政策上也不搞“一刀切”,该控制的坚决控制,该支持的大力支持。结构调整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行业结构调整;客户结构调整;资产结构调整。
2.针对性优化存量资产。对于经济周期转向萧条或者宏观调控而使得风险程度增加的贷款要执行信贷退出政策,将风险性贷款转换为现金或者较为安全的贷款。对已经转化为不良资产的贷款要转入不良资产的处置程序。[1]对风险程度较高、出现一定支付危机的企业,应果断对其停止贷款,并通过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回收贷款,无法回收贷款的要采取资产保全措施。对出现风险因素但还有正常的现金流量和支付能力的企业,要本着以收回贷款为导向采取以进促退、逐渐退出的策略,通过增加贷款、增加抵押物和担保来保证贷款的安全。在信贷退出的时候,可以借鉴国外经验,采取贷款交易的形式,通过将贷款出售来实现。
(三)加强利率风险管理,构建顺应宏观经济形势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
经济周期与利率的关系非常密切。一般来说,在周期的萧条阶段,利率水平最低;当经济走向复苏时,利率开始缓慢回升,到繁荣阶段达到最高。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利率市场化成为了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利率管理必将对商业银行经营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审时度势,强化利率风险管理,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战略,实现高质量的持续健康发展。
1.建立科学高效的利率定价机制。强化利率管理分析,科学准确地预测利率变动方向、水平、结构和周期特点等,形成对金融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尽量减少因利率变化而引起的负面影响。不断改进利率定价方式,根据金融市场总体利率水平,以及资本成本、贷款费用、贷款收益、风险差异、同业竞争情况等因素,确定全行的基准利率,并根据不同的市场及客户信用状况授权一定的浮动幅度,提高利率管理的效力。
2.建立完善利率风险控制体系。强化管理,建立严格的利率管理规章制度,规范操作行为。加大对利率执行情况的调查、检查和监督力度,防范利率风险。
3.构建以利率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强化利率风险管理意识,逐步确立利率风险管理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的核心地位,确保资产与负债总量平衡与结构对称。明确有关部门在利率风险管理规划、识别、计量、监控、评价等方面的权利和职责,引入利率敏感性分析和缺口管理技术,建立利率风险限额管理体系,确保利率风险头寸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把利率变动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确保商业银行经济效益的稳步提高。
(四)建立全方位的风险监管体系,加强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风险控制
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既是银行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也是应对经济周期变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现实选择。
1.建立前瞻性的风险监管体制,加强风险预测。以周期为基础来评估信贷资产的当前风险和未来风险,预测信贷项目的违约概率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消极影响,并按照理性支持业务发展的要求,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竞争态势,及时调整风险管理政策、程序和方法,全面提高风险管理政策的前瞻性与适应性,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和有效性。
2.建立立体化的风险监控体系,加强风险管理。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与经营层之间的权利和责任。董事会通过风险管理委员会实现对风险管理进行整体战略决策的管理;通过独立而权威的风险管理部门实现对银行内各机构风险的有机统一管理;通过科学完整的风险识别、衡量、监测、控制和转移实现对风险的全过程监理;通过合理明确的职能划分实现风险管理职责在各业务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有效协调、联动管理。
3.建立完善的风险准备制度,提高抗风险能力。国际上的大银行都把风险准备制度作为防范风险损失的最后堤防和生存的保障。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并不完整,风险管理水平也不高,风险准备制度对于银行的持续经营就更为重要。因此,商业银行应当利用宏观经济繁荣的有利时期,建立足够的风险准备金,抓住盈利空间扩大的机遇,提高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防止未来的风险损失给银行持续经营带来影响。
4.利用经济周期变化,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回报率。经济衰退期,往往是不良资产大量暴露的时期,也是商业银行急于处置不良资产的时期。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一些行业或项目在这个经济周期是不良资产,到下一个经济周期可能又转化了优良资产,这有一个不良资产处置的时机问题。以海南房地产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发生后,房地产行业不良资产大量产生,各家银行急于回收资金,对一些项目不计成本盲目处置,有此项目的处置回收率不到10%。但到90年代末,随着海南经济的好转,很多房地产商低价买入的房地产项目,短短几年,由不良资产很快又变成了优质资产,房地产商从中获取了巨额利益。因此,金融业必须要把握好经济周期变化的规律和特点,善于利用经济周期变化处置不良资产。要建立一种评估和盘活机制,对一些看准的行业或项目,宁可牺牲资金的时间价值,也不可盲目处置。
(五)加快金融创新,增强适应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竞争能力
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动力。当今世界,在金融创新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工具、新技术和新市场,很大程度地革新了金融业传统的业务活动和经营方式,改变了金融总量和结构,促进了金融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传统的银行经营理念下,银行经营更多体现在存、贷款业务上,由于业务单一、产品匮乏,造成银行业受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极大,如果排除国家信誉这一保障因素,在经济剧烈波动的情况下,银行经营都将难以为续。因此,银行业必须加大业务创新的研究力度,不断探索出趋利避害的产品和措施,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周期的变化。
1.经营模式创新。简言之,就是要加快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实行“混业经营”。所谓“混业经营”是指商业银行经营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广义上是指银行除经营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外,还持有非金融公司的股份。按照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银行可以采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进行混业经营,满足多元化的经营需求。当务之急要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利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有利时机,把证券筹资者、投资者、券商、基金及其他中介机构作为重点,为证券发行、证券交易、融资融券、委托等方面提供服务,同时要注意为今后进一步的混业经营积累经验。[2]时机成熟以后,有选择地通过控股子公司,经营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
2.业务方式创新。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国内银行垄断竞争的态势进一步被打破,传统资产负债业务的利润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银行不可避免要进入微利时代。因此,必须加大业务创新力度,以创新应对经济周期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变化。业务方式的创新包括资产业务创新、负债业务创新、表外业务创新等方面。[3]
3.品牌管理创新。现代金融市场竞争是品牌竞争。一般来说,品牌不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是银行刚性的竞争力,也是银行应对经济周期变化甚至是经济危机冲击的最稳定的基础。要想让品牌具有长久旺盛的生命力,要制定推广品牌战略,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升级,培育新的品牌增长点,不断提高银行的竞争力和品牌价值。
参考文献:
[1]林德明.金融宏观调控与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关系浅析[J].南方金融,2005,(3).
保险业的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篇3
关于宏观经济形势
本刊编委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从各项经济指标看,2005年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经济紧缩:经济投资过热的趋势已经进一步减缓,房地产、电解铝等投资都有所下降,而另一方面,煤、电、油、运、农业等投资有大幅度的上升,因此从全年看,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经济紧缩。但必须重视“松货币、紧信贷”问题。他认为,之所以现在没有出现大问题主要归功于FDI和企业利润再投资。
中国银监会北京银监局局长赖小民通过分析北京市的情况也看到了“松货币、紧信贷”的问题。但是他认为应当坚持宏观调控,不要轻易地发放贷款,开闸门或者放水,这是当前经济形势对银行提出的要求。第一,宏观调控价值取向就是希望贷款规模得到控制,宏观调控的基础还很薄弱,某些因素还会反弹;第二,改革处在关口,整个战略处于转轨的重大时期,商业银行从经营者角度也不能漫无边际的贷款;第三,从审慎的角度,商业银行在建设优质银行的过程中,对贷款的管理也应更加谨慎;第四,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仍然是商业银行增强资产质量的重中之重。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对当前控制投资的措施提出了质疑。一方面他认为在宏观调控的现阶段冻结投资是合情合理的,但同时认为这只是治标的措施,因为当储蓄大于投资的时候,继续控制投资,会导致储蓄与投资的差额越来越大、宏观失衡现象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因此,解决失衡的首要办法就是采取积极的消费政策。对于积极的消费政策,中央政府一定要站在宏观战略的高度认识它的意义,真正认识到宏观调控的核心是消费,把本国消费需求带动起来了,治本的方案就有了,经济也将步入由消费带动投资的良性循环。
宏观环境对银行业的挑战
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从商业银行的四个经营环境因素,即宏观经济呈现出周期性发展的趋势、融资增长以及融资需求变化的趋势、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的趋势、国际金融和银行监管的国际化趋势出发提出了商业银行的转型问题。商业银行必须对其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按照发展变化的趋势,未雨绸缪,主动求变,甚至脱胎换骨地进行变革来推动经营的转型,以更好的适应、利用环境变化的趋势,趋利避害,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以业务变革为中心,通过公司治理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风险管理、绩效管理的转型,建立、健全良好的变革机制,并且通过人才队伍和IT的转型,形成变化的人才支撑;通过文化的转型促成变革的理念环境和文化环境,最终实现整个银行全面、协调、持续、健康的发展。
中国民生银行副行长洪崎介绍了宏观调控下中国民生银行所做的对策以及转型过程中的困惑。他认为宏观经济调控实际上是一个常态,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来判断经济周期是处在上升期还是下降期,以及如何来加强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这种能力正是商业银行的深层竞争能力。宏观调控对于银行的风险主要在于利率风险与客户结构风险。
在谈到宏观调控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的挑战时,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副主任王科进认为最大的挑战还是信用风险,信用风险仍然是银行业面临的非常重要的挑战和巨大的风险,尤其在我们国家目前的国情下,信用风险变得更为重大。
面对宏观调控,许多演讲者都提到了业务结构的转型问题。宏观调控对于公司业务占比与收入主要依赖贷款的银行带来了较大的挑战。与公司业务相比零售银行业务和中间业务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并不大。因此,中小企业、个人金融业务包括资产管理在内的收费性业务都将成为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夏斌认为,面对新的宏观经济形势,商业银行应当转型。第一,赶紧瞄准中小企业贷款市场,第二,发展消费者信贷;第三,加强资产管理;第四,拓宽其他收费业务,在法规允许情况下,对部分业务可以征收费用。
正因为如此,定位于“服务小客户、服务农民”的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的副行长王快雪的演讲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和共鸣。该行的前身天津农村信用联社由2001年亏损4.8亿元到2004年盈利4.8亿元的神奇经历不仅使之成为全国首家挂牌省级农村合作银行,而且更让人们看到了其瞄准小客户的差异化战略的正确性。王快雪从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的发展中深切体会到,小银行有三个特点:(1)小银行大舞台;(2)小定位大战略;(3)小优势大盈利。
行长们也谈到了银行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共同问题。洪崎说,虽然在转型中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但在业务结构上,服务体系上以及内部管理上,还远不是这样,实际操作中还是以银行管理自身需求为中心,以年度经营计划完成为目标的模式。中国民生银行早在1997年就提出以市场为先导,以客户为中心的模式,但做起来仍觉得很难。以客户为中心并不只是要求银行柜台上要有一张笑脸,语言要亲切,而是银行能不能满足客户多方面的需求,有没有创新能力,有没有胆量去闯一闯中小企业这个风险比较高的区域。在各种实行转型的系统上线的过程中,发现了存在着的各种阻力。转型有两种方式,要么慢慢来,要么上下齐动,快速转型。而王快雪则提到了信贷资金资本化、客户经理行为短期化、内部人控制问题以及对中小客户的信用评级的问题。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大力开展金融创新是迎接挑战、实现变革的重要一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时文朝提到了金融产品创新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即需要金融产品规划,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需要发挥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关于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不足问题,对于商业银行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创新可以说是理性规避的行为取向,商业机构出于利益最大化的冲动,才有创新的动力。但我们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现在是管理部门动力很强,具体的商业机构反而动力不足。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当前形成“松货币、紧信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部门的资本约束。因此,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自然成为讨论的热点内容之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部副主任罗平在介绍新资本协议的特点后,特别介绍了当前各国对新资本协议的态度。巴塞尔委员会考虑到各国国情的不同,在实施新资本协议所采用的战略实际上也有所不同,比如英国、韩国、香港这些地区,他们就允许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所规定的所有各种方法。针对新资本协议对我国银行业提出的挑战,银监会首先要求中国的银行业达到银监会所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要求,力争在过渡期结束之时,也就是2007年1月时,我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都能够达到8%的要
求。在实施新资本协议过程中,银监会将实施双轨制,就是对中国一些大银行,具体来讲就是在国外有分支机构的银行,银监会要对它们采用新资本协议进行监管,允许中小银行和其他的商业银行继续沿用现行的资本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国银行业解决资本金问题需要持续创新,仅靠压缩信贷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巴曙松在演讲中认为,中国资本创新动力不足,资本金约束会越来越强化。对此,他认为中国银行业解决资本金问题需要持续创新,如依靠资产证券化、依靠政策补充、让外资进入以及发行次级债等。
王科进认为,银行监管的目标是要保持整个银行体系稳健运行,同时要保持银行的竞争能力,而不是要把银行管死。因此监管部门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限制银行的风险,而是帮助、监督银行管理好风险。银行必须要承担风险,也应该承担风险,也有能力、有意愿承担风险。监管部门的作用在于看银行有没有能力把风险管理得好,把风险控制在收益和消化范围内,取得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作为银行风险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部的总经理魏国雄、中国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陈四清以及中国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部资深风险经理赵志宏则更关注风险管理的制度与技术。
魏国雄将重点放在行业信贷风险管理上。他认为,银行信贷风险管理要有行业分析的方法,行业信贷风险分析是对整个社会负责。魏国雄认为,宏观调控有两种,一是总量调控,一是结构调控,即对某一些行业进行宏观调控。我们在判断一个项目,或者一个企业融资的时候,首先作为风险管理人员,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做出一个判断,对未来也要有一种准确的判断,这个要求是很高的。比如一年期的短期贷款,银行风险管理人员应该对未来至少三年的情况有个准确的判断。如果三年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一年短期贷款就可以放。如果是更长期的贷款,10年、20年,做出判断的难度就更大,需要判断未来这个企业10年、20年的经营走势。行业信贷风险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单纯从企业的财务报表出发很难形成最优抉择,因为有些企业财务指标很好,但放到宏观环境下,放在行业里面来看,它可能就存在很大风险。
而赵志宏关于对民营企业如何进行评估的问题很有见地。他认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很重要。譬如对它业绩的真实性、成长性需要靠现场的调查了解,还要参考纳税记录、出口商检记录进行辅助判断。很显然在这个领域,需要市场分析和风险判断,而不是简单的财务分析。企业财务问题和违约也并非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对小型民营企业这类客户,贷款要注意它的特点。首先现场调查很重要,定性因素权重不应太小,当然还有定性分析需要定量化;第二是更加关注抵押品;第三信贷策略应是循序渐进式的,贷款金额不断由小到大,期限由短到长,银行和客户相互了解需要一个过程;第四,贷后管理的频率要密。所以,在当前的市场形势下第一个要关注的问题是对市场进一步细分,并以风险特征作为划分客户群体的依据。
保险业的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篇4
关键词: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法律地位
Abstract:Afterworldwidefinancialcrisis,EuropeanandAmericancountriesandareashaveentrustedwiththecentralbank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functioninthefinancialreform.Theoretically,strengthenthecentralbank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functioncancontrolsystematicfinancialrisk,andmaintainfinancialstabilityandmonetarypolicyimplementation.Constructionofourcountry’sconversionperiodmacro-prudentialmanagementframework,shouldclarifythecentralbank'ssupervisionlegalstatus,entrustrelativetools,andestablishcoordinatedmechanism.
KeyWords:macro-prudential,financialsupervision,legalstatus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9-0035-05
2009年以来,各国政府总结金融危机教训,启动了以防范系统性风险、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为主线的金融监管改革。我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金融监管曾经是中央银行重要的职能之一,但在中央银行不能身兼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两大职能的观点支持下,中央银行经历了金融监管职能分离浪潮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为改善金融监管效率,欧盟、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扩大了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权限,这意味着传统的金融监管理念正在转变,同时也需要深入思考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构建和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问题。
一、后危机时期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国际实践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一些国家的金融运行模式从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转变。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在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和权限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国家对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进行了剥离,一些国家在金融监管中出现了“去央行化”的趋势。但是,理论界对于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职能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在实践层面,即使是实行相同监管模式的国家,中央银行介入金融监管的程度也不相同。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过去秉持的金融监管理念进行反思,着手构建宏观审慎金融管理制度,而增加中央银行的管理权限,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地位则成为一种趋势。
(一)国际组织对宏观审慎管理问题的认识
2009年初,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年报中指出,各国及国际社会应按照宏观审慎的原则开展金融监管,以减少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对实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2009年4月,在G20伦敦峰会上,决定将原来的金融稳定论坛(FSF)改组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作为全球宏观审慎管理的国际组织。FSB的主要职责是评估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推动各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信息交换,监测市场发展并对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工作进行战略评估。FSB成立了脆弱性评估委员会(SCAV),对国际金融业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判断,以强化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根据G20峰会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BCBS)及其他金融监管标准制定组织在分析金融危机根源的基础上,着手研究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IMF在2010年对各国宏观审慎管理工作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监测系统性风险的必要工具。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设计和运用进行研究,评估它们在避免危机方面所起的作用。BCBS于2010年底公布了《巴塞尔协议Ⅲ》的正式文本,要求提升银行资本质量,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对银行体系加强流动性监管,对银行经营进行杆杠率控制,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BCBS要求国际银行业从2013年开始实施新的监管标准,2019年全面达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建议将现行的“实际减值损失法”变更为“预期损失”或“现金流”法,以对信贷损失进行早期确认,降低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
(二)欧盟:设立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
2009年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方案指出,由于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维护货币与金融稳定,因此应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发挥领导作用。改革方案提出,设立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ESRC),作为欧盟的宏观审慎管理者,负责监测欧盟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维护欧盟金融体系的稳定。2010年9月,欧盟理事会宣布了新的泛欧金融监管体系,决定成立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SRB),对欧盟区域内的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同时成立银行业监管局、保险业监管局和金融市场交易监管局,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ESRB由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担任主席,以确保其独立性和权威性。新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监管地位,赋予了其更大的管理权限,欧洲中央银行将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发挥领导作用。泛欧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后,将进一步加强欧洲中央银行与欧盟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而各国中央银行在本国的宏观审慎管理中也将发挥更大作用。
(三)美国:赋予美联储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
2010年7月1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决定成立由美联储、财政部以及其他主要联邦监管机构参加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主要职责是防范和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法案明确了美联储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职责及其核心地位,赋予美联储“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正式职责,同时也赋予其维护金融稳定的广泛权力。扩权后的美联储将全面负责系统性风险的评估和监测,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限也从商业银行延伸至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包括规模较大、关联较深的以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金融(银行)控股公司、大型保险公司等一切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的金融企业。大型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及其他投资机构,除接受证监会(SEC)监管外,还要同时接受美联储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通过这次改革,美联储实现了由中央银行到“金融监管超级警察”的跨越,成为美国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主要部门。
(四)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权力被削弱,宏观审慎管理职能赋予英格兰银行
英国从1998年开始由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服务局(FSA)负责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本次危机表明,这种监管体制不利于系统性风险的识别、防范与危机的有效应对。为此,英国从2009年着手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2009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2009银行法案》,明确了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法定职责和核心地位,强化了其金融监管职能。《法案》提出,在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下面设立金融稳定理事会(CFS),该委员会由英格兰银行行长(担任主席)、两位副行长及四位英格兰银行非执行理事组成。2010年6月,英国财政部宣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方案。方案指出,英国现在的金融监管结构已经失灵,必须改革由三方(FSA、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共治的金融监管体系,FSA的金融监管职能必须交还给英格兰银行并成为英格兰银行的下属机构。根据新方案,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和审慎监管局(PRA),前者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和维护金融稳定,后者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管理。改革之后,英格兰银行将全面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二、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理论分析
二十世纪70年代末,BIS就意识到,仅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不足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提出应在加强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和世界银行于1999年联合推出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运用宏观审慎分析方法对各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行评估。2009年1月,由各国政府部门和理论界资深人士组成的30人集团经过研讨,了题为《金融改革:一个金融稳定框架》的报告。报告建议,应赋予中央银行足够的监管权力和必要的政策工具,使之不仅能在危机时期发挥作用,也能在信贷快速扩张时期实施逆周期监管。实际上,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都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
(一)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需要
金融业系统性风险是整体性、行业性和全局性的风险,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所引起的,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是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手段。微观审慎监管着眼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往往忽视金融体系内部、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联系,不能有效维护金融稳定。自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规避金融管制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机构交叉持有金融产品加速了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的传导,放大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各类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繁荣的经济环境下,各类金融机构会选择相同的经营策略,从而使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激励。中央银行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机构之一,能够借助其为制定货币政策而进行的经济和金融形势分析,对本国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从宏观层面进行识别判断,保证宏观审慎分析的全面性,避免由不同监管机构开展分析而出现条块分割,导致跨市场、跨领域的金融风险不能被准确分析出来。此外,借助本国中央银行与IMF、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可以从全球视野开展系统性风险的早期预警。因此,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有利于在国家层面上实施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政策措施。
(二)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是金融稳定的需要
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施后,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金融格局的变化引发了监管框架的调整,美联储作为联邦政府的综合监管机构,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可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子公司进行有限制的监管;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保险同业协会和州保险厅等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各监管机构如果认为美联储的监管不适当,可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从而出现了金融监管“去央行化”的趋势。这种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混合的监管体系,导致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并存,既降低了金融监管效率,也为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在英国,自1997年将金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去后,由于缺乏对金融机构的直接检查权和监督权,制约了英格兰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分析、监测和评估。而拥有金融监管权的FSA因缺乏宏观管理的经验,在金融监管中缺失宏观意识,结果也不能维护金融稳定。理论分析和实践表明,由中央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会实现金融稳定成本的最小化。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拥有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的管理下,金融机构更能够适应货币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央银行更有动力去研究在不同政策环境下影响金融稳定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逆周期调控措施。英国财政部长奥斯本(Osborne,2010)认为:只有独立的中央银行才有对宏观经济的广泛理解,并作出宏观审慎决策。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可以促使其灵活运用各种宏观审慎管理工具,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抑制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有助于最后贷款人作用的发挥
过去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既负责金融监管,又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会产生金融机构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经营,而经营失败又依赖中央银行救助的问题,因此主张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以消除这种道德风险。实际上,从此次危机中各国中央银行大量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情况看,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也无法消除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例如在英国这种监管职能分离的国家,大型金融机构都相信英格兰银行会在它们出现困难的时候给予救助,所以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缺乏动力去遵守审慎原则和市场纪律。可见,金融监管权是否独立,并不是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必然产生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前提条件。古德哈持(Goodhart,1999)认为,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是因为信贷市场不完善,银行因具有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而具有潜在的脆弱性,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可以使单个银行免受流动性危机的威胁,并避免单个银行的倒闭将对整个银行体系造成紊乱效应。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在于其通过调整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而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如果负责流动性管理的中央银行没有宏观审慎管理权,其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也难以有效发挥。弗里德尔和昆廷(Frydl和Quintyn,2000)指出,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看,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主要通过事前预防性政策和事后挽救性政策,前者能够减少金融风险的积累,后者则有助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中央银行不具有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就会出现专业金融监管机构没有能力提供流动性,而有能力提供流动性的中央银行因缺乏监管授权从而行动迟缓,这些都会削弱最后贷款人作用的发挥,对维护金融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四)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有助于货币政策更好地实施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具体目标虽然不同,但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即保持一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并促进二者的协调健康发展。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紧密相联,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银行系统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银行体系的稳健与否关系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此次金融危机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币值稳定、资产价格稳定和金融市场稳定之间的关系,货币政策有必要考虑更长期的三者共同稳定的问题,将币值稳定和系统性风险的防范结合起来。中央银行通过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可以更好地了解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提高中央银行的货币决策能力。同时,通过逆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也为金融体系稳定运行提供了保证。可见,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调控不存在明显冲突。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两者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都是关注宏观经济领域的问题,防止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以及经济波动过大对金融体系造成威胁。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弗格森(Ferguson,2000)认为,联储的货币政策由于其监管职责而取得了更好的成效,而它稳定价格的职能也使其监管职责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其自身的权威性和超然地位获取制定货币政策所需的信息,而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又能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是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
三、强化我国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思考
(一)明确中央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法律地位
从国际上看,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主体应包括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业监管机构,如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FSRB)的成员由欧洲中央银行和金融业监管者共同组成;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的成员包括财政部、美联储、证监会等金融业监管者。将宏观审慎管理者确定为包括中央银行和金融业监管者联合体的做法,可以更好地解决监管机构之间权力相争的问题,有利于各方信息的共享并促进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达成一致。
我国三个专业监管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的大部分监管职能已经分离出去。《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中国人民银行的定位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但在对中央银行职责的具体规定中,《中国人民银行法》并没有明确赋予其宏观审慎管理者的地位,而只是要求其“依法监测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对金融市场实施宏观调控,促进其协调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可以建议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对于保险业和证券业的金融监管,则完全由证监会和保监会负责。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从2003年开始牵头组织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单位组成跨部门小组,对我国的金融体系进行金融稳定评估,并从2005年开始每年《金融稳定报告》,但是囿于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在我国还未建立,中央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的职责尚不明确,在实践中,中央银行缺乏要求其他金融监管机构配合落实宏观审慎管理的权力。中国人民银行在2009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首次提出,要“逐步建立起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并纳入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但银监会和保监会也在不同场合表示要担负起银行业和保险业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显示出我国监管部门对宏观审慎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和职责权限还存在着理解方面的分歧。为此,需要从法律层面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的权责,建立由中央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专业监管机构参与宏观审慎管理并负责微观审慎监管的构架。由中央银行联合专业监管机构共同制定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组织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实施。
(二)赋予中央银行开发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职责
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监管主体密切关注贷款增长、资产价格变动、银行业杠杆比率、金融体系流动性等宏观因素,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分析、评估金融机构在风险暴露方面的共性特征与相关性、经营模式的可持续性、单个机构的经营行为是否会造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及时发现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控制。从国际上看,目前对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的开发成果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实践的需要。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或准备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机构,但相关的政策工具还较单一。因此,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的开发研究,使宏观审慎的理念全面贯彻到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当中,对推进宏观审慎管理十分重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及时出台了各种经济刺激政策和措施,但这些措施中有关宏观审慎管理的内容不多,宏观审慎监测分析指标和监管政策工具的开发显得滞后。为此,必须推进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并将其成果及时应用到宏观审慎管理的实践中去,促进宏观审慎管理目标的实现。
我国是银行主导型模式的金融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于银行或与银行业务相关的领域,所以银行业监管不可能像非银行业监管那样真正独立于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稳定的职能也需要倚重银行业监管。中央银行是市场流动性的最后提供者,必须对信贷市场和信用总量进行管理和控制,这就需要中央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具有监督管理权。此外,与专业监管机构不同,中央银行的监管着眼于整个金融领域,负责监管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跨市场、跨行业的风险,这也需要赋予中央银行监管所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职责。
(三)建立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调机制
为了保证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有效运作,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十分必要。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大局考虑,宏观审慎管理应对微观审慎监管有指导和约束作用。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宏观审慎管理的需要,要求专业监管机构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与之配合;专业监管机构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时,应服从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并为之提供基础支撑。
目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已就监管分工合作签定了备忘录,但这只是微观审慎协调机制,还需要宏观审慎协调机制,即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监管机构、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只有建立起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两方面的协调机制,才能有效维护金融稳定。此外,宏观审慎管理需要足够的数据支持,所以,应当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共享数据库。专业监管部门和各类金融机构要积极配合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及时提供信息数据,保证中央银行准确进行风险评估并采取宏观审慎管理措施。
(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随着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境外的金融风险极易传导并影响到本国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金融风险的国际传染性使得宏观审慎管理的国际合作日益重要,中央银行除了需要协调国内外金融和经济政策外,还需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信息交流,参与国际标准与准则的制定和全球金融监管的决策,构建金融机构跨境监管的协作机制,共享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信息,防范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提供了借鉴,分析这些国家金融监管政策的经验得失,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新秩序的重构,应成为推进我国宏观审慎管理工作的内容之一。在建立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时,要充分利用我国作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地位,授权中央银行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宏观审慎管理机构运作的有益做法,实现我国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早日运行,以增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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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宏观经济分析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商业银行;不确定性;信贷风险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我国市场经济正在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增长速度放缓对经济下行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市场风险、货币政策与经济走势均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主题,商业银行在不确定宏观经济环境下,将面临更多的市场风险。一方面,银行的信贷水平难以保持在较高的水准,贷款质量难以得到较高的评价,尤其是中长期贷款的基础设施类项目中,信贷资金的安全问题备受考验;另一方面,政府的监管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态等等,都对银行的信贷业务带来极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亟需加强对信贷风险的防范,要避免在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受到诸多的影响。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现状
根据稳定运营原则与审核会计原则,商业银行会对风险资产的质量进行全方位的鉴定,并产生贷款的分类,作为衡量资产真实性与坏账准备金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银行信贷体系中,贷款风险的分类由资金监管者进行管理,采取科学化的方式判断贷款的风险级别,并对贷款的质量给予客观的评价。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进程中,针对不良贷款的分类情况,共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94—1997年,在商业化改革时期,商业银行采取四级分想的内控效果。类似信用造假、员工监守自盗、内外部勾结转移资金等情况时有发生,不利于预防金融风险,无法满足银监会监管的根本要求。通过观察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内部控制情况,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缺乏良好的内控环境,形式主义盛行,缺乏权力的有效监督与管理,评价与激励机制有待完善;针对信贷风险的评估,在信贷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内部评级方法、信贷风险评估技术以及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等方面都需要有所改善;信息沟通的缺乏,信息化的程度不足,严重信息披露失真等问题有待改善;监督机制还有待改善,各级内审部门的监督职能有待提升。
二、不确定宏观经济中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分析
(一)不确定性的风险
所谓不确定性,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代表着不可度量的风险。而“风险”一词在信息经济学中,可以等同于“不确定性”概念。在金融领域,风险就是获得经济活动资金的同时,基于不确定性的情况,同时可能需要面对的经济损失。简单来说,在金融与经济领域,“风险”就是不确定性。客观存在的“风险”,往往也存在着普遍的规律性,根据理性的判断与决策,人们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降低不确定性。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与科技的不断革新,市场经济社会生活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对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存在着明显的影响。以银行信贷业务为例,银行得到企业信息后,需要对照审核信息标准与流程发放贷款,而对于信贷的风险性,银行可以透过专业的人才采取专业的手段,做出预见性的评估。但基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则很可能引发贷款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造成市场秩序的紊乱,引发金融风险。无论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还是从微观经济角度,银行信贷风险的根源,就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
(二)银行危机与信贷风险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信贷业务的利润十分丰厚,但信贷风险也随之而来,成为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类别。时下,我国商业银行正在面临着三重发展危机,即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附加风险以及市场经济的自身运营风险。面对严峻的国际市场挑战,商业银行需要及时构建自身的风险防御力,结合自身发展特色,有针对性地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色,构建科学化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在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路径中,我国金融业正在不断与国际接轨,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愈加明显。面对一系列的外部风险及内部风险,商业银行能否强化信贷风险的管理与防范,将直接关系到社会金融资本的利用率及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不确定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传导机制
作为兼具企业与银行特质的中介机构,商业银行的发展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不管是微观经济要素还是宏观政策要素,都会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产生影响与冲击。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发展路径中,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一直在不断改变,包括经济增速不稳定、通货膨胀及国际金融影响等不确定性问题,也一直在影响着商业银行的发展。金融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市场发展的更多种可能。基于不确定宏观经济背景,过度负债与通货紧缩成为了金融风险的传导要素。市场经济的一路上升,不仅仅取决于内在要素,同时也需要外部条件的引导。目前,全球范围内,金本位制度依旧发挥着主要作用,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态,一旦某一个国家出现经济萧条,就会造成金融风险的传导。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典型的案例,这场危机引起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四)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形成机理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体制对于信贷风险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对于产业升级转型的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其信贷风险与社会体制有着更紧密的关联。剖析我国金融市场的信贷风险,主要源自于银行内外两个层面。从内部情况而言,银行自身的体制不健全、产权主体地位缺失等情况,以及执行力不足与人力资源状况不佳等问题,都是引发信贷风险的潜在影响因素;从外部情况来说,我国宏观经济的变量波动,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巨大波动,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与数量,很可能瞬间引发信贷风险。与此同时,有待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也是导致信贷风险出现的根本原因。
三、不确定宏观经济环境下防范信贷风险的策略
(一)注重宏观经济不确定下的信贷风险分析
通过对近些年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的观察发现,在我国市场经济处于发展期,人们对于市场前景普遍看好,且商业银行对于信贷项目也有着足够信心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通过采取扩大信贷规模与放宽政策等方式,让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贷款。然而,在显著的顺周期性背景下,这种信贷标准的降低,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情况的发生,而政府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便会采取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增加利率的方式降低企业的投资需求,无形中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与此同时,在不确定宏观经济背景下,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全球经济周期也保持在较强的同步区域,这意味着各个国家的经济波动,均会影响到国内的经济与金融发展态势。伴随着我国近些年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市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基于开放经济环境,商业银行不仅要注重国内的政策变化所产生的信贷风险,同时更要提前预判国际经济的不确定动态作用。
(二)完善我国银行业信贷内部控制制度
第一,建立多项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做好信贷风险管理工作。例如,建立以分级审批为核心的信贷授权授信制度,建立权责分明的信贷岗位责任制度,建立独立运作且相互制衡的内部管理和控制机制,建立信贷风险的电子化控制制度。通过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强化信贷风险的管理,通过明确责权利的各项要素,并迎合时代的发展,采取电子化的技术制衡内部管理的各个部门,有效避免“人为风险”与“道德风险”,均有益于对信贷风险的控制。第二,在完善制度的同时,更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例如,营造良好内部控制环境,健全法人结构,营造信贷控制环境;强化内部控制力度,推动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授权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完善信贷风险评估体系,全面强化风险管理部门的定位,强化信贷风险的评估技术实力。第三,良好的执行离不开良好的监督。商业银行需要通过构建独立的内部审核监督体系,理顺稽核体制,避免监守自盗的风险的发生,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提高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业信贷配置效率
对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配置而言,我国不确定宏观经济的影响十分明显,所以通过提高行业信贷配置效率,强化配置决策,将有利于规避信贷风险。首先,要从行业角度出发,对于贷款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商业银行要有全面性的了解,要洞悉行业发展趋势,通过对行业的全面性考核,辨别行业风险与企业基本风险。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宏观经济周期的规律性,通过合理配置信贷资源,降低行业风险。其次,要根据国内外的宏观经济态势,正确做出风险预警,在借助现代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下,深入分析企业的有限信息,深入分析信贷风险,选择成长型优、发展潜力大的行业或企业,作为优质信贷资源配置首选,通过优化配比降低风险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风险存在着波动性与联动性特征,商业银行在行业观察与企业观察过程中,要全面考量上下游企业的具体表现以及关联度较高的行业所存在的风险情况,避免风险的蔓延与传导,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更有针对性地提升行业信贷配置效率。
作者:李洁单位: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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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宏观经济分析范文1篇6
【关键词】房地产信用风险形成机制信贷政策选择
一、国内外有关房地产信用风险的研究综述
房地产信用风险是金融风险的重要类别之一。大量文献研究表明,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房地产信用风险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如上世纪初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房地产信用风险产生机制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1、国外学者对房地产信用风险的研究
对于日本房地产信用风险的研究,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野口悠纪雄(1993)认为金融机构对不动产的巨额融资等政策因素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当急剧的资产泡沫膨胀影响到国内经济健康发展时,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上调贴现率,房地产市场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地价下跌时,转卖无法进行,利息难以支付,以土地转卖为目的的融资无法按期归还,这压缩了金融机构的收益,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债权。资产价格的下跌导致了极为深刻的信用问题。
对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众多学者也是从房地产信用风险的视角来分析的。很多文献分析了银行部门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例如,Bernanke(1983),BernankeandGertler(1995),KiyotakiandMoore(1997),AllenandGale(1997)等人证实,房地产部门过度地向银行借贷被解释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Krugman(1998)指出,问题始于金融中介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的负债有政府的隐性担保,不受管制,有很严重的道德风险。过度的风险借贷导致了资产泡沫。在泰国等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问题上,SachsandWoo(2000)指出,尽管宏观经济问题是危机的基础,但是,太多的钱涌向泰国商业中心的投机性房地产项目上是问题的直接原因。
2、国内学者对房地产信用风险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房地产风险的研究主要使用的是房地产金融风险这个词,但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国内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信用风险上。信用风险的研究多见于房地产信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估计。
近十多年来,在我国是否存在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问题上,张晓晶(2006)认为,“房地产金融风险主要有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政府担保风险和长存短贷的期限错配风险”。
全国工商联不动产商会房地产金融课题组(2006)从房地产业中资金循环的三个环节及影响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宏观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发现“存在于我国房地产业中的宏观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开发环节,但仍处于合理范围内”。
2008年美国爆发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资产缩水严重,国内也出现了房价下跌,空置率居高不下,房地产信用风险凸显。吴晶妹,王涛(2009)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房地产业的信贷风险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银行业基本保持良好,房地产行业进入调整期但其信贷风险依然可控”。
二、房地产信用风险形成机制的一般表述
对于信用风险的形成机制,学术界对有两个方向的解释。
伯南克等人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对信用风险形成机制有很好的阐述。伯南克认为,当资产市值下降时,企业价值也下降,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融资的成本上升,银行会对这些企业谨慎发放贷款,造成企业现金流短缺,企业破产频发,信用风险上升。
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Minsky)、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等人提出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理论对金融风险形成机制进行了很好的解释。斯蒂格利茨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对该机制的形成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该理论认为,由于企业与银行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拥有的信息多于银行,这使得企业易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使得银行贷款对象的风险整体比较高,而道德风险使得企业在获得贷款后,一旦发生了投资失误,有强烈的违约激励,从而使银行处于风险之中。
这两种金融风险形成机制的解释不矛盾,两种机制同时存在。即它们存在于银行给企业贷款的之前和之后。逆向选择导致的整体风险在贷款前和贷款时就已经存在,而道德风险和第一种解释的风险存在于贷款发放之后。
因此,融合以上两种观点,可以把房地产信用风险形成机制表述为两种情况。
1、房地产市场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极易发生
当房地产市场由复苏走向持续繁荣时,市场各主体,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银行、投资者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从而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投资者有通过信贷资金扩大投资的激励,银行也有供给资金的激励。这样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房地产泡沫产生。房地产处于下降周期时,房地产泡沫破灭。
2、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使得房地产贷款暴露在风险之中
首先,房地产开发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银行以平均利率发放贷款,这使得逆向选择效应的存在,高信用评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需求者退出信贷市场,从而整个房地产开发贷款处于高风险之中。其次,以高负债率进行经营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一旦出现经营风险,资金链紧缩,债务危机隐现,房地产开发企业需要向银行贷款以解决现金流匮乏问题,但由于泡沫的破灭,房地产开发企业市值下降,银行相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的成本上升,银行不会给房地产企业贷款,致使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链紧缩。这样,房地产开发企业有很强烈的道德风险的激励,即违约,从而把风险转嫁给银行,造成了银行的巨额不良债权。
以上的解释分析了房地产信用风险发生的微观机制,包容了各理论的合理成分。现实经济中的房地产信用风险的原因都能够从上面找到解释。
房地产信用风险形成机制可以用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方法来分析。如图1所示,由于银行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银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了解,当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房地产价格下降导致房地产开发企业市值低于贷款值,在分散决策体制下,经济主体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进行经济决策。因此,金融机构会从本身损失最小化的角度出发,选择信贷紧缩。此时,房地产开发企业会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产生强烈的违约激励,从而选择违约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均衡是(信贷紧缩,违约)。这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囚徒困境”。
三、我国房地产信用风险的实证研究
在集中决策的体制下,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银行的决策行为可能与前面的分析有所不同。银行可能选择信贷支持,从而泡沫破灭未必导致房地产信贷风险发生。原因在于,在集中决策的经济体系中,当房地产泡沫破灭时,金融机构可能会对房地产行业实施宽松的信贷政策,这样,房地产开发企业获得资金支持,即使房地产开发企业市值低于贷款值,由于沉没成本效应和预期的原因,房地产开发企业不会选择违约,于是信贷风险可能不会发生。金融管理机构实施宽松的信贷政策的原因可能是担心房地产行业作为支柱产业,一旦发生了泡沫的破灭,可能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会实施宽松的信贷政策。
在集中决策的经济体制中,银行会在政府机构的指示下选择信贷支持,或在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被动地选择信贷支持。这样的结果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不会违约,从而也不会产生信用风险(如图2所示)。
这种分析与我国当前房地产行业的形势是一致的。当房地产价格下跌时,由于有信贷的支持,房地产开发商并未出现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的情况,房地产开发商对未来保持乐观情绪,房地产价格不会下跌过多。因而开发商不会破产倒闭,房地产信用风险也不会发生。
通过上述逻辑上的推理和现实的经验观察,可以提出以下假说,即在集中决策的经济体制中,房地产信用风险的发生对房地产信贷政策是敏感的,而对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不敏感。
下面通过对我国房地产信用风险的实证研究,来检验上述假说的正确性。
1、模型的选择
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建议使用的现代信用风险模型主要有CreditMetrics模型、KMV模型、CreditRisk模型、CreditPortfolioView模型(即CPV模型)等。
现代信用风险管理模型均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和不同的适用性。CreditMetrics适用于对公司和大的私人客户的信用风险度量;KMV模型是对有股票公开交易的公司对银行贷款违约的可能性进行预测;CreditRisk适用于对零售客户的信用风险度量;CPV适用于对宏观经济因素变化敏感的投资级债务如房地产贷款的信用风险的度量。
CPV模型是1998年由McKinsey公司提出的,它以宏观经济变量为基础分析贷款人信用违约概率。这些宏观经济变量为GDP增长率、经济周期、产业发展状况等多因素的影响。而贷款人的信用违约概率受到这些变量的影响。CPV模型试图找出信用违约风险与这些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的模型。
综合以上几种模型优劣和适用性的分析,本文采用CreditPortfolioView(即CPV模型)模型对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进行实证研究。
CPV模型结构如下:
该模型是一个LOGIT形式的模型,Pi,t是i行业的债务人在时期t的违约概率。Pi,j∈(0,1),Yi,t是由以下多因素模型给出的宏观经济指数:
Yi,t=ai,0+ai,1Xi,t+…+iai,mXi,m,t+Vi,t(2)
ai=(ai,0…,ai,m)是i行业贷款债务人的估计系数,Xi,t=(Xi,1,t,,Xi,2,t…,Xi,n,t)是t时期i行业内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Vi,t是独立于Xi,t的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
2、指标的选择
房地产经济学研究表明,房地产信用风险的形成和房地产价格的走势、房地产信贷政策和经济周期相关。因此,本文选择房地产价格指数,房地产信贷增速和反映经济周期的变量GDP作为影响房地产信用风险的变量。房地产信用风险的变化用房地产不良贷款率代替。
3、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8年至2009年期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采用CPV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使用软件为Eviews6.0。把我国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带入(1)式,即可求出Yi,t,把Yi,t作为因变量,与自变量Xi,t=(Xi,1,t,Xi,2,t…,Xi,n,t)进行回归,即可得到如下结果。
采用采用CPV模型回归的结果
通过对以上各指标的分析来看,除了房地产价格指数对房地产不良贷款率的作用不明显外,另外两个指标的变化对房地产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各指标的符号也是符合经济学意义的。
4、结论
(1)房地产信用风险和房地产信贷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具体说来,当房地产信贷政策紧缩时,即房地产贷款量下降时,房地产贷款违约率上升,从而信用风险上升。
(2)房地产信用风险的高低与房地产价格指数呈反向变化。但是,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对房地产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
(3)房地产信用风险的高低与宏观经济周期呈反向关系。当宏观经济复苏乃至高涨时,房地产信用风险下降;反之,当宏观经济衰退时,房地产信用风险上升。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房地产信用风险对信贷政策的变化是敏感的,可以解释历史上房地产信用风险产生的原因,即信贷政策的调整过于猛烈导致了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购房者资金的紧缩,从而其资金链断裂,这样,房地产开发商或购房者有很强的违约激励,于是信用风险产生。
另外,房地产价格对房地产信用风险的影响不显著。这在我国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中显然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金融机构主动或被动地释放信贷资金,使得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得以保全,即使其市值低于未归还的贷款值,房地产企业由于沉没成本效应和预期的影响,不会选择违约。
四、政策建议
由以上实证研究可以发现,我国房地产信用风险产生的可能性来自于房地产信贷政策的剧烈变动。当房地产业出现下滑的局面时,不宜采用幅度过大的信贷紧缩政策,尤其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
当然,平稳的信贷政策防范房地产信用风险只是一种短期分析,从长远的角度分析,要防范房地产信用风险,根本上还需要靠创新土地和房地产的供给模式、设计合理的税收政策抑制投机、设计合理的制度以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产业组织的演化,从而通过多元化的融资渠道获取开发资金。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房地产市场理性回归的过程。但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求压力很大,房地产价格下跌的幅度预计不会很大。因此,房地产价格下降对房地产信用风险的影响不大。即使短期内房地产价格下降剧烈,只要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链条不断裂,房地产价格会很快回归至其均衡点。
基于上面的分析,为了防范短期内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造成信用风险,实施平稳的信贷政策才是最重要的。
(注:基金项目:云南大学川优秀青年教育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8KT239;云南省理论经济学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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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篇7
关键词:财务管理风险管理策略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329-01
1、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1.1企业外部宏观环境诱发的财务风险企业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它可能为企业带来某种机会,也可能给企业带来某种风险。宏观环境的变化对企业来说,是难以准确预见和无法改变的。
1.1.1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产生的财务风险。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企业资金供给持续发生短缺,货币性资金持续贬值,实物性资金相对升值,资金成本持续升高使得企业资金压力和经营成本增加,使企业经营成果减少;国家采取紧缩的货币和金融政策时,企业外部市场会出现萎缩,导致企业营业额下降,现金流减少,利润降低,发展停滞;市场不稳定和市场秩序混乱,会严重影响着企业的正常经营,产生财务风险。
1.1.2法律环境变化产生的财务风险。企业的各类经济活动,无一不是在各种经济法规的制约下运行的。简单地讲,只要是经济类法规都会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和财务风险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公司法》、《税法》、《合同法》、《商标法》、《证券法》、《票据法》等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活动既做出了规定和保护,又做出了相应的制约。企业在制定各类经营和财务活动标准时,都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法律法规的要求,在规定的合法的范围内进行,一旦超越其范围就可能受到法律的干预和制裁,甚至给企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1.2企业内部微观因素诱发的财务风险
1.2.1资本结构失衡产生的财务风险。资本结构主要是指企业全部资金来源中权益资本与负债资本的比例关系,资本结构失衡是影响财务风险各种因素最直接的体现,通常表现在企业规模扩张,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自有资本无法支撑日益增大的规模,致使负债率急剧上升,融资受限,到期债务不能及时偿付,资金链断裂产生的财务风险。
1.2.2经济管理行为的不规范产生的财务风险。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真正精通企盟财务风险管理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不具备与其职务相应的抗风险能力,财务人员对财务风险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不能从财务的总体效益出发去认识和管理财务风险,而且法律意识较为淡薄、缺乏财务风险防范及自我保护意识,认为只要管好用好资金,就不会产生财务风险,经济活动的随意性较大。
1.2.3决策失误产生的财务风险。决策失误是产生财务风险的又一重要原因。目前,我国企业的经济决策普遍存在着经验决策及主观决策现象,决策者有时没有全面搜集、分析相关经济信息,只是根据决策者以往的经验来对某个投资项目进行决策,使投资项目不能获得预期的收益,投资成本无法按期收回,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
2、企业财务风险具体管理方法
2.1建立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预警机制,及时调整企业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方式,有效控制财务风险。财务风险的外部客观因素的变化经常存在于企业之外,无法对其施加影响或加以控制。因此,企业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宏观环境进行分析研究,掌握其变化规律和趋势,有针对性地制定多种应变措施。适时调整财务管理的政策和改变管理方法,从而提高企业对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降低因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而给企业带来的财务风险。
2.2优化资本结构,保证适当的现金流,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资本结构理论与企业理财目标、财务风险密切相关。企业在融资时应综合考虑有关影响因素。运用适当的方法确定最佳资本结构,并在以后追加筹集资金中继续保持。一个企业的资本全部来自于权益资本或全部来自于负债资本,都会导致资本结构的失衡。企业要把握好负债的量和度,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企业只有确定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并做到融资风险与融资成本相配合,才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财务风险也最小。
2.3通过资金预算控制财务风险。强化资金预算控制是从根本上保证资金运作效率的有效途径,也是控制财务风险的客观要求。预算是面向未来的财务计划,在企业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其实质是减少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内控机制。为了满足各部门、各环节对资金的合理需求,准确测算和供应资金,实施资金“月计划、旬平衡、日安排”的精细化管理,健全完善资金运营管理制度,实施风险抵押责任承包,加强对各部门、各环节的资金占用量的严格控制,监控资金的流向和流量,对资金实行追踪问效管理,按预算供应和配置使用资金,保证资金正常运作,降低交易风险,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资金价值最大化。
2.4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减少因决策失误产生的财务风险。管理者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经济运行的成败。采用科学的决策方法,防范因决策失误而产生的财务风险,要求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尽量采用定量计算分析方法。运用科学的决策模型进行决策,从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切忌主观臆断。如,企业在筹资决策过程中,首先应根据经营情况合理预测资金需要量,然后通过对资金成本的计算分析,选择正确的筹资方式。同时,在项目决策过程中,应综合评价各种方案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在保证财务管理目标实现的前提下,选择风险较小的方案,以达到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的目的。
保险业的宏观经济分析范文1篇8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金融;会计;问题;对策
医院自身的医疗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状态。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单位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更加注重本单位的金融发展情况。对于医院而言,金融会计领域的相关管理工作者也更加注重对于会计审计工作中的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也是保证医院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的各个行业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应当根据自身能的经济情况以及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具体要求,在金融会计的相关管理工作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监管措施,通过相关监管制度的规范提升各行业的经济调控能力。目前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是医院作为一个性质比较特殊的单位,其金融会计问题还有自身的独特性,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国情之下,医院的金融会计工作中还存在较多问题,所以,还应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采取一些针对性较强的干预措施,以此预防医院的金融会计问题逐步扩大。
1宏观审慎监管概述
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国际银行对宏观审慎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和定义,并对经济危机出现时,监管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这也是建立经济危机预防体系的根本动力和内在要求。我国以当前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为背景,对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提出加快构筑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经济方针,并通过完善相关的金融会计管理制度来规范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环节进行管理,并以此实现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就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而言,宏观审慎的监管框架的搭建依然尚不完善,特别是金融会计相关环节的发展,仍然无法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保持一致。所以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之下,如何做好两者之间的协调工作仍然是未来金融会计工作开展的重要任务。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不仅能够有效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更能规避宏观金融体系对于经济体系的负面影响,总体而言,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是站在全局角度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经济管理方法。相较于微观管控手段,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强调对于外在风险进行预防的同时,提升对于内在风险的防范能力,通过内外兼施的方式从根本上提升对于经济风险的规避能力。横向维度上,宏观审慎监管措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管理形式,根据对外在风险的评估对总资本进行整体的控制,纵向维度的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根据金融防范体系的顺周期性,相应制定逆周期的相关经济政策,进而对金融体系进行规范和管控。
2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医院金融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相关金融会计信息的供应无法满足决策需要
就当前的会计准则来看,在具有公允价值的会计统计准则中,就包含七项不需要进行披露的项目和十二项需要进行披露的项目,但是具体需要对哪些项目进行披露,在暂行的会计准则中也没有较为明确地指出,而对于具体的操作办法也没有相关的操作规范,这也是在个别单位的金融会计管理工作中出现问题的重要因素。对于一些医院而言,由于其医院自身的性质、企业类型以及持有形式的特点,不希望以上重要信息被透露出去,而对于不同医院而言,可以进行披露的信息以及不能被披露的信息类型也不尽相同。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该项制度在施行的过程中就会缺乏严密性,另外,由于各个医院所披露的信息不同,就不能进行同类比较,进而比较的透明度也会产生影响。而如果不进行相关信息的披露,医院相关的审计工作就会出现较大的剩余空间。此外,由于我国的会计制度尚且不够完善,这也使得在对相关信息披露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无法全面了解金融会计工作中隐藏的风险。所以,在对医院相关财务工作进行管理过程中,应当从宏观角度入手,切实对金融会计相关管理工作进行管控。
2.2动态拨备制度与会计制度的确认基础存在矛盾
就当前医院金融管理制度而言,一般采取动态拨备制度,这一制度对于顺应周期具有较好的干预效果。在进行具体的会计核算时,需要将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损失也计算到贷款减值准备当中,但是会计的确认准则是以责权发生制为基础,贷款减值也不能仅仅只依靠动态拨备制度进行核算。正是由于二者的目的不同。所以在医院相关工作的运行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冲突,会计信息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保证医院本身的投资者的相关利益诉求,这也是导致矛盾出现的根本原因。
3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医院金融会计工作的改革措施
3.1为会计处理与动态拨备搭建适当的转换机制
在医院日常财务管理工作中,会计处理与动态拨备都是比较重要的两个部分,做好二者的协调统一,有利于实现医院财务管理工作的高效发展。为了保证监管效果长期高效地发挥作用,就需要建立更为全面、合理的机制对其进行制约,也更利于在出现突发状况时,能够以最优方式对金融问题进行有效解决。此外,为了提升财务管理的实效性,还应将财务报告以相对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就可以快速实现各部门的有效对接,进而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在进行会计处理与动态拨备转换机制搭建的过程中,首先应保证对于本院患者投资的稳定性。此外,政府单位还应根据行业内相关监管标准对相关事务进行有效分类。进而满足医院自身各项监管机制的有效发挥。与此同时,医院在进行监管过程中,还应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对现有制度进行完善与拓展,使其能够真正地服务于医院相关的财务监管工作。
3.2完善风险价值信息的披露机制
在医院日常的医疗活动中,常会隐藏着较多的经营风险,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医院规避风险的能力,进而帮助医院将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风险信息披露机制是主要是针对相关衍生金融工具自身存在的风险的定量披露,可以为决策人员提供较为全面的会计信息。与此同时,利用风险信息披露机制还能明确反映出医院自身的人员投资的组合关系,以及其与相关资产的联系,决策者可以利用信息的便利对相关资产进行调整,总而言之,风险信息披露机制的引入能够提升决策者对于风险评估的能力,进而明确金融风险的构成,此外,相关监管机构还可以利用风险信息评估对风险质量进行评估。由此可见,风险价值信息披露机制对于医院自身的金融会计体系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3.3构建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的预期损失模型
就目前我国银行的财政计算准则而言,一般利用新的资产计算准则进行财务管理中的相关资产的计算工作。这种计算方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身的公允价值,对于银行业务而言,证券以及保险的相关业务在整体金融业务中所占比例较大,这就对相关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职业要求,需要根据自身业务要求不断强化对于相关知识的学习。医院与银行是两个经营性质以及类型完全不同的行业,二者在经营模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尽管如此,在金融会计相关管理工作中以及相应的监管机制上,还是存在一些共通的部分。所以在进行医院金融会计事务的管理上,还可以结合本行业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例如,在对医院财务方面进行预算时,还应将减值模型作为预算损失模型。此外,在进行建模过程中,首先要为建模预留较为富裕的时间,并充分做好建模准备,在进行具体的模型建立的过程中,还应科学安排建模流程,特别是需要对模型进行科学有效的设计。在利用预期损失模型对医院相关财务工作进行控制时,势必会增加对于相关人员的培训费用以及相关医疗设备的养护以及升级的费用,而这一过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医院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消耗。对于医院内部员工而言,该模型在建立的过程中,势必需要其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这既是对于相关工作人员工作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于医院相关管理机制的运行情况的一次认证。此外,在进行预期损失模型的建立过程中,还应尽量使之与国际金融管理工作相接轨,这就需要医院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引进一些外语翻译人才,以此保证与国外相关金融管理工作进行有效对接,进而借鉴和学习国外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具体实施情况,吸取医院金融会计相关管理工作的运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金融会计管理系统。
4结语
总而言之,在对医院金融会计工作进行管理过程中,还需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结合当前的经济环境,从宏观角度上对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进行宏观调控,在具体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首先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监管机制,对财务的动态配置以及会计处理机制进行协调和补充以此确保医院资本的补充,与此同时,还应充分利用便利的信息资源,提升对于医院资产衡量的准确性,进而从多方面、多角度提升相关制度的实效性。对于医院管理工作而言,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需要医院的各部门、各个环节的协同努力,以此实现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完成对于医院金融会计工作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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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篇9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宏观压力测试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全球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11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尤其90年代以来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如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1994年美国利率风暴及中南美洲比索风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政府违约事件,特别是2007年春季开始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大,史无前例。它们不仅使一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还危机到一国的经济稳定,对全球经济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1]
收稿日期:2008-07-05
项目资助:本文受到西安交通大学“985工程”二期资助(项目编号:072007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DJY156)资助。
作者简介:李江(1962-),湖南省湘潭市人,金融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风险管理;刘丽平(1982-),女,河北省承德市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预警。
金融系统的宏观压力测试是一类前瞻性分析的工具,用于模拟“异常但合理”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可以帮助中央银行识别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有助于各方理解金融部门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同时提高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能力。因此,受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视,逐渐成为检验一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维护金融稳定的首选工具。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我国金融业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逐步融合,是否拥有一个稳定和富有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对于中国而言显得非常迫切。对银行体系进行稳定性评估,尤其是对银行体系面对的信用风险
进行宏观层面的压力测试,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中国金融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研究宏观压力测试在银行信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通过对国外已有的成熟模型理论成果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宏观经济及金融发展特点,经济、金融数据统计及披露特点,模型的数据需求深度广度要求,建立适用于我国的模型并以此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综述
(一)宏观经济因素对银行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
McKinnonR[2]认为,宏观经济稳定时,银行经营行为非常保守,不会出现不顾风险单方面追求效益的现象。但在实际汇率波动、通货膨胀出现等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政府或明或暗的存款担保,导致银行会产生以高利率对高风险项目贷款的风险行为。DonaldvanDeventer[3]通过线性回归分析,确定了宏观因素对银行股价变动的解释在统计上是显着的。
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银行不稳定尤其是银行危机现象,国际组织和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证资料。尤其是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芬兰的许多国外学者,在对20世纪80、90年代全球银行不稳定事件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宏观经济因素波动在各国银行不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TomBernhardsen[4-5]建立起银行破产与不良贷款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模型,并且利用欧洲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ErlenmaierU[6]和GersbachH[7]利用挪威中央银行的宏观经济模型RIMINI对总体审慎指标的趋势与发展进行预测,并且建立了评估贷款违约率的宏观信贷方程。FroylandE和LarsenK[8]利用RIMINI对银行不良贷款在宏观经济波动情境下进行了压力测试。PesolaJ[9]分析了银行系统危机对宏观经济因素波动的敏感性,并利用芬兰的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VirolainenK[10]对芬兰金融风险的实证评估,建立了宏观信贷模型并进行宏观压力测试,揭示了芬兰银行系统贷款违约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性。
国内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评估的实证研究,包括陈华,伍志文[11]运用1978~2000年间的数据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在1978~2000年之间有11年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在1992年和1998年前后更为突出,银行体系出现了不稳健的征兆,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
(二)宏观压力测试理论和实践
在执行宏观压力测试使用的宏观信贷模型的研究领域,有两个学者的模型框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为日后的学者不断的进行模型的拓展研究和实证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是WilsonTC[12-13]和MertonR[14]。Wilson对各工业部门违约概率对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敏感度直接建模。模型的思想是对违约概率和宏观因素的关系进行建模,模拟将来违约概率分布的路径,就可以得到资产组合的预期异常损失,进而模拟出在宏观经济波动冲击下的违约概率值。相比较而言,Merton模型则多加入了股价对宏观要素的反映,将资产价格变动整合进违约概率评估模型。因此,前一种模型更直观,计算量较小;而后一种方法对数据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以及计算量要求都很高,其中有些市场数据也许是信贷风险的噪音指标。世界各地的学者,运用上述模型框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VliegheG[15]对英国银行体系累加的企业违约概率进行建模估计,发现GDP、实际利率和真实工资水平具有较显着的解释能力。BunnP,CunninghamA和DrehmannM[16]曾使用probit模型来测算英国企业部门的贷款违约风险。BossM[17]针对加总的企业违约概率估计出宏观经济信贷模型来分析澳大利亚银行部门的压力情境,结论说明工业产值,通货膨胀率,股票指数,名义短期利率和油价都是违约概率的决定因素。MarcoM、Sorge、KimmoVirolainen[18]利用Wilson模型框架对芬兰银行系统的信贷违约概率进行了宏观压力测试分析。结果证明在压力情境下,违约概率(PD,portabilityofdefault)的蒙特卡罗模拟分布明显异于常态分布,其Var值远高于基期的测算值。JimWong,Ka-faiChoi和TomFong[19]建立了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宏观压力测试框架。模型框架中引入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率(HIBOR),房地产价格(RE)和大陆的GDP。同时用宏观压力测试评估了香港银行体系的贷款资产和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压力情境的设定模拟了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的宏观经济波动,并分别引入了测试模型。结果表明在置信水平90%时,在所有压力情境下有些银行仍然能够盈利。这意味着目前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较稳和。当VaR取99%的置信水平这一极端情况时,一些银行出现了巨额损失,但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
HoggarthG和WhitleyJ[20]与DrehmannMHoggarth,GLoganA,ZecchinoL[21]在他们的研究中引入了英国在FSAP框架指引下宏观压力测试的执行结果和方法,在压力情境的设定方面采用在险价值框架下的蒙特卡罗模拟法。JonesMT,HilbersP和SlackG[22-23]提供了宏观压力测试的更一般的非线性的方法。WorrellD[24-25]讨论了一个将早期预警系统,金融健全性指标和宏观压力测试整合的方法。
一些学者研究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整合测量,例如AllenL和SaundersA[26]尝试将宏观经济因素整合进信用风险的测量模型。而最近的一些文献如PainD、VesalaJ[27]和Gropp等人[28-29]则是引用Wilson的宏观信用模型分析了宏观要素对银行的债务人的信用质量的影响。而Wilson的模型的一个替代选择则是Merton的公司层面的结构模型.GrayD、Merton和Bodie[30]将这一框架扩展至研究主权违约风险。DervizA和KadlcakovaN[31]将商业周期的影响整合进一个具有结构模型和简化模型特征的复合模型。DrehmannM、ManningM[32]和PesaranMH等[33]在利用Merton模型框架的宏观压力测试中研究了违约概率和宏观经济变量的非线性关系。BenitoA,WhitleyJ和YoungG[34]将基于衡量违约概率的Merton模型融入针对模拟个别企业违约的probit模型。他们发现Merton模型方法比仅仅依靠企业的财务数据的模型效果更优。
还有一些文献使用不良贷款,贷款损失额或者复合指标与宏观经济因素整合成矩阵向量来测算金融体系的稳定性。HanschelE和MonninP[35]针对瑞士银行系统构建了一个复合压力指标,该指标综合了金融不稳定的市场指标和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衍生变形指标。KaliraiH和SchEicherM[36]针对对澳大利亚银行体系累加的贷款损失,通过涉及广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模型进行了时间序列的回归估计。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缺口、消费者价格指数、货币供给增速、利息率、股票市场指数、汇率、出口额和油价。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目前国外开展的关于银行稳定性评估的实证研究十分丰富,其中挪威和芬兰中央银行的研究对金融系统的评估最具综合性。稳定性评估的目的在于,对银行体系的健全状况和抵御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能力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客观评价。为此采用了金融稳健指标分析(FinancialSoundIndicators)和压力测试的方法,对宏观经济环境中例外但有可能发生的冲击(Shock)情境进行模拟,来量度和评估银行体系在遇到冲击甚至遇到金融危机时,保持稳定(即银行保持基本运营不会发生突变)的能力。
而国内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评估的实证研究都偏重于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对在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评估并未涉及。目前我国关于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才刚刚涉及,孙连友[37],高同裕、陈元富[38]等学者对宏观压力测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但多为国外文献的整理或综述,未能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尤其在模型研究方面,仅仅停留在介绍早期国外学者的模型框架和较为成熟的各国宏观压力测试手册指引中的操作流程。其内容多为宏观压力测试的必要性、目的作用、所用方法、国内外的具体实践等,未能有很系统和深入的介绍,而对多种宏观压力测试模型的介绍和分析尚无涉及。
在实证方面,熊波[39]通过建立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元Logit回归分析,并对结果进行假设情境的压力测试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这样的宏观经济变量的确是影响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是该文只是借鉴了压力测试的思想,使用传统的方法,通过模拟情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异动,由Logit模型最终得出稳定性指标期望值的点估计来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这种方法不能有效地反映出宏观变动冲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不能看出压力情境下银行面临的最主要的信用风险的分布状况,即贷款违约率的概率分布。
三、宏观压力测试方法流程及模型设定
(一)方法流程
宏观压力测试是模拟“危机事件”来估计极端却可能的压力情境下金融体系的波动。在宏观压力测试的框架中,其模型表示为:
Q(t+1|t+1≥X=f(Xt,Zt)(1)
在(1)中表示在模拟的压力情境下评价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的指标的表现。在宏观压力测试模型中衡量金融部门波动性的最一般的方法是资本的潜在损失率。Q(·)表示衡量金融系统波动性的风险矩阵,衡量违约情况的指标例如贷款损失额主要通过模拟压力情境下的点估计得到。在这种情况中,该条件概率值表示的风险矩阵较容易计算。而在险价值方法中,在任何给定的压力情境下,资产组合的损失应产生概率分布,而不是前一种方法中的点估计值。框架中f(·)表示损失方程,该方程模拟了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中加总的资产组合的影响关系。该方程可包含风险暴露,违约概率,相关性,回馈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变动与系统层面金融稳定性表现的相互关系。
压力测试的执行方式主要是通过情境设定,根据情境假设下可能的风险因子变动情形重新评估金融商品或投资组合的价值,整个程序通常分为两大步:一是情境设定;二是重新评估。通常重新评估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情境设定的方式却有很多种选择。情境分析(ScenarioAnalysis)是目前应用的主流。即利用一组风险因子定义为某种情境,分析在个别情境下的压力损失,因此此类方法称为情境分析,情境分析的事件设计方法有两种:历史情境分析(HistoricalScenario)和假设性情境分析(HypotheticalScenario)。其他方法还有敏感度分析(SensitiveAnalysis)和极值理论法(ExtremeValueTheory,EVT)。
本文根据信用风险压力测试的相关文献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开发的FSAP(financialSectorassessmentprogramme)的手册,将压力测试的执行程序见图1所示。
图1压力测试流程图
(二)模型的设定
本文将在Wilson、Boss和Virolainen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银行系统信用风险评估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首先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贷款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t方程将贷款违约率转化为宏观综合指标,以指标作为因变量与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得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利用各宏观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观经济因素的选择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中模型的自变量,结合我国数据统计和披露特点等制约因素选取适合的宏观经济变量来构建模型。
yt=ln1-PDt[]PDt(t=1,2…,N)(2)
yt=α0+α1Xt+…α1+mX1-m+β1yt-1+…+βny1-n+μt(3)
Xt=0+1Xt-1+…+pX1-p+φ1yt-1+…+φqyt-q+εt(4)
PDt代表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是一个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综合性指标,也可以将它理解为是反映银行体系违约概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的“中介指标”,X代表宏观经济变量。在利用历史数据进行模型估计时,通过处理的违约概率值代入(2)就可以得到估计的综合指标的估计值。将其带入(3)就可以估计出宏观方程的系数,并以此估计出的方程作为进行宏观压力测试的基础。而在执行压力测试的时候,通过压力情境的设定,用不同方法得到的各相关宏观经济变量值代入估计出的(3)就可以得到压力情境下的Y,再通过(2)就估计出了压力情境下的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
公式(2)就是对贷款违约率进行Logit回归分析,PDt表示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t表示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综合指标。
公式(3)是反映各宏观经济变量与综合性指标yt的关系的方程,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模拟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Xt=(x1,t,x2,t…xl,t)′是L×1阶列向量,代表L个宏观经济因素构成的列向量;μt是方程的随机扰动项。截距α0是一个L×1阶列向量;系数α1,α2…α1+m分别代表L×1阶向量,系数β1…βn是L×n阶矩阵向量。
公式(4)是关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模型。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采取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变量的滞后性,因此对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P阶自回归分析,剔除模型中的序列相关性。在(4)中,0是L×1阶的列向量,1,…,p都是L×1阶矩阵向量,φ1,…φq是L×q阶矩阵向量,随机误差εt都是L×1阶列向量。
在这个模型中,假设μt和εt是序列不相关的,并且分别服从方差协方差为矩阵∑μ和∑ε的正态分布。其中μt和εt相关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为∑μ,ε。
在Wilson(1997)和Virolainen(2004)提出的框架中,yt仅仅与Xt有关,而本文模型的设定更符合实际情况,yt不仅与Xt相关,考虑到宏观冲击的时滞效应,yt还与其滞后期的值yt-1,…,yt-n有关。
从(4)可以看出,模型不仅考虑到了宏观经济变量值之间的相互影响,模型的设定考虑到了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回馈效应。将银行的表现对经济的反馈影响通过在宏观因素变量的自回归方程中引入综合变量来实现。通过各行业综合指标Y的前期值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设定来反映现实世界中的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
(三)变量选取
1.解释变量
根据各国的实证研究经验和我国银行体系业务发展特点,本文模型的变量选取1990~2006年的年度数据,主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宏观经济统计的特征以及经济冲击发生的持续时间来决定的。鉴于研究的宏观层面,从数据的可得性及计算量考虑,本文的宏观模型是基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因此各宏观经济变量将不采用各经济部门的统计值,而是采用本国的整体水平的统计值。
本文选取八个宏观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NGDP—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年增长率;
RGDP—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
NR—一年期存款的名义基准利率;
RR—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基准利率;
N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名义平均利率;
R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实际平均利率;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RE—房地产价格指数;
2.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违约概率作为评估信用风险的指标,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贷款资产的违约风险。违约率水平是评估银行贷款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违约风险可以用借款人在规定期限内的违约概率度量。VirolainenK对芬兰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进行的宏观压力测试分析中,对违约概率指标采取如下方式赋值:在研究时段内,某行业的破产机构数量与总的机构数量的比率为银行体系面对的违约率。JimWong、Ka-faiChoi和TomFong[19]建立的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压力测试框架中,违约概率是逾期3个月以上的贷款额与总贷款额的比率。本文选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数据作为样本,以平均的逾期贷款率代表贷款违约率,即以年末样本银行的总逾期贷款额与总贷款余额的比率。其中,1990、1991、1992三年的各样本银行的详细数据欠缺,因此本文根据各类媒体披露的总的逾期贷款的变动率和贷款额的变动率计算出了这三年的逾期贷款率,其他各年份的详细数据均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和各银行的年报。
四、实证结果
(一)模型估计
代入1990~2006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和模型估计,先用宏观经济变量的名义指标值和实际值,与引入的综合指标Y的两期滞后变量分别对Y进行回归。从两个模型的t检验指标看出,模型中GDP、LR、R作为解释变量的参数并不显着,而引入的Y的二阶滞后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性也不显着。因此模型的参数需要进一步调适剔除。根据经验和宏观经济冲击的滞后性往往为一年,因此模型中只引入Y的一阶滞后变量。虽然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检验指标和D-W指标略微下降,但两个指标值分别为0.987和2,仍是非常理想的检验指标值。在剔除掉一年期存款利率后,两个模型各参数的t检验指标都非常显着。但是以模型解释变量的参数符号来看,通货膨胀率CPI在以名义宏观经济变量值为自变量的模型中的系数符号为负,这表明随着CPI的增加,Y值也会减小,经过Logit变换后的违约概率PD将会增大,显然符合经济学原理。而在关于实际变量的模型中系数为正号,这是违背经济学原理的。所以本文确定以名义变量作为模型解释变量的方程为最佳的宏观经济模型(见表1)。这说明我国银行的信贷违约率对名义的宏观经济因素的波动更敏感。MarcoSorge、KimmoVirolainen(2004)利用wilson(1997)模型框架对芬兰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进行了宏观压力测试分析,宏观经济模型估计结果与我国上述情况类似,即名义的宏观经济变量对违约概率的解释能力更显着。
根据回归方程的t检验(5%的显着性水平),各宏观因素指标的实际值对综合指标的影响并不显着,所以剔除不列入表内。从表1中可以看出,综合经济指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指标的名义值关系显着。且综合指标的一期滞后值对各宏观经济指标影响均显着。从关于综合指标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也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贷款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和房地产价格的确是影响到我国银行体系违约概率的显着因素,而且综合指标明显受其一期滞后值的显着影响。
(二)宏观压力情境的设定及其结果
本文选择情境分析作为执行压力测试的方法。针对模型所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我们设定两个压力情境:一种是GDP增长突然放缓的情境;一种是CPI上升到较高的水平(5%以上)。对于各种压力情境下,反映压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幅度,可以通过以往的历史相似情境数据或历史经验直接进行人为的设定。而本文在对银行体系遇到极端情境进行构建之前,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对解释变量NGDP、CPI进行了2008~2010年的简单ARMA模型预测,作为我们构建的参考基准情境(baselinescenario)。
从表2可以看出,在设定的两种压力情境下,我国的银行体系的信贷风险明显增加,从模型预测估计出的贷款违约率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的大幅降低,贷款违约概率增大,但幅度较缓。而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骤增,违约概率出现大幅度的激增。这充分说明在压力情境下,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系统信贷违约概率的冲击效应非常显着。从而判断,通货膨胀率的同等幅度波动对银行体系信贷违约率值的影响更大。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对比分析国外成熟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适合我国经济环境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首先本文借鉴了国外研究成果中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贷款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t方程将贷款违约率转化为宏观综合指标Y,以指标Y作为因变量与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得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利用各宏观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观经济因素的选择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中模型的自变量,结合我国数据统计和披露特点等制约因素选取适合的宏观经济变量来构建模型。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中在选择信贷风险的评估指标方面的做法,以逾期贷款率作为模型中反映银行体系信贷风险的指标。
结果发现:宏观经济变量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和名义流动贷款利率对银行体系贷款违约率影响是显着的。特别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指标,冲击力较强。在关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和通货膨胀率骤升的压力情境设定下,银行体系的贷款违约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尤其在关于通货膨胀率的压力情境下,贷款违约率的增长幅度高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情境下的增幅。
本文研究结果对中国国情有着一定的解释力,让我们有信心支持这样的研究思路的继续开展。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银行体系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面临假设的宏观经济冲击时,化解风险的能力就显得不足。当然我们构建的这些极端情形发生的概率都是极小的,毕竟中国经济目前来看几年内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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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篇10
关键词:经济周期盈利周期银行业稳健经营
中图分类号:F830.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2-015-04
一、问题的提出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外学者就银行盈利能力与经济周期的形成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商业银行亲周期性理论――认为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活动,会推动经济周期形成并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同时,经济周期亦反向影响银行盈利能力,在经济扩张时期,信贷规模增加、银行利润随之增加;在经济衰退时期,信贷规模减少、银行利润随之减少。
亲经济周期性虽然可以使商业银行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但同样会导致商业银行经营伴随经济衰退而陷入困境。鉴于商业银行属于经营信用机构,稳健经营、抵御风险一直是银行业推崇的目标。因此,置于经济波动之中的商业银行往往会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这不利于维持其稳健经营的社会形象。在这种经营环境下,如何克服亲经济周期现象、维持银行平稳经营,不仅是理论界同时也是商业银行管理层所热衷探讨的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银行业逐步形成了以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投资收入为主的三大收入来源,收入结构更加完善,经营风险得到了更加有效地分散。国外一些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成功地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并没有因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而影响自身经营和盈利情况,呈现出弱经济周期特性。
肖建军、黄彦菁(2009)以美国具有百年历史的富国银行为样本,通过对该行1993年-2008年间经营数据的多角度综合评估,认为富国银行的经营状况与美国经济波动之间相关性较弱,不存在明显的同步特征。同时,从证券市场表现来看,富国银行股票价格一直呈现出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即使是在次级债危机的冲击下,股价只是出现短期下跌,随后迅速回升,这为银行利用危机实施扩张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2008年10月,富国银行战胜竞争对手花旗银行,以151亿美元收购了美联银行全部资产,如果不是因为具有这种弱周期性的非常稳健的经营状况,富国银行不可能在并购美联银行中获取优势。
二、我国商业银行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
滑静、肖庆宪(2007)通过实证研究认为,1978年-2005年间,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呈现出明显的亲周期特征,尤其是在信贷投放上。纵观历次经济的大波动,每一次通货膨胀或经济过热都与投资联系在一起,而投资资金主要源于银行信贷,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也是通过紧缩银行信贷来完成的。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以及货币政策的频繁调整,为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大的经营风险,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
本文试图以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为样本,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周期与银行盈利周期的历史表现情况。如果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9%作为划分经济周期的基准,可以认为,从1998年-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衰退到2006年-2007年的经济繁荣,再到2008年4季度-2009年1季度全球次贷危机影响下的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在十一年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从衰退到繁荣再到衰退的经济周期。
根据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对应银行盈利表现,可以认为,银行盈利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特性,具体见表1(由于数据获得的问题,本文选取已上市银行作为分析对象)。
为了更进一步探究银行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深层次关系,特针对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增长情况与宏观经济增长情况进行拟合。本文选取可得财务数据时间较长的招行、民生、浦发、华夏这4家较早上市的股份制银行2002年-2009Q3整体税前利润增速,与之对应的宏观经济增速拟合,可以看到银行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基本完全同步,均随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波动,见图2(由于2008年企业所得税由33%降至25%,出于可比性因素考虑,选用税前利润为拟合指标)。结果显示银行的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变动完美拟合,二者的变动趋势非常一致。如果将观察范围扩大至14家上市银行,银行盈利情况与经济周期的一致性表现的亦相当明显,见表2。
三、银行盈利周期的特征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银行业有明显的亲经济周期特征,尽管现在一些国外银行随着收入结构的丰富化,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但是当前中国的银行业盈利周期仍与宏观经济周期保持密切同步。
尽管银行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方向上保持一致,但两者在幅度上并不完全等同,在实际运营中,存在银行利润增速明显高于名义GDP增速的情况,也存在利润增速明显低于名义GDP增速的时候。总的来看,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利润增速明显高于经济增速,可以获得20%左右的超额盈利;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则低于GDP增速,有约20%的超额损失。
影响银行盈利的主要因素,一般包括贷款规模、利差、风险成本、非利息收入和费用成本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前三项因素。当前中国银行业的收入来源仍然主要以存贷利差收入为主,中国商业银行对利差收入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本文通过分析却发现,尽管商业银行主要收入来源于贷款收入,但是贷款规模增长速度与银行盈利能否高于名义GDP增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图4所示,在银行盈利远远高于GDP增速的2007年-2008年间,贷款增速却是与GDP增速持平的;而在银行盈利水平明显低于经济增长时,贷款增速却远高于名义GDP增速。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我国银行的利差是由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决定的,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周期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松紧程度也有所不同。由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特性,造成银行业面对的利率水平变化总是领先于宏观经济周期,使得存贷利差和信贷成本对银行业的盈利水平影响作用巨大。
为了遏制经济过热,2007年,央行不断调高基准利率水平,商业银行信贷总量也相应受到控制,但由于央行对存贷款利率的调整是非对称性的,以及商业银行有效地进行了资产负债管理,对存贷款结构进行了适度优化,同时紧缩政策也造成了银行在与企业的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反而使得商业银行的净息差稳中有升。相反,在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货币政策不断放松,连续降息却造成了利差的持续缩小,尽管在宽松货币政策的鼓励下,银行贷款规模迅速扩大,但实际盈利水平却出现了显著下降,具体见表3。因此,可以认为,在中国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之前,银行的盈利周期不仅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同时更受到由宏观经济周期造成的货币政策周期的影响。
四、对商业银行盈利的亲经济周期性的建议
根据前文的论述,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具有明显的亲经济周期特性。由于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宏观经济与银行业之间关系愈加密切,相互作用就会更明显。尽管经济周期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但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会导致或加剧经济的波动,甚至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延缓经济增长。
纵观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银行是主要的金融中介,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和组织管理来消除经济周期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这就要求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银行管理者,都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应对,尽量消除银行业的亲经济周期特性。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不仅要加大对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政策的研究,密切关注产业政策的变化,加强对行业及其信贷投放的跟踪分析,强化对信贷授信的总量及结构的研究与控制,构建顺应宏观经济形势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应为宏观经济变动的反应机制,化解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造成的系统风险,避免因与国家或监管当局的政策发生抵触而导致的政策风险。同时也要转换存量、优化增量,增加对宏观经济政策支持或处于景气上升期行业的信贷资产,减少受宏观调控影响行业的信贷资产,建立多元化的有利于风险分散与效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
借鉴发达国家银行业的经验,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做好金融服务供给者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更好地维护客户群体,重视交叉销售。例如,富国银行就长期坚持交叉销售的经营理念,银行80%的收入和业务成长来源于交叉销售,这不仅稳定了客户群体,也提高了不同业务之间的协同效率,从而增强了自身稳健经营的能力,使自身的经营具有弱经济周期性。
当前国内银行纷纷结合新巴塞尔协议建设自身的风险防控体系,部分银行还从国外引进一些建立在复杂计量模型基础上的风险监控体系,这固然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日益重视风险防控的现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盲目性。毕竟风险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且具有独特性,难以用统一的数学模型成功模拟。事实上,银行的客户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的特性,只有对客户的精准分类,围绕不同客户开发不同金融产品,才能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金融需求,只有建立全方位、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体系,建设多元化渠道,才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从而将自身的经营置于经济波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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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宏观经济分析范文
[关键词]金融监管;宏观审慎;制度框架
2010年以来,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巴塞尔协议Ⅲ、美“多德一弗兰克法案”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方案的正式推出,标志着“宏微观审慎并重”的监管理念被际社会广泛认同。2011年,欧洲银行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全面启动,辐射整个欧洲金融业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开始形成,我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正式提出“逆周期宏观审慎制度框架”。由于金融业发展的不同轨迹,中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与西方家并不完全相同,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容和工具必须适合本情。当前落实我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框架可以在以下方面逐步加以完善。
一、明确监管主体和协调机构定位,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宏观审慎监管是在保持货币的相对稳定前提下加强对整个金融体系内系统性风险的识别、计量和防范,保证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健。当前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手段,应以中央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构建主体,借助其对整体经济、货币形势的掌控,从宏观层面对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分析,辅以内各部门之间、际上各监管规则上的监管协调。监管框架建立应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明确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体系未来发展中的定位,理顺并明确宏观审慎监管各部门职责。(2)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协调机制,建立各监管部门之问的信息交流平台,防范金融跨市场、跨领域潜藏的系统性风险。(3)扩大监管范围,将影子银行及信用评级机构等纳入监管视野,并加强对金融关联企业并表监管,提高监管效力。(4)加强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寻求各方面监管政策间的协调。(5)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加强与其他家及各际组织之间在宏观审慎层面的协调配合。
二、宏观审慎监管应重点实施“准入监管”和“过程监管”,强化风险预警机制
我金融体系的特点主要是“信贷配给异化”,信贷资源主要投向有大中型企业,以四大有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市场风险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周期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与欧美主要家传统风险预期模型不同,我宏观审慎监控的重点应放在加强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的监管,允许内民营资本进入各类金融机构,建立有金融机构的有效退出机制,加强过程监管,防止监管黑洞。在风险预警方面,着重分析金融体系的信贷增长、资产价格和杠杆率等指标相互影响的机制及演变趋势,以及宏观经济大幅波动对金融体系可能造成冲击的渠道,并具体分析金融体系之间如何反馈作用于宏观经济等。
三、在逆周期监管政策选择中,寻求“自动稳定机制”和“相机抉择机制”之间的统一
逆周期监管的自动稳定机制可以避免相机抉择的主观性造成的决策风险,同时减轻监管当局的外部干预压力,但自动稳定机制却会导致“监管套利”。相机抉择机制可以根据宏观经济的状况与金融体系失衡的特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监管与调整,并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效果,但其监管口径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对于金融监管体系的预警与判断能力要求很高,由于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监管当局必然会担负较大的决策风险,同时,来自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压力也会损害相机抉择的独立性。规划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应在制度上明确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及实施框架上,制定完备的责任约束机制以保障监管政策的透明度、责任性和前瞻性。形成“自动稳定”与“相机抉择”之间的协调机制,以消除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负面影响。
四、明确监管目标,积极防范流动性风险
长期以来,我央行的政策目标相当程度上是促进经济增长。但在以美元汇率为主导的际货币体系环境下,各面临的不再是单一家系统性风险,而是全球性系统风险。受美联储及其它西方家多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全球过多的流动性开始大量涌向中等新兴经济体,使得我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剧增,加之内的银行机构金融业务的同质程度较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潜在顺周期性风险被成倍放大。为抵御大量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巨大风险,“防范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当前我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务之急是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货币体系的改革,寻求大货币间的汇率稳定机制,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寻求平衡,在“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健”之间进行协调。因此,亟须在制度上明确央行的政策目标,原则上应基本确立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保险业的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篇12
关键词:保险业顺周期性;公允价值会计准则;逆周期监管
中图分类号:F84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0)11-0059-07
一、引言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和不断扩大之时,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论坛等国际组织,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政府和监管机构均采取应急措施处理危机,以保持金融稳定,并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建立并实施了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顺周期性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概念,虽然该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出现,但其影响却在金融危机中得到展现。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内在的顺周期性,是近年来金融失衡、金融脆弱性加强并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采取适当逆周期监管政策,建立适当逆周期监管机制(李文泓,2009)。
与银行业相同,保险领域也存在着顺周期性,需要保险监管机构采取逆周期监管措施,缓解顺周期性,降低危机成本。在2010年4月13日“北大赛瑟(CCISSR)论坛”上,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指出:我们要深入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探索解决保险业在内部风险评估、准备金提取、公允价值计量、偿付能力标准、资本缓冲和薪酬体系等方面的顺周期问题,逐步建立保险业的逆周期监管制度。因此,对保险业顺周期性与逆周期监管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二、金融系统顺周期性与保险业逆周期监管相关理论综述
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StabilityBoard,简称FSB)认为,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是指一种相互加强的正向反馈机制,而在这种机制作用下,金融系统可以放大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同时反过来可能导致或加速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状况。法兰西银行副行长让・皮埃尔・兰度认为,顺周期性是指在经济周期中金融变量围绕某一趋势值波动的倾向。
金融系统顺周期性更多表现为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海曼・P.明斯基(HymanP.Minsky,1992)①的金融脆弱性假说明确了金融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低迷的长期波动中的作用,也揭示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现象。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驱动经济繁荣的金融因素往往在经济扩张阶段为未来的衰退埋下隐患,私人信用创造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内在特征将使其经历周期性的危机和破产浪潮,这种困境被传递到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实体经济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当这种伴随着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的金融失衡需要释放的时候,就会产生宏观经济的动荡和危机。WillliamRWhite(2006)②分析了金融体系中的顺周期现象,他指出存贷差、资产价格、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以及诸如贷款预期损失的会计测算都是顺周期性的,在与实体经济的运行相互作用下,加速放大了经济波动,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的金融稳定框架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在考虑顺周期因素的前提下完善金融体系。
国内学者对金融系统顺周期性也进行了研究。周小川(2009)③具体探讨了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顺周期性因素,分析了各国政府针对此次次贷危机可能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货币和财政当局在严重市场危机下如何发挥专业作用。孙天琦和张观华(2008)④从《巴塞尔协议Ⅱ》资本监管视角对金融系统顺周期性问题进行研究,他们对《巴塞尔协议Ⅱ》的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文献综述,阐述了顺周期性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而许均平(2009)⑤认为金融体系中的顺周期现象不仅存在于以银行业为主的信贷市场领域,在资本市场领域同样存在,当信贷市场萎缩、资本市场衰退时,这种顺周期效应会通过财富效应、金融加速器、托宾Q效应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从而使得实体经济周期出现更大幅度的波动。
国际金融监管界提出了一系列逆周期监管措施,对于保险业逆周期监管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这些逆周期监管措施主要是:第一,银行资本要求方面,巴塞尔银行委员会将采取三项措施,提高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开展逆周期资本监管,考虑建立或有资本。第二,在会计准则方面,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CB)建议,将建立使用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两种方法的混合模型。美国的金融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建议,建立动态拨备制度,改变“已发生损失”的确认方法,允许使用“预期损失”标准,提早确认损失,降低危机当期压力。第三,在薪酬管理方面,FSB了《稳健薪酬实践原则-实践标准》,认为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应该与监管资本水平相联系,应从公司治理层面完善薪酬管理制度,消除顺周期产生的根源。
目前,中国学者对保险业逆周期监管研究文献还比较少。何项立(2009)⑥对国外有代表性的保险监管模式进行分析,指出了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一些问题,如过分强调一般行为监管,而忽视了对保险企业财务和偿付能力监管。李瑞红(2010)⑦对国内外逆周期监管主要工具和机制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选择逆周期监管工具要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选择逆周期监管工具要与中国监管现状相适应,提出逆周期监管制度安排可从四个方面入手:加强资本监管,提高资本质量;加强风险监控,强化压力测试;控制信贷杠杆,防止金融风险;加强机制建设,提高监管透明度。
三、保险业顺周期发展态势形成机制分析
(一)承保业务顺周期性形成机制分析
承保业务是保险公司两大主营业务之一,承保业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保险公司的经营利润。在承保业务上,保险公司存在着顺周期性问题。要理解承保业务顺周期性的形成机制,首先要对保险承保业务进行分析。承保是指保险人接受投保人的申请并与之签订保险合同的全过程。保险公司承保程序包括制定承保方针、获取和评价承保信息、审查核保、作出承保决定、单证管理等步骤。在宏观经济高速发展的景气时期,市场信心高涨,保险公司采取积极发展战略,保险行业竞争加剧。而中国保险公司所提供的保险产品同质化严重,保险人就会通过降低保险产品价格来提高本公司的竞争能力,维持市场份额。保险公司为了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放松对承保程序一些步骤的管理,使保险公司承担更多的潜在风险。
在承保过程中,审核核保是保险承保工作的关键。核保过程主要有信息的搜集和整理、风险的识别和分析、核保的抉择与实施等步骤。核保人需要从各个方面得到各种信息来分析和评价投保人面临的风险,从而决定是否接受投保人的投保申请。在经济上行时,保险公司实行扩张战略,放松了业务核保管理。首先,核保人对投保人各种信息的搜集不够全面,因而不能准确地分析投保人所面临的风险,降低了对投保人的风险估计,而保费费率是根据风险的不同性质和程度而确定的,因此也相应降低了投保人的费率,费率不能与投保人的真实风险相匹配;其次,核保人在确定保单条件时,放宽了承保条件,本应对保险标的物作出条件承保的承保决定却作出了正常承保的决定,没有通过增加限制性条件或加收保费的方式承保。更有甚者,对投保人的投保条件明显低于承保标准的保单作出承保决定而没有按标准予以拒绝承保。以上这些使得保险公司承担了许多潜在风险,在经济繁荣时没有暴露出来。当经济衰退发生损失时,保险公司进行审慎经营,加强核保管理,对投保人面临的风险作出充分的分析,使费率与风险相匹配,同时核保人还要对投保人的投保条件进行严格的审查,对不符合承保标准的,保险人拒绝承保。在承保业务中,放松核保管理,为了使公司暂时更具有竞争力,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而采取顺周期的公司经营战略。
(二)保险投资业务顺周期性形成机制分析
保险投资是保险资金运用的一种形式。由于保险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导致保险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下降甚至亏损,为了推动保险业发展,也为了能够弥补承保业务亏损,保险公司将保险资金的一部分用来进行保险投资,从而增加公司债权或金融资产。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相对于承保业务,保险公司资金运用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影响更大。当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保险公司投资业务就会出现强顺周期性。
1.保险投资资金来源顺周期性形成机制。要理解保险投资资金来源顺周期性形成机制,首先要了解保险投资资金来源。保险公司投资的资金基本上由资本金、准备金和承保盈余三个部分组成。其中保险准备金计提规则和承保盈余存在顺周期性。
保险准备金是为保证保险公司履行经济补偿或给付的义务,确保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保险公司应按规定从保费收入中提存各种责任准备金。保险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赔款准备金、总准备金和再保险准备金等。在准备金评估计提规则中存在顺周期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保险公司只能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而不是以未发生的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目的是防止人为调整资产负债表或操作利润,这就导致保险公司准备金计提具有顺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时期,保险经营风险下降,由于保险责任准备金具有不确定性、未来性和估计性,此时保险公司预测保险期间保险事件发生可能性降低,对发生事故损失程度估计不足,保险费率水平低,造成保险公司的责任准备金计提不足,使公司利润上升,促使保险公司进一步扩大其业务规模;在经济衰退期,保险经营风险提高,保险公司预测保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大大提高,对事故损失程度进行充分的估计,从而保险公司提高了责任准备金计提额度,导致公司利润下降,业务规模缩小。
保险公司的承保盈余是保险公司日常业务的收支结余。财产保险和短期人身保险的承保盈余是保费收入减去保险赔款支出再扣除各种准备金后的差额。在经济上行时,保险公司业务规模扩大,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也随之增长,此时保险公司的损失率低,保险赔款支出相应减少,同时准备金的计提也减少,保险公司承保盈余增加;在经济下行时,保险公司业务减少,保费收入降低而损失金额超过预期,责任准备金计提增加,从而减少了承保盈余。随着宏观经济波动,承保盈余出现顺周期性。
2.保险投资形式顺周期性形成机制。证券投资在保险投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资本市场成为保险投资的重要场所,保险投资与资本市场密切相连,从而使保险投资形式具有顺周期性。在宏观经济景气时期,保险公司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价格往往出现非理性的上涨,甚至形成资产泡沫,使保险投资收入显著提高,保险公司利润增加。为获得更多利润,保险公司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证券市场,放松了对保险投资的风险管理,未能充分考虑在保险投资中各种投资方式的比例,并且没有选择合理的投资组合来规避证券投资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由于大量保险资金投入到证券市场中,又进一步推高债券和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价格。而当宏观经济处于低迷发展时期,债券和股票等有价证券价格暴跌,保险公司在证券市场遭受严重损失,缩减了保险公司利润收入,使保险公司更加注重投资组合选择。同时,为了减少在资本市场上的损失,保险公司要从证券市场上抛售一些债券和股票,回收一部分资金,促使债券和股票价格的进一步下跌,造成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巨大波动,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由于保险投资顺周期性,2008年中国保险业受到重创,当年股市单边大幅下跌,保险业投资收益率降至不足2%的历史冰点,保险业一时“哀鸿遍野”(俞燕,2009)。
(三)保险企业财务管理顺周期性形成机制分析
保险公司的财务管理包括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负债管理、成本费用和利润分配管理等。从财务管理角度来看,保险公司面临着两大类风险:资产负债风险和经营风险。保险公司使用动态财务分析工具和现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都对保险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产生影响,强化保险业的顺周期性。
1.动态财务分析工具(DFA)的顺周期形成机制。动态财务分析(DynamicFinancialAnalysis,DFA)是一种系统化的财务建模方法,其在一系列可能的情景之下规划财务结果,可分析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变化如何影响财务结果。在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作为保险公司财务分析工具的DFA容易强化保险业的顺周期性。保险公司采用DFA分析公司财务状况:DFA模型第一部分是随机情景生成器,它主要用来模拟利率、通胀率、股市回报率等风险因素;DFA模型第二部分是历史数据输入,模型参数的假设和战略假设;最后是DFA模型结果输出。当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时,资本与货币市场的主要经济变量如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出现波动,使得DFA分析结果中保险公司资产项目不可避免地出现顺周期性。负债方建模是DFA的核心,其核心内容是损失分布,预期赔付支付。在预期支付时,由于准备金计提规则的顺周期性,使得DFA分析结果中公司负债项目出现顺周期性。建立DFA模型要输入历史数据,利用可靠历史数据确定模型参数假设中主要参数的“基准值”,而历史数据随着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参数赋值易出现顺周期性。
2.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顺周期形成机制。公允价值准则亦称按市值计价,是指金融机构应根据当时同一金融产品或相似产品的市场价格作为金融资产的估值入账。根据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enerallyAcceptedAccountingPrinciple,简称GAAP)的要求,金融机构必须每季度都用公允价值评估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如果资产价值下降,则必须在财务报表中进行披露。在中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对保险公司交易类和可供出售类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计价。
公允价值能够及时反映因市场变化而产生的收益和损失,但是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运用具有顺周期性。从经济发展周期角度来看,公允价值会计助长了经济周期性波动。首先,随行就市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增加了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的波动性,因交易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和可供出售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分别计入损益和所有者权益,使得保险公司收益和资本的波动性增加。其次,增加了保险体系的顺周期性,在经济周期的特殊阶段或临界拐点阶段,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具有显著的放大作用,造成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或收缩速度明显加快,从而使泡沫膨胀或萧条加剧。在宏观经济繁荣时期,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保险公司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公司资产、收益、利润和资本等均随之增长,保险公司持续扩张经营业务;在宏观经济衰退时,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保险公司资产价格下跌,保险公司必须在报表中迅速反映,使得保险公司账面遭受巨额损失,直接影响其盈利水平和公司偿付能力。保险公司投资预期降低,抛售手中债券,使得金融产品价格进一步下跌,短期内引发市场大幅波动,打击市场信心。从2008年可以看出,公允价值会计准则顺周期性对金融危机有加剧、放大的效应。
(四)保险企业偿付能力监管顺周期性形成机制分析
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保险公司有足够偿付能力,促使其稳健经营和发展并保护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目前,以风险为基础的偿付能力监管已成为国际保险监管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得到了广泛应用。欧洲保险市场致力于建立以风险为基础,综合评估公司偿付能力的偿付能力Ⅱ,而偿付能力Ⅱ的核心监管指标之一是偿付能力资本要求(SolvencyCapitalRequirement,简称SCR),用于吸收保险公司的重大意外损失。但SCR与风险敏感性正相关,风险敏感性越高,资本顺周期性越强。首先,偿付能力Ⅱ允许使用标准公式、完全内部模型和部分内部模型三种方法来计算SCR。其中,采用内部模型法计算SCR时,该方法使用的风险参数随经济周期变化而波动。根据内部模型法,风险权重函数是由保险监管部门决定的,但是风险参数作为风险权重函数的输入变量,其顺周期性易转化为风险权重和SCR的顺周期性。当经济上行时,风险参数下降,风险权重减小,按内部模型法计算的SCR降低,推动保险业业务扩张;当经济下行时,风险参数上升,风险权重增加,按内部模型法计算的SCR提高,推动保险业业务收缩,使保险市场随宏观经济波动。按标准公式法计算SCR也存在顺周期性,根据标准公式法,SCR是对市场风险、信用违约风险、承保风险、操作风险和资产负债匹配风险5类单独SCR加总,考虑了风险之间的关联关系,其中,市场风险和信用违约风险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当经济繁荣时,市场风险和信用违约风险低,关联系数较小,SCR数额较低,保险公司具有充足偿付能力;当经济衰退时,市场风险和违约风险急剧升高,关联系数较高,推高了SCR数额,使得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下降。其次,在以风险为基础的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下,要求对市场上多种风险进行整合计量,实行整体风险管理,在各种风险之间相互作用下,易导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顺周期性。
(五)保险业经营激励机制的顺周期性形成机制分析
保险业激励机制的扭曲是产生保险业顺周期性的根源之一。薪酬激励是指通过合理的薪酬制度设计和薪酬结构分配,激发组织中员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组织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薪酬不仅对处于低层次需求的员工有激励作用,而且还对那些处于高层次需求的员工有着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因为高层次需求中归属、地位、认可、关注等因素都需要高水平的薪酬作为支撑。在所有者和经营者相分离的现代公司制度下,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着“委托―”问题,其中人追求更高的货币收入以及其他隐性收入,委托人追求的目标是资本收益最大化,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即股东和管理层之间追求目标的差异,扭曲了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目前,很多保险公司在对管理层和员工进行绩效考核时,都将薪酬与公司当期效益挂钩,无法实现薪酬安排和公司长期风险相一致,不能反映潜在的风险和损失。在经济上行时,保险公司在支付高额薪酬时,只关注当期的盈利水平和公司股价,较少甚至不考虑保险公司账面利润的真实可靠性和公司运营的安全稳定性,使得管理层为获得高额的股息和红利,追求个人的货币收入,往往会置股东长期利益于不顾,选择使公司承担更大风险,降低风险管控程度,以获取更高的风险收入,管理层过度追求短期利润,而忽视长期风险,为实现短期薪酬最大化而采取顺周期的公司经营策略。在经济下行时,由于公司薪酬激励机制的非对称性,公司盈利时,管理层获得高额的薪酬;公司亏损时,管理层却不会因此而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导致了管理层过度追求短期回报,形成保险业激励机制的顺周期性。
四、中国保险业逆周期监管的政策建议
在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反思过程中,各国政府和监管部门普遍认为,应加强金融逆周期监管,以降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国保险业同样也存在着顺周期性。为了缓解这种顺周期性对保险业的影响,降低保险业的风险,应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界提出的一系列逆周期监管措施,对中国保险业实施逆周期监管,提高中国保险业逆周期监管绩效。
(一)保险承保业务逆周期监管
根据经济周期性变化,对保险公司承保业务进行窗口指导,指导保险公司在风险计量模型和风险参数选择上采取逆周期选择。在经济上行时,保险公司对承保业务核保时要采取谨慎措施,审慎选择承保的风险,鼓励保险公司采取较为保守的风险计量模型和风险参数,对投保人所面临的风险进行充分的估计,减少保险公司承担的潜在的风险,实施审慎的风险管理。在经济下行时,鼓励保险公司增强信心,适当采取相对激进的风险计量模型和风险参数,加强公司风险管理。
(二)准备金会计计提规则的逆周期监管
为了缓解现行准备金计提规则的顺周期性,保险公司可以采用某种向前看的准备金计提规则,如采用具有前瞻性的跨周期准备金计提方法,在经济上行时,要求保险公司提取更多准备金,以弥补在经济下行时保险公司将遭受的损失,从而增强保险公司抵御经济周期冲击的能力。
(三)实施公允价值的逆周期监管
为了缓解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性,应实施公允价值的逆周期监管。首先,明确不活跃市场公允价值准则,在对流动性不足的金融产品估值时要准确评估其风险溢价。其次,根据FSB、IMF要求,从监管层面上提出应对顺周期效应的策略,弱化资本监管对会计数据的依赖,以降低公允价值会计的估计误差波动和混合计量波动放大金融波动的潜在效应。再次,保险监管机构可以对保险公司的估值方法、模型和程序进行严格监管,因为当运用公允价值对交易不活跃的金融产品估值时,保险公司往往具有较强的主观性。通过对其估值方法的监管,可以促进保险公司改进其估值方法,搞好风险管理。最后,要加强对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尤其是加强保险公司公允价值表外披露,包括公允价值是如何确定的,所用估值方法预计存在的变动、所用模型的假设、导致价格变动的原因以及风险披露,从而实施透明化监管。
(四)偿付能力中资本要求的的逆周期监管
缓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中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第一,保险监管机构要引入针对系统性风险的逆周期偿付能力监管要求。以风险为导向的传统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中只考虑了保险公司个体风险,没有包含整个保险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性监管要求解决这一问题。在经济繁荣时期,要求保险公司增加资本,计提差额资本,增加资本缓冲空间,可以抑制保险公司在繁荣时期的扩张冲动,并且还可以冲减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影响。第二,计算偿付能力Ⅱ的核心监管指标SCR时,建议财产保险公司采用跨周期评估法,减少使用时点评估法,缓解SCR的顺周期性。第三,在偿付能力Ⅱ的目标资本计算时,可以引入杠杆率指标,杠杆率是保险公司资本与资产的比率或这一比率的倒数,它的特点是简单、透明、不具有风险敏感性。由于偿付能力资本要求具有风险敏感性,引入杠杆率这一风险敏感性不强的指标,在计算SCR时可以与内部模型法相互补充。
(五)薪酬激励机制的逆周期监管
逆周期激励监管机制要求保险公司将经营决策风险引入薪酬机制,使高管薪酬遵循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并将高管薪酬与公司长期绩效挂钩,建立起动态、持续、跨周期的业绩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对公司员工薪酬的影响,使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相结合,避免管理层为了追求短期薪酬最大化而采取短期化行为。
对于保险业薪酬激励机制的逆周期监管,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量:一是从整个经济周期的角度对薪酬发放进行统筹安排。鼓励在经济扩张时期适当降低对其利润分配的比例,新增一定数量的利润留成,以供资本补充和经济下行时期薪酬发放之需。二是在薪酬体系中引入风险调整政策,包括风险抵扣、风险延期和风险止付机制。鉴于经济扩张时期的风险往往只有到经济衰退期才能显现,因此,保险公司在高管薪酬发放中应引入延期支付机制且延后支付的时期必须足够长,使薪酬不仅能反映保险公司当期的利润和风险,而且能反映长期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损失,实现高管和重要岗位员工薪酬安排与长期风险承担相一致。
注释:
①HymanP.Minsky.TheFinancialInstabilityHypothesis,TheJeromeLevyEconomicsInstituteWorkingPaper74,May,1992。
②WilliamR.White.ProcyclicalityintheFinancialSystem:DoWeNeedaNewMacrofinancialStabilisationFramework?,BISWorkingPaper193,January2006。
③周小川:《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中国金融》,2009年第8期,第8-11页。
④孙天琦,张观华:《银行资本、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文献综述》,《金融研究》,2008年第1期,第191-205页。
⑤许均平:《金融体系顺周期性与金融危机的发展演变关系研究》,《南方金融》,2009年第12期,第32-35页。
⑥何项立:《关于完善我国保险监管的思考》,《经营管理者》,2009年第18期,第46页。
⑦李瑞红:《逆周期监管工具、机制与中国选择》,《金融与经济》,2010年第2期,第6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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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定富.经济周期背景下的保险业发展与监管[J/OL].insurance.省略/2010/bdss2010/,2010-04-13.
TheFormationMechanismofInsuranceIndustryPro-cyclicalityandtheResearchontheCounter-cyclicalRegulationIssues
LiuChao,LiuZhiwei
(SchoolofFinanceandBanking,ShandongEconomicUniversity,Jinan25001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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