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篇1

关键词：传统村落；村落资源；原真性保护；评价

中图分类号：TU981文献识e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5-0-02

“村落”的实物与定义自古就有，按照《史记》所说：“（舜帝）一年而所居成聚”[1]，可见早在三皇五帝之时，村落即已经是百姓生活的常态，而时至今日，现代意义上所说的村落重点指自然村，它们多数都具有较悠久的历史，有些甚至还具有文化和考古学上的价值，它们所具有的民俗文化、建筑风貌、地理环境等都值得人们对其进行保护式利用，以保证中国传统文化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延续[2]。

一、传统村落概念及浙江传统村落基本情况

（一）传统村落概念

何为传统村落，关于这个概念，在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传统村落调查通知”里面有明确的说明：传统村落指的是那些产生时间较长，拥有丰富传统资源，而且具有特定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价值，要加以保护的村落[3]。2012年时，传统村落一词正式取代古村落，表明我国对这一历史文化载体的充分重视与保护利用决心。我们现在既然已经认识到传统村落对于我国，甚至对于世界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就必然要充分认识其外延的丰富性，可以进入到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为数虽然不少，但却不代表全部，而还有一些历史遗存较少，同时村落风貌并不是特别完整、没能进入到名录的村落，也应当在原真性保护的范围之内[4]。

（二）浙江传统村落基本情况

浙江地处江南，自古是中国的繁华富庶之地，文明开化较早，因为古村落可谓鳞次栉比，令人目不暇接，仅在2016年11月，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上所公布的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里面，就有225个村落被列入其中，在全国占据领先地位[5]。其中丽水81个、台州49个、金华29个……可以说是蔚为大观。而且，就地域文化的丰富性来说，浙江省的传统村落也颇具特色，像丽水的大柯村清代即已产生，上下梯田、中间黑瓦黄墙的格局极具传统韵味，而其罗氏香火堂、三板桥等也颇古朴；再比如像衢州的翁源村三面环山、林泉丰美，民居依山势而建，极尽高低错落之势，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总之，浙江省内的这数百个传统村落，均属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财富，是中国传统的瑰宝。

二、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价值及原则

（一）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价值

有研究者把原真性划分成由下至上三个层面，其一是物质层面，其二是知识层面，其三是精神与社会功能层面。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在物质层面，原真性属于遗产保护的基础，它可以让传统村落遗产变得更加完整而丰富，而知识层面上，原真性则表现为以多种形式对信息的如实记录，像文字、绘画、音像、仿制等等，在最后的精神与社会功能层面，原真性则升华了传统村落的存在价值，使之显示出其在重大历史事件、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宗教与思想变革、工程技术等方面的节点功能，从而构成一个历史文化符号，真正留存于人们的记忆深处[6]。

总而言之，传统村落显然具有活态遗产的特性，我们强调对其加以原真性保护，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遗产所具有的唯一性及不可复制性所决定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乡土建筑都使用了土木结构，再加上一些地区因为受到现实利益的驱动，两种原因结合在一起，难免使得物质层次的原真性受到损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有必要出于长期保护的目标考虑，深入思考原真性三个层面各自的优势，并使其分别发挥最大作用，增强传统村落的抗破坏能力。

（二）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原则

在谈及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原则时，我们可以借鉴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起源于美国生物学家理查・查尔森1964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侧重于对环境危机的关注与解决，其后数十年，该理论得到了广泛发展，并与原真性保护有某些相通之处。传统村落资源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关键环节，如果袭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将会有助于村落资源的统一管理与科学开发，其实施原则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原真性保护与发展；其二是生态原真性保护与优化；其三是社会的稳定进步；其四是经济在原真性保护基础上的进步。

三、浙江省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与评价策略

（一）明确目标

我们要把保护划分成长期与短期的两类，从而给出明确的目标和方法。借助回顾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能够发现：保护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保护的范围、保护的价值、保护的目标均非固定不动，所有的保护均需要回应到现实上来，不存在绝对统一的普世性保护目标及理论。为此，建议将保护视为一种长期的、循环上升式的过程，使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明确长期目标的作用在于文化的传统，而短期目标的作用则在于处理各个时期出现的具体问题。只有这样既有长远目光，又不为眼前现实所迷惑，才能探索出合适的传统村落资源保护之路。

（二）内部发展

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传统村落并非简单的固态文物，它有人类聚居的特点，同时也肩负着农耕文明传承的历史使命，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人类文明载体。所以，从本质上讲，传统村落是发展的，也是流动化的，我们不能依简单的文物保护原则，使其维系在某一固定不变的历史时期，而是要关注到其发展性特点。内生型的发展理论指出：地区开发应当同时具有养成村落内部生长能力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使村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让村民从保护中受益。

（三）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与内部发展类似，只是更强调精神层次的作用。首先，应当要让传统村落的居民意识到传统村落资源是非常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这部分财富的价值现在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为此，有关方面可以组织专家对传统村落加以科学系统考察，对其中蕴含的文化资源加以研究，继而把传统村落所拥有的历史遗存及其它民俗文化汇集起来，且指定本村学生学习了解，让村民从小形成村落资源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传承思想，增加其文化自信力。其次，有必要让村民意识到自身利益同传统村落资源原真性保护之间的关系，积极引导其投入到相关的保护工作中来，比如可以借助表彰突出贡献者的办法，拉近村民同资源保护工作的距离，使其作为主人翁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激发出来，真正提升参与水平。

（四）制度保障

除了国家层面的传统村落资源保护法以外，地方政府亦应建立与当地情况相适应的传统村落资源保护制度，这方面，邻近的苏州市的经验可以借鉴，该市在2013年时，即制定了全国首部以传统村落保护为目标的地方法规“苏州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提出了保护主体、保护任务、资金渠道、原住民参与等多个问题，让传统村落资源的保护有了法制化的依托。浙江省也完全可以参照这种做法，给出具体的法制规范，以保证各市县的原真性保护与评价工作受到法律的规范与制约。

（五）协调关系

做好浙江省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工作，不能忽略保护和利用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只有把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工作做好，才能最终达到传统村落的原真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并行不悖效果。所以，在制度层面便应先行一步，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法律制度加以完善，特别是要让管理者的工作有法可依，同时使村民参与制度得到完善，真正形成一个多种利益参与者共同协同的机制。比如最突出的一点在于，出于旅游价值挖掘的传统村落开发，便会涉及到政府、旅游企业及当地村民几方面的利益，三者的沟通平台一定要顺畅，使各方拥有平等对话的机会、纠纷处理的规则。

四、结语

浙江省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与评价工作任重而道远，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者需要从本地村落资源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传统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竭尽所能促进二者的妥善结合，利用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重功能，达到保护与利用并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俞龙通.文化创意的魅力――传统村落创意产业的观点与策略[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4，4：22-23.

[2]洪显政.浙江省传统村落资源的现状与改善观感[J].2016，1：43-44.

[3]吴良生.客家文化产业化研究[D].赣南师范学院，2014，5.

[4]⑽呐簦张薇.文脉表征与旅游产业发展[J].经济管理，2014，3：25-26.

[5]李书文，尹作升.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J].社会科学研究，2014，3：28-30.

保护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篇2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积极保护；整体创造；南京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3-04(9)

4“渐进更新论”――以南京老城南的复兴为例

渐进更新论倡导渐进更新，即“有机更新”的手法和“渐进改善”的程序。渐进更新论认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地段的进步要靠真实的行动去推动。历史城区、历史地段是居民今天仍然生存的空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长年缺乏维护，建筑多已变得破败，缺少基本的配套设施。因此不能无视居民要求改善生存空间、拥有现代化生活权利的呼声，不能简单否定更新，讲保护仅停留在口头上。同时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是在长时段的发展进程中，由许多参与者共同创造、逐渐形成的，因此历史信息丰富、文化内涵深厚、空间丰富多元。同时这些地区往往也是社会结构、产权制度十分错综复杂的地区，私房、公房、经租房政策不一，原业主、老住民、后租户需求不同，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而不能仅凭事前的简单调查，以及简单的多数居民的呼吁改造就做出一次性简单改造的决定。对于这样的地区，用简单的一蹴而就、大拆大建的大规模改造，将使得丰富的历史信息被粗暴处理，深厚的文化内涵被简单覆盖，丰富多元的空间关系难以留存，同时复杂的产权纠纷、历史保护的社会呼吁也将使得这种方法难以为继。这样错误一旦犯下，就再无纠正的机会，今后再无法通过渐进改善理念、通过试点实践一一总结反思一一完善再实践来不断改进完善保护工作。

渐进更新论倡导小尺度的有机更新方式。关于有机更新，吴良镛先生提出：“城市永远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居住区内的住房更是如此，城市的细胞总是要更新的，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破烂不适宜者”。“规划建设时，新的建设宜较为自觉地顺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旧，一般无法全面推倒重来”。同时渐进更新论将历史城区、历史地段的复兴过程视为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提倡通过试点项目积累经验，不断反馈完善，直至找寻到解决复杂敏感问题的妥善之路。西方历史文化和旧城保护实践也表明，保护实践过程是“一个强调连续而非断裂的有机过程”，“一种累进重读(incrementalrereading)的规划过程”，强调将每一次建筑整治或插建、功能改善或调整都看作是对以往的“医治”，是历史城区对于现代适应性的一次尝试。

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地区，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但是清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手工业的逐步衰落以及南京城市发展重心的逐步北移，老城南赖以繁荣的经济基础发生变迁，再加上太平天国、清军攻城、抗日战争等战乱影响，老城南逐步衰落并繁华不再。今天的老城南在物质、经济、社会空间上日趋“边缘化”，呈现出一种整体性衰败。目前老城南地区房屋已大多破旧不堪，严重损坏房占60％以上，险房占2.5％，90％居民家中无独立厨房、卫生间，地区内几乎没有现代化的市政设施，供电线路严重老化，城南地区发生的火灾60％以上由电路老化引起，消防现状令人担忧，消防车难以深入居民密集区。因此，每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提案建议改造，居民改造呼声强烈，2006年地方政府决定启动改造工程。但是由于改造方式不当，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和批评，地方政府十分委屈，认为改善百姓居住条件的初衷未得到社会的理解。

老城南的复兴必须以文化导向的综合发展战略为支撑。悠久的历史给老城南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积淀，明清“金陵四十八景”中有七处位于老城南，包括凤凰三山、杏村沽酒、秦淮渔唱、楼怀孙楚、桃渡临流、来燕名堂、长桥选妓。如果将相邻的历史资源一起考虑，还有长干故里、报恩寺塔、莫愁烟雨以及李渔芥子园、沈万三故居等。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有形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消失，但即便如此，尚存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上脍炙人口的诗词名篇以及老城南作为市井文化代表地的丰富民俗，都是老城南复兴的宝贵文化资源，因此必须要明确老城南发展的文化引领定位，以丰富的历史资源为当展的动力，整合传统价值和现代功能，赋予历史地段新的活力，通过文化环境和活力的再造带动老城南人居环境的改善。

老城南的历史文化复兴，基础是尚存的历史遗存、历史格局、历史肌理和传统风貌，虽然老城南的历史风貌已经受到现代化建设的较大影响和冲击，但是仍有：(1)大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内相对较好地保存了传统的肌理和格局，许多的街巷的历史可上溯至明甚至更早的六朝时期；(2)地段内传统的街巷尺度以及沿线的传统建筑尺度仍得以保存i(3)地段内现状建筑质量虽已较为破败，仍有不少历史建筑和传统构件散布于地段内：(4)这些地段，虽然当代物质空间较为破败，但是破败的宅基上曾经有过动人的历史事件，如周初读书台、李渔的芥子园等等。它们是老城南这个业已十分衰败地区的残存文化骄傲，是实现历史地段文化复兴的最后寄托，也是南京这座城市追寻明清以前、乃至六朝风华的物质空间载体，因此必须尽全力保护，并努力在此基础上寻求当代复兴。

老城南的当代复兴，还需要具有带动作用和影响力的文化项目引领。对此吴良镛先生2006年在参观白鹭洲公园改造后曾经指出：“昨晚看到秦淮河的改造与东城白鹭洲的更新结合了起来，因为在夜晚一走而过，难以作科学的判断，但值得欣慰的一点是：河岸打开了，扩大了公共活动空间，人们可以欣赏到秦淮河的美景；百姓载歌载舞，一片欢乐气氛，为旧城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使我联想到威尼斯的城市节日庆典。联系到门西地区，似也可以找出另一种途径加以综合创造。例如，‘胡氏愚园’再建并非一切照旧，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再创造(reinvention)，再发现，从旧环境中找出新的片段，找到新的灵感，借题发挥，力求在这片衰颓的地区再现新的生命力”。笔者认同吴良镛先生提出的老城南改善和复兴应分别从门东白鹭洲和门西愚园的活力重塑做起，给历史地段增添当代活力和生机，逐步由点及面，有序带动并引领老城南整个地区的逐步复兴。

5“整体设计论”――以南京历史文化空间网络构建为例

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创造的关系，吴良镛先生曾精辟地指出：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与文化环境的创造同时并举，不能脱节。“我们必须认识到，光靠保护既有遗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历史地段与历史建筑物的整体保护工作同新环境的创造工作融为一体，即在保护的同时更要进行开拓创新”。由此整体设计论强调保护利用思考要综合、创造要整体。所谓思考综合，是指要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建筑功能、艺术表现、建筑造型、周边环境、人文内涵、当代活力等多种要素；所谓创造整体，是指要“在变化中求统一，在纷繁中求整体”。吴良镛先生曾引用中国古代《释名》中“巧者，合异者共成一体也”道出了创作的真谛，“在可能的条件下，把一些可以共通的东西加以梳理、概括、整合，包括将东西方建筑文化的某些方面在新的基础上加以互补、融会，并根据变化中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果如此，我们就有可能达到多样统一(unityfromdiversity)，和而不同(unityfromdifference)，乱中求序(orderfromchaos)”。

整体设计论倡导思维的整体综合融贯，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要有新老联动的空间战略，建立以历史资源为支撑、以文化廊道为串联、历史和当代有机融合的城市空间特色系统；在详细规划层面，要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历史地段、历史城区中形成可感知、可深入体验的真实历史文化环境：在建筑设计层面，要在认真保护历史建筑的基础上，重视新建筑设计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塑造。在城市空间体系架构上，整体设计论要求综合思考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点的精心设计、历史文化廊道的串联整合、以及整体历史文化网络体系的构建。

南京阅江楼即是较为成功地运用历史资源塑造当代文化地标的案例，它的重塑改写了狮子山600多年来有记无楼的历史。李瑞环登楼时题写了“登楼阅世，抚今追昔；望江怀古，鉴往知来”，并说“修建阅江楼是件好事，后人定会给予很高评价。江苏才子多，可以找名人再写《阅江楼记》，说明为什么六百年有记无楼，今天却有楼了，但是，不光讲一时一事，不光讲南京，还要讲中国人，讲中华民族，讲中华大地的凝聚力，讲一代比一代强。总之，要借题、借景，发挥好”。李瑞环同志的话清晰地阐明了历史资源、传统文化如何可以被当代加以综合运用，虽然他更多的是从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但对城市规划建设一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阅江楼的建成，使得南京城西北、乃至长江沿线缺乏文化地标的状况得以改变，纷至沓来的游人给原已被边缘化的下关区带来了活力和人气。随后在阅江楼周边，历史资源天妃宫、静海寺相继重塑。今天这一地区已经成为南京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它的形成带动了下关区老百姓人居环境的改善，原已衰败的下关区从市民心目中原先的“下之角”变为宜人的居住选择地之一。

对此吴良镛先生指出：“设计难点在于当今的现代建筑理论思潮如何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京这个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场所中合适的表现出来的问题，即建筑如何既有现代感又有历史感7要体现地方文化。探索过程中也存在一个如何求新的问题”。现该项目已经落成，获得社会广泛的好评，不日布展完成后即将开放。

关于历史文化廊道的建立，重要的是挖掘并串联线型空间(河流、历史轴线、道路等)沿线的历史文化资源。对南京而言，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廊道莫过于明城墙和秦淮河。以内秦淮河为例，它是南京的母亲河，历史上南京最早的几座城池，如冶城、越城等，都分布在其两岸。随后两千多年，秦淮河及其两岸始终是重要的历史舞台。关于十里秦淮对于南京的意义，吴良镛先生曾经精辟地将之概括为历史老城南的文化走廊和空间骨架，可以建设连缀成中华门门西门东的项链。前不久，南京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启动了秦淮河环境整治工程，目标即是吴良镛先生提出的重整“十里秦淮”。规划内容包括：(1)保护历史建筑、历史环境和历史风貌；(2)贯通十里内秦淮河，在外秦淮河水质改善的基础上实现内外秦淮河联动，改善水环境和城市环境；(3)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设施配套水平；(4)依托历史资源、民俗文化，复苏秦淮河。经过规划整合重塑后的秦淮河将重新串联沿线的历史记忆，有望形成一首包括序曲，终曲和三个乐章组成的南京历史文化乐章。

关于历史文化网络的构建，重点是“将孤立散存的点状和片状结构变成更具保护意义的网状系统，充分发挥出文化遗产对提升历史城区整体价值的重要作用”。要跳出孤岛式的保护模式，必须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联系性和系统性。笔者认为，历史文化网络的构建可以借鉴景观生态学的理念，建立“基底－斑块－廊道”的空间网络，使历史文化的保护从断裂的结构、片断走向包含多样性和连续性的系统。具体的构建手法包括串联、织补、延续和发展四种手段：(1)串联，通过历史轴线、传统街巷、特色商业街、水系、绿带串联各类历史资源、文化空间和公共活动设施；(2)织补，在消失和中断的历史空间和环境中，通过恰当地添加与之协调的建筑和文化设施织补历史肌理和历史格局；(3)延续，通过道路、视线廊道、景观轴线等延伸历史轴线和历史文脉；(4)发展，通过塑造新的能够体现传统精神的文化空间，通过文化线路的拓展，不断丰富发展新旧融合城市文化网络空间。

通过上述空间手法的重组，南京可以重新组织城市的节点、界面、轴线和公共空间等，让众多的历史资源点成为南京星罗棋布的“文化基质点”，让历史环境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地段成为富有文化内涵、空间特色的“历史文化斑块”，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文化线路、秦淮河、明城墙风光带、明外廓历史之旅，乃至林阴道、旅游线路等线型文化廊道，串联整合上述“基质点”和“文化斑块”，通过发掘、激活“历史节点”；对其周边环境的整治和公共空间的营造，强化“文化特色片区”，将重要的特色片区和公共空间串联整合起来，组织到现代城市结构中，构建南京城市空间的艺术骨架，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之美。

6“文化传承论”――以历史南京城营建传统的传承为例

文化传统的传承，在现实中往往被简单误读。由于对文化传承的简单表层理解，形成了现实中两类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割裂传统，认为当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先人的经验难以学习借鉴，一味强调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种是冻结传统，忽视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新时代特征，在当代社会仍然简单复制传统风格建筑。事实上，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历史南京城在建造过程中，形成了营建的宝贵经验和传统，它既与北方的都城有共同之处，又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典型反映了中国江南都城的建造艺术成就，包括：

(1)人工建造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建立。南京曾被彭泽描绘为“千年壮丽山为郭，十里人家水绕楼”，是我国以《管子》为代表的“天才地利”规划思想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城市观念是建设者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融入了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历史南京城的每一次空间演变，都是利用和改造山水形势的结果，并产生了“天人合一”的城市景观特色。

“城市布局中视地形因素，将山水、园林等融入诗情画意的城市景观营造中”，明代南京著名的金陵四十八景中，一半以上都在城外的自然山水环境中。“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游记，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

(2)历史空间的继承和文化的包容发展。正如吴良镛先生指出的：“江南建筑文化早已非原本江南的‘本土文化’或‘初民文化’，而是一直汲取、融合了不少中原文化，甚至海外文化，因此‘开放性’和‘善于吸收异质文化’可以作为江南建筑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也是江南地区文化昌盛、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南京城在近2500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变迁，其建设都在因应承袭历史格局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形成一种既连续又变化的空间和文化发展态势，历史南京城正是在不断的文化碰撞中继承、扬弃、发展。

(3)重要空间的设计和场所的塑造。封建帝国时期城市最重要空间和建筑莫过于帝王的宫殿，今天人们盛赞明清北京城市和故宫之壮观，却很少知晓明清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明南京宫城、皇城、乃至都城轴线合一的模式，既是南京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然，又很突出的表达出金陵王气，它也成为后明成祖迁都北京时设计故宫的蓝本。南京明故宫开创的宫殿格局形制和礼制建筑，是十四到十九世纪中国都城建设的重要原型。

(4)整体城市规划设计的营建传统。西方传统的城市是以城市轴线、广场和公共建筑为空间核心自然生长的城市。相对而言，中国传统城市无论是选址还是布局都是整体设计的产物。正如吴良镛先生指出的：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中，城市的规划和设计是同一的，在进行城市规划和总体布局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包含了城市设计的内容，努力将城市规划与设计相结合，城市与自然相结合，将城市、园林、建筑与工艺美术相结合，以臻至城市整体和谐的境界。这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体系的特色，在历史南京城各个主要历史时期都有所体现。如明南京城集中国南北方历代都城建设之大成，并有所创新，既符合都城礼仪要求，又实事求是因应当时的都城发展需要，妥善处理了新宫与老城的关系，而且还具有严谨与宽松、规整与自由的和谐共存的空间美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于其布局合理，与山水有机镶合，其奠定的城市格局历经600年未能突破，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的南京，充分说明了明初南京城整体设计的科学合理。

上述传统在当代的运用必须结合变化的时代特征，对此，吴良镛先生曾经明确指出：南京并非一个活在过去的城市，过去因为对今天和未来的价值而具有意义。我认为，以南京的山山水水，还要加强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到走向文化城市的创造，提高城市的文化竞争力。而在传承历史传统、创新当代文化时，既要深谙传统的精华，又要洞悉时代的变迁。同封建帝国时期的都城营建相比，当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变化节奏、变化规模、变化内容、变化尺度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工业时代的城市景观和特征，完全不同于小农经济时代的城邑。因此认清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是重要的，因为它将决定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传承历史和传统。诺伯特舒尔茨将历史的变迁归纳为三类：实用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变迁。从实用的变迁来看，当代城市的功能远较传统城市复杂，商务楼、综合体、会展中心、交通枢纽等各种新建筑层出不穷；从社会的变迁来看，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等级、秩序等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人口的流动性，社会发展的民主意识都使得今天的城市更加多元，更加重视多元人群的包容平等i而从文化的变迁来看，今天的城市已经很难用一种秩序、一种道德规范、一种文化来约束，多元文化并置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文化的形式已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但是传统文化的合理精神却可以也应该在当代传承。

关于“人工建造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建立”的传统，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使得原来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及平衡的关系被打破，“在目前高速度、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这种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融合无意间似乎被遗忘了”，因此传统精神的再利用、再建和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必须考虑到这一时代的变化。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已不是曾几何时的豪迈改造自然，也不仅仅是传统的顺应自然，而是强调在自然环境基础上的生态修复、生态系统的构建，因此南京需要从“山水城林有机相融的小南京城”，走向“山水城林有机相融的大南京都市区”，在更大的发展需求空间中，构建城市和自然有机镶嵌的空间系统，在南京都市发展区范围内构建“多中心、开敞式、网络化”的组团空间结构，并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城市。

关于“历史空间的继承和文化的包容发展”的传统，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在剧烈地改变着历史空间和当代建设的图底关系。在极短时间内形成的建设量，甚至有可能超过千年累计的总和。在此背景下，历史文化遗存显得尤为珍贵。今天我们需要对历史有更多的敬畏。随着南京城市不断向外拓展，不仅要高度重视中心城的历史文化保护问题，对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利用也要引起高度重视，要在保护市域文物古迹、古镇古村、环境风貌保护区和历史山水环境的基础上整合发展的资源，把历史空间的继承和当代新文化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关于“重要空间的设计和场所的塑造”的传统，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城市重要空间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城市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城市，而是市民的空间。如果说原来的场所强调等级的秩序，当代的城市空间则追求宜人的环境，空间的塑造更加强调场所的开放性、市民的可参与性。以南京秦淮河水系的规划建设发展为例，内秦淮河更多表达的是历史文化及其传承，外秦淮河更多表达的是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尚未开发正在规划中的秦淮新河则可以突出“新秦淮、新意象、新体验”，以新体育、新休闲、新商务、新人文、新技术为构思，形成同样具有文化意义和内涵的趣味公共空间，但更多地表达时代特征。

关于整体城市设计的营建传统，吴良镛先生曾经指出：“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江南建筑文化都应该区域、城市、建筑群、单体建筑以及建筑细部浑然一体，是规划、建筑、园林的整体创造，是经济、科技、文化、艺术、自然等的有机融合”。由此出发，笔者针对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的“品质空间”极易受到侵蚀的现状，提出了要针对城市“品质空间“设计“特色意图区”规划管理制度。所谓“特色意图区”是指因城市景观塑造、历史风貌保护以及生态环境保育需要特别保护、控制和塑造的区域，包括三类，即“自然山水展现区”、“历史文化展现区”和“现代风貌展现区”。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笔者牵头组织编制了”南京市空间景观特色意图区规划”，其核心思想是用整体设计的思想保护、串联、整合城市的品质场所和公共空间。

7“发展协调论”――以南京的城市定位和战略为例

基于南京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南京城市发展的文化定位可以概括为：中华文化枢纽、滨江宜居生态城市、国家重要创新基地。

关于中华文化枢纽，历史上南京就是世人瞩目的文化中心，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六朝时期，南京作为南北文化交流中心，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六朝文化”。在明清、民国时期，南京则成为内陆文化与海外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同时，南京崇“文”重“教”的历史，又使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今，南京作为全国四大科研教育中心城市之一，拥有众多的科研教育机构和雄厚的人才储备，万人拥有的研究人员数和大学生数都位居全国前列。这些丰富的文化科教资源和悠久的城市发展历史造就了南京“中华文化枢纽”的历史定位。

关于滨江生态宜居城市，南京是环境优良的绿色城市，境内宁镇山脉丘陵起伏，长江穿城而去。秦淮河蜿蜒其间，玄武湖、莫愁湖镶嵌东西，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山水城林”融于一体，绿化覆盖率达到46％，森林覆盖率达到23％。南京人文环境优越，文化包容性强。南京城市尺度适中，大部分人的通勤时间在30分钟左右。南京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主城，第二产业基本分布在城镇，既保持了城市的活力，又保护了主城的环境，避免了大城市“蔓延”发展的城市病。将南京定位为生态宜居滨江城市，有利于凸现南京的滨江特色、山水特征、宜居特性和生态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南京的人文内涵和人居环境水平，提升城市的发展要素吸引力和综合竞争力。

关于国家重要创新基地，南京具有丰富的科教文化资源，具有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基础和条件。定位于国家重要创新城市，不仅符合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导向，有利于推动南京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保守意识和传统体制束缚，在新一轮发展机遇中提升南京的竞争力，也有利于释放南京巨大的科技资源潜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南京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科技服务能力，从而巩固南京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

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上，则要建立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城市综合发展战略相互配合协调的空间格局。过去囿于城市经济实力和时代的局限性，南京城市发展一直局限在老城的近50平方公里范围内，现代化的建设与古都的历史文化空间相互重叠、互相冲突，不仅阻碍了城市功能的提升，也给古都格局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经过对以往发展的深刻反思，2001年南京城市总体规划调整提出了“老城做减法、新区做加法”的空间战略，通过一加一减的一疏一导，既改善老城的人居环境，松动老城历史文化保护的空间，又加快新区新城的建设发展速度。

在“建新城、保老城”战略的指引下，经过2002年以来几年的建设，这一空间战略已经取得了正面的成效，原本聚焦在老城的开发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老城高层建筑加速聚集的态势有所扭转，土地投放的重心完全转向，城市建设的重心跳出了明城墙内的老城范围，城市结构从过去单中心简单外溢蔓延逐步转为多中心组团式有序发展，为南京作为特大城市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空间架构。在城市空间战略的支撑下，南京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从18个城市中2000年的第12位，跃升至2005年的第7位，上升速度非常之快。这说明一个正确的空间战略可以在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获得良好的经济综合效应，实现历史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综合双赢。

8“社会支撑论”――结合南京实践的相关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这是一个涉及立场和价值观的社会问题，涉及巨大的利益，涉及众多的利益群体，因此说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归根到底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社会的问题应该靠社会来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支撑和协同。传统保护规划的致命弱点是把历史文化保护视为专家和个别部门的一项技术，而忽略其社会属性和公共政策属性。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家的保护体系基础上，主要还是由少量专家来推动的，保护工作过于专业化和缺乏群众基础，必然会影响到保护的社会实效，完全依赖保护专家的不辞辛劳和四处奔走呼吁是远远不够的。

关于法制规范，结合南京的现状，笔者认为应推动以下工作，一是推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制定：二是按照新出台的《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及近现代建筑风貌区保护条例》的规定，积极推动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录的分期分批公布；三是逐步将历史文化保护不同环节、层面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如针对南京丰富的地下文物埋藏的特点，应进一步修改《南京地下文物保护管理规定》中涉及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勘探、开发建设程序，同时建立有效的地下文物勘探快速应变机制，健全相应的文物通报制度，以加大对地下文物的保护力；四是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历史文化保护技术规范，历史文化街区内不应简单机械地照搬现有国家和地方标准，而应该采取不同于一般地区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来进行规划设计和实施管理。在地区交通组织、市政配套、建筑安排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应结合历史文化保护的实际要求来制定。

关于组织保障，一方面，倡导政府组织机制的创新，通过多部门协同、市区联动，统一部门和各层级的保护行动。另一方面，推动政府治理结构向“管治”的转变，发挥多元主体的参与作用，尝试建立长效的协商机制。鉴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要求，可建立专家委员会全过程论证监督制度，由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从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项目规划总图到单体设计、施工图设计、现场技术指导等环节负责咨询论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项目的规划和详细实施方案必须社会公示，才能审批实施，审批后还应同时在现场、网上公示，其间还应该举行专场公众意见咨询会，面向公众征询意见和建议，必要时应由项目的规划师或建筑师现场答疑和接受质询；对于具有较大社会影响面的敏感性项目，可采取多部门联合听证的方式。

关于财务支持，可借鉴西方各国历史保护的经验，尝试建立和创新财政扶持机制

建立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基金，每年可从地方财政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资本金注入该基金，该基金重点资助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项目，若时机适合，还可尝试实行市场化、证券化募集资金的方式，实现多元化融资；改革区县政府的以经济为导向考核制度，基于其资源禀赋、主体功能，建立差别化考核制度，其中对历史文化保护的重点区县相应调整或降低GDP考核指标，而通过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给予更多的财政扶持，实现区域发展均等化目标。

关于体制创新，要逐步探索与历史保护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一是要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街区运作模式的创新，改变传统单一项目就地平衡运作的方式，探索在更大范围内，综合考量历史文化保护的社会、经济和长远效益。同时，就单个项目的运作而言，可试验性地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如公私合作经营；二是可考虑建立产权转移的有效机制，针对那些具有清晰私有产权的历史建筑，在政府许可并捆绑保护责任的前提下，可允许上市交易。基于明晰的产权关系，可建立对历史建筑进行税收减免和强制维修的管理政策：三是要逐步健全社会性保障的配套制度，如出台适应多元化需求的居民安置措施，明确老城改造后居民回迁率，改造前后的人口密度问题等。借鉴西方经验，在城市更新与改造过程中，在居民、基本的服务设施、教育设施等方面保持其原有结构，并通过更新给老城以新的内涵和活力。

关于保护行动的计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实施，应该分时序、分区、有重点地在政府主导下，以项目形式逐年加以推进。政府相应需建立并明确年度实施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开展年度实施计划，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框架下，结合年度城市建设计划，明确年度实施目标，落实具体保护项目、安排相应的资金预算和明晰涉及各方的责、权、利关系。另一方面，对上年度实施计划进行回顾评价，认清问题，总结经验，为制定下年度实施计划提供参考和依据。

保护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篇3

〔关键词〕阿依特斯保护与传承现状保护与传承再思考

2006年5月，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此为契机，我国致力于新疆哈萨克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为“阿依特斯”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笔者出于对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的热爱，通过深入调查，潜心研究思考认为：在现有保护与传承措施和方法的基础上，转换思维，立足新的视角点，开拓视野，还能求得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可持续性保护与传承的新路径。

一、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保护与传承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多年来，新疆哈萨克文化研究机构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确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应用、继承发展”的方针，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布实施、明确责任、形成合力”为原则，为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已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关于对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的民间普查、收集整理工作已从20世纪80年代展开，至今已完成了《中国曲艺志》哈萨克“阿依特斯”部分的编纂工作。2008年11月，出版了由吾哈甫・努拉合买提主编的《丝路明珠：哈萨克阿依特斯》丛书，该书图文并茂，对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状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2009年11月，我国著名学者黄中祥先生的专著《传承方式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出版发行，他以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调查方法，对国内外的哈萨克族民间艺人进行了定点的抽样实地调查，结合详实访谈案例及19世纪以来各个时期研究成果，从民间艺人的形成环境、演唱形式、社会职能和类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归类，概括出了其中的一些共性规律和个性特征。其中以较大篇幅内容对“阿依特斯”艺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绍。2009年12月出版发行了由哈依夏・塔巴热克翻译的《哈萨克阿依特斯选集》汉文版，该选集将哈萨克文不同时期的“阿依特斯”经典对唱等进行了详细归类编辑，为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哈萨克民族，了解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研究“阿依特斯”艺术提供了现实而宝贵的资料。2011年6月出版了由加列力・努尔培斯担任主编的《哈萨克阿依特斯史》，本书以大量的事实文献，具体将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回顾性描述，并从不同角度客观反映了“阿依特斯”艺术在哈萨克族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自2004年起，伊犁师范学院奎屯校区开办“阿肯艺术班”招收学员，对学员进行专业培训。相继在伊犁州范围内各个地区、市、县、乡，成立了阿肯基地，为一代代“阿依特斯”传承新人的培养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

现今，在各级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伊犁州所属县一级范围内每年都要举办“阿依特斯”活动。地区级每两年举办一次。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每隔三年举办一次。自治区级“阿依特斯”盛会每隔四年举办一次。自治区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曾多次举办“阿依特斯研讨会”，聚集专业研究学者进行“阿依特斯”学术研究讨论。2008年1月自治区级学术研究机构“新疆哈萨克阿有特斯研究会”在伊犁师范学院奎屯校区正式挂牌成立。

但是，由我国现代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当代哈萨克牧民追求多元文化生活的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当代的年轻人的审美情趣和观念悄然发生着改变。“阿依特斯”这种古老的传统艺术不再是他（她）们心中重要的精神文化需要，现实存在着民间自然保护与传承动力不足、“官热民冷”的被动式状态。另据调查，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在“申遗”之前多是民间以“口传心授”的传统传承方式来维系该艺术的代代传递，“原生态”面貌随处可见。“申遗”成功后，政府加大了传承保护措施力度，投入人力、物力，从宏观引领到具体实施都获得了明显效果，但从“阿依特斯”艺术本身而言，原有的传统风貌发生了变化。那些朴素而大众化的场景被华丽的舞台所代替，使“阿依特斯”舞台表演的成分过于浓郁，老百姓就成了纯观众，而不能随兴参与其中。

二、对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保护与传承的再思考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加强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我们应以自己的一腔热情和智慧，脚踏实地、认真探求，为在新时期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上而尽全力。

（一）注重民间传承的现实意义

“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族民间全民喜爱并可参与的重要文化活动，参加“阿依特斯”活动的既有普通老百姓，还有具有文化造诣的阿肯。纵观“阿依特斯”千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它源自于哈萨克族民间，并且赖于哈萨克传统的民俗得以传承。无论是人生成长过程的每一个礼仪，还是普通生活年份中的每一个节日或庆典，都缺少不了“阿依特斯”活动的伴随。离开哈萨克民俗，“阿依特斯”固然荡然消失。现今我们说起“阿依特斯”，它是高级的表演形式，即：阿肯“阿依特斯”。而阿肯“阿依特斯”必须是在群众性的“阿依特斯”发展基础上逐步形成，也就是说，阿肯的成长过程必然要经历群众性“阿依特斯”的百般锤炼，才可能使一个普通歌者成为人们广为信服认可的阿肯。在此我主要强调“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族民间千百年来民间自然传承下来的古老艺术，它离不开哈萨克人草原文化的土壤，离不开哈萨克哈萨克民间民俗的生活语境，保护与传承阿肯“阿依特斯”万不可忽略对群众性“阿依特斯”的重点保护与传承。固然，如今在社会现代化进程里，新疆哈萨克人已由“游牧”逐渐转为“定居”，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正在接受现代文化冲击的考验，由此受到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但现代化的媒介及设备是人发明和掌握的，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优势和手段为“阿依特斯”艺术在民间保护与传承注入新的活力，也就是说，现代人要以现代的理念及行为为古老传统艺术的与传承开拓出一条创新之路。

（二）唤起“阿依特斯”艺术传承人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理论是由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所倡导。它意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音乐学家乔建中先生曾言：“保护民间传人是全部保护的重要环节，优秀传人代表了优秀的文化，他们身怀绝技，正是我们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在，传统就在；传人不在了，就意味着传统也消失了。”民族音乐学家周吉先生也持有“人在则艺在，人去则艺亡”的观点。总之，在现今时代，我们应该认识到传承人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主体，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理应有清醒的认知，主动承担起传承与保护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职责。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的保护与传承，阿肯充当着重要角色。但由于受当代社会“嘈杂”的文化思潮影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对撞，“阿依特斯”艺术在现代阿肯的思想意识上都还处于“麻木”状态，由衷的“自然”情感缺失了很多，因此，应加强对阿肯的思想引导，通过建立建全各种机制，使他们重新审视传承“阿依特斯”艺术得重要价值和意义，变“被动”为“主动”。从另一角度说，唤醒“阿依特斯”艺术传承人的“文化自觉”，让他们成为“保护与传承”的当先者，为古老传统艺术的发扬与光大而竭尽于全力，这是哈萨克民族的期待，更是国家对传统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希望。

（三）加强区内、区外专家和学者的互通联动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无疑为我们搭建信息的交流平台创造了有利条件。无论是区内的专家还是区外的专家，都能将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或研究的成果，很便利在第一时间与大家共同分享和探讨，以寻求更多的合作。关于对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机构，应创建专门的电子信息公开交流窗口，将区内、区外专家、学者有关于“阿依特斯”研究的专著、文稿以及编著等，予以归类编辑，以方便查阅和交流，为“阿依特斯”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提供更为系统和快捷的服务。建立联动机制，利用各自优势，形成互补，首先，区内专家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自然优势，特别是哈萨克族专家，他们对本民族的风俗人情、人脉关系不解自通，语言交流更是畅通自如，为研究工作能创造最为便利的条件。区外专家在“非遗”保护与传承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扎实的理论功底、开阔的前沿视野、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是他们的优势和特点。二者在研究工作中相互搭档，从“原生态”的记录到阶段性的总结，能准确地了解和掌握“阿依特斯”艺术的真实全貌，为保护与传承做好先前的案头工作。其次，区内专家应充分利用本民族熟练的语言和文字能力，多方搜集和分析前人挖掘、整理出来的原文资料，为区外专家提供可借鉴性材料而进行科学的论证，在“阿依特斯”艺术更高的理论研究平台上获得有价值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成果。

（四）与邻国（哈萨克斯坦）建立友好的学术联系

与新疆地理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国有着哈萨克族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2013年5月，本人前往哈国阿拉木图国立音乐学院、哈国国立女子学院、阿拉木图社会科学院进行了实地学习考察活动。通过参观、座谈和个别访谈了解到：哈萨克斯坦“阿依特斯”艺术，已在国家层面得到了全面保护。音乐学院设立此专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表演竞技水平之高，令人赞叹，并走向了国际表演舞台。哈萨克民间艺术的传承，在哈国是传统依存，传统与现代恰当融合已形成两条发展的道路。国立音乐学院副院长、著名作曲家阿克托特教授告诉我：“我们国家的阿依特斯艺术，民间主要是自然传承，而高水平的演唱、弹奏人才还是出自于我们学院，是我们对他们专业进行系统培养的结果。”可见，这种培养模式大大拓宽了“阿依特斯”艺术发展水平的空间。我国虽然从2004年起在新疆伊犁师范学院奎屯校区开始举办“阿依特斯”艺术班，为“阿依特斯”艺术培养后继传承人才，但由于起步较晚，加之办学经验、教学水平的局限，因此获得的效果并没有特别突出。在此，加强与哈萨克斯坦“阿依特斯”艺术交流、建立学术联系、获取成功经验是我们非常可取的方法和措施。

（五）发挥专业团体的有效作用

新疆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伊犁、阿勒泰、塔城三个地区及木垒、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各区、市、县都有专业的文艺团体，团体成员均是受过艺术院校专业培养或是民间优秀的文艺骨干。他们无论是在演奏、演唱还是舞台表演，都有着一定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充分利用专业团体的优势，对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进行大力宣传，这也将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当然，这对于专业演职人员来说，是有一定的难为情绪，因为他（她）们毕竟不是民间的即兴创作歌手。但我们的做法是：演出之前要有充分的准备，也就是说，对演出舞台的场景、唱词、旋律都要有前期的设计和成熟的排练，在舞台上，演员只是表演。这样势必对“阿依特斯”艺术传统意义似乎有一点背离，但就在宣传哈萨克族传统文化、扩大“阿依特斯”艺术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则有着特殊的效果，这也可谓是以专业方法对“阿依特斯”艺术的传承。

保护与传承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应注重以本真性为基本原则，即：保持“阿依特斯”艺术鲜活的“原生态”面貌。笔者在研究中力求在现有的“文本传承”、“教育传承”、“博物馆式传承”、“原生态传承”等方法之外，重新调整思路，树立新观点，以寻得对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的文化观照和“保护与传承”新对策。事实上，对于正文所阐述的个人思考结论，在现实中，只要以踏实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付诸实际行动，就必定会有所收获，并相信这些收获会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新疆哈萨克“阿依特斯”艺术真正的文化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从而提升“阿依特斯”艺术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保护与传承“阿依特斯”艺术的传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那么，提倡该艺术与时代同步发展，与当代人的审美理念产生共鸣，即：创新发展，是否能产生新的效果？如：伴奏乐器除冬不拉之外，采用流行的电子乐器，唱腔旋律除传统民歌旋律之外，采用社会流行风格旋律（当然，唱词还是保持传统的即兴特点不予变化）等等。艺术生命力的延续在于艺术的再创作，在当下我国社会大变革背景下，仅靠保持传统来赢得一代代传承新人的心里默许，是否可以永久持续，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而得出最后的定论。

注释：

①阿依特斯：对唱、对歌之意。

②人民日报特稿：《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07年10月20日

③阿肯：哈萨克族民间诗人、歌手、说书人、即兴演唱者

④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三期

⑤乔建中.传人文化生态及其他―关于“遗产保护”的断想.音乐研究，2006年第二期

⑥周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三期

参考文献：

[1]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

[2]孟驰北.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

[5]王希隆、汪金国.哈萨克跨国民族社会文化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