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意义范文

关键词：经济状态三角;货币政策三角;经济新常态

1新框架的提出

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成型于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危机的爆发在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同时，也引发了对理论和政策本身的反思。基于传统基础理论体系，借鉴美国次贷危机与我国经济新常态两个典型案例引发的诸多思考，本文将提出一个包容性的货币经济理论新框架，文中将其命名为“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的提出并不是对传统货币经济理论的否定或批判，而是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对危机前传统理论与其危机后新发展的一个新的认识框架和视角。该框架的提出在方法论上主要源于全分类的思想。如同滤波技术将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全分类为不同幅度的周期与趋势因素组合。本文借鉴复杂系统的有关概念将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全分类为包含通常态、危机态与过渡态的经济状态三角，其中危机态相当于复杂系统中的极端状态，过渡态相当于复杂系统的临界状态(或称奇点状态)，通常态则相当于复杂系统除极端状态与临界状态之外的其他状态。为了进一步突出危机态与过渡态在新框架中的特殊性，本文将二者统称为“非常态”。“非常态”的概念较早由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提出，他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中蕴含周期性等非常态属性，只有更好地理解当前经济增速显著降低的逻辑，才有助于真正把“稳增长”与“调失衡”政策结合起来。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明的观点类似，认为中国的新常态也是一种过渡态。此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唐文进等人对次贷危机期间的非常态货币政策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对中国政策运用的启示。本文对上述概念与研究进行了融合与发展，将危机态与过渡态两种非常态与通常态共同纳入一个全新的货币经济基础框架和视角。当然本文对非常态仅给出了一个称谓性的定义，其正式定义尚需更多的研究者共同探讨。下面将对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的含义进行分析。

2非常态与经济状态三角

传统上，一国的经济状态或经济周期可以分为扩张与收缩两种不同类型，此种划分虽然对经济系统运行的认识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但其对实际经济状态的刻画过于简单，对货币政策的操作也不具备进一步的指示性。在此基础上，伯南克等人对此二维划分框架进行了调整，将大萧条代表的危机态置于整个经济研究框架的突出位置。实际上，伯南克的经济研究框架也是二维模式的，二维的一端是大萧条式的危机状态，另一端是传统的幅度较浅的衰退与扩张状态。伯南克式的经济状态划分方式与研究视角对于货币政策具有实际与突出的指导作用，在通常的扩张与收缩经济状态下，可以传统的反周期货币政策进行应对，而在较为严重的危机状态，则需采用非常规的货币救助措施进行应对。可以说，伯南克的研究是对传统经济与货币理论的重大突破，且其研究成果经受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实践检验。本文将在伯南克的基础上，对经济与货币的认识模式或框架进行更为深入的扩展与完善，形成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三维经济货币理论划分框架或体系。在危机态从传统经济状态(周期)划分独立出来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过渡态从通常态——危机态二维框架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三维的经济状态划分空间。经济状态三角中的通常态指一般的经济周期或波动状态，其波幅较小，对经济与政策的冲击也较小，该状态最为常见，在经济状态空间中历时最久。危机态指类似1930年代大萧条和21世纪初次贷危机的较为严重的危机经济状态，其波幅较深，对经济与政策的冲击也较大，该状态出现的频次较低。过渡态指与通常态、危机态相关(存在风险隐患但危机尚未实际发生)但又不同的一种较为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或进程(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属于一种过渡态)。其波幅介于通常态与危机态之间，对经济与政策的考验较强，若处理得当过渡态会演化为通常态，但若应对不当，过渡态则可能演变为危机态。该状态出现的频次也介于通常态与危机态之间。应当注意的是，经济状态三角的三个顶点具有相互转换的动态性。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及外部冲击下，通常态可以转换为危机态或过渡态，危机态依据不同的市场修复能力与政策应对水平经历一定的时间可以转化为过渡态并最终形成通常态，而过渡态由于政策的得失向其他状态的转化则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既可能转化为通常态，也无法完全避免转化为危机态。

3非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三角

与上述三种经济状态的划分相适应，货币政策也可以分为三类，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货币政策三角，也即一个三维的货币政策空间分析框架。在货币政策三角中，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用于经济状态三角中的通常态，指根据经济的冷热状态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操作，以最大化货币政策目标，当前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已经形成相当完备的理论与操作体系，在货币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在大萧条期间称为凯恩斯主义，伯南克在次贷危机中进行了完善)适用于经济的危机态，此时常规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效力无法发挥，需要应用QE等非常规政策实施危机救助。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属于一种“在线治疗”式的政策，是对传统货币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中庸主义货币政策适用于经济的过渡态(典型如中国当前的转型期)，中庸主义也是实用主义，吸取了新凯恩斯主义与伯南克主义两者的优势，其操作重在量的精准控制，未雨绸缪，为经济顺利度过转型期提供适宜的货币环境。从货币职能上看，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中货币的交易职能占优，通过货币操作维护宏观经济自身调节机制的运行。而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中货币的价值职能占优，通过向财富严重受损的经济中注入货币(价值或财富)实施危机救助。中庸主义的货币政策中，交易与价值两种职能都发挥重要作用，既要防范经济向危机演化，又要避免经济自身的调节功能受到过度损伤。以一个不恰当的例子进行表述，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类似中医疗法，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类似西医疗法，而中庸主义货币政策则类似中西医结合疗法。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各类货币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凯恩斯主义属性(此处意为干预主义)，因为货币政策具有非中性的一面，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4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探讨性地构建了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这是从新的视角对经济状态与货币政策空间的全分类，其理论与现实意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经济理论方面，某种经济状态其实也是一种经济系统或生态，具有系统论中的复杂性，经济三角中的三个顶点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经济系统或生态。通常态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状态，各经济参与主体能够根据自身经济资源做出较为理性的经济决策。危机态是一种非常时期下的经济状态，经济主体出于恐惧以及群体效应等因素会做出非理性的经济决策，个体的非理性又会导致经济系统的非理性。过渡态与其他两种状态相比，是一种较为不稳定的状态，经济主体在各种结构失衡下进行决策时往往处于两难的矛盾中，经济系统的发展轨迹较难掌控。第二，在政策研究与制定方面，货币政策三角中三个顶点则分别代表了货币政策操作的三种理论体系。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体系已经较为成熟，能够应对通常状况下的经济波动与冲击。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基于大萧条中产生的凯恩斯主义，经过次贷危机的实践与洗礼更趋成熟，成为应对重大危机的有力理论和工具。中庸主义货币政策兼顾其他两种理论的优势适用于转型期的过渡经济形态(在此形态下其他两种货币政策理论适用性较低)，但其尚未发展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三种经济状态及其相应的货币政策理论的划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为准确地判定经济所处的状态，并有利于降低政策的失误机率，做出更加合理、针对性更强的政策选择。第三，在方法论方面，三角空间中的理论体系是具有递进性与包容性的。也即是说，若要在危机状态下更为精准地应用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对通常态下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理论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同样，若要在转型状态下更为合理地运用中庸实用主义的货币政策方法，前提是需要政策制定者对新凯恩斯主义及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两者都要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

作者:马文鹏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参考文献:

[1]本•伯南克.大萧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2]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3]李波,伍戈,席钰.论“结构性”货币政策[J].比较,2015(2).

新经济政策意义范文篇2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3]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3]。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2]。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3]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2]。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2]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3]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2]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2]。“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2]。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2]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2]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2]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4]。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5]。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3]。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2]“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6]。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3]。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3]，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3]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7]。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8]。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参考文献：

[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2]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3]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4]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5]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6]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新经济政策意义范文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3-0063-05

［收稿日期］2011-03-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快我国生产业发展与创新研究》（08BJY119）;教育部规划项目《中低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与中国传统工业振兴研究》（09YJA790148）。

日前，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经被明文列入“十二五”规划，从而成为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在国务院和发改委的推动下，我国政府选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业等一大批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产业予以重点支持，以此帮助我国消除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带动技术创新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重构，从而保证我国经济更为健康、稳定地发展。

然而，本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经济理论学界重新赢得主导地位，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似乎与“华盛顿共识”以来，新自由主义学者倡导的以“自由化，私有化，稳定性”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思想相悖，这也产生了对于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合理性的质疑。可是，如果我们反思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历程的话，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决非我国政府在危机关头的独创，这一政策思想在西方经济近三百年的发展中，在世界各国都得到过广泛的应用，扶持一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新兴产业发展，不仅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在整个西方经济发展史中都长期受到重视。

一、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政策干预实践的背离

自亚当・斯密开始，在西方经济理论领域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古典经济理论就倡导完全市场职能，他们相信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发作用，保证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政府的政策干预只会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因此他们推崇最小政府，坚决反对政府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乃至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施加影响，这也就促成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与传播。［1］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里根政府与撒切尔政府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政府领域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一思想也推动了WTO的产生与欧盟的成立，从而直接促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上世纪末，当东亚、美国陷入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之时，新自由主义思想又推动了“华盛顿共识”的产生，从而催生了在拉美国家与国家盛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改革。

如果单从西方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或者西方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历程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市场机制作用也应该远远大于政府的政策推动作用。然而，事实上，在整个西方经济发展史中，几乎所有国家都积极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一些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以此作为驱动力，推动本国经济稳定发展。在这方面，从克林顿开始连续四届美国政府无一例外的选择了鼓励信息技术创新，扶持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这才促进了硅谷的产生与纳斯达克的辉煌。布什政府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自由车计划”推动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美国政府各种政策手段的扶持。［2］

而与之相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思想，但这也与欧洲各国政府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举措密不可分，而“里斯本战略”以来，欧洲各国在教育、创新投入、产业协调之间的政策协调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甚至一些微观的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的政策扶持与政策干预，其实成为解读欧洲复兴的根本力量。［3］

这似乎产生了一个悖论，作为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大本营的美国与欧洲各国，却恰恰并没有真正推行自己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他们的经济发展中，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引导了本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推动着本国技术创新的发展，保证了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从重商主义到幼稚产业扶持理论

其实，运用各种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外部经济效应的各种产业发展的思想历史，完全可以和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媲美，其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理论诞生之前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思想是诞生于十四、十五世纪，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期的一种经济思想，其主导思想就表现在通过政府推行强有力的贸易保护政策，保护本国经济，追求更高的贸易顺差，促进了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较快完成了原始积累。当时重商主义政府政策干预的主要领域除了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比如说当时重要的战略性商品的供应部门农业，更多地集中于当时的一些新兴部门，即当时英法等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制造业，从这个方面来说，重商主义思想其实就是现代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理论的雏形。

尽管重商主义思想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过多的政府干预，以及封闭性的保护贸易政策限制了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的扩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才促成了斯密的古典经济思想的产生。古典经济理论从理论上驳斥了重商主义的政府干预思想，确定了现代市场机制理论，从而为此后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并长期占据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而重商主义所推崇的政府干预理论则被视受异端学派而长期受到古典经济理论的攻击。

就在斯密的《国富论》发表后不久，经历了独立战争刚刚赢得民族独立的美国开始探索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由于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强国之间巨大的差距，如果单纯选择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来发展美国经济，那么在绝对成本优势理论的指导下，新兴的美国必将被固化在农业与采掘业等优势领域，而西欧国家则凭借其在制造业上的巨大优势，得以垄断利润率更高，创新能力更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力更大的制造业，那么美国必将成为西欧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而长期落后于西欧国家。

时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敏锐地洞察了古典经济理论在发展落后国家经济方面的不足，而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了在美国运用政府的保护性政策，对于一些重点产业实施支持，通过发展工商业来引导美国的经济发展。

汉密尔顿指出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人手缺乏，劳动力昂贵和资金短缺等困难，如果美国政府不对这些新兴的制造业产业提供支持的话，国外竞争和“习惯势力”将会使美国无法建立起本来可以很快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4］针对这一现状，他提出了包括保护关税、出口限制、对于目标产业的直接政府补贴、对于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等十一个基本政策原则。而在政策作用领域的选择上，汉密尔顿把这些产业政策手段所实施的主要目标产业确定在铁、铜、煤炭、火药和书籍等当时美国的主要制造业产业，而这些产业对于当时迷信“农业立国”的美国来说，恰恰也正代表着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并将为美国的经济提供强力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汉密尔顿不仅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思想也确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理论的基本框架。

由于坚持农业立国思想的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汉密尔顿的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思想在当时的美国经济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应用，而伴随着英美关系的恶化，直到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被战争所打断，其传统的外向型经济无法维系，一种被迫的闭关锁国的选择却促进了美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从此汉密尔顿所倡导的对新兴经济实施保护的思想才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得以应用。［5］

尽管当时的美国经济理论学界，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完全市场机制理论和汉密尔顿的扶持新兴制造业思想①之间维持了长时期的争斗，最终引发了美国内战（1861～1865）。战后，扶持新兴产业思想主导了此后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即使在新自由主义占据上风的里根政府中，政府对于汽车、航空等新兴产业的保护也并没有消失。

在“美国体系”扶持新兴制造业的思想指导下的美国经济焕发出无比的活力，这也深深触动了当时流亡美国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系统梳理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构建出一个落后国家保护本国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制造业，利用保护性政策，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

李斯特深入揭示了古典经济理论背后的国家利益的本质，他认为英国正是通过产业政策所实施的经济保护才获得了早期的发展，而现在他们又通过宣传自由贸易，阻止其它国家再推行产业政策，沿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对自己实现赶超。在像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中，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只能永远落后于英法等国，而无法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只有采取关税保护制度，首先使德国实现工业化，才可能最终在国际贸易中实现自由贸易。因此，李斯特论证了在煤铁等资本主义新兴产业中推行关税保护，保护仍然相对弱小的德国工业免受发达国家制成品进口的冲击，从而扶持德国工业发展的可行性。他的思想后来得到著名的“铁血首相”俾斯麦的肯定，德国也正是凭借其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理论的指导，才得以逐渐壮大，甚至超越了当时最为发达的英法等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三、日本产业扶持政策的成功

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思想贯彻最为成功，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的最大成果应该属于战后日本的产业扶持政策体系的构建。战后初期，面对被战争完全摧毁的国民经济，日本政府选择了“倾斜生产方式”，通过对国民经济恢复至关重要的煤炭和钢铁产业采取重点扶持政策，以这些重点产业为突破点，通过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采取财政政策和严密保护等政策手段，支持相关产业的恢复与发展。为了解决煤铁产业中的资金不足问题，日本政府还通过复兴金融公库优惠贷款等手段向这两个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对这二个重点产业的强力政策支持，为战后日本的重化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把日本经济带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产业合理化政策”，选择钢铁、煤炭、电力和造船四个行业为重点，鼓励企业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政府产业政策间接引导民间对于现代化设备与技术更新的投资，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优化各部门的投资行为，日本政府还先后颁布了《关于我国产业合理化的方针政策》、《企业合理化》、《钢铁工业和煤炭工业的合理化政策纲要》、《电子工业临时振兴法》等文件，采取对重要机械进行特别折旧，对重要产品实行免税，对重要产品的进口免征关税等措施，有效推动了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在政府扶持政策的产业选择方面上，《70年代通商产业构想》和《产业长期构想》开始提出放慢传统的重化工业的增长速度，以追求包括高科技产业、高级组装产业、时髦产业和知识产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此后，日本政府扶持的重点产业，从早期的钢铁、化纤、机械，到20世纪70年代的汽车，80年代再转变为家电、电子、新材料等产业，在这些产业转移中，科技创新在现代日本经济中的地位明显有了突出的提升，政策手段也从早期动员政府资源，推动经济增长，转向利用市场机制手段，引导市场行为，在争取纯经济目标之外，实现一些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的非经济目标。

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下滑，以及长期的经济衰退，日本的政策目标也从关注出口转向关注扩大内需，在产业扶持方向方面，日本政府提出“新技术立国”与“科学技术立国”的方针，重点扶持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1995年颁布的《面向21世纪的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思路》提出的通过在现有产业体系中加强科技创新，延长企业价值链，加深国际分工，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等产业政策思路，更表明了现代日本的产业扶持政策已经转向关注科技创新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应对全球化竞争格局。

正是得益于战后日本政府有计划地选择一些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日本很快从战争的废墟中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对于日本经验的研究也成为上世纪末很多西方经济学者的重要工作。其中最为著名就是弗里曼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约翰逊的新产业政策理论与拉尔的产业政策三分法。这三个理论所关注的恰恰都集中在日本政府选择一些创新密集型产业推行有效的扶持政策上。而这些日本政府政策扶持的重点产业往往是对当时的日本经济发展具有较为明显外部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为这些产业存在明显的利益外溢，却无法单纯依赖市场机制的运营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另一方面，这些产业往往需要人员、资金等传统生产要素，特别是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型要素的大量投入，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些产业就可能面临投入不足的困境而陷入发展的瓶颈，从而直接限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空间。日本通过政府的战略性政策选择，针对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行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引导社会资源向这些产业流动，把这些产业发展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引擎。

四、现代贸易理论中的政策扶持思想

与日本选择运用政府政策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似，即使在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欧美国家，一些学者也从理论上阐明了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迈克尔・波特通过引入竞争优势理论，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了通过政府扶持政策在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与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等方面发挥作用，如通过补贴或限制，改变某些因素的供给，影响市场对于某些产品的需求，促进或限制相关产业的发展，鼓励或限制市场的竞争行为等等，从而帮助该国的产业或企业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地把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纳入国际经济学的范畴之中，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他们指出，如果政府能够针对那些在进入市场初期可能会产生由于市场不足，或者无法达到规模经济而造成的运营成本飙升的产业产品提供一定的产业政策支持的话，那么就可以分担相关企业的成本，削弱其自身的后发劣势，甚至创造出其拥有的国际竞争能力，而把原有的企业赶出市场，从而帮助本国企业抢占全球市场，这也成为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提升本国在与较早进入市场而拥有市场垄断地位的国外竞争者的竞争中的竞争能力的经典案例。

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看到无论欧美国家，还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都极为注重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对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强有力的扶持。波斯顿128大道的发展与硅谷的崛起，反映了政府对于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扶持，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强有力的作用，而美国在新经济中的成功则为美国政府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性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6］

上世纪末，伴随着“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新自由主义思想一度重新占据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它也推动了很多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然而上世纪末“华盛顿共识”在拉美与地区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单纯迷信市场的恶果，随着次贷危机的发生，更多的国家开始运用政策对于陷入困境的本国产业与本国企业实施救助。即使是在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政府对于金融业与汽车业的注资与行政干预，更证明了在现代经济中对于一些关键部门的扶持与干预，对于维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引导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五、结论

通过对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与实践的梳理，我们发现，尽管主张完全市场功能的古典经济理论在现代经济思想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忽视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而历史的事实更是告诉我们，当前的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经济启动的时候，选择由政府针对一些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推行政策支持。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想实现我国经济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我们更有必要选择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科学地推行一些扶持性政策，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优化我国在现代全球工业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姜达洋，张宏武.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讨论［J］.经济经纬，2009，（1）：30-33.

［2］Bingham.IndustrialPolicyAmericanstyle［M］.NewYork：M.E.Sharpe,1997：3-19.

［3］Bianch,etal.InternationalHandbookonIndustrialPolicy［M］.Northampton：EdwardElgar,2006：3-27.

［4］ChangHa-Joon.KickingAwaytheLadder:DevelopmentStrategyinHistoricalPerspective［M］.London：Anthem，2002：3-4.

［5］贾根良.美国学派与美国的工业化：经验教训与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2）：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