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范文

论文摘要: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中国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目标与农户理性经济行为不兼容，财政支农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影响财政支农政策效果。为改善财政支农效果，必须优化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结构，改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环境。

一、问题提出:财政对农业投资效益的反思

财政对农业投资在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其原因主要在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独特的地位、作用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稳定农业生产，保证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等。财政支农政策目标体系内部各项目标之间关系较为复杂，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性。优化财政支农政策，协调财政政策目标，对于提高财政支农绩效，促进“三农”问题解决和城乡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财政对农业的投人总量也逐年增长，但其占财政支出总量的比重却在降低。从绝对量来看，财政对农业投人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97亿元，增长了20.1倍，而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13.43%下降到7.85%。与此同时，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值、主要粮食产量和农民纯收人增加的各项目标和各项目标协调程度来看，效果均还有较大改善空间。

已有的关于财政支农绩效的实证研究都是检验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和结构对农业产值、农民收入和主要粮食产量的影响。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就业领域扩大和农民收人来源的多元化，应该用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的产业结构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和主要粮食产量等的影响来衡量。为此，利用1978一2007年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和结构数据以及农民收人产业结构等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和主要粮食产量作实证分析，以真实反应财政支农资金的绩效，揭示财政支农支出中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分析财政支农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对财政支农绩效的影响，为提高财政支农绩效提供理论支撑。

从影响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财政支出来看，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增加0.61亿元;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占总收人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民第一产业收入减少2615.75亿元。主要粮食产量和财政收人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有显著影响，但主要粮食产量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弹性系数很小为0.035，即主要粮食产量增加1亿公斤，农民第一产业收人仅增加0.03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对滞后一期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弹性系数为0.75，即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下一年第一产业收人增加0.75亿元。农民收人结构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没有显著性影响。

从影响主要粮食产量的财政支出因素来看，财政支农支出绝对额对主要粮食产量没有显著影响;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比重提高对主要粮食产量有显著负面影响，即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比重提高导致主要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支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第一产业收人，但对增加主要粮食产量的效果并不明显，农产品产量增加对农民第一产业收入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财政支农效果有待改善，支农政策目标系统内容各子目标兼容性较差，主要体现在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增加和主要粮食产量增加之间的关系不密切。

二、财政支农微观基础和政策传导机制

农户是农村的生产经营主体，是财政支农政策的微观基础和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对财政支农政策的反应模式直接影响财政支农资金运行的效果。研究我国特殊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背景下的农户行为目标、约束和模式是深人理解财政支农政策绩效的重要突破口。

从财政支农政策目标看，宏观上包括增加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距，保护生态环境等。财政支农政策应该为农户经济行为提供稳定的、目标明确的、预期稳定的导向，要尽量减少政策目标间的冲突，增强协调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是农业和农村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财政支农政策落实的主体，其经济行为对财政支农政策的反应方式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效果。

农户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受要素察赋结构等因素影响，小农经济是我国农村家庭经营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商品意识逐渐增强，家庭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户的非农化经营不断发展，甚至成为家庭的主要收人来源。但是，传统农业内部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分散经营仍然是我国农村家庭经济的主要特征，所以，农户经营行为必然包含着传统农业中农户经济行为与整体经济市场化的矛盾，以致影响财政支农支出政策的效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理性经济行为模式表现为在制度和要素约束下追求家庭收人最大化。在行为目标上，农户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为主的效用最大化。家庭效用函数包括收人、稳定、尊重等，由于收人以外变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者是收人的函数，追求收入增加成为农户的主要经济行为目标。在约束条件上，包括外在于家庭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社会保障、要素流动、产权保护等制度和家庭可支配的资金、劳动力、技术、土地等实体要素。行为模式是在服从市场经济逻辑的条件下，适应、利用外部条件，合理配置家庭资源，实现家庭效用(主要是经济收人)最大化。

作为传统农户经济行为最为重要的外部条件—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从公共财政角度看，具体表现为，城乡二元的公共品和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和机制，包括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等农村公共服务和生产生活用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这直接约束了农户的经济行为，导致独特的经济行为模式，影响财政支农政策的效果，具体体现在:

第一，财政支农的宏观目标与农户经济行为的微观目标不兼容，是财政支农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从农户家庭效用函数与财政支农目标的关系来看，农户收人最大化目标与财政支农目标是兼容的，即财政支农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能够通过农户追求家庭收人增加目标的行为得到实现。但农民增收目标与农产品供给增加目标存在不协调。受政府农业投人等政策影响，我国农业内部农户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传统手段为主，这导致农业、工商业和农业内部不同生产领域较大的比较经济效益差别，导致农业生产行为的扭曲。在农户经济活动中，农业、非农业构成其经济活动集。增加粮食产量是增加农户收人途径之一，但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要素收益率远远超过传统农业，且风险较低，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在内的传统农业内部，传统种植业收益率最低，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在内的种植业中，传统粮食作物经济效益又最低。因此，从追求经济效益目标出发，传统农业中的农户在要素约束允许的条件下将偏离增加农产品供给的目标，这导致农户增加收人目标与增加粮食产量的财政支农政策目标不兼容和冲突。

第二，增加收人和农产品供给增加目标的经济执行主体错位。农户要素察赋与其经济行为的产业、行业选择密切相关，不同经济领域对主体要素数量和质量要求不同，理性的农户都根据家庭要素察赋选择综合收益率高的经济领域。一般地，资金充足，文化水平高，经营管理能力强的农户选择要素收益率高的工商业为其主要经济活动;资金实力弱，文化水平较低，经营管理能力差的农户被迫选择收益率低、经营风险较小的传统农业，尤其是传统粮食种植业。前者有利于收人增加，不利于农产品供给增加;后者有利于农产品供给增加，但不利于收人增加。因此，财政支农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增加农民收人的目标实现主体分离，影响目标的实现。

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财政支农目标和农户经济目标冲突的出路在于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采取新的、高效率生产方式，生产高附加值的、高收人需求弹性的农产品，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高，能够实现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和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和谐统一，即既有利于财政支农目标达到，也有利于农户收人增加和家庭效用增加，使财政政策有坚实的微观主体基础，政策传导机制顺畅。

第三，财政农业投资与农业现代化要求错位，不利于传统的农业现代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要求劳动者知识技能、生产工具、生产对象、生产方式等诸要素整体协调和层次的提升，任何一个方面的落后都将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从农业生产的要素构成来看，劳动力、土地、劳动工具、农产品品种、基础设施、技术等要素的有机协调，才能有利于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以及其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农户从农产品产出增加到收人增加之间还必须经受市场的考验，即完成从农产品的生产、运输到销售，或者从生产、加工、运输到销售的全过程。事实上，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传统农业经济内部，传统种植技术不能适应农产品新品种的要求，气候等自然条件受控性差，农业自然风险大;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制度不完善，农业经营市场风险大等制约着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实现农产品产量增加和农民收人增加的统一，财政必须有所作为，如通过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整治土地，改良土壤，改变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被动服从局面，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业科研投人，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增强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研究开发、推广先进适用机械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等等。以上措施的综合配套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是农业走出传统农业困境的重要前提。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仅影响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人的增加，也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

由此可见，一定规模的财政农业投资和投资结构的合理化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产品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和农业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条件，是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缩小农业与现代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构建和谐经济社会关系的基础。

三、提高财政对农业投入效益的对策

理论上，要提高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绩效必须使财政投人方式与农户理性经济行为相协调，财政支农目标与农户经济行为目标相兼容，促使农户增加对农业的投人，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事实上，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与农户经济投入的互补性较差，不能产生协同效应，这是财政农业投人绩效不理想的根本原因。提高财政支农绩效必须改变不合理的财政支农投人规模、结构和机制，使财政支农投人能够适应、引导农户经济行为，促使农民收人增加、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生态改善。

第一，增加财政支农的资金投人力度。财政支农资金总量投人增加是结构优化的前提，只有在投人总量增加的前提下，投人结构才能得到有效的调整和优化。根据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社会，农业投资比较率这一指标值应该接近1。可是，我国的这一指标值还不到0.2。当前，我国已经开始进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阶段，应该通过完善财政支农制度，强化财政支农政策执行，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逐步提高财政投资比较率和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局面。这是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增强农产品供给能力、增加农民收人的重要前提。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范文篇2

从2002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2003-2007年GDP增长率均高于10%。面对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我国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经济成功实现“V”型反转。201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然而，现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中，一方面通胀压力开始显现，另一方面社会总需求结构失衡严重。经济失衡的复杂性，要求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有效性视角

近年来，学者们对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运用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主要围绕财政政策的效应展开论述。

多数学者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值得肯定的。章和杰、陈威吏（2008）对经典的M-F模型的假设前提进行修正，认为在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扩张的财政政策能有效地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推动作用。郭庆旺、吕冰洋(2003)根据1978-2001年间中国统计数据，利用时间序列自回归动态模型对我国财政支出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而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增长过快，抑制了财政生产性支出正的增长效应造成的。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财政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率正的贡献更大。而科学研究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最为显著。刘溶沧、马拴友(2001)，张海星(2003)，孙磊(2006)等的研究均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且对财政政策不能发挥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探究。政策时滞的存在是影响政策传导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政策实施力度与政府自身能力之间存在矛盾，政府的着力点难以把握，扩张的财政政策往往不能发挥效用，单靠政府力量来推动经济增长不可行（王玉平，2000）。刘澄、杨成义（2006）还发现，特定的经济环境也是财政政策失效的原因之一，福利支出较高的德、法、荷兰财政政策失效，福利支出较低的西班牙、比利时财政政策有效。李永友(2006)则利用传统的IS-LM模型对开放经济下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边界条件进行分析，得出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的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利率上升的收入效应必须小于其替代效应，这是保证IS曲线斜率为负的必要条件；二是货币供给的利率弹性高于私人部门货币需求的利率敏感性，这是保证LM曲线斜率为正的必要条件；三是财政政策对私人部门需求的挤出效应要小于财政政策力度，这是保证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净效应大于零的必要条件。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稳定性财政政策总是有效的，其有效程度取决于乘数的规模和政策力度净强度。

三、货币政策有效性视角

诸学者围绕这一视角，重点讨论了货币政策调节对实际产出和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效果。总体而言，大部分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真实产出有影响，在长期只影响价格而对真实产出没有影响。谢平（2004）利用中国1998-2002的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发现长期内产出的变化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没有必然联系，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而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和长期对物价水平都有影响。刘斌(2001)利用1987年1月-2000年12月的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对货币政策冲击进行冲击响应分析。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在短期会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影响，在长期不会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影响，但货币政策冲击对物价、货币供应量及贷款等会产生永久性影响，而且货币政策冲击短期内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持续作用时间不超过40个月。陆军、舒元（2002）通过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Fisher与Seater的长期导数的检验方法，发现中国在1978-2000年期间，产出是货币供给量的格兰杰原因；长期导数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在中国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李凡、殷传陆(2007)通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定量测算我国投资对货币供给的敏感程度。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中间目标变量，与投资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得出货币供应量对投资的影响在短期是相对显著的，表现出货币政策在短期的相对有效性。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尚不够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存在严重障碍，直接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体的传导渠道归纳起来主要包括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种，对于不同渠道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研究存在一定的分歧。王振山、王志强(2000)对我国1981-1998年期间的年度数据和1993-1998年期间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后，得出了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的结论。孙明华(2004)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技术，对我国从1994年第一季度-2003年第一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找出M1、LOAN和GDP以及M2、LOAN和GDP之间的稳定关系，证明了目前在我国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渠道而不是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刘军(2006)以1978-2004的年度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利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都发挥了一定作用，M2增长率、贷款余额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存在长期影响。但相对来说，利率渠道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大。梁晓（2009）认为，在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同时发挥作用，信贷渠道短期内对产出的影响效果显著，但长期具有紧缩作用；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虽然同时对价格有作用，但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作用更为显著。

四、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搭配

米德、丁伯根和蒙代尔创立发展的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理论，对各国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政策制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思想源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说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IS-LM模型。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难以将调整汇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使国际收支恢复均衡，只有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混合搭配才能同时达到内外均衡。内外均衡目标对政策搭配的要求上就可能存在冲突，即所谓的“米德冲突”。他的分析主要针对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情况，同时也没有考虑资金流动对内外均衡问题的影响。此后，不少经济学家就“米德冲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计量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提出了著名的“丁伯根法则”。他指出，若要实现N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N个有效的政策工具。但现实中几乎没有政府能根据丁伯根法则来安排政策搭配。一方面因为很难将政策目标量化，另一方面也因为政府很难确切地知道每种政策工具对各种目标的影响程度。蒙代尔（Mundell,1960）提出的关于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弥补了这一缺陷。他认为，每一目标应当指派给对这一目标有着相对最大的影响力，因而在影响政策目标上有相对优势的工具。根据这一原则，他主张以财政政策来实现内部均衡，并以货币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具体模型，分析现实中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问题。如斯旺（T.Swan.1960）和索尔特（Salter.1959）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作用，并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思想，这一思想被称为“斯旺模型”。但是这一模型也存在两个理论弱点：第一，该模型没有对支出增减政策进一步细分；第二，该模型并没有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沿着斯旺模型的分析思路，蒙代尔（Mundell,1963）和弗莱明（Fleming,1962）把封闭式的IS―LM模型扩展为开放型的分析国际经济对国内经济影响的M-F模型，阐述了在开放经济下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的有效性。Nordhaus(1994)开创性地将博弈模型引入到政策配合的研究中，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定者都想充当Stackelberg博弈中的跟随者，在损失函数最小的目标下，政府应当成为领导者。一国内外均衡政策目标会受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冲突的影响。国际间的政策搭配研究主要有Cooper(1969)提出的相互依存理论、Williamson(1985)和Krugman(1991)提出的汇率目标区。

国内政策搭配的研究绝大多数沿用的是米德―丁伯根―蒙代尔的分析方法。主要分以下两类文献：第一类文献注重理论分析，研究两大政策搭配的必要性、问题及策略。如刘锡良(1997)对财政货币政策分层次调控的研究强调两种政策的配合问题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上去研究，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仍然忽略了对外经济部门在两种政策协调配合中的意义。刘义圣(1999)对我国经济反周期调控政策搭配进行了分析，强调经济状况的严峻性和政策搭配的必要性，指出政策搭配需要精细运作和巧妙平衡。此外，他还提出了政策搭配运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一是要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实行有弹性的微调政策；二是要注意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区别；三是要宏观经济政策微观化；四是要注重规避挤出效应。但他的结论没有建立在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之上。姜波克、傅浩和钱钢(1999)从开放经济下内外经济目标的互相关系出发，研究了解决开放条件下特别是多目标、多工具条件下内外均衡问题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运用多种(五种)政策工具的搭配组合来实现内外平衡目标的一套政策方案。钟丹(2002)对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理论进行了一次综述，她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取材于姜波克、傅浩、钱刚对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搭配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王景武(2005)对近年来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走势进行了简要回顾，并对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货币政策选择进行了综述，提出了宏观调控中的问题和政策建议，对我国最新形势进行了分析。第二类文献注重实证分析，用数据检验政策协调的相对有效性。如晁毓欣(2002)在对IS―LM―BP模型公式化的基础上，推导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乘数，对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大于货币政策乘数。章和杰、何彦清（2010）在修正的M-F模型的基础上，基于汇改后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扩张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有效的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

五、总结

当前学者对两大政策的研究非常多，且不乏参考价值。国内学者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协调配合机制及政策工具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对单个政策的有效性分析，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鲜有学者像章和杰、何彦清（2010）以宏观经济四部门国民收入总公式为突破口，重点讨论了扩张的财政政策搭配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的效果。通过文献梳理得到启示如下：

（一）对政策子工具的深入分析是提高政策搭配效力的基础。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以从政策子工具入手，重点研究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各政策子工具的对内绩效和对外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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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法制现状对策

近几年，县（市区）财政部门，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以推进依法理财为目标，在普法宣传，执法监督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效的促进了财政职能的发挥，为全面做好财政工作提供了法制保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财政法制建设任务艰巨，依法治财任重而道远。主要表现：

一是财政部门红头文件或领导讲话稿中时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错误。例如2006年甲县财政局在明确行政许可事项时，明文规定辖区的行政许可事项有两项。即“会计从业资格审批”和“会计记账机构执业资格审批”。而河北省财政厅早在2005年就以冀财会（2005）19号《关于贯彻财政部记账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我省申请设立记账机构，由所在地设区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批准，并将批准文件抄送省财政厅。又如在宣传《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时，乙县财政局“一把手”在大会上公开称国务院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上升到了法律法规的地位，这种夸大其辞的宣传，误导了公众，影响了行政法规的宣传效果。

二是股室与股室之间交叉的职能，对本股室有利的争着管，对本股室不利的都不去管，形成了事实上的有法不依。

三是财政内部缺乏统一有效的制约机制。主要表现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上，有的县（市区）财政“一把手”将资金分配方案记在本上，只告知拨款人员，不公开行文。也有的县（市区）拨款手续烦琐、拨款迟缓，一笔款项的拨付，财政大小头头都要签批，一个星期甚至十多天也到不了用款单位账上。

四是省市组织的法律法规知识竞赛，往往是一人找答案众人抄，局领导以及一些有权的股室头头竟让他人代抄，使财政普法流于形式。

五是对联合执法单位利用财政职能违规收费听之任之。如契税的征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四条契税的计税依据为房屋买卖的成交价格，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并且无正当理由的，由征收机关参照市场价格核定。而房产部门不论交易价格怎样，一律评估并收费，使搭税收费合法化。

六是有些县（市区）制定的红头文件所依据的上位法已经宣布废止，而该红头文件还在照样执行。

七是随着财政改革和职能的转换，财政部门有的股室对自身职能一知半解，照抄照搬上级的职能，致使县市财政部门制定的工作规划中竟拥有了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这一财政部和省级财政部门所特有的职权。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机构不健全，人员配备不合理、不到位。受行政编制的影响，县级财政内部没有设置法制机构，直接影响到了财政法制工作的正常开展。在人员配备上，由于财政法制工作，综合性很强，要求财政干部既要有一定的财政法律知识，又要熟悉财政专业知识，还需要将财政专业知识与财政法律知识有机结合。故此，这项工作是好汉不想干，赖汉干不了。由于县（市区）财政法制人员缺失，局内没有相应建立起统一、科学、规范的法制工作体系，加之由于部门预算、财政集中支付等项财政改革的推行和诸多业务的拓宽，股室之间各行其是，且缺乏应有的沟通，致使财政内部一些工作流程和业务规范难以统一。

二是缺乏单位“一把手”的支持

。目前，不少县（市区）的“一把手”把工作重心和精力用在抓收入和支出上，总以为法制工作不影响大局，可有可无，近而直接影响了财政法制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影响了财政法制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是财政干部法律学识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目前县乡财政人员中，全日制法律院校本专科毕业的为零。就是加上各类参加自学形式取得的法律本、专科毕业的，也不超过财政人员的5%，并且财政干部每天只顾忙于财政业务，根本就不注重法律知识的学习。

针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笔者引发如下思考：

第一，健全法制工作机构，配备法制人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使财政法制工作尽快开展起来，就此建议适时建立健全财政法制工作内部机构，并配备相应的法制工作人员。根据财政法制工作业务性、技术性、法制性特点，笔者认为应由政治素质强，办事公道，熟悉财政相关法律法规，有纯熟的财政、会计知识和实践经验，具备较强分析问题思维能力和辨别是非问题能力的人员担任财政法制机构负责人。

第二，加强县级财政领导班子的法制建设。作为财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懂法，不具备与领导职务相称的财政法律知识，法制观念，那很难做到依法决策、依法理财、依法办事。也会直接影响着财政队伍的法制观念。因此，县级财政部门领导一定要率先垂范，带头知法、学法、懂法、用法，严格执法，把“依法理财、依法治财”的原则贯穿到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的各个方面，逐步改变过去靠行政手段、靠经验指导工作的做法，靠法律、靠制度来管理和决策。通过财政法制建设促进财政管理、规范财政收支，实现财政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使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很好的贯彻于实际工作中。要在抓好财政收入管理和支出管理的同时，抓法制建设，健全财政部门内部相互制约的监督机制，完善财政资金的使用和拨付程序，实行内审制度，实现权力制衡。严格执行财政违法违纪责任追究制度，避免工作上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第三，明确职责，规范自我。首先县级财政部门应参照上级财政部门工作职责和内部分工，将涉及法制问题统一划归法制（科）股集中管理，并搞好与此相关联问题的组织和协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