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能源的意义篇1

摘要：人类的整个经济活动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出发点和归宿，既是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交换、分配和生产。国务院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倡导勤俭节约的消费观。”这是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符合生态文明消费方式的科学诠释。我们应深刻理解、认真践行，以绿色消费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绿色消费

一、生态文明内涵

关于生态文明的内涵，国内学术界多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解释生态文明：

（一）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历经农业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之后，为了克服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中的负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就其历史方位而言，生态文明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新层次。现在人类文明发展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将走向人类文明的新阶段。

（二）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种形式

从社会的文明结构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相并的一种文明形式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是社会文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文明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文明与作为社会形态的生态文明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基础，而后者又包含着更高层次的前者。从这一角度理解的生态文明亦可称为狭义的生态文明。

（三）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理念

从原始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是以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工业文明的出现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为标志。而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则没有实物的标志，主要表现为对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负效应的反思以及对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谋划。

二、绿色消费内涵

（一）针对消费品和消费对象而言

对绿色消费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英国人johnElkington和JuliaHailes出版了著名的《绿色消费者指南》，并在该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绿色消费的观点。作者将绿色消费定义为是避免使用下述商品的一种消费：（1）可能危害消费者自身或他人健康的产品;（2）在制造、使用或处理上会对环境造成损害的产品;（3）在制造、使用或处理上会消耗过多能源的产品;（4）因过度包装或过短的生命周期而造成不必要浪费的产品;（5）使用来自濒临绝种动植物或濒临毁减环境物质的产品;（6）因毒性测试或其他目的而残酷或不必要使用动物的产品;（7）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利影响的产品。[1]“绿色消费从狭义的角度分析，是指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选择环保产品，以有利于消费者身心健康的一种消费模式”。[2]

（二）从生态伦理和整体消费活动而言

2000年，国家环保总局提出“绿色消费”的概念，它蕴涵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绿色消费。[3]从广义的角度分析，绿色消费所表现的内容与提出的要求是一个完整的消费系统，参照国际上绿色消费的5R原则，即：节约资源，减少污染（reduce），;绿色生活，环保选购（reevaluate）;重复使用，多次利（resuse）;分类回收，循环再生（recycle）;保护自然，万物共存（rescue）。[4]“十二五”规划《纲要》对绿色消费模式分章进行论述的主要内容有：“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推动形成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鼓励消费者购买使用节能节水产品、节能环保型汽车和节能省地型住宅，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限制过度包装，抑制不合理消费。推行政府绿色采购”。绿色消费模式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模式，是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消费模式。推行绿色消费模式，包括衣、食、住、行等都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式转变。

三、生态文明与绿色消费的关系

（一）生态文明促进绿色消费的形成

国务院了《意见》，首次提出“绿色化”概念，将其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新“四化”变成了新“五化”。另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了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我国在消费速度不断升级的同时，消费总量也迅速上升。消费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也在迅速扩大。但也存在消费主义强调物质主义至上，以过度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为满足，常常造成浪费性消费。从本质上说，建设生态文明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必定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调整。因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当前，要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践行“三严三实”为契机，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引导公民合理适度消费，鼓励购买绿色低碳产品，使用环保可循环利用产品，深入开展反食品浪费等行动，使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二）绿色消费是建设生态文明必然要求

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认为，高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再受西方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流行与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出现消费至上的价值倾向，以消费为目的，把消费者引向欲望的满足和物的崇拜，让人陷入消费的异化。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转变传统消费模式，推行绿色消费。在党的十报告中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5]而绿色消费是一种生态行为文明的消费方式，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顺应了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趋势，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实现消费的可持续性，体现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所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通过绿色消费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推行绿色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各方面共同努力、综合协调，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才能实现其发展目标。

（一）强化政府职能，增强国家力量

1、要增强政府对绿色消费的立法力度和司法力度

党的十明确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6]推行绿色消费，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分重要。应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完善经济政策，运用市场化机制，健全政绩考核制度，实行责任追究制度等，用完善的制度体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有序推进，促进人们绿色消费理念的形成。实施绿色消费法，强化制度他律，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等保证政府、企业和个人生态消费行为的实现。通过绿色消费法律保障使人类消费模式符合生态伦理的要求，进而保持人类社会生活的有序与和谐。此外，公检法系统应该更多地承担绿色消费保护的责任，积极推动绿色消费领域的司法实践，在立案和审案过程中力保环保公正和消费公正，通过判例为绿色消费法制提供支持。

2、运动经济手段引导绿色消费

党的十明确指出要“深化资源型产品价格的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7]，为促进绿色消费的发展，我国政府应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加强对绿色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引导，加大对绿色消费的经济扶持力度。首先，政府应对绿色产品实行价格补贴政策，降低绿色产品的成本，使其价格能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其次，对绿色生产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和投资，鼓励其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增强其进行技术研发的科研资金实力。在税收方面，要加大对耗能大、污染多的企业的税收力度，而对绿色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要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从而推进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再次，政府要引导企业引进技术创新人才，以增强企业的技术力量，提高企业研发绿色技术的能力。最后，政府要积极推动企业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推行绿色生产的成功经验，引进核心技术与装备实现自主创新，鼓励企业研发和积极推广适合国情的清洁生产技术，大力推行绿色技术创新。

（二）强化企业责任，履行绿色社会责任

我国推行绿色消费，企业责无旁贷。“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绿色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不仅具有实现企业自身利益的责任，还有促进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责任。”[8]企业的经济活动，应该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的关系;应以尊重生命、尊重社会、尊重他人、尊重自然为准则;应使“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成为企业的自觉生产实践，使关爱社会、回报社会成为企业自觉行为。企业实行清洁生产是推行绿色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清洁生产实质上是一种绿色化的生产模式，它要求在生产过程中注重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对排出的废物进行回收利用或无污染处理，要求生产出的产品不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态环境。企业应以生态化经营为切入点，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努力降低产品成本，制定合理的绿色产品价格，激发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消费动机。企业还应坚持诚信原则，客观宣传绿色产品，科学介绍绿色产品，提高顾客的绿色消费满意度。

（三）借助社会舆论，树立绿色消费观

树立绿色消费的观念需要正确的舆论引导消费。引导消费者和约束生产者向绿色消费模式转变，对消费者进行教育，利用电视、网络、杂志、报纸和其它媒体来进行绿色消费信息的宣传和消费知识的传播，从而使公众树立良好的消费意识，转变传统的消费观念。通过大力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形成以践行绿色消费、保护生态环境为荣，以铺张浪费、加重生态负担为耻的社会氛围。党中央号召，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推行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消费模式，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我们应积极响应、自觉践行这一号召。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共建共享的过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要把生态文明价值观、绿色消费观，高高地举起来、亮出来。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应自觉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以生态文明为镜，努力形成人人崇尚生态文明、人人尊重自然环境的社会风尚。（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学院）

参考文献：

[1]孙启宏、王金南《绿色消费》.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01.5;

[2]汪秀英《绿色消费与生态消费的规则界定与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05.8;

[3]汤毅《论可持续发展与绿色消费》.《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4，30.4;

[4]刘柏雅《我国发展绿色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绿色消费模型的视角》，《当代经济科学》，2009.1，31.1;

绿色能源的意义篇2

关键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措施

一、绿色经济的提出

绿色经济的概念，最早是在1989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提出，在书中指出，绿色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他在书中提倡从当前的生态条件出发，建立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发展应该满足自然经济和人类自身可承受的条件。

2008年以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相关国家赋予绿色经济全新的意义。在其《绿色经济发展》报告中，将绿色经济定义为在改进人类福社与社会平等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破坏及生态多样性的损害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具备低碳、资源高效率利用和社会包容三种特征；世界资源协会认为绿色经济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形式，其特点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福利；DECD将绿色经济定义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为经济发展与人类福社持续提供资源与环境生态服务。

综合来看，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形式。在绿色经济模式下，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危及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需要。

二、绿色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一）绿色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曾经在书中表示，资本主义社在自己存在的一百年中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以前的所有社会创造的都要多得多。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方面曾一度表现出之前各种社会形态无法比拟的先进性。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种义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通过对人的剥削对自然的征服来完成财富创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根本错位，导致了不正确的发展观，带来当前不能回避的全球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炸、粮食短缺，这些都使得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面临经济发展的转型。而绿色经济发展，以人类与环境和谐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在保证环境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完成社会财富的积累，使人类社会朝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也不对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构成威胁。因此，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向着一种更加完善、更加道德的绿色经济发展转变，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绿色经济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十六大以来，我国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予以了高度的重视，提出要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放到了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同等的地位，形成了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总体格局。因此，绿色经济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途径。

（三）绿色经济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

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处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向新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在我国增长仍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相对粗放。部分产业还在维持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阶段，盲目投资和低水平建设问题较突出，虽然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却付出了消耗大量资源能源的代价。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也不易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产业结构现状仍不尽合理，传统产业占据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低。在三产结构方面，存在着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发展绿色经济，通过优化产业调整，发展以新兴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加强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绿色经济发展的建议

（一）完善制度建设保障绿色经济发展

制度通过对各个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进行约束保障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在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提供硬性的约束条件，高效、合理地解决现实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绿色化。制度建设从法律、行政、经济等方面来实现经济活动的绿色化。比如通过对资源使用、环境保护角度进行立法、司法、执法制度建设；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资源利用与许可证保护等制度对环境保护等绿色产业实施政策性引导；建立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对环境资源保护科研和教育的专项投入，收取环境资源税费等经济手段干预经济发展。

（二）加大科技应用支撑绿色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武器，绿色经济发展必然离不开科技的支撑。从发展绿色经济对科学技术提出的要求来看，发展绿色经济就是在发展绿色的科学技术，因此，加大清洁生产技术、环境治理技术、节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的投入对支撑绿色科技发展意义重大。应用绿色科技的核心首先要在应用科学技术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坚持辩证法和整体性的观点，既要考虑成果的正效应，也应得出预防和解决负效应的办法和措施。其次，加大对废物利用的科技开发，保证资源的循环利用，这是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加强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技术的研究，提高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有效性，是支撑绿色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物质保障。

（三）营造文化氛围引导绿色经济发展

绿色经济发展必须辅以绿色文明，而推行绿色文明的关键首先是普及绿色文化。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们在绿色文化的熏陶下，自觉地树立一种绿色文明观，从而建立与绿色文明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如利用再生物质，可更新能源和可循环使用的消费品与用具，减少一次性生活用品；适应绿色文明的要求，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家庭做起，从单位做起，减少随地吐痰、乱倒垃圾、乱排废物等不文明的行为和习惯，逐步在全社会树立良好的绿色文明风尚。（作者单位：盘锦供电公司）

参考文献：

[1]王金南，李晓亮，葛察忠.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现状与展望[J].环境保护，2009，05：53-56.

[2]剧宇宏.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与制度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9.

绿色能源的意义篇3

关键词：绿色经济；绿色资本主义；帝国式生活方式；社会生态转型；绿色左翼

当前，严峻的生态问题呼唤着新的应对措施和跨国交流。有关研究通过分析当前的现实状况，阐明了转向公正、民主和生态可持续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在这种生态可持续社会中，人人都可以在不牺牲他人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前提下过上更好生活。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我的学术背景是欧洲，确切地说是西欧或德国和奥地利，同时还较熟悉拉美的一些相关动态。本文的侧重点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极不平衡，当我们讨论欧洲一系列由新自由主义和支配性紧缩政策引发的危机时，我们需要考虑到欧洲与中国、拉丁美洲和美国的不同。我将始于阐述由2012年6月里约+20可持续发展峰会提出的，致力于应对生态、经济、金融多重危机的“绿色经济”概念和战略，它与“低碳经济”概念和“绿色增长”战略密切相关。通过对这些概念和战略的背景进行分析，我认为，鉴于当前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主流政治经济战略，绿色经济的目标遥不可及。我认为，可持续性的实现面临着诸多阻碍。这些阻碍包括当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关系、以发展为导向的趋势及其相关的社会和政治促因、国家的紧缩政策、发展主义相关战略等。此外还有一种重要障碍，那就是人们长期以来对社会―自然破坏性关系的理解和实践。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自然环境是资源，是倾倒垃圾的所在，自然需要人类社会的支配和开采。对此，我将围绕“帝国式生活方式”这一极为重要、却屡遭忽视的概念展开批判性分析。但我最终要论证的是，绿色经济战略可能会引发资本主义的局部性、选择性绿化。依此，我称这种正在出现的、变化中的社会形态为“绿色资本主义”。

一、绿色经济概念与战略

近年来，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存在着一种相对高阶的生态危机意识的觉醒和各种危机的互联性的认知；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仍明显不足。从中国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尽管政府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了解和经历的那样，要做出超越生态现代化模式的改变仍十分艰难。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所应做出的深刻变革表明，生态问题并不是一种附加性问题，不是当前发展模式下的末端治理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实现当前发展模式的核心性要素的转变。

“绿色经济”概念和战略，是全球性生态危机意识觉醒进程的一部分。它最先于2012年的里约+20峰会上出现，同绿色增长战略紧密相关，并备受巴西和中国政府的推崇。

绿色经济概念，致力于摆脱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的深刻功能性和合法化危机，此危机于2008年爆发，并对很多弱小国家和社会组织造成了巨大冲击。然而，即便在像中国这样未曾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绿色经济概念也同样引人注目。

绿色经济概念，同当前的社会潮流、新兴事物相关，并在塑造或辩护着它们。在欧洲等地，对生态危机的主流应对方式暗含着一个强大的理论假设：力求探索新的经济机遇。电动车、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生态食品和可持续生活方式，被普遍认为是商业发展中的前途性领域。

大概在15年前，沃夫冈・萨赫（WolfgangSachs）称可持续发展概念本身是一个矛盾语（oxymoron）。1他试图证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含义是不断变化着的，是为不同利益需求和具体政策服务的。他认为，这一战略试图解决一个根本无法被解决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在竞争和发展的同时兼顾到环境保护呢？”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种全球性资源管理和生态现代化政治战略，它至少在最初致力于调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1989年后，某些乐观主义者认为，全球性问题包括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合作得到解决。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经济性动力，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宣告失败，“褐色经济”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也取得了某些成效，但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生态系统和污水池的使用在过去20年中仍显著加剧。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失败，通过里约体制危机、尤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体制危机，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绿色经济”概念也是这样一个矛盾语吗？

在各种纲领性文件的概念化表述中，“绿色经济”近年来被视为一种克服当前多重危机的有效途径。我们很难就绿色经济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在各种社会转型过程阐述中，其转型手段和评价方法都各有不同。但差不多所有的手段和方法都相信，绿色经济能够带来一个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共赢局面。当前，关于绿色经济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政治在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构建一个社会架构的过程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这种争论关注的是规范和价值，以及科技乃至社会的创新。

联合国在提交给里约+20峰会的预备性报告中指出，“在原则上，绿色经济致力于将一整套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经济分析模式纳入到同一个体系中。而在实践层面上，绿色经济有着宽泛多样的表述和分析，出发点也常常不同”1。

因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强调运用致力于改善环境和发展经济的一切手段，并特别指出降低贫困率、增进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公平性的可能性。发展能够同环境、社会目标的实现相一致，经济的绿化能够为发展、就业和消除贫困提供新动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将经济绿化视为一种“针对创新和危机预警的双重战略”。德国联邦环境部的一份调查则显示，在诱导性投资（如建筑业）政策影响下，雄心勃勃的环境政策相比一般政策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一些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建议，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来应对经济和生态危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09年启动“绿色经济倡议”，并于2011年发表了名为《走向绿色经济》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绿色经济概念的兴起，得益于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这种反思来源于21世纪头十年的并发性危机、市场失灵、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连串打击。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事实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新的道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物质财富的获得无须以牺牲环境、生态、社会公正为代价”2。

2010年，欧盟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可持续增长计划。该计划致力于创建一种资源节约的、合生态的、有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2011年9月的一个文件中，欧盟委员会认为，欧洲经济应当在一代人的时间跨度内完成彻底转型。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被视为应对环境问题和资源短缺、提高欧洲竞争力的关键性措施。

欧盟委员会的这一计划，同之前提到的经合组织的“绿色增长战略”相类似。该战略“以经济和环境政策的相互促进为核心”，强调创新是“打破自然消耗型增长”的手段。打破增长、财富同资源使用之间的耦合，被认为是一种必需的要求。

问题是，我们在20年前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时，不是也使用过以上的表述吗？自布伦特兰报告以来，人们普遍将经济增长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如今，我们关注的重点依然是经济增长。

绿色经济对当前发展经济模式的“诊断”结果是：根据预测，全球人口到2050年将高达90亿至110亿，经济发展将会面临着重重阻碍，而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资源密集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将不再有效。因而，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及新古典主义关于产品价格不能真实反映产品的环境成本的著名论述。与此同时，政治规制（politicalregulation）的必要性也开始得到承认：“市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状况。在某些案例中，精心设计的规制手段、积极的科技政策和各种自发方式，都将会填补市场的空缺。”

概括地说，绿色经济的目标和战略是，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绿色投资和技术创新（如经合组织于2009年提出的“生态创新”目标）、加强循环利用、提供绿色就业、完善福利制度、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共融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适当政策框架对于绿色经济的重要性。联合国秘书长于2010年将发展绿色经济的政治策略概括为如下几点：1）适当的价格……将外部条件内部化，促进可持续消费、刺激商业选择；2）采取有利于促进经济和市场绿化的政府采购政策；3）生态税制改革；4）通过投资可持续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本，从而恢复、维持、加强自然资本的价值；5）有针对性地研究、发展对环境无害的技术手段；6）公共部门的战略性投资；7）实施能够调节社会目标和经济政策之间关系的社会政策。

可以看出，这些战略同社会科学领域内致力于生态现代化措施的讨论结果高度一致，但两者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首先，几乎所有的战略都假定，国家具备一种强大的政策调控能力或管理能力。比如，从经合组织的“绿色增长战略”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段论述：“好的经济政策是所有绿色增长战略的核心。”1其次，这些概念还特别强调国际合作、多边环境协议（如《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性。

围绕绿色经济战略而实施的政治举措，可以称为“绿色改良主义”。这类政治手段并不只是来自绿党。在像奥地利、德国和荷兰这样的国家，它们存在并出现于政党体系之内。对中国“绿色改良主义”之存在、战略和影响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不必只局限于研究社会―生态转型中的社会、政治动力的相互差异和重叠。

在笔者看来，上述所有研究成果和战略文件都将经济增长视为理所当然和必须的，而经常被论及的则是绿色经济的增长潜能及其面临着的障碍和挑战。这是一种同20年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最初论述颇为相近的理念，认为我们应当并且可以建立一种广泛共赢的局面。同时，它还基于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当前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精英阶层都能够且愿意引导这一进程。

二、绿色经济的结构性限制

接下来，笔者将着重论述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结构性因素――如果认真对待社会―生态转型，就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改变。需要重申的是，我对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并不熟悉。但我认为，中国也应在某些方面做出努力，对这些因素加以关注和讨论。

我将具体、经验地阐明对所谓的绿色经济目标的质疑。这种质疑与现存的――或有些许改变的――以全球竞争力、地缘政治利益、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比如民族国家）有关，与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经济体制（比如资本主义市场和利润）有关，与主流社会取向（比如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对自然日益加剧的掠夺）有关，与极力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精英们主导的权力关系有关。

无论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在今天，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始终忽视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90年代初被忽略了：世界范围内日益激烈的军事冲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于资源竞争。就在1992年6月里约会议前的16个月，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但这完全没有成为大会关注的议题，而世界政治的军事化进程从那之后便开始深化。另一个被忽视的方面是，1992年前后，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加剧，从而导致对资源和污水池的大量使用。关贸总协定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协议、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都是朝巩固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方向努力，但这些情况同样没有被涵盖入里约会议的议题。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但相关经济、政治动力是否被削弱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面对绿色经济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身处的这样一个历史现实却有着各种结构性局限。

第一，随着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强大和自我意识强烈的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事实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争夺稀缺资源的地缘政治竞争。例如，中国政府限制甚至禁止出口某些稀缺矿产，以此满足本国发展的需要。同样，欧盟也明确提出，提高其资源竞争力。尽管地缘政治竞争在某些情况下确能引发科技创新，但很难认为，这将有助于改善环境退化背景下的社会自然关系。1

第二，“绿色经济”目标的实现，无疑需要一个强大的管理框架。但从批判性的国家视角和治理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现行的管理框架更有利于促进非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实践。“政治和国家”通常不反对“市场和资本”，它们从本质上来说是相互联系与依赖的。经济和政治战略总体上倾向于关注廉价、稳定的可用资源。在冲突案例中，环保部门通常会在与财政部、与代表不可持续经济利益的经济机构的对峙中败下阵来。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国际层面：财政和经济政策往往比可持续政策更强大。至今，对相应的管理框架的诉求，似乎还有些过于理想化，而且这些诉求还往往盲目对抗主流权力关系。进行盲目对抗的国家，在1995年被约阿希姆・赫希（JoachimHirsch）描述为“民族竞争型国家”1――在今天被称为日益集权化的民族竞争型国家。此外，面对现实危机，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管理框架趋向于朝集权化方向演进，以此保障对自然资源的获取。

第三，在大多数分析性和战略性文章中，“绿色经济”这一概念意指“绿色增长”。尤其自2008年危机以来，可以看到，公共政策开始重点关注经济增长和就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增长和不可持续增长，不仅保障着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和工薪阶层的工作，更构成了国家的税收基础。2008年和2009年，当生产、消费模式发生重组时，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应的危机应对措施。然而，危机的来源则是市场一如既往的失能和危机治理的失策。

第四，新自由主义政治环境下的开放市场和激烈竞争，已经在许多南方国家中引发了去工业化。新自由主义迫使许多国家采取了资源榨取主义（resourceextractivism）这一新（旧）战略。2对拉美多数国家来说，这似乎是缓解贫困的唯一可行的发展战略，甚至对巴西的大型工业发展来说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墨西哥的美墨联营工厂随着2000年中国加入WTO而失去其竞争优势，这就导致如今墨西哥主要经济活力日益分布在矿产领域。资源榨取主义是工业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发展资源紧张型经济的另一面――也是绿色经济的另一面，因为高科技产品需要的稀有矿产往往来自于南方国家。

三、帝国式生活方式及其影响

接下来，笔者将从另一个层面进一步讨论绿色经济战略面临着的结构。即，全球化意味着“帝国式生活方式”3的深化――更确切地说，是帝国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化。它表明，主流生产和消费方式对全球劳动力、资源和污水池的过分依赖。这些根深蒂固的方式反映在社会各个阶层及其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社会关系上，尤其存在于北方国家中。它能够解释，为何社会自然关系的危机会出现，并持续不断。而由于这种帝国式生活方式已经扩张到重要的南方国家，所以它的矛盾性变得更加明显，这使得我们对未来社会―自然关系的勾勒努力变得尤为重要。

首先，如前文所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扩张性，它追逐剩余价值、生产和消费。同时，在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价格竞争机制作用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科学和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不断增长的生产力蕴含着强大的经济动力。规制理论区分了“集中性积累”和“广泛性积累”的不同。1集中性累积在二次大战后的福特主义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劳动过程的组织化和集中化，使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成为可能。由于蛋糕的尺寸大大增加，在西欧和北美，分配给工人的财富通过阶级之间的制度化协商和国家福利政策得到了保障。

需要强调的是，集中性积累和工人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平价的、标准化的大量消费（超市食物、汽车、家电）基础上――创造了一种高度的“社会共识”。这曾经并仍然是全球倡导的“西方生活方式”，但它一直都是基于父权制性别关系体制和剥削性（化石）资源集中型社会自然关系体制。而近年来――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福特主义危机，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再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更加广泛性的积累体制，它与集中性积累不同，更多地依赖于延长劳动时间、向新兴国家和地区（即新兴市场）灌输资本主义劳动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集中性积累体制无意打破化石―福特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扩展到某些南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兴市场，崛起的中产阶层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同北方国家相应阶层的生活方式正在趋同。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消费阶层”。

尽管新兴市场中受到不平等问题的困扰，尽管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习惯同美国中产阶级相比仍颇为不同，这其中已蕴含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如果北方国家的生活方式持续下去，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社会生态和经济危机，更别说把这种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了。目前像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气候变化这样的生态危机现象，就是由于过分依赖资源、空间、劳动力和污水池的对自然极不公平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所导致的。而对资源的排斥性存取、通过条约或暴力手段开展的掠夺、社会生态成本的外部化等，为北方国家维持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即所谓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提供了必要条件。

其二，笔者要强调的是，帝国式生产和生活方式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方式。

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至少可以追溯至城镇和乡村的对立年代，并且是16世纪殖民主义时代、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1875年至1914年间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核心性特征。然而，工资关系普遍化背景下的资源集中型和排放集中型消费的普遍化（它们不仅成为精英阶层的，而且成为北方国家社会底层的再生产的核心性要素），将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帝国式生活方式同之前时代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它们造成的社会生态冲击日益加剧、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并将随着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和中层群体“化石型”消费的普遍化而恶化。

此外，帝国式生活方式并不是社会中立性的。相反，北方国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是环境危机和南北国家生态不平衡的一个重要起因。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指出的，“不平等不仅本质上是恶劣的，而且对环境也是有害的”。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高收入、具有高度环保意识的人群，人均占有资源量最多，而低环保意识阶层同时也是收入较低的、消耗较少资源的阶层。

第三，帝国式生活方式正在向全球范围扩张，在中国、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这种生活方式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活力。这些新兴国家同那些以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支配着资源、污水池和劳动力的北方国家展开了竞争。因而，生态成本外部化下的生态―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而这种形势具有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

因此，目前的社会自然关系危机，也是北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危机，尽管这种危机不能简单从生态视角加以概括，但它确实正在向全球扩展。基于这一背景，一方面，环境治理日益受到重视：里约模式已经成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平台。另一方面，环境治理受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内在矛盾所累，这种矛盾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变换的影响下正不断加剧。里约体制成型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了无可匹敌的国际权力地位。国际环境治理框架正是在这些国家的利益的驱使下达成的，因此该框架很难在脱离这些权力关系的前提下拥有相对自治权。初看之下，这对北方国家来说是好事，因为它们能够决定国际环境政策的形式和内容。但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崛起之后，里约体制内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改变，这对北方国家来说就不是好事了。与国家机器相比，国际环境治理结构并不对相关制度安排进行操控，而是主动调节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变换影响下的日益加剧的社会生态矛盾。这就是当前环境治理危机的根源，也能解释为什么尽管环保知识和意识不断增长，社会变革却仍显不足。

然而，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战略，绿色经济概念因其所对应的社会生态手段更加引人注意。如今，我们拥有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电动汽车技术，微电子力学较20年前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此外，绿色经济还面对着一种社会性动力，即为应对当前由于过度资本积累而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资本正试图寻找新的投资机会。金融资本已经将农业、土地、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作为其投资的新领域，这种投资将仅为少数群体服务，并威胁着多数人，尤其是南方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

四、绿色资本主义

接下来，笔者将引入和讨论第三个概念：绿色资本主义。“绿色经济”是一种战略，而“绿色资本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区分很重要。绿色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规范性表述――比如生态现代化应该彻底取代褐色资本主义，或者生态现代化比褐色经济更具优越性――而是由绿色左翼做出的一种假定。这一概念不仅仅指向当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父权制、化石能源体系与替代性的生态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其要点在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不平衡，它或许可以应对比如资源短缺这样的生态危机，只是这种应对方式将通过外表吸引人的、生产性的、暴力的、破坏性的手段，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父权制的方式展现出来，并使得人们很少注意到现代社会自然关系的破坏性本质。1

我们对社会的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智力和政治过程：现代化是一种命中注定的、无休止的社会分化吗？至少现代化理论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此外，社会果真如系统论所描述的那样，是由彼此不同的、具有自身逻辑的系统构成的吗？

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同意以上观点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阶级斗争、资本扩张（即资本积累）和维护当前社会、国际秩序的国家而保持活力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关系沿着阶级、性别、种族和国际等维度而展开。这些大致稳定的路径需要主动地加以改变，而不是由危机逼迫而做出改变（危机通常会导致既得利益群体权力、社会地位的进一步强化）。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被看作是试图理解社会、改造社会的过程。2

有人认为，“绿色经济”战略将遭遇同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样的命运，最终只停留在政策讨论中，并逐渐失去冲力。对于此种说法，笔者难以简单认同，因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绿化进程在很多领域，尤其在能源制造领域已经展开。然而，鉴于所面对着的诸多障碍，绿色经济或许将会以一种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在某些领域和地区中实现，而且，为了有效树立新的财富类型和公共认知，绿色经济将不会有效应对环境退化和贫困问题。

在德国或奥地利这样的欧盟国家，绿色经济战略对建构新的资本主义结构来说意义重大，这种结构将取代危机四伏的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结构。为此，笔者认为，可以将这种新结构命名为“绿色资本主义”。

自然资源的进一步攫取，对危机治理和新的资本主义构型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位于各种危机现象的交界面。这些危机现象尤其明显地在生态危机维度，即能源和资源（包括食物）危机这一维度相互作用，而能源和资源能够通过提供重要商品和自然资源来帮助克服经济危机（例如土地可以被用来生产食物和生物燃料，或作为森林来吸收二氧化碳）。

绿色资本主义昭示着资本循环的某种程度“封闭”。科研和建设投资，以及投资品的生产，同消费品的生产之间达成互补，其中较高的预期利润足以吸引来自资本市场和银行的投资。

资本主义意味着扩张，但它也需要某种形式的稳定和计划。因此，在那些经济前景良好部门中的国家绿化，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和美国的应对危机政策表明，生态现代化在这两个国家中也日益得到重视。

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剩余价值必须在消费过程中得以实现。因此，绿色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都必须被嵌入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包括人们的实践、志向和规范等，这种生活方式应得到国家层面和制度层面上的保障。市场主导的生产和再生产模式，需要同其他社会（再）生产机制相融合，互相促进。

我们已经在前文中提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极不平衡的这一事实，蕴含着一种外部化机制。尤其在像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欧盟国家中，事实表明，其绿色资本主义发展举措的实施，是由一系列社会力量的共同支持才得以实现的。这些社会力量包括绿色资本、民间贸易服务联盟和环保消费联盟等，它们通过政党实现组织化并对国家机器施加影响。在有着强大的政治性贸易联盟的国家中，社团主义的绿化过程将为绿色资本主义提供必要前提。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形势下，工薪阶层和贸易联盟之间的妥协和共识将会达成。

这种绿色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在于，绿色经济某些方面的实现将以牺牲其他区域的利益为代价，比如，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建设建立在对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和巴西的农业燃料进行破坏性开发的基础之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替代性经济绿化背后的动力是什么？谁将会是利益攸关方？谁的利益将被忽视、排斥甚或抑制？哪些形式的排斥是与绿色经济相关的？

五、结论

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深刻功能性和合法化危机，这些危机严重打击了力量薄弱的国家和社会组织。在这一背景下，绿色经济概念和战略成为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承诺。声称可以通过生态资本主义现代化防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退化，绿色经济建构了一种概念性的和政治的领域。一时间，它呈现为一种政治上可能并可信的危机应对路径，要么遮蔽了其他类型的替代性措施，要么使其他措施看起来含糊不清、荒谬无理。

正确认识这一争论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未来取向的关键，在于看到绿色经济理念及其措施的不足。绿色经济也许会给强权的政治与社会主体提供一些具体举措，从而强化其国内和国际的合法性，也可能会设想一个缺乏根本性变革的未来。因而，可以说这一战略是葛兰西所指的“被动革命”的一部分，换言之，会成为由支配性权力关系引导的朝向绿色资本主义的一种转型。

绿色能源的意义篇4

【关键词】绿色建材；特性；发展途径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困扰着人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以环保为主旨的绿色产品应运而生。绿色建材、绿色家装、绿色照明等新名词陆续出现，让新世纪即将成为一个绿色时代。

人类传统的建筑材料给人类社会带来物质文明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在其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而且带来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对此，绿色建材应运而生。这里所强调的“绿色”并非一种颜色或是一般意义上的立体绿化，而是一种环保标志。人们使用绿色建材，居住绿色建筑物，必须根据环境价值，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全部潜力的无污染技术，在选择生产技术、开发新产品时，考虑尽量减少从生产原料开始到生产全过程的各环节对环境的破坏，即必须作出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生态平衡的选择。

1.绿色建材

1.1绿色建材的概念

1992年国际学术界定义绿色建材为“在原料采用，产品制造、使用或者再循环以及废料处理等环节中对地球负荷最小和有利于人类健康的建筑材料”。绿色建材的涵义相当宽，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总的来说是指资源、能源消耗少，并且有利于健康，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且与环境相协调的建筑材料。

绿色建材亦称为生态建材、环境调和材料、健康建材等。狭义地讲，它指那些无毒无害、无污染、不影响人和环境安全的建筑材料。而广义的定义则指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少用天然资源和能源、大量使用工业或城市固态废弃物生产的无毒害、无污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建筑材料，即要求绿色建材不仅在使用过程中达到健康要求，生产、再利用和废弃后的处理过程中都必须满足环保要求和“绿色”标准，从而与其它建材明显区别开来。

1.2绿色建材与绿色建材产品

绿色建材与绿色建材产品是两个常用，既相关又有所不同的概念。由于社会上关于绿色建材评价和检测最终都具体到建材产品。因此实际中这两个概念常被混淆。从前述已知，说某种建筑材料是绿色或生态环境材料，是指材料整个生命周期全过程达到绿色和环境协调性能要求，而绿色建材产品，特别是装饰装修材料，则主要指在使用和服役过程中满足建材产品的绿色性能要求的材料产品和工程建设材料产品。它们之间的差别简单言之在于一个是对全程的评价，一个是局部的特点。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材料在不同过程中的绿色涵义和要求不同，绿色评价标准必然出现差异。

但是，如果简单地把绿色建材简单地等同于绿色建材产品，只管在使用阶段的材料产品性能这种“结果”，不管材料生命周期的其它过程情况，那不仅仅是认识上的片面性，而且最终会有害于社会和消费者自己。因为，即使是满足产品性能国家标准的同一建材产品，或满足同样建筑功能的不同建材产品，由于采用的生产工艺、装备的先进程度不同，其生产过程对环境污染、资源能源消耗的影响可能有天壤之别。更不用说那些性能低劣，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例如新型干法水泥和普通立窑水泥，新型墙体材料和实心黏土砖，前者得到国家政策鼓励发展，后者则被明令要求关闭和限制生产使用。

1.3绿色建材的特点和类型

绿色建材与传统建材比较具有如下的特征：采用低能耗制造工艺和不污染环境的生产技术；在产品配制或生产过程中，不使用甲醛、卤化物溶剂或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产品中不含汞及其化合物，不使用铅、铬、镉及其化合物的颜料和添加剂；产品设计以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为宗旨，不仅不能损害人体健康，还应对人体健康有益；产品应具备多方面的功能，如抗菌、灭菌、防霉、防火、阻燃、除臭、消声、防射线、消磁等；产品可循环或回收再利用，没有污染环境的废弃物，对环境的负荷尽量小。根据绿色建材自身的主要特点，绿色建材可大致分为：节能型、利废环保型、安全舒适型、保健型、特殊环境型等几种类型

2.绿色建材的发展途径

新时期，根据我国建材产品发展的自身情况，探索我国建材工业由传统建材向绿色建材发展的有效途径，将对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绿色建材的发展途径主要有：

2.1强化宣传工作

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和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宣传绿色建材的知识和现实意义，在设计师及消费者中普及绿色建材证明标识。只有经过国家认可的权威检测机构检测并符合相应规定的建材，才可以被授予绿色建材证明标识。强化全民族的绿色意识，以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促进绿色材料的推广和应用。

2.2建立并完善标准认证体系

目前，我国具有较完整、配套的产品标准和相关的技术标准，这是组织生产、开展营销活动的依据。但还应有绿色准则的标准，将绿色建材纳入规范管理体系。

2.3通过建材企业对现有产品实行节省资源的措施，如降低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提高产品成品率和产品质量等。其次还要充分利用回收资源，目前我国正处于大建设时期，要充分利用建筑垃圾，我国工业废渣和生活垃圾年产量约320亿吨，回收利用，替代原材料生产新型建材，不仅可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可实现经济、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2.4研发高科技的生产技术、绿色生产技术和设备

关停或合并那些高能耗、污染严重的小规模企业，合理优化组合，使现代化的绿色建材产品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我们还应发展节能型材料，产品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都应考虑节能问题。

如太阳能发电材料、高性能保温隔热材料等。

2.5关注绿色建材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

建材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没有涉及到建材从生产到使用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包括资源消耗、能源消耗还有三废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是否废弃物利用和资源综合利用等。对此，技术上已经有一套办法，通过下工厂实际审查企业的表单、产能、用电量。

目前，水泥、玻璃、卫生陶瓷、铝型材等已有相关标准，对单位产品生产能源消耗进行限额，分及格值和限定值两档，应该按限定值提出要求，以引导绿色建材的规范发展。

3.结束语

要想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确立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良性循环，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设计也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建筑师所应有的积极态度。绿色建材作为绿色建筑的载体，集可持续发展、资源有效利用、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等前沿科学技术于一体，代表建筑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方向，符合人类的需求和时展的潮流。总之，现代绿色建材的发展，涉及多个环节，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绿色建材具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通过上述发展途径，将有越来越多的新型、高质量的绿色建材被开发和使用。

参考文献：

绿色能源的意义篇5

[关键词]绿色经济；绿色发展；关系

一、研究背景简介

自20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如废弃物、噪声、农药、大气等污染危害、能源稀缺的潜在危机、淡水资源匮乏、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严重、森林和草地资源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和全球变暖等环境和生态问题成为世界性议题，特别是美国女作家蕾切儿・卡逊于1962年发表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唤醒了二十世纪以后的人类绿色关怀和绿色意识。伴随着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冲突日益尖锐，人们最初提出“绿色经济”的思想，试图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环节应对环境和生态危机，例如2010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与环境、生态的联系日益密切，“绿色发展”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国首次把“绿色发展”提到“五大发展理念”的高度，强调“坚持绿色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笔者查找目前已有的文献，发现尽管两种理论的单独研究较为丰富，但未找到关于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二者关系的直接研究，已有的资料大多将二者等同于一个概念，或者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因此本文试图清晰梳理“绿色发展”与“绿色经济”的区别和联系，准确界定二者的内涵与关系，从而有助于后来者的研究，以及更好地理解绿色发展理念的现实价值。

二、概念解析中的比较

绿色是自然界中一种常见的颜色，是很多种类植物的原色调，最多见于万物复苏的春天，象征着清新的自然、友好的环境、带有活力的生命以及宁静舒适的生活等。中国学者黄志斌先生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别从感性直观、知性分析和理性综合三个层次来阐释绿色的内涵；首先将感性直观中关于“绿色”的视觉性、联觉性、象征性认识综合起来，其含义；蓬勃的生机、旺盛的活力、绵延的生命；其次从优先考虑环境属性的角度阐明了“绿色”知性分析的含义：节约、回用、循环；最后在感性直观、知性分析含义的基础上，厘清了“绿色”的哲学意蕴；生生、协变、臻善。“绿色”概念既有其直观感性层面的表象含义，亦有其技术应用层面的本质规定，还有其深藏的哲学意蕴，而这就是本文中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内涵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决定了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的相通性。

“绿色经济”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学者大卫・皮尔斯等发表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将其定义为“一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式”。目前世界组织和国内外学者关于绿色经济的定义颇为丰富，总体上都认可绿色经济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形式，例如中国学者刘思华认为“绿色经济是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形态和形象体现，是环境保护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代名词”：另外绿色经济的目标可概括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减少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增加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最终改进人类福祉其特征可简单概括为能源低消耗、资源高利用和可持续状态等：具体内容包括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绿色工业、绿色技术、清洁交通、水资源管理、废弃物管理、土地管理等。

尽管研究生态与发展关系的问题很早就是人类思考的热点，但“绿色发展”概念最早只能追溯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里，并且只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通俗性代称，其要义是通过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的革新，解决人类正面临的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困境，也就是实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目前国外关于绿色发展的相关理论较为分散，以致于有多种名词的提法，例如一些国家倡议的绿色增长、绿色经济等观念，等同于广义上的绿色发展概念。但国内外学者在提及绿色发展概念时，均重点强调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是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增进人类福祉。不过绿色发展从最初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生态可持续性，一定程度上与绿色经济的概念相吻合，随后逐渐扩展为如何整体构建一种可持续的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其内涵可简要概括为原则上强调人、自然、社会的一体性；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增加人类绿色福祉；具体内容包括绿色生态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政治发展、绿色文化发展、绿色社会发展五个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子系统。

三、二者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

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之间二者的理论来源、价值目标、评价指标、演化历程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存在着共通之处，但其侧重点又有着细微差别。

首先，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生态环境却进一步恶化，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的关系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和脱钩理论成为绿色经济的理论基础。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恶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即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脱钩理论认为，当经济发展不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即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资源利用等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则呈脱钩关系，反之，则呈耦合关系。因此绿色经济的侧重点在于关注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的直接关系，并从经济层面提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关于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自17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关注，例如英国学者威廉？配第指出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这是要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由此可见，绿色发展与绿色经济的理论源头基本一致，但早期学者的研究不单纯是从财富增加的视角思考问题，也不局限于经济学领域，尤其是随着人类绿色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理念的转变，人类的绿色发展延伸至人口学、生态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亦来源于众多学科理论的交叉分析。

其次，尽管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一种可持续发展，但其侧重点略有差异，“绿色经济”期望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生态和环境，更多注重经济系统对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经济、自然与社会系统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因此，绿色发展的价值目标要远远高于绿色经济，不偏重于经济系统，而是要经济、自然、社会系统三者整体协调，共同发展。换言之实现绿色发展也是绿色经济的目标追求。二者目标的细微差别亦导致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同，目前国外未有明确关于绿色经济或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的欧美发达国家均是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一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状况，例如瑞士最早创建了瑞士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M0NET），涵盖了健康、收入、社会治安、生物多样性、能源消耗等多项指标，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的各个方面，整体而言，这个指标体系更符合绿色发展的内涵要求而中国自2010年开始每年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从资源环境承载潜力、经济增长绿化度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三个方面，全面评估中国各省市的绿色发展情况。另外，我国学者建立了实证研究中的绿色经济评价体系，例如学者张雪花、张宝安提出“以碳产出水平、碳排放水平、低碳资源、人民生活等四大方面为准则建立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绿色经济。综述所述，虽然二者的评价指标存在众多重叠的地方，但绿色发展涵盖的范围依旧大于绿色经济，而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最后，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相关理论，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观念的诞生，最早一定是源于人们对于技术进步、工业发展带来的生产力飞速发展进程中导致一系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危机的反思和觉醒。起初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实现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增加、经济基础充实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即绿色经济层面的思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平，对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了更高的要求，人们的思考点不仅仅重点停留在经济系统对自然、社会系统的影响上，而是开始研究经济、自然、社会三个系统之间如何实现和谐、均衡、协调、统一及共赢的发展。因此，将绿色经济视为绿色发展的起点和组成部分有一定的合理性。

绿色能源的意义篇6

关键词：绿色电力交易证书；可再生能源

绿色证书是在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情况下，政府为了促进发展清洁电力而颁发给生产清洁电力企业的证书，该证书还可以进入市场交易。这样的制度安排和操作可以在不增加政府负担的条件下，给生产清洁能源的厂商必要的经济补偿，从而有效地推动清洁能源的生产与发展。

――瑞典绿色电力交易证书制度

证书的产生和需求

在瑞典，符合《绿色电力证书法》要求的电力生产商，每生产1000kwh电力将获得一份电力证书，由于政府要求供电商和电力用户必须持有与其销售电量和用电量相应的绿色电力证书，所以其必须去向清洁能源的发电商去购买电力证书。如此绿色电力证书的获取方和配额义务方就确定了。

监管执行机构

瑞典能源署负责审核电厂绿色电力证书的获取资格，并且监督供电公司和某些电力用户在一定时期内是否拥有充足的绿色电力证书，对于没有达到配额要求的给予证书平均价格150%的罚款。

瑞典国家电网负责绿色电力证书的发放，对于符合要求的发电商按其发电量发放相应数量的绿色电力证书，对于已经审核完的电力证书予以注销。并且定期绿色电力证书发放量，交易量等信息。

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市场

绿色电力证书的拥有者，即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商，与绿色电力证书的需求者，即有强制配额义务的供电公司和某些电力用户通过绿色电力证书市场进行交易。绿色电力证书的价格由供需双方的形势决定。

实行效果

自2003年绿色电力证书制度实施以来，瑞典政府规定的配额义务基本完成。除实施绿色电力证书制度的第一年外，其余每年配额义务完成比例均超过99%。截止2011年，瑞典可再生能源电力和泥煤电力装机容量达到727.1万千瓦，增长了77%；发电量共计198亿千瓦时，较2002年增加了133亿千瓦时，增长205%。2011年获得绿色电力证书的发电商中，生物燃料发电占52.2%，风电占30.8%，水电占13.7%，泥煤发电占3.3%。

另外，表面上看是供电公司为了完成绿色电力证书配额而增加了支出，但实际上，这部分支出仍然会体现在电价上，由用户买单。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虽说近几年发展较快，但比起发达国家，仍处于较落后的水平，特别是电力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随国外绿色电力证书制度的发展，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可以引入绿色电力证书制度来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进程。对于我国来说，引入绿色电力证书制度有以下意义：

1、解决了可再生能源地域、时间差异所引起的最优开发问题

我国可再生能源分布严重不均，例如水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南，风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及沿海，太阳能主要分布在西部，另外，这些资源还有时间上的差异，例如水资源只有在丰水期才比较充足，而在枯水期则比较匮乏。综上，当一个地方的供电公司想要完成配额，则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投资开发当地的可再生资源，当开发当地的可再生资源比购买别处的成本高时，则其会放弃开发而选择去购买别处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所以从总体上看，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成本会比较小，通过计算，甚至能达到最优。

2、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扫清了成本高的障碍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之所以缓慢，主要是因为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高。然而产出收益却不及传统的化石能源。通过绿色交易证书，相当于提高了可再生能源的电价，使得可再生能源发电有了与传统能源发电相竞争的能力，这必将会导致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加，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

3、体现了可再生能源的环境价值

之前可再生能源成本高，收入少，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发展呢？原因是因为可再生能源的环境污染小，是清洁能源。但这在电价中并未体现出来，实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使可再生能源的环境价值得以体现，使其与传统能源公平竞争，同样会加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我国绿色电力证书制度完全可以参考瑞典，但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方面：

1、绿色电力证书的价格不应完全由市场决定。因为这种制度在我国毕竟不是很成熟，若因为某种原因导致绿色电力证书价格过低，则会导致绿色证书的需求者自愿接受购买任务，而不会去想办法降低自身可再生资源的发电成本，从而不能够更好的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若价格过高，则会给拥有配额的公司较大的压力，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从而不利于此政策的实施，从而同样不能够达到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的。既然电力有补偿可再生能源成本高的作用，所以不妨由相应的管理机构把绿色电力的价格规定为绿色电力与传统电力的价差，并规定其波动的上下限，然后由市场在此基础上进行调节。如此，既可以避免价格过度波动带来的风险，又可以发挥市场的作用。

2、相比于国外来说，我国国内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宣传以及配套政策不够。因为绿色电力证书政策最终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是由用户承担的，若没有很好的宣传让用户明白可再生能源的好处以及相应的政策去鼓励用户使用绿色电力，则绿色电力证书政策的推行将会碰到很大的阻力。■

参考文献

[1]戴建军.瑞典绿色电力证书制度的实践及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