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环境政策；影响因素

中国环境政策的实施以1973年第一届国家环境会议为标志。此次会议中，环境保护政策的指导方针被首次提出，并且设立了从地方到中央不同层级的环境管理部门，同时专业环境研究机构开始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开始试行。随后国家环境保护局于1982年正式建立，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环境保护政策被列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确定其基本方针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同时制定了与之配套的相关政策法规，例如能源利用政策、水域保护政策、城市规划布局政策以及土地资源保护法规等等。我国的环境政策不断完善，通过增加资金投入，依靠科技进步，逐步向可持续发展转变。政府相继颁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和《国家“九五”环境保护计划和2010年环境保护目标纲要》等政策性文件，指明了我国整体计划的正确方向，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公共政策之一的环境政策，虽然存在着许多公共政策的共性，在进行环境政策制定时可以将其作为参考。但是，环境政策还有其独特之处，显然公共政策制定理论之中只有一部分适用于环境政策的制定，因此，在进行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立足于环境政策的特征之上，从而进行环境政策制定规律和理论的研究。下文从成本收益分析、可持续发展、政策可行性以及国际生态环境四个角度来阐述对环境政策制定的影响与作用。

一、成本收益分析是环境政策制定的基础

目前用来评价环境政策的标准框架是成本收益分析。它是一种是预先作出的计划方案。在经纪人假设中，当进行经济活动时，作为经济主体的每一个人，都要考虑其经济行为会获得或失去多少经济价值，从而对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做出较科学的评估。比如，为了减少环境污染排放所征的环境税，这类税收政策会向社会施加一种预期成本流，它会超过政府所得的税收收益。与此同时，一种预期的生态收益流也会随着这种政策而产生。环境税所征收的资源对象，其使用量会下降，排放的污染物将会随之减少，因此，对环境的危害就会相应地减小。假设治理污染的预期成本流的现值低于生态保护的预期收益流的现值，那么这种政策将会被贯彻实施。

经济收益和生态收益是制定环境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环境政策的制定能否以人力、物力、财力的发展来保证实施，并且反作用于各种社会资本要素的积累，进而促进整个经济发展，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以革新技术、积累物质资本、发展人力资源等要素为实现途径，从实施环境政策到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整个互动过程，进行不同要素比重上环境政策效益的比较与优选。通过各种环境政策的评估过程，辨别各种要素组合上的环境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与贡献，从而能够比较科学、准确地认识到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促进机制，并为环境政策的制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环境政策制定的前提

环境政策是一种用来调节环境能源与经济发展之间冲突的方式，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达成全面发展目标的关键治理手段。从环境政策的原则来看，不仅是要实行“谁污染，谁治理”，还应该推行“谁治理，谁收益”。而环保的资金来源方面，政府投入只应是其中的一部分，还应该完善市场运作机制，来吸引更多的外资和私人投资进入环保市场，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至于环境保护的监管，一方面政府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各种非官方的团体组织还应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来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和环保观念。另外，要加快产业调整，促进高能耗、重污染的传统产业向能源资源节约、产品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变。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进行政策制定、规划设计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应该将环境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之中，使政策的制定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相适宜、相协调，保证各项重大决策的实施都能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重最大化，使经济的持续发展始终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保障代际公平和环境稳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三、可行性是环境政策制定的标准

在实施环境政策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等基础性因素制约着政策目标的实现，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因此，在制定环境政策的整个过程中，要把这些限制条件进行细致的考量和权衡，以便及时的调整、改进环境政策，最终实现环境政策目标。

环境政策要与社会经济总目标相符合。由于现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极力的压缩了环境政策的规划发展空间，因此，在有限的范围内，环境政策作为国家总体政策的重要部分之一，必须能够与其它相关政策保持协调性。相互冲突的的政策将无法实现其初始目标。与此同时，相关职能机构和规章制度对于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必不可少，只有这样其实施效果才能得到保证。此外，环境政策主要受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是该政策能否实现的基础。制约因素考虑的欠缺，环境保护意识的薄弱，不仅使环境政策无法实施，而且会影响其他政策的执行，最终导致政策发展滞后与失衡。

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与制度安排影响着环境政策目标的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该在环境保护措施不阻碍经济发展的范围内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和经费、人事等应尽力支持与配合，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环境污染要高度重视，加强环境管理与监督力度，为企业提供环保活动的奖励制度，使环境政策达到理想的效果。

四、国际环境政策走势是环境政策制定的趋势

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范文篇2

关键词：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政策执行偏差过程模式视角政策执行环境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

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地方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中，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虽然许多地方政府也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出台了相关的环境保护条例，但许多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出现了偏差，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而关于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韩涛认为，环境政策的制定关乎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然而目前，我国专门对环境政策制定理论的系统性研究仍比较薄弱[1]。胡建华认为，我国的环境政策执行还存在问题，如政府和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差、环境政策执行机构权力配置偏弱、执行主体职责不明、执行手段和原则固化硬化以及执行偏差的矫正存在缺陷等[2]。梅献忠认为，在我国的环境立法和政策中，虽有不少关于公众参与的规定，但缺少有关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问题[3]。李建友认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生，是当今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4]。

现阶段的相关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全国范围的环境政策执行研究，对于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具体环境政策研究不多；另一方面侧重于怎样完善环境政策、如何创新政府对环境政策执行的管理方式以及运用何种工具增强环境政策执行的力度等方面研究，然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基本都是强调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部分环节，未能对环境政策执行的全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T・B・Smith的过程模式理论是公共政策执行模式研究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机关、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四个变量”。

因此，本文尝试以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执行过程模式的视角，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机关、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等方面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为提升环境政策执行效果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

2.过程模式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偏差及原因分析

环境政策执行是指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在一定的组织机构内充分调动和运用各种能力与资源，通过一系列贯穿于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相关活动及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最终将环境政策计划、方案、决定、目标转变为现实的实践活动过程[5]。因此，环境政策执行并非是一种单向流动，而是一种涉及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双向持续互动交流的过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偏差是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效果达不到预期的积极效果，出现了偏差。本文根据T・B・Smith的过程模式理论，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机关、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等方面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进行分析。

2.1从环境政策本身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具有滞后性

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沉重，环境保护任务也变得越来越繁重。但不少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制定却比较滞后，如国家为了适应当前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实际需要，已经于2014年4月通过了《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案，而许多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条例却迟滞多年才出台。地方政府环境政策跟不上国家层面的环境政策发展步伐，环境政策明显跟不上环境问题的变化。环境政策的滞后性使得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环境政策时出现政策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情况，导致执行无据可依。

2.2从环境政策执行机关看，执行手段单一，执行机关的协调合作有待加强

环境政策的有效执行，既需要执行主体强烈的环保意识，也需要执行主体强有力的贯彻执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环境保护意识缺乏，环境政策执行手段单一，加上受到上级考核指标的影响，经济指标所占考核指标的比重比较大，即使知道某些项目的实施会带来一定的环境污染问题，仍会争先引进项目，甚至还会充当这些项目的保护伞，忽视公共利益。不少地方政府实际环境政策执行中，忽视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教育及宣传手段等执行手段的综合运用，往往采用行政手段来例行执行，这种执行手段施起来简单，成本也不高，但效果差强人意。

而且，环境保护涉及环保、国土、林业、农业、水产、安监、交通等环境管理部门比较多，环保行政部门对于环保工作起到总负责的作用，而其他部门则起到配合分管的作用。下级环保行政部门既受上一级的环保行政部门的领导，又要受当地政府的管理，由于上一级环保部门与当地政府工作的重心不一样，上一级环保部门只需把环境政策落实到位就可以了，然而，各地政府的工作重心却是要把当地的经济建设发展起来，这就使得下一级的环保行政部门在环境政策执行时左右为难，影响了环境政策的有效执行。环境政策执行机关的协调合作仍有待加强。

2.3从环境政策执行目标群体看，对环境政策执行主动参与和支持程度低

环境政策执行工作涉及的目标群体十分广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目标群体是企业、公众及环保NGO。这些目标群体对环境政策执行主动参与和支持程度低，主要表现在：

一是企业违法成本过低，忽视环境保护。从企业的角度看，因为违反环境政策所受到的处罚远不及环境治理的成本高，所以理性的企业人会选择成本较低的一种方式，这就导致企业愿意缴纳罚款而不愿意真正地投入环境治理。

二是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公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是我国国家治理机制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虽然公众在环境政策上有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有举报违反环境政策的权利，但是当前公众参与机制很不完善，广大民众很难了解到真实的环境情况，而地方政府没有搭建好适合公众表达自己诉求和建议的沟通渠道，再加上政府部门对公众的诉求和建议不能及时处理、反馈，导致信息交流不及时、不畅通等，这些都会阻碍到公众参与。此外，对于公众举报的事件，如若对政府的利益不利，这些举报就会被压制或无人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广大民众主动参与环境监督的念头。

三是环保NGO面临发展困境。个人参与环保的力量是有限的，但环保NGO参与环境政策的执行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小觑的。环保NGO作为民间组织，它的组织成员来自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宣传环保知识、调动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上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环保NGO中有许多具有丰富的环保知识和经验的组织成员，这对环境政策的有效执行会产生一定的推进作用。但目前地方环保NGO仍然面临着官方介入程度过大、自利过小、资金短缺、环保专业人才素质有待提高等困境。

2.4从环境政策执行环境看，传统行政文化和唯GDP论政绩观等的消极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文化中滞留着诸如、形式主义等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环境政策执行人员执法的效果，削弱其合法合理的执行责任感。行政人员责任意识缺乏，执法意识与服务理念不够，都会导致他们看不到环境政策执行的重要性，以致他们在执行环境政策时，发生一些无作为的情况。

不少地方政府只重经济考核、唯GDP论的政绩观也不利于环境政策的执行。为了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经济指标的任务，通常采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3.过程模式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建议

3.1科学制定环境政策

当前地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愈加严峻，为了顺应当下环境维护新形势的要求，提高环境的生态品质，更加有效地完成环境保护任务，开辟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当地方环境保护条例与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尽一致时，应当按照法制统一的原则及时予以修改，提高地方环境政策制定与全国环境保护政策的衔接性，好让环境政策执行主体执法时有法可依。

3.2强化环境政策执行主体的环保责任意识，加大环境政策的执法力度

优良的生态环境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是公共利益追求的目标。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6]。因此，要开展好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工作，首先，强化政府主体的环保责任意识，让他们能够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广大民众生活的重要意义，改变政绩考核方式，提高完成环境政策执行效果在绩效考核里的比例。地方政府主体要明确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公共利益追求的目标，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积极推进政府主导型的环境保护战略，保证公众的环境公共利益的实现；最后要转变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坚决不走“边污染边整治”的错误道路。

环境政策执行机关不能一味地采取例行的行政手段，要采取多种手段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执法力度。首先，对违反环境政策的相关企业，应当处以政策规定最高限的相关处罚；其次，对于污染严重的企业，不仅要采取经济手段对企业进行经济处罚，还应要采取法律手段对企业负责人追究法律责任；最后，对于屡犯的企业，应该加大环境政策的执法力度，采取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如禁发或吊销排污许可证、查封或扣押企业财产等。

要加强环境政策执行部门的协调合作。环境政策执行是一种复杂、系统的过程，需要各个相关部门的高度协调配合才可以有效的执行。因此，要落实相关部门的责任，把环保工作以责任制的形式分配给每个相关部门，让环保部门对其他相关部门履行责任的情况进行统一的监督。同时，上一级环保部门应该要增强和当地政府主体的沟通交流，沟通不了的，上一级环保部门应该请求上一级的政府进行协调，把环保工作纳入到当地政府的考核体系中，并建立问责机制，强化环境政策的有效执行。

3.3引导目标群体参与环境政策执行

一是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应同时对企业本身和企业内部实施违法行为的个人实施惩戒，利用双渠道的责任体系加大其的违法成本。这不仅强调了对企业本身的惩戒，而且也强调了个体对于违法责任的承担，对于个体具有更好的预警和震慑效果。

二是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政策机制。政府部门要主动公开环保工作信息，让公众可以充分了解环境信息，了解本地区目前的环保工作情况，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其次，可以建立公众参与会议制度，公众选举代表出席相关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完善群众参与制度和法律法规，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度[7]。最后，加大力度推进环境公益诉讼机制的建立，当环境政策执行相关人员无作为的情况下，公众可以向法院提讼。

三是积极培育环保NGO。地方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环保NGO参与到环境政策执行中来。首先，地方政府要肯定环保NGO的合法身份，给予环保NGO自主决定的权利。如果NGO的官方色彩过浓，民间性、自治性淡化，那么容易忽视或难以代表成员的利益和愿望，就会丧失必要的社会信任和支持，也影响了其社会参与能力[8]。因此，环保NGO可以承担的工作地方政府应该放手，并且给予环保NGO自主决定的权利。其次，要拓宽环保NGO的资金来源渠道。再次，地方政府可以帮助环保NGO培训环保专业人才，提高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应对现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问题。

3.4摒弃不良的行政文化，改进政策执行环境

环境政策执行人员应该转变长久以来形成的官僚作风，摒弃传统的官本位思想。首先要加强责任意识的培养，树立科学的工作作风，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从而更好的完成环境政策任务。其次，在环境政策执行中，要认真听取公民、环保NGO的意见与呼声，致力于完成广大公众提出的相关问题。

各地政府要转变发展理念，改变目前的经济建设方式，将粗放型经济建设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建设方式改变，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首先，要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改进落后的生产方式，发展密集型产业；其次，要大力发展环保高科技行业，大力引进相关人才；再次，推行产业发展循环化，各地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引进技术或加强技术的创造，提高对能源的循环利用。

总之，环境作为人类得以存在的载体，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人类21世纪关注的焦点。各级地方政府应转变依赖于引进污染企业和资源的过度开采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环境政策本身、环境政策执行主体、目标群体以及环境因素等不同维度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出现的偏差及原因，通过科学制定环境政策、强化环境政策执行主体环境责任意识、引导目标群体参与环境政策执行、摒弃不良的环境因素等路径逐步矫正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以不断提升环境政策执行效果，才能真正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韩涛.中国环境政策制定理论研究[D].兰州大学，2007.

[2]胡建华.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环境政策执行的创新[J].前沿，2012（14）：106-108.

[3]梅献忠.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路径选择[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7（06）：42-44.

[4]李建友.实现资源县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共生的路径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3.

[5]丁文广.环境政策与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罗伯.B登哈特.新公共服眨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范文

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项中长期的战略任务，又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之一，是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质量，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纲领和政治理念的重要任务。一方面，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制约资源节约、影响环境友好的制度环境和个人行为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存在和产生于经济系统中，因而可以说，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最核心任务。而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结合点、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切入点、规范和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主体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行为的有力准则和长效机制，其建立和完善又是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最主要任务。据此，本文以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制定和实施的进展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结合新时期、新阶段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赋予的新要求、新任务，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下一阶段研究和制定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建议。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进展和存在问题

环境系统对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提供的服务的公共品特性和长期性是自然资源过快损耗和环境污染的基本原因，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环境经济政策的设计使用正是针对上述基本原因，以内化环境成本为原则，力图通过政府规制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通过经济激励使市场主体的行为向有利于环境改善的方向转变，并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具体来讲，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经济调节等经济杠杆，调节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

十一五”时期，基于构建两型社会的要求，环境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均出台了大量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费政策、环境资源定价政策、绿色金融政策、绿色贸易政策、排污权交易政策、生态补偿政策、行业类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经过政策实践，环境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保障了十一五”环保规划目标的实现，利用市场手段促进污染减排、防范环境风险、维护群众利益的新机制初步形成，政策成效初步显现。但是，应该看到，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应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

第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过程中若干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仍有待明确。

一是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本身的定位和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仍未明确。首先，应主要通过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的环境问题不明确。环境问题是多维度、多角度的问题，我国需要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非常多，包括常规污染物减排、重金属、持久有机污染物、化学品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问题，哪些应该主要或辅以通过环境经济政策这种内在约束、低成本”的政策手段来解决，尚不明确。其次，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不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共同组成环境政策体系，虽然从世界各国环境政策发展的潮流来看，均是向规制工具和经济手段并存的方向发展，但是，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手段仍旧只是作为直接管制的补充而形成所谓混合”模式，并不能代替直接管理类手段。因而，环境经济政策究竟应该在哪些领域发展到何种程度，其目标不明确。应该说，不同的环境问题有不同的产生原因和发生发展机制，不同的环境政策有不同的前置条件、运行机制和适用范围，因而，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是一个奠定环境经济政策定位、指明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目标和任务的重大研究课题。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作用客体缺乏深入分析。企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也是制造污染的主要源头，是环境经济政策作用的最主要的政策客体，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图1），政府与企业在环境管理上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不信任、管制到信任、支持和消极、抵触到积极、主动的过程，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着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的选择。而由于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又因存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所以导致企业对政府的环境管制同时存在着抵触、跟进、积极和主动”的不同态度，而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多将企业视为有抵触”的敌人，未能有效分化从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三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机理、协同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以绿色金融政策为例，其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创投、绿色证券和公众（投资者）监督等

四条途径对企业的环境守法、淘汰落后产能和产品和工艺创新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环保绩效（图2）。而其他环境经济政策缺乏类似长逻辑链的作用机理和关键节点的多种环境经济政策协同作用效果的分析。上述三方面问题，是制约环境经济政策形成有机整体和系统体系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环境经济政策在若干基本制度和关键领域上尚未取得制度性突破。

一是现有环境经济政策种类虽然丰富，但多是基于政策工具的易得性和易用性构建和开发的，制约和影响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若干关键领域和制度尚未突破。例如，全面反映资源开发、环境破坏和安全生产成本的重要资源全成本定价机制，反映污染治理及损害以及生态恢复成本的排污收费体系等重要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建立，这就产生了扭曲的价格信号，使得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内在动力，忽视环境保护、偷排漏排的现象普遍。

二是一些由于格式差异造成的、制约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融合的关键制度尚未破除。以绿色贸易为例，基于产品口径的税则号（商品编码）系统是整个贸易体系的根基，而虽然确有部分应该全部予以淘汰或限制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税号），但是，从环保角度来讲，更多地是应该鼓励清洁生产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限制重污染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如此一来，环保层面的基于工艺口径的政策需求就与外贸管理上基于产品口径的政策供给间产生了差异和障碍，影响了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可以说，目前的多项环境经济政策，只是基于工具的易得易用性向相关经济管理政策中添加了些许环保元素，远未达到将环保内化成相关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主要目标之一、实现环境管理体系与经济管理体系融合的目的。#p#分页标题#e#

第三，环境经济政策在研究、制定和应用的实践中也有若干关键技术性问题未得到解决。

一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种类少、作用小。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能够有效促进先进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受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实践不广。目前上述政策的应用基本仅停留在通过限制落后来倒逼污染治理和环保升级上，而对能够通过环保优化发展的鼓励先导类的贸易、信贷和金融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应用还非常少。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效益的评估尚待深入。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对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机理复杂、政策协同运用多，导致其政策效益较难评估。具体体现在：首先，缺乏对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效益的评估，比如绿色信贷政策，对其效果的评述仅局限于4万余条环境违法信息、7000余条项目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其次，缺乏对大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效益的评估，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减少了多少污染、减少了多少资源消耗等资源环境效益，相对来说较好估算，但是，其具体减轻了多少环境代价、取得了多少的经济效益、相对备选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这些研究较少；再次，对环境经济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评估，整体上进展缓慢。

第四，一些重要的配套措施尚未建立。例如，一些重要环境经济政策缺乏法律法规支撑。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生态补偿和环境责任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尚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这些政策在试点后的全面推行将面临着法律障碍。

新形势对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新时期的资源环境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我国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形成了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产生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如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2010年，我国分别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2551.7、264.4、2267.8和2273.6万吨，均居世界最前列，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二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一系列以资源的大量消费和废弃为特征的城市生活型环境新问题。如2011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25亿辆，排放各种大气污染物近6000万吨；城市空气环境质量退化，东部地区城市细颗粒物污染严重，部分地区出现臭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汞等新型大气污染问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城市灰霾天气频率普遍提高，广州、深圳、上海、南京、苏州、天津灰霾天数接近全年的30%~50%。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电子垃圾的产生速度进一步加快，我国现在每年至少产生电子垃圾230万吨，仅次于美国位于世界第二，电子垃圾中含有铅、镉、砷、汞、聚溴二苯醚和聚溴联苯等几百种物质，其中50%对人体有害。表面活性剂壬基酚（NPE）和表面防污剂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等具有遗传毒性、雄性生殖毒性和内分泌干扰作用的新兴污染物污染范围越来越广、污染程度也在加重。

第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抹平我国区域、城乡和群体间的差距，促进和提升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一方面，基本的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但目前我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足、城乡不均衡、区域不协调现象较为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环境需求的提升，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在降低、对环境污染的敏感性在增强，环境问题直接影响着发展的进程和发展的环境，该阶段资源环境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就环保政策来讲，需要通过环境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着力缩小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差距，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前瞻性的、主动性的战略调整，可通过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协助降低各类矛盾的峰值水平，促使各类矛盾水平提前下降、提前缓和，保障发展的进程、稳定发展的环境。

二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激发社会创新潜力、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促进和提高社会发展的效率。我国目前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进入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爬坡过坎期，该阶段会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行业的比较优势，必须努力提高人力资本、加强创新、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改进增长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以实现新的增长。波特假说指出，环境管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并进而建立竞争优势。因而，应着力通过适当、有节奏、有重点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下一步重点工作建议

第一，设计和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框架。

一是在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经济领域，推广和鼓励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采购；在非经济领域推广和建设绿色社区、绿色交通和绿色设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绿色制度、绿色激励机制，树立绿色文化和绿色理念。二是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生产领域，建设绿色产业（包含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服务业），研发和推广绿色设计、绿色技术、绿色投融资机制等，并进一步鼓励节能和新能源开发、鼓励治理污染减少排放，并鼓励资源循环再利用；在消费领域鼓励绿色消费，倡导绿色行为。如图3。

第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的定位和建设目标。

研究明确环境经济政策所应着力解决的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及其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第三，推动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关键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相融合。

推进环境与经济的融合，其关键一点就是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的融合，而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作为融合的连接点，是最为关键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是一个脱离现有的环境政策体系和经济政策体系的纯新构建的政策体系，而是现有的环境科学技术体系和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与已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相融合、相结合发挥合力的一个结合体的政策体系。因而，在纯新建立政策体系和融入现有经济政策体系中时，必须考虑与其衔接。#p#分页标题#e#

一是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明确环境资源及其产品的各种权属关系，划清环境权、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之间的界限，建立环境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强化环境资源所有权组织对全国环境资源资产的调查和统计，明晰资源所有权。实行环境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对环境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建立环境资源产权市场，使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转让规范化、制度化。寻求能满足环境资源持续供给要求的产权管理制度，建立环境资源实物账户和价值账户，编制资源资产负债表。

二是加强资源环境经济核算，把自然资源的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用环境会计来核算环境成本和收益，因为根据平衡原则，既然把环境纳入经济系统，那么生产活动中对环境数量的消耗和环境质量的影响就要以价值形式作为固定资本消耗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在可持续发展综合经济效益的投入方面，必须包括全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的耗减和环境降级的花费，应使这部分货币化，并记作成本；在产出方面，除包括经济的有效成果之外，也应包括有效保持自然属性的成果，同时使生态效益、资源效益达到最大。

第四，推进环境经济政策法制化。

及时评估和总结环境公共财政、绿色金融、环境税费改革、绿色贸易、生态补偿、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环境价格、环保综合名录等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计划、有重点地将实践证明成熟的环境经济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充分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第五，建立绿色产业采购链。

参照染料-纺织、皮革和玩具产业链建立的供应链生态控制理念，由专业公司（如天祥公司）依据欧盟REACH法规以及较为流行的各行业标准，针对各类消费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是否含有禁用的有害物质进行检测和评估，对通过评估的产品可以获得该公司出具的测试报告、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在有效期内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可以用于已通过认证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当中，从而通过整个供应链的上下游的配合逐步建立化学品生态数据库并进行有效沟通，真正降低整个供应链生态风险和生态控制的成本。可在若干行业开展试点，建立覆盖产业链上下游供应链的生态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