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学工程的定义篇1

【关键词】临床药学服务;头孢菌素类;合理用药;不良反应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集我院2017年7月－2018年7月接受头孢菌素类药物治疗的患者50例，设为观察组，均接受临床药学服务，男28例，女22例;年龄24～76(51．26±10．21)岁;病程1～7(5．02±0．22)d。另采集我院2016年6月－2017年6月接受头孢菌素类药物治疗的患者50例，设为对照组，均未接受临床药学服务，男23例，女27例;年龄22～75(50．36±11．05)岁;病程2～5(4．01±0．14)d。所有患者均同意接受研究，签订同意书，且院内伦理会准许该研究。2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药学干预:护士遵医嘱指导患者服药时间、剂量及方法，说明相关不良反应，提醒用药事项。观察组在常规干预的基础上行临床药学服务:(1)加强监管医药处方。临床药师严格按照《医院处方管理规范》、《抗菌药物在临床的应用指导原则》等文件监管院内各科室用药状况，设置医疗质量评审标准，严格审核医药处方，并报告评审结果于上级医务科，批评、处罚不合理医药处方的开具医师。加强医师、药师沟通，及时纠正用药不足。药师定期抽查急门诊处方，调查抗生素用药情况，核查用药方案合理性，并纠正错误之处。药房取药时应严格核对处方，若发现不合理之处，及时与药方开具医师联系，并核实。(2)设置药物咨询台。在药房设置咨询台，安排专门药师解答患者用药疑问，为患者积极提供用药指导，告知规范用药事项。(3)不同科室派驻药师。医院安排一名专业药师在每个科室，药师密切配合医师工作，协同查房、会诊，按患者实际病情确定药物方案，医师开具药方后，需经药师核查，重点关注药物的用法、剂量、配伍等情况，若发现不合理，及时告知医师修改。(4)加强药师、医师学习培训。医院定期组织药师、医师培训，学习药理学、药物配伍、抗菌药物等知识，并涉及临床医学学习。定期考核培训内容，考核成绩挂钩绩效，要求医师严格掌握抗菌药物的用途、不良反应，针对病原体合理用药，若一种抗生素疗效确切，尽量勿用两种及以上抗生素。

1．3观察指标

采用我院设计头孢菌素类规范用药问卷表评估2组医师、药师的药物知识掌握情况，从药物的处方质量、剂量方法、药物配伍等方面评价，总分100分，分为熟悉掌握≥90分、一般掌握60～89分、掌握不佳＜60分，掌握程度=(熟悉+一般)/总例数×100%［3］。观察2组不合理用药、不良反应情况。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1．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珋±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药物知识掌握程度

观察组医师、药师的药物知识掌握程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不合理用药情况

观察组重复用药、不合理选择用药、配伍不当、剂量不当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不良反应

观察组服药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2．00%(6/50)低于对照组的36．00%(18/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生物医学工程的定义篇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健康服务研究(healthserviceresearch)的兴起，英美医学界逐渐关注源自社会科学(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代表)的定性研究，倡导将定性研究引入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而心理卫生领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英美医学界对定性研究的兴趣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定性研究能够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探讨定量研究不能回答的问题;其次，定性研究能够桥接研究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更好地将知识转化为有效的服务［2］。在此基础上，英美医学界对定性研究的倡导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从使用定性研究作为定量研究的补充，整合定量与定性研究，到建立以多学科合作为基础的综合研究体系。然而，时至今日，整合定量与定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倡导和探索层面，建立多学科合作的综合研究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当前医疗和健康服务领域中运用定性研究存在的问题

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在引入定性研究的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以及整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障碍，在当下医学与社会科学的探索性接触中表现为:一方面，医学界在引进定性研究的过程中既有对“异域风情”的热望和期待，也有一种基于丧失自我而产生的忐忑和焦虑，禁不住追问定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界在输出定性研究的过程中既有被认同的自豪与满足，也有一种基于“嫁女”而产生的疑虑和不安，为定性研究可能在转介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而焦虑。这种相互怀疑和张力构成双方合作的潜在障碍。出现这种局面，医学和社会科学双方都难辞其咎。一方面，医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将定性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视角进行切割，将定性研究简化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技术，并移植到自身领域。这种移植的实质是在维系本学科传统(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合法性基础上的削足适履。其后果是采用定性方法收集资料，却又希冀对定性资料进行定量处理和分析。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界在潜意识里将定性研究的具体方法上升到理论层面，淡忘了定性研究本身存在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不仅怀疑其他领域的研究者理解、接受和操作定性研究的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他者”发展定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2关于定性研究的认识误区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在方法层面(包括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从资料收集的层面来看，定量研究使用统计抽样法则确定研究对象，采用问卷、量表等结构化调查方法收集数据资料;定性研究则采用理论抽样规则确定研究对象，采取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档案等半结构或开放式方法收集文本类资料。从资料分析的层面来看，定量研究基于数理统计使用推论的方式对研究问题及假设进行检验;而定性研究则基于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等)使用归纳的方式得出结论。深入考察，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区别绝不仅仅存在于方法层面。换句话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张力虽然更多表现为方法上的大相径庭，但双方基于不同知识传统建构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对立才是形成这种张力的根源。借用人类学的视角，这种对立构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为“他者”的局面，也是阻碍双方相互理解、认同和接纳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部分医疗及健康服务领域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间在方法差异之外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区别［1］。在他们看来，这种深层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问题、研究目标以及秉持的社会理论这三个方面。

在研究问题方面，定量研究回答的是数量的问题(例如某种现象出现的频次和频率)，定性研究回答的是定性的问题(例如某种现象的性质和实质，发生的原因和机制);在研究目标方面，定量研究侧重可靠性，定性研究侧重有效性;在社会理论方面，定量研究的出发点是结构理论，定性研究的基础是行动理论。这一比较分析不能说完全精准，但不乏洞见，已经触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各自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研究问题关涉的是问题的类型和意义:什么样的研究问题是有意义的?研究目标是关于知识生产和评价的标准:什么样的回答是有价值的?社会理论则指出了研究者的世界观对研究本身必然产生的影响:研究问题和方法背后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一洞见揭示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分属两个不同的知识传统，各自有着自己生产问题、知识的路径以及评价标准，同时暗示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普遍的衡量和评价标准。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领域对定性研究的重新认知意味着崇尚科学主义的自然科学霸权的一种内省，这为开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平等对话提供了可能。这种平等对话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基础之上:定性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研究方法，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指引和设计具体研究方法的理论视角。因此，如果医学研究者希望引入定性研究，那么他们不仅需要了解和掌握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定性研究，更需要理解、认同和采纳定性研究背后的理论视角。

3定性研究的理论视角

从历史起源来看，定性研究源自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接触和碰撞，具体表现为西方文明在认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试图理解非西方文明的努力。19世纪末，伴随人类学的学科地位的确立，定性研究也被确认为必要且合法的研究方法。相对于西方文明来说，非西方文明是作为一个异文化的“他者”而存在的。人类学强调以“他者”的视角来理解“他者”，而西方文明在理解异文化的过程中逐渐习得并借助“他者”的视角来反观己身，实现对本文化的理解。20世纪20年代，经由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努力，定性研究被引入社会学作为研究西方社会、城市文明的一种必要研究方法;60年代之后，定性研究逐渐扩展到经济学、文化研究、心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领域。梳理作为人类学分支之一的医学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透视定性研究的理论视角。早期的医学人类学致力于描述和理解异文化(包括现存的原始部落、非西方文明传统)的医学知识体系，比如疾病名称、分类、病理解说和治疗手段。在与西方的生物医学比较之下，这些非西方社会的疾病知识往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迷信，而相应的治疗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毫无科学依据的巫术。

文化相对论的出现使得西方文明能够将非西方文明置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重新考察，从“他者”的视角，而不是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想当然地以简单－复杂、落后－进步、原始－文明的框架来解释非西方与西方的差异。当然这一过程对于西方文明来说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经历过两次大战的冲击，西方文明内部的问题逐渐凸显，在扩张和殖民过程中得到强化的文明自信受到挑战，西方社会秉持的信仰、价值甚至科学体系越来越受到来自内部的质疑和批判。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兴起则进一步促进了针对西方文明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的真实、客观与科学的反省和解构。医学人类学通过跨文化研究，将西方的生物医学体系与非西方文明传统(比如中国、日本、印度和伊斯兰)中的医疗体系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医学知识和实践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是特定社会与文化的历史产物。在此基础上，医学人类学通过反思、批判西方生物医学体系(包括教育、临床、科研、技术和卫生政策诸方面)，揭示了生物医学体系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暗示了生物医学体系的相对性。简单地说，从医学人类学看来，生物医学只是西方文明在工业化基础上建立的一套关于健康、疾病的解释和应对方法，并不具有所谓的普遍真理性。医学人类学认为，以工业化逻辑为基础，生物医学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将人看做一部机器，疾病则是导致人这部机器抛锚的问题，其结果是将“病人”与“正常人”区分开，将“病”与“人”分离开来，将生物医学的疾病知识与患者的疾病体验切割开来，使用生物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范畴替代患者的疾病体验，并且赋予生物医学定义、解释和应对疾病的霸权，相对剥夺患者感知、叙述、解释和应对自身疾病的合理性。最终将“治病”和“救人”切割开来，或者将医疗的终极目标从“救人”转化为单纯的“治病”。

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指出病(disease)与疾(illness)分别是医生和患者对于同一现象(疾病)的两种解释模式:前者是基于生物医学的概念和理论的解释模型，后者则来自患者基于疾病体验(具有社会及文化内涵)的解释模型。不同之处在于，科学主义赋予前者以描述、定义、解释和应对疾病的唯一合法性。病与疾的分离以及对后者的忽略甚至否认是生物医学面临的核心问题。要纠正这一问题，凯博文认为，必须在承认生物医学建构疾病体验的相对性的基础上，关注患者关于疾病的叙述和体验，即从患者的视角出发，通过患者关于自身疾病的解释模型来理解患者的疾病知识与体验。这一理念显然是以人类学的基本理论视角(从“他者”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他者”的生活世界)反映在医疗及健康领域中运用的产物。其实质是承认和恢复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近年来，生物医学包括精神医学愈来愈强调患者参与医疗的过程，强调从“治疗”到“康复”的理念转换，包括提倡社区康复及同伴教育，不能不说是西方社会沿着这一脉络反思整个生物医学体系的产物。

4定性研究的实质

当下，经由多种学科(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的参与和发展，定性研究的运用领域大大扩展，具体方法也不一而足，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文献法、话语分析等等在内的研究方法都被贴上了定性研究的标签。不论这些方法的形式如何变化，定性研究的实质在于如何通过研究对象的视角来理解研究对象。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根据自身在异文化地区的研究经历提供了如下方案:学习当地人的语言，长时间(至少一年)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并掌握当地人的风俗和习惯，才能学会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他们的生活。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实地工作(fieldwork，人类学领域常见的另一个译法是“田野工作”)，其核心是参与观察。简言之，参与观察的实质是把研究者当做研究工具投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以参与的方式进行观察，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互动，经由研究者的亲身体验来收集研究资料，最终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人类学认为，只有通过研究双方的高强度互动，才能帮助研究者摆脱基于自身文化价值观念的先入之见，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真正理解，而不是从研究者的视角出发，使用研究者既定或预设的概念框架去剪切、翻译研究资料。不难看出，人类学实地工作的方法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存在重大不同。在自然科学中，研究工具是可校准的、外在于研究者的;而在实地工作中，主要的研究工具就是研究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必须避免的，以期获得客观的资料;而在实地工作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互动被视为获取有效资料的唯一途径。在自然科学中，研究场景是受到研究者高度控制的(比如实验室，或者通过结构化问卷的方式进行控制);而在实地工作中，研究者应该尽量避免施加控制，使研究在接近自然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进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研究者得以聆听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叙述，观察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状态下的行为，了解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状态下的思维模式，而不是通过结构化的问卷获得研究对象在特定时点和场景下对自身的观念、态度和行为的公开表达(publicstatement)。在人类学看来，日常生活是复杂的，作为行动者的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的语言、行为和思维既受到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的形塑，同时也必然操弄、改变和塑造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研究对象在特定情境下的公开表达往往并不反映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和思维，很多时候只不过反映了他对社会规范的认知，或者对研究者需求的感知。

因此，人的语言、行为和思维之间既不具有一致性，也不具有可替代性。参与观察强调通过研究双方的深度互动来收集资料就是希望在最贴近日常生活的状态下，综合比照考察研究对象的叙述、行为和思维，以期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这一点对于医疗和健康服务研究来说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治疗依从性的问题为例，在人类学看来，人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并不具有同步性。掌握正确的知识不一定带来态度的改变，而态度的改变也不一定就会表现为事实上的行动。因此，患者治疗依从性的状况既不完全取决于患者对疾病、药物知识的掌握和对服药重要性的认知，也不完全取决于对治疗效果的感受，而是很可能受制于其他诸多因素，比如医患沟通、患者的工作性质、生活模式、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等等。相应的，如果要改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单纯强调疾病和药物知识教育的干预模式显然是不够的。当然，定性研究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实地工作，并且由于学科制度和规范的原因，在医学及健康服务研究中引入原汁原味的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方法必然存在诸多客观限制。比如人类学要求的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在特定的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中可能就不具有可操作性。事实上，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经历了发展和变迁，被引入到不同研究领域(包括健康服务)中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研究方法［5］。重要的是，在具体方法差异和变迁的背后，定性研究的内涵和实质是一致的，那就是不仅不回避研究双方的互动，相反就是借助这种互动，通过研究者的亲身经历来收集研究资料。比如在深度访谈中，定性研究强调访谈双方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对话者，访谈是对话性质的双向交流，而不是由研究者按照预先拟定的问题向研究对象收集自认为需要的信息的单向调查过程(即研究者主动提问，研究对象被动回答)。同时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收集的也不仅仅是访谈对象讲述的口述信息，还应该结合观察的方式，通过观察访谈对象的表述方式、表情和肢体语言来实现对叙述的综合理解。

5医疗和健康服务领域运用定性研究的价值和方向

回顾历史，医学与定性研究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并不是由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健康服务研究催生。公共卫生与社会医学理念的诞生早就将医学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甚至世界体系中进行考量，健康、疾病和医疗等概念也早已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范畴中得以重新定义。医学与人类学的合作与20世纪中叶的国际公共卫生项目不无关系，50至6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致力于向发展中国家及贫困地区推介先进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以期改变这些地区糟糕的健康和医疗状况。在此过程中，具备生物医学、公共卫生专业训练的西方医疗专家遭遇了意料外的困难:这些“落后”地区不是欢迎、接纳先进的医学知识、技术和设备，而是表现出强烈的拒绝和抵制行为。在西方专家看来，这是荒谬和不可理喻的:难道这些人不想改善自身糟糕的健康和医疗状况吗?他们认为，这些落后地区的人们由于无知和迷信表现出拒绝和抵制的不理。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既然人类学是研究“落后”的“异文化”的专业领域，那么让人类学家参与到这些项目中来就顺理成章了。人类学家认为，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项目的目的，其次需要理解的是当地人的需求。在人类学家看来，国际公共卫生项目的理念实质上是西方文明秉持的技术至上的意识形态: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当地人未必认同这一理念。因而，国际公共卫生项目失败的根源是文化冲突，具体表现为地方医疗文化与西方生物医学文化之间的冲突。因而，在传递和接纳生物医学知识和技术的这一文化互动中存在着一种文化障碍(cul-turebarrier)，解决的办法则需要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理解当地人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发展具有文化适应性(culturaladaptability)，具备文化能力(culturalcompetence)的国际公共卫生项目。人类学介入国际公共卫生运动的这段历史对医疗领域运用定性研究具有相当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今天看来，如果把这一历史事件的国际背景置换为一个特定国家甚至地区，并且承认不同人群(比如以性别、年龄、民族、社会阶层和生活地区等特征进行划分)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文化差异，不难发现各种疾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健康意识和服务模式的推广项目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当年国际公共卫生项目的遭遇是如此的相似。医学、公共卫生与社会科学在历史上的交汇不仅证明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合作的可能性基础，而且展示了定性研究的引入带来的实质性变化是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的扩展，让研究者可以看到原有的视角和框架忽视甚至否认的那些因素和变量实际上与研究主题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在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中引入定性研究，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孰优孰劣的问题。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着各自擅长回答的问题。定性研究的特长在于通过类似解剖麻雀的个案方法来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一类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并非所有问题都可以，或者适合采用定性研究。

生物医学工程的定义篇3

医学是以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其载体是人的生命，其目的是无限地接近人类生命过程的真理。医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人类的生命过程，并且医生依靠自己掌握的知识与经验来保护人们的健康，消除他们的疾苦。医生赖以进行工作的基础是医学科学技术，但由于他的工作对象是人，而人是自然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因此医学不是一种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高度结合体。

1医学的属性

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十分显著，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自然属性。其次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内涵，都必须坚持客观性的原则，坚持可检验性、可证实性、可重复性的原则”。在临床实践中，医学的自然科学精神以求真、求实和推崇理性为特点，强调尊重临床客观事实、尊重医学规律、遵循实证方法和规范的程序；强调临床发现的客观性、精确性和效用性；强调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作用。同时，医学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人文属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动、能够能动地改造环境；人以社会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仅要与外界交换物质，而且要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人的健康状况与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动、与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医学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对人与社会的联系的基础之上。其次，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还突出地表现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是以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关爱为基础的，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远是医学的永恒目标，是医务工作者不懈的追求。

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世界卫生组织(WHO)在阿拉木图宣言中对健康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健康不仅是人体的生理健康，而且还包含个体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健康等于身体、智慧与心灵的和谐统一。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为患者的疾病痊愈提供物质保证，躯体的健康是一个人整体健康的物质基础，没有躯体的健康，心理和社会的完满状态无从谈起。医学仅仅解决患者躯体病痛是远远不够的，而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为患者的身心康复提供精神支持。人是躯体和心理的统一体，疾病过程同时体现在躯体和心理两个方面。在躯体受到侵害的同时，心理也遭受到恶性刺激，而心理状态的好坏又会直接影响疾病的转归和预后。在不同的疾病过程中，心理疾患和躯体疾患的关系可能有主次地位的互换，但不可能是有无状态的取舍。患者心理问题处理是否成功，直接关系着对患者躯体问题的处理结果。医学技术手段解决的是患者的生理痛苦，医学人文方法安抚的是患者的心理冲突，医学科学将患者从病魔的阴影下挽救出来，将活着的希望带给患者，使患者获得有限的具体的满足；医学人文精神将患者从心灵的煎熬中解放出来，将生命的价值赋予患者，使患者获得无限的永恒的生活激情。

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后，自然科学各领域的成就在医学领域高度渗透，使医学获得了长足进步，从而形成了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持续了大约400年，从生物学角度真正科学地认识、诊断和治疗疾病。应该承认生物医学模式在人类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在人类对抗疾病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不过，生物医学模式主要是从人的自然属性看问题，往往忽略人的社会属性，追求的是疾病与治疗的线性因果关系。生物医学模式是将疾病从人体中分离出来，作为自然界的一种实体来研究的。对于疾病机械性的认识导致了医疗服务的机械化”，对疾病的诊疗亦进入了流水线式的作业程式。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医务人员形成了以疾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往往把患者的躯体从生命的整体中剥离出来，医生眼睛里只有病原体、症状、病灶……活生生的、整体的患者渐渐地从医生的视野中淡出；医生更多地是关心这个病是否可治、能治，关注检验报告上的客观数据，而不是这个人的主观感受和生命的价值体现。

2新医学模式的内涵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以及疾病谱的变化，生物医学模式和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不适应性，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内科学教授恩格尔首先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由生物层次探究到社会层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重视生物因素，也同样高度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它认为人类健康的维护取决于医疗技术、生态环境、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卫生保健政策、经济发展等因素，也起着某种程度的决定性作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人的属性的认识，包括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医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机统一体。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临床诊疗模式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要求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全面接触患者，要在情感上和实践上体现出对患者整体人的理解。不仅要对患者的生理机能完全掌握，而且必须深入了解患者的非医学问题，如心理问题和社会处境等，并作出充分反应，综合分析，从而提高医疗效率，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3新医学模式下青年医生的培养对策

在5年的大学本科学习过程中，《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等医学人文课程给学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就是现代医学模式已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印象深刻的原因主要是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很难理解，医学是一门很客观实在的学科，而这句话让人感觉看不见，摸不着”，不象解剖学、生理学等课程，每一个理论都有实在的物或者是实验结果证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以后，才逐渐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而工作时间越长，对这句话的理解就越深。例如，一个患者从住院治疗开始，作为主管医生就得要开始询问患者病史、做体格检查、开各种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然后综合这些结果做出临床诊断，拟定治疗方案，进行对因及对症治疗。这些医疗行为的目的主要是运用目前已知的检查治疗手段来尽可能的发现患者的病因、恢复患者的躯体健康，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生物部分”。在治疗的过程中，无论你是主动还是被动，作为医生都会或多或少地接触到患者对疾病的焦虑、恐惧，对治疗的意愿、信心、态度，患者的文化修养，患者的性格等个人人格特点，同时患者的家庭状况、经济状况、社会关系等等都会介入到治疗过程中。这些工作可以被称之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心理—社会医学部分”，尤其在肿瘤临床工作中，这些因素尤其突出。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入院时都已不能治愈，而只能是通过药物治疗尽量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因为癌症在公众心目中的整体印象仍是不治之症”，因此许多患者及其家属对病情都有一个从难以接受到逐渐接受的过程，治疗过程中假如治疗效果不好，怎样帮助患者及其家属正确接受病情、积极乐观地接受治疗是内科治疗的重要部分。这时候单纯依靠症状、体征、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都已无能为力，只能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间建立互信的基础上，依靠医生对患者心理的掌握、性格的了解，采取患者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谈话，才能让患者从容地接受病情及治疗效果，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进行治疗，才能尽量避免患者产生消极悲观甚至轻生的念头，从而有利于下一步治疗计划的实施。无视患者的人格特征及心理特点，粗暴的谈话方式只能适得其反，对治疗产生不良后果。#p#分页标题#e#

记录患者的病史及书写反映诊治过程情况的病程记录是临床医生日常工作的重要文书工作，医疗文书既是患者的治疗日讠志，同时也是发生医疗纠纷时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证据。病史记录包括现病史、过去史、个人史及婚育史、家族史等，现病史、过去史主要是着重于患者自身生理特点寻找疾病的线索；个人史及婚育史、家族史要求记录患者文化水平、性格特点、所从事的职业、社会活动范围、家庭状况、家庭成员患病情况等，这些无非都是希望从心理、社会方面能够提供患者发病的原因，诊治疾病的线索。病程记录不仅要记录患者病情的变化、诊治过程，而且也要记录治疗过程中患者出现的重大心理变化，与家属及其工作单位的重要谈话内容等。这些工作无一不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医疗实践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所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经渗入到医生的日常工作中。深刻体会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是人性化医疗的要求，同时也对防范医疗纠纷、规避医疗风险起着重要作用。

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高度结合体，可以把自然科学看作身体，而医学的人文科学特点给这个身体赋予了会思维的头脑。自然科学性质是医学的自然属性，人文科学性质是医学的社会属性，两者的结合赋予了医学鲜活的生命。动物和人都会生病，但只有人才会对疾病赋予某种意义。野生动物患病只有依靠身体的自然恢复力，而人患病，不管能否治疗，都需要情感关怀。医学的人文科学特点在医学临床实践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医护人员应该具备医学人文精神。热爱生命是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救死扶伤，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目的，关爱生命和维护生命的健康则是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人道主义的切实体现。医学的使命是消除人类的疾病及其痛苦。医务人员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活生生的人。这就决定了医疗技术和人文关怀是医疗服务的两个方面，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1]。

自古以来，东西方医学均赋予了医学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大凡思想圣洁、德高望重之医家，无不具有丰富的医学人文修养[2]。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学给医学下的定义，医学不但是救人生命、活人性命”的技术，还强调医者要有一颗同情患者、真诚地为患者解除痛苦的仁爱”之心，尊重生命，关爱患者，充满人道主义，做到仁心仁术”兼备。

可见，医乃仁术”是医术与医德的统一，是医学职业精神的写照，要求医者必须具备医学人文精神。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誓词中具体明了地阐述了仁爱”信念:吾将竭尽吾之能力与智慧，以己之才帮助病患；戒用医术对任何人等以毒害与妄为……吾将以纯洁与神圣为怀，终生不渝……无论何时登堂入室，吾都将以患者安危为念，远避不善之举……”。热爱生命、关爱生命应当是一名医生应当具备的人文精神，也是医生职业道德的核心。

生物医学工程的定义篇4

自主学习是学生在大学阶段需要掌握的一个重要学习能力，对他们在将来的学习和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大学教师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即“授予鱼不如授予渔”。而我们学校设立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是以生物医学电子为主要方向，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设计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具备生命科学、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的基础知识，能在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医学仪器、医用电子设备、医疗信息技术及电子、仪器、信息领域等从事研究、设计、制造、应用和管理的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因此，本专业所设立的专业课具有知识面广、交叉性强的特点，尤其需要学生能够具有很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将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的各种知识相互贯通，并理解。在生物化学课程讲授中，根据专业的特点，我们制定了如下方法来指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首先，帮助学生制定学习计划。要求学生自己制定或在老师的帮助下制定一份合理的学习计划，需要详细列出学习内容和时间安排，该安排应该与教师上课内容一致，且学习计划应具有针对性。在给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生授课时，有一部分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感兴趣，也表示出希望在研究阶段从事生物专业的学习。而生物化学作为生物专业的必修课，也是生物方向考研的必考专业课之一。这样，我们专业所教授的生物化学知识是无法满足学生学习需要的。这就要求这部分学生需要制定更为全面的学习计划，除涵盖本专业的学习要求外，还应将生物专业的知识要求加入。而对于希望从事医学电子方向的学生来说，只需完成本专业学习计划即可。其次，将授课教师的联系方式和办公室地址公布，方便学生随时联系老师。最后，给出精品课程及网络课程的网上资源地址、主要参考书目及主要文献资料和主要实践资料，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自主学习。在完成这些工作后，也要定时联系学生，对学生自主学习情况进行评价，让学生写自主学习自我总结评价，来评价他们的学习结果，使学生的学习能力得到提升。

二、在生物化学教学中引入创新实践型教学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是由其复杂的、庞大的知识体系交叉形成的学科，在教学中如何将各个课程融会贯通也是其教学的一个难点。而生物化学作为生物和医学共同的基础课，其授课的效果对后续课程的教授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创新实践型教学对该门学科的授课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生物化学就是建立在前人不断实验，并将实验结果分析总结形成理论的学科。所以，实验教学对教好、学好这门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想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就需要在基础教学的基础上进行实践的锻炼和积累。我们针对实践型教学做了如下的工作。首先，设置了课内实验和专题实验。课内实验是在授课同时进行开设的，可对课堂学习的知识进行巩固和加深了解。而专题实验，我们一般开设在高年级，此时学生已经学习了大多的专业课程，而专题实验可将生物化学和这些专业知识融会贯通，进而增加对生化进一步认识，也锻炼学生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其次，让学生加入到课题研究中。如大学生创新项目，鼓励学生积极申报，并锻炼学生通过查找资料提出与生物化学有关的题目，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写项目书、项目计划、实验方案，进行实验，最终写结题报告，发表文章。在这过程中，提高学生能力，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进行了培养。将创新实践型教学与生物化学传统教学相结合，通过实践教学将学生从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拉了出来，走入实验室，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问题，让学生对学习的理论知识有了进一步认识，提高学习积极性。

三、结论

生物医学工程的定义篇5

1资料与方法

1.1环境和工具管理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废物管理经费的投入，增设专用通道和暂存间，规范医疗废物的收集与转运，要求两人以上的专职人员严格按照工作步骤，按规定的流程、线路、时间对医疗废物进行收集和转运；设置专用密闭车由上到下每日到各科室收集转运医疗废物，收集前检查包装或容器的标识、标签及封口是否符合要求，杜绝垃圾在运送过程中发生抛撒、渗漏；专职人员必须严格从收集箱拎起医疗废物直接到专用车或暂存间暂存，不得带往其他科室及其他清洁区域，更不能通过其他通道或者电梯进行转运，同时对暂存间的医疗废物要做到日产日清，保证本院医疗环境的安全，避免交叉感染或院内感染的出现。专职人员在每日结束转运工作后，需对密闭车、专用通道、暂存间等进行彻底消毒并详细记录。

1.2分类管理和标识管理医护人员对医疗废物的分类起着关键的作用[5]。目前许多医院医疗废物中混有相当数量的可回收的非医疗废物，据报道焚烧的医疗废物中非感染性医疗废物占的比例平均为37.8%[6]，不但增加了医疗废物的处理费用，而且还污染了环境。本院将医疗工作中的可回收非医疗废物与医疗废物在初始处理时严格分开并统一回收。可回收非医疗废物统一存放在绿色包装袋内，医疗废物中的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药物性废物、化学性废物根据用量大小分别放置在不同规格的黄色医疗废物专用塑料袋中，袋外有醒目的医疗废物警示标志，损伤性废物按医院感染规范要求放置在特制的利器盒内（黄色投放口，设计成只进不出）。同时在每个医疗废物收集桶上方贴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表和医疗废物处理流程图，起到时刻警醒的效果，工作人员执行时也能一目了然，确保分类的正确率。

1.3做好交接登记交接是医疗废物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7]，各科室均建立医疗废物登记本，内附详细的医疗废物收集与院内转运登记状况，专职人员在每日到各科室对医疗废物进行收集与转运的过程中，都会对科室医疗废物种类、重量、时间等进行详细的记录，科室相关负责人员核对无误后再签名确认，确保了医疗废物从产生的原始记录到终末回收处置，都有可追溯的记录，杜绝医疗废物回流社会[8]。

1.4定期组织联合稽查（1）每天上午科室护士长检查医疗废物处置分类是否正确，盛装垃圾袋是否标准，并登记检查结果；下午科室专人检查废物回收时袋口是否封扎紧密，标签是否齐全，数量登记是否正确，回收人员着装是否规范，回收路径是否正确，查看生活垃圾是否混有一次性医疗垃圾，并记录检查结果。（2）行政科全面负责对全院医疗废物规范管理中后勤保障及医疗废物转运的监督检查。感染管理办公室、医务科、护理部每周随机到各科室检查医疗废物分类、收集、贮存、规范运送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并记录检查结果。（3）感染管理办公室、医务科、护理部、行政科每季对全院医疗废物管理执行情况进行联合督查考核汇总评分，并详细记录。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分析总结，找出主要问题并及时制订整改措施，做到奖惩分明，促进和加强医疗废物管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断提高医疗废物管理水平。使医疗废物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1.5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描述，组间对比采用χ2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实施细节管理模式后医疗废物处理成本为38200元，与实施前46810元比较，处理成本降低了18.39%，节省了医疗废物处理成本的支出。实施细节管理模式前医务人员医疗废物刺伤发生率为20.22%（18/89），实施后为5.62%（5/89），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438，P=0.004）。实施前保洁人员医疗废物刺伤发生率为34.78%（8/23），实施后为8.70%（2/23），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00，P=0.032）。实施细节管理前后全院医疗废物执行管理效果比较见表1。

3讨论

3.1实施细节管理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院内感染结果显示，实施细节管理后，全院医疗废物执行管理效果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实施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01）。在实施细节管理前，医疗废物的管理采用科室护士长或责任人负责制，虽有相关职能部门监管和督查，但在整个工作的流程中仍存在缺陷，实施细节管理后，通过各部门沟通协调、履行相应的职责、规范管理体制、改进工作流程，从而使每个细节成为日常工作规范的一部分，实现了医疗废物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了院内感染[9-10]。

3.2实施细节管理有利于培养工作人员的节约意识，创建节约型医院国际上视医疗废物为“顶级危险”和“致命杀手”，其处理问题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11]，医疗废物管理不仅是医院管理难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医疗废物的管理和处置不仅是医疗机构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责任。医疗废物焚烧产生的废气不但会污染环境，影响空气质量，而且也是对能源和资源的极大浪费[12-14]。在联合督查中，笔者发现部分工作人员对医疗废物和非医疗废物的分类混淆不清，成本意识和环保意识较差，因此，本院提供了相应的可回收资源的设备，制作了医疗废物分类目录表和医疗废物处理流程图，并将目录表和流程图上悬挂于医疗废物垃圾桶上方，起到了时刻警醒的效果，护理人员的参与是做好医疗废物管理源头的关键。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的分类和收集大多由护理人员来完成，可回收非医疗废物与医疗废物分类的正确性，从而从源头上减少医疗废物的数量[15]。结果表明，实施细节管理后医疗废物处理成本为38200元，与实施前46810元比较，成本降低了18.39%，这对建立节约型医院，培养医务人员节约意识，减少环境污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生物医学工程的定义篇6

[关键词]医学史课程、高等医学教育、功能

医学史顾名思义是医学的历史，它是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人知道自己的历史；医学工作者与一般人的区别也就在于他们应该懂得医学的历史。医学史课程是医学生懂得医学历史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学史教育在高等医学教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医学史作为一门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史，它有典型的医学特征，但同时也具有一般历史科学的共同特点，因此，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能体现史学的一般功能。唐太宗《旧唐书》里对魏征有这样一句评价：“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其中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正是对历史的现实作用所作的高度概括。也有人指出“历史是一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充满生机的科学，在现代学科丛林中，历史学对现实和人生的意义不是任何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①具体说来，历史的现实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博古通今”、“鉴往知来”，即在认识历史过程中，揭示历史的规律性，从而加深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测。二是“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即在认识历史过程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为现实服务。三是有利于人生的修养，即通过历史的教育使人“明是非、别善恶”，用前人的智慧和德行净化心灵、提升境界。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体现了上述功能。具体概括为：认识医学发展历程，把握医学发展规律，预测医学发展趋势；总结医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为推动现代医学发展服务；学习医学前辈的德行，明确自己的责任，从而提高自身修养。

一、认识医学发展过程，把握医学发展规律，预测医学发展趋势。

历史就是指过去的人类社会活动，故有了人类便有了历史。医疗行为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也是随着人类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因此，医学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最初的人类，出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与疾病作斗争，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产生了原始的经验医学。又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低下，对大多数生命现象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普遍认为是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生死祸福。与这种认识水平相适应，禁忌、崇拜、巫术就成为当时医疗行为的主要形式。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从时间来看，占人类历史的99%以上。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奴隶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一些人开始对自然现象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朴素的自然哲学观念。人们开始把一些医疗经验知识上升为理论，并试图用哲学思想来解释医疗经验，于是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医学”。例如：在欧洲就有希腊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四体液学说”，在中国就有“阴阳五行学说”，印度有“地、水、火、风”四元素理论等。这些医学理论虽然不能像今天的医学那样科学地解释人类的生命现象，但这却是在原始经验与神巫医学基础上的理性升华。西方社会的中世纪，被称为最黑暗的时代，神学渗透到一切知识领域，医学也由僧侣所掌握。他们为病人治病，也替病人祈祷，呈现出“僧侣医学”的特征，寺院即医院，僧侣即医生。这种笼罩在宗教神学阴影之下的医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逐渐受机械唯物主义影响，出现了人体解剖学、病理学，开始了寻找病灶的过程，听诊器、内窥镜等多种诊疗设备也随之发明并投入使用。这种以机械唯物论为基础的，以生物性的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被称为生物医学模式。此时，西方医学得到了迅猛发展。自20世纪中期以后，除生理因素之外，人们开始关注影响人类健康的心理和社会因素。l946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在其通过的中对健康这一概念作出了超越生物医学界限的解释，指出“健康除应在解剖生理上无病态表现以外，还必须在精神、心理上是健康的，并能够圆满地适应社会生活环境的要求”。l977年恩格尔教授根据现代医学的发展情况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因而医学也跨入到现代医学阶段。

通过回顾医学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医学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

首先，从医学模式来看，医学模式的转变呈现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本能、经验、巫术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几个阶段。其中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对于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以及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相对于原始的巫术医学模式在形式上都有某种意义上的回归再现。例如现代医学模式中的“心理暗示”或“输导”与僧侣医学模式和巫术医学模式中“祷告”等在形式上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这种形式上的类似绝不是简单的复归。现代医学模式中的“心理暗示”与“心理输导”是在经历了生物医学长足发展之后的理性的心理治疗活动；中世纪僧侣医学模式中的“祈祷”比巫术医学模式也多了一些如希波克拉底、盖仑等“实证医学”理论与医学实践的合理成分。又如生物医学模式在其哲学基础上也是对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复归，两者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但是，生物医学模式发生在人类对世界的本源已有较清楚的认识之后，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所发生的时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十分肤浅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因此，生物医学模比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更加科学。医学模式的转变所体现出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医学的发展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理性升华。医学每前进一步，都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但又都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而是在不断地继承历史，同时又不断地超越历史和不断地创造历史。

其次，从病理学的发展过程看，也可发现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综合到分析的过程，这也是医学发展的规律。在前生物医学时代，病人被视为一个整体，因而“整体观”是前生物医学模式中共有的观念。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在医学中的应用，这种整体观开始走向了分化。例如十八世纪意大利病理学家莫干尼(Morgagni)创立的“器官病理学”，就把人们对生命的认识推向器官水平。法国医生比沙(Bichat)把莫干尼的工作又推近一步，建立了组织的概念，认为器官由组织构成，并近一步描述了患病时器官和组织的形态学改变，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由器官深入到了组织层次。十九世纪50年代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Virchow)创立了细胞病理学，从而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深入到了细胞水平。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剑桥结构学派克里克(Crick，H．C)和美国信息学派沃森(Watson，J．n)通力合作，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表明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已深入到分子水平。

此外，医学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横向交叉或延伸，出现了医理、医文、医工交叉的多个学科群。这也表明医学的发展经历着由综合到分析，再由分析到综合的发展过程,这也是医学发展的规律。

上述规律只是几个典型例子，事实上在医学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出其发展的规律。揭示事物规律本身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其最终目的在于透过规律来预测未来。因此，通过对医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其最终目的在于预测医学发展的趋势。人们根据医学发展的规律，预测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医学的目的和任务，将从传统的治病救人,延长病人的生命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维护和增强健康、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为主；医学工作范围，将从现在的出生到死亡，扩展到生前到死后；分子生物学将成为医学的带头学科，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将成为医学的主导技术，高科技向医学领域渗透将使医学理论和医学技术的面貌发生改观；21世纪医学将朝着整体化、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将更加趋于完善；基因组医学的发展将会成为新世纪人类医学的主流等等。

二、总结医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推动现代医学发展。

纵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医学每前进一步，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学习医学史，有助于医学生了解前人在推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失误，并从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从而为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经验积累是医学发展的最初行为方式。正如鲁迅所言“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就是针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积累下去。乃有草药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的这句话道出了经验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又如，在巫医混杂时代，人们在征服左右人的生死祸福的超自然力量时就经历了从“禁忌”到“崇拜”再到“巫术”的过程，这就是经验作用的结果。早期人类对一些不可理解的现象感到奇怪和恐怖，因此不敢接触这些事物，从而产生了各种“禁忌”，即“远而避之”。例如当时人们由于对“死”的恐惧，因此把与死人有密切接触的人视为禁忌对象。菲律宾群岛的阿古泰诺族妇女，在丈夫死后七八日之内，就只许晚上出门，并且走一步路必须敲一下手杖以警告走近的人。然而，这种禁忌的方法往往并不能阻止灾祸的降临，于是人们就会对这些禁忌的对象产生敬畏心理，希望通过祈祷、祭祀或占卜的办法祈祷宽赦，这就是“崇拜”，即“崇而敬之”。然而，当这种崇拜的办法也无法阻止灾祸降临时，人们就开始另一种新的尝试，即对鬼神之类进行“驱而除之”，以保护自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巫术”随之产生了。人类对自然界中的不可知物，由禁忌到崇拜，再发展到巫术，虽然不能真正征服自然，但这应该说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是在经验的推动下产生的。

再如，通过对近代医学产生和发展过程的考察，也可发现经验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坚实基石。从解剖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罗马时代，被尊为解剖学之父的盖仑（Galen）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通过对动物的解剖，来认识生命体的结构，积累一定的解剖学经验。但由于他把对动物的形态学认识强加到人体，因而难免有许多错误。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意大利的达·芬奇(L．davinci)在对盖仑的经验进行继承和对其谬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解剖学研究，使人体解剖学进一步走向成熟。十六世纪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Vesalius)也是在对前人的经验教训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解剖研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写就了《人体的构造》一书，从而奠定了近代解剖学的基础。从化学治疗学的发展历程看。德国细菌学家爱尔利希(Ehrlich)提出了“化学疗法”的概念。他在对结核杆菌染色时发现该菌对某一染料有特殊亲合力，由此他推测某些化学物质对病原微生物也有亲合力，决定研制只伤害微生物，不伤害人体的药物。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明了能消灭螺旋体、治疗梅毒和回归热等疾病的化合物“606”(Salvarsan)，从而开辟了化学疗法的道路，为抗生素类药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继埃尔利希之后，1928年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在这一经验的启示下发现了青霉素，成为二十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创举。1932年德国人多马克用同样的经验发现磺胺药的抑菌作用，解决了一些常见感染的特效治疗问题。从医学模式的转变看。生物医学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并且促进了医学道德的转变。但是，生物医学模式在其向纵深发展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困惑或者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都为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或教训。比如，生物医学模式并不能真正完全解决病症问题；生物医学模式片面的思维习惯，也对医学的发展有消极的影响；生物医学模式也导致医患关系疏远，如医患关系物化的趋势，医患关系被分解的趋势，病人与疾病分离的趋势等。通过对生物医学模式的科学合理的成分和存在的不足进行充分的认识，就可以总结和利用生物医学模式时代的经验教训，从而促使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并使其逐渐趋于完善。

上述例子说明经验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任何医学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人积累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这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特点，因为个人的生命和能力是有限的，而文明却不因个人的逝去而中断，而是在“继承”、“创新”、“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学习前人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不断创新。

三、学习前人的德行，明确自己的责任，提高自身修养。

大学教育应当做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紧密结合，医学教育更应当如此，因为医学是直接面对人的科学。所以，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何谓医学人文精神？人文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精神是指人的人格、气质、修养。医学人文精神则是指医学工作者所具备的人格、气质和修养。人文是外在的，人文精神是内在的。因此，医学人文教育就是把外在的“人文”化为医学工作者内在的“人文精神”的过程。在医学人文教育中，医学史是最重要的素材。因为“历史学是各门学科之母”③，医学史从多方面记述了人类与医学有关的活动，是最全面的教材。医学史可以为医学生的人格塑造、气质培养、修养提高提供借鉴。

首先，可以使医学生接受人道主义精神的熏陶。人道主义精神是人文精神的内核，它是一个人面对他人、面对人类的一种情感或态度。对医学工作者而言，其人道主义精神则主要体现在如何面对病人，如何面对人类方面。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誓词》中就强调了医疗行为的目的是为病人服务，把恢复病人的健康视为医生的最高职责。德国柏林大学教授胡费兰德（Hufeland）在其医德十二箴中也写道：“医生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是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要追求名誉和个人利益，而要用忘我的工作去救活别人，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不应怀有别的目的。”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医学人道主义精神，医学人文教育就是要秉承医学人文精神。

其次，可以培养医学生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在医学发展史上，许多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情感、健康、乃至生命。例如，比利时医生、伟大的生物学家安德烈．维萨里（A．Vesalius），在欧洲社会还笼罩在神学权威的氛围中大胆进行科学实验，纠正了盖仑解剖学的许多错误并揭穿了神学关于人体的谬误，完成了《人体的构造》的伟大著作，奠定了近代解剖学的基础。然而，维萨里与哥白尼一样，为了捍卫科学真理，遭教会迫害。又如，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米凯尔.塞尔维特(M.Servetus)，通过解剖观察，提出了肺循环学说，为血液循环学说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违反了教义，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就于1553年10月27日被统治阶级活活烧死在日内瓦。此外，还有许多的科学家，他们的献身精神无不启迪着后人。例如巴斯德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疫区研究传染病的病原体，为揭开传染病的奥秘作出了贡献。琴纳首先在自己儿子身上接种牛痘苗，然后又把天花病人身上的脓汁接种到儿子身上。这种献身精神是今天的医学工作者应当继承的最宝贵的财富。关于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赞颂居里夫人时就说：“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她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要大”。

再次，可以培养医学生的创新思维。医学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不一定都是通过理性的推理、论证或研究的结果，而是偶然的思想火花所致。例如，叩诊法的发明就是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把儿时的经验（常看见父亲用手指上下敲酒桶的木盖从木制酒桶发出的声音来判断酒桶内有多少酒）迁移到医疗行为中的结果。又如，英国医生李斯特从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关于有机物腐败和发酵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认为伤口化脓是由于细菌作怪，于是决定采取碳酸消毒，无菌手术获得成功。李斯特就是这样移植巴斯德的研究成果，发展了外科手术的消毒法。再如，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实验时发现，意外落在培养基上的霉菌斑点能够杀死引起葡萄球菌败血症的细菌，从而发现了青霉素，其后又发现了许多的抗生素。使许多另人束手无策的疾病得以治愈。这些例子表明医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与科学家们独特的思维方式有关的。通过对医学史上这些事例的学习，可以引导医学生的有意识地培养其创新思维。

此外，通过学习医学的历史，还可以培养医学生对医学专业的感情。只有爱医学，才有可能为医学而献身。即通过学习医学史，了解医学发展的艰辛，看到医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体味其中的乐趣与奥妙，从而产生对医学的热爱。通常所说的“知之愈深，爱之愈切”就是这个道理。

论述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的功能，目的在于唤起高等医学教育的主体（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者）对医学史课程的重视。目前，由于受“重科学轻人文”的传统的影响，大多数高等医学院校对医学史课程不够重视，仅少数院校开设医学史课程，且多为选修课，因此医学史课程的上述功能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这有悖于高等医学教育的目标。这就要求高等医学院校采取有力措施，例如把医学史作为必修课，增加医学史方面的图书资料，提高医学史教师的水平等，从而使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的功能得到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