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生方向篇1

口述史专题研究口述史的生命在于深入田野，在于具体而微的专题研究，有的学者即以此来分享对口述史与共和国史研究的体会。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通过呈现新中从建立之初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到后来逐步转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历史进程，即从“先工”到“优农”的战略转向，突出共和国的时代和制度背景对开展相关口述史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刘世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绍了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案概况，指出轰炸受害者在口述中“情感度很高”，研究者应尽量减少干预。受访者的记忆多样、杂糅且叠合，因此，口述记录要与档案材料相互参照，相互印证。辛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报告了其团队对西方学人艾伦・麦克法兰（AlanMacfarlane）、哈里・迪金森（HarryT.Dickinson）的口述访谈细节，指出口述受访者也有较强的主动性。在关注个人生命史、学术教研史和在华经历的同时，辛旭还提出了关于西方儿童史的口述史计划。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通过报告藏区的口述访谈及其对藏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口述史应被看作一种任何学科都可借鉴的方法。王春英（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以“5・12”地震灾难幸存者口述访谈为主题，认为口述史对灾难发生时的情景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对灾难经验的总结可以增强危机意识，促使人们尊重自然规律并对灾民生活予以持续关注。王国平（都江堰市政府文化产业科）同样关注了“5・12”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指出要特别注意由于受访者心理阴影造成的幻觉描述等问题。

人类学与口述史人类学的学科理论与田野经验，为口述史研究提供了借鉴资源，同时，口述史也推动了人类学对自身的反思。张佩国（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认为口述史的实践面向几乎涵盖了历史学的每个研究领域。在民族志实践中，口述史对探索连接历史和当下的“介质”具有特定意义；民族志的“表述权威”“道德感”等田野工作伦理，又对理解口述文本的生成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张江华（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以其在广西的田野调查为实例，指出口述材料一旦形成文本后，容易产生“去脉络化”的现象。而且，由口述对象书写的文本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口述史学者倾向于在案头准备中预设问题，而人类学家则更强调“观察”的意义。彭文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典范叙事”（examplarstory）的概念，即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具有本地特质和认同感的叙事，而谣言、记忆等话题对口述史研究都非常重要。抗战时期美国飞行员在凉山州被当成奴隶使用的谣言与搜救队的进入就形成了一种“典范叙事”，也呈现了民族国家的构造与叙事过程。张原（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从人类学学科史的角度强调了其与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口述历史是由研究历史实践的人类学所关注的，它具有不同的表现特质与呈现形态，并涉及“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问题。因此，口述历史“为人类学细致考察和深思不同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之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关键路径”。汤芸（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以民主改革口述实践为例，指出“物”在口述访谈中起着重要作用：如肥皂、军用桶是一种标示记忆点之“物”，汽车、白米饭则是一种寄托口述人情感之“物”。因此，口述史不仅关乎“人”，也关乎“物”。

在圆桌会议中，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在口述史实践和研究中，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及其对该领域的影响。张佩国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区分口述史的方法究竟是历史学的还是人类学的，双方都可借鉴，口述史恰恰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相互讨论的空间。定宜庄则指出，在多数学者认为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已成为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时，历史学的功底和长处或许才是口述史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王先明则提议跳出人类学或历史学窠臼，追溯传统中国“口口相传的历史”，并将其与当代中国史学眼光向下的重大变革结合起来。左玉河通报了口述史研究领域几项动态（唐纳德・里奇等人的《牛津口述历史手册》中文版及《当代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即将出版，“本土经验与国际口述历史的多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拟于年底召开），并提出口述历史进课堂等建议。最后，王东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论坛作了整体总结。他指出这是一场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间的深度对话，与会学者在对口述史的多元认知方面进行了丰富的讨论，强调了对口述史的史学性认知。口述史的意义之一或许就是帮助历史学家“做一个转身”，对自身研究展开反思。

历史学研究生方向篇2

【中图分类号】G63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09（2017）43-0079-01

【作者简介】刘克明，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南京，210013）历史教研员，正高级教师，全国历史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历史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历史学家受面向未来的推动，用艺术家的眼光审视过去生活的一切方面，用同样的眼光发现人类事业总是既不完美又完美，总是集暂时性与永恒性于一身。”克罗齐指出了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和方法：面向未来，以审美的方式。遗憾的是，由于对学科教学价值缺少足够的认识和应试教育的影响，历史这一承载着崇高育人价值使命的学科被机械的、碎片化的知识教学所淹没，历史学科培育完美人性和丰富精神世界的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在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宗旨的新一轮教学改革中，学科育人价值的发挥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学科如何育人，历史教学如何走向美学境界，马维林老师的历史教学研究与实践无疑给了我们一种很好的启示。

我过去曾经谈过：“历史教学如果缺少了情感的熏陶与催化，很容易变成干瘪瘪的空洞言辞。”历史学科是一门充满灵性色彩和智慧光芒的学科，趣味无穷，但目前，学生喜欢的程度不高，教也疲惫不堪，历史教学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究其本质，这种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历史学科的本质被遮蔽，历史教育的价值被弱化，历史教学缺乏美感，进而导致历史教学变成了知识的记忆和应试技能的训练。而让教学走向审美的关键，应该从历史学科的育人价值功能出发，着眼于学生的思想实际，挖掘历史学科独特的审美价值，从情感入手，做到“寓理于情”，与历史同悲欢、共进程，激发学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从而让历史教学走向美学的境界。

近年来，马维林老师在历史教学审美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实践。他主持了相关的课题研究，在教学中重视历史学科的育人价值，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我注意到，近两年，马老师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多篇关于历史教学审美的文章。2016年5月我参加了他主持的课题“审美视野下高中历史教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实践研究”的开题论证，这一课题的研究立意较高，体现了历史教学走向美学境界的这一大方向。

历史学研究生方向篇3

关键词：现代民俗学研究；口述史；意义和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59-01

一、口述史释义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是以访谈、口述方式记载过往人事、搜集史料的一种学术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学科分支。口述史最初用于史学研究，它是二十世纪中叶随西方“新史学”的崛起发展起来，通过与被访谈者有目的访谈的录音、录像所记录的口述资料，来构建或复原历史原貌的主要史料文本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源于1948年，美国学者亚伦・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首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此后，口述史蓬勃发展，并广泛用于其他学科研究。

二、现代民俗学研究与传统民俗学研究的区别

传统民俗学研究，对象往往与“过去”、“遗产”、“即将逝去或已经逝去的传统”相联系，民俗学者在民众眼中是“救亡者和保存者”的形象，民俗学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鲍曼所批评的那种“向后看”的学科特点。这种研究忽视了传统的“俗”之所以能从无文字时代传承至今，其传播途径主要是代际相传，口耳相授，是在生活中逐渐延续的。传统社会很多“俗”的传承是无文字的，民俗作为民众的生活样态，被与民生硬地割裂开来，造成了“只见俗不见人”的现象。

现代民俗学研究改变了传统“民俗”的认识，正如钟老所说：“民俗学，应该是一门有着直接效应的现在学”，民俗学不是用来研究古俗或残留物的。现在一些学者也主动对民俗研究对象进行调整，高丙中提出了民俗的新定义：民俗是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方式。他在博士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指出：“民俗是为一时一地的所有生活需求而设”。换言之，生活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民俗源于生活的需求，需求是民俗变迁的内驱力。

三、现代民俗学研究对口述史关注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对口述史的关注，其实是对研究对象――“民”的关注。这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传统史学观是“历史的仆人”，是被动地对已有史料的肯定，其本身带有偏见性；而新史学观是“历史的主人”，它强调整体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是对历史的反思与重构。新史学观反思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已有史料、已有史料书写者、已有史料的书写范畴。它推动民俗学研究重新回到研究的原点，把文化持有者本人持有的文化，以及文化背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关注。

口述史正是在这种新史学观的影响下产生的。口述史让民众自己发声，赋予他们描述自身生活情境的话语权利，而不再是单纯地倾听与服从。因为民众的对自己生活的记忆并不总是与史料完全相符的，他们有对自己族群特殊的记忆，而这些往往是被正史所忽视的。史料记载往往是被修正过的历史，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历史。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引入，赋予普通民众发声的权利，开始关注个体对亲历事件的表述。

其次，对学科的意义和价值――增加了新的研究取向。民俗研究单靠史料文字是不够的，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引入，给现代民俗学研究拓展了新方向。布洛赫提出的“唯一的真正的总体的历史”的观点给人文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启发和冲击。前历史主要是看的、文字的历史，而总体的历史是全体的、下层民众性的普遍的历史。宏大的历史体现的是断裂，而小传统历史则体现了对大历史的修复。它是一种细节性的存在，将民间传说视为民俗的某些历史记忆，通过考证、推论等方法，将传说与文献相结合，来解读这些记忆中蕴含的历史信息，从而补充、深化或修正传统文献本位所呈现出的“历史事实”。如果不借助口述史，很可能就不知道文化亲历者本身存在的不确定的、打破常规的、非通识性的文化体现。也正是口述史方法的引入，为今后民俗研究增添了新视角，把以往习惯的传统范式由阅读的历史转变为倾听的历史，以语言的形式对民间历史进行调查和研究，进而使其更接近客观。

此外，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本学科田野调查方法论也是一种支持，为其提供了技术层面、方法论，乃至科学观念等方面的借鉴。这将有力推动民俗学中的民间文本的调查与研究，进而推进民俗学理论的深化。

因此，现代民俗学对口述史的关注，实际上是“俗―民―民的生活”的过程性追溯，研究不是某个方面的断裂，而是对其文化史、生命史的整体性研究，现代民俗学对口述史的关注，更有利于我们建立整体性研究视角，不再是只满足于对“民”和“俗”的宏观阐释，而是要通过对其生活背景的研究，由真正的“生活世界“进入到“意义世界”。

历史学研究生方向篇4

【关键词】民俗史民俗学口述史学新史学

【正文】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民俗研究的历史和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镜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从广义上讲，民俗是指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沿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与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可将此四项条件视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学和“总体史学”新浪潮的影响之下，当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兴和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Folklore)也称得上是一门“新型”学科。早在本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L.费弗尔就撰写了《民俗学与民俗学家》一文，对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论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M.布洛赫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拓宽研究领域，运用跨学科的新方法，在社会史、文化史、种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树。他进一步指出：“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意义。”布洛赫的后继者、历史学家比尔吉埃尔将生理习俗、行为习俗、饮食习俗、感情习俗和心态习俗等等统统视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完全赞同布洛赫的观点，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面对下层民众，民俗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它们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口述史学(OralHistory，亦称口述历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振兴”。由此可见，口述史学的某些传统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例如，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学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民俗学永恒的研究课题。口述史学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其为数众多的学科领域当中，许多研究对象往往与民俗学的研究内容相互交叉和重合，这种双方共有的交叉性质集中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口述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往往会最终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学与民俗学之间的界线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界线有时会因种种原因变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们误入歧途。依笔者之见，除了学科性质各具特点之处，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则强调文化的延续性。换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研究范围与口述史学的研究领域是无法比拟的。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提及。

一

前文提到，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那么反过来讲，叙述性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毫无疑问，在民俗学众多的研究领域，叙述性是一种人们公认的传统因素。之所以称其为“传统”，就在于这一特点随民俗研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在人类社会内部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民俗学家S.汤普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俗学主要是指“没有文字的人们的文化传统”（《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纵观民俗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如史诗、叙事诗、民谣、民间故事、神话、民间戏剧、传说、谚语、俗话、宗教仪式、习俗和风格等等，几乎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传下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往往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来保留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不发达的落后民族更是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除了极少数的文献史料之外，这是保证文化延续性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因此，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留下自己过去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有关文字记载，而林林总总的民间艺术形式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由此可见，叙述性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优点。

不容置疑的是，叙述性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已成为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它同时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史料，人们只能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口述史学则向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口述史研究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其特点是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这不仅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口述史学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是其他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语言的独特功能，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因而能够在学科林立的国际史学界独树一帜。

二

笔者曾多次强调，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民俗学（尤其是民俗史）来说，其客观性能否经得起人们的检验，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口述史学的客观性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其一，当代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现代化的手段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从当事人来说，由于他们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因此，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二，就口述史学家而言，由于他们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取证工作的，因此，他们在访谈和取证时自然地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同时也不会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三，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只有这样，口述史研究乃至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才能够得到保证。

由于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包括民俗史）的研究对象多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出现，因而其内容的可信性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例如，许多神话、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的背面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人类历史，这在古希腊、印度、爱尔兰和中国等国家尤其是如此。然而，这些神话和故事都是从极其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由来已久的宗教传统、崇拜英雄的心理活动及其他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假设我们抛开艺术，只谈理论，那么，即便是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是人们经常争论的话题。芬兰学者塞波·克努蒂拉在1996年4月发表的《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民俗学文化研究的观点看，心态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民俗学者并不受下列事实的困扰：在许多方面的历史研讨中，心态被看作是不清晰和非科学的。其实，在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任何关键性的概念本身也无清晰或模糊可言。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时常众说纷纭的题目。民俗学者一直被迫考虑心态的综合性质及其与精神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独特性的相互关系。”

这段语录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其中也许存在着一个误区。如前所述，口述史学注重历史研究，而民俗学则偏重于文化研究。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范畴，然而，也是两个相互重合的圆。

转贴于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是新史学和总体史学影响下的产物，其鲜明的社会性是广为人知的。总体史学的代表人物M.布洛赫曾直截了当地说：“唯一的真正历史，乃是总体的历史。”“总体历史”意味着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全面认识。布洛赫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从实证主义史学和经验主义史学的封闭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向下层民众，走向社会生活。他的代表作《11—18世纪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一书考察了移民方式等一系列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在总体上揭示了法国农村的历史特征，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口述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民众，这也是当代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口述史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研究范围从社会史、妇女史、家族史、矿工史到社区史、人口史和种族史等等，几乎将各个阶层的民众都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范围。口述史学家毫无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这样，口述史学家就向那些被看作是定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英国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指出，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总之，口述史学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民俗学研究也将目光投向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这也是当代民俗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数众多的民间故事、民谣、谚语和俗话等等均取材于民间的现实生活，而这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又掌握在广大民众的手中，并且通过口述的形式（还应包括文字资料）世世代代地相传下去。真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传之于民”。风俗和习俗自然也不会例外，它们是各阶层的民众在数千年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惯性。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就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毋宁说，失去了社会性这一特点，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一点已为史学研究的实践所证实。

四

较之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口述史学无疑是一门典型的具有独立性质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在经济史、科学史、政治史、社会史、劳工史、文学史、家族史、妇女史、企业史、部落史、宗教史、种族史、城市史、社区史、音乐史、绘画史、戏剧史、电影史、电视史、军事史、系谱学等史学研究领域，口述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

口述研究的综合性质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言而喻，其叙述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广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与众不同，相对而言（较之于文献史料），史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毋庸置疑，这也为口述研究的广泛性提供了条件。

民俗研究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研究范围也是相当宽泛的。民歌、民谣、民间戏剧、民间故事、寓言、传奇和传说、谚语、谜语、俗话、史诗、叙事诗及叙事活动、民间舞蹈、民间绘画和工艺、民间音乐、系谱、家史、传记、神话、宗教仪式、各种风俗和习俗等等均属民俗学的研究范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研究范围（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学显然不及口述史学。然而，出于种种原由，民俗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却难以成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如传奇、传说、神话、寓言、史诗、谚语和部分民间故事，这也许是民俗学本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所致。

五

民间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其特点是生动、活泼，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易于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是，由于这些艺术形式涉及面较广，因此，其内容显得十分庞杂，难以形成独立的体系，这一点与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西方许多著名的民俗学家着重指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要，毋庸置疑，这给民俗研究增添了不小的难度。例如，民间创作的随意性很大，有些艺术形式往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仅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经过千锤百炼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艺术形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别形式甚至能够繁衍出上百种变体，其演变过程同样是相当复杂的。

缺乏第一手资料是民俗学家普遍面临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民俗学家S.汤普森认为，民俗研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资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内容的庞杂直接导致了研究人员的庞杂，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资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学资料必然显得杂乱无章，既缺少条理性，也缺乏系统性。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仅仅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分别来自各个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画家、摄影家、工艺美术家等等。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专家在民俗研究的旗帜下“最终走到了一起”，这种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总而言之，划定学科范围，选择研究方法，确保第一手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所有这一切是民俗学界的当务之急。

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有所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首先表现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因而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总之，口述凭证的获取是以资料翔实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如果访谈取证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个主题进行多次调研，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这样一来，口述史学家便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而不是仅仅依靠有限的文献和其他文字资料，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传统的研究模式。

六

早在本世纪初，英国的人类学家便提出了“文化遗留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现存的民俗可以被视为远古文化的遗留物。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显然失之于偏颇。众所周知，民俗乃历史的积淀，一个民俗学家必然是文化学家，因为民俗集中反映了民间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但文化有其特有的惯性，因此，文化的延续性是不容置疑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民俗学家关注的是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即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巴西民俗学家埃丝特·巴罗尼斯·卡尔文斯基教授指出：“民间文化的定义、观念和研究领域，依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范围也可大可小。……无论理论定义如何，民间文化都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显然，这一论点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民间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尽管它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口述史研究是历史科学研究多元化的产物，口述研究的目的是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从而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口述史学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例如，家族史既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口述研究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一般而言，普通民众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见诸于文字的历史记载，而现存的文字资料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因此，其客观性便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在家族史研究领域，许多案例研究主要取决于有关口述凭证的搜集和整理，换言之，家族史研究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质量。然而，在同一个研究领域，民俗学则侧重于研究民间流传下来的家族史。肯尼亚学者米维卡利·基埃蒂认为，家史的特征并不存在于书面的形式，在所有讲匈牙利语的地区都可以发现家史。家族成员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家史传给下一代，这些故事往往能够刻画人物的完整个性，塑造人物的传奇人生。朱莉安娜·奥尔西博士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家史记录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总之，这类家族史一般都具有传奇色彩。

七

方法论研究是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笔者之见，理论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学科构建的重要环节。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各个研究领域，为数众多的分支学科才能够最终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民俗学（现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和口述史学自然也不例外。民俗研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实地研究法（亦称“田野作业法”）、民俗调查法、口头咨询法、“采风”等等，并伴之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术）。当然，这些研究方法多为“舶来物”。值得一提的是，人们万万不可忽视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利用，这一点已为民俗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如果不借助文献，而仅仅通过口述资料，人们自然无法知道民间艺术形式的原型，无法了解这些原型的变化规律，无法知晓风俗、习俗乃至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较为独特，简而言之，它采用和综合了多种方法。除了综合分析方法和比较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和信息学的若干研究方法也被人们广泛利用。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凭证的搜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访谈则是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此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历史学家可以从现存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这种方法常常能够使历史学家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有关历史资料。另外，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也是一种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英国历史学家H.梅休认为，这种方法既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还可以扩大社会调查的范围。

除了史料搜集工作之外，口述凭证的整理和利用对整个研究工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利用，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同时也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搜集工作还是整理工作，先进的音像技术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如此。

八

民俗研究的实践表明，现代民俗研究不仅继承了古代研究的传统，而且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创新和改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国外的民俗学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屡见不鲜。民间文化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知识，这种文化必须长期保持和发扬光大，因此，民俗学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创建到今天屈指数来不过半个世纪，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口述史学的问世表明，史学领域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概括。首先，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将目光投向文献史料，而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旧有模式，向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其次，口述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具有颇为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再者，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正所谓“英雄创造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呼唤着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变革。从另一个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这些意义上说，口述史学的影响无异于一场革命。毋宁说，这一革命还在继续。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结果。

主要参考资料

1.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88年。

2.PeterDale:IdeologyandAtmosphereintheInformationalSociety，Theory，CultureandSociety，1996，No.3，Vol.13。

3.D.PaulSchafer:TowardsaNewWorldSystem:ACulturalPerspective，1996，同上。

4.塞波·克努蒂拉：《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载《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996年4月。

5.埃丝特·卡尔文斯基：《民间文化的流派和它们的理论涵义》，1996年，同上。

6.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

历史学研究生方向篇5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观

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成书

1.《中国历史研究法》创作的时代背景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的著名代表作，同样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具代表性的作品。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跟从康有为学习，倡导维新变法，是领导人之一。变法失败后，潜居国外，在日本创立《新民丛报》等。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后又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再后弃政治，治学术，在清华大学任教且著述不辍，临终前还为辛弃疾做年谱。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杰出的史学家，他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写出了大批史学理论著作。他在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至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梁启超对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感，他积极参与救亡图存，不断向前发展，努力践行其方向，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梁启超在知识和学术上的的重要积淀，更是他不断为中国的发展积极努力地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与简介

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21万余言，共六章。第一章详细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分析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总论》部分论及修史的目的、史家四长，概说五种专史；在《分论》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各种专史的体例、特点和撰修方法。梁启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梁启超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是进化论的革命论者，他从历史的方面深入研究这种连续性的活动如何构成了历史，尤其是研究对象，这种空间上含“孤立性”，时间上含“偶然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虽然梁启超的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但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起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们要高明得多。

梁启超强调对因果关系的探讨，认为研究出的某一历史活动的那个“总成绩”就是“果”，这个“果”必然是另一活动的“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梁启超看到了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一因多果，一果数因，除了纵向的因果关系，还有横向的因果关系，同一时代的某一活动和其他活动有因果关系，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别的地区的活动也有因果关系。这也表明了他对史家就要必须成为德、学、识、才皆佳的“通人”这一观点。

3.《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书的意义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对于近代历史的发展具有着开拓意义。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化发展中不断成长与进步的重要文献，其研究方法、内容及史学观无不产生重要的积极地影响。这部作品自成书以来，积极地践行其观点，不断借鉴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理念。

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学观

1.经世致用的史学观

历史学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经世致用的史学观，目的在于更好地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为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服务。经世致用的史学观，是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注重将历史的诸多事实认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转换，将其作用于发展过程中。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将中国历史观念上的诸多精华和优秀特质，不断发展为重要的特性。中国近代必须力求突破，穷则思变，必须要变化，必须要不断成长，必须要不断发展，改变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变传统被动为主动的史学观

传统的历史观是被动的，史学家只是注重对历史的记载，这是一方面，另外也有一些不可避免地站在史学家对立的角度，因此，必须变传统的被动为主动，积极主动地思考，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只有转变传统被动为主动，这样的史学观才会有意义。变传统被动为主动，需要其不断发展，需要在不断践行中，积极主动地去努力践行，尤其是近代中国发展落后的国情。传统的国家体制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严重桎梏。鉴于中国的历史，需要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促进中国积极地成长与发展。

回顾中国近展历程，的君主立宪制在中国的践行遭到失败；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同样宣告失败，但是这些失败反过来看却是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为中国发展而做的积极地探索，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不得不承认，努力探索后的失败也是一种错误的尝试，十月革命的爆发，让中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的发展再一次相结合，找寻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从史学观来说已经超越了从被动到主动学习，是中国史学观发展的重要实践，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最为有益和最为积极的方面。

3.注重史家修养的史学观

史学家的修养，注重的是史学家的德、才、学、识。其中德，代表必须要有德行，因为德是史学家重要的方面，唯有德，才会站在客观的立场或角度，评价历史事实与人物，才不会出现所谓的偏颇。有德行的史学家，才不会被动地受各种思维观念的影响。才，即才华，这里所指的才华，不仅仅局限在只是对历史文字的简单加工上，更是对于历史文字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脚步。对于才学，尤其是要有才气，这样才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有正确的认识。学，学识，要有洞见力，具备丰富的知识和阅历的积淀，只有这样，其创作才可以圆融，才可以不断发展，才可以不断成为其重要的方面，对于史学家而言，还有一重要意义，就是自身要处于不断学习中，更要对于其当前中国变化，对于历史的发展，以及脉络，轨迹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及意义。识，即知识，广博的知识积淀，只有注重知识的积淀，在用的时候，才会迅速地发展，并且产生积极地意义。识见，包括对知识的问题，只有站在自身的角度上，才会积极有效地明确解决，对于问题的不断发展，才会产生出积极客观的认识。只有其阅历上的不断增长，史学家的人文素养才会不断增强，才会在发展中独具历史眼光，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审视国内外形势，对于发展提出客观、真实的见解，对于发展产生出积极地意义。

4.注重通史的史学观

注重通史的史学观，研究历史，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准确的把握其发展，必须站在通史的角度上，不断对于历史中的各门学科，对于其发展，不断做出积极地建议，只有注重通史，其发展才会在历史的基础上，不断积极地践行，注重通史，在这些发展中，注重通史，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轨迹，才会不断地朝前发展。通史是对各朝各代历史的发展，是其不断地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极地践行。只有注重历史，只有在前进的脉络中，将历史的线条与脉络具有连贯性，这样才会在发展中不断注重通史，不断成长为最具发展的空间。注重通史的史学观，是最具其发展空间的轨迹。注重将各学科不断融合与发展，注重各学科在不断前进途中，主张明晰历史的脉络，在其不断发展中，独具特色的发展，这样才会在史学方面，取得积极地进步。

5.注重西学的史学观

明代以后就存在“西学东用”的历史思潮，西方的文化、数学、算数等积极地向前发展，明代以后的发展中，最独具特色的理念是注重西学的史学观。注重在不断发展中，将最具特色的西学理念，无论是文化，还是宗教、还是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将全面和综合的运用。中国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选择路线，在洋务派的改进中秉持“西学为体，中体西用”，但这只是片面的学习西方军事方面的技术，因此注定失败；康梁变法，主张改变中国的体制，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制，但是这场变法遭到了慈禧的打压，失败告终，说明简单的通过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中国结束了封建统治的时代，但是仍旧未改变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只有改变双半社会的性质，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实践中不断对于存在的问题得以解决，虽然结果失败，但却是伟大的尝试，这才证明很多道路是不适合的，从而找寻中国最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价值与意义

1.是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为之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范本。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是梁启超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的一部重要典籍与巨著，对于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为了中国的发展，必须付出最为高的代价，为研究其发展找寻最佳的时机、开辟道路。

2.提供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

提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站在全新的角度上，不断地注重研究，注重在新的历史领域，不断具有开拓性，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用在最新的发展中，这也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观，其中将“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意义巨大，只有站在合理的角度上，才会不断发展成为最独具特色的理念与发展模式，为中国实践发展做贡献。

3.是近代历史学方面的开拓

中国近代历史方面的转型与开拓，对于中国近现代化发展而言意义重大。而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方面的发展而言，又是独具特色的。近现代历史观，研究方法，换句话说，也深受中国现代化方面的影响，作为中国的发展中，必须不断努力，成为最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这样对其发展也必然受到全新的影响。近代历史学方面的开拓，只有站在最新的角度，才会对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实践，产生最积极的意义。

中国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历史研究法》具有开拓意义，为中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发展理念，新的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此同时，梁启超以其思想上的建树、历史学方面的才华，为当时中国的发展提供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守正.学史断想――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札记[J].廊坊师专学报，1994（1）.

[2]姚玳玫.学术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6）

[3]苏红彦.浅谈史料与治史――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J].前沿，2003（12）.

历史学研究生方向篇6

摘要：本文通过带着历史学是什么的疑问，在联系对当代青年学习历史的困惑以及他们选择未来的方向上，来探讨现今历史学的研究方向变化以及其该何去何从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学；历史；史学

一、总论

历史学是什么，什么是历史，对于当代很多学过历史这门课程得人来说，给历史学是什么下一个定义，想必没有几个人能做出一个系统而又确切的回答，因为这本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葛剑雄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认为“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面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为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他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历史的方法和理论。”①这是葛教授对历史学一个高屋建瓴的统领性概括。而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就是一个对这种思想重新加以组织的过程。”②但是从学科研究的内容来探讨又有不同的解释，“由于历史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它要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由这些社会现象组成的整个社会结构或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③而联系到当今社会，重科学经济类学科轻人文社会类学科的时代，人文社会类学科的发展空间越来越来小，特别是像历史学这种冷门学科，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去安下心来去研究历史，一些学生失去了诚信，读书不下苦功夫，只想走捷径混学位，不在意是否做出了真学问，长久以往，历史学甚至整个国家教育将何去何从，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当代历史学是否应该考虑转变发展方向，是逐步和经世致用的理工类学科相结合相互促进，还是独树一帜继续走前人那种踏实做学问的道路，已经成为现今一代以及以后几代人都无可回避的的难题。

二、历史学的研究的方向变化以及其该何去何从的走向问题

现今历史学不在是单纯在史料、考据等研究领域上下功夫的学科，以现今很多学校为例，历史学开始走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道路，比如历史开始和旅游，特别是红色旅游开发史相结合，这是历史学转变发展思路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和方向，这不仅摆脱了过去只单纯研究某一地方史窠臼，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历史学与当前教育改革发展方向上的衔接。事实证明不能给社会带来实际效应的学科和研究会慢慢被社会和时代疏远，于是就有了现今的很多学校把历史学科的研究方向转移到本于当地的经济以及文化产业上来，研究本地区的经济史，区域发展史，这是走活历史发展领域的一种方式，当然这样研究导致了对整个中华历史的研究导致了大断层，因为各地方只专注于研究本地区的历史，历史的贸易保护主义藩篱也不断加深，从而导致了对整体中国历史宏观的研究的实力不足，但是这样至少却保存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火种，这在全国来说不是一小部分情况。当今的现实不容许大批的人去做史学研究工作，毕竟历史不能养活中国这么多的人，也不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因此历史的发展领域和方向上应该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先生存后发展，走与时代相结合，古为今用，经世致用之路才有希望继续走下去。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笔者对这句话一直有自己的想法，笔者认为胡适先生说的是应该多谈些实际问题，去研究实际问题，不要拘泥于长篇大论的深奥理论，而不是说不谈主义，就如当今高校中一些青年学子，为生活而读书，为前途而研究，或者说的更露骨即是为了功利而读书和研究，这与历史这门学科本身的性质是不符的，因为短期内你很难从学习历史中获得回报，而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也违背了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事历史研究需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着眼于时代内涵，把握时代精神，同时具有分析科学与社会进步的能力和卓识，更重要的是要有关注社会进步和人类命运的情怀。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通过比较看到我们自己国家研究历史的不足之处，从国外史学发展过程中汲取有益经验，来延续历史作为推动国家软实力不断提升的基础学科。总的来说，只有在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符合实际生活所需要的历史学才能真正的继续延续下去，而古老的经典只能活在过去的摇篮最后成为生活的死化石。

三、略论当代青年学习历史的困惑以及面对历史和现今该如何寻找出路

青年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如果连青年都不再学习历史，不去关注历史面向未来，那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将魂归何处。“隔着纱窗看晓雾，时光迁移，潮来潮去，不知不觉，历史的选择让我们到了现今，这是一个山重水复之后的峰回路转的时代，其中有许多同人谋相联系的偶然性，而偶然性的背后却是新陈代谢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中国经历了110年的屈辱史后终于站了起来。”④但笔者想说的是不仅是站了起来，更是发展起来，逐渐强大起来了。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渐发展和富强，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富足，更是精神层面的多样化，青年一代面对不同的各种流派和思想，容易困惑，这些困惑的背后最终还是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是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潮流面前，历史完全无力抵抗，学习历史看不到前途和出路是青年学子最大的感叹。但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是站在战略高度对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革命史和党史重要性，而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可以以此为契机，继续努力探索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出路。

四、结语

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⑤这不正是当代青年学者所缺乏的核心价值观吗？当代青年最大困惑还是对生活的追求与历史的研究完全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矛盾，致使当代青年一直在艰难中徘徊，大部分的高校学子，特别是学历史学子，当你们正在为自己未来出路而困惑的时候，希望你们回过头来认真想想，你们是否真正有喜欢过，哪怕有片刻“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态度对待过自己所学的历史，笔者也在这里希望后来甚至更后来者能找到一个在追求生活和学术之间的平衡点，尽管这只是一种设想，但是我始终相信历史是写过去，而不是为过去而写，它是为了今天和明年的所有大众特别是有志青年而写，它会为真正喜欢它的人绽放美丽的花朵，为真正喜欢它的人结出丰盛的果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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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学是什么[M].商务印刷馆，1981：19.

[3]宁可.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J].河北学刊，2004，（6）.

[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426.

[5]蒋廷黻.中国近现代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扉页.

注解

①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②[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学是什么[M].商务印刷馆，1981年第19页.

③宁可.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J].河北学刊，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