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通论》凯恩斯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文献标志码：A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但由危机所引发的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质疑和反思却还远远没有结束（Romer，2012）。[1]在这场反思中，凯恩斯的名字被越来越多地提及，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凯恩斯”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热点。《凯恩斯传》作者斯基德尔斯基的新作《重新发现凯恩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作者伊特韦尔和米尔盖特宣称主流经济学理论事前没有预测到危机的到来，事后也没能提出有效解决危机的政策方案，因此理应被抛弃，现在是凯恩斯经济学重新兴起的时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倡导现在应该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贝特曼将危机后十几位著名经济学家阐释凯恩斯经济学的论文汇编成册，出版了《回归凯恩斯》一书。但仔细分辨这些经济学的观点却会发现，他们所倡导的回归凯恩斯的内容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或者说，他们所倡导的现有经济学应该改进的方向是不一致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本就存在着诸多争论。

本文旨在梳理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后，经济学界存在的主要的几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读，并简要介绍他们之间的争论。接下来第二部分介绍《通论》出版的背景及凯恩斯革命性的观点，第三部分介绍IS-LM模型的出现以及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第四部分介绍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批判和他们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读，第五部分介绍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解，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古典综合派，第六部分是总结。

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

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

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四、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尔多（Nicholas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Orleans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

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

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六、总结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学界对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并出现了倡导“回归凯恩斯”的研究动向。其实不同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回归凯恩斯的内容并不一致，而这根源于《通论》出版后，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有着不一样的答案。本文梳理了《通论》出版后，几个不同版本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脉络。《通论》的写作背景是，大萧条后正统经济学（从内容实体看即是现在的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对现实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凯恩斯试图指出经济学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通论》出版后引发巨大反响，却也因内容晦涩难懂引起了很多争论。希克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用IS-LM模型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并迅速流行开来，以此为基础产生了战后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对《通论》的解读遭到了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剑桥资本争论，并孕育产生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新古典综合遭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演变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九十年代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融合，出现了新-新古典综合派。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认为今后的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为主体的经济学研究传统。

参考文献

[1]Harcourt，G.C.SomeCambridgeControversiesintheTheoryofCapital[J].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1969

[2]Harcourt，G.C.TheCambridgeControversies：OldWaysandNewHorizons―orDeadEnd？[J].OxfordEconomicPaper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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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ing，J.E.AhistoryofPostKeynesianeconomicssince1936[M].EdwardElgarPublishing，2003

[5]Robinson，J.Thesecondcrisisofeconomictheory[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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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Young，W.InterpretingMr.Keynes：TheIS-LMEnigma[M].Cambridge：PolityPress，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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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2]凯恩斯.货币论（第二卷），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古代经济政策范文篇2

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一、实行经济改革和调整，经济获得恢复和增长

1990―1993年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促使古巴进行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

（一）实行美元流通合法化，整顿财政和金融秩序

1994年颁布的第140号法律规定，居民可以合法持有美元，美元可以合法流通。当时，古巴有40%左右的家庭可以从侨居美国的亲属获得美元收入，大量美元流通于黑市。与此同时，剧变使古巴失去了经济和社会生活必需品进口和蔗糖出口的主要市场，转而依靠西方市场，造成硬通货奇缺。美元流通合法化实际上使大量流通于黑市的美元通过国营商业渠道，流入国库，另外，便利了经济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为进行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提供了有效手段和机制。美元与本币一起合法流通还减轻了本币压力，为财政和金融整顿创造了条件。允许美元在国内合法流通还刺激了美元的流入。目前，在美国生活的古巴侨民（包括第二和三代人）为150万，侨汇年收入大致在8―10亿美元。

财政金融调整措施主要有：在非社会领域实行新的紧缩性预算政策；调整税收，实行新的税收制度；提高非基本生活用品和服务的价格，减少不适当的免费服务项目。另外，1997年调整银行体系，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功能分离。财政和金融调整政策收效显著，财政收支基本实现平衡，增强了本币的信用。

（二）调整农业基本生产单位，实行国营企业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初，具有较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国营农场因无法从国家获得农机进口配备件无法维持生产，同时劳动者缺乏生产积极性。为此，古巴决定把基本的农业生产单位由国营农场改为农业生产合作基础组织。相对国营农场而言，农业生产合作组织规模小，减少了对农业机械的依赖程度，另外，组织灵活，便于管理。农业生产合作基础组织在完成国家任务后，有权将部分农产品销售自由市场，扩大了劳动者的家庭收入，提高了其生产积极性。

90年代末，经济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国有企业改革（古巴称之为完善企业制度）上来。古巴强调，国有企业改革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不是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更不是私有化，而是完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中心目标是扩大企业自，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重点放在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等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进展，逐步扩展到全国。企业领导人的思想观念正在由重产量和指标逐步转移到注重利润和经济效益上来。亏损企业比例正在缩小，国家对企业的亏损补贴趋于下降。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三）扩大商品和服务自由市场

商品自由市场在古巴曾几经恢复和取消。1994年，政府决定再度加以恢复。小农、农业工人、手工艺者可以把自己的产品投放自由市场。同时，政府决定允许个体劳动。相关行业逐步扩大到117个，涉及居民大部分的衣食住行。这有效减轻了就业压力，同时缓解了公共渠道商品和服务供应不足的状况。

（四）扩大企业对外贸易自，积极吸引外部投资

政府批准有外贸出口权的企业由1994年的56家增加到2001年的300多家。政府还批准出口企业部分留存外汇收入用于扩大再生产。国家向外资开放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进一步完善了外国投资法规，专门建立了工业园区，允许外商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投资。尽管美国千方百计阻挠外国投资进入古巴，欧盟对贸易和投资合作附加政治条件，古巴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进展，这突出反映在古巴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如旅游、采镍、石油勘探和开采等，形成了一批采用先进生产和管理技术的现代化企业。

上述改革和调整措施改善了宏观经济状况，实现了经济恢复和增长。1994―2005年，古巴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6%。

二、克服经济结构危机，形成新的经济和产业结构

古巴进行了重大战略调整，逐步改变蔗糖单一经济结构。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和本国资源禀赋，重点发展采镍、旅游和高新技术等出口创汇部门，向这些生产部门积极引入外资。目前，古巴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一）旅游业成为古巴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多年来，旅游业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5%以上。外国游客由80年代末的30万人上升到2005年的230万人。旅游外汇年收入（毛收入）保持在20亿美元以上。旅游业已跃升为最大的创汇部门，占国家外汇总收入的40%。

（二）石油与镍矿开采在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升

剧变后，古巴决心改变依赖800万吨石油进口的状况，与外资签定风险投资合同，加强在周边海域的石油勘探和生产。石油年产量从1989年的50―60万吨增至目前的400万吨（含天然气折合产量）。

近年来，古巴依靠吸引外资大力开发本国丰富的镍矿资源。它曾与加拿大合作建厂，近年则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扩大向中国的镍矿出口。镍矿年产量由80年代末期的4万吨左右增加到目前的7.6万吨。2005年采镍创汇超过10亿美元。镍的国际市场价格持续走高进一步加强了采镍业的创汇能力及其在经济和产业结构中的地位。

（三）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初步形成本国的优势技术产业

自20世纪80年代末，政府大力推动生物医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古巴现已建成15个生物医药科研中心和企业，拥有2400名科研人员，培养出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抗癌药物、乙肝疫苗和从甘蔗提取的保健品等，并成功地实现了研究成果的产业化。

新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形成是古巴经济发展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它表明古巴初步形成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改变了长达半世纪之久困扰经济发展的蔗糖单一经济结构，为古巴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奠定了产业基础。正是由于此，卡斯特罗主席自豪地宣布了“蔗糖时代”的终结。

三、坚持社会平等原则，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

坚持社会平等原则是古巴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美国长期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和经济封锁，布什政府还在进一步加强制裁力度，给古巴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困难。即使如此，古巴也没有放弃坚持社会平等、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的基本方针。可以说，古巴是“一个最注重人的发展和保护低层收入的社会”。古巴的各项社会指标不断改善，居民卡路里摄入量、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文盲率、儿童入学率、居民拥有的医生和教师比率等指标大都位居世界前列。仅以教育为例，国家不惜投入巨额资金，保障全民享受教育的权利。目前，古巴人均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为11%左右，这在发展中国家是很少见的。

近年来的经济恢复和增长为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2006年，教育、卫生、文化和艺术事业、科技、体育和社会保障及社会救济方面的投资计划为140亿比索，社保养老金方面计划投资35.02亿比索，比2005年实际数额增长20%，受益者超过150万人。目前，国家预算中70%的经常性开支用于保障居民社会福利。

四、调整对外经济关系，建立“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模式

古巴的对外经贸关系也经历了实质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基本合理的贸易对象结构。80年代末，古巴与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占其整个贸易的80%以上。剧变后，古巴被迫重新构建对外贸易地理结构。目前，贸易对象国增加到160多个，形成了比较合理的贸易地域分布：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各占40%，亚洲国家占17%。

古巴十分重视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友好国家“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古巴同委内瑞拉制定了“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在贸易、投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交流、能源、科技等众多领域开展合作。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双方签署了石油供应协定，古巴以优惠条件进口委内瑞拉石油，日均进口量达到9万桶，古巴则向委内瑞拉派出3万人的医疗和教育志愿队，深入山区和偏远地区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最近，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3国签署了“人民贸易协定”，实施内容广泛的战略性一体化计划，寻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利用各自的资源禀赋，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互补。古巴凭借上述计划和协定，有望进一步稳定对外经贸合作渠道，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能源供应。

古巴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将其视为“平等互利”合作的典范，国家经济技术发展的战略保障。双方已经举办了18届经贸混合委员会，促进了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据古方资料，200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1亿美元。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获得较大进展。中国在古投资涉及农业、采矿、旅游、电信、轻工等众多部门。古巴在华投资领域包括宾馆、旅游、生物医药及保税区国际贸易等。

近年来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调整

最近几年来，随着经济逐步恢复活力，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价格和货币体系双轨制造成的经济特别是社会问题。2004年年底以来，针对这种形势，政府开始进行新的政策调整。

一、停止美元流通，调高本币对美元的比值

古巴政府在2004年11月宣布停止美元在境内流通，改用可兑换比索（外汇券）。此后又在2005年5月宣布比索和可兑换比索与美元的比值分别提高7%和8%，为1美元兑换0.8比索。

二、收缩外汇和外贸权限，整顿个体经营

政府规定大额外汇的使用必须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政府还决定把拥有外贸权的公司数量由335家压缩至117家，允许个体经营的行业由170个减少至130个。

三、提高部分社会阶层的工资

继1999年调整一些社会阶层的工资之后，2005年拨款34亿比索用于提高离退休人员、医生、教师等阶层的工资。这是古巴在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后首次如此大范围地调整工资，虽然增加幅度并不是很大。

这些新的政策调整措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即抑制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加强货币和金融管制，整顿经济和金融秩序；加强对美元的控制，防范美国的金融制裁。

这些新的经济调整措施表明，古巴在改革方面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目前，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也面临着挑战，即居民的生活需求与有限的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有限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需求之间的矛盾；计划经济体制与利用市场因素之间的矛盾等。

但在古巴主导政策走向的一些基本因素是：

一、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始终把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放在首要地位

美国对古巴一直采取敌视、颠覆和封锁政策，通过“托里切利法”、“赫尔姆斯―伯顿法”以及“促进古巴民主过渡计划”等对古巴实行系统的封锁，力图扼杀古巴革命政权。古巴党和政府把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看作是头等大事和首要任务，力求通过全面的社会福利保障，确保社会公正，以巩固政权的社会基础，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在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时，古巴首要考虑的也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近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调整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类似的做法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过，如1986年的纠偏运动。

二、社会公平和公正原则是古巴革命的立足之本

在理论和政策实践中，古巴始终强调，社会公平和公正是古巴革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是制定社会和经济政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此，坚决杜绝任何“剥削”和“非法致富”行为。政府明文规定，严格限制个体劳动的规模和性质，在餐馆的经营中，餐桌和餐椅不得超过法定数量，个体劳动仅限于家庭成员，禁止使用雇工。官方严厉抨击在自由市场倒卖商品现象，重罚商业流通领域的投机倒把行为。多次发起谴责非法致富的“新富阶级”的运动。

古巴高度重视发展自己的社会服务事业，并努力使之成为一种国际范式，在发展中国家身体力行地加以推广（1963―2004年，向97个国家派出7.9万人次社会服务志愿者。目前，古巴向40个国家派出以医生和教师为主的志愿者2.4万人，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100多个国家培养了4000多名医学专业人员）。

三、坚持计划经济，否定市场经济

古巴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市场是一个“无人能驾驭的疯狂野兽”（卡斯特罗语），市场经济会引起贫富分化。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的认识是由其现实社会功效和利益所决定的。计划经济体制能够便捷、充分和有效地调配物力和人力资源，有助于克服特殊时期的困难和短缺经济本身的缺陷和不足，同时将资源有效地用于实现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目标。古巴在政策实践中，在坚持计划经济、利用一些市场因素的同时，否定市场经济。利用市场因素也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

古巴坚持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十分明确。它认为，古巴的改革并非是改变计划经济，而是坚持计划经济、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点甚至反映在“改革”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在古巴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很少使用“改革”（reforma）一词。2000年，古巴全国经济学家协会的一位著名学者在访华期间就此做出解释，她认为，“reforma”这一概念具有重新构建或把某一事物改变成另一事物的含义，这与古巴并不改变而是坚持计划经济、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事实并不相符。使用比较多的是“perfeccionamiento”（完善）或“transformacion”(取其改观、改变面貌之义)。

上述基本政策考虑和理论认识主导着古巴的经济和社会实践，包括近年来对经济和社会政策所做的新的调整。这些事实说明，古巴在改革和开放中，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古巴的改革，包括对改革的认识，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曲折的发展过程。

古代经济政策范文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