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学生的基本情况范文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学费管理创新

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学生人数众多，2010年，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招生、毕业生人数分别为22317929、6617551、5754245人，这其中有相当部分学生来自于农村贫困家庭或者城镇低收入家庭，持续支付高额的学费、生活费使得这些学生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于是便出现拖欠学费等现象。在此背景下探讨贫困大学生学费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贫困大学生学费管理基本模式

从我国高校学费管理情况来看，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如全日制学生、成人教育类别的学生，不同类型的学校，存在具有一定差异的学费管理模式，主要分为财务处单独负责和多部门联合负责等，但这两者都存在学费无法全额征缴的问题。

(一)学校通过财务处统一征收学费

通过财务处统一征收一般是学校与银行进行合作，要求学生将学费存入个人银行卡上，由银行按照财务处提供的征收标准进行代扣。当然，学生也可以直接到财务处缴纳相关费用。在这一模式下，学校财务处单独负责学费征收管理工作。

(二)学校通过多部门联合征收学费

通过多部门联合征收学费即财务处、教务处、学生工作处以及各二级学院等多个部门（院系）联合起来，共同研讨学费征收管理工作。在这一模式下，学费也可以通过银行代扣，但学校财务处不再是唯一负责学费征收管理的机构。

二、贫困大学生学费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由于自身（包括家庭）经济实力相对较弱，难以连续的、一次性支付数额巨大的学费，甚至部分贫困生出于玩电脑等方面的需求而将学费挪作他用，这都使得学校学费征缴工作面临挑战，在开学后也无法足额收缴。除上述原因外，学校自身对于贫困大学生学费管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学校对贫困大学生学费管理存在缺位的问题

首先，学校的主观能动性未得到充分的发挥，高等学校虽然设置了专门的部门负责学费征收管理工作，但由于人才力量单薄（一般为2-3个人），不可能单独跟每一个未缴纳学费的贫困大学生进行单独的交流，了解其学费缴纳意愿以及未来预期缴纳时间，更多的被动的等待大学生主动来缴纳学费，从而表现为主观能动性未得到发挥。其次，学校贫困大学生学费管理制度有待完善，一方面，财务部门没有制定专门的制度，用于指导如何处置贫困大学生学费管理问题，如如何将贫困大学生进行分类，以辨别其是否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等。另一方面，财务部门本身没有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对贫困大学生的学费缴纳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学校对贫困大学生学费管理存在手段落后的问题

首先，信息化手段开发利用不够，虽然学校财务管理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费信息化管理的需要，但这种财务管理系统尚未与学生学籍管理、院系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对接，这就使得财务部门难以准确、及时的把握贫困大学生的基本情况，从而不利于学费管理工作的开展。其次，传统管理手段有待进一步强化，一方面，各部门协调配合不够，由于缺乏高层的统筹协调，学校财务部门与各院系、学生工作处（部）的合作不够，难以调动各部门参与学费管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助学贷款等补贴手段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学校在与银行合作加大助学贷款力度等方面存在不足，从而难以为帮助学生及时缴纳学费提供帮助。

三、创新贫困大学生学费管理的对策建议

创新贫困大学生学费管理，可以从创新日常管理体系，建立信息化管理体系，创新大学生学费管理救济模式等方面着手。

(一)创新日常管理体系

首先，要强化分析，了解学校贫困大学生的基本情况。财务部门要全面、客观的了解欠费学生的家庭情况，分析其欠费的原因、历年欠费情况以及未来缴纳学费的可能性，从而为强化学费管理提供基础。其次，要加强日常管理，建立贫困大学生学费动态管理制度，学校财务部门要按照月份、季度对贫困大学生学费缴纳情况进行动态分析，对其补交学费情况、校园内部生活消费情况等进行研究，从而为推进学费管理提供参考。再次，要加强合作，不断提高综合管理水平。一方面，财务部门要加强和银行等外部单位的合作，通过银行的信用记录等了解贫困大学生的信用情况，另一方面，学校内部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合作，强化分工，如学生工作处主要分析、跟踪贫困大学生的个人资金使用情况，教务处及时了解贫困大学生的学籍注册情况，就业部门则主要了解即将或者已经毕业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情况，通过各部门的合作努力帮助贫困大学生及时上缴学费。

(二)建立信息化管理体系

首先，要建立功能完善的学费（财务）管理系统，这一系统不仅要能够包容所有学生的基本信息如姓名、学院（系）、学费征收标准、学费缴纳情况等，同时还要能够进行数据查询与汇总、数据自动筛选，以此满足学费管理的基本需求。其次，要加强各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即要加强学费（财务）管理系统与学生管理系统、教务系统等个系统之间的对接，加强各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为多部门联合进行学费管理提供条件。再次，要不断强化信息化手段的运用，如对各院系贫困大学生欠费总额超过一定数额的进行自动预警等，以此帮助学校掌握贫困大学生总体欠费情况。

(三)创新贫困大学生学费管理救济模式化解学费管理难问题

创新贫困大学生学费管理，必须不断完善其救济模式。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助学贷款，要充分利用银行资金实力雄厚等方面的优势，帮助更多的学生获取银行资金支持。其次，要积极引入企业奖学金等救济模式，学校要积极引导、鼓励企业设立贫困大学生奖学金、贫困大学生助学金等，以此来帮助学生获取足够的学费。再次，要不断开发勤工俭学等救济岗位，一方面，学校内部要积极开发各种可用于勤工俭学的工作岗位如教室卫生清洁工作等，另一方面，学校要积极向外拓展，挖掘家教等工作机会，帮助贫困大学生获取资金收入。

参考文献：

贫困学生的基本情况范文

一、基本情况:

XX村位于XX镇XX方向，东与XX村接壤，南与

XX村接界，西与XX村毗邻，北与XX县接界，全村辖14个村民小组，农户1020户，人口3557人，耕地面积3414.02亩，山林面积11967亩，党员74人，在家党员36人.区域面积11平方公里。

2.有贫困户19户53人，其中因病致贫3户，因残致贫12户，因其他原因致贫4户。低保户有45户74人，分散供养五保户6户8人。2014年脱贫4户12人;2016年脱贫2户7人;2017年脱贫5户12人，2018年脱贫2户7人，2019年脱贫5户14人，2022年计划脱贫1户2人.

二、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

1.产业扶贫方面。瓜蒌种植是村的主导产业，建设有150亩瓜蒌种植基地，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切实让普惠制政策全面到位。通过结对帮扶干部的努力，结合贫困户家庭实际情况，村贫困户发展了水稻种植、油茶种植、瓜蒌种植、

生猪养殖等家庭式发展产业。

2.教育扶贫方面。村共有贫困学生18人，无辍学人员。

2019年享受“圆梦助学”奖学金19750元。

3.就业扶贫方面。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劳动力9人，

其中在本村担任保洁员2人，月平均工资约为1200元。

4.安居扶贫。建有安居房1栋.2户危房改造，1户房屋维修，按照“十有”规定配齐设施，

5.新农村建设项目建设情况。2019年完成7个自然村13个点新农村建设，村级卫生室改造工程等项目，投入项目资金约670万元。

6.农村环境整治情况。2019年全村14个村小组均已完成村庄整治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1500亩，农田水利设施覆盖全村，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达98%以上，无辍学适龄学生。

7.驻村工作队帮扶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区森林公安局把打赢脱贫攻坚战脱贫作为“一号工程”，主动服务、细致帮扶、措施到位，全力助推脱贫攻坚工作落到实处。-是局领导高度重视，他们率先垂范，经常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扶贫工作，带头深入走访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村民生产、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诉求，仔细记录“民情”，逐一排查落实;二是驻村小分队近年来共下拨帮扶资金25万元，其中:2016年至今下拨帮扶资金25万元，用于村基础设施建设、贫困户“十有”建设、水渠、水坝、桥梁的修缮、走访贫困群众困难党员、资助贫困学生、灾后建设等。

三、下一步打算

1.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精神要求，切实落实结对帮扶措施，明确脱贫攻坚工作主体责任，为每一户贫困户谋划具体脱贫方式，有针对性的落实脱贫措施，确保贫困户在2022年全部脱贫。

贫困学生的基本情况范文篇3

关键词：精准扶贫；扶贫政策；政策满意度；贫困户

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4-0016-08

一、问题与假设

减少贫困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减贫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均衡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减少和消除贫困中，让贫困人口享受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成果，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提高获得感和幸福感。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是中国摆脱贫困的有效路径。近年来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生态学和社会学诸多学科领域学者对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给予了共同关注，特别是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颁布和实施，对精准扶贫的研究进一步引起学界的密切关注。

1.关于精准扶贫意义及内涵的研究。“贫困线”亦即“贫困人口标准”。确定贫困线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国内外确定贫困标准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主要包括恩格尔系数法、基本需求法、收入比例法、马丁法、数学模型法等。世界银行将按购买力评价转化的每人每天1美元确定为国际最低贫困人口标准，即国际贫困线。有学者认为，精准扶贫最基本的定义是扶贫政策和措施真正针对贫困家庭和人口，通过对贫困人口的有针对性帮扶，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进而实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1]。有学者指出，精准扶贫是中国扶贫进行到新阶段后的新举措，符合中国国情[2]。从精准扶贫战略出现的背景看，精准扶贫方式的被强化，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3]。有学者认为，精准扶贫政策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广东省扶贫“双到”工作的经验[4]，从规划到户和责任到人发展到现在的扶贫资金到村到户，扶贫驻村工作队的成立等，都是对广东经验的浓缩[5]。有学者基于对秦巴山区多个村庄的调查，阐述了精准扶贫的核心内涵及实践困境，剖析了其产生的原因[6]。

2.关于精准扶贫的成效及困境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中国精准扶贫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原因是精准扶贫中出现了突出的对贫困户的排斥现象，如规模排斥、区域排斥、识别排斥等，精准帮扶中也存在诸多的难点，如入门排斥、需求排斥、市场排斥、资金用途排斥等[7]。有学者注意到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开展精准扶贫面临着“结构性制约”的难题[8]。有学者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模式展开了相关研究并提出相应建议[9]。而有的学者关注到了在村庄层面所开展精准扶贫瞄准偏离机制的问题[10]。也有学者指出，精准扶贫政策本身的制度缺陷致使减贫政策难以有效推进和落地[11]。有学者指出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贫困对象主动参与不足、乡村精英俘获问题、脱贫目标压力下的短期化行为等一系列问题[12]。精准扶贫的推进对贫困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影响[13]。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农村深受“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它对扶贫资源的实际分配会产生不利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及市场化背景下扶贫开发手段的相对不足也对精准扶贫的推进构成挑战[14]。有的学者以某市“三告别”过程为案例分析了扶贫开发的模式和路径，为西部地区的反贫困路径选择提供了现实参考[15]。

目前许多研究者所获取的精准扶贫官方性资料基本上大同小异，有真正农村实地调查论据支持的精准扶贫研究还比较少，其研究广度和深度存在着不足。既有精准扶贫研究至少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从研究方法上看，规范性研究比较多，以事实说话的研究相对少。精准扶贫政策属于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研究更多的应该是用数据说话，但是我国的精准扶贫政策研究较少有用数据来考察政策的执行成效、政策作用成效，大多数的研究都属于规范性研究，以事实为一些“引子”而进行述评性的政策分析。这种述评性的政策分析如果没有事实依据和数据支撑，很容易滑入价值的评判，即按照自己的价值来评论精准扶贫政策。

二是从研究的内容和深度上看，一般性政策分析较多，政策绩效评估较少，特别是针对典型的区域性的精准扶贫政策研究还相对不足。既有研究对于精准扶贫政策的研究，一般性的政策分析比较多，特别是对政策执行、落实和反馈研究比较多，但是对于政策绩效的评估研究相对较少，急需更多以调查数据、深度访谈为基础的精准扶贫绩效研究。

陕西地处中国西部地区，也是贫困发生面比较大且贫困程度比较深的地区，在脱贫攻坚进程中陕西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理论的价值在于社会需要，关注农村、研究精准扶贫，为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的和谐，以及国家对农村的科学发展与有效治理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及建议，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和任务。

基于上述分析和认识，本文提出如下假O：

假设1：陕西省的陕北、关中、陕南地区，由于地区间差异较大，贫困状况不同，扶贫政策执行各异，各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因之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2：农民个体自身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相关。因为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决定了农民的个体认知及偏好，个体一般是从扶贫政策是否符合其自身价值观念、需求偏好来评判扶贫政策。

假设3：农民的家庭收入状况（如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收入来源）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相关。家庭收入状况愈好，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愈高；反之，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愈低。

假设4：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与非建档立卡贫困户，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有显著差异。作为扶贫政策的受益者，贫困农户相较于非贫困农户，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更高。同时，建档立卡贫困户相较于非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到的政策扶持更多，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更高。

假设5：r民对扶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显著相关。对扶贫政策知晓、参与、受益的程度愈高，从扶贫政策中受益得愈多，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愈高。

二、变量及分析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从课题组2016年2月一项关于农村脱贫攻坚情况调查问卷中选取若干变量进行分析。

（一）总体描述

为了解陕西省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课题组委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300余名学生在各自家乡进行问卷调查。本次共发放问卷1818份，回收了285个村庄的1720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率为94.61%。问卷涉及安康、宝鸡、汉中、商洛、铜川、渭南、西安、咸阳、延安、榆林等10个市的83个县（区）。其中陕北地区的样本数为466份（占比27.09%），关中地区的样本数为526份（占比30.58%），陕南地区的样本数为728份（占比42.33%）。此次受访对象覆盖不同性别、年龄、学历、主要职业、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收入来源的农户，具体统计数据见表1。

从性别来看，大多数受访者为男性户主（占62.65%）；从年龄来看，以中青年为主（18～50岁占70.95%）；从学历来看，以小学初中学历为主（二者占比和为59.16%）；从家庭人均收入来看，受访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主要在3000元以下（占81.62%），说明逾八成农户的收入低于2016年国家贫困标准；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为种植和外出务工收入（分别占比34.29%和37.45%）。这些受访农户，有41.34%为贫困户，这些贫困户中有63.25%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还有36.75%没有建档立卡。总的来看，本次调查的数据基本可以反映陕西省普通农户对扶贫政策的需求、参与及满意度。

为全面分析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本文将其分为农民对扶贫政策总体实施效果的满意度、对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的满意度、对扶贫政策帮扶作用的满意度、对当地政府重视扶贫的满意度、对当地扶贫状况的满意度5个方面，不仅考察农民对国家的扶贫政策实施效果和落实情况的满意度，而且还考察当地政府对扶贫的重视程度及扶贫政策在当地的落实情况。为便于比较和分析，本文将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定义为如下5个主要变量，并对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见表2）。

由表2可知，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各项满意度的平均值基本都在3左右，说明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处于“基本满意”按照通行标准，满意度值在1.5分及以下为不满意层次，在1.51～2.5分之间为不太满意层次，在2.51～3.5分之间为基本满意层次，在3.51～4.5分之间为比较满意层次，在4.51分及以上为非常满意层次的标准对满意程度进行定性。层次。其中，对当地的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的满意度最高，但对当地政府对扶贫的重视程度满意度最低该数据为响应数占样本总数的比重。该题为多项选择题，故占比和大于100%。。从标准差来看，农民对扶贫政策的各项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标准差基本都低于1，说明其差异性不大。

进一步调研得知，农民认为当前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扶贫资金少、政策宣传少、资金监管不严、扶贫人才少、政策参与程序复杂（见图1）。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不高。关于如何改进当前扶贫政策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受访农民认为应该在加大力度、提高精准度、及时宣传、加大资金审计和执行监督、提高农民自主脱贫能力、加强贫困状况监测、引进多元扶贫主体、开展定点对口扶贫等方面着手该数据为响应数占样本总数的比重。该题为多项选择题，故占比和大于100%。（见图2），完善扶贫政策，使贫困农民真正受益、真正满意。

当问及受访农民当前对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最为迫切的需求是什么，有32.62%的农民表示最需要发展生产扶持，占比最高；20.9%、17.64%和12.91%的农民表示最需要教育扶贫、劳务输出扶贫和医疗救助；此外，还有6.1%、5.27%、3.55%的农民则表示最需要异地搬迁脱贫、政策兜底保障和生态脱贫同①（见图3）。可以看到，生产扶持是近1/3农民当前最为迫切的需求，教育扶贫、劳务输出扶贫也成为两成左右农民作为迫切的需求。

（二）地区比较

由于陕西省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大，各地贫困状况和政策执行的情况各异，因此课题组按照通行的做法，将本次调查的样本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3个地区（陕北地区包括榆林和延安，关中地区包括宝鸡、铜川、咸阳、西安和渭南，陕南地区包括汉中、安康和商洛），在此基础上比较变量均值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从表3可以看出，关中地区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各类满意度都处在3个地区的最低水平，且均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陕北地区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果及政策落实情况的满意度最高；陕南地区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帮扶作用及当地扶贫状况的满意度最高；此外，对当地政府重视扶贫程度方面的满意度，陕南和陕北地区相差无几（分别为3.14和3.15）。

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不同地区农民对政策效果、政策落实以及当地政府重视程度的满意度不具有显著相关性（其Sig值分别为0.078、0.085、0.306，皆远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对政策扶助作用及对当地扶贫状况的满意度具有正向的弱相关关系（见表4）。

进一步分析可见，不同地区农民从精准扶贫政策中受益的程度有所不同，陕南、陕北、关中地区农民从扶贫政策中受益的程度是依次减少的（其均值分别为1.67、1.51和1.45）。相关分析发现，地区与农民从扶贫政策中受益之间存在正向的弱相关关系（Sig值为0.000，相关系数为0.181），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陕南地区和陕北地区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而关中地区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陕南和陕北地区相较关中地区而言，农民的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比较高，各级政府对其扶助力度较大，因此，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也相对较高。

（三）贫困户与非贫困户比较

从农户的贫困状况来看，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进行对比，总体而言，前者相较后者，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不管是对政策实施效果、落实情况、帮扶作用的满意度，还是对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对当地政府落实精准扶贫情况的满意度，恰如预期所料，都要高出不少。从表5可以看出，尤其是对政策的帮扶作用，贫困户十分认可（非贫困户对政策的帮扶作用在五类满意度中最低，均值仅为2.83；而贫困户对其满意度相对较高，均值为3.25，高于对政策实施效果、落实情况及当地政府重视程度的满意度，仅次于对当地扶贫状况的满意度）。

相关分析结果也表明，农民的贫困状况与其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各类满意度的Sig值皆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在P=0的原假设下，拒绝原假设，说明其具有显著性相关关系。各项满意度指标的相关系数基本都在0～0.3的范围内，说明贫困状况与对扶贫政策的各类满意度呈正向弱相关关系。具体来看，政策帮扶作用的相关系数r最高，为0.197；其次为政策落实满意度的系数，为0.130；对政策实施效果满意度及当地政府重视满意度的系数较低，分别为0.078和0.065。

（四）建档立卡贫困户与未建档立卡贫困户比较

再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与未建档立卡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差异性进行考察，由表6可知，前者各类满意度的均值都要高于后者。其中对当地扶贫状况的满意度更是超过了3.5的“基本满意”层次的临界点（为3.64），达到“比较满意”层次，说明建档立卡贫困户对当地扶贫状况较为满意，这可能与陕西省严格执行建档立卡贫困户“回头看”有关。

非参数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建档立卡状况与贫困户对扶贫政策的各类满意度之间为正向的弱相关关系（各类指标都显著相关，且都介于0～0.3之间）。具体从数据来看，各类满意度之间具有差异性，政府帮扶作用满意度的相关系数r最高，为0.232；当地扶贫状况的满意度次之，为0.207。总之，不管是贫困户相较非贫困户，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相较未建档立卡贫困户，前者对扶贫政策的各类满意度都要高，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对上述不同地区的差异性进行了验证，即贫困地区或贫困居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更高。

（五）相关分析

课题组在对农民个人因素、家庭因素、贫困状况以及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进行上述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非参数性相关分析（地区及贫困状况的相关分析在上文中已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从表4中可以看到，农民的个人因素中，性别与农民对扶贫政策的各类满意度都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学历除对政策落实情况满意度有弱相关关系外（r=0.046，P≤0.05），其余各项也都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年龄与主要职业都与各类满意度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Sig值皆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在P=0的原假设下，拒绝原假设，说明其具有显著性相关关系），且其r值都大于0，说明农民的年龄、主要职业与其对扶贫政策的各类满意度存在正向弱相关关系。家庭因素方面，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与其家庭收入来源基本都对农户的扶贫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且存在正向弱相关关系。

除此之外，我们还考察了农民与精准扶贫政策的相关度本文将其量化为3个指标，即对扶贫政策的知晓度、对扶贫政策的参与度以及获得政策帮扶的受益度，分别指受访农民是否了解相关扶贫政策、对政府安排的各类扶贫活动如何对待、是否享受相关的扶贫开发项目。与其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出，与农民所处的地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及贫困状况相比，农民的扶贫政策的相关度与对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之间具有更强的相关关系，尤其是政策知晓度与政策实施效果满意度、政策落实情况满意度，相关系数r超过了0.3的水平（分别为0.324和0.354），说明它们之间存在低相关关系。农民的政策知晓度与当地政府重视程度满意度、当地政策落实满意度的r值也接近0.3的水平（分别为0.296和0.279）。此外，农民的扶贫政策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扶贫政策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基本在0.2左右，相较于农民的个人、家庭等因素与扶贫政策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要高得多。显然，农民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尤其是对扶贫政策的知晓度，相较于其个体及家庭因素，对扶贫政策M意度的影响更为显著。

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问卷调查和上述分析，本文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