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范文篇1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历史中，诗歌始终占据着文学主流地位。山水旅游诗是古代诗歌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以描写自然山水、吟咏田园风光、抒发怀古幽情以及展示民情风俗为主要内容。这些作品有优美的语言、动人的韵律、丰富的心灵感悟，有深刻的思想蕴含，并以独特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着自然之美和生命之美，具有永恒的美的魅力。[1]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重要诗歌门类之一的山水旅游诗，晋初开始创作，经过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到唐宋鼎盛繁荣，直到明清，历史悠远。这期间作家层出不穷、作品更是浩如烟海。诗人不仅在这些山水诗中营造了或空灵澄澈、或淡远秀美、或雄浑阔大的山水意境，更注入了其对自然与人生的热爱和对宇宙与人生的感悟，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山水诗繁荣的唐宋时代，咏史怀古、边塞、风俗人情等题材的旅游诗更是得到空前发展。但在唐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旅游诗，无论在边塞诗的气象、旅游诗的题材及审美等方面，均与唐诗存在很大差异。

一、唐宋边塞诗的气象

边塞诗有两类。一类借写与边塞有关的事言志抒怀。这类诗的内容虽也有对边塞风光或战争场景的描写，但主要是为了抒发作者渴望投笔从戎的心愿、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卫国报国的情怀。作者并未亲赴边关，其对边塞风光或战争场景的描写，要么来自前人或他人的体验，要么出自个人的想象。如，杨炯在《从军行》中高唱的“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李白在《塞下曲》中吼出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类边塞诗，作者写作时并未到边关去“旅”去“游”，显而易见，是不宜划入旅游诗范畴的。另一类是记录自己的边塞生活，描写边关风光、战争场景、将帅形象、士卒情怀的诗篇，是货真价实的旅游诗。这类诗的作者，要么本人有过军旅生活，如，骆宾王、陈子昂；要么亲身经历过边关战争或长期戍守边疆，如，岑参、高适、严武；要么有过亲身游历边关的经历，如，王昌龄、李颀；要么奉命出使，亲身到过边关，如王维。

唐代边塞诗与宋代边塞诗，都描写边塞生活、抒发爱国情怀，但比较唐宋可以归入旅游诗范畴的边塞诗，却发现它们的基调大不一样，唐代边塞诗昂扬，宋代边塞诗凄凉；宋诗如羌笛吹怨，胡笳悲鸣，令人扼腕，催人泪下。唐诗则如黄钟大吕，大气磅礴，使人振作，催人奋进。

（一）唐代边塞诗特点

唐代边塞诗产生在盛唐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强盛，百姓殷实，遇边境祸乱唐王朝多能克敌制胜保住疆土。这一时期，大部分边塞诗都表现出慷慨激昂的基调。

1抒发投笔从戎、边关杀敌、塞上立勋、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如，骆宾王的《夕次蒲类津》：“……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该诗写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当时，正值吐蕃入侵西北边境，名将薛仁贵任逻娑（今拉萨）道行军大总管出征西域，骆宾王在军中任奉礼郎，用此诗作表明苦战立功、死不降敌之心。又如岑参的《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也是借此抒发塞上立勋的抱负。

2誓死报国、英勇无畏、一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英风胜概

严武在《军城早秋》中描写“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王昌龄在《从军行》中描绘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月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两首诗连在一起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所表达的决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悲从军之多苦”、“久戍之苦”。而是豪气冲天的英雄主义精神。即使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唐王朝的国力已经大降，版图也大幅缩小了，有过在边关从军经历的军旅诗人李益，仍在他的《塞下曲》中一如前辈那样高唱着英雄进行曲：“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诗歌歌颂边防将士决心仿效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决心为保卫祖国而不惜战死沙场，他们要远胜于那个曾经投笔从戎、绝域立功的东汉定远侯班超，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许敌人战车的一个轮子逃回巢穴的决心，同时在把敌人打败后继续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外敌卷土重来。唐代边塞诗中这种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从初唐一直奏响到中唐。

3对边陲绝域奇特风光的礼赞，对艰苦戍边生活的讴歌

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诗人满怀激情对西北边陲大漠雄浑自然风光的绝佳描绘，更是表达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为前方打了胜仗而感到欢欣鼓舞的自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描绘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描绘的“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同样不是单纯地写景，而是乐观豪迈地抒情。风卷草折，八月飞雪，诗人不但不认为边关萧瑟，胡天凄苦，反而视若春风，梨花怒放。平沙入天，夜风如吼，碎石如斗，随风乱滚，诗人不但不以为艰苦，反而认为是杀敌制胜的大好时机。这种壮丽的画面、灿烂的色彩、铿锵的音韵、金声玉振般的诗句，正体现了唐代边塞诗人斗志昂扬、气吞风云的胸襟，对边陲绝域奇特风光的礼赞，对艰苦戍边生活的讴歌。

（二）宋代边塞诗的特点

两宋时期，与宋对峙并存的先后有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宋朝统治者，对异族入侵不像唐朝那样予以坚决反击，而是一贯采取赂敌求和的政策。这对于积贫积弱的宋朝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宋朝赂敌愈急，敌人入侵也愈急，这更削弱了宋朝国力，从而也更无力、无胆反击外敌侵略。偶有主战派，在一片求和声中也是孤掌难鸣，甚至惨遭不幸！此时期的边塞诗，也多表现得沉郁、凄凉。[2]

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阔大胸怀名垂青史的北宋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留下的表现他边塞生活的《渔家傲》一词读来沉郁、悲壮、凄凉。由于宋王朝的一味退让，侵略者得寸进尺，侵扰不已。一心为民的范仲淹一向反对赂敌求和的政策，他虽然率领将士取得了一时一地的胜利，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北宋朝廷的赂敌求和的政策，因而也难以消除边患。在词中，作者把忧愤国事、御侮卫国的壮烈情怀以及边防将士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和对当权者赂敌政策的无可奈何，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感慨万千。[2]范仲淹笔底的“塞下”是延安，辛弃疾眼前的边疆是镇江，陆游诗中的边关是瓜洲《楼船夜雪瓜洲渡》，是汉中《铁马秋风大散关》，是宝鸡。在这些塞诗中，中原腹地，竟是“大”宋的边疆！相对唐代来说，这样一个不景气的王朝，是很难孕育出气吞万里的豪迈的边塞诗。胸怀伟大的范仲淹、文武全才的辛弃疾和亘古男儿陆放翁，其“边塞诗”也只能是赤子血、志士恨、英雄泪、壮士悲。宋代词人们报国无门和“国破山河在”的悲叹与盛唐气象已相去甚远。[2]

造成唐宋边塞诗的巨大差异的原因是：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是当时在历史上还具有进步意义的封建制度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初盛唐尤其如此。当时，整个社会开放进取，生机勃勃。唐王朝在极盛阶段，疆域曾达2307万平方公里，接近我国今天领土面积的25倍。[3]经济总量，更是高达当时全世界的五分之三。[4]而宋朝，则进入了封建社会的下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趋严重。整个社会专制封闭，萎靡不振，即使北宋，版图也还不及汉代（汉为600多万平方公里[4]）。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只用了陆游一首诗的题目《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便证明了这一点。至于经济，虽说北宋时，其经济总量也占到了世界的一半[5]，但由于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用钱财换安宁的国策，每年都要向辽、西夏等少数民族大量赔款输银，实际上是很虚弱的，注定了宋代不可能有唐朝那种大气磅礴的边塞诗。

唐代边塞诗空前绝后，还和唐代文人仕宦之路的多样性与任侠任侠，就是崇尚英雄行为、渴望建功立业、强调个性自由、珍视人生独立。的社会风尚有关。唐代文人入仕的途径有多种，除参加科举，还可投笔从戎，幕府效力，由军功而搏仕宦。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岑参，就都有过此种经历。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边塞诗的繁荣。而宋代的文人想做官，就只有科举一条路可走。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放进取的朝代，思想空前活跃，意识形态相当宽松。这种时代氛围，使任侠思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文人大多崇拜边关杀敌、塞上立功。高适在《送李侍御赴安西》中宣称“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即使像初唐王维那样的被人们视为“田园诗人”的人，在《少年行》中也呐喊“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可见，唐人任侠的社会风尚也是边塞诗繁荣的土壤。而宋代却是较为保守封闭的时代。统治阶级的全部心思，从开国君主赵匡胤开始，即是“攘外必先安内”。除“杯酒释兵权”防止武将作乱，对文人，在思想上也钳制很严。从歪整苏舜卿的“进奏院事件”开始，到陷害苏轼的“乌台诗案”，再到打击刘克庄的“梅花诗案”，文字狱不断。南宋兴起的理学，更是一门心思只“存”统治阶级的“天理”，而要灭掉人民大众的“人欲”。这种社会风气，使人们变得谨小慎微，怕谈国事，以英雄主义为基调的边塞诗就很难诞生了。

二、唐宋旅游诗题材

[JP2]在题材丰富多样性方面，宋代的旅游诗远逊于唐代。唐代旅游诗中，反映不同地域独特人文景观、民情民俗的风俗诗很多原因是唐代的文人格外喜欢漫游。唐代有一种与科举制度并行的潜规则――“行卷”行卷：即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把自己认为最为得意的诗作编辑成卷，送给达官贵人、社会名流阅读，以换取他们的赞扬、推荐，为随后的参考预造声势，广结人缘，先做铺垫。“行卷”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参试结果。因为唐代的科举试卷是不糊名、不保密的。而且，录取与否，排名高下，还要取决考官及有权力影响考官的大人物或名人的态度。之风。这种做法，一方面滋生了拉关系、搞请托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又迫使文人士子长年累月过州立府，攀结达官贵人、名流耆宿、世上英才，步入大千世界四海为家，漫游天下。唐代李白、杜甫、高适等诗人，都曾有过漫游的经历。唐人的“漫游”，歪打正着地造就了旅游诗的繁荣。比较而言，宋代文人就只需走“书斋――考场――官场”三点一线式的单调的求仕之路。其人生阅历，远不如唐人丰富多彩。下面列举唐代反映不同地域的风俗诗，以尝鼎一脔。[JP]

（一）唐代旅游诗题材

1.反映唐代东北地区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生活

例如高适的《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诗人通过对营州少数民族少年独特的服装、豪饮的习俗、高超的骑术的描写，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唐代东北地区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

2.描绘唐代长江流域

（1）长江三峡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风光的传神速写。例如刘禹锡的《竹枝词》：“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诗中，人们住在桃李盛开、云雾缭绕的高山之上。妇女也像男子一样参加劳动，常到江边背水上山。尽管劳动辛苦，妇女们还是很爱美，喜欢佩戴金银饰品。男子则提着长刀，戴着小斗笠，在山坡上刀耕火种，从事近乎原始农业的耕作。

（2）唐代扬州都市的剪影。例如张祜的《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诗中的扬州，有十里长街，繁华市井，醉人月色，卧波长桥，窈窕丽人。尤其是禅智山，风景旖旎，简直使人想要在那里买一块墓地，美死在那个地方。

（3）唐代江南水城苏州的水彩画。例如杜荀鹤的《送人游吴越》：“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诗中的“吴”特指苏州，其特点是民房皆是傍水而建，是个典型的水城。这里有悠久的历史，那些今天“闲地”已经很少了的“古宫”，就是城市历史悠久的见证。这座水城河港多，桥梁多，还是著名的丝绸之乡！

3.唐代江浙一带的缩影

杜荀鹤的《送友游吴越》：“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诗中的“吴越”，即今天的江苏、浙江，其特点是盛产柑橘、莲藕，商业繁荣。即使晚上，舟楫往来的桥边，也有灯火辉煌的“夜市”。此外，寺庙也多。而且，此地民风古朴，格外好客。

4.唐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风俗的扫描

（1）张籍描写云南的《蛮中》：“铜柱铜柱，指汉代马援平蛮时与少数民族酋长盟约所立的铜柱，在今湖南西部湘西自治州境内。南边毒草南边毒草，指生长茂密的草木，古人认为南方多瘴疠，原因之一就是草木丛生。生，行人几日到金麟。玉?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自抱琵琶迎海神：句中的“海”当指内陆湖，唐诗中习惯将内陆湖称为“海”。神。”诗中提到蛮中，这里的“海”边女孩子有爱戴硕大的耳环、很喜欢音乐歌舞的习俗。这与今天生活在苍耳山下、洱海边的云南大理白族姑娘的生活习惯十分神似。

（2）柳宗元记录唐代广西一带人们生活的《柳州峒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鹅毛御腊缝山?，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诗中描写的，是唐代柳州一带居住在山岩洞穴中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他们穿着和汉人完全不一样的服装，有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他们下山是为了买盐，买好盐后，就用青箬竹的叶子把盐包裹好带回山洞。若是去赶集，他们还会用新鲜的荷叶包上饭做干粮，他们用鹅毛缝成毯子御寒。在生产劳动时，他们总爱用鸡骨头求神问卜，祈求水神赐雨。他们喜欢“文身”，为了亲近他们，诗人甚至想脱下官服和他们一道去文身。

5.反映唐代澎湖列岛人们生活状况

例如施肩吾的《题澎湖岛屿》：“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这首诗告诉我们：远在唐代，澎湖和台湾就早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了。这一带的海水中充满了鱼腥气，海边有一种特殊的夜市场――晚上营业、天亮前收市的“鬼市”。这里的人逐船而居，船走到哪里，家就算是安到哪里，并没有人固定在岸上住。这里阳光强烈，少年人大多晒得黑黑的。他们主要的生产活动是下海采珍珠，有时晚上还点着火把采集海产品。

（二）宋代旅游诗的题材

宋代类似上述风俗类旅游诗很少。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苏轼的《初到黄州》，虽有两句写了黄州的特点：“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亦仅此两句而已，并非通篇描绘。他的《食荔枝》二首之一有两句写到了广东惠州的风光：“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同样也是仅两句。至于其他诗人，则连苏轼这样的诗也少有。

三、唐宋旅游诗的审美

描绘山川河流、自然风光的旅游诗，唐代的大多具有壮丽之美，宋代的却只有小巧之美。

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在《莫砺锋说唐诗》一书中指出：王维虽然是盛唐山水诗派中成就最高的，但“……用诗歌来形象生动地反映我们辽阔的壮丽山河，写出神州大地自然风光的壮美，王维还做得不够。这方面的山水诗有待于胸怀更加宽广、气魄更加雄伟的诗人来完成，那就是李白与杜甫……李、杜的山水诗实在是好，他们以充沛的雄伟笔力描写了我们祖国的壮丽山河，写出了名山大川的壮丽之美而不是局限于狭小的区域、幽僻的境界。”[6]这段话的精神，同样适用于评价唐宋两代模山范水的旅游诗，可用李、杜代表唐朝，用苏轼置换宋代即可。

第一，同样写庐山，唐代李白渲染的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而宋代苏轼抓住的却只是“西林壁”（《题西林壁》）一隅。尽管他同样写出了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气势与格局，终逊李白一筹。即使同样只写了庐山一个景点的《望庐山瀑布》，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魄，也是苏轼所不及的。

第二，同样写杭州，气势亦大相径庭。唐代白居易当过杭州刺史，宋代苏轼做过杭州通判、知州，两人都写过不少有关杭州的诗。但白居易的诗，整体上比苏轼视野要开阔，场景要宏大。白居易的《杭州春望》是《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描绘，是用广角镜拍摄的全景：“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柿蒂，指绫上花纹的形状。，青旗沽酒趁梨花梨花，指赶在梨花盛开时开坛的美酒梨花春。。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而苏轼却没有一首这样描写整个杭州城的诗，而只有分别写西湖、望湖楼、有美堂等单个景点的诗，视野远不如白居易开阔。白居易是把整个杭州都装在心里，如同成竹在胸。苏轼却好像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尽管写西湖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使人拍案叫绝，但总使人觉得精巧有余而恢宏不足。

[JP2]第三，再看一组写洞庭湖的诗。宋代黄庭坚的《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萧德藻的《登岳阳楼》：“不作苍茫去，真成浪荡游。三年夜郎客，一舵洞庭秋。得句鹭飞处，看山天尽头。犹嫌未奇绝，更上岳阳楼。”黄庭坚的诗颇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大气。面对“满川风雨”，他偏有兴致独自凭栏欣赏。在他看来，君山的十二峰，就像传说中湘水女神头上一个个绾结的发髻。但这还不够。若是能坐上一叶扁舟，冒着漫天风雨驶入湖中，肯定能看到：在千万座银山的山谷间，有一座令人神往的青山。“可惜”二字传达的，不是对风雨的惧怕，而是未能得到征服它的机会的遗憾。萧德藻诗的重点在后四句，中心是强调景色的“奇绝”。但实际却相当平淡，不过是说湖上有白鹭在飞，水天相接处有青山看，仅仅在遣词炼句上，下了点功夫而已。拿这两首诗比杜甫《登岳阳楼》中的名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比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比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湖醉后三首》中的“?却?却，铲去。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两者之间的距离，就不可以道里计了。[JP]

宋代的旅游诗中，也有气势雄伟具有壮丽之美的作品。比如曾公亮的《宿甘露僧舍》：“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苏舜钦的《和淮上遇便风》；“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曾巩的《西楼》：“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这些诗，就都有股豪气，而且境界也开阔。但是，这类诗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并非宋代旅游诗的主流与基调。

唐代边塞诗范文

关键词：奉制诗；颂世；历史感

唐代高级官僚的边塞诗以奉和或送人出使之作较多。奉制边塞诗又以唐太宗、唐中宗、唐玄宗朝最著名。规模较大的有太宗朝的《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应诏》、《奉和执契静三边应诏》、中宗朝的《奉和幸望春宫送朔方总管张仁亶》、《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玄宗朝的《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等等。诗作者皆台阁重臣与文馆学士，并不以边塞诗擅场。如景龙三年七月，四年，唐中宗送金城公主和蕃，奉制作诗者十四人，多为珠英学士及修文馆学士，有崔日用、薛稷、马怀素、沈佺期、崔湜、李峤、阎朝隐、韦元旦、唐远悊、李适、刘宪、苏颋、徐彦伯、张说。当时“凡天子游宴，唯宰相及学上得从。”[1]作者都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开元十年，兵部尚书张说兼朔方军节度使，往朔方巡边，唐玄宗御制诗为他壮行，张说有诗应制，源乾曜、贺知章等二十人和作。以上这类奉制诗都是五律或五言排律，对仗工整，渲染排场，颂扬皇恩，在艺术上也较为平庸，所以，历来研究者们对于他们的边塞诗都不重视，以为“肉食者鄙，不能远谋”。但若试以排沙拣金的态度来看，满朝朱紫们除了制作马屁滥调之外，有一些较好的边塞诗作——包括奉制诗、送别诗等等，以高屋建瓴的视角透视历史的风云变幻、对战争结束后的盛世繁荣充满自豪。诗中显示了开阔的胸怀、自信的面貌、积极的心态，展现了当时蒸蒸日上的国势，描绘了祖国山河欣欣向荣的画卷。以充沛的热情歌颂国家统一与社会建设成果是他们独到的成就。这些诗的基调是风和日朗的，没有边塞诗中常见的烽火弥漫，但却透露出烽烟才散尽后的各族人民生生不息的繁衍。

初唐的佳作，有着半似牧歌、半似史诗的情调，打着一缕春眠初醒般的轻快的光线，仿佛晨曦刚刚穿透了薄雾，教人睁开惺忪的睡眼看这个新鲜的世界。如杜审言《送和西蕃使》：“使出凤皇池，京师阳春晚。圣朝尚边策，诏谕兵戈偃。拜子明光殿，摇心上林苑。种落逾青羌，关山度赤坂。疆场及无事，雅歌而餐饭。宁独锡和戎，更当封定远。”

送人从戎之作也活泼新颖，毫无担忧之意：“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赠苏绾书记》）书记翩翩，说明敌弱我强，毫无压力；战不经年，说明出师必捷，马到成功。殷殷祝愿中流露出信心。

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历任洛阳丞、膳部员外郎、国子监主簿，为修文馆学士，在官位显赫的文章四友中政治地位不算高，但诗歌造诣却最高。李峤为景龙中宰相，文章宿老。唐高宗调露元年，朝廷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李峤为监察御史奉使朔方，作诗《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诗中扶今追昔：“……二庭已顿颡，五岭尽来王。驱车登崇墉，顾眄凌大荒。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凭轼讯古今，慨焉感兴亡。汉障缘河远，秦城入海长。顾无庙堂策，贻此中夏殃。道隐前业衰，运开今化昌。制为百王式，举合千载防。马牛被路隅，锋镝销战场。岂不怀贤劳，所图在永康。王事何为者，称代陈颂章。”

生活在武后时代的李峤虽然常常忧伤的感叹，“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汾阴行》但是，面对着今古之变，作为一名大臣他也会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英雄怀抱，有时候他也能抛弃那种空虚怀疑的无病呻吟的哲学，放下才人名士们在坎坷失路时常发出的黄梁梦醒、富贵无常的感叹，而以现实的建设性的眼光积极看待社会生活。这首诗中比较了秦汉各代守边的得失，为农牧业的复苏和进步而期盼不已，还表达了对国家统一、各族来附的欣悦。

永隆二年前后，李峤作为监察御史还曾奉使安辑岭南，都有诗纪之。如《安辑岭表事平罢归》、《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道中》等，格调亦健朗。

无疑，初唐的诗歌处处透露出一种早晨的精神，少年的精神。在一切的诗中充满着期待，以迎接新生活的姿态活跃着。这朝气来自于百废俱兴、红日初生的时代，无怪乎初唐名臣李百药在高龄赋《帝京篇》，博得唐太宗“卿何身老而而才之壮，齿宿而意之新乎?”[2]的赞叹。

而相比之下，盛唐时期的名臣们笔下散却了愁云，显得那么开朗和轻快、精神饱满：

苏颋《同饯阳将军兼源州都督御史中丞》描写了“将坛登礼盛，军容出塞华”的场面，表达了“当看荣还日，及此御沟花”期望，显得踌躇满志。

张说《奉和圣制送王睃巡边应制》，是一派开元初的和平气象：……“一劳堪定国，万里即长城。策有和戎利，威传破虏名。军前雨洒道，楼上月临营。别藻瑶华降，同衣锦襮荣。丝竹路傍散，风云马上生。朝廷谓吉甫，邦国望君平。”

阅历盛唐至中唐的贾至善于作“煌煌大文”，有《燕歌行》：“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制北胡。五军精卒三十万，百战百胜檎单于。前临滹沲后沮水，崇山沃野亘千里。昔时燕王重贤士，黄金筑台从隗始。倏忽兴王定蓟丘，汉家又以封王侯。萧条魏晋为横流，鲜卑窃据朝五州。我唐区夏余十纪，军容武备赫万祀。彤弓黄钺授元帅，垦耕大漠为内地。季秋胶折边草腓，治兵羽猎因出师。千菅万队连旌旗，望之如火忽雷驰。匈奴慑窜穷发北，大荒万里无尘飞。隋家昔为天下宰，穷兵黩武征辽海。南风不竞多死声，鼓卧旗折黄云横。六军将士皆死尽，战马空鞍归故营。时迁道革天下平，白环入贡沧海清。自有农夫已高枕，无劳校尉重横行。”

苏颋，修文馆学士，中宗朝宰相苏瑰之子，与张说以文章并称“燕许大手笔”。他开元初入相，宋璟以与其同掌国政为荣。张说在睿宗朝、玄宗朝前后三次为相，喜推奖后进，引天下名士，又倡导经术，倡开文馆置学士，领袖文坛，以盛唐雄浑之气改初唐之绮靡余风，被唐玄宗誉为—代文宗。贾至，贾曾之子，官至礼部侍郎、京兆尹。与其父先后知制诰，唐睿宗传位玄宗及唐玄宗传位肃宗，两朝册典即出于贾曾父子之手。他们都是盛唐时代在朝廷中的见证人。这些诗中，最直接表现盛世风貌的是贾至的《燕歌行》。他分析批判了隋代穷兵黩武导致两败俱伤的错误政策，歌颂唐朝采取明智的安边政策而得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拥护。漫长而艰苦的、历代纷乱的英雄割据终于结束了，迎来的是一派喜气洋洋的局面。他叙写历代燕地的情形，为入唐以来国家统一、休养百姓而引吭高歌，此诗不炼字句，不设排偶，一气呵成，写得意气风发。起句就很有力度，中间大段笔墨反思往昔历史烟云，世事如棋局局新，末尾两联与开头两联相呼应，炽托出了一种欢腾的场面。以上这些诗，都是在唐朝经济日渐繁荣之后才能有的作品，体现出以往历代从未有过的新气象。所以它们虽然数量不很多但却不失其可贵。它们不是黩武之作，也不是反战的呼声，也不重视抒发个人的志向，而是目睹国家昌盛的欣喜，以满腔爱国热情歌唱统一的国家空前繁荣。在他们的边塞诗中，已经开始富有了深厚辽远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又建立在时代优越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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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和之作貌似千人一面，从中却能反映作者对民族政策的不同态度。开元名相宋璟、姚崇、张说、张九龄辅佐唐玄宗力主抑武修文，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新唐书·宋璟传》记载：“圣历后，突厥默啜负其强，数窥边。侵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出，为其狙击斩之。入蕃使郝灵佺传其首京师。灵佺自谓还必厚见赏。璟顾天子方少，恐后干宠蹈利者夸威武，为国生事，故抑之，踰年，才授右武卫郎将。”开元时代《边关宁静，张说请求唐玄宗将镇边的六十万人裁兵二十万。当唐玄宗欲击吐蕃，他又密请讲和以休息边塞。他们进步的政治见解都在诗中有所体现。例如，同样是送张说赴边诗作，担任过考功员外郎、御史大夫、官至礼部尚书的王丘就与宋璟立场不同。王丘诗号称“肃杀从此始，方知胡运穷”(《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誓欲把“胡”逼到穷途末路，宋璟则提出“德风边草偃，胜气朔云平。”并认为“不战”、“至和”才是最高明的的胜利。又如张九龄《送赵都护赴安西》提出“义无中国费，情必远人安。他日文兼武，而今栗且宽。自然来月窟，何用刺楼兰。”也体现了诗人宽和的治边策略。唐代一些较为正直的臣子每每以奉和或赞颂的诗文婉言进谏，如魏征主张偃武修文，他奉制作《赋西汉》诗，有“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之句，唐太宗看后赞道：“徵言未尝不约我以礼。”张说作《皇帝马上射赞》[3]，歌颂唐玄宗“一面昭仁，三驱示武。走则发射，伏则不取。”分明是以射猎象其治边，有意抑制其黩武倾向。显然，有一部分奉和诗在歌功颂德的表面下还带有着进谏的用意。

进步的奉和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国家人们的精神面貌。男耕女织，农夫高枕，牛羊兴旺，社会百废俱兴，所有这些描写都反映了进步官僚对国计民生的关怀。贞观以来国家总体上是在发展中，到了开元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到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4]在这些歌颂诗的背后，事实上就有着杜审言所欢呼的“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火德云官逢道泰，天长地久属年丰”(《大酺》)的狂欢庆典、有着杜甫所赞美的“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素缟车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忆昔》)这样确实存在的热闹与繁荣。

官僚缙绅与学士们对于诸如军中不平等、赏罚不均、士卒艰苦等问题，完全都没有以诗歌曝露。甚至，象高适这样为百姓说话的诗人担任中央官员后也不再作为民请命的诗了。这虽然是他们创作主题上的的一个缺陷，但从另一方面看上述歌颂世态的诗，凡写得较好的作者都是政声不错的贤臣，如李林甫之流却做不出这样的作品。作为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一旦发现社会的弊政了他完全有能力用行政手段革除，没必要借诗歌说话。只有当士人地位还比较卑下时，才需运用诗歌舆论的手段干预政治。因此，不宜单以诗歌批判社会阴暗面的深度，来判断一个诗人走上政治舞台后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也不能以阶级的眼光评判唐代的诗人，说官员们批判了社会阴暗面、看破了城市的繁荣就是进步的，而歌颂了生活的美好阳光就是无视人民苦难。任何时代、任何阶层的人们都有权利歌唱。只要他们反映的不是虚假的繁荣，那就是值得称道的。

中唐以后，大臣的有关战争诗已无足称者，如唐宣宗大中初，白敏中打退吐蕃的入寇，与同列宰辅作诗。白敏中的“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贺收复秦原诸州诗》)魏扶的“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贺白敏中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崔铉的“共遇圣明千载远，更观俗阜与时和。”(《进宣宗收复河湟诗》)不过老调重弹，未开拓新境界。与其他阶层的边塞诗作者一样，台阁诗人们创作颂世边塞诗作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时代国力紧密相联，因此佳作都产生于初盛唐时代。他们的作品价值比我们从前所认识的要更加大得多，内容并不都平庸肤浅，其创作心态也决非一句“歌功颂德”所能全部概括。他们的诗作为唐代边塞诗增添了高昂的调子，也添加了一抹早晨的亮色。

参考文献

[1]《新唐书·李适传》。

[2]《新唐书·车百药传》。

唐代边塞诗范文

关键词：繁盛尚武情怀武以载道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而盛唐边塞诗则是顶峰中的顶峰。盛唐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不朽之作。它不仅横空出世了中国诗坛的两位标志性巨星，还表现在流派众多、异彩纷呈。在众多流派中，边塞诗派以其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并将边塞诗创作推到了极致，成为盛唐之音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作为唐代诗歌的不朽之作，盛唐边塞诗是历史的选择、是时代的选择。其体现出的尚武情怀、武以载道精神，更是盛唐诗人心灵的写照。边塞诗所独具的文化意义不仅为唐代诗歌及后世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也为中国文人注入了精神。

“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等等都表现出了诗人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的气势和追求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其四）是他们的誓言;“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高适《塞下曲》）是他们的执着;“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是他们的无畏。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言：“不管他们是否能够在边塞中立功，是否够能得遂初愿，但是他们始终是那样热烈地向往着、追求着，沉醉于一半为理想所浸透、一半为现实的雄奇豪壮情调所笼罩的边塞生活中，极为自然地留下了他们那些气势豪雄、情感昂扬的歌吟。”①

唐代边塞诗人用边塞诗刻画出自己的尚武情怀、刻画出自己的尚武精神。唐代边塞诗人是具有傲岸之气、豪迈之慨、坚强之质的。唐代边塞诗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从唐代边塞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武以载道的时代主题。武以载道即是执干戈以为社稷，也就是说武作为工具同样可以承载社会理想之“道”。唐代边塞诗的武以载道不是裸地夺取，也不是血淋淋地杀戮，而是一种执著地守护。武以载道的边塞诗对唐代和后代的诗歌及中国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武以载道的边塞诗为唐代诗歌及后代诗歌注入的精神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们认为边塞诗是“征战文学”，认为唐代边塞诗乃是“唐民族势力向外发展的结果。”②唐代对外用兵，其实都是可赞美的民族自卫战争，因此，“文学家心灵鼓荡于这荼火般胜利空气里，则其产生大批壮快兴奋的战争歌颂是自然的事”。③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们在性质上给边塞诗定了方向，从学者们的观点看出边塞诗的大体走向是积极向上的。边塞诗最主要的精神实质就是以武载道也就是执干戈以为社稷，说明了武作为工具同样可以承载社会理想之“道”。这也是边塞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开拓出的一条新路，一条前代诗人不曾涉足的新路。

武以载道的边塞诗丰富了唐代诗歌的内容，为唐代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武以载道的边塞诗实际上也是一种改革，是一种新变。边塞诗为后代诗歌的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边塞诗这种题材本身就是对中国古典诗歌题材的一种丰富。诗人们放眼边塞，诗歌的意象随之增多，特殊的意象也形成了特殊的意境，特殊的意境造就了特殊的风格。武以载道的边塞诗彰显出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唐代边塞诗是中国文学出走后结出的硕果，唐代之后的诗歌也应该完成自己的“出走”。武以载道给唐代诗歌及后代诗歌注入了尚武精神、爱国精神、人文关怀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从而丰富了诗歌的主题。武以载道的边塞诗的精神为唐代诗歌及后代诗歌所继承。后代诗歌不乏抒发爱国情感的诗歌，不乏体现人文情怀、尚武情怀的诗歌。“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正是爱国题材的表现，表现了诗人对没有看到国家统一的遗憾。“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闻一多《一句话》）寥寥数语却铿锵有力，道出了文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最痛切地呐喊，表现出强烈地爱国热忱。

二.武以载道为中国文人注入的精神

对文人来说，“文以载道是说所谓最好的文学就是把你心里的话直接讲出来，不要修饰，不要有任何形式的思考。”④唐朝则恰恰相反，它是通过武以载道来表达心声。武以载道也就是说边塞诗人通过入幕、出塞，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讲出自己的心声。即便是没有出塞，诗人也通过对边塞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边塞诗是文人的突破，他们不再固守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武以载道体现的是文人的豪情壮志、尚武情怀。从文学史上来说唐朝是一个罕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个人是可以解放的。他们不再是群体的角色，他们开始代表纯粹的个人。边塞诗就是把文人从自我的小空间解放出来寻找大我，探寻自我价值。在以往的任何时代，文人是作为群体存在的，而在边塞诗中，文人作为个体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有了自己的思维，有了自己的价值，有了自己的追求，有了自己的目标。农业伦理社会是保守的，武以载道给中国文人的是一种功名意识，打破了农业伦理社会无为而治的固定模式。武以载道诉说的是一种寻求自我、突破自我的精神。中国文人开始寻求自身的出路，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力，武以载道给中国文人注入了一种新的价值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文人不再只是会无病的诗人，他们有着自身的价值，他们有着强大的能量。

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盛唐武功强大，边塞诗也特别流行，因为那时候出去打仗的人对国家有一种信心，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所以打起仗来有一种不顾生死，勇往直前的精神。”⑤武以载道的边塞诗给中国文人注入的正是这种不顾生死、勇往直前的精神。不顾生死、勇往直前的情怀是文人的坚强、不屈、乐观和无所畏惧地真实写照。在国家的任何时代，不论艰难险阻，文人为了国家都是不顾生死、勇往直前的。当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时，文人会竭尽全力，以自身的力量守护国家。纵观历史，无数文人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当然这种不顾生死、勇往直前的行为更是高度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的体现。即便是在最危难的时刻，边塞文人仍保持高度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所在，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坚守的底线。任何时代都呼唤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正是这种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驱使无数文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中国文人理应秉承着这种精神，为祖国的建设添砖添瓦，为祖国的未来努力着、奋斗者。

武以载道的精神还是一种深沉的爱国情怀，是一种将个人与国家相统一的自觉意识。唐朝的边塞诗人体现的正是这种爱国情怀、这种个人与国家的统一的精神。“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高适《塞上》）是诗人实现自身价值和维护国家的统一的意志。扫大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国家。武以载道是为了执干戈以为社稷，是将个人理想同国家紧紧维系在一起。在战场上，文人不仅完成了个人的志愿，也维护了国家的稳定。然而，战争带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荣耀，因为他们要面对恶劣的环境和未知的突袭。同时身在异乡，还要忍受与家人长期分离。即便如此，文人仍秉承着武以载道的精神，奔赴边塞。可以说，武以载道还是一种个人的牺牲，牺牲小我来成全大我，以个人的牺牲来维护国家的稳定。不得不说，他们是无私的、伟大的。武以载道也是一种以战止战、因战求和的精神，武以载道求的就是一份和平、一份安定。武以载道的精神给文人注入的是一种对和平的强烈渴望与热烈追求。“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常建《塞下曲》）这便是文人的终极目标与追求。他们期望没有战争、没有厮杀，目光所及之处尽是祥和的盛景。边塞诗亦是文人的一种理性的反思，一种追求建功立武以载道传承给文人的也是一种爱好和平的意识，一种希冀国家繁盛、人民幸福安康的崇高意识。

武以载道的精神是崇高的、是伟大的。这种精神不仅值得后世文人敬仰也值得后世文人学习。盛唐边塞诗以其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中国的诗坛，并且永葆活力、长盛不衰。盛唐边塞诗不仅是诗人的呐喊，而且是时代的叫嚣。盛唐边塞诗的尚武情怀折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并且为中国文人提供了新的精神导向。盛唐边塞诗是开在唐朝的一朵不败花，花开长久，精神永存。

注释

①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上海：中华书局，2003版，第75页

②苏雪林.唐诗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1947年版，第55页

③苏雪林.唐诗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1947年版，第55页

④蒋勋.蒋勋读唐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