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货币政策范文

后危机时代的特征

各国都在探寻新的金融监管模式全球危机以来，各国都意识到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不足，总的趋势是向统一监管发展，同时加强宏观金融稳定防止系统风险和强化微观金融监管降低机构破产风险。同时强化对全球资本流动和大型跨境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协调和沟通，逐渐建立全球的金融监管平台。[2]（2）全球金融市场发生结构性变化[3]美国、欧洲的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就从银行业来看，在全球1000家最大的银行的总利润中，美国的银行的税前利润从2007年的1887亿美元下滑到‐911亿美元，欧洲的银行的税前利润从2007年3742亿美元下滑到‐161亿美元，只有亚洲的银行业仍然保持了1461亿美元税前利润成绩。由此看来，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冲击，全球都在重新定义金融市场结构，更关注亚洲。（3）碳金融、低碳经济搬上了国际舞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经济进入衰退，在解救全球危机的同时各国都在寻找下个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领头行业。从现有的情况看，世界加大绿色投资、倡导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增长、低碳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各国抢占未来经济制高点的战略。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对全球产业及金融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及发展的新模式，并形成相应的新的游戏规则。（4）“战略伙伴关系”走向机制化，大国之间战略互动关系加强由于国际格局多极化深化发展，大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进行重新调整，大国关系呈现多面性与复杂性。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已为大国关系的常态。近年来，大国之间在增加政治互信基础上，使“战略伙伴关系”逐步走向机制化。从新的视角共同应对我们人类今天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包括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节约资源等等。

中国金融的新战略

就后危机时代而言，中国金融业发展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而面对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从2008年底开始，我国政府在金融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密集行动，主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三个层面。第一，巴曙松（2007）指出，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经历自由化、区域化与全球化三个发展阶段。货币自由化是指货币自由兑换以及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人民币区域化可以经历四条路径：通过边境贸易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加强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利用中国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辐射作用。人民币全球化可以经过两条路径：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二是加强人民币资产的对外直接投资。第二，区域货币合作或区域货币一体化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在货币金融领域实施协调与合作，特别是联合实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楼继伟（2004）指出要从四个原则出发：一是以贸易投资合作在先，货币金融合作随后，或两者并行。相互促进；二是要广泛考虑区内各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利益，保护各参与方改革与合作的积极性，愿意付出相当的转换成本；三是，由易到难，从建立区域资金自救机制，逐步走向比较高级的货币合作形式。[1]第三，周小川指出，但凡以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均不能解决“特里芬难题”。从短期来看，他建议扩大SDR的发行和使用范围，以降低全球经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具体对SDR的措施包括：扩大SDR的定值货币篮子，将以人民币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纳入该货币篮子；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等中使用SDR计价，同时考虑用SDR来计算一国外汇储备的市场价值；通过推出以SDR计价的金融资产来提高SDR作为一种储蓄货币的吸引力等等。当面对着世界金融格局重新构建的时候，中国因为特殊的地位和不断壮大的金融实力而更多地受到世界的关注。总而言之，后危机时国际形势跌宕多姿，变幻莫测。世界各种力量粉墨登场，加紧角逐，纵横捭阖，分化组合。各国忙于本国经济尽快企稳回升，并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布局谋篇，力争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有利地位。全球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而中国应以一种沉稳、积极的态度面对困难和挑战，及时制定新的金融新战略，并且要准确地适应于当前的金融环境，这就必将为中国金融今后的发展提供绝佳、甚至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本文作者：程婷工作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绿色货币政策范文

一、绿色会计的主体

绿色会计的主体问题实际上是绿色会计的定位问题，即如何理解绿色会计与现行财务会计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有三种不同的理解：①绿色会计是一门与现行财务会计并立的独立学科。②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③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与环境科学等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由此，对绿色会计的主体就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绿色会计的主体是政府，属于宏观层面；二是认为绿色会计的主体是企业，为微观概念；三是认为绿色会计的主体既涉及企业又涉及政府。绿色会计的特点决定了其主体不能仅限于企业，还应包括政府，即从宏观层次进行核算。

按核算内容的不同，可以将绿色会计主体划分为不同层次：从国家角度划分，称为宏观绿色会计主体；从区域的角度划分，称为中观绿色会计主体；以各个微观经济组织划分，称为微观绿色会计主体。这样就将会计主体置于环境系统中，从而将环境资源的价值消耗与补偿纳入绿色会计核算系统，体现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的划分规定了绿色会计主体与其他会计主体的空间界限，即绿色会计只核算本会计主体内部的环境事项以及本会计主体与其他会计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环境事项；同时考虑本会计主体内上、下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寻求不同代人之间的环境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这体现出各个会计主体在同一时间、空间中共同占有地球的环境资源，共同对资源的使用与保护负责。

二、绿色会计的客体

绿色会计的客体（核算对象）的显著特点是增加了自然环境内容，特别重视环境科学与会计实务的结合。因此，绿色会计核算对象中必然包括自然环境，具体说来，是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不断损耗和不断补偿的循环过程。环境资源损耗是指由于资源消耗失控、重大事故、“三废”排放等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损失，以及企业生产、储运、销售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超定额消耗。环境资源的补偿是指企业治理污染、改善环境，以及以排污费、罚款和赔偿等形式上缴国家或付给他人用以保护环境的支出。

南京大学的杨胜雄教授在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题研讨会上表示，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应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大类，并认为传统绿色会计的不足在于只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忽略了人文环境，因此革新势在必行。

由于绿色会计与自然环境关系复杂，考虑到目前的绿色会计核算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对于其核算对象主要有以下观点：①“三要素论”，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包括绿色资产、绿色负债、绿色成本。②“四要素论”，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包括绿色支出、绿色收益、绿色资产和绿色负债。③“六要素论”，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包括绿色资产、绿色负债、绿色权益、绿色收入、绿色费用和绿色利润。其中，绿色成本包括自然资源成本、自然资源损耗、环境保护支出等；绿色收入包括自然资源收入、环境污染收入、资源环境保护收入等；绿色收益包括资源环境收益、绿色利润等。

三、绿色会计的目标

有学者认为，绿色会计的目标应是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的需要，其内容应能够帮助环境资源使用者和管理者了解绿色资源的存量和流量，以及绿色资产、绿色资源的分布及可能产生的变化情况；了解绿色资源所能产生的效益以及实现效益的能力；了解环境投资总额、环境投资管理情况、环境投资产生的效益及绿色负债变动情况等。也有人提出，鉴于目前我国公民的整体环境意识比较低的情况，近期绿色报告的目标可定义为：向政府管理机构、当前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等环境利益关系人提供有关报告主体对其环境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和对于理智的投资、贷款以及其他决策有用的信息。

笔者认为，从使用者的角度看，绿色会计的目标应有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目标协调。由于传统会计理论只强调提高经济效益的单一目标，不但导致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下降，也危及经济效益的未来可实现性。因此，绿色会计的基本目标不宜定义为单一目标，但它也不是多目标的简单相加，而是注重各个目标之间的交互作用，达到多目标协调。绿色会计的具体目标是充分披露有关的绿色会计信息，为各决策单位实施经济和环境决策提供帮助。绿色会计应披露的信息主要有：环境成本、环境负债，与环境负债和成本相关的特定会计政策，报表中确认的环境负债和成本的性质，与某一实体和其所在行业相关的环境问题的类型，等等。

四、绿色会计的假设

当前，争论最大的就是绿色会计假设。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是：

1.会计主体假设、受托责任假设、环境价值假设和多元计量假设。会计主体假设认为，绿色会计应注重主体的行为特性，而非所有权特性。当企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影响其他企业的正常经营或影响周围居民的健康状况时，显然仅将会计核算局限于会计主体本身所拥有的资产已不适宜，而应将这种由该会计主体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包含在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之内。

受托责任假设认为，绿色会计的受托责任应不局限于“财产托付论”，而是适用“资源托付论”，即除了财产的保管和使用外，保护生态环境和治理环境污染也应成为绿色会计中受托责任关系的主要内容。绿色会计中的受托已不仅仅是受出资人之托，而是受整个社会之托，受托人有义务、有责任向负有直接和间接委托关系的委托人（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充分披露其责任的执行情况。因此，受托责任具有双重性质，它包括以体现企业经济效益为主的经济责任和以体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为主的社会责任两个方面。

环境价值假设认为，虽然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绿色资源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因交换形成的价值和价格，它不属于传统会计核算范围，但要进行绿色会计核算，首先必须承认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它虽不适用劳动价值理论，却适用边际价值理论。

多元计量假设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内容既具有商品性而又不限于商品性，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核算内容在计量上具有模糊特征，若仅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就不能客观地反映会计主体的环境状况。因此绿色会计的计量应是以货币计量为主，辅之以实物、与自然环境有关的指标，甚至是文字说明。绿色会计的计量可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计量的精确性与模糊性相兼容的办法。

2.可持续发展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可持续发展假设是指绿色会计核算以会计主体在自然资源不枯竭、生态资源不降级的基础上，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尽管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但会计进行核算和监督的正常程序和方法都应当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绿色会计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货币计量假设认为，货币计量的优点是能为不同质量、数量的会计核算对象提供一个统一的量度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价值计算。但由于受科学水平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要将实物量度转化为货币量度，有时其精确度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用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共同反映绿色资源成为必要。多种计量反映能够互相补充，提供更加完整、准确的信息，满足各方面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此外，绿色会计主体内的绿色投资、绿色费用、部分绿色效益等仍然包含着劳动价值量，对于这部分绿色要素仍然可以按包含劳动价值量的货币进行计量。

五、绿色会计的报告

关于绿色会计报告，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目前也有两种主要观点：

1.“自然资源损耗+改善资源环境收益=环境保护支出”的观点。理论界有些学者认为，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应包括：①自然资源损耗。主要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自然资源损耗，后者又由自然资源超耗成本和“自然资本”的消耗成本组成。②改善资源环境收益，即企业通过环保所得收益。包括利用“三废”收益、接受外单位对污染损失的赔偿和政府发放的环保资金等。③环境保护支出。用以反映企业在环保工作中所作的贡献，并设有一系列核算账户，如资产投资、业务费用、回收费用等。

与以上核算对象的内容相适应，该观点的支持者主张编制“绿色资源环境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登记“自然资源损耗”（原因是自然资源的损耗会带来企业收益的增加）和“改善资源环境收益”；负债方登记“环境保护支出”。同时，该观点认为在合理的条件下，企业对社会资源和环境的贡献应等于其收益，即在绿色会计报表中资产等于负债，表明“社会资源资产总平衡，环境和资源得到最有效的保护”，也达到了绿色会计中的理想境界。若绿色会计报表中资产大于负债，说明企业行为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政府应采取行政措施予以干涉，督促其增加环保支出；若资产小于负债，则表明企业重视环保，应得到政府的肯定和鼓励。

绿色货币政策范文篇3

我们今天圆桌讨论的主题是绿色、开放与创新。开放和创新是债券市场永恒的话题；而近年来在环境持续恶化、污染日趋严重、倡导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是发展的重要内容。绿色债券的应运而生可以说是金融市场各方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指示精神，审时度势、勇于探索而推出的一项具有积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创新举措。从这个角度来说，绿色与创新、开放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正如大家共同经历的那样，过去一年来，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环境，以及债券市场本身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去年第四季度以后，大家都很关注债券市场怎么走？“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如何理解？以及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我们怎样创新、开放以及发展绿色？绿色债券市场还存在哪些问题？还需要出台哪些政策来促进市场更好地发展？怎样在创新与监管之间寻求平衡？等等议题，请各位专家与我们分享你们的真知灼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资金部总经理刘优辉：

债券市场今年的走势是从去年延续过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不久，现在大家主要依据会议在安排各个条线今年的工作计划。总体来说，从去年来看经济总体是趋于平稳的，对今年应该有信心。但是也应该有危机意识，因为经济下行压力还是存在的。2016年GDP增速为6.7%，在上一年的基础上下降了0.2个百分点；根据权威人士预测，今年增速不会超过去年，应该在6.5%左右。

从去年来看，经济运行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总体经济平稳，GDP达到6.7%。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深化改革是今年的主线。三是从几个指标来看，经济有触底迹象。第一，就业形势稳定向好，因为这几年服务业发展比较快，而服务业对就业的带动与工业化相比是1.6：1，比工业快很多。按照计划，我国每年要解决1000万人的就业，实际上这几年每年都解决了1300万人，已超额完成任务。第二，工业企业利润开始正增长，“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效开始显现，尤其是去产能、降成本方面对利润增长贡献较大。第三，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在提高，过去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去年不同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超过8%，GDP增速为6.7%，财政收入可能只有5%多一点。第四，生态环境出现改善的苗头，这也是环保部门的一个基本判断。最后，收入差距在缩小。

从国际形势来看，去年年底以来，包括英国脱欧、美联储加息预期和各种黑天鹅事件，让大家心有余悸，影响也比较大。尤其是在国际上，特朗普上任后有一种说法叫做“特朗普变数”。特朗普的政策和行动，将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基建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二是降税，通过降低所得税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从美国的税种结构来说，直接税占到75%，所得税（间接税）占25%，降低所得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不太大，而中国恰恰相反。三是提高关税，通过贸易保护，发展本土经济。这三个方面对整个世界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一方面，会带来美国企业的回流。另一方面，资本也会流向美国，引起新兴市场流动性偏紧，资金利率上升。

从国内来说，今年的重点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三点：一是稳，一是改，一是防。

稳首先还是要稳经济，经济增速预计在6.5%左右。政策要稳，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货币工具，调节好流动性的闸门，保持流动性的基本稳定。这些都与今年的债券市场息息相关。

防就是要防范金融风险，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险。我们看到，去年的信用债违约、代持等问题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政策来看，今年要偏紧一些，监管也会偏严。监管部门目前已经开始“亮剑”，而且是组合拳，从查代持到查委外、理财进表内等，对市场已带来相应冲击。应该说今年债券市场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另外，“三去一降一补”的压力还会很大，尤其是债市去杠杆，会直接影响资金的供应量。要使资金脱虚向实，防泡沫，在这方面预计今年监管部门还会出台一些新的政策，会有阵痛，大家要做好准备。

总的来说，今年债券市场走势是供给量会继续增加，去年是30多万亿元，今年应该不会低于35万亿元。今年还有一件大事，还有6万亿元的地方平台贷款需要置换成地方政府债券；需求可能会萎缩，政策调整和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叠加，都会影响投资人的投资意愿与能力，利率会抬升。同时，市场监管会偏严，市场运行会更加规范，投资者也会更加趋于理性。这是我对今年债市的基本判断。

农发行本身支持的就是绿色事业，对此我们也是很看好的。清华大学贺客斌教授曾说，“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关注点更多的是放在技术性的治理层面，如果经济学家开始动脑筋了，我们的环境治理就可能动到根子上。”

从绿色发展来看，中国以至全球都面临环境问题。在这方面，去年农发行实际上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存量债券的绿色认证，这也涉及到创新的问题。农发行和中央结算公司、中节能咨询公司三家一起创新开展对存量绿色认证的机制，原来没有贴标的债券，就是债券信息里面找不到“绿色”两个字但实际上是绿色债券的十只债券，约500亿元，通过标准的第三方认证，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债券，涵盖的领域有水、森林等多个方面。

第二件是农发行去年12月发行了6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这是我们通过市场化公开发行的首单农发行绿色债券，发行很成功。在当时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大家共同努力，认购倍率比较高，发行利率也比预期要低，且明显低于前一天的收益率曲线。

在绿色债券发行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一是相关部门给出了很多支持政策，但可能并没有落地。有很多政策是需要政府拿钱的，包括减税也好、a贴也好。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觉得可以先出台操作性较强的政策。二是绿色债券定价的问题，有的投资人认为绿色债券和普通债券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并不一样。从募集资金支持的范围来看，对绿色债券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要符合评估和认证的要求，要持续跟踪，即便绿色债券的发行利率低于普通债券，但是绿色债券整体成本高，包括债券的手续费、评估认证费等。对此，农发行也配合央行的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认证机制做了一个课题报告，主管部门相关规范意见也在制定之中。下一步，农发行会加大绿色债券的发行力度，希望市场继续给予支持。三是农发行将继续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呼吁，建言献策，共同把绿色债券市场建设好。四是绿色也有开放创新的问题，绿色环保并不是哪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是有国际基础的。境外投资者对我国的绿色债券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将在加入绿色债券的基础上，探索或尝试在境内外发行绿色债券指数基金，并鉴于碳汇交易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探索发行碳债券的可能性。

从各方面政策措施来看，目前高层对生态环境高度重视。同时，在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到改革的一个推进、深化领域就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预见，农发行和农发债在今年应该大有作为，也很有潜力。

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唐凌云：

关于2017年债券市场的大趋势，我认为需要把握两条主线：一是要把握好趋势，二是管理好波动。

作为市场主体机构，把握好趋势相当于在大概率上保持了投资交易行为运作的正确性。那么有哪些决定趋势的要素？我理解其中的关键词可能有去杠杆、通胀预期升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利率中枢上行、外部冲击和突发事件。比如最近大家热议的去杠杆，我感觉今年金融领域的去杠杆相对于实体领域要更加深化，特别是金融界跨业嵌套应该得到合理的抑制，挤出金融领域过度的杠杆和泡沫是降低实体经济部门债务负担和债务风险的本源，也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有就是通货膨胀预期的升温，全球发达金融市场所在地区的通胀预期已有所显现；还有我国央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的变化等等。我们做债券的可能更关心利率走势，我认为这个大趋势也包括利率中枢上行和市场利率的振荡上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关键期限和品种全年平均利率水平上行幅度可能不会很大，这与中国经济仍处于筑底回升过程以及当前经济结构转型和结构调整的环境有关，但阶段性、时点性、流动性错配压力下的需求失衡以及外部事件冲击等对市场利率走势的不确定性影响将加大。此外，在大趋势中我们还要考虑服务实体经济和去杠杆、去产能，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的总体要求。

为什么说要管理好波动？因为除了把握好大趋势外，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决定胜负甚至命运的可能是那些波动，波动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特定环境下的小概率事件可能产生系统性和决定性的影响。就是俗话说的“阴沟里翻船”、“一次折腾一年白忙”等等。比如说突发事件、预期外的因素等等。我认为今年的波动事件和波动频率会多于2016年，包括来自于外部的波动，比如美联储加息成为确定事件、美国特朗普的刺激性政策，还有欧盟多个国家政治选举方面带来的波动等。此外，还有国内经济走势的一些波动。管理好波动需要有预见性和针对性，有具体可行的交易策略和行为机制，一方面是考虑怎样在波动中把握好机会；另一方面是如何加强内控和风险防范，使机构能够在不同环境下风险可控，正向成长。比如2016年债券市场发生的一些风险事件，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一些机构在内控和风控上的软肋。管理好波动，也是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从业人员来说，练好内功、提高专业水平和能力，提升职业道德修养永远是门必修课。

在绿色债券发展方面，近年来在人民银行、绿金委等相关部门的主导下，我国绿色债券发展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绩，特别是2016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量占全球市场的比例已超过40%。从发行人这端来看，相关政策落地、标准制定、有利于发行人的机制建设等都取得很多进展。我认为投资人这端相关政策落地还有进一步推动的空间，这方面我们也曾经向相关主管部门做了汇报。因为投资人这端是确保绿色债券顺利完成发行融资和筹资行为的核心环节。从政策角度来说，我们希望在监管标准、风险权重、资本占用、税收优惠和贴息等方面有新的政策推动。因为绿色所涉及几大领域的共同点是体现了建设更人本生态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投向。相对来说，绿色债券的投资回报期可能比较长，所以需要完善一系列市场化机制使得绿色投资也同样可以获得正向回报。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在环境治理、绿色发展方面的压力更大、任务更重，我们首先应该有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并积极推动在政策层面上将这些责任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从世界范围来看，此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累下来较多流动性，这些流动性的吸纳也需要有路径和渠道。特别是全球性的资金会追逐投资回报而流动，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绿色债券吸引这些国际资金，也有利于缓解我国资本外流的压力。我也关注到相关政府部门近期的环境质量考核目标，明确提出要改变GDP至上的传统考核体系和办法，这也是大家形成共识的体现。

在绿色债券发展进程中，除了监管政策落地以外（比如将绿色债券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一种选择），可以在中介机构层面推动国际标准和中国标准更快的并轨和融合；有严格的第三方认证；充分的信息披露等等这些资本市场有效的金融手段和机制。在宏观上使绿色金融不仅是一个概念，而是能被真正赋予其应有之义。在微观上也可以保护投资者，使其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有可靠的本金偿还和投资收益。从工商银行来说，我行一直奉行履行社会责任典范的经营文化，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按照绿金委的标准，我行绿色金融资产达数万亿元，因此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也会积极努力，成为市场的主要力量。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部董事总经理张继强:

截至去年10月份，过去三年的债券市场都可以看作是牛市，这三年的牛市得益于三个因素。第一是海外的低利率环境，第二是中国企业的投融资需求微弱，第三是理财和中小银行的配置行为导致债市需求的扩张。

但目前债券市场出现了四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市场环境变了，去年讨论最多的是海外负利率，今年实行负利率的国家在减少甚至消失，现在已经开始讨论流动性的拐c了。我不相信这个拐点会很快到来，但流动性也不可能再继续进一步放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带来了很多政策和美债层面的不确定因素，对中国的利率走势会有一些牵制。我们的外汇市场也随之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汇率和利率都是人民币的价格，外部价格受制，内部价格也会有相应的反应。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变化了。有两个特征，一是政策的执行力在变化，地方政府通过发展PPP、产业基金、扶贫基金，活力在增强。二是经济存在一点类滞胀的感觉，表现就是价格上涨，相信今年3月份PPI会达到6%～7%，是比较超预期的水平了。然而，产出水平不一定很强，从企业融资角度并没有看到从投资到开工的明显上行。以前的价格上涨往往源于总需求刺激，但众所周知，今年的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是供给约束导致的。这种类滞胀的影响不像总需求扩张对债券市场的打击那么大，但显然偏负面。

第三个变化就是货币政策。基础货币的投放方式有很多变化，以前是靠外汇占款，现在靠公开市场操作和MLF等工具。在流动性覆盖率（LCR）和MPA两个关键指标的影响下，市场资金进一步出现分层，比如小银行和非银机构受这两个指标影响较大，融资成本提升，资金面波动加大。

第四个变化就是配置行为发生了变化。从去年开始，金融领域去杠杆已经变成了政策的主基调。在此过程中债市需求在压缩，一旦进入到去杠杆过程中，带来的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杠杆的某些方式的断裂，从而引发债市需求的萎缩。目前去杠杆刚刚开始，对债市的冲击还值得持续关注。

按照这三大因素和上述四个变化，我认为今年全年的债券市场很难用多空去形容，管理好波动是今年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今年总体基调是防守反击。而金融去杠杆还在途中，在基本面和海外市场仍有隐患的情况下，防守无疑是当下的主要任务，但相信今年一定有反击的机会。防风险、去杠杆在执行过程中会表现为紧信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体现出来。按照这个思路，今年债券市场底部将会明显提升。今年企业的融资需求没有彻底的好转，海外的加息速度也没有那么快，经济内生动力不强，债市仍有顶部。在配置品种方面，我认为短端还是对利空反应最充分的点，比如同业存单和短融在12月份的反应就比较充分了，国债期货等在去年底也曾透支一定的利空，提供了阶段性的基差交易机会。现在这个时点还是以短久期的高等级信用债和利率债作为底仓品种为好，这样一方面吃票息，同时未来一旦有机会，可以及时腾挪仓位反击。

下面我谈谈创新和监管之间如何寻求平衡的问题。监管制度好比栅栏，可以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同时也给市场留出一定的自由度和空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今年来看，监管是主题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把防风险当作一个主要的任务，尤其要加强金融领域的防风险。去年债券市场最后两个月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包括代持及一些违规操作。未来防范于未然的监管政策仍值得市场关注，而目标和底线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加强监管对市场来讲并非坏事。因为一些违规操作确实带来了不公平的竞争。但金融体系的链条已经较长，稍微不慎就会引发连锁反应，非常考验监管的力度、节奏、技巧。创新方面，围绕着市场更健康的发展，或者是品种更丰富所进行的创新都是需要的。比如债券品种的创新，绿色债券有利于市场也有利于社会。还有这几年做的资产证券化的创新，其中不良贷款资产证券化就做出了很好的尝试。此外，股债结合的产品亟待发展，这类产品既有助于降低全社会的杠杆，又有助于企业完善从权益到债券之间的空白区域，这些创新都是大家期待和欢迎的。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

所谓资本市场的绿色化是希望资本市场可以发挥核心作用，把资金更多地配置到绿色低碳领域。

2015年底以来，中国的绿色债券表现优异，我们2016年年底做了十大绿色新闻评选，有3万多人投票，结果其中有8条入选新闻都是围绕绿色债券，可见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发展的亮点。2016年中绿色债券境内发行量约2050亿元左右，占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的37%，中国已成为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绿色债券发展如此迅速，源于几方面因素。一是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领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第一次把绿色金融作为国家战略纳入进去。“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2016年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首次把绿色金融纳入G20讨论议题。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非常全面地提出了如何构建中国的绿色金融体系，这在全球都是绝无仅有的，目前中国毫无疑问是全球的绿色金融引领国。领先的顶层设计给了绿色债券特别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债券市场的政策环境向好。近年来债券市场一系列的改革推动了债券市场发展，也营造了绿色债券市场蓬勃发展的良好环境。就绿色债券政策来说，2015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率先公布绿色金融债券公告，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也公布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接下来其他监管部门也陆续推出了相关指导意见，这些政策支持也是绿色债券市场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是发行人较为积极踊跃。2016年境内绿色债券发行53只，其中绿色金融债券21只，发行额约1550亿元，占76%，绿色企业债和绿色公司债分别发行约141亿元和182亿元。无论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包括国际金融机构），还是实体企业，对于发行绿色债券的积极性都比较高，发行人的积极踊跃助力绿色债券市场发展。

四是绿色投资者基础初步形成。绿色债券鲜明的概念性更受责任投资者的青睐，尤其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一些机构投资者坚持可持续投资的理念和原则，在资产组合中有相当的比例需投向绿色项目，对绿色债券的需求较大。目前国内也出现了“绿色投资人”的概念。此外，对投资者来说，绿色债券相比于普通债券具有更加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募集资金的用途也更具透明性，从而投资者可以用一种低风险的方式把资金投到环境事务上，既获得了承担社会责任的满足，又能以较低风险获得一定收益。横向比较来看，在2016年已发行的同等级债券中，贴绿标的比没有贴标的利率低4～100BP，这也说明了投资人对绿色债券认可度比较高。

五是国际合作基础良好。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并持续保持与国际监管部门、行业自律组织、标准制定者及市场主体的合作与交流。在政策体系构建之初，各债券主管部门、绿金委与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等绿色债券国际标准的推行者进行了深度沟通，绿金委在制定项目支持目录时，参考借鉴了绿色债券原则（GBP）、气候债券原则，并采纳了部分国际合作者的专业意见。

下面我总结一些绿色债券发展中的问题。第一，绿色标准统一问题。目前不统一的绿色标准给市场带来较大困惑。希望下一步会出台统一的绿色标准，统一定义什么是绿色的项目，这样我们所募集资金的投向就能比较精准。

第二，激励措施问题。税收优惠是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激励措施，但是目前看来不容易实施。目前有些地方财政愿意拿出一部分资金，比如通过设立绿色担保基金，对绿色项目做贴息或增信，以此鼓励更多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此外，发行绿色债券可能被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框架，这也是后续需要做的。

第三，信息披露问题。目前我们多数绿色债券发行企业还未进入定期披露的阶段，但是一些发行绿色债券的银行的信息披露做得相当不错。下一步希望相关部门可以推动信息披露的标准出台。目前，一些从事第三方绿色债券评估的机构拟推动形成行业自律评估标准，以此规范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绿色债券评估报告。

第四，投资者认可问题。投资者是否认可是最重要的，这取决于绿色债券本身是否有投资价值。绿色项目是国家产业政策所支持的，同时一些新能源企业可能有比较固定的补贴，因此它的投资价值具有一定的保障。但是绿色项目的风险是依然存在的，配合相关的激励措施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应该是下一步市场建设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新开发银行战略与协调部协调人詹树：

新开发银行可能被很多人称为“金砖银行”，因为它是由金砖五国领导人共同倡议，于2015年7月银行章程生效后成立、总部位于上海的一个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创始成员国是五个金砖国家，目前也是五个金砖国家在共同建立和运营这个机构，但未来按照我们的章程，新开发银行面向所有联合国成员开放，也会有一个渐进的成员扩容的过程。

作为国际多边开发机构，新开发银行的战略重点跟其它机构有所不同。从融资端看，就绿色债券来说，当前无论是金砖国家或者是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着来自环境、气候变化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压力，我们认为发行绿色债券向市场传达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很好地表达了新开发银行对可持续发展事业支持的决心。而从贷款端看，大部分国际开发机构的贷款货币是美元，而新开发银行在首批贷款项目里就尝试利用本币贷款。上海临港项目就是以人民币贷款计价的太阳能光伏项目。这也有助于人民币由贸易货币向投资和资产定价货币转变。而从我们的对外协作看，除了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结成或即将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外，我们跟项目所在国的商业银行也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开发性机构不是站在“空中楼阁”，必须要“落地生根”，有很强的项目储备和多元的项目信息，我们也期望新开发银行能探索一个新的南南合作或是由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国际开发模式。

去年，新开发银行发行了第一批绿色金融债券，也是其成立以来发行的第一只债券。这期债券的发行利率跟五年期国开债的二级市场利率基本持平，而且得到超三倍的认购倍数，发行效果非常好。对于这期债券，我们结合了国际资本市鲂会的标准，参考了人民银行2015年12月出台的绿色金融债券标准，也请了第三方的咨询机构做独立认证。另外，在这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方面，我们按照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规定，请国内领先的两家信用评级机构对我们的债项和机构进行评级。客观来讲，我们认为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在国内债券市场有很高的公信度和知名度，这也使我们对国内的债券市场发展充满信心。

在债券市场开放方面，结合国际金融的角度，我想谈一些个人的观点。第一，我认为要对中国经济和国家的治理能力有信心，举一个量化的例子，比如2015年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推动G20国家机构改革的政策选项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最后的政策清单里占了近半数或者更多，这说明我们经济治理的着眼点是中长期的。今年从中央到地方，去产能和法治化的步伐在加快，结构化改革还在稳步推进，改革的步伐和执行力是到位的，因此我们对宏观经济应该有信心和决心。刚刚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认为,十年内,中国这一经济体的规模和体量将成为全球第一。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总量的规模，但这种讲法并不是特别正确，因为往往我们用人均概念看问题时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片面。我们要从大国经济体的高度，大国金融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我们的财政和金融决策，以及未来经济、金融市场的规模化效用。

第二，从建设性的角度和我们的努力方向来讲，以债券市场发展和绿色金融发展为例，我觉得不应仅仅着眼于一些非常简单的数据，更应去建设相关配套的政策体系，譬如信用评价体系。我不认为国际信用体系全部正确，或者国内信用体系标准非常宽松，这样的认识是不准确的。例如按照国际评级，即使中国或金砖国家的个别企业信用再好，资产负债表再优良，其信用评级都不能超过国家的评级，这其实有一些片面。

第三，我想谈绿色金融市场的概念。我们要解决绿色金融两个潜在的经济学问题，一个是能否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就是信息披露和风险识别的问题；另一个是按照契约模型，产权能否得到明晰的问题。在绿色金融中，绿色的着眼点更多是环境和社会效应，与金融的着力方向不同，所以要实现两者的兼容。根据发行金融债的经验，我们认为下一步需要进一步科学地细化绿色金融项目目录标准，例如有深度、中度、浅绿色的概念。对于深绿色的项目应有更大力度的激励措施或是公共财政的支持。其次，在会计方面能否尝试建设绿色会计体系，比如有一个基于绿色排放的会计核算。第三，从信用评级来讲，除了关注绿债发行人的资产负债表风险外，是否还应该对其环境影响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