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读后感篇1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冥想》

《南渡北归》讲的是民国时期中国大师的群体命运变迁历史。内容夹杂了各类官方文献和野史趣闻，和作者爱憎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勾勒出悲怆又真性情的一个个人物。乱世成就英才，各种挑战人性的底线的事情，让人更加多思而复杂。苦难，是不幸，也是幸运。

选择——从卢沟桥事件说起

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张自忠将军，卢沟桥事件开启了这段颠沛流离的历史，当时北平守军是宋哲元、张自忠。卢沟桥之前，张自忠认为可以和平解决与日本的冲突，撤防撤军，私下签订《香月细目》。被社会视为“准汉奸”、“自以为忠”。

后参加多场对日战争，1940年，张自忠在对日的枣宜会站中全军覆没，战死。

别人做的选择，是基于他当时所获得的信息而做的判断。上帝视角来审判他人的选择时，你在局内未必会做的更好。

传闻——从一个风流韵事说起

故事：广为流传的版本中，林徽因将徐志摩失事飞机残骸悬于卧室，彼时至今各类小文章据此有了各种猜测，演绎，脑补一系列的故事推测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不和睦，熬成一碗碗的鸡汤。

在另外一个版本里，林徽因保留的飞机残骸有两片，另一片是其胞弟林恒对日空战阵亡的飞机残骸。

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感情这种事或者当事人也讲不清楚。别人告诉你一些事情，是为了论证他的道理。你信不信他的论据，你的道理是什么？

资历——陈寅格的那份学历

故事：陈寅格太有才华，也许他的大脑就是一个超级电脑。阅历丰富——多国游学；超强记忆——引文据典，涉猎广泛；逻辑严谨——从《琵琶行》推断歌女家乡，所嫁人情况等；简直是天生的学问家，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陈寅格游学多地，哈佛、柏林转了一圈，却没有拿一份博士文凭回来，完全为求职而求职。也正是这一点，让好友吴宓聘用他做教授时费劲力气。

要么让自己拥有陈寅格那份出色的才华，要么就脚踏实地一步步做事情。

《南渡北归》读后感篇2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如是写道。《南渡北归》便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从敌占区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谓“南渡”，实际上便是逃亡。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后又迁至李庄，随同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组织。

多次浩浩荡荡的逃亡与南迁，本就是无可奈何之举，也曾遭到学生的质疑与反对，有人甚至想上前线为国捐躯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历史的长河证明，这逃亡，正是促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之举。这引发了我对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来便象征着狼狈与落魄，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旧唐书》中也道：“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为众人所唾弃，然而，《南渡北归》中所述的逃亡却并非代表贪生怕死，更非暗示着穷酸书生的软弱无能，反而是一种忍辱负重式的以退为进。悲痛的知识分子面对敌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没法身体力行地给予敌人有力回击，只有发出“衰泪已因家园尽，人亡学废更如何”的悲叹，然而抹去泪痕，理性而冷静地分析着自己可以提供给国家的最大帮助，发现自己的使命，即是为了民族复兴，防止“人亡学废”的局面发生，将国家的学术水平提高，将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为了正义而逃亡，必然是悲壮却又智慧的选择。

的确，姑且不论所有北方知识分子，只举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蔡元培先生被公认为北大最伟大的校长，朴素谦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出任北大校长之职时，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识革命”革去原京师大学堂里传统保守的迂腐气，使北大逐渐成为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长，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记载的那样，冲动的学生未听从他“以学术救国”的劝导，一腔热血地发动学潮，致使多名学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将大炮对准了北大。顶着重重压力韵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惩办的目标，他却不顾自己已沦为众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即，为避其锋与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气，他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乔装打扮后悄然离京，远走他乡。他的逃亡，绝不是畏惧的表现，反而是一个强者面对如何同时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难题时的最佳抉择。

房龙的《伟大的逃亡》记载了瑞典人民在瓦萨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萨的带领下，建立起独立国家的历史过程。与《南渡北归》相似之处便是，瑞典人民不愿沦为臣虏的争取独立的顽强精神决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伟大”这一形容词。纵然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甚至与挚爱的亲人失散，但外表狼狈悲痛的他们，举手投足间仍是一种倔强不屈的高贵气质，一种中华儿女必胜的信念，而非苟且偷安的提心吊胆，这正决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义性。

其实，这次南渡的成功不仅在于知识分子是为民族大业而逃亡，而且在于它还是一次为时多年的旅行。

《难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此给旅行者下定义：“一个旅行者除了通常的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还带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说怀有某种特殊的使命。虽然每个人本质上都带有浪漫的情怀，但一个旅行者通常更愿意细细品味旅途中的每个细节，而一个旅游者则希望一切都安排停当。”显然，南渡的师生们不是旅游者，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大业保存知识界的精英力量，边行边学，推进学术研究及教育事业的进步。

正因如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湘黔滇旅行团”诞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热烈欢迎与关照。岳南先鬻生如此评价这次旅行的意义：“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了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干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黔西岩溶地貌，云贵民间歌谣，甚至是鸦片的种植背景和危害，这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却让走近群众的师生们因祸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让南方的楚汉浪漫主义文化渗透于自己满是北方的理性主义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逃亡”所带给我的启发仅限于以退为进的谋略与忍辱负重的毅力，那么，相比之下，“旅行”的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天堂电影院》里，Alfredo说，年轻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会以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个“行”字，我认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边行边学，边行边成长。有句话说得好：双脚放在地狱，眼睛搁在天堂。我觉得这便是对有意义的旅行的最佳诠释。有意义的旅行，因为不是一味享受放松，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与体验，不断地吸收与借鉴，所以必定是艰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透过这苦，觅到了收获的甘甜。也许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彻底丢开身上的迂腐气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嘲谑，深入实际，深入人民，深入社会，让自己的学问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从而造福于社会。

南渡，实乃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却为中华三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最后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南渡北归》读后感篇3

时隔六年，花51小时重刷，仍遗漏许多脚注，不知是因为自己真的老了还是交叉资料接触多了，没有第一次读时的激动。六年来，多次向朋友推荐此书，而本次阅读，只想给自己的民国情结做个了结。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的三个时期，留给后人太多的眷恋与遐想:先秦的诸子，魏晋的名士，民国的教授。不知道该感谢那些时代的统治者给予他们的包容，还是该赞美这些前辈们的水平、思想与个性，不论怎么说，当我们接触到跟他们相关的文字时，心无疑被揪住了。

岳南先生以考古学的深厚功力、结合历史学的起伏跨度、贯穿文史通行的春秋笔法，真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勉力总结几句话，括而言之如斯:《南渡》关乎民族存亡，悲愤中暗藏激励，铺陈开阖，诸大师交相辉映，国家危亡之际，军事为文化教育撑起半片天空，逃亡之中不忘国耻，奋发图强以期自救，可谓用血写就；

《北归》之际，本当摒弃嫌隙复兴中华，怎奈纠结于政治之漩涡，文人本夹缝，无奈又相轻，阵营本无义，偏偏说渭泾，此谓之以泪写也；《离别》时令本伤感，偏让书生站队忙，见证时代的大师们被政治撕扯，或驻守，或流亡，或偏安，或旁观，最终都输给了岁月和纷争，大师们不按排名先后相继落幕，大师之后无大师，我辈徒劳为感伤，此可谓血泪相和而写。

《南渡北归》读后感篇4

今年暑假跟随叙事者共读了南岳老师写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它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笔，止笔于大陆文革后。近四十年光景，中国烽火连天，风雨飘摇。最后一批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以及卷滚在大潮里的众生学者，从历史的苍茫中走来，又消失在那幽暗尽头。这样情形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学界精英奔波向祖国西南，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到蒙自、李庄，在几近食不果腹时，仍专心学术，不忘民族复兴，用知识去触摸那“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一个月的时间，仅仅看完了第二部，感慨颇多，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从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许多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外取得学位后，大多选择回国，即使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生活条件比现在差很多，但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为国家服务，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从民国知识分子那一代身上我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这正是我们当前最缺乏的，当前社会，拜金主义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选择在国外，中国是世界上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大师们求学所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故而不计个人得失而从容投身祖国怀抱，且在条件非常艰苦前提下，做出伟大功绩和壮举，将以八股论优劣的时代，翻开中华民族的新篇章。他们从海外归来，谱写历史，创造辉煌，这二三十年代产生我国至今都是最好的大学，甚至在抗战的艰苦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组建的西南联大仍是中国大学史上的光辉。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的几个大字，貌似决绝地渗出那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曾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当时光逝去，他们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贵的灵魂却却与年轮共生，“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

《南渡北归》读后感篇5

《南渡北归》共有三部，但由于时间问题，我才看完第一部《南渡》。《南渡》讲述的是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说实话，以往我是不愿看描述抗战时期的书籍，因为不愿去揭开那段历史。

但如今，合上这本书，我只觉神清气爽，一位又一位大师的经历在我脑海中回荡，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抗战岁月。

《南渡北归》的作者名为岳南，《南渡》所述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尽管作者对大师们的叙述有时是批驳，但这反而展现出大师们别样风采。正如王安石所说：“不以其善而非其善。”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他人是了解其为人的基础。作者的客观叙述更让我对曾经知晓的大师们产生了别样的感受，感受到大师们的人性光辉。作者参考浩繁的资料，引经据典，治学严谨，让我充分的了解大师。

在那样一个战火连天的时代，大师们拖着沉重的书籍纷纷南渡。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安逸去接受敌人的糖衣炮弹，出卖祖国，而是奋力保护祖国文化，那是一个时代的幸事。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华文化的血脉才被保存下来。

在这些大师的故事中，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便是“梁启超和李济的友谊”这一部分。梁启超对李济的推荐与鼓励不仅是对人才的重视，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保护。更有甚者，梁启超为科学牺牲自己，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读完这句，让人不免扼腕叹息。虽然那个时代的大师已经离去，但他们的精神和学术成果仍被有幸保留下来，供后人敬仰。而且我相信在这些精神的引领下一定会有新一代的大师出现来带领下一代人。读完这本书，我感叹于大师们的坚守与执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缺少的，这本书也许会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一些触动，让我再次面对挫折时，有勇气去战胜它。

正如岳南在采访中所说：“希望读者看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是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是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了张显的那种历史温情。”大师们所带给我们的历史温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大师已远去，风范犹长存。

《南渡北归》读后感篇6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提到中国内部的动乱时期除了打打杀杀的士兵将领，文人学士的存在是必不可少且不可忽视的。他们的精神从不动、毫不畏惧。

不忍忆王国维大师的投湖而死。一天的安详平常，却被那投湖一声脆响刺的干干净净。头陷淤泥足可见王大师一心求死的态度之坚决精神之强大。正如这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让人久久从难以回神。

是的，或许在平凡人眼里，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然而，这正是大师超越平凡人的地方。作者认为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作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

简单一句话，如醍醐灌顶，点醒了我。原来，文化的力量可以这么强大。原来，文学大师沉默的反抗是这么的让人震撼。当然，志同道合的人更能理解对方，并给予最真实的赞扬。难怪陈寅格一句道破：“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再说到另一位国学大师梁启超。从教科书上我们也对梁启超的爱国、他的先进思想充满敬佩。从《南渡》中，再一次认识更加生动的梁启超大师。他看到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速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他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他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做下去，一定能于全世界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这种自信与魄力让人折服，也唤起了我们普通人对大中国、对自己的信心。

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将自己两个孩子培养成中国历史上又两个杰出人才。

李济，也正是因在文化思想上的共鸣，而和梁启超走到一起，成为相差23岁的挚友。

“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人会捡。”从李济这形象的一句话便可一眼看出他的思想辽远，以及与梁启超的相契合。当然，更加相像的还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做任何让步。

我想，因思想的共鸣而结成的友谊是绝对纯粹而坚定的。而因血液中流淌的中国血液而氤氲而生的爱国之忠情，更是让中国爱国人士自发的团结及渴望和平。

文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强大到是人力无法控制与收敛的。我们不能小瞧它，更不能忽略它，我们所能做的，是利用并发扬它。

《南渡北归》读后感篇7

通常说起历史，人们多会想起一些著名的战役，想到的是战士们的英勇献身，但是这部《南渡北归》却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读历史。大家都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用思想来影响国人，但其实，大师们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

书中记载了这么一段历史：1930年9月，梁思永等人到东北进行考古调查，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才有了两年后有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书中第一条便是“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以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理论，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中国人大出了一口志气。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梁启超坚持鼓励自己的儿子学习考古，尽力发展国内的考古业的原因了吧。文人们有自己捍卫国家尊严的方式，相比上战场冲锋陷阵，文人们所做的更多是幕后的事，而这些，又如蔺相如和廉颇文武共行般是不可或缺且相辅相承的。

这本书，带给我更多感动的则是那一代大师们在战乱中奋力保护祖国文化，传承祖国文化的那种坚持，数年颠沛流离，数次哀叹山河破碎，可也许是时代造英雄，这一代文人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旧保留了进行学术探究的严谨态度，也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本本著作，和那些一点一点被抢救回来的文化。

而对这一历史温情感受最深的60后作家岳南也传承了这种精神，这本《南渡北归》他写了八年，数次进行实地考察，就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我看到他们当年用什么锅，睡的什么床，描写的时候就更加真实。”而大家也会发现，书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详细的解释并附上了具体的资料来源。

最后说一说这本书的封面一行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这也许是欠妥的，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人才，现在也有着很多为发展而努力奋斗，作出大贡献的青年人。但这句话也应该作为对后世的一个警示，在争着评教授职称，为金钱所迷惑双眼的现在，更应该有些人能够一心扑进科学，把全部生命奉献给自己所从事的学科。

推荐这本书，就如作者岳南所说的这样，希望你们能在这套书中读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张扬的那种”历史温情。

《南渡北归》读后感篇8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终于将厚厚的一大本书，《南渡北归》第一部看完了。

这是一部写大家，大师的书，太应该看了，而且应该早点看。我看的虽晚了，但终归是看了，并收获满满。

《南渡北归》一共分三部，第一部是《南渡》，第二部是《北归》，第三部是《离别》。《南渡》应该是最难的吧？因为后面两部还没有看。《南渡》是因为日本侵略的原因，整个政治，经济和教育都向南方转移，称为南渡。

战争，本身就很可怕，在战争中逃难，就更难了。知识分子，拖家带口，前途未卜？作为读书人，授课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书。最惨的要数陈寅恪了，从日军铁蹄下抢救出来的书籍，一批在运输途中被换成砖头，一批被烧成灰烬，陈寅恪一次次被打击，昏厥过去。这些书，是陈寅恪经过批注的书，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智慧，稍加整理便是一部部惊世骇俗的大作。

作为世界级的大家，三百年仅此一人的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还被牛津大学聘为教授，请陈寅恪去牛津大学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年多年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全欧洲的汉学家听说陈寅恪要去讲课，纷纷跑去准备听课。由于二战的爆发，陈寅恪未能成行，被困在香港。

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蔡元培，胡适，梁启超，蒋梦麟，梅贻琦，朱家骅，叶企孙，李济，陶孟和，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徐志摩，鲁迅，冰心……数不过来的大师，大家和名人。看他们的人生成长经历和学习过程是一种享受，佩服的同时，也有对自己的激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解和学习这些大师太有必要了。

过去，对其中的一些大师盲目崇拜，看了《南渡北归》知道了很多，也开始学习甄别了。因为这是一部关于历史的书籍，包含了很多历史记录和资料。历史，除了记录，还是一面镜子，形形色色的人留在了里面。

这些被称为中国最后一批的大师们，在《南渡》的过程中书写了新的历史篇章，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最能看出每个人的本质和特点，非常珍贵。

特别喜欢这本书，特别是关于陈寅恪等大师的部分，还有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和徐志摩，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与传说中的有所不同，是很值得羡慕的那种高尚的品格和关系。

接下来的两部《北归》和《离别》也是厚厚的，慢慢看吧。

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这样的书，看不够，还想看。

《南渡北归》读后感篇9

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全景了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慢慢读来，不知不觉被大师的情怀所感动。

各大院校师生纷纷南下西行之际，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突然来到梁家，对梁思成说自己刚从外地潜回北平，有约50毫克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如今北平沦陷，日军已经进入清华园，如果这个东西落入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赵忠尧想起梁思成这位“铁杆”校友有一辆雪佛兰牌小轿车，决定找梁帮忙，一同进入清华园。二人冒着生命危险，趁着夜色，潜入清华园，抢救出这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科学珍宝。赵忠尧把盛满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奔向长沙。他一路风餐露宿，蓬头垢面、破衣褴褛，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如乞丐般到达临时大学办事处时，梅贻琦校长热泪盈眶……这是怎样的信念。

“九一八”事变之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职演讲，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特别提醒师生“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这是怎样的理念。

自离开北平南下，辗转近万里逃难，梁家几乎全部“细软”都丢光了，战前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被他们视为最宝贵的财富，紧紧地带在身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李庄上坝月亮田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患病的林徽因，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撰写并绘制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奥秘和成就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这是怎样的坚守。

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发掘的梁思永，肋膜炎病愈不久，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出现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有时详细地指点助理员去做，有时甚至下坑亲自动手。晚上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人员谈论当天发觉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有时整理当天出土品……常常忙碌到深夜。这是怎样的敬业。

68天的长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团”的11名教师和290名学生，真正走出了象牙塔，进入到书本以外的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结合湘西、黔东一带的地形地貌，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以及黔西岩溶地貌和地质发育理论。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当地民歌、民谣，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并对当地风土人情进行写生。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每天自清晨走到傍晚，不走小道捷径，沿着盘山的沙石公路走，每当休息时，就坐下来写日记……这是怎样的言传身教。

这样的大师在书中比比皆是，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但是我要说：大师虽去，情怀永在。

《南渡北归》读后感篇10

读完岳南所著《南渡北归》一书，洋洋洒洒三大本，回顾百年之前，时代洪流所裹挟的，一群读书人文化精英们的故事。他们的名字包括胡适、陈寅恪、王国维、傅斯年等等，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民国大师们，描绘他们的行状和风采。

从清末民初开始，重要的几个历史阶段，如民国建立到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到北伐战争，gmd夺得全国政权，再到抗战爆发，再到抗战胜利，然后内战爆发，gmd败退逃亡孤岛，逃岛之后一峡两岸不同的光景。大致那风起云涌的几十年可以分为这六个阶段。

书中所记载的众多人物生平，以及他们之间这样那样的关系。比较有趣的，如林徽因和徐志摩，和梁思成，和金岳霖的关系。

再有如斗士闻一多，早期的新月派诗人，法西斯分子，再到抗战后期完成的惊人的转变，不禁让人大吃一惊。原来人在不同的年龄环境心态的影响下，竟然能出现如此180度的转变。

再有如胡适，从爆得大名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再到抗战之前主张议和，再到抗战中出任驻美大使，为美国限制日本，并最终迫使日本偷袭珍珠港，立下不世之功。

或者像傅斯年一样，以自己豪迈的气概，成为胡适的过河卒子，在抗战军兴时，安排各种工作，为抗战后方的教学研究事业，也是立下不少功劳。

凡此种种，数不胜数。说几件自己比较在意的事。

王国维投湖自尽。所谓文化人，就是被文明归化的人。王国维作为一个古典主义的文化人，当过溥仪的老师，又深刻的沉浸在包括清代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化之中。北伐战争时，北伐军节节胜利，他感觉北方的传统文化必然被新文化取代，而自己也可能成为攻击的对象而受屈辱，在悲伤与惊恐中，选择投湖自尽也就不是不能理解了。

再一个，梁思永抗战中病重，无钱无药医治，傅斯年多方奔走，写信给国民党高层，希望他们为国家计，为人才计，不要因为其父梁启超的原因（梁是保皇党，后又当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于国民党是一贯对立），而见死不救。最后是蒋介石拨了自己两万元私帑，救了梁思永一命。

再一个，胡适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定为战犯，自己他对面包自由的论断，着实精彩。没有自己深刻的思考，是不可能对人，对社会有如此准确的洞见的。而后三十年间，一帮趋炎附势的小人，鸡犬升天嚣张一时，却最后困得关牛棚坐飞机，多少人惨死，自杀，被逼疯，在大好的年纪却没有学术成果，也是他们热衷于权力的报应吧，也是那一批学人的不幸。

另外，当年西南联大建校在昆明，有一点考虑，就是如果抗战失败，方便联大师生通过缅甸流亡海外。假设抗战如果真的失败，那中华文明就真成了一个流浪的文明，就去犹太人一样，这样的情况下，中华文明还有恢复的机会吗？

人是文明的载体，只要中华文明还有内在的生命力，无论作为载体的人生活在哪里，无论他是什么民族和国籍，在他的身上都是中华文明的延续。

有一幕，抗战之时学生转移，要渡过一条河流，天上有飞机轰炸，国军士兵背着学生趟过河流，这就是一个国家对文明种子的保护。

另一幕，在吃不饱穿不暖，还有飞机轰炸，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学生在努力学习，努力的做着研究。

一个国家对文明文化延续的重视和保护，一个民族对传统和现代的学习和研究。有此两点，中华文明就不会断绝。

人生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年轻人大丈夫自然当纵横四海，闯出一片天地。但事业有顺利也有不顺利，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著述立说也可为文明作贡献。再差一些，大环境不允许你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那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爱人先爱己。智者不立于危墙之下，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也要保住自己的那点德，这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人的底线。

《南渡北归》读后感篇11

读别人的人生，写自己的感悟。看到大部队都读完了《南渡北归》，我很汗颜，并没有读完，才到第六章。

看来我暑假时间利用率有点低，不给自己找借口。虽然只是阅读到第六章，感受还是深刻的。阅读《南渡北归》让我对民国到新中国建立之前这段历史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也对那时候的伟人有了更仰慕的敬意；更对那时候的苦难有了更醍醐灌顶的痛和悟。拥有和平年代的我们，该何去何从，该为自己和社会做些什么。先辈们用血泪打造给我们的和平安稳社会，我们该怎么珍惜并也做出些什么。

常常为文学大师的思想震撼，到底是怎样的情怀才可以不顾自己个人而为大家，为后代留下什么。

伟人和凡人的不同，因为他们的思想境界不同；而伟人又和凡人相同生活的爱恨情仇，又多了份真实感。他们也会因为意见不合而不合，也会因为性格不合而不来往。但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为国家而奋斗！

文学大师诸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胡适，蔡元培等。他们的思想真的是永垂不朽。梁启超的育儿观让我记忆深刻。西南联大迁移的难和保护文化遗产而牺牲的伟人都让人敬佩不已。我已无话可说，文字言语都太无力，表达不出那时候的难。

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感受也很浅薄。我只能表达对那时候付出生命牺牲小家而成全国家的敬意，而让自己对民族有更高的敬意，民族毅力永传承，平时个人生活的挫折困难算得了什么，简直渺小至极！

感受也只能到这，我的阅读分不及格！我没有阅读完暑期任务，后期时间利用率应该提高了。《南渡北归》我连一半都没读完，要赶紧迎头赶超了，否则新书又开始阅读了。

加入组织阅读还真是特好，没完成也如学生般，羞愧不已，也会警醒自己，下次要加速了。拖延只会让自己吃亏。九月份两本书要一起开读完成。

《南渡北归》读后感篇12

《南渡北归》讲了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和学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图书，文物转移到西南地区，抗战胜利后再北上的故事，全册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书中，一个个坚韧绚烂的生命，在历史的丰碑上，刻下记忆。

全书开始于沦陷后的北平，屈辱与尊严，征服与抗争。每一个人，都是毫无杜撰有血有肉的人。这批人，他们护送中国文物和大学图书在烽火下南渡。在军阀混战，中日战争的硝烟中描绘出中国最初的考古，建筑轮廓。也在山区的艰难环境下完成生物科学实验。本该在优越实验室中完成的任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仍不放弃。他们，让“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在这古老的大地上生根萌芽。

正因为有这批坚守信念的大师们，当我们再去凝视这段沉浸在深渊的历史时，才会看到屈辱不堪之外的风骨凛然，这是中国式的风骨，是对家国情怀的深刻诠释。

在逃亡路上，为了不丢弃人才培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在艰难的日子里讲课声常伴随敌机的轰炸，师生们却把躲防空洞的事儿风趣地写成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晚上停电时，刘文典就一袭长衫，对月讲《月赋》。但却这么艰难的日子里，它为祖国培养了多少人才。

解放战争时，梁思成焦灼地在楼上转圈，一看到有飞机在北平上空飞旋，就喃喃道：“完了完了，这些古建筑要全完了。”罗哲文回忆，梁思成在二战末期经常抱着日本地图标注古建筑所在，并把地图交给美军请求他们不要轰炸这些人类共同的遗产。日本知晓后极为感激——梁思成此时却早已死去多年。

看过一张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照片——他们坐在檐上，并肩笑望镜头，林穿着合体的旗袍，脚下踩着一双平底布鞋，他们正进行维修测量工作。那时候，所有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欣然。看照片的人关心的不会是林徽因的脸蛋长得美不美，也不会是照片拍的模糊而没有色彩。它展现的是中国大师们的坚定信念，在一个古国的土地上，用生命的时间抢记建筑的记印。

书本仍在读，它在慢慢展现更完整更浩瀚的中国，我想，这就是梁思成和《南渡北归》的意义吧。

《南渡北归》读后感篇13

这本书我读了很久，期间中断了一段时间。搁置的那段时间，又添了许多新书，但想着这本书实在很不错，所以还是读完了。《南渡北归》系列总共有三本——《南渡》、《北归》和《离别》，是一幅恢宏的民国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群像画，即群体人物传记。不同于一般的单个人物传记，这本书整体架构是时间轴，再在时间轴上“横切一刀”，把在横截面上要重点描写的人物作详细刻画，而该人物其他时间段上的经历一笔带过，等到写下一个横切面时，继续把之前的人物的经历“拎过来”接着写，所以在看单章的时候，思绪会稍有些散，只有把好几章看完以后，才能对一个人物的命运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北归》包含的历史时间段大致在1937年至1940年前后，但书中对于一些活跃于这段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成长过程也着墨甚多，所以时间跨度很广。书中描写的主体是原本活跃于各地高校或研究机构、而战争爆发后，随着学校的迁移而辗转于全国多地的知识分子，比如王国维、赵元任、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等；描写的事件也基本与这群人相关。而对于当时的大环境，比如党争，比如战争本身，都只是点到即止；即使描写到，也只是为了刻画某个人物，所以书中内容看起来比较“纯粹”。书中容纳了大量的真实史料，这一点从每一章后面多达二十面的注释就可见一斑（全书共十一章）；注释的内容多是所描写人物的日记、书信、作品以及亲近之人的口述等，所以足以见书中对人物刻画时都是基于事实，而非信口雌黄。

书中的人物，大多活跃于这几个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北大），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国立南开大学，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及其下属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在空间上着重描写的，主要有北京（当时的北平），长沙，昆明和四川南溪李庄等。

整本书的故事主线其实很简单：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城沦陷，于是原在北京的高校，以及南开大学和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昆明，共同组建成西南联合大学；后来战事恶化，昆明也遭到了严重袭击，于是西南联大及相关的人员和科研机构又被迫迁往四川李庄。但在这段时期之内，发生了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让人既感慨于山河破碎、人民命途多舛的凄凉，又感慨于这些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热爱，甚至要胜过对自己的生命；也正是这种热情，才让众多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免于战火的涂炭。

1937年的中国，遍地狼烟。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知识分子们也同样不能免于战争的苦难，诺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日本军队进攻北平和天津时，并没有顾忌城市中的高校，反而把炮口对准了这些地方。南开大学当时基本被炸成废墟，北大和清华校园里，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都在轰炸中飞灰湮灭。在迁往昆明时，各高校为了能在昆明继续教学研究，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尽一切办法搬运教研物资。不仅是图书，当时自然科学中的动植物标本、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都纷纷从陆路、水路运往昆明，期间经历的艰辛不言自明，甚至还因为船翻了而使不能沾水的古籍损失了一部分，实在令人扼腕。当时日本空军在中国多地进行不加区分的大轰炸，百姓被炸死炸伤者不计其数，所以，书中对于师生跑警报、躲避轰炸有许多描写。第五章“弦诵在山城”和第十五章“国破花开溅泪流”里，刻画了当时昆明城频繁遭空袭时的众生百态。令人稍感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的是，一些学生因为“跑警报”（有日军飞机飞过城市上空时则拉响警报示意民众到城外或防空洞躲避）过于频繁而逐渐麻木，反其道而行之，趁着别人都去“跑警报”、室中无人时，尽情使用平常因为太稀缺而使用不上的资源，比如水；甚至还有年轻的学生们在跑警报时产生了感情，书中描写：“同学跑警报，成双成对者越来越多。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但这终究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挣扎于炮火中苦不堪言。眼见昆明也陷入战火，西南联大于是又被迫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在李庄，虽然相比于昆明，类似于炮轰这种苦难要减轻许多，但教学、研究和生活的条件也都十分艰苦。不论是粮食、医药还是衣物，都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大学的教室、宿舍和办公地点严重短缺，不论是当地学堂还是山头上的山寨，能征用的都被征用了，甚至“办公室”与牛棚仅一墙之隔，也根本没有挑剔的余地。以上写到的这些，只是艰苦环境的冰山一角，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的这些追求知识与真理的人们，是凭着怎样一种信念，在咬牙支撑着。

即便是环境这样恶劣，这群知识分子也始终潜心学术，甚至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在我国考古史上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掘工作，比如河南殷墟（甲骨文、彩陶与仰韶文化）遗址，山东济南城子崖（新石器时代的黑陶与龙山文化）遗址，以及对东北地区的“昂昂溪文化”的发掘考证工作等等，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时局动荡的环境下完成的。抗战爆发后，即便物资极度匮乏、身如浮萍漂泊不定，学术大家们也总是希望能在知识中获得些许慰藉。书中对于梁思成和陈寅恪都有较多的描写，这两人都展现出了对于“研究”的高度的热爱。抗战期间，梁思成一家为躲避战火而长途奔袭，原本就体弱多病的林徽因险些因肺病得不到救治而丢掉性命；逃难之时，即便再拮据、再疲惫，梁思成也始终把之前的研究成果——调查中国古建筑时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和记录等，完好无损地带在身边，尽一切力量来完成自己的理想——编著《图像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陈寅恪就更是这样，1937年日军攻占北平城时，陈寅恪逃出城时，不带金银细软，却带了满满一汽车的书籍、手稿；而后辗转于多地，都不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抛弃。

这些把自己的研究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流亡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令人心生敬佩，也实在为他们多舛的命运感到叹息。国破家亡之时，武人血战沙场、保家卫国，而文人想要在书桌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是何等的艰难。并不是这些大师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国仇家难置之不理，而是他们觉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潜心学术、教书育人，也是对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祖国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军人上阵杀敌，普通老百姓专注生产，知识分子专注于文化，这都是在各自的战场上保卫着国家，都有一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国家只有安定强大了，才能为生活在国家中的每一个人民都提供一片自由发展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