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理论与政策范文

（一）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的矛盾

马克思在论证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理论时首先假定“劳动剥削程度，从而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的长度，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劳动所分成的一切生产部门都一样大，一样高。”即假定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一个统一的剩余价值率。

在这个假设前提下，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有机构成不同，利润率不同。这是因为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等量资本由于有机构成的不同，它们的可变资本部分就不同，从而等量资本推动的活劳动量就不同，在劳动剥削程度和工作日长度相同的情况下，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利润量也就不同，故而利润率就会出现差别。此外，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周转时间的差别，使在相同的时间内产生不等量的利润，从而利润率也就出现差异。马克思通过论证得出在资本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率相等，工作日相等的时候，两个资本的利润率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反比。

等量资本由于不同部门的有机构成和周转时间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利润率，这是根据价值规律得出的必然结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却是等量资本要求带来等量利润。于是，矛盾就产生了。只要假定商品仍然按照价值出卖，这个矛盾就不可避免。

（二）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与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

能不能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这个事实，成了一个关系到劳动价值论能否成立的关键问题。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没能科学的说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他主要的错误是在研究价值规定问题时就假定了平均利润率的存在，跳过了一般利润率如何形成这个中间环节，直接用商品的价值规定来说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个经济现象，结果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动摇了他正确的理论基础。与李嘉图相反，马克思没有以一般利润率为前提，而是首先研究了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不变资本全部转移到商品的价值中的不同的生产部门中，撇开周转时间不说，在剩余价值率相同时具有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如果把不同的生产部门看成是一个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这样虽然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不同，但在资本家看来都是一样的，都是占有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社会权利，从而每一定量的资本都应带来相同的回报。于是就很容易理解一般利润率=∑m∑（c+v）×100%。事实上，不同生产部门的差别利润率是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

一般利润率的存在是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前提，“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在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同时，价值进一步转化为生产价格。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过程看，在剩余价值转化的第一阶段上，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成本价格，使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即c+（v）+（m）转化成（c+v）+m=k+p。在第二阶段上，首先是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即p转化为kp'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即k+p转化为k+kp'。马克思科学的阐明的剩余价值向平均利润转化、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一系列中间环节，并第一次揭示出：在剩余价值的不断转化中，利润的起源和性质被掩盖了，价值规定的基础也被掩盖了。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产生之后，不论资本推动多少活劳动，产生多少剩余价值，都力求通过它们的商品价格实现平均利润，而不是实现剩余价值，商品也就按生产价格出售。这解释了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经济事实。那么它是否违背了价值规律？马克思指出这不仅没有违背价值规律，相反它们是以价值规律为客观依据的，受价值规律的调节。这是因为：首先，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而平均利润不过是比例于投入资本所取得的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它只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并不改变剩余价值的量。商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它们的成本价格总和加上它们生产的剩余价值总和，因而也就是商品总量中所包含的过去劳动和新追加劳动总量的货币表现。所以，归根到底，生产价格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其次，马克思指出一般利润率的高低由不同生产部门的有机构成和社会总资本在这些生产部门的分配决定的，其实际上以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为前提，而剩余价值的生产受到价值规律的调节。因此，一般利润率是从价值规定中引申出来的；再次，在不同资本构成的各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具有高构成的资本的生产部门，其商品的生产价格高于其价值。反之，其商品的生产价格就低于其价值。只有那些具有平均构成的资本的生产部门，其生产价格才等于价值。可见，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偏离是很普遍的。但是，各种偏离会相互抵消，高于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部分会被低于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部分抵消。其结果是，就整个社会来说，生产价格和商品价值总是完全相等；最后，生产价格的变动，或者是由于一般利润率发生了不以该部门为转移的变化，或者是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化，或者两者同时发生变化。但无论何种变化，归根到底是以商品的价值或剩余价值的变化为前提。以上表明：价值是生产价格的内在基础，价值规定调节着生产价格，是总劳动和总剩余劳动的变化调节着生产价格的变化。

于是，在剩余价值和价值的转化形式中，在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中，马克思使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的矛盾得到了解决。

（三）利润率平均化的竞争机制

利润到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只是作为竞争的结果出现的。平均化是怎样通过竞争这个经济杠杆来实现的呢？

马克思首先从对商品按照价值交换的分析开始的。在劳动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自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阶段，劳动者所关心的是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利润率的高低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这里劳动者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和占有剩余产品，并没有出现凭借资本获利的经济基础。商品按价值出售，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先于按生产价格出售。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哦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的多。按照他们的生产价格进行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上述按价值交换是指按市场价值交换，而非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个别价值。这个市场价值是通过部门内部的竞争实现的，是马克思对价值这个范畴进一步具体化的规定。马克思指出，要使生产部门相同、种类相同、质量也相近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使同类商品的无数个别价值必须在市场的竞争中平均化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价值；第二，社会需要的量与供给的量平衡。但在现实经济中，供求很难平衡，或者说偶然平衡，供求不平衡才是普遍的现象。为此，马克思在论述了供求平衡时市场价值的确定之后又详尽的分析了需求与供给，他科学得的揭示出了了竞争、供求、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即市场价值影响供求，供求关系影响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程度。

上述可知：部门内部的竞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价值。若商品都按市场价值出售，则会由于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周转时间形成不同的利润率。投在不同生产部门并具有不同构成的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所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要求比例于垫付的资本从剩余价值中获取相应的部分。这样部门之间必然展开竞争，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具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

总之，马克思为了说明生产价格，区分了部门内竞争和部门间的竞争，这是建立科学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极为重要的环节。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部实现，它使同类商品的无数个别价值平均化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格，造成了不同部门的利润率。部门之间的竞争再使不同的部门利润率平均化，从而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二、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理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指导意义

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是否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我国经济学界过去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规律；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理论界存在的共识是：在以分工与协作为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者的物质利益、存在着利润率的差别、存在着竞争，这就必然产生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对我国制定财政政策仍然发挥指导作用。

（一）运用财政政策打破垄断鼓励竞争

根据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在资本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劳动力能够自由转移的条件下，利润率的平均化会进行的更为迅速。可是，资本为了取得垄断利润，往往具有通过资本的积累和积集聚获得垄断地位的趋势。这便会阻碍资本和劳动力的自有转移，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需要竞争机制来优胜劣汰、提高资源的运用效率。财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之一，应该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打破垄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我国电信体制改革中，国家财政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支持中国联通公司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中国电信业务拆分重组的有关工作，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多家企业集团共同竞争的局面，打破了电信市场独家垄断的格局，提高了基本电信服务的市场效率。

（二）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马克思在论述供求关系的时候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也就是说需求是由收入分配制度和偏好选择决定的。可是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大确是不争的事实，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持编写的《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称：2011年的城乡收入比系数为3.13。这么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而且也潜藏着危机的可能性，商品的出售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要的限制，而是受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要的限制。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就必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首先，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管理。进一步提高个人所个税的免征额，减少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严格规范各种隐性收入，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继续推进费改税，清理整顿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形成有利于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其次，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财政专项扶贫基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再次，完善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构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托底机制。

（三）运用财政政策调整经济结构

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总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它对资本家来说作为利润实现时，才引起资本家的关心。”这样，资本家就会把资本从低利润率部门抽走，投向高利润率部门，从而形成了平均利润。但是资本家的投资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当某生产部门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时，社会的一部分劳动时间就浪费掉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营资本也同样存在着同样的局限性，这就使我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带有一定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也就是说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就必须加强宏观调控，通过财政政策鼓励引导对那些利润率低但国家社会需要的生产部门的投资，从而使各部门经济协调发展。

1.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矛盾“一方面表现为过渡的同质化和单调化、产品同质、产业同构、园区同形、城市建设缺乏特点，必然是低附加值的；另一方面具有明显的认为安排的版块特征，缺乏有机体的活性适应能力。”为此，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时，相对于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国家应该更多的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影响产业的利润率水平来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例如，采用差别化的税率和税收减免和延期纳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在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限制那些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的企业的发展，促使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财政理论与政策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创新；财税政策；高新技术产业

一、前言

金融创新是指国家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了更好地实现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目标，利用新的方法以及新的技术，让金融体系中的基本要素重新组合，从而推出新的服务、市场、工具和新的制度，创造一个新的高效运作的资金营运体系的过程。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创新和发展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来，金融创新的成果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帮助我国的大中小企业直接或者间接解决了融资问题，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国的金融创新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金融创新与财税政策的结合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金融创新和财税政策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因此，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其背后的经济理论十分重要，本文着重从金融创新与财税政策的角度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金融创新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金融创新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在金融业的全面开放与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外部金融机构广泛介入中国金融市场，将直接带来创新业务，竞争的加剧也将迫使国内金融机构加快创新步伐。同时，受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金融的金融局面将呈现宽松状态，同时，国际上的外部环境也会促进国内金融创新的发展，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我国金融创新将进入一个发展高潮期。

目前，外资金融企业已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并广泛分布于沿海地区。他们在中国市场上已渗透到各个行业。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外贸易的规模会迅速扩人。因此，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迅速提高和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将成为中国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财税政策的作用原理

1.财税政策作用下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增加

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纵轴代表成本或收益。由于高新技术产品存在溢出效应，所以高新技术投资的社会边际收益曲线（MSR）高于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其中，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0）与企业边际成本曲线（MC0）交与点H0确定了较低的投资水平（I0）。政府可以实施财政政策，比如通过政府补贴或政府购买等手段进行财政的转移支付，这样的财政政策可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边际收益从而促进投资的增加，图（1）所示，政府的财政政策使得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PR0上移至MPR1，这时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1）与企业边际成本曲线（MC0）交与点H1确定了较高的投资水平（I1），在图形上表现为由投资水平I0沿着横轴向右移到I1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加后，通过投资乘数的扩大效应，最终能够使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增加值远远大于投资增加的数额。

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减免税和降低税率的方法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下降，从而导致投资增加。如图（1）所示，税收的优惠政策会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向下移动，由原来的MC0移动到MC1处，此时边际成本曲线MC1与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PR1相交于E2点，从而确定了更高的投资水平。除此之外，企业成本的降低还会导致其产品利润的提高，从而会增加高新技术产品的供给量，进而会进一步加大高新技术产品的投资额度。

2.财税政策作用下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增长

财政政策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的增长和上文略有所同，其中政府购买可以起到直接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的作用，而财政补贴可以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高新技术产品的价格，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产品消费增长。本部分重点介绍税收优惠政策如何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增长[6]。如图（2）所示，假设消费者可以选择高新技术产品或其他产品，未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之前，无差异曲线U′和预算线I′确定消费者均衡点为P1，这时消费者消费高新技术产品和其他产品的量分别为X1和Y1。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之后，减免税或降低税率同样会使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价格也会随之降低，因为高新技术产品属于正常品的范围之内，所以价格下降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都会使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量增加。在图形上表现为，财税政策的作用使得消费者均衡点由P1移动至P2，相应的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量由X1增加到X2单位。

以上是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财税政策可以通过刺激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和增加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财税政策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分析。

四、结论

本文从金融创新和财税政策激励两个方面阐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较为迅速，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不断注入资金，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在这个行业里的企业，均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这些企业大多处于成长阶段，而此时的金融改革与创新正好迎合了高新技术产业大量需求资金的缺口，与此同时，国家政府通过财税政策的调节与激励间接刺激了该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双重的刺激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利好局面，本文从这两个方面进一步解释，旨在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向。（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参考文献：

[1]任海玲，孙兴莲，邵笑冰，等.试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12（10）：80-83.

财政理论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税体制改革政策网络公共政策利益博弈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A

财税改革：不是选择之一而是必然选择

财税问题是一个国家能够科学合理良性有序运行的命脉问题。从古至今，人们对于财税问题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研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中国的税收历史悠久，事实上随着国家的产生，税收就伴随产生。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不同时期的税收政策效应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如何“顺势而为”，对财税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及至秦国首创了较为完整的财政体制，赋役制度和税收制度都具备一定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唐宋时期的“两税法”将中国税制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改革以及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都在中国古代财税改革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纵观这些改革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在于，改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不可不改，改革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既得利益团体，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反哺了社会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虽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将“政府和企业、中央和各级政府、公权和公民三种关系交汇在市场体制中间”①。这一次财税体制改革也被称之为“中国改革历程中的经典之作”，其整体的思路和框架延续至今，20年过去了，分税制的弊端亦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着财权事权不一致，各个地方的实际税负也不一致等问题。财政收入与地方收入之间存在横向不均衡，中央与地方之间也存在着纵向不均衡，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性和层次性复杂，难以发挥真正的效果。在此情况下，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已然在某种程度上对财税体制改革形成了“倒逼”②。

近年来，有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公报中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事实上，财税体制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改革所涉及的层面也非常广泛。从某种程度上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乃是深化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推动整个社会改革的关键点和重要突破口，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财税体制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改革具有重要的反哺价值。就此而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已经不是众多选项中的选项之一，而是一种必然选择，大势所趋，不可不改。

理论溯源：政策网络理论的缘起嬗变与分析方法

政策网络理论（policynetworktheory）缘起于多元主义与综合主义之间的激烈论争。多元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广为流传的一种政治思想，是多元价值主义的一种必然结果，其基本观点在于政治权力是多元的。综合主义同样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广为流传的一种政治思想，综合主义也强调政府与利益团体之间的互动，但是与多元主义有区别，多元主义的互动强调的是一种竞争，综合主义的互动更多的是政府将利益集团纳入国家运行的轨道。随着英美各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多元性与广泛性的特征日益明显。传统的多元主义与综合主义虽然对于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影响有所考量，然而在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合作模式上存在分野。政策网络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及至20世纪90年代，政策网络理论获得了极大的发展③。

政策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即政策网络从本质上说一种结构性的政治概念，政策网络的网络是由各级政府机关、利益团体、官僚机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行动者组成的，各个行动者都拥有自己的资源和预期，各个行动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政策网络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政策参与者所拥有资源的异质性使得他们之间相互依赖，需要各个政策参与主体采取相应的策略活动来互动博弈实现自己的目标④。20世纪90年代，政策网络理论蔚为大观，成为欧美国家分析政策过程的重要工具。

政策网络理论作为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一种重要工具，展示了其巨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其分析方法上的创新，既不同于多元主义的“竞争”，亦不同于综合主义的“纳入”，而是强调“合作”，改变了传统的“线性关系”，在政策过程中强调“互动合作”。基于政策网络视角下的公共政策之于传统的政策过程有很大的差异，传统的公共政策更多的是一种线性方式，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公众（或者说特定群体的公众）更多是一种受众的角色，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乃是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公共政策由政府各个机构通过一层一层的上传下达，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在政策网络理论视角下，传统的单线关系被改变，执行过程不再是一元性的，而是一种复合结构，强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合作，协同执行。尤其是让公众参与到政策过程中，加强了与政府的合作，同时极大地减轻了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阻力。

政策网络理论强调“合作共赢”，理性选择、人际互动、网络分析、结构分析等分析范式是政策网络理论的重要分析方法，这些分析方法在具体操作上略有差异，但作为政策网络理论整个范畴体系下的分析范式，也存在着诸多共同点⑤。首先，强调政策过程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其次强调政策参与主体是具有理性的；再次强调政策参与主体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是积极的；此外，政策网络的分析方式强调“互动”、“博弈”。

现实困境：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困境分析

顶层设计困境。财税体制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至关重要，如同一艘轮船在大海里航行，如果因为缺乏方向指引而走上了错误的方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反而到不了正确的港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了财税体制改革“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明确指出必须要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战略规划的方向，但是所提出的这些内容，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都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从立法层面而言，中国的《预算法》修订从2004年开始就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迄今为止已经经过了三届人大的修订工作，但是距离《预算法》真正能够修成正果恐怕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日期。就税收立法而言，税收是一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公共议题，法定性也是税收的基本原则之一，当前我国的现行的24个税种，只有《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三部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其他大部分涉税法律法规的立法层级较低，规范性文件较多，而且很多文件还是暂行措施。又如就事权而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大一统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财权事权的纵向不平衡使得各个地方的发展存在巨大的差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难以实现“二次分配”的动态平衡⑥。

利益博弈困境。财税体制改革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群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事实上，在政策网络理论的视野中，即使是政府部门或者其他管理机构也存在自身的利益，并不只是一个政策制定执行的工具或机构。基于这样的认识，官僚机构面对不同的政策环境、政策参与者的时候也会显示不同的政策偏好，正是因为每个主体都有着不同的政策偏好，必然会出现了多元博弈的情况。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较多，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阶层分化也较为严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野较为明确⑦。如在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的过程中，搜集到的意见建议就达到了23万条，事实上还有很多人没有通过网络这一渠道进行意见建议的表达。又如2013年讨论较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问题，也涉及到多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与行政部门法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与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都有关联性。此次《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多多少少都涉及到行政法一些基本制度的衔接问题，特别是对于税收复议前置，包括纳税之后取得诉权、复议权制度的内容。如何有效平衡各方利益，虽然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但也应该实现“帕累托改进”，但是我国的层级机构体系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建设不足，往往各自为政，愿意揽功却不愿担责，可以预见，在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复杂多元的利益博弈将长期存在。

公众参与的困境。公共政策要达到其预期的目标，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关键在于政策的有效执行。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步骤大概包括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备案等过程。公众参与可以为公共政策制定及执行提供正当性、公共性以及一定程度的理性。尤其是财税体制改革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在纳税问题上，不管来自哪一个部门或单位，实际上每个人都是纳税人，我们的工资要扣税，我们购买的每一件商品里面也涉及到税缴纳。在财政问题上，财政支出的事项及其流向对于公众也影响甚大，尤其是在一些诸如道路、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上，与公众生活质量的改善密切相关。但是，当前我国公众在参与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还存在着极大的困境，参与的深度、广度都不足，参与的质量和效率也亟待提高。一方面，政府部门本身往往愿意“闭门造车”，没有听取公众意见建议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作风，使得政府部门在制度设计之时，更习惯于自上而下的推行，而不愿意在推行之前自下而上的听取意见。另一方面，公众参与的渠道匮乏，从政策网络理论的视角而言，公众作为政策目标的基本指向，有着极大的意愿与理性参与到公共政策过程中，但是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的渠道不足，一些听证会及网络意见征集大多流于形式。

路径选择：政策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改革策略

以政策网络理论为视角，财税改革的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战略层面加强顶层设计。虽然政策网络理论强调“多元互动”，财税体制改革是纷繁复杂的：虽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⑧。因此，对于财税体制改革必须要有明确的认识。良好的公共政策制度体系，既要“通顶层”，也要“接地气”，传统的“多元主义”与“综合主义”之所以受到挑战与二者过于强调所谓“竞争”与“吸纳”密切相关。所谓“多中心即无中心”，就此而言，注重顶层设计注重战略规划，对于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必须在立法、税收制度设计、财政转移支付、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平衡以及督促地方发债等问题上有明确的制度规划，“磨刀不误砍柴工”，有了明确的战略规划与设计之后，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有望得到加速前进。

二是协调利益冲突寻找平衡。对于财税体制改革，不能单单从“钱”或者“事”的传统层面去认识理解，而是应该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高度去加强理解⑨。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将政策过程分割为多个阶段进行分析，而是从整体网络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政策网络中，各级政府机关、利益团体、官僚机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政策参与者针对公共政策的内容进行协商，协商过程中遵循妥协与谈判的规则。作为理性的利益团体或个人，追寻自身的利益并无问题，但是也应该超越“局部利益”看到“整体利益”，对部分利益的让渡并不一定导致失去利益，由于财税体制改革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大环境的改善，必然会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从原本的让渡与牺牲中收获更多。

三是加强公众参与机制构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新时期，财税体制改革应该有大的眼界、思维，先进的理念，宏观战略，不能局限个人利益和本位主义⑩。社会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也为人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政府部门应该改变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树立合作精神，对公众参与问题给予高度重视。缺乏公众参与的改革，非但达不成目标，反而会适得其反。一方面要完善公众参与财税体制改革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加强听证会、座谈会、调查研究、网络意见搜集等公众参与渠道建设，此外，还必须构建公众参与政策议题的监督反馈机制，提高公众参与的质量和效率。

综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乃是深化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推动整个社会改革的关键点和重要突破口，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财税体制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改革具有重要的反哺价值。本文从政策网络理论出发，分析了当前财税体制改革存在的顶层设计困境、利益博弈困境、公众参与困境，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以期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具有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洛阳师范学院马列部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王雍君：“重塑央地财政关系”，《人民论坛》，2013年第21期，第43页。

②谢旭人：“坚定不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人民论坛》，2011年第2期，第8～10页。

③闫文仙，张磊：“政策网络理论的完善路径：与IAD的整合”，《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88～91页。

④石凯，胡伟：“政策网络理论：政策过程的新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28～35页。

⑤杨代福：“政策网络理论途径的缺失与修正”，《理论月刊》，2008年第3期，第82～85页。

⑥朱大旗：“新形势下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的应有理念”，《法学家》，2004年第5期，第11～15页。

⑦马海涛，肖鹏：“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经验回顾与展望”，《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6页。

⑧方胜：“财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难点与重点”，《理论学习》，2012年第7期，第42～43页。

⑨祁晓红：“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几点思考”，《中国发展》，2013年第13期，第38～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