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简述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一，纯粹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下，一切商业活动，一切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但如果存在市场不灵，比如垄断、倾销、金融危机等情况，市场的灵活性就会失去效益。

二，计划经济。这种模式一个国家所有的需求和供给都由政府来决定，并按份额分配。缺陷是指令太多，经济难以创造效率。

三，混合经济模式。就以市场经济为主，当市场出现不灵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改变政策来调控经济的变化。

财政政策对股市有哪些影响?

1、财政政策，主要就是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收入上，大部分来源于税收，加上少量的自营项目。支出，主要是对各行业的投资，对有潜力项目的开发，公共设施的建设(修路、建学校等)，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等。

当价格水平上涨过快，增加税收可以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一定的CPI。这对股市而言就是利空，税收增多，人们的可支配性收入就减少了，从而投资于股市的资金就减少。反之减税，则是利好。

而政府的支出上，支出越大，代表某个项目、行业获的资金越多，这是促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对股市而言，大资金主力也就有了方向，对股市是利好。反之，支出减少是利空。

政府支出和收入之间如果出现差额，会对国债产声影响。当出现赤字，也就是支出大于收入，政府就发国债来平衡资产负债表。这时候国债就会上升。反之，有盈余，会下降。

2、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影响利率、货币供应量、汇率。

当经济出现相对衰退时，或物价大幅下跌时，利润降低，企业生产较少的产品，从而投资减少，国内产出降低。这时降低利率，可以使企业贷款后的还贷压力减小;人们买房积极;利率降低，汇率也降低，净出口也会增多。国内投资增多，从而使刺激经济高速发展，对股市是较大的利好。

如利率上升，汇率也上升，是政府觉得经济过热，短期的紧缩措施，对股市是利空。但在国际市场上，本国利率上升，那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贬值，就会有很多国际热钱投入中国，往往金融地产受益，但这样就会不断产生较大的泡沫，泡沫越大，引发的风险就越大。

宏观政策对股市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分析

宏观经济运行分析

证券市场历来被看作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是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宏观经济的走向决定了证券市场的长期趋势。只有把握好宏观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才能较为准确的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判断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宏观经济状况良好，大部分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表现会比较优良，股价也相应有上涨的动力。

为了把握国内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投资者有必要对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运行变量给予关注。

A.国内生产总值GDP

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国(或地区)经济总体状况的综合反映，是衡量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的主要指标。通常而言，持续、稳定、快速的GDP增长表明经济总体发展良好，上市公司也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优良的经营业绩;如果GDP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宏观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也难以有好的表现。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2006年GDP同比增长10.7%;07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率达到了11.1%。近一两年来，上市公司业绩的快速增长正是处于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工业企业效益整体提升大背景下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上市公司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B.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指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持续普遍上涨。通常，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被用作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温和的、稳定的通货膨胀对上市公司的股价影响较小;如果通货膨胀在一定的可容忍范围内持续，且经济处于景气阶段，产量和就业都持续增长，那么股价也将持续上升;严重的通货膨胀则很危险，经济将被严重扭曲，货币加速贬值，企业经营将受到严重打击。除了经济影响，通货膨胀还可能影响投资者的心理和预期，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CPI也往往作为政府动用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观测指标，今年以来我国CPI高位运行，因此在每月CPI数据公布前后，市场也普遍预期政府将会采取加息等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引发了股市波动。

C.利率

利率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利率是资金借贷成本的反映，利率变动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间接地也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利率上升，公司的借贷成本增加，对经营业绩通常会有负面影响。第二，在评估上市公司价值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是采用利率作为折现因子对其未来现金流进行折现，利率发生变动，未来现金流的现值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利率上升，未来现金流现值下降，股票价格也会发生下跌。

D.汇率

通常，汇率变动会影响一国进出口产品的价格。当本币贬值时，出口商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以外币表示的价格就会降低，有利于促进本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因此本币贬值时出口导向型的公司经营趋势向好;进口商品以本币表示的价格将会上升，本国进口趋于减少，成本对汇率敏感的企业将会受到负面影响。当本币升值，出口商品和服务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上升，国际竞争力相应降低，一国的出口会受到负面影响;进口商品相对便宜，较多采用进口原材料进行生产的企业成本降低，盈利水平提升。

目前，人民币正处于渐进的升值进程中，出口导向型公司特别是议价能力弱的公司盈利前景趋于黯淡，亟待产业升级，提高利润率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需要进口原材料或者部分生产部件的企业，因其生产成本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受益;国内的投资品行业能够享受升值收益也会受到资金的追捧。人民币小幅升值，房地产、金融、航空等行业将直接受益，而对纺织服装、家电、化工等传统出口导向型行业而言则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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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IS-LM框架；供给端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9001004

一、问题提出

在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中，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了突出成就。然而自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造成了冲击。由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理论所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近几年中的执行效果，与预期相比总是有所折扣。在这一背景下，国内理论与实务界出现了要求关注“供给端”（SupplySide），并将其运用于财政政策、结合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的声音（孙建波、秦晓斌，2012；任寿根，2012；滕泰，2012；滕泰，2013）[1-2-3]。

供给经济学伴随着里根政府的“经济复兴计划”，共同翻开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页。供给经济政策依靠支持市场自由竞争、降低税收和公共开支、降低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控制等手段，帮助美国实现了80年代后期的持续繁荣，走出了“滞胀”阴霾。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由撒切尔夫人主导的减税和私有化运动也同样获得了成功。但供给经济学自身似乎是实用化政策方针多于严谨的学术理论，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和框架；也没有一种理论像供给经济学这样招致如此之多的攻击和辩论。

一些早期学者认识到了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缺陷，并试图在原理论或宏观计量模型（如INTERLINK）中加入对“供给端”的考虑（Harck，1981[5]；MundellandAdams，1982[6]；Klein，1982；Marini，1987[7]；TorresandJohn，1989[8]）[4-5-6]。而现代宏观理论通过建立宏观模型的微观基础，将供给端和需求端的考虑纳入微观个体面临的约束条件，部分解决了这一难题。Lucas[7-8]在新古典框架下考虑动态条件的数理化综述，有力地支持了供给经济学的相关主张；同时他回顾了美国50年的历史和数据，认为供给政策比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更为有效。然而Lucas[7-8]的综述模型也遭到了批判。笔者综合研究后认为，Lucas模型最大的缺陷在于其内生增长分析和拉姆齐框架存在的矛盾；同时Laitner[9]基于其模型的实证检验也表明，减税等刺激性政策对总体福利的改善效率很低，因此对政策的支撑力度不强。

笔者认为，一方面，经典的凯恩斯宏观框架，并没有完全失去其生命力，其成熟的实证模型和可操作性，对于政策实践依然具有指导价值，可在此框架下进行改进，加入对供给端的考虑；同时，在现有的、比较成熟的宏观计量模型中，以理论为基础，考虑税率对供给端的影响，对于提高减税效果预测的准确性、从而指导减税刺激政策，以及指导宏观管理政策从需求管理端转向供给端都很有意义。

二、模型构建

经典的凯恩斯主义IS-LM框架中，只是从需求管理的角度分析政策的效果，并没有考虑税收等宏观政策对供给端（Supply-Side）的影响。因此，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内，加入宏观税负对供给端的考量是必要的努力方向。以下模型分析将借鉴以往模型在这方面的努力（Mundelletal，1982[6]；Klein，1982；Marini，1987[7]；TorresandJohn，1989[8]）[6-7]，同时在其基础上增加考虑进出口等开放条件，并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具体情形来设定模型。具体模型推导如下：

在经典凯恩斯主义框架下，首先考虑宏观经济恒等式设定：

其中，Y为当年GDP（国内收入），C为消费，I为社会总投资，G为政府消费，E代表净出口。由于中国在总体统计上属于净出口国家，因此E≥0。

其次是宏观消费方程的设定：

其中，α0为截距项，cy为边际消费倾向，T则是宏观税负（财政收入）。这里的消费是国内收入的可消费部分的函数，而可消费部分即是国内产值减去财政收入和用于出口的部再次是考虑供给因素的投资方程：

其中，i0为截距项，r为利率，ir为利率对投资的边际影响，ty为宏观税负，it则为税率对投资的边际影响。

这里的投资方程考虑到了税负对投资的替代效应，并且为负向。这一设定符合供给学派一贯的观点，即高税负会导致资本倾向于消费而不是进行再投资。同时税收方程设定为国内收入减去净出口的部分，也是考虑了中国税基的实际情况的简化设定，即为了鼓励出口往往实行出口退税的政策。

最后，这一模型中货币角度的恒等式参照Mundell和Adams[5]的原模型：

M=my·Y+m0-mr·r（5）

其中，M为货币发行量，m0为截距项，mr为利率对货币量的边际影响系数。

以上方程就构成了考虑供给因素和出口的凯恩斯框架下的简化中国宏观IS-LM模型。下面对这一模型进行求解推导。

而根据式（5）可得LM曲线表达式为：

r=M-my·Y-m0-mr（7）

由（6）和（7）两式可求解模型均衡点的解析表达。

若令Y′=Y-E，则由（6）和（7）两式可得：

又根据式（4）得：

从而由式（8）和式（9）可得财政收入对宏观税负的导数为：

可以看到由于本模型设定净出口的外部需求和政府消费为外生变量，因此在求导的过程中均被消去。按照供给学派的拉弗曲线的观点，在某一税负水平上财政收入对税率的导数为负，那么在该模型中，Tty

化简即得：

上式即为提高宏观税负导致财政收入下降的临界条件。基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实际意义，上式中最右边的不等号必然成立。

根据Mundell和Adams[5]的讨论，在经典的凯恩斯框架下推导财政收入与税负的反向关系条件时，所得结果并没有实际意义，即不存在拉弗曲线所假定的最大化财政收入的最优税率。但在考虑了供给端因素后，本文给出的开放条件下综合性IS-LM模型中是可能存在最优税率的。同时，这一最优税率（临界点）也是可求解的，其解析表达式为：

ty=mr+irmy-mrctmrit·Y′（13）

当然，以上推导只是基于简化情形下的讨论，因此最优税率的解析结果对政策的指导意义，不及模型所揭示的弹性系数的方向和趋势性指导作用来得大一些。

三、实证研究

根据以上推导的考虑供给端因素的IS-LM模型，以下将利用中国的可得数据进行实证验证。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得数据整理，这里选取1990—2011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消费、投资、政府消费和净出口等数据根据支出法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得；消费方程中由于对居民消费进行回归，因此GDP中除净出口和财政收入外，还扣除政府消费；投资方程和货币方程中，由于中国长期利率非市场化，因此市场化利率不可得，这里将两方程合并，使用自1990年起可得的M2数据，考虑投资对货币量、财政收入、政府消费以及宏观税负的关系。

基于数据可得性和中国的实际国情，在实证中本文将估计如下调整后的联立方程组：

以上联立方程中内生变量为Y、C和I，外生变量为G、E、T、M2和ty。由于内生变量个数等于方程个数，同时消费方程（15）和投资方程（16）都满足矩条件和秩条件，因此是可识别的。

使用Stata112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整理如表1所示。

首先来看宏观恒等式方程，这里所有系数都接近于1，且通过检验；截距项结果近似为零，且不显著。方程的拟合优度也近似为1，由此可见，宏观恒等式方程本身是符合理论与实际意义的。

其次是消费方程，可以看到所有系数都通过检验，包括截距项也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拟合优度很高。从回归系数结果可以发现，GDP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约为01800，这说明国内产值增长对居民消费的提高作用为正向但效果有限；而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则达到了22600，说明政府的公共开支对于提高居民消费有显著作用；净出口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这也与国际贸易的一般原理是吻合的；而财政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系数也是负向的，约为-06100，即财政收入每增加1亿元人民币可能导致居民消费减少6100万元人民币。

最后是投资方程。这里仅有财政收入对投资影响的系数不显著，而总体拟合优度值为09980，依旧处于很高的水平。从回归系数来看，货币量对投资影响系数为正，这说明放松货币政策或扩大信贷对投资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财政收入对投资的边际系数为正，且为10500，说明财政收入对总投资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政府消费项目对投资可能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对投资的影响系数却为负，约折合宏观税负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社会总投资就可能下降约1347亿元人民币，这与前文理论模型的设定是相符的。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前文理论模型的设定基本成立。但其中的一些特殊结果，也可能隐含着更多结论。譬如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总额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具有约两倍的乘数效果。这说明，提高政府采购对社会消费的即期传导作用十分明显。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增长对居民消费的负面效果系数是小于政府采购系数的绝对值的。因此，依靠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对中国实际宏观政策操作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依然存在一定的正面作用。

此外，投资方程中，财政收入对投资的促进为正、政府消费对投资项目具有不显著的正面影响，一方面显示了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政策依然具有一定效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政策的实施空间可能已经非常有限。政府直接投资对于投资的促进作用可能已经到了“天花板”。同时，宏观财政税收负担水平对于投资的负面作用也是非常显著的，需要警惕其负面作用的进一步扩大。

就模型估计的结果看，中国目前并未全面处于拉弗曲线所假定的“禁止性税率”区域，因此如果实行减税等供给端政策，可能导致税收下降或至少是税收增速下降。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就可以一直拘泥在需求管理政策的藩篱之中，而是必须开始关注供给端的问题了。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结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需求管理的政策在中国依然具有正面作用和执行空间，但其执行效果在促进投资等方面可能行将触碰到“天花板”，政策实施余地正在减小。

第二，宏观财政税负水平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负面作用明显，尽管目前可能还未进入十分严峻的“禁止性税率”区域，但其影响值得执政者警惕。

第三，净出口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影响系数不高，但贸易平衡发展已经不仅关乎国家发展，也关乎民生。

由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应当在需求管理政策依然具备余地之时，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政策之间寻求平衡与微调，在保证经济整体增速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减税等供给政策，释放微观经济活力和投资潜力。

第二，中国的政府公共投资对居民消费的正面作用显著，在关注民生方面要多下工夫，同时要开始实施平衡化的贸易政策，避免过度重视出口的政策损害国内居民福利。

本文的研究依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下一步研究有两个可能方向，一是根据数据可得性，采用分地区、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深入研究，二是从有微观基础的新宏观模型出发进行理论的深化。参考文献：

[1]孙建波，秦晓斌供给主义经济政策“空降”中国——梳理近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J]资本市场，2012，（9）

[2]任寿根新供给主义与中国经济科技含量[N]证券时报，2012-03-21

[3]滕泰中国经济决策应借鉴新供给主义理论[N]中国证券报，2012-12-03

[4]滕泰转型：新供给主义和软财富战略[N]第一财经日报，2013-01-05

[8]Torres，R，John，PMPotentialOutputintheSevenMajorOECDCountries[J/OL]OECDEconomicsDepartmentWorkingPapers，OECDPublishing，1989

[4]Sren，HTheSupplySideinaPost-KeynesianTwo-SectorModel[J]JournalofEconomics，1981，42（1）：1-26

[5]Mundell，CL，Adams，JETheLafferCurve，AggregateDemandandAggregateSupply[J]NebraskaJournalofEconomicsandBusiness，1982，21（1）：13-25

[6]Giancarlo，MGPriceVariability，Supply-SidePoliciesandMonetaryRules[J]Economica，1987，54（213）：109-111

[7]Lucas，REJrSupply-SideEconomics：AnAnalyticalReview[J]OxfordEconomicPapers，1990，42（2）：293-316

[8]Lucas，REJrMacroeconomicPriorities[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3，93（1）：1-14

[9]Laitner，JQuantitativeEvaluationsofEfficientTaxPoliciesforLucas’sSupplySideModels[J]OxfordEconomicPapers，1995，47（3）：471-92

[12]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13]王苏生。经济数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简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篇3

国庆一过，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就聚在了一起。召集他们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议的主题是“部署下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在宏观经济先行指标并不十分如意，2014年还剩下两个多月时间的背景下，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情况备受瞩目。李克强提出“六大措施”为经济后半场加力，并特别强调持续推进简政放权以及支持互联网等新兴业态的发展。而对今年经济目标的完成进展等情况，总理表示要加强督查，最终结果年底要盘点交账，对尸位素餐、违法违纪的严肃问责，做到勤政廉政两手抓。他强调，要确保今年经济社会目标如期完成。

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

10月8日，李克强在国务院部门负责同志会议上谈及经济形势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改革效应不断释放，新的增长动力正在生成。

“外界总有种误解，觉得7.5%是个‘底线’。但我早就说过，所谓‘7.5%左右’，就是高一点、低一点都可以，关键在于就业有没有增加，收入有没有增长。”李克强说，“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就业增长的统计数据更是超出预期，城乡居民收入继续‘跑赢’GDP增长幅度。这是我们乐意看到的增长。”

“今年来讲，我认为提出的7.5%的目标应该能够达到，但是我们大可不必过度强调数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对记者表示，今年中国经济新常态步入新的阶段，经济增速换挡期出现拐点，使得下行压力态势明显。不能简单看经济增速是7.5%还是7.4%的具体数字，而是要从中长期的角度考虑。

李克强总理强调，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预调微调，突出三大取向，着力以深化改革的办法稳增长、促发展，着力以调整结构的举措补短板、添后劲，着力以改善民生的成效增福祉、加动能，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我们的货币没有松也没有紧，但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微调。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对稳定市场预期起到了积极作用。”李克强说。

在刘元春看来，目前连续性稳定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明确了重点难点以及中长期的着眼点，是中国三期叠加（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时期相对科学的宏观哲学。

“既防止大的刺激，避免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此外，又与经济新常态的状态相匹配，利于形成稳增长、调结构的契合点。”刘元春说。

国务院部署推进六大举措

为促进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李克强表示，要落实国务院部署．推进六大举措。第一项便是要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并抓住有利时间窗口，有序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环保等价格改革。

在部署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改革时，李克强说，当前简政放权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仍存在“中梗阻”和“最后一公里”等现象。

“说实话，我们产能过剩的几个行业，哪个不是审批出来的？”李克强说，“我不是一概否认审批制度，但一些纯商业、纯经济的事项还拿来审批，很容易造成寻租、腐败！”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还明确，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结构调整，更好支持“三农”、小微企业、新产业，特别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业态成长。

在刘元春看来，此次提出支持上述产业很有意义：小微企业能够吸纳广大就业创业；新产业是下一步新的消费增长点；包括“三农”在内，三者均是中长期新的经济增长点，是能够激活整个国民经济微观基础的几个方面。

刘元春还表示，“互联网金融是金融创新的一个点，会使传统金融中融资难、贷款贵、成本高等问题被打破。”

除上述两项外，其余举措还包括，瞄准群众急需、迟早要干的薄弱环节，年内在水利、环保、信息网络等领域再开工一批重大项目；推开项目融资、特许经营等模式，鼓励社会投资。完善促进消费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并且，还要用好用活财政货币政策，适时适度运用定向举措，推进普遍性降费，支持实体经济，缓解“融资贵、融资难”；研究出台扩大开放、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措施。

李克强最后强调，对今年主要目标任务进展和完成情况要加强督查，最终结果年底要盘点交账，对尸位素餐、违法违纪的要严肃问责，做到勤政廉政两手抓，欢迎社会舆论监督政府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出实招、治懒政、求实效，在完成好今年任务的同时，谋划好明年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