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的雕刻方法范文篇1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日本江户镜中，樱竹双雀柄镜直径15厘米(图1)，樱树花满枝头，残竹萌发新叶，溪石上双鹊喧鸣，上方铸梅花徽，左侧有藤原光重款。镜品相完美，工艺精湛，构图新颖，江户风格明显。藤原氏家族的制镜属江户中期元禄、宝水、安永年间(1690～1776年)，相当于清康熙后期。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蓬莱纹镜，直径78厘米，重48公斤，直缘厚2.5厘米(图2)。锥形宝珠状钮。镜上苍松蟠虬，枝繁叶茂，梅竹傍松而生，梅花飘香，翠竹摇曳。松下龟鹤相视，空中飞鹤高鸣。左侧铸双横笔防伪铭文：“天下一木濑大和守藤原信重作”。此镜1947年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后院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镜应为明历(1655～1657年)年间制作，相当于清顺治时期。据传，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泉州客商许丽寰赴日本萨摩从事贸易，泉州开元寺僧人木庵、独文、大鹏正鲲等赴日本弘传佛教，明末泉州海商郑之龙赴日经商，曾主持修缮开元寺，赠送大铁香炉，该镜可能与之有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高砂”柄镜，直径17.8厘米，通长27.2厘米(图3)。低窄缘短柄，柄中部缠有藤皮，处满布绿锈。细粟地，浅浮雕工艺，在蓬莱纹基础上添加草书“高砂”二字，镜铭：“天下一青山和泉守荣信”。高砂是日本地名，“风景美丽”之意。传说该处有一棵古松，松下常有―对翁媪仙侣。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高砂神话故事镜”，松树下有一对衣冠华丽的老年伉俪。从镜的形制特征和铭款看，应属江户后期镜，相当于清嘉道年间。

龟甲地柄镜，镜径11.3厘米，通长21.6厘米(图4)。低窄缘，直柄。饰龟甲锦地，正中纹，下方有“天下一佐渡”款。成都羊子山工地收集，四川省博物馆藏。出土时墓已遭破坏，无从考证入葬年代和相关情况。镜铭年代为宽永八年(1631年)，相当于明末万历年间。从传人中国到入葬，当在明末清初。

湖南省文物研究所周世荣先生在《文物》1995年第5期上发表《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日本江户时代铜镜》，刊布了9面日本江户时期(1615～1864年)铜镜。其中有一面蓬莱纹(松竹龟鹤纹)圆镜，直径12厘米。直角式高镜缘，龟钮，双圈弦纹环，高浮雕，双鹤与龟啄相衔，右下铭“天下一”款，属于桃山时代(1576～1614年)晚期至江户初期，相当于明末清初。江户时代柄镜7面，其中圆形花果纹镜，低窄缘，小圆钮，梅花纹钮座，以果形粟粒地衬托梅花一朵，新颖，明快(图5)；楼阁山水柄镜，浅浮雕工艺，苍松横枝，松下楼阁半露，近处宽阔的水面波纹涟漪，远处翠竹俯首，天际山峦叠嶂，风景如画，左下铭“天下一佐渡守”款(图6)。“天下一”表示质量最好，天下第一，然而“天下一”镜款多，多属于制镜工匠假冒而为，借以吸引顾客。“天下一”称号始于桃山时期(1573～1615年)，当时的职田信长统一日本，兴建安土、大阪城，起用能工巧匠，为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以幕府公许形式对同行业公认技艺超众者授予“天下一”称号，有这一铭文的铜镜成为名誉镜的象征。在桃山，江户初期镜铭中常见“天下一”款，至江户中期，将“天下一”款与匠人名合用，以提高知名度。江户幕府于天和二年(1682年)下达禁冒“天下一”令，工匠为了避违禁处罚，而借用地方官吏之名，如“花果纹镜”中铭款“天下一松村因幡守”。柄镜常以镜面大小及镜柄长短作为判定生产年代的条件之一，蓬莱纹柄镜直径8.5厘米，通长15厘米，共镜面小而柄相对较长，镜上用“天下一”款铭，属江户早期。其他柄镜面广而柄短者，属于江户中晚期。

双飞鹤圆镜，直径11厘米，缘厚0.5厘米，重110克(图7)。窄缘，龟钮，细凸弦纹环分区。内区钮上方两只飞鹤相对，龟鹤啄相衔，余处满饰纹。外区21朵环列。1965年371于河北保定小汲店出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历代铜镜纹饰》将它列为宋镜。该镜有明显的和镜风格，早在室叮时代的蓬莱镜、蝴蝶双鹤镜中已有龟鹤啄相衔的镜纹。双飞鹤镜属15世纪末室町时代产品，相当于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传入保定当在其后。

双立鹤圆镜，直径9厘米(图8)。中平缘，横置式龟钮，双圈弦纹环将镜背分为内外二区。内区左下湿地上两立鹤相欢，一鹤引颈昂首，一鹤曲颈俯首，龟鹤啄相衔，右下坡堤上数枝挺茎舒展，花满枝头，内外区镜纹连贯成整体。福建漳州龙海市出土，厦门市博物馆藏。这种龟钮双立鹤啄相衔风格与日本熊野速玉大社藏室町时期洲滨松枫双鹤镜及桃山时代蓬莱纹镜极为相似，为室町、桃山时期产物，相当于明代中后期。

龟的雕刻方法范文

关键词：新疆壁画；装饰图案；维吾尔族

中图分类号：J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174-02

装饰图案是在新疆美术上历史最悠久，运用最广泛，蕴含着维吾尔民族精神，从新石器至今装饰图案融入到维吾尔生活的每个层次，例如,建筑，服饰，绘画，工艺等等，也可以说，维吾尔族生存的一部分。

一、新疆古代壁画

公元3世纪佛教开始传入西域于阗（现在的和田）逐渐传了整个西域地区（喀什，巴楚，龟兹，焉暨，吐鲁番），并从河西走廊传入到中原地区。“丝绸之路”古龟兹(即库车、拜城县一带)，以佛教为中心佛教，另外还有高昌(吐鲁番)境内的库木吐拉、森姆赛木、吐峪沟等。其中龟兹（克孜尔）石窟中的壁画是新疆石窟艺术中最具有代表性。我们进入在龟兹和其它洞窟，看到洞窟顶和墙面壁画边的装饰图案，这些装饰图案的描绘非常完美和绚丽。它们主要有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的方式来装饰（见图一）。我们还能看到许多装饰性很强的图案元素，例如；花树叶纹，植物纹，几何纹，动物纹等等。另外有些装饰图案显示出龟兹壁画的装饰图案独一无二民族装饰风格。例如；菱形装饰图形中的规律演变形式表现是层次以及装饰手法，可以说是龟兹壁画中的最典型的装饰表现形式（见图二）。

从新疆石窟壁画来看，龟兹石窟壁画和高昌、库木图拉及其他石窟壁画中满窟顶的菱形方格，构成了上下左右延伸四方连续图案;而每一个单位的图案，由色彩、形象的不同，使局部显得变化丰富。石窟壁画边装饰的纹样主要是花草纹，植物纹和几何文，例如；莲花、葵花、、缠枝卷草、枝牡丹纹等等，还有些动物纹，鱼纹、鸟纹、兽纹等。在早期龟兹洞窟内壁画的装饰图案中，运用散点构图式，到晚期后，壁画的边饰图案主要运用波状构图。纹样的形象丰满，线条流畅，体现了整个西域佛教装饰艺术的别致风格。我们还可以看到受外来艺术的影响，也可以说，既不是印度佛教图案的摹仿，也不是外来装饰手法的照搬，通过吸取，借鉴创造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西域式”艺术特色。是古代龟兹壁画融合多种文化为一体，在本族的土壤上，自己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地方风格的艺术。

二、维吾尔伊斯兰建筑壁画

伊斯兰教于公元10世纪初传人西域，位于新疆南部中亚一带的喀喇汗王朝(karakanlar)，推崇伊斯兰教为国教。15世纪末，伊斯兰教征服了整个西域地区，对异教的不接受态度，毁灭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当时豪华壮丽的建筑物及其雕塑、壁画等。因为伊斯兰教禁忌偶像崇拜，不准在建筑物的外墙上出现动物以及人的绘画，只以各种花卉纹样，植物的枝、叶、蔓、果实、纹样，几何图形和文字书法等装饰室内外空间。但是，在建筑壁面的装饰上，依然取用了异教建筑壁饰的装饰风格和造型元素，异教的图案纹样和装饰造型技法因素，体现了维吾尔民族擅长装饰追求美化的精神。

随着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建筑壁饰用的图案纹样也开始互相传递，学习和借鉴，并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无论是材料的选用、还是构图法则、都展现出历史悠久的维吾尔族装饰艺术的风格。在维吾尔文化的建筑装饰壁画当中，体现出很多人们喜爱和广泛崇拜的图案样式，例如；葡萄、石榴、巴旦木、等植物的藤、蔓、芽、蕾，几何纹样和维文书法等。这些装饰图案元素是在当下许多建筑物室内外的壁饰运用。例如；清真寺，民居住宅，人民剧场、博物馆、展览馆、民族医院、民族街等。在造型技法上运用了石膏浮雕（凹凸）、木雕、彩绘、拼花等装饰手法。

新疆各地清真寺建筑、民居住宅和公共建筑室内外墙面的多用石膏浮雕壁饰、天花板木雕及彩绘、琉璃砖镶嵌、砖砌图案纹样等有典型的维吾尔族建筑壁饰造型风格。例如；喀什噶尔艾提噶尔大清真寺、香妃墓、吐鲁番苏公塔、天山南北的老百姓住宅建筑和餐厅、当代民族公共建筑（人民大会堂、剧院、商场、旅游景点）等。在维吾尔族伊斯兰建筑中还有运用了大量的立体镶嵌壁饰，是以图案纹样和书法为主的，工艺造型上具有凹凸图形装饰壁面形式。线条粗壮豪放、造型精致，这种伊斯兰建筑壁饰是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工艺技能及民族习惯和审美观点所表现出的地域风格特色。这些都是维吾尔伊斯兰建筑壁饰体现了自古以来维吾尔族人偏爱装饰图案艺术的特征。伊斯兰建筑壁饰一直有着以图案和书法来装饰，而运用彩绘，镶嵌、雕刻等造型手法，与其他伊斯兰建筑艺术有所不同的是，维吾尔族建筑空间中充分采用了图案的装饰性和立体性（凹凸）雕刻技法相结合的，便使提高装饰性视觉效果，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也融入了本土特有的传统工艺手法，充分利用和借鉴装饰图案纹样的元素而丰富了表现效果。

三、现代壁画艺术

众所周知，新疆壁画艺术具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伊斯兰教的传入对新疆的壁画艺术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禁止作画偶像物。从伊斯兰教引入的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壁画艺术创作中人物元素基本上处于禁止状态，这时期典型的新疆壁饰只能在清真寺以及老百姓住宅当中以装饰图案为基础沿承发展下来。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给壁画艺术带来复苏发展契机，党和政府通过赴中央美术学院和其他院校学习考察，并培养出了第一批少数民族美术家。例如，著名画家哈孜，艾买提，艾尼，苏巴洪，克里木，阿曼等。20世纪80年代哈孜.艾买提在新疆艺术学院舞蹈系教学楼外壁上设计的《手鼓舞》，喀什市人民宾馆南侧外墙创作的《喀什风情》，克里木的在新疆人民大会堂设计壁画，标志着新疆壁画艺术的逐步转型，在壁画艺术创作上摆脱了伊斯兰教禁止画人物约束。艺术家们对这些作品运用龟兹壁画菱形构图、和田地毯的菱形装饰纹饰图案元素，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喜爱装饰艺术和擅长歌舞特性，反映了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上世纪末，随着壁画艺术逐渐被当地人民视觉接受，新疆南北城市建筑环境中出现了不少具有民族特色的壁画作品。例如，阿布都克里木·乃斯丁在博乐市广场创作的作品《东归》，是新疆现代美术史上第一批大型壁画，基本借鉴了维吾尔族装饰图案的应用性元素。

四、结语

以上所述，维吾尔族装饰图案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在新疆美术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建筑室内外装饰中运用很广泛，能够满足新疆特殊地域人文环境视觉需求。当下为了新疆壁画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值得永远吸取与借鉴。

参考文献：

[1]张爱红，史晓明著.克孜尔壁画装饰图案.四川美术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龟的雕刻方法范文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改革开放后的易水砚继往开来，更加灿烂辉煌。2012年2月11日至13日，燕赵诗人汇聚易水河畔，首届《河北诗人奖》暨《保定新诗群》研讨会在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举办。诗人们来到中华砚墨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沿着诗仙太白的足迹，寻访当代易水制砚名家，探究易砚的前世今生，感悟易水砚的艺术魅力，品读镌刻易水砚情结、挥洒饱蘸砚海墨香的张淑芬董事长、邹洪利大师夫妇诗篇。

千年易砚，光耀华夏

易砚产于河北易县(易州)，是中国最著名的古砚之一。相传始于战国，出土实物证实诞生于东汉，史料记载和易墨同时成熟于唐代，为中国石质书写砚之先驱，与端砚、歙砚齐名，素有“南端北易”之誉。易水砚是易砚的杰出代表和当家品牌，由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独家注册经营。1978年，易水砚、端砚、歙砚并列被评为全国三大高档名砚。千百年来，易砚、易水砚以其悠久的历史、天赋的优等石料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名扬天下，在中国博深精美的砚文化艺术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易砚历史悠久，出土文物证实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早于端砚500多年。其石质和艺术造诣与端砚媲美，因而有“南端北易”之说。2006年上半年，在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易县考古发掘中，塘湖镇南北林墓区东汉墓出土了一组汉代石黛板，均为玉黛石质，专家认定为目前发现的最早石质易砚，现存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这组石绿色等颜色的斑点、纹理，质地细密柔腻，坚韧皆备，硬度适中，浑然天成。所制砚台发墨快，不伤毫，墨汁流润而不易蒸发，具备了发墨、贮墨、润笔、励毫的优良特性。正如《易州志》记载：“砚台，产台坛村”，“石质不亚端溪。”“砚石有紫、绿白诸色，质细而硬，为砚颇佳。”

易砚不仅石质优良，而且创意独特，造型完美、内涵丰富、工艺精湛、鬼斧神工，堪称砚林明珠，中华瑰宝。制砚师根据石料的形状、石质、色彩等设计构思，因材施艺，巧用俏色，综合采用阳雕、浮雕、平雕、透雕、立雕等雕刻手法，结合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术，北国的刚劲浑朴融合江南的纤秀细腻，雕刻出山水、花卉、瓜果、人物、禽兽、鱼虫、名胜、古典等形象的砚台，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静中有动、动中有声、声中传情，可谓巧夺天工，千姿百态，琳琅满目。每一方砚往往是雕塑、书画、金石等艺术的集成，蕴含着制砚师的艺术造诣和天下人的理想追求，还饱含着制砚师对易砚使用收藏者的友谊和祝福，无不绘声绘色，传情达意，启迪智慧，陶冶情操。既是理想实用的书写工具，更是欣赏收藏的高档艺术珍品，因而受到皇宫贵族、文人墨客和平民百姓的珍爱，自唐宋以来成为历代宫廷贡品和传世名砚。

情结易砚，珠联璧合

著名军旅书画家、诗人路德怀在《易砚小记》写道：“史载，易砚始于唐宋，盛于明清，素有“南端北易”之谓。尊制砚鼻祖，为历代贡品。然得传承，发扬光大，盛极今时者，实乃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之功，大师洪利、淑芬之德也。”

如果说奚超、庭硅父子是古代制砚造墨巨匠，那么张淑芬、邹洪利就是当代制砚艺术新星。

邹洪利出生于易水河畔的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喜爱书画，善读书，喜欢听父亲讲述易墨和易砚的故事。小学时就懂得砚文化在中国东方文明大国中的地位，初中时就立志考入美术学院学习雕刻，将来开发易砚。可命运之神偏不做美，高考时他以两分之差走进省卫生学院的大门。大学时他仍眷恋着家乡的易水砚，查名砚资料访雕刻名师，积累砚知识。大学毕业时，邹洪利放弃了在省城工作的机会，回到了故乡，在家人的劝说下来到易县防疫站工作，工作努力业绩突出提升为科长。但工作之余经常研究考察易水砚，心系易砚的振兴和崛起。

张淑芬出生于易水河畔，从小对砚文化有浓厚兴趣，邹洪利和张淑芬以砚为媒喜结良缘。1992年，易水砚最大的生产企业易县工艺美术厂改制，对砚文化产艺术情有独钟的张淑芬邹洪利积极参与，并购易水砚商标，吸纳砚雕人才，创办了燕下都易水古砚技校，承担起了开发易水砚的重任。为了传承发展易水砚，再现易砚辉煌，夫妻俩确定了人才兴企、文化强企、精品之路的发展战略。他们建起了易县首家集培训、生产、展销于一体的燕下都易水古砚厂(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前身)，邀请中央美术学院及全国著名雕塑家、书画家来校授课传艺，将现代雕塑书画艺术融入传统的易水砚雕刻，为易水古砚注入青春活力。他俩遍访名师，虚心学习，精研细琢，经过十几年的磨砺钻研，邹洪利和张淑芬双双成为行家里手、制砚名师。十几年来刻苦钻研易砚制作制作工艺，邹洪利开拓创新，在继承易砚传统工艺设计的基础上，突出易水砚艺术性、观赏性、收藏性，并向系列化、多品种方向发展。产品由单一的龙凤砚发展为山水风光、名胜古迹、古今人物、乌兽虫鱼、花草树木等数十个系列上百个品种。正如著名学者、诗人段向群观易水砚所赋：“易砚七十二变、冰种三十六方。其雕琢神工鬼斧、瑞祥万千，驱百兽屈尊砚池，唤千禽栖息墨塘、龙盘虎踞、鹰瞵凤视，做十二兽以肖聚、设百千画争花魁，天公作美、地母为媒、千砚纷呈、百兽献瑞、春华秋实、砚丛增辉；或清幽、或荷塘、或瓜砚，或秋风满架、或渔舟唱晚。”他们的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五十多个大中城市，还出口日本、东南亚、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作为易砚行业的领军人物，夫妻俩领导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成为易砚行业旗舰，领航易砚走向辉煌。

独辟蹊径，开发巨砚

“伉俪怀高志，卓然国土风。相偕耕砚田，比翼奋云程”。这是著名书画家、诗人张振华在《易水砚歌》中赞美张淑芬邹洪利珠联璧合开发易水砚的诗句。

为了提高易水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邹洪利夫妇开中华巨砚制作之先河，利用当地独有的巨型砚料和技术力量开发制作出一方方前无古人的巨砚。1999年，为迎接建国五十年大庆，他们设计制作重30吨的《中华九龙巨砚》陈列于北京中华世纪坛。1997年，为纪念香港回归制作的5吨巨砚《归砚》，现在作为国宝收藏于北京人民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