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实体经济的最新政策范文

摘要：虽然WTO的宗旨是提倡贸易自由化，但是各国在逐渐减少关税与配额的壁垒的同时，非关税壁垒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成为新的更严厉的贸易保护手段。文章从传统贸易保护理论到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认为贸易政策的内生化，对当前世界贸易政策实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也能得出中国的贸易政策制定是“国家主义”在贸易政策的体现，是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决策者的偏好显示。

关键词：贸易政策；新政治经济学；利益集团

在当前世界贸易越来越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下，贸易保护主义在以新的形式滋生和发展。传统的贸易保护，在发达国家多表现为关税壁垒，在发展中国家则多表现为政府对进口贸易及外汇的管制。近年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则更多地求助于新型的非关税壁垒方式，运用更加难以捉摸的、更巧妙的保护手段。各国在选择贸易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极大化的动机，于是新政治经济学放弃了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传统理论假设，认为政策的形成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国内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一、传统贸易政策理论

传统的贸易理论分析将贸易政策视为政府为追求国家福利最大化而做出的最优战略（如最优关税理论），即认为贸易政策是“外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政策取向作了其“合理地”偏离自由贸易的理解。虽然贸易保护理论解释了一国不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的原因，它为政府偏离自由贸易而实行保护贸易提供了说词，但是这些观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逻辑上的脆弱性。

贸易条件改善论是以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为代价的。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很可能引起贸易伙伴国采用同样手段进行报复，最终可能引起关税战，导致贸易流量剧烈萎缩，降低世界福利水平。市场失灵论针对资本市场不完善，政府可以采用关税手段对新兴产业加以保护以提高其利润，鼓励其尽快成长。这是一种以贸易政策来治理国内市场扭曲的新的扭曲治理旧的扭曲，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办法，它会带来较高的干预成本。战略性贸易政策论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中最根本也是最不现实的“完全竞争”假设基础，引入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强调市场结构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实施是以对手不采取同样的行动为前提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能不引起对方国家的强烈反应以致报复，从博弈论的视角看这种贸易战显然是一种零和博弈。

由此可见，无论是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的政策存在提供一般性的坚实的“科学”依据，这促使经济学从新的角度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即收入分配问题。

二、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一）新政治经济学在贸易政策中的应用

新政治经济学利用已经发展成熟的经济理论和工具来理解和认识非经济市场决策中的政治行为和绩效，其摒弃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热衷于“单一和理想化动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新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一个简单的法则，即“政治理性会引致经济非理性”，具体说是由于政治市场中人的自利本质、权力竞争以及相关的寻利活动，使最终的公共政策是无效率的或者是低效率的，它只满足了社会中某些人的利益要求，从而形成了长期的经济扭曲。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认为从经济效率（帕累托最优）的目标看，贸易干预政策的福利效果与自由放任贸易政策相比总是次优的，或者说，在理论上总是存在着替代贸易干预政策的最佳政策。贸易政策导致的收入分配效应促使政治市场中的参与者——选民或公众、政府、官僚、利益集团乃至外国人——将根据各自的既定目标或既得利益产生对新的贸易政策的需求和供给，关税率、非关税壁垒、补贴率等作为贸易政策的“价格”在政治市场上出清，最终达到均衡稳定状态，从而决定了贸易政策选择的质量（形式）和数量（程度）。

（二）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对利益集团的分析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将利益集团分为进口替代部门、出口部门和消费者团体三种。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进口替代部门对进口限制政策的需求最为强烈，而其他利益集团的态度可能不明朗，只要院外活动的收益大于院外活动的成本，进口替代部门就会积极活动，从而使贸易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进口替代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制定可能会偏离国家整体福利最大化这一目标，在贸易政策的具体选择上，其他原则也是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而不一定有利于国家福利。

三、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运用

（一）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思想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模型来解释和描述贸易干预政策制定的政治意图、过程、机制和结果，其注重研究与帕累托最优相比的贸易政策的福利效果，特别是关于寻求贸易政策的各种政治活动而导致的社会资源的流失。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模型化分析，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是体现直接民主制的中位投票人模型和体现代议民主制的保护待售模型。

1、中位投票人模型的介评。迈耶（WolfgangMayer，1984）在鲍德温模型、布洛克和马吉模型以及芬德利和威利兹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税形成的直接民主模型，即中位人投票模型。该模型假定个人收入是拥有多种生产要素的收益和再分配的关税收入之和，并设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都采用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资本和劳动总的禀赋为K和L，在H-O-S模型的假设下，每个选民依据各自要素的产权组合计算出自己的最优关税率，由于关税政策是在直接民主制下由多数票规则决定，则最终的关税方案将使中间投票人的效用最大化，因而政府的关税率是由全民投票决定的。通过推算，可以得出关税税率为：tm=（1-ρm）。这里ρm是中间投票人的资本/劳动比率相对于整个经济的资本/劳动禀赋比率。那么政府会选择什么样的关税率，当没有投票成本时，中间选民的最优关税率就是政府的关税率，但当存在投票成本和修改选举规则时，就会出现一些选民不参加或不能投票的情况，从参加选举概率看，由公决得到的关税率将会受到一些特殊选民（利益集团）的左右。中位人投票模型被认为是一个“没有黑箱的模型”，从政治需求看，选民动机来自个人效用函数最大化，从政治供给看，政府在决策中实质上是一个中立者，决策结果取决于高透明度的投票过程。但是现实世界中，现代民主国家中很少实行直接民主制，大多数情况都是采取代议制民主。

2、保护待售模型的介评。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在1994年建立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为了影响在任政府的贸易政策选择进行政治捐助的“保护待售模型”，明确提出了政治因素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模型的实质就是政府作为“公共人”将不同的政策进行“菜单拍卖”以换取政治资金，同时尽可能的维护普通选民的利益。政府为实现其自身福利最大化，依赖于获得的总的捐助和选民的福利。即其目标函数兼顾“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了获得政治捐资和全社会福利之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赋予社会福利一个权数a＞0，并假定政府选择一个贸易政策ti最大化政府的目标函数为：G（P）=Cj（P）+αW（P）。在其他利益集团捐献水平给定的条件下，均衡的价格水平使单个利益集团的福利水平和政府目标函数之和最大。通过最大值，可以计算出部门的最优关税（或补贴水平），即：＝（）-1。关税或补贴的大小取决于生产对进口的比例，以及进口需求弹性的倒数。对有组织的行业来说，较高的国内产量/进口量将导致较高的进口关税或者出口补贴；而对于没有组织利益集团的行业来说，较高的国内产量/进口量的值将导致较低的进口关税或出口补贴，这是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用于出售的保护模型”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

相对于其他模型而言，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模型从贸易政策的需求方（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在许多民主制国家中，竞选和政党筹资给政治家创造了贩卖其政策的强大激励，结果是贸易保护的结构注定反映了竞选献金影响下政治优惠的结果。

（二）在西方国家的体现

中位人投票模型与保护待售模型在西方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及运用，这里就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框架的变革来看内生贸易模型的运用。

早期美国贸易政策制定按照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监管对外贸易的权力，总统并不拥有制定贸易政策的权力，美国国会处于制定贸易政策的中心，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是由国会决定并由总统公布。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BILL），该法案将美国关税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32年美国平均关税生产率达到了59%，并导致了各国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而美国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RECIPROCALTRADEAGREMENTSACT，RTAA）对贸易政策的制定进行了变革，将制定关税与国际谈判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将国会的权力转移给了总统。对于总统而言，其制定贸易政策时，需要考虑大多数投票人的利益表达，其将贸易政策制定权从持保护主义政策偏好的国会转移到持自由贸易偏好的总统，自然增加了美国推动自由贸易承诺的可信性。

四、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对中国贸易政策分析的适用

在中国的制度变迁进程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社会公众的利益正在分化，而其利益的诉求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由原先的单位组织作为利益表达机制的一种手段，逐渐转变为以利益集团形式开始影响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在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相对自主性的社会，也就使利益集团产生了。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都纷纷以各种形式介入到关乎自身利益的政策中去，而自从中国加入WTO后，贸易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还会有来自国外利益集团的参与。

国家对实体经济的最新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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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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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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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国家对实体经济的最新政策范文篇3

4月4日，曾多次造访中国的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SPhelps)教授再度来到北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陈剑所长的主持下，与《环球财经》总编辑向松祚等中国学者展开了一场学术探讨。

近年来，菲尔普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向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和研究。菲尔普斯称，“如何使中国在保持经济活力的同时，成为一个具有卓越创新能力的国家”不仅极具挑战性，而且也使自己得以“重新思考过去十年中所做的研究”。

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沟通中，尚未完全从旅途劳顿中阪复过来的菲尔普斯就将话题覆盖到了从创新发展到生产率迷局，从量化宽松政策到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几乎全部当下经济热点问题。

经济活力源自创新

什么是创新?这是菲尔普斯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在基于新技术与已有技术的差异程度对创新活动进行分类时，率先关注创新的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曾将创新划分为“渐进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并对后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随后的研究发现，渐进性创新的累积影响与根本性创新的影响几乎完全相同。

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模仿”是否应该被视为一种创新。以逆向研发闻名于世的中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尽管“山寨”一词屡屡被用于调侃与暗贬，尽管中国的创新模式被西方媒体戏称为C2C(copyt0China)模式，甚至连离开谷歌创业的李开复都赢得了“李开(开始)复(复制)”的花名，但从国外互联网巨头纷纷败走中国，而国内互联网企业却能蓬勃发展的现状来看，简单的技术移植并非成功的充要条件，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可能长期被人为看低。

那么，究竟哪些活动可以被视为是创新?创新具有怎样的衡量标准和文化特征?对此，菲尔普斯有自己的解释和认知。

问：哪些行为可以被视为创新?

菲：对于创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最不应该被称为“创新”的一种行为就是模仿。尽管这种成本极小的创新行为也可以证明这些国家正在密切关注世界的变化，并应该在某种层面上得到鼓励，但这确实最不具有创新特质。

1911年，熊彼特提出了一种关于创新的观点，“创新是企业家将新的发明或新的发现应用到商界中的行为”。熊彼特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真正创新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仅在于这些国家对新发明的灵敏度上。

第三种类型的创新是“适应性创新”，也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整个世界针对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做出的适应性举措，真实世界的瞬息万变可以为创新提供充足的动力。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1899―1992)就一直在探讨这种适应性创新。

最后一种类型的创新最为我们所熟知，一些商界精英在金融界的支持下将一些新灵感变成现实的产品。一旦这些产品取得了成功，便可以被称为创新，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现实的经济活动。反之，如果这种产品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成功，那它就不能称之为创新。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只有最后一种类型的创新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类型的创新同样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决定其经济活力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一个国家创新欲望的强弱以及能力的高下：

问：如何衡量一个经济体创新能力的高下?

菲：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个国家进行创新活动的起点，之后才能正确衡量一个国家目前进行创新的基本状况。而在衡量方面，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衡量本土原创式创新活动，包括新产品以及新方法等等。这一点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干扰因素。比如市场条件就会对创新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如果我们只考察某个国家某个阶段的经济，我们可能会发现，尽管这个国家的经济在此期间非常有活力，但其创新却并未取得相应的进展，这可能就是因为市场条件的不成熟所致。因此，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实现创新，不但要有意愿和愿望，还要建立适当的体制和制度去激励创新。

第二是看创新活动的长期影响。我们可以看一些企业的长期变化。例如，我们可以看一个国家前20名企业名单的变化。如果今天的前20名在很长时间之后依然是前20名，那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具有很强创新力的国家。

问：来自新兴企业的创新值得重视，但也不能忽视现有大企业的内部创新。比如诺基亚在过去这些年中一直是芬兰最大的企业，但其内部的创新力量绝不能小觑。

菲：创新确实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企业利用新的方法逐渐成长为优秀企业，另一种是现有企业利用内部创新在推动一个经济体不断繁荣的同时坚守住了前20名的位置，从而导致这个经济体前20名的企业名单并未发生改变。

但熊彼特有一个论断我很赞同：新的想法和新的点子是掌握在新的公司和新的人手中的。以诺基亚为例，过去几年中，诺基亚经历了并且还在经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创新完全掌握在现有公司的手中是有一定风险的。

因此，如果经济体更加开放，经济体中的企业更具冒险精神，从而不断有企业进入肓20名的名单，那就能能说服力地证明这个经济体本身的活力是很强的。

问：在推动创新的过程中，经济体制和经济文化的作用哪个更大?

菲：具备创新力的经济体通常都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拥有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更有冒险倾向性的文化，更具冒险精神的金融体系以及新的市场空间以激发创新活动，消费者愿意接纳新产品，企业管理者也愿意尝试新工艺等等。

很多传统的经济理论都认为经济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其影响力大过经济文化。但我们的研究结果却恰恰相反，即经济文化才是影响经济的最重要因素，而经济体制只能起到相对较小的作用。而且，经济文化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根深蒂固。只要人们意识到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可能阻碍了创新的发展，几乎每个国家都愿意通过改变这些因素去促进创新的发展。无解的生产率迷局

IT行业，也许最适合被视为美国技术狂飙突进的缩影。

微软、谷歌、Facebook、Twitter，以及一度垂死的苹果实现的超级复兴，几家科技公司的恩怨情仇长久地占据了全球财经媒体的版面，但令人心动之余，一个令人心灰的事实却习惯性地被人忽略：技术创新的层出不穷，并不代表着经济增长的永无止境。

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跌入低谷。尽管从1975年开始，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开始从缓慢回升，但却再也没能升至此前约2％的水平，而是一直维持在1％左右，这是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

陷入增长困境的不只美国，经济史学家麦迪逊所做的研究表明，从二战结束之后到1971年，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远远高于1971年之后。

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骤降和随后的低速增长相对，虚拟经济在此期间表现出了巨大的活力。麦肯锡公布的数据显示，1980年，全世界金融资产与GDP的比值还只有约109％，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316％，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进一步达到340％。

在虚拟经济的突飞猛进中，金融行业聚集了自行业诞生以来最多的顶尖人才。人们对“快钱”执着的追求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行业的空前繁荣，甚至催生了“赌城资本主义”的概念。

虚拟资产迅速发展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全球储备货币的迅速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1971年，全球储备货币总额仅有380亿美元，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高达10万亿美元。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悖逆的情况下，强势如美联储这样的中央银行也已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

缓慢的经济增长似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无人破解的谜题。

问：是什么导致了虚拟资本的迅速壮大?

菲：过去这些年中，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在放缓，人们对消费增长的预期也在下降。为了刺激消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相对较低的利率政策，低利率又提升了资产的价值。因此，在过去这些年中，金融资产的价值不断提升了，公司的市值与其产出之比也就因此升高了。

问：如何解释过去40m时间中发达国家中出现的全要素生产率低速增长以及经济增速的放缓现象?

菲：欧洲经济增速的放缓很容易解释。欧洲一直扮演着美国追赶者的角色，但其本身并不具备可以领导经济发展的创新力。因此，当欧洲快要赶上美国的时候，就失去了继续高速发展的力量。这种本质原因就在现象上表现为欧洲经济增速的突然回落和随后的增长乏力。

至于美国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速突然回落的现象，我到目前还没有得出一个相对完整而准确的答案。我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跟美国经济社会出现的一些重要变化有关。

首先，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经历了大规模的学生潮和类似于中国“”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其次，美国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但福利制度对经济增长是有负反馈作用的。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的财富也在不断增加，人们财富与收入的比重也不断提升。而当人们变得富有或者不再为生存而忧虑后，其冒险意识就会不断减弱，也就不再那么饥渴地去创造财富了。

第三，虚拟经济比实体经济增长得更快也可以用来解释一部分原因，但单纯的这一原因本身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上述经济现象。因为在虚拟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还伴随着经济结构出现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最后，对公司的监管也日益增多，这种监管的膨胀也阻碍了公司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问：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3.5％，但失业率仍会维持在9％以上。您是“自然失业率”概念的提出者。现在有学者提出您的时候，美国的自然失业率是4％，但现在可能已经达到7％了。对这种观点，您是如何看待的?

菲：大概一年前，媒体的报道中经常会将繁荣与增长混淆。我曾经对此非常气愤，因为我认为繁荣是指就业率的提高，而增长才是指生产率的提升。但后来通过分析，我发现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当经济繁荣时，就业率通常会很高；而在经济增长放缓时，就业水平通常也会下降。

从这个角度衡量，自然失业率确实应该发生了一些变化。事实上，在过去这些年中，西方世界的自然失业率一直处于上升之中。

问：最近，美国政府推出了新能源政策以及“双高战略”，你怎么看待这些政策在美国经济复兴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菲：我更相信包括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在内的基层创新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基层工人在工作过程中所提出的创新举措比经济中偶尔出现的技术突破重要得多。因此，对于高铁和新能源政策能否帮助美国走上复苏道路，我个人挣怀疑态度。能源问题并非是最重要的，经济的真正复苏还是要依靠一个具有激情和高度活力的经济体。

同时，从预算的角度看，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十分庞大，而美国又是一个高福利国家，还要承担包括医疗保险和失业救助在内的巨大开支。因此，它也没有巨大的经费去支撑耗资巨大的新项目，除非美国在开展这些项目的同时放弃另外一些项目。

问：美国的实体经济需要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复苏?

菲：很难有一个完整准确的方案去指导实体经济的复苏。但我想，如果真的要振兴实体经济，那么以下几个问题必须率先解决好。

首先，现在金融机构现在已经不再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对金融行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扭转这样的局面，但是，我很怀疑美国的政治家们是否有这样的意愿去进行类似的改革。

第二个问题在于企业治理，这是美国经济的老问题了。在美国，股东们对CEO是没有控制权的，真正的控制权在各类投资机构手中，这种情况在金融危机之后甚至变本加厉：很多投资机构愈发严格地要求CEO去完成企业的短期目标。但对企业在未来几年的长期规划，这些投资机构完全不在意。

美联储只能借助量化宽松政策校正之前犯下的错误

经济危机的阴霾正在逐渐消散，但“后金融危机时代”却远未到来。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日本的空前强震以及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的刺激计划，表明全球经济的复苏过程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经济刺激是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政府所致力的工作重点，但重点中的焦点是美国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美国的经济正在经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量化宽松政策，不但关系到如何看待美国经济的调整和复苏，而且关系到其他各国如何制定适合自身的经济政策，而后者正是未来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

问：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争议很大，您怎么看待这一政策?

菲：我很好奇为什么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因为美国完全是为情势所迫才推出这一政策的。

从2009年的lO月份到20]0年的lO月份，美联储过度放任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这导致了美国经济在随后的日子里出现了通货紧缩。如果美联储能在此期间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到2S％，从而使得物价能够沿

着趋势线发展的话，我们今天可能就根本不会实行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了。但遗憾的是，美联储在此期间的货币政策相当失败。因此，美联储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使物价水平回到其趋势线上，这个措施就是量化宽松政策。

问：但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和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而言，这么多的流动性被创造出来，美元和以美元计价资产的价值马上就面临着贬值风险。同时，中国还是大宗商品的重要进口者，美元的流动性必然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石油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了今天中国的通货膨胀。

菲：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变化是结构性变化。在这些国家中，实际汇率都经历了一个下降的过程。新兴国家也就相对地经历了一个实际汇率的上升过程，但新兴国家并不愿意使自己的实际汇率上升。

除了结构性的因素之外，美联储的政策失误又导致了需求的疲软和就业率的持续下降。因此，美联储只能借助量化宽松政策校正之前犯下的错误，缓解经济下行带来的巨大压力。

由于美联储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市场的力量就要求新兴国家必须提升汇率。因此，新兴国家对此轮量化宽松政策抵触颇多。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来解决。

一种是借助货币政策让美国经济出现紧缩，或者让新兴经济体出现通胀。但是我想，你们可能也不希望看到美国的经济出现紧缩，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通过汇率机制让美国的汇率下降，而其他国家的汇率上升。流动性就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

至于将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的元凶锁定为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我想是“抓错了嫌疑犯”。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的低迷和衰退。在此期间，各个国家纷纷降低了各自的利率。当然，更早的原因我们还要追溯到住房泡沫的破灭以及金融危机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包括黄金在内的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的走高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市场对这类商品的需求不断提升。这是非货币政策的现象。

问：从目前来看，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很多。是不是要等到实体经济真正复苏的时候，量化宽松政策才会正式退出?

菲：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开始上升。因此，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最多再持续几个月的时间。而且，除了承受越来越大的让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压力之外，美联储也已经意识到，经济在过去这些年时间里确实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结构性变化，自然失业率已经提升了，美联储不可能通过货币政策将失业率降至若干年之前的水平上。

因此，尽管具体的时间难以确定，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量化宽松政策绝对不会等到美国的失业率下降到5.5％的时候才退出，因为那可能要等待一个世纪才能做到。

人民币国际化需慎重

量化宽松政策不但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战争”，也让美元以及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面临巨大的贬值风险。无论是美国国债还是“两房”债券都在经受市场的考验。美元以及美元资产和美国债务的长期走势，几乎无时无刻都在牵动市场的神经。

就在菲尔普斯此次访华的两周后，美国当地时间4月18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报告，确认其对美国的“AAA”长期信用评级和“A―l+”短期信用评级，但将美国长期信用评级前景从“稳定”调整为“负面”。标普同时暗示，美国有可能失去其目前拥有的“AAA'’级最高评级。

这将是美国债务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来自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不确定西欧性间接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恐慌，美元的危机再次显示了改变现行货币体系的重要性。自2年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开始，围绕中国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而今，这一议题又因为南京会议上对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的热议而再度引起关注。

人民币将如何走好自己的国际化进程，逐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

问：危机过后，美元资产的安全性遭到广泛质疑，很多国家开始购买欧洲国家的国债。这种不信任的情绪甚至在美国内部也在蔓延，美国的很多州都在寻求立法恢复金本位制度。量化宽松政策究竟会不会对美元的地位产生影响?

菲：我认为，美元对于美国经济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强。在这种情况下，美元依然是相对最为安全的资产。其实，你真正在乎的可能不是我的想法，而是美国官员的想法。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_勺官员依然很在乎维护美元的地位。

但政治家通常都是短视的，他们都会认为有一些问题比维护美元地位更加紧迫。比如奥巴马是不可能把维护美元地位放在首位的，他首先需要关注其支持者的利益。否则，他也许就不能重新当选为总统了。

不过，在国会和美联储内部，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官员提倡要回归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来的。因此，一旦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美联储就会收回之前的流动性。量化宽松政策不可能是一个长久的政策。

问：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中国国内很关注，但也有人担心贸然推进国际化可能会承担过多的风险。对此您如何认为?

菲：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中国金融业开放的一个步骤。目前，中国的金融业依然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资金过分集中于房地产行业从而影响了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等等。我想，如果中国的金融行业能够变得更加开放，从而使得外国资本能够对中国的金融行业和中国经济产生部分影响，那么中国的金融问题就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明显了。

问：此次G20南京会议上，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是否要把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的一篮子货币当中。但要将人民币纳入SDR的一篮子货币当中，可能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对这些前提条件，您有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