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行业就业方向范文

关键词：传媒产业政策解读、诉求与重构

一、有限开放的传媒产业政策

自中国传媒产业化1978年启动以来，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大众传媒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集团化为显著标志，市场引导、商业取向、消费主导倾向明显，都市生活、财经、文化娱乐类传媒发展迅猛，政治意识形态严重泛化的局面大为改观。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全方位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潮流并与之深刻互动，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和消费有力促动着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革，传媒政策在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开放领域屡有突破，但是迄今为止，和美国等国家的市场调节、商业驱动、产权多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的传媒管控体制与政策引领的世界潮流相比较，中国大众传媒体制的变动总体上看来仍以原有体制内变革为主。

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几家报纸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其后形成“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构成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演变的基调。围绕这一基调，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内变革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筹资方式社会化与市场化、逐项审批的中外合资合作、传媒集团化等方式为主要特点。

以报业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传媒业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演变的趋势。1979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上实行企业管理办法，从而使报业经营改革成为可能。1987年国家编制投入产业表，传媒也列入“信息、咨询服务业”；1988年3月新闻出版署、国际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关于报社、期刊舍、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报社多种经营合法化。1994年，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我国第一家上市的传媒行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月15日，经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作为报业集团试点单位，组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1996年4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试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全称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表明该报业集团已经转变为企业性质。

伴随着国有传媒单位“事业”—“企业”身份的趋势，民营传媒也或明或暗萌生着发展着。七、八十年代之交，民营书刊零售业得到政策许可，九十年代中叶影视音像节目制作民营之门开启，至2001年全国较有影响的民营音像企业约五、六十家，九十年代中国广告传媒对外对内大幅度开放。

2000年至2002年间，随着中国逼近WTO，中国大众传媒领域经历了一定的徘徊。1999年底出台的国办发82号文件实际上不是一个开放的文件，总体上来讲是一个往里收的文件。第一它限制有线网基本上是不能上市了，第二是广电和邮电也不能相互进入了。2000年的制播分离，因为有人提出广播电视的制作权和播出权是统一的，不能分割它，所以广电总局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多元化来代替制播分离的说法。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传媒投融资遭遇清理，有限的对外合作合资项目受到严控。在2001年广播电视清场中，有港资背景的中信泰富在跟湖南广电之争中退场出局。同年，国泰实业公司和《生活周刊》中断合资关系。贝塔斯曼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代表刘激扬先生在中国大陆姿态低调。国家广电总局准备允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在广东省内提供有线电视服务的传闻2001年并没落实。“中国出版第一股”——湖南出版集团借壳丹东化纤上市的行动，在经过整整一年长达13轮的谈判后却悄然搁浅。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中国传媒界一时议论的热点，决非偶然。2000年下半年，“媒介产业化”和“制播分离”遭到否定。

然而，这一徘徊期是短暂的，即使在此时期内，中国大众传媒业的体制变革依然没有停止脚步。2001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宏观管理机制创新、微观领域结构创新、市场组织体系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四个创新。2001年5月，在中国证监会新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已将传媒与文化产业定为上市公司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其下含出版、声像、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信息传播服务业5各大类。传媒资本经营开始引人关注，尽管国内传媒学者普遍认同当前中国传媒投资处在高风险期。就在2001年，资本掀动传媒投资潮，民营资本在其中推波助澜。山东三联计划三年斥资8000万元打造《经济观察报》，北大青鸟投资5000万元参股《京华时报》，湖南广电传媒耗资8600万元创办《财富中国》，巴士股份注资《上海商报》5000万元，占股50%，诚成文化投资《希望》杂志，赛迪传媒巨资推出电视节目《环球IT报道》和《三联生活》，《成都商报》通过控股公司博瑞投资公司实现间接上市，海外传媒集团TOM.COM、维阿柯姆、迪斯尼、新闻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贝塔斯曼、福布斯公司、星传媒等进行频繁的商业试探。

2000年底至今，在普遍推行和加强审查与许可证制度的同时，中国传媒政策呈现在徘徊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态势，对民营和外资管制有所松动，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程度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

2000年10月25日的《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原则上同意外方投资影院，控股最高可达49%。2001年8月是中国传媒新政策有实质变动的月份，8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又称17号文件），明确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和组建跨地区、多媒体大型新闻集团的目标，以积极的姿态回应传媒业融资、中外合资、跨媒体发展等问题。由此在中国传媒界引发连锁反应。2001年12月15日《电影管理条例》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与投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允许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投资改造电影院。2003年3月，国产电影发行权全面开放，同年8月8日进口影片发行的第二家官方公司华影电影发行公司挂牌成立，此前的6月，中国七家民营企业首获国产电影国内发行资格。2003年11月，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长吴克宣布：“CERA以后，国家已经认定，以后任何和香港合拍的影片，除了内地演员要占三分之一外，其他主创人员不再受到任何条件的限制。香港影片进口内地，不再受到任何进口配额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通过审查，香港影片就可以长驱直入内地市场。始于2003年中的电影分级制至同年11月初已进入起草阶段。2003年下半年，出现跨省合资影院和外资影院曲线进入中国的局面。2003年12月，政府将对电影立项和审查制度进行改革，12月1日起，国产电影在立项方面，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特殊题材、国家资助影片、合拍片四类之外的影片不必再向广电总局申报剧本，只需提供3000字的故事概纲；作为试点单位，上影、长影等部分制片厂的影片将试行由地方自主申请、自主审查。同日，外商被允许进入制片，唯一的限制是不得控股。2002年6月，新闻集团放言有意参与中国付费电视建设。2003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给八家民营机构发放了电视剧制作甲种证。2003年11月4日，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和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结成合作伙伴，开创国内省级电视台跨区合作的先河。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简称为19号文件；此外还有新闻出版总署的《治理报刊摊派细则》。有专家认为，本次改革的主要核心就是治理行政权力对报刊的介入。虽然过去政府也讲过要减少行政力量对报刊发展的介入，但远没有这次明确。“这次治理整顿给的出路很明确：报刊要走市场化道路。”2002年1月10日起施行的《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和2002年4月10日起施行的《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开始实现中国入世承诺。2003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倡言出版改革，在五年内开放外资在图书、报刊、音像制品销售和批发方面的业务，近期内对国内出版企事业逐步实行许可证制度，以便它们跨省经营，促进印刷业民间投资进程。2003年9月23日，中国首家拥有报刊总发行权的民营企业文德广运发行集团在京成立。2003年10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办《京报》。2003年11月4日，李嘉诚旗下的TOM正式与三联书店协议组建北京三联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TOM和三联分别持股49%与51%，这标志着海外资本首次进入大陆出版市场。

进入2004年，传媒管理体制进一步呈现开放姿态。2月11日《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的文件出现在国家广电总局的网站上。该《意见》中的一部分内容引人关注：允许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进入除新闻宣传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在确保控股的前提下，可吸收国内社会资本探索进行股份制改造，条件成熟的广播电视节目（包括电视剧）生产营销企业经批准可以上市融资。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坚持面向市场，坚持国有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电影方面，为了促进电影产业的发展，广电总局年初颁布《关于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规定国有和民营机构可参与付费频道的合作。允许境外制片机构同境内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组建由中方控股的影片制作公司。在付费频道引进节目的播放比例、外资在改造影院中的比例和华语影片的引进配额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放开。2004年4月初，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处透出消息，中央已决定进行出版体制改革，全国现有的527家官办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这标志着从去年就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出版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作为改革试点，国务院在4月5日正式批准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个被称为“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的行业里，中国传媒业政策开始驶入改制的快车道。

纵观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大众传媒业发展状况，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涌动，并且愈趋扩大，这是中国大众传媒产业体制转型实质所在，意义重大，但是对其实际作用不可过高估计。

2001年8月的17号文件虽然对传媒业的投资已被认为是投资了，而不像以前认为是借款，但17号文件的规定是这种投资只能是传媒业内部的投资，或者是国有资本的投入，对于民间资本、外资的投入，在政策、体制面的角度来说，事实上还不是合法的。尽管有很多暗箱的运作，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运作风险是很大的。迄今为止，我国所有上市的传媒公司业绩并不理想，报业和广电集团如果严格按照企业标准来衡量，其经济效益大有疑问。究其原因，产权结构极为重要。如果不跟传媒产权结构的重建结合起来，传媒跨媒体、跨地区、跨产业变革很可能流于形式，实际效果不大。

所以，究其本质而言，近年中国传媒新政策开放程度前所未闻，但仍然以严格的政府管制为主要特征。在进入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不允许私人办报（台）和传媒集团办报（台）。有资格办报的单位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对于严格限制的市场少数进入许可，对于一般闲置的市场多家进入许可），才能获得办报许可和报纸刊号。从管制制度的形式上看，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和严格的刊号控制构筑了进入传媒业的非常高的行政性门槛。在行为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严格禁止或者限制传媒的产权交易，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外部资本进入传媒领域。最主要的管制手段就是实行主管、主办制，即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国有单位才能办传媒。此外还对传媒异地经营有严格的许可权限管制。

2002年2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出版管理条例》再次明确声明设立出版单位的审批制度是我国出版管理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制度。其包含两项重要内容——（1）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2）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这项政策的出台实际上宣布：传媒业的市场壁垒依然存在。

这样的传媒政策主观上是力图在传统计划模式中实现中国传媒业的飞跃；客观上，一方面有利于传媒体制创新，另一方面适应了传统传媒管制观念。结果是，传媒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没有实质性突破，传媒产权结构仍然是相当程度的一元化。按照国际经验来看，中国传媒产业能否做大作强仍是未知数。二传媒产业发展的政策诉求

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起步，我国传媒经历了事业单位、企事业混合型单位、企业单位的形态变更；传媒从原来依靠国家财政补贴，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之路；传媒业也从传媒事业、传媒行业向传媒产业的方向发展。

但是，当传媒的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时，传媒产业制度瓶颈造成的“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弊端更是一览无余。

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垄断依靠市场和行政的双重力量形成，既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的特点，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来推动垄断的形成和运行，又融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垄断的成分，依托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来操纵垄断，是当前体制转轨过程中行政权力加市场力量而形成的特殊垄断，亦即“行政性市场垄断”。这种垄断在纵向的行业内，表现为行业垄断；在横向的区域内，表现为地区垄断。长期以来，受政府管制的影响，我国传媒业条块分割，形成了森严的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壁垒，传媒资源无法通过市场实现优化配置。所谓条块，从“条”的方面来说，就是按照国家的行政系统组织来进行，强调纵向的“归口管理”；从“块”的方面来说，就是强调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属地管理。这种条块限制，使得跨媒体的经营很难进行，也使一些实力雄厚的传媒无法向外扩张。这是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样的传媒体制使得传媒满怀豪情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却没有想到，他们所走向的仅仅是“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产业化和非市场化构成了现阶段传媒经济的内在矛盾。

具体的讲，第一，传媒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和企业法人的身份不明确。说是企业法人，传媒显然缺乏在市场上独立经营、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在编制上又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事业单位，而且有行政级别，媒介集团还具有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直属一级政府；说是事业法人，或机关法人，它又以赢利为目的，在媒体市场上冲锋陷阵，这种混乱的身份给媒介的产业经营带来很大的麻烦。对此，复旦大学童兵教授认为，中国传媒的性质是事业属性、产业属性和机关属性的混合体。第二，传媒产权不明晰。传媒身份的混乱和模糊直接影响着传媒产权的界定，表现为传媒资本所有者的缺位。谁来充任国资的代表是一个问题，党委只进行政治领导，它不是政府部门，不能行使所有者代表的职权；政府的广电、新闻出版部门不能既是媒介的管理者又是所有权的代表，因为这违反“政企分开”的原则，政府部门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虽然一些传媒集团也模拟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了内部组织机构。但是，在国有产权制度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这种治理结构虽不同于传统治理结构，但也与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相距甚远，多数传媒集团实际上是“翻牌公司”。实际上，传媒业遇到的产权问题是国企改革中遇到的共同问题。第三，传媒在市场经济中应该享有的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难以落实。传媒身份和产权的特殊性使得传媒具有“官商”的特点。表现在传媒虽然走向市场，参与竞争，但没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加之严格的资本等级制度和行业壁垒构筑的巢穴使得传媒只生不死。同时媒介领导由政府指派，使得不同级别的媒介享有不同级别的政治优势，市场竞争从一开始就拉开了距离。

中国传媒产业之所以“暴利”，很大程度上与传媒获得的行政和市场双重垄断的地位有关。

放眼全球，中国的传媒产业在这种体制下绝没有做大作强的动力与能量。当代国际大众传媒产业主流的发展态势一目了然：在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发展总格局中，市场调节、商业驱动、民营产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科技革命整合而成为当代世界大众传媒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虽然从1998年起，中国传媒业的利润总额就超过了烟草业，跃居国家第四大支柱产业。但是，我国大众传媒业垄断性和封闭性明显，严重缺乏竞争力，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内在的发展要求无法通过市场实现。

湖南广电2001年在经营上遇到的困局折射出了传媒集团在市场上的盲动。《南方周末》文章《电视湘军虚火上升》披露：2001年上半年湖南卫视广告收入5700多万元，而支出却高达1.3亿元。湖南广电上市后筹集到资金4亿元都投入到了湖南广播电视中心，除了广电系统的办公需要外，建有四星级宾馆和一个世界公园以及高档的音乐喷泉。在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和农业背景的长沙要收回资金难度可想而知。

回顾中国传媒产业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经营的个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向独立的企业法人过渡，并以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建构内外关系，从而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同类企业的集合体’——‘媒介产业’。”也就是说，传媒产业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必然要对“事业单位”的实现方式产生规定性影响，传媒既然走向产业化道路，就难以阻挡其经营管理的基本体制与运行机制同企业同化的趋势。相应地，政府的管控体制与政策也应该与传媒的产业性质发生互动。

传媒产业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其大部分是在现代经济活动中，通过为使用者提供消费文化和信息产品等，以此获取利润，市场经济和企业本位是其生命线。因此，除了对内容进行必要的政治监管之外，大众传媒产业中的大多数跟其它经济产业基本相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产权多元化、民营化是所有经济产业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

与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心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通过进行资源配置和调节社会生产。它要求打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控制，把政府掌握的经济权利归还给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西方学者眼里，“独立产权的利益和严肃的交易合同的结合就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

由此可见，传媒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应该具备以下特征：1通过市场能够进行资源的自发调节和配置；2相互独立的产权所有者能够进行自由的市场交换；3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4完善的法制。

具体的讲，“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传媒体制的改革要与传媒建立产权明晰与产权多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要求相一致。

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指现代的公司制度，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其主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其产权属于各个投资者，投资者以其投入公司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法人以其经营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在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代企业制度最典型的代表是公开上市公司。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

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来说，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成为上市公司的企业，上市前的重组、改制使其建立起现代公司的框架；上市后，机构投资者和社会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用手投票”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又可以在二级市场上“用脚投票”买入卖出股票甚至对公司进行并购，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对于推进传媒机构的制度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与之相匹配，还要建立健全传媒资本市场，广泛开辟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传媒业的规模经营。此外，人力资源市场的完善也是传媒政策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毕竟传媒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人的创造力。

简而言之，我国的传媒产业对体制与政策改革的诉求是：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传媒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微观上，传媒能够通过规范的市场运作，实现自身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价值补偿和价值增值。三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重构

2003年下半年，国内众多传媒学者和专家纷纷发表文章，断言就发展传媒产业而言，中国传媒体制内的改革已经到了底线，体制“革命性”转型迫在眉睫。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和上海大学郑涵博士不约而同的用“十字路口”形容当前传媒业发展困局。童兵教授指出：“对于中国传媒体制而言，改革正由边缘向腹地进发，目前正处于一个多重利益格局纠结与博弈的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则用“拐点”和“转型”概括局势。他认为:“我们需要在20余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真正地对于传媒业来一次比较深刻的、功能性、结构性的转型与改革了”，这是“当前发展阶段上解放传播生产力、促进传媒业发展的关键”。北京广播学院的周鸿铎教授、黄升民教授、复旦大学的李良荣教授也在学术演讲中多次提及传媒体制与产业的改革问题。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变革的症结到底何在？

“喉舌”论以及由此衍生的“特殊产业”论应该是目前最难克服的观念障碍与制度屏障。在我国，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传媒最基本的性质，或者说是体制中最核心的问题。所以，传媒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党和国家的宣传任务，引导舆论。以此为出发点，传媒产业化具有其相应的特殊性。传媒在市场行为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双丰收，但两者相比较社会效益还是第一位的。

“喉舌”论和“特殊产业”论是我们传媒管理部门一直坚守和奉行的一种理念与实践。其表现就是严格的进入管制和行为管制。可以说，这样的体制与政策很好的解决了“喉舌”功能的发挥与舆论的引导问题。但是“媒介机构本身也意识形态化了”，其结果就是在传媒领域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传媒产业国股一枝独大，产权高度一元，传媒产业却丧失了在市场上应该具备的竞争力。

很显然，在如何发展中国媒介产业的认识上，我们存在误区。其一，在传媒属性与功能上存在误区，把传媒工具误认为意识形态。其实，传媒的政治属性与功能只是传媒众多属性与功能中的一个，而且，也不是所有传媒都具有或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属性与功能。现今传媒产业属性与功能的凸起即使自然属性与功能的复归，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其二，在引导舆论上存在误区，把掌握舆论工具误认为掌握了舆论。舆论工具、舆论导向与舆论三者根本不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舆论工具是无路形态的东西；舆论导向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舆论是社会形态的东西。

所以，中国对传媒领域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是因为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强调的起因“市场失效”，而是源自意识形态的需要和计划经济的惯性与本能。

在当前，传媒管理部门应该有两点认识：发展传媒产业并不是对传媒政治属性和功能的侵蚀，营造传媒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也应该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环节之一；让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进入传媒投资领域，搞传媒产权多元化，是有利于传媒产业引进竞争力，搞活传媒产业的。简单的说，就是应该让传媒要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

至于传媒的“喉舌”功能是一个重点，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全部。

当今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的改革之路，就是放松政府的传媒进入管制与传媒产权管制，建立与市场经济匹配的管制体制与政策。具体的讲就是“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

当然，放开民营传媒也是应该分阶段的，目前仍须严控电子传媒的播出系统，放开节目制作，而对于纸质传媒中娱乐性和生活类以及财经等政治意识形态相对比较弱的或没多少政治意识形态的，宜试点开放民办传媒，并逐步扩大，最终建立传媒市场的准入许可制度。

国外传媒产业放松政府管制对我国传媒产业体制与政策革新有着很好的启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放松了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管制。最典型的就是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新电信法。这一政策性的改变，大幅度地吸引了私有资本进入媒产业，增强了本国的传媒产业实力，保证了美英等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那么，“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是否是否定了“党管传媒”的原则呢？这里必须澄清几大观念问题。

首先，“党管传媒”不等于“党办传媒”，“党办传媒”只是“党管传媒”的具体实现形态之一。“党管传媒”等同于“党办传媒”，这一大众传媒管理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和一切政治挂帅（即大政府与小社会）的产物。它已严重不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了。

第二，“党管传媒”的宗旨是繁荣社会主义传媒产业，而不是保守一个“虚胖”的和“积贫积弱”的传媒发展状态。随着我党由革命党变而为执政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随着非或淡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费文化和信息文化市场的巨大拓展，“党管传媒”应该与时俱进，区分强政治意识和弱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媒，控制前者，逐步放开后者；由直接经办，改为通过国家宏观行政调控，党的机构在微观上以对传媒内容的政治监管来体现“党管传媒”原则。这样既能搞活大众传媒，又保证了传媒的政治倾向。在过渡时期，可以采取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威权主义传媒管理模式，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民营传媒（包括平面与电子的传媒），但是由于实行威权主义的传媒体制（诸如严格的内容限制与审查等），并没有造成对政府和社会大的冲击。除此之外，对民营传媒还有许多控制方法，例如许可证制度以及数量控制，提高申办传媒的经济门槛。一般而言，大企业有避免政治风险的强烈倾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合资合作传媒基本上是稳妥的。

第三，逐步放开以消费文化为主的传媒产业，不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现当代文化理论，无论是批判的，还是肯定的，基本上都强调当代消费文化在政治上对社会制度的保护作用和对社会矛盾的调和作用。

传媒行业就业方向范文篇2

【关键词】计算机技术传媒行业应用策略

在科学技术不断应用发展的今天，计算机技术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行业之中，尤其在传媒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新媒体时代下，传统媒体发展形式已经不再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计算机技术在媒体应用中可以促使传媒朝向现代化方向转型，从而促进媒体行业不断的进步和发展。

1计算机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对传媒发展的影响

1.1传播形式发生了积极转变

在传统传媒行业领域中，报纸、广播和电视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逐渐加宽，特别是在QQ、微博、微信等新型社交平台的推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坐在电脑桌前或是躺在沙发上就能游览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因此当下传媒行业也都积极的利用新型网络平台开展相应的宣传活动。

1.2拓展了信息内容结构

互联网在刚步入市场时，传媒领域中的信息传播形式主要以文字和简单的图片为主，而在当下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中，网络视频逐渐在发展过程中成为一种主要的潮流趋势。从视频技术的角度而言，网络在线直播已经成为了当下主要的视频播放形式，甚至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之下，个人可以直接进入到客户端进行视频在线直播，从而使得网络传媒中所含有的信息量不断的增加，甚至已经超过了媒介自身的信息承载量。除此之外校园网络传媒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相应的变化。例如：图书馆通过应用计算机技术，可以方便学生快速的查阅资料；教师在讲课中利用多媒体技术，可以为学生寻找更多优秀的教学资源，提升学生的知识层面，达到高效教学的目的。

2计算机技术在传媒中的具体应用策略

2.1提升计算机技术的重视程度

从当前的发展形式上来看，计算机技术应用在传媒领域中，对传媒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就需要相关传媒行业的管理者从思想层面上加强重视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并结合其技术、特点及优势合理的加以运用。具体的做法可以参照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在传媒行业中可以专门成立一个用于计算机技术引入及应用的转向资金；

（2）加大对所有传媒行业工作者的培训力度，促使工作人员熟练掌握传媒方面的计算机技术，如图像处理技术、三维动画技术等。

（3）随着我国传媒行业领域发展范围逐渐广泛，各个部门可以针对节目内容积极运用计算机技术来展开相应的工作。例如：电视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对所需新闻素材进行相应的采集和编辑，从而促使新技术更好的服务于电视媒体。

2.2加强计算机技术与传体的深度融合

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信息传播方式发生积极的转变，并且已经逐步赶超任何一项技术升级，因而可以说我们正处于的媒体变革时代是前所未有的。

若想促使传媒行业在发展中做到与时俱进，就必须促使传统媒体同新兴媒体的有效融合，促进双方都能在多方面进行深度融合，如内容、传播渠道、平台、经营及管理等，从而打造出立体多样化的融合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具体表现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算机技术创建出手机报、电子报等传播平台，以此通过新型的传播形式来巩固和增强报纸在传媒行业中的主导地位。

（2）可以在电视传媒中建立新闻素材快速反应机制。通过利用计算机技术来创建一个新闻素材获取平台，从而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找寻有价值的各类新闻资讯。

（3）掌控舆论导向。建立健全的新闻传播机制，并对所获取的各类新闻素材进行严格的把关，新闻工作者要积极的为大众传播正能量，传播健康的新闻信息。

（4）丰富传统媒介的内容及形式。报刊工作者要积极运用新兴的媒体技术，在报纸的版面及内容上融入更多的创新元素，以此来吸引大众的眼球，尽量的满足各个年龄层的喜好，突出图文并茂，从而给大众带来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2.3培养高素质的计算机人才

传媒的发展离不开具有创新想法的新一代人才，其工作者自身的专业素质及职业技能直接决定着传媒行业发展的质量。尤其在当前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计算机技术不断的深入到传媒行业中，极大地推动了传媒业的发展。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新时期我国传媒行业急需一大批具有新闻专业知识又必须要具备计算机相关技能的年轻、鲜活的复合型人才。因而对于传媒行业而言，就必要加大对媒体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特别是针对计算机技术方面知识的培训。

例如：相关媒体企业可以定期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计算机技能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帮助媒体工作者熟练的掌握和灵活应用视频、音频及图像文字等不同媒体传播形式所需要的相关技术；让员工熟练的应用互联网相关传播技术，提升员工对计算机技术应用的重视程度，从而促使工作人员快速的适应新媒体的发展需要。除此之外，传媒企业要加大对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企业要结合新媒体时代下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新特点及趋势，可以向社会上招募一些计算机技术应用型人才，以此来吸引更多的计算机专业性人才加入到传媒行业的队伍之中，不断的增强传媒行业自身的发展实力，进而促使传媒行业更好的适应及充分的满足时展的新要求。

3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传媒行业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而获得较大的进步空间，但是从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因此为了促使传媒行业可以较快的发展，就要加快技术改革创新步伐，大力培养一些计算机和传媒专业的人才，从而推动传媒行业朝向更加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石晓冬，曾庆旭.新媒体时代计算机技术在传媒中的应用[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6（28）：83-83.

传媒行业就业方向范文

中国传媒在过去20多年里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将日益成为一个传媒大国。传媒作为产业，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坎坷的。有学者将中国媒体产业发展的历史路程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建国之后，作为政府喉舌的中国媒体运营模式是国家财政全额支持的党报党刊经营模式，尽管也进行过市场化运营的一系列探索，但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中止了这次尝试。(2)1978年以后，国家对报业尝试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方针，媒体开始进入多种经营阶段。(3)1988年以后，国家推动新闻媒体发展成独立法人，经济上独立自主、自负盈亏。(4)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体在经营层面与市场越来越近，传媒业采编和经营双轨运行，开始出现媒体集团，1994年2月第一家媒介类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5)现在，“公司化媒体”的概念被广泛接受，作为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资本与媒体开始全面“亲密接触”。中国传媒产业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

一、中国传媒业发展过程中面临问题解析

尽管目前我国传媒产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与国，际传媒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传媒产业仍存在着二定的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媒介规模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优势，竞争力量弱小。

我国媒介机构规模总量大但普遍太小，且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无法形成规模优势。例如，媒介大户上海文新集团的固定资产约2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时代华纳固定资产的1／750；我国的电视机拥有量和观众每天收看电视的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形成了由线电视、无线电视、卫星电视构成的庞大的电视网络，但是有线无线交叉，中央地方重复覆盖，出现了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国的有线电视网拥有8000多万的用户，但却“条块分割，分散管理”，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网络。每省都有自己的有线电视台，但大部分电视台都处于小规模、低水平、重复性的运作模式，缺乏规模效益和高品质的栏目。面对国外巨头的入侵，它们实在是不堪一击。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经济组织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方使“边际成本”下降而“边际成本收益”递增，形成规模经济；因此，对于我国媒介来说，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走做大做强的规模效益递增的道路。

当然媒介规模的扩大应保持适度，规模化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单纯的规模扩张并不一定带来效益的提高，却往往存在市场利润被“摊薄”的风险。

2．传媒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媒体经理人)缺乏。

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采编和经营的剥离，报纸、电视，广播、杂志等媒介逐渐实行了市场化经营，对传媒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空前增长。

一方面，我国传媒产业化发展的历史短暂。长期以来，传媒只是作为政府“喉舌”存在，生存之本在于政府财政拨款，人们并不关注或只是很少关注传媒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效益，缺乏必要的经营管理观念。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大都由上级领导部门调配，业绩考核主要看其新闻宣传的把关质量，在新闻业务方面他们或许是行家里手，但在经营管理方面未免捉襟见肘。另外，从新闻人才的培养机构――高校新闻院系的情况来看，专业课程体系中原本很少或根本没有媒体经营管理类课程。因此，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没有媒体经营管理人才存在的理由。但是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传媒作为产业进行运营，就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形势迫使传媒机构不得不引进业外高级管理人才，但他们又很少具备我国传媒专业的相关知识。所以我国传媒业急需既懂新闻专业知识，又熟知中国传媒国情，既懂经营管理，又懂资本运作的专业经营人才。目前国内共有5000多家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达55万人，但懂得媒体经营管理的人才却不到1％。

3．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依然存在。

我国传媒业的基本性质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兼具事业单位、机关单位、企业单位的特点，因此其内部运营存在着矛盾，即行政因素的介入和公平竞争的矛盾，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世界传媒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我国传媒要做大做强就必须同国外巨头媒体一样进行跨行业、跨地区、跨媒体的运作，实现纵向、横向的产业链结构，开展多层次的混合经营，分散单一经营的风险，达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运营效果。

但是众所周知，我国媒介机构目前大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跨国经营暂且不提，就是跨地区经营也是壁垒重重，这与媒介发展所必须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极不相容。在行政权力不可流动的情况下，地方媒体若跨区域经营必然触及到各地主管部门和地方媒体的连带利益，地方行政部门作为地方媒介的管理者和局部利益的代表，必然倾向于维护本地媒介的利益，使大多数媒介的拓展只能根据其行政关系，局限在某一区域范围内，媒介的跨地区流动几乎不可能。目前只有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级的媒体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跨地区运营，这也是靠的行政级别力量，地方媒体根本无法享有。于是行政的介入导致了“市场失败”，即市场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看得见的手”挤走了“看不见的手”，市场信息不能真正反映供求状况。

另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都市报等媒介新生力量完全靠市场生存，它们与党报在信息来源、发行措施上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

二、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应对策略

面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系列问题，如何发展我国传媒产业，并将其做大、做强，获取在国际市场上与国外传媒长期博弈的能力，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营造传媒品牌，树立品牌经营观念。

在市场博弈中，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建立一种无法复制、抄袭的优势――品牌，它是企业长久生存之本。世界传媒巨头的成功之道就在于运用高质量的内容铸造品牌优势，把经营模式从一个市场迅速克隆到另一个市场，获得受众的接受、认可，占领新市场。

在我国，随着媒介经营理念的逐渐深入，媒介市场的国内、国际竞争的加剧，媒体品牌越来越受到关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的传媒产业要想尽快增强实力、进行国际竞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尽快实现全球品牌战略。

2．实行资本运营，大量吸收业外资本进入。

尽管目前我国传媒产业已经基本实现财政断奶，传媒产业的资本运营已具雏形，传媒市场的总资产已经超过1000亿元，国内传媒业已经连续几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

但是，由于原来国家政策规定普通投资者不能直接投资媒体，投资者所有权及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投资中国媒体面临着极大的政策风险，因此总体来看我国传媒业仍然是国有资金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他形式的投资比例非常低。媒介经营收入则主要来自广告。这样有限的资金来源和收入来源大大压缩了传媒业的发展空间，丧失了许多做大做强的良机，在面临国外大型传媒集团的竞争时势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2003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2003]105号)中《文化体制改革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规定了传媒业吸收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条件，对大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传媒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3．进行人才培养，提高传媒业人员经营管理水平。

如前所述，由于传媒经营专业人才奇缺和竞争的日益激烈，所以媒介经营人才的培养就成了目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人才是未来竞争的原动力和成功之本，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无形资产投资，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传媒业是高科技与高文化以及高管理相结合的产业，这是一个特别需要高素质专业人才支撑发展的领域。传媒业的高技术含量对传媒业的经营管理人才结构尤其是文化经营管理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目前我国传媒业中还有不少人不熟悉计算机网络知识，而网络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又缺乏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把握。面对我国文化市场的逐步开放，培养适应国际化、数字化媒介竞争的人才迫在眉睫。主要途径有：一是引进人才；二是传媒业内部应积极行动起来，加速内部的人力资源培训，制定具体的人才培养计划，尤其是那些从原来的传媒事业体制中转制过来的传媒企业，更要注意培养科学的市场管理理念和市场管理手段。具体做法比如传统媒介尝试着与互联网新媒介定期按比例进行人员交换培训，互学互补；或是送相关人员到国外媒介接受培训和实习。三是新闻院系主动调整教学计划，培养经营类型的传媒人，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另外，人才争夺将是媒介竞争中不可避免的。中国媒介应利用市场未充分放开的先机条件，抓住人才、充分使用人才，并制定相应政策留住高级人才。

4．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竞争环境。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媒介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媒介从业人员的竞争意识也不完备，随着中国媒介市场的逐步开放，适者生存的道理就成了媒介竞争的准则，但是目前我国媒介行业与之相适应的运作环境却未成熟。因此必须制定媒介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竞争环境，促使传媒主动或被动地在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帮助媒体经济走向健康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