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的传播路径范文篇1

《现代汉语词典》对“引导”的解释有两层意思：一为带领；二为指引，诱导。“引导力”：既指正面带领力，又指负面指引与诱导力。“网络舆论引导力”是舆论引导者按照预期引导方向，传播一定的观点与信息，并对舆论运行过程进行协调与平衡，影响被引导者意见、态度、倾向的能力。主要包括引导力的方向、大小与着力点三个构成要素。

方向：唱响网上主旋律

方向决定未来，导向影响人心。网络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进步扩充了个体的话语张力、舆论场域的空间半径和舆论影响的时间长度，打破了原有舆论场域的动态平衡，激活了社会舆论的风险表达。面对世情、党情、国情与社会舆情继续发生的深刻变化，如何在互联网这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意见长尾”中，有效地“打捞沉默的声音”，尊重“不再沉默的大多数”，倡导各方角力、意见相悖的新意见阶层和谐共处？唯有唱响网上主旋律，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

必须扩大网上传播的正能量。要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舆论导向的旗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网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兴国之魂”引领社会思潮。要改进网络正面宣传方式，提升网络议程设置能力和网络正面宣传的实力。既要整合传统媒体报道内容，更要适应网络发展，与时俱进地改进报道的方式。要注重通过大众与社会精英等三方视角，注重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以更有吸引力的方式进行议题构建和情感诉求，来提升目标对象的认知与赞同度。要积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壮大互联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

必须有序推进网络化的“协商民主”。既要主动利用市长在线等网络问政平台，搭建民意疏导的最短路径，探索党联系群众的纵向式的数字民主、协商民主模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新的平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又要真正发挥网络的舆论监督作用，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要发挥党报、党刊、党台、党网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提升主流舆论的主导力，有效地减少和杜绝网络谣言的传播，防止“拿着麦克风听个别网民唱卡拉OK”式的失语现象。

大小：提高传播能力

大小决定势能，传播决定影响。没有传播的影响与没有影响的传播，都不是有效的传播。网络舆论引导力，不仅要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关键还要让看到的人能正确地看待并能正确地引导其他人的看法。

必须构筑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适应云时代互联网移动化、终端智能化、交互社交化和大数据化发展等趋势，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的数字化、社交化转型升级，抢占网上的先导权与第一入口权，解决传统媒体的陈旧化与去魅化。要促进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特别是以4G网络、3D打印机为代表的网络文化业态。要抓紧形成党网集群主导传播、媒体官方微博引领传播、意见领袖影响传播、知名商业网站辐射传播、网络舆论引导正向传播的新格局，避免非理性舆论的过度极化。必须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研究受众心理，在包容互鉴中提高传播水平。既在“一个世界、多种语言”的全球传播中增强话语权，又要在“一种语言、多个世界”的华语传播中发挥主导权，让网络的正向传播成为我党新的执政资源。

必须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遵循互联网商用为先、娱乐为王、交流为用、学习为优的传播规律，在发挥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平台的应有作用的同时，要适时引导，推进网络电子商务、在线交易、网络益智游戏、在线交友、在线学习以及智慧众包等平台健康发展，放大网络多元运用与服务能力。

着力点：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

管理必须规范，运行方能有序。信息革命正在改变权力版图。如果只是简单地按照以前的操作模式去划延长线的话，将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所言，必须“加强对关系资源新版图的认识和研究，迎接新的管理革命，以便构造与新的形势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从而真正落实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提高全党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管网水平。依法管网是网络规范有序运行的前提。必须借鉴英国、新加坡等国先进的网络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加快互联网立法或上位法的司法解释步伐，规范网络运营商、内容提供商、终端制造商、软件开发商与互联网使用者的权利与义务，防止网络欺诈、网络攻击、网络谣言、网络间谍、网络犯罪等违法行为发生。必须加大网络执法力度，进一步明确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的网络行政执法边界与路径，加快推进电子证据保全、网络痕迹比对、在线支付监控、网络黑洞查找等技术手段建设力度。必须大力惩治网络非法公关与网络谣言，坚决打击“三俗”之风，查办一批涉网犯罪的典型案例，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提高执政骨干队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用网能力。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为重点，着力加强和改进干部培训，努力提高领导干部新媒体能力素养。要将新媒体新技术新趋势、国内外互联网管理新运用、舆情信息研判与应对、网络舆论危机处置与引导等纳入到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大规模干部培训、竞争性选拔、干部考察考核等内容中来，推进新媒体知识进中心组、进党校主体班、进选拔任用、进手机报与进年度考核的“新五进”，努力建设懂网、用网的执政骨干队伍。要紧跟时代，努力提高网络引导队伍的研究能力与实战能力。

网络舆情的传播路径范文

【关键词】网络舆情；政府；理念；路径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民数量的迅猛增长，互联网以其开放性的传播模式，为公众自由表达个人意见和诉求提供了独立的话语空间，逐渐成为公众进行舆情表达和政治参与的主要场域。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在舆情管理中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模式，使其在应对网络舆情上的“短板效应”凸显，由此引发的网络舆情事件，尤其是危机性、频发，造成了很大的社会负面效应，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因此，在互联网与舆情深度互动的社会背景下，探讨如何提升地方政府应对和引导网络舆情的能力已成为一项重要课题，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具体体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情况统计报告》，截止2013年6月底，我国的网民规模达5.91亿，互联网的普及率为44.1%。在受众规模如此巨大的网络社会背景下，要提升网络舆情应对能力，需要地方政府能够透过各种“网络乱象”，从本体上正确认识和辨析网络舆情。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学者从政府角度对网络舆情进行研究。刘毅认为网络舆情信息的引导是一种“软控制”，而对不良和非法舆情信息内容的管理则是“硬控制”，这种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网络舆情引导和管理方式是政府理性和科学的选择。张春华认为政府应从优势视角出发，改变以往的控制思维，实现善治理念转向，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舆情的积极作用，促进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李萍通过对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和地方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中存在的诸多误区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地方政府应着重提升包括建立网络舆情快速反应机制、理性应对网络负面新闻、疏通民意表达的多元化渠道和不能把网络表达等同完整民意等能力建设。韩舒立等认为目前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还延续着传统的对抗逻辑和维稳逻辑，并且过分于依赖舆情分析工具，这就导致网络舆情背后民众的“焦虑”心理难以消解和紧张的官民关系，消解网络舆情治理困境的根本途径有赖于政府逻辑的转换和开放性公共空间的营造。刘凯等通过对近年来和政府相关的网络舆论事件发展规律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出了政府因素对网络舆论危机的作用值，并最终得出结论：若舆情事件中政府因素起促进作用，那么政府对舆论危机的作用值越大。阎宇认为在“信息孤岛”背景下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必须从观念层面上全面理解电子政务，从制度层面上加强法制建设，从技术层面加强与IT企业的协作，从安全层面上加强政府信息安全。

综上所述，目前从政府角度对网络舆情进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主要是基于问题视角看待网络舆情与政府的关系，着重从方法论角度分析政府该如何应对网络舆情。本文从网络舆情本体出发，以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网络舆情应对的SWOT分析，通过理念与路径两个维度研究如何提升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

二、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一种态势分析方法，通过将研究对象内部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和所面临的机会（opportunities）、威胁（threats）等因素进行矩阵排列，通过综合分析得出相应结论。通过SWOT分析法对地方政府的网络舆情应对进行分析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呈现出地方政府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缺陷，掌握其所面临的机会与威胁，为正确选择网络舆情应对的理念和路径，有效提升应对能力提供决策参考。

（一）优势分析

正确认识现有“优势”，发挥“优势”最大作用，是政府应对网络舆情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具体来说，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政府不仅掌握社会事件的权威信息，而且能够获得最为全面的网络舆情动态，尤其在突发事件发生以后，针对该事件的相关舆情信息能够快速掌握，为正确决策提供可靠的舆情数据；二是政府宣传机构，可以通过宣传机构主动引导其他媒体，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巨大影响力，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三是政府拥有丰富的人力和物质资源，通过成立专门的舆情信息监测机构，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全面采集；四是政府掌握公权力，对网络社会进行介入和管理具有合法性基础，不仅能够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来规范网络秩序，还可以对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安全的行为行使执法权。

（二）劣势分析

在看到优势的同时还应该客观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劣势，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存在的劣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理念陷入困境，在网络舆情应对中依然从二元对立的视角出发，继续沿用“对抗”与“维稳”的政府行为路径；二是部分政府公务人员对网络舆情发生抱有“无所谓”的态度，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之应对能力缺失，经常因不良应对产生更大危机；三是政府进行舆情监测的理念和手段落后，不能对网络舆情传播规律和舆情统计数据进行科学系统地分析，导致类似舆情危机发生时，不能做到“事前抓预兆，事后有头绪”；四是政府缺乏有效的舆情引导机制，舆情事件发生前不能敏锐的辨析舆情源头，舆情危机发生后不能正确的引导舆论导向，导致被动应付。

（三）机会分析

机会作为一种潜在因素对主体达成目标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在当前网络背景下，有利于政府部门应对网络舆情的机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伴随总体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网民逐渐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并且大部分网民具有社会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二是大多数网络舆论群体是伴随舆情事件临时聚集，凝聚力低，相对比较松散，且成员多处于围观状态，意见取向和注意力容易转移；三是网络意见领袖在舆情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果有相应健全的机制引导意见领袖作用的发挥，对于网络舆情的应对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四是网络舆情的扩散传播是有规律可寻的，深入分析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能够做到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做到有的放矢，有利于舆情应对的正确决策。

（四）威胁分析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和网络生态环境的变化，政府应对网络舆情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也越来越复杂，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网络舆情信息存在混乱与失序的现象，大量的无效信息充斥在网络空间中，网络谣言和虚假新闻日益增多，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增加了舆情应对的难度；二是大量网络推手、网络的存在，为谋取利益对某一社会事件进行“包装炒作”，人为制造舆情热点，此外还有西方敌对势力有组织地进行网络舆情攻击，这些都使网络舆情应对的环境复杂化；三是微博、微信等新型社交工具被广泛使用，逐步成为进行舆情动员的策源地，此外通过图片、视频等新型传播载体进行的负面舆情信息传播也日益严重；四是社会不满情绪在网络呈蔓延态势，群体极化现象严重，此外对政府的刻板印象很难在短时间消除；五是作为政府优势因素的主流媒体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信任危机。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SWOT分析矩阵（见表1）。通过矩阵分析可以发现，促进“对达成目标有害”的劣势和威胁向“对达成目标有帮助”的优势和机会转化是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的必要选择，上述转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即内部因素的劣势向优势转化（WS）和外部环境的威胁向机会转变（TO），内部因素的转化需要转变自身理念作为其动力，而外部环境的转变则需要通过具体的途径进行引导，因此通过相应的理念和路径选择可以有效的提升地方政府网络舆情的应对能力。

三、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理念选择

通过网络舆情应对的SWOT分析可以发现，虽然政府自身的劣势因素有很多，但这些劣势因素的根源是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错误认识和让其陷入困境的应对理念。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一直以问题视角看待网络舆情，沿用“对抗思维”和“维稳逻辑”应对各种网络舆情事件，在这样的应对理念下不仅无法实现劣势向优势的转化，而且还会出现优势向劣势的逆向转化。因此，只有转变理念，从优势视角出发，改变以往的对抗思维，在网络舆情建设的维度上实现善治理念转向，才能实现网络舆情的成功应对。

（一）优势视角

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是人们针对研究对象所持有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问题视角将关注点集中于研究对象的缺陷和问题上，而优势视角将视线聚焦于研究对象的潜在能力和优势上。需要指出的是，优势视角并不是否认问题的存在，而是在认识到问题存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去发现优势，并主动建构其积极意义。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一直基于问题视角来看待网络舆情，关注点集中于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突出强调引导与管理的难处，这种思维模式容易弱化网络舆情的正面意义与价值，遮蔽行政主体的观察视野，导致网络舆情应对缺乏明晰的建构目标和积极的应对思路，因此，要实现从“问题视角”到“优势视角”的转变需要颠覆惯有的思维习惯，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内化过程。

优势视角的核心理念应用于网络舆情应对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首先，要充分挖掘和激发网络舆情的积极功能，将其作为社会管理者了解民意重要渠道以及公众参与社会事务建设与管理的一种直接方式，需创造条件让其充分表达；其次，相关职能部门除进行必要管理之外，要将部分网络资源的控制权和网络舆情的监管权转移或授予网民和网络组织，激励网民进行自我监督与管理；最后，要建立相应的“安全阀”机制，通过制定相关制度，为网民和网络群体提供某种正当渠道用于宣泄个人怨恨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防止负面情绪以更激烈的形式爆发。

（二）善治理念

所谓善治就是政府与公众对公共事务进行合作管理的新型治理方式，目的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从政治学角度来讲，善治是最好的治理模式。之所以要通过善治理念进行网络社会治理，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实现善治需要公民社会作为其现实基础，没有健全与理性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善治，虽然在现实社会中公民社会的发展面临着重重阻力，但在网络社会中公民社会已初具规模，虽然还不够健全理性，但发展迅速，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网络社会自身已经具备了引入善治理念的基础条件；二是传统的舆情控制方式面临着来自技术、法律和道德等多方面的挑战，已经不能适应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倒逼”地方政府要主动从“控制思维”转变为“善治理念”。

网络舆情的善治理念体现在制度观念向社会观念的转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政府部门单一应对主体向政府——公众多元应对主体的转变，在网络舆情应对中强调网络舆情主体的参与，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独占性的“统治权威”，在某些方面，网民或者网民群体会比政府部门更有优势，这是网络舆情善治理念的直接体现；二是从“问题控制”的行政管理方式转变为“良性引导”的社会疏导方式，强调内生与引导并存的积极舆情应对，在以政府部门为主导进行必要管理的基础上，要激励网络舆情主体共同参与网络治理，这是网路舆情善治理念的内在要求。

（三）建设维度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急剧变迁，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并且快速延伸到网络社会，政府部门面临的网络舆情压力也越来越大，传统意义的舆情应对已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提出网络舆情建设理念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建设的维度对网络舆情进行综合治理，不仅需要网络舆情事件发生之后的“应对”，更需要政府部门将“关口”前移，主动参与到网络舆情的整个构建过程。网络舆情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网络舆情建设是指政府部门在一定的法律基础和价值框架下进行，顺应网络舆情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对网络舆情产生与发展的各要素环节进行系统治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宏观层面的网络发展战略和相关制度、机制的设计，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对网络舆情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和管理者的综合管理、对舆情事件的信息采集与引导以及网络舆情的技术支持等；其次，网络舆情建设客观要求政府部门要在优势视角下运用善治理念参与到构建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实现网络舆情的多元主体建设，政府与其他网络主体一样，只是网络舆情建设者之一，没有特权只有责任；最后，网络舆情建设强调舆情形成过程中活跃有序的运行秩序，其最终目的是促进网络舆情的健康良性发展。

四、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路径选择

通过网络舆情应对的SWOT分析可以发现，要实现网络舆情外部环境的威胁因素向机会因素转化需要选择有效的路径进行引导，而网络舆情应对理念的转变又拓宽了应对路径的选择范围，在优势视角和善治理念下，可以从全新的角度进行路径选择。

（一）改变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

传统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是“政策媒体公众”的“自上而下”的单向过程，政策议程直接影响媒介议程，再通过媒介议程间接作用于公众议程，或者公共政策直接通过动员或者命令的方式影响公众议程。而伴随着网络舆情的发展，公共政策的有效传播受到很大的挑战，需要地方政府改变传统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一是在传统公共政策的“两段式”议程设置的基础上，再通过互联网构建政策议程直接作用于公众议程的新渠道，增加公共政策的有效传播率；二是将传统的“自上而下”单向议程设置转变为“上下互通”的双向议程设置，尤其是公众议程对政策议程的直接影响，例如，可以将网络舆情事件中公众的合理建议转变成公共政策等。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改变为网络舆情中的民意向公共政策的转变提供了机制保障，是网络舆情应对的重要环节。

（二）构建公共话语的网络空间

公共话语空间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指在国家政治权力之外，公民能够理性发表言论，针对社会公共问题提出个人观点，运用话语权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活动空间。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映射，已经具备了构建公共话语空间的各项条件，地方政府应主动构建权威的公共话语网络空间，打破公共权威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为公众提供能够公开表达个人诉求和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同时，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公共话语空间内公众的诉求与意见，形成有效的互动交流，但不能干涉公众意见的表达，只有这样才能听到最真实的民声，才能及时发现网络舆情发展的源头并提早介入，实现网络舆情的有效应对。

（三）发挥意见领袖的积极作用

伴随自媒体的发展，以“公共知识分子”和“大V”为代表的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尤其在热点舆情事件中随处都可以见到各种意见领袖的身影，由于与网民身份接近，其观点会影响大批网络受众，甚至会改变舆情事件在现实中的走向，给网络舆情应对增加了不确定性。因此，地方政府应建立相应机制对网络意见领袖进行规制与引导，发挥其辨明事实真相、遏制社会流言、引导正确舆论等积极作用，此外，地方政府还依托人才和信息资源优势，建立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队伍，改变现有的意见领袖组成结构，真正发挥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主流价值的作用。

（四）加强政府形象的塑造与管理

政府形象是指公众对政府本体以及其行政管理行为和活动在头脑中形成的主观印象和有机反应。每一次群体性突发事件、少数公务人员的个人渎职以及政府的负面新闻都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而在网络上，由于群体极化和负面情绪蔓延，政府的网络形象处境更为堪忧，致使地方政府的网络舆情应对陷入被动局面，因此，应通过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树立现代公共管理理念和有效的政府形象经营策略等措施积极塑造全新的政府形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诚信度，进而扭转网络舆情应对中的困境，实现政府形象塑造与网络舆情应对的良性互动。

（五）推进网络社会的法制化进程

目前，互联网上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与网络监管的法律法规滞后有关，例如，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色情等。在现有的网络环境里，公民的合理舆情表达也很难正常开展，网络舆情应对也显得无计可施。因此，应全面推进网络社会的法制化进程，一方面要加快网络立法，尽早出台规范系统、操作性强、符合网络发展趋势的法律法规体系，另一方面要维护法律尊严，严格依靠法律法规净化网络空间，不仅要规范民众的网络行为，也要规范政府的网络治理行为，进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网络舆情迅猛发展的当下，地方政府应抓住机遇转变应对理念，改变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和“维稳”逻辑，透过优势视角在善治理念的指导下采取多种实践途径完成劣势向优势、威胁向机会的转化，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综合能力，最终实现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让网络舆情成为民众参与社会管理、表达内心呼声的渠道，成为地方政府了解民情、体察民意的窗口。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http：///hlwfzyj/hlwxzbg/hlwtjbg/201307/P020130717505343100851.pdf.

[2]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367.

[3]张春华.网络舆情：社会学的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版社，2012：217.

[4]李萍.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研究[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24（2）：55-57.

[5]韩舒立，张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政府逻辑：困境与重塑[J].电子政务，2013（5）：15-22.

[6]刘凯，朱恒民，卢子芳.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政府作用研究[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4）：7-13.

[7]阎宇.信息孤岛背景下提高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的对策性思考[J].情报科学，2012，30（2）：268-270.

基金项目：本文系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重点课题《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提升研究》【125270】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网络舆情的传播路径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环境；党的群众工作；挑战；有效途径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

一、新媒体概述

关于什么是新媒体，国内外许多学者专家、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种种解释。有关新媒体的定义学界议论纷纷，尚无统一的的说法。“新媒体”一词最早出现在1967年，由美国CBS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首次使用，后来指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互联网、手机、移动电视、数字杂志、数字报纸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美国《连线》杂志对其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等等。纵观众学者有关新媒体的阐述，笔者更倾向地认为“新媒体是所有人向大众实时交互地传递个性化数字复合信息的传播介质”。

二、新媒体环境下党的群众路线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悄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为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全新的信息传播渠道。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意愿显著增强，为群众路线工作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然而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1、网络舆论环境带来的挑战

21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中国面对着跌宕起伏、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网络舆论环境日趋复杂、舆论压力骤然增大，微博等新媒体的发展使网络舆情事件呈现上升趋势，舆情的疏导和管理也随之越来越复杂化。现实的文化景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方位的文化冲突，意见领袖在舆情生发机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网络舆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发展，并成为事件发展的重要推手。面对复杂的网络舆情，我们党必须要考虑新媒体的作用，提高对其的管理水平及参与力度，从手段和方法上将新媒体与党的群众路线相融合，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媒体越来越高的要求，抵制西方国家通过网络的政治渗透、文化渗透，履行舆情管理职责，提升新媒体的舆论地位，加强新媒体的影响力，积极为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2、信息传播模式造成传统意识形态权威消解

新媒体的发展，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的最大影响就是使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种文化权力，也是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借助于政权的力量，通过宣传方式实现的。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信息、网络技术、网络意识等“网络分子”依靠自身的特质和力量，以无知无觉的方式渗透到主流意识形态中，以“分子渗透”的方式进行着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侵蚀。传统社会中，官员在与群众的沟通中占主导地位，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向群众传递政府的信息，群众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且群众表达诉求的途径比较少。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沟通方式，打破了官员与群众沟通不对等的这种格局，政府官员在现实社会中引以为傲的行政级别、权力优势在虚拟社会中都不存在。

3、公信力下降使舆论引导变得异常困难

社会公信力，一般理解为一个组织或个人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和信任的能力。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体现为政务诚信度。新媒体环境下我们的社会公信力特别是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严重冲击。社会公信力尤其是政府公信力的受损，导致很多时候政府说话，民众不信，政府有关部门在网上辟谣，民众不以为然。我国网民对公权力不信任，对社会公正缺乏信心，这类认知和情绪在一些突发事件上不断得到验证。

三、新媒体环境下党的群众路线的实现途径

1、运用新媒体推进政务的公开

我党必须要结合“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巩固执政为民理念，深刻认识党的群众路线工作要做到与时俱进；重视新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发挥其传统媒体不具备的功能与优势；进一步巩固传统载体、亮化网站载体、搭建新媒体载体。运用新媒体全面推进党务、政务的透明公开，为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党和政府及时把握社情民意开辟新通道；为引导社会舆论、形成团结稳定的社会和谐氛围提供新阵地；扎实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为优化决策流程和执政方式搭建新平台。提高公众民主意识与参政意识，促进公众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将有利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