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篇1

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生产要素可以自由地在区域内进行流动，按其内在的规律性来进行配置。我国是一个城乡差距比较严重的国家。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呈现严重的二元化结构，切断了城乡间的流动，致使相对超前发展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人为的城乡阻隔政策，限制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自由合理的流动，形成农村与城镇独自发展的局面。城乡经济互动链条脱节，城镇带动农村力量下降，农村服务城市的能力减弱。广大农村的市场化程度低，半自然经济广泛存在，几十年中农业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发展极其缓慢，尤其是近年来农民的收人急剧下降，“三农”问题突出。

而作为农村地域中心的小城镇由于没有稳定的产业和经济支撑，其结构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型经济基础上，始终没有摆脱小农经济的影响。农产品不能形成规模效益，商业贸易场所也以分散、小型化、缺乏分工为特征，经济效益低下。这种缺乏造血功能的小城镇建设极其缓慢、甚至陷于停顿，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只能充当农村中进行小商品买卖的集散地的作用，广大农民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上。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在社会发展中始终居主要地位。小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某一地区农村经济繁荣，当地工商业就发达，那么小城镇发展就快。反过来，小城镇发达又会依靠自身的优势带动本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二者其实是相互作用的，这实际上是我国小城镇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当前的社会也不例外。

自农村改革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逐步繁荣，小城镇建设也开始复苏。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科技的推广应用，发挥了农业生产长期积累的潜能，使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并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乡镇企业的出现极大地打破了原有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开始了中国农村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结构转变，有利于大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建设。在乡镇工业发展的同时，农村社会经济中的第三产业从无到有，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各类技术服务业、教育业、旅游业、卫生和社会福利等产业均有了较快的增长，极大地繁荣了农村的经济。农村二、三产业的兴起给小城镇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物质基础，促使小城镇建设进了一个新的台阶。相反，众多的小城镇也以多种渠道带动了周围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农村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发展的现实互动

当前，社会的进步要求农业要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农业结构必须进行转型，向产业化方向转变。部分较发达的地区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能极大地促进农业经济的繁荣，顺应了当今的农业发展潮流，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三农”问题，对小城镇建设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同时，小城镇建设在发展农村经济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小城镇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1.农村产业化是小城镇建设的强大推动力。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依托，以农户为基础，以科技服务为手段，通过将农业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行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实现了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依次转换。农业的空间分散性和二、三产业生产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导致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产业结构的转换必然会带来产业的空间集聚，使二、三产业在空间上转移到城镇，为城镇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并最终推动小城镇的建设。

2.在农业产业化推进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不断提高，农业剩余生产力在实现产业之间转移的同时还会实现空间上的转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大中城市不可能全部吸纳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多数剩余劳动力要依托乡镇企业就地进人小城镇，满足小城镇二、三产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小城镇建设的初步阶段，更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建设成本。何况在这些丰富的劳动力当中有不少的各类技术能手，能创造新的经济来源，有助于小城镇的经济繁荣。

3.随着农村改革的深人，农民收人的增加，其消费水平也相应的提高，又为城镇里的企业提供了最广阔的市场，不必再浪费大量的人、财、物去开拓市场，在周围即可拉动需求，有利于我国弱小的乡镇企业有效运作。同时，小城镇建设的资金不能完全依靠国家的收人，更主要的还是靠地方自力更生，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引导富裕起来的农民投资办实业，聚集民间资本，解决小城镇建设的资金不足问题。

4.农村经济的繁荣意味着农产品丰富、种植业发达，可以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尤其是距离城镇近，运输方便，降低成本的余地大，便于组织生产，也缩短了流通时间，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巩固城镇建设的经济基础。其次，小城镇建设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1.小城镇建设为农业产业化创造外部支持，农业产业化具有多节点、多链条相交织的产业特征，它区别于传统农业之外，在于其具有外部聚集效应，需要能源、交通、通讯、金融、供水、供电、仓储、排污等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复合支持。在小城镇，具备农业产业化的外部支持条件，可提业化相对集中、连片发展的空间。

2.通过小城镇建设，可将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及相关的生产经营企业集中到小城镇。一方面，这些企业依托小城镇地理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小城镇现有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行生产和经营，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它们受城市经济的辐射，以小城镇较雄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减少企业不必要的基建性投资，把资金用在主导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上。

3.小城镇可以把分散的农村市场纳人到以城市为中心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中，实现人口向小城镇集中，企业向镇工业小区集中，土地向种地能手集中的方式，把大量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提高城市化水平，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升级。

4.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发展二、三产业，因此能转移更多的劳动力，使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从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消费水平，缓解目前国内需求不足和农产品阶段性过剩问题，让聚集到小城镇的农民享受到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使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变化，加快农村现代化过程。

5.由于小城镇具有人才多、信息通、财力丰的优势，有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资金也容易在小城镇集中，有助于解决现阶段农村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问题。另外，小城镇的优势也有利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整体上提高人口素质。

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协调发展的对策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因而可以通过制定出促使农村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产业政策来有效地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转换。同时，小城镇建设一定要尊重规律，量力而行。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转换相适应，走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路子。

1.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发展小城镇是实现城镇化、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各地领导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拓宽思路，结合实地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走出一条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为依托，大力发展特色经济，积极发展小城镇，辐射农村，振兴区域经济的新路子，重点支持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比较明显的小城镇。另外，要把加强小城镇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来抓。因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产业化，农村的重要出路在于工业化，农民的重要出路在于城市化。发展小城镇必须与调整产业结构、工业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第三产业、生态建设、精神文明相结合。

2.改革小城镇的行政、财务管理体制，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全面提高管理水平。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和“政企分开”的原则明确小城镇的事权和财权，强化镇级政府的服务功能，在核实机构编制限额内，允许镇政府实行综合治理，不要求上下完全对口。建立健全财政体系，增强和完善小城镇的综合财政功能，建立小城镇发展激励机制，参照国家农村税费改革重点精神，统一财政预算内资金管理，实行综合财政预算，从多方面来完善小城镇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

3.拓宽投资和融资渠道。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提高社会和个人参与小城镇开发的积极性，使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向政府投资、社会集资、农民带资、招商引资等渠道的方向发展，根据“自愿、适度、受益”的原则，积极探索建立进镇居民劳务投人建设小城镇基础设施的机制，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土地有偿转移的收人集中用于兴办二、三产业，有条件的地方可积极地引进外资进行小城镇建设。

4.消除城镇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人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富裕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的有序流动。改革完善城镇用地制度，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盘活土地存量，在保护耕地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妥善解决城镇建设用地。积极完善就业、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解除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强城镇的吸引力，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

关键词:小农经济;三农问题;小农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己达8亿,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不仅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正视并解决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农经济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从已有的关于小农经济的研究和论述看,如何定义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如何改造?这些疑问在学者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整理综合,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一、关于小农经济定义的争论

要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就要清楚小农经济的定义。而在对“小农经济”含义的认识上,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学者所说的“小农”只是指自耕农,而不包括依附农和佃农(刘昶,1981);有的学者则把经营地主也包括到“小农(经济)”中去(黄宗智,1986);还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类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并对“小农经济”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赵冈,1994)。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到的小农经济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马克思从批判的角度对小农经济进行研究。他认为小农经济是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可见,马克思强调了小农经济在所有制基础、组织形式、社会分工以及生产规模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学者分析小农经济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对小农经济一词进行解释。该书指出:“小农是居住在乡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经济学里,‘小农’一词有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用来指小农民(佃户或小自耕农),而不是农业劳动者或很大的地主。小农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主要由佃户和小自耕农来耕种”。

以前苏联学者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劳动—消费均衡学派认为,小农家庭以满足消费需要为首要生产目的,劳动供给与消费满足之间的均衡是决定其生产投入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因素。恰亚诺夫认为,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场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奥多·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则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了一种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追逐利润的农民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如同在特定资源和技术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价格反应灵敏,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为小农提供现代生产要素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而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则完全可以保留下来。

我国学者对小农经济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其本质内涵,一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即把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结合在个体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小私有制包括对土地、农具、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权。”’

朱筱新认为:“小农经济,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组成单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中,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形成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格局。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更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的观念意识及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伏明认为:“所谓小农,是一个与‘大农’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产规模小—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与一个人或组织是否拥有土地及拥有土地的数量无关…这就是说,无论是地主、自耕农还是佃农,只要其生产规模小,以小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即是小农经济。”’

通过对小农经济概念的综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最早提出小农经济的概念,其关注点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探讨,他较为准确的概括出那个历史时期小农经济的特征;恰亚诺夫的理论产生于当时苏联特定的社会环境。他迷恋农庄传统,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模式;舒尔茨的理论则建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对小农经济问题进行阐释。恰亚诺夫与舒尔茨的观点虽不相同,但他们从生产动机的视角来分析小农经济的研究思路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所启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学者都强调小农经济的内部结构,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的二重性特点。李根蟠的概念对小农经济的制度基础也有所涉及。

综合上边的分析,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情或体制环境、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小农经济的定义存在争论是必然的,因此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动态的、比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适的小农经济的定义。

二、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

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应该消灭小农经济;

马克思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恩格斯也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

同时,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来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存在,曾经严重地阻碍着市场的扩张,而没有市场的扩张,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会使资本主义企业无法雇佣到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几乎同声谴责小农经济,要求政府强硬立法或采取其它断然措施消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说,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逐步消灭小农经济的过程。

人们根据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同时也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说法,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罪魁祸首,或者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促成人口不断膨胀,使人口对资源形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生产技术难以提高,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致使小农的生活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因而不可能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风行一时的“停滞论”、“陷阱论”、“过密化论”等,实际上就是持这一看法的。这类理论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使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缺乏产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

因此,只有消灭小农经济,实行规模经营,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种观念不仅在学术界曾经广为流行,同时也为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所接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农落后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是对民国时期主流观点的继承,也与当时对经典着作教条式的理解有关。

而程念棋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各项制度中,小农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至少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投人——低产出。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加上城镇农产品市场消费人口过低,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发展空间的狭小,制约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随着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一低产出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长期以来,基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以及建立在这种经验之上的种种经济学理论,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经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认为正是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使中国不能跻身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2、认为小农经济不仅没有阻碍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然而在学术探索中,学者们逐步揭示出其中的积极性因素,还观察到在特定环境中它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反映最佳的经营规模,带来普遍的繁荣。有学者提出简单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和传统理论中来评判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似乎使中国农业一夜之间从“一大二公”的状态又回到了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状态,30年粮食产量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小农的奇迹”。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功、产量上的增长包括人性上的认可,国内外学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表示了肯定。

中国并不是西方世界,没有理由预先假定其历史发展经验的普适性。中国的小农并没有阻碍商品市场经济的扩张,他们是推动商品市场经济扩张的强大动力,而不是市场经济扩张的阻力。事实上,充分发挥小农经济的活力,能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李伏明,2006)。

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

关键词：小农经济；农业现代化；改造路径

一、引言

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前提是传统农业的根本性改造。而通过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的细致梳理，我们发现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是在传统农业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前提下开始的，因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就必然形成了难以解决的“三农”问题。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大海。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传统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不协调日渐凸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所以系统梳理小农经济问题，对其形成原因、历史作用、当前面临的契机进行考察，进而加深对小农经济的认识，为进一步改造小农经济提供些许思路，这是关乎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小农经济的成因分析

关于“小农经济”的涵义，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结论，本文所使用的“小农经济”的概念来自恩格斯的界定。他定义为：“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前者是对小农的社会经济性质的规定，后者是对小农的最低经营边界的规定。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组织是在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产生的，在历史上，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使个体劳动成为可能，进而也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除此而外，中国小农经济的形成还有以下原因：

第一，婚姻和生育制度。在小农经济发展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而且在国家间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国家制度是鼓励生育的，再加上避孕知识的缺乏，人口快速增长而新增土地缓慢，单位土地上所承载的人口数不断增加，人地矛盾激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贫苦农民多妻的可能不大，但其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很低，而由此所带来的收益预期却可能相对较高，所以也有多生育家庭新劳动力的倾向。

第二，城市功能的非生产性。在中国古代史上，城市多是基于政治因素而存在的，城市的经济属性是消费性的而非生产性的，即农村的生产和供应是城市消费的支撑。非生产性的属性使得城市无法创造出生产岗位来供给从农村中转移出的过剩劳动力，所以这一时期城市对人口迁移的拉力不足，隐性失业的农民从土地流出的动机不强，农村土地所承载的人口压力无法转移。

第三，不公平的教育制度。中国古代的受教育机会是不公平的，多为社会上层所独占，平民阶层受教育的成本很高，无力支付。这就使得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的人口所占比例很低，人地矛盾的压力仍然很大。而且教育和实际严重脱节，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国家机器的管理人才，教育内容很少涉及农业知识和技术，无法真正推动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村的发展。

第四，国家政权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是国家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人地关系维系着“国”与“家”的利益。国家的存在和运转需要税收的支撑，农户也需要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来对其收益加以保护。同时农户经济具有社会稳定性，失地的“流民”容易危害社会秩序，所以封建国家有动力通过制度安排，将土地细碎化，并实行重农抑商的产业政策和按人丁征税的税收政策，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又把人口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第五，土地继承的平等原则。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农业劳动力无法流出土地，人地矛盾日趋激烈化。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土地的破碎和分散，如19世纪的英国，人口增加了几倍，而农场不但没有破碎反而更加集中。中国的原因在于宗法制条件下土地继承的平等原则，即男性继承人按照平等原则分配从家长那里继承的土地。这样一来整个家庭的土地就破碎了，经过几代以后土地愈加破碎，最终形成了小农经济，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强化。

自秦汉以来，小农经济成为中国农村传统经济的一大特色，新中国成立后的化运动虽然曾一度使小农经济趋于消亡，但1980年代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家庭又重新成为农村的基本经济单位，农业生产仍没有摆脱分散、孤立、封闭的小农特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大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远远地落后于工业和城市。

三、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评价

小农经济在历史上取代井田制，对于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和古代中国文明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农民家庭经营的安排使这一制度充分发挥了其内在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无须外部监督的优势，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也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并迅速地改变了中国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局面，奠定了新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但中国现阶段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属于小农经济的范畴，农业生产仍然是在小块的土地上进行，过小的土地上拥挤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中国小农经济改造的终点，也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生产的效率问题，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土地的破碎化使得农业经营是分散的，无法进行分工、机械化和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此外，农业经营的分散性还使得个体农户无力进行土壤改良和兴修水利等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的高成本和低效率愈加严重，农民也愈加贫困。落后的农业生产使得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很低，这样就使大量的劳动力被迫束缚在农业领域，不能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而且贫困的农民也无力进行消费，通常是自给自足，这样就造成了工业品的市场需求不足，国内市场狭小。

当前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以户为单位来进行的，生产过程中各户彼此独立、分散经营，这就制约了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缺乏组织化的农民在面对市场风险时往往处于劣势，其在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市场谈判中也往往处于不利地位，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缺乏组织化的农民也无力抵御自然风险，在解决水利建设、农田改造、良种培育、抗灾救灾等超越个体家庭力量的事业上，个体农民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小农家庭生产的封闭性也阻碍了农业信息的传递，农民把握增收机会的能力受到信息获得机会的约束。

总体来看，中国当前存在的小农经济使农业生产缺乏规模化、组织化和信息化，既无法抵御自然风险，也无力面对市场风险，农民增收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严重阻碍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四、当前中国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契机

大农场取代小农场，小农经济终将消亡的命运是历史的必然。这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严密论证了的科学论断，而且也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现实所验证。虽然中国仍面临着强大的人口压力，农村基础设施也不完善，农业技术还很落后，农民生活水平较低，但中国当前却有着改造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契机：

第一，城市经济属性的转变。具备了生产性的城市有着强大的劳动力需求，这在农业之外开辟了新的就业途径。而且到二、三产业部门工作的劳动报酬要高于在第一产业报酬，农村中过剩的劳动力，有着强烈的进入城市的愿望，这就为弱化农地上的人口压力提供了可能。

第二，户籍制度的松动。户籍制度的放松使得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为农业人口流出土地提供了条件。只有当农业领域的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农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才会成为可能，否则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是排斥任何对劳动进行替代的技术革新的。

第三，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教育制度的大众化。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农村各家庭生育人口数量明显减少，人口自然增长速度放缓，再加上教育的大众化，很多新生的农村人口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加强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最终进入了城市，不再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

第四，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长足发展。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劳动者的个人生产率得到提高，每个人可以经营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这为农业人口流出土地后应用现代农业科技进行大规模生产经营提供了技术支持。

第五，近年来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实践。通过鼓励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很多外出务工的农业劳动力将土地转包给当地的留土农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种粮大户，这为中国农地集中和向规模化方向发展提供了实践机会和经验。

五、小农经济现代化的路径

从世界主要国家的农业发展历程来看，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因此，把握契机，积极稳妥地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小农经济的现代化是当前工作的重要任务。否则，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将变得更加艰难，甚至会制约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具体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路：

第一，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这里可以参考法国小农经济改造的经验，通过设立专门负责撂荒土地的集中和整治的组织，该组织拥有购买离乡转业农民土地的优先权，并对其在土地上的投入和劳动、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补偿，然后对购买来的分散的土地进行合并、整治、改良和规划，达到一定的规模后转包给留土的农民。这样就可以使得土地规模达到适度集中，进而发挥分工的优越性，推进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

第二，建立起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弱化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对中国农民而言，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重要的是其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条件下的生存保障功能。因此，唯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的社会保障由社会来承担，才能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进而减少农民的兼业行为，克服故土难离的心理障碍，推动农民入城转业，为农业经营向“横向一体化”的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继续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真正赋予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社会管理和福利制度，是对农民的制度歧视，由此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格局阻碍了农民的非农化转移。加深户籍制度改革，矫正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制度歧视，切实保证进城农民平等的同工同酬、社会保障、教育培训权利，同时对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和子女受教育问题予以关注，这样才能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土地的转移。

第四，大力培养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小农经济现代化得以顺利推进的前提应该是农民的觉醒，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民的现代化。对于没有“非农化”的留土农民，应该让他们成长为职业农民，因为他们代表着农村的未来。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农民的技术培训，使其掌握最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另一方面要鼓励有知识、懂技术的大学生走入农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同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也要加强技术支持和舆论宣传，不断开拓农业新领域和新概念农业。

只有加强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建立起现代农业，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分工才会加深，组织化程度才会提高，农业、农村与工业、城市的发展才会更加和谐和互动。

参考文献：

1、弗兰克・艾利思.农民经济学:农民家庭农业和农业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罗正月.马克思小农经济思想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启示[J].当代经济研究,2009(4).

4、元焕芳.农民增收问题的小农经济成因分析与对策[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

5、杨澜,付少平,蒋舟文.法国小农经济改造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农业,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