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媒行业分析范文篇1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结

文化传媒行业分析范文

关键词：受众；传媒素养；批判分析能力；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2-0081－04

20世纪30年代初期，传媒教育主导的是反对传媒中的流行文化价值观念，训练青少年抗拒大众传媒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学者对传媒功能认识的提高，人们开始反思对传媒的强烈抵制态度，当时的“流行文化运动”开始强调流行商品的开放性与切身性。为此，传媒教育的观点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抗拒”转变为培养受众的辨别能力；20世纪70～80年代后，由于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传媒教育开始形成规模，不少研究者认为，传媒及其文化影响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并且应认真地予以研究，简单的“抗拒”是无法抵御传媒对受众各方面的影响，重要的是在普及传媒教育的同时，提高受众对传媒信息的认知、批判和传播的能力，最终实现受众传媒素养的整体提高。

一、受众的传媒批判分析能力

受众的传媒批判分析能力是受众基于对传媒于、人、传媒于社会的影响这些深层次问题的认识而建立的对传播内容的鉴别能力。

受众的传媒批判分析能力是媒介素养中的一个子概念，也是衡量传媒素养的一项重要指标。受众批评分析能力是一种揭示的、审视的、自我反思的框架，包含着探究媒体的社会机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网络，用审视的目光去扫描媒体予以的所有信息，去思考、反思和运用媒体等方面的内涵。为此，受众批判分析能力的建构需要社会文明程度、传媒质量效益以及个人传媒素养的支撑。这里只从传媒自身素质的提升以及受众自身的历练来谈受众批判分析能力的建构。

二、从新闻传播体制看受众批判分析能力的建构

1、新闻传播体制的变迁

世界上的新闻传播制度主要有国营、公营和私营三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新闻事业的属性有了新的认识，新闻事业具有上层建筑领域的属性，也有信息产业的属性。中国的新闻传播体制从过去的国营变成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运作模式。

2、现实新闻传播体制中影响受众批判分析能力建构的因素

(1)主体游移。“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新闻传播体制决定了我国媒体的根本属性，也产生了影响新闻传播的诸因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主体的不确定，或称主体游移。所谓主体游移，是指新闻媒体产权不明晰导致的主体不明确。我国当下的新闻媒体，无论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抑或是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其产权到底归属于谁？对这个问题从没做过清晰的界定。新闻单位是“党口管理的单位”，过去和现在，相应一级的党委在财和物两方面都有所投入。政府不仅投入事业经费，遇到大型活动为了宣传需要也拨款资助。近年来，新闻单位的投入更多的来自广告和其他市场收入。现在这些来自各方的资产应归属于谁？如何划分？难以界定。那么，现有媒体资产的丰人是谁？谁为其保值增值负责？就说不清。

(2)市场因素的嵌入。传媒市场化运作以来，在市场上制胜的法宝是其核心竞争力。即传媒在经营和发展中胜过竞争对手的核心资源和能力。市场化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但是，传媒一旦成为企业追求经济效益、获取最大收益的载体，就会想方设法用最低的投入和成本获得最大的商业利润，以最有效地减少投入和成本的办法减少媒体人力资源的投入，这是一般的资本逐利法则。市场因素嵌入媒体运营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传受”关系。受众不仅是服务对象，更是市场和潜在市场。一定范围的媒体数量不断增长，竞争日益激烈，争夺受众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在这种情形下，“迎合受众的需要与偏好”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事项，嵌入了媒体的运营。

3、新闻传播体制变迁对受众批评分析能力的影响

(1)信息表达不真实、不完备的影响。由于媒体的主体游移，使得媒体的新闻传播受到了人为的影响，致使信息表达不真实和不完备。

媒体主体游移，强力地把媒体拉向党政体制。主体不明，产权不清，必然权责不明；权责不明，必然盈亏不负；盈亏不负，团队领袖和骨干分子便失去了基于生存压力的发展动因。代之而来的是另一个生存法则――只要领导满意。

媒体管理当局被强制性地放置在同级党委、政府的管理体制中后，某一级党委、政府的政策理论水平、行政执政能力都直接影响到同级新闻单位的新闻传播。在现实中，某一级新闻单位对于特定新闻事件报道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时有发生。只要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犯错误，又让领导部门满意，新闻媒体的经营管理者就没有个人风险。例如，某些地方造假猖獗，政府基于地方保护主义理念不作为，同级媒体当然也不作为。一些媒体主管，歪曲“讲政治”的含义，不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时还指鹿为马。2007年初到10月，猪肉涨价引发CIP不断攀升，原因复杂。但是，一些媒体、甚至是部级的媒体，却大量报道了“奸商”哄抬物价的消息，给受众以误导。信息表达不真实、不完备，不仅影响受众对具体事件的理解，长此以往也会使得受众难以得到批判分析的标准，从而影响受众批判分析能力的建构。

(2)信息取向庸俗化的影响。为追逐经济效益和轰动效应，媒体总是想尽办法去博取信息的消费者――受众的欢心。受众的价值取向、爱好成了传媒赖以生存的航标。

问题的另一面是，受众是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每个特定的人群有其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价值取向。对受众偏好的调查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学田野工作。现实中媒体很少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电视媒体的市场指标是收视率。收视率和满意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收视率也无法判断受众的价值取向。那么，媒体是如何判定消费者的偏好的呢？一般方法是“模糊判断”，通过感性的方式和收视率、发行量等有限的依据以及有限的调查，确定节目的内容和形式乃至媒体的内容定位。有一点是媒体从业者公认的，那就是不放过能造成轰动效应的内容和形式。这也是导致媒体庸俗化的根源。

媒体作为大众文化的构建者，其传播能力的高低和文化取向的高下直接影响着受众和文化生态，对于受众批判分析能力的建构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3)封闭的新闻传播体制障碍受众的介入。受众介入和运用媒体的能力，是受众批判分析能力的组成部分。现行的新闻传播体制在新闻的采集、加工、传播过程中，基本是封闭的，受众难以介入。

三、从传媒素养的内涵看受众批判分析能力的建构

传媒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传媒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传媒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传媒素养的内涵应该包括认识大众传媒、参与大众传媒和使用大众传媒三个部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对大众传媒的了解，学会以批判的意识接触传媒的信息；二是掌握与传媒交往的常识，懂得合理地运用传媒完善自我、服务自我。前者是传媒素养的基础，其作用是尽可能地减少传媒信息对受众的负面影响，后者是传媒素养的提升，其作用是进一步提升受众利用传媒的水平并从中获益。

1、受众对大众传媒的认识。传媒现实与客观现实并非是一个相同的世界。传媒现实所呈现的事件场景，是大众传媒通过对现实世界中的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这就使受众往往把传媒现实作为客观世界本身来对待，极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实践。那么我们能否对两种现实做出明确的区分，能否清醒地面对传媒现实与客观现实，对自我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那就要看受众的批判分析能力了。事实上，传媒的作用常常也会出现扭曲：一方面不能发挥正常的舆论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则可能出现舆论作用膨胀越界的现象。因为传媒权力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又生活在传媒信息“狂轰乱炸”的时代，这是现代人无法选择和摆脱的宿命，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理性地、批判性地对待传媒提供的信息，而不是盲目地接受一切。如今，传媒一味地“媚俗”，可能换来了较好的经济收益，但传媒的公信力也会在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负面影响中慢慢地失去，捍卫真实、客观的新闻道德也会在经济杠杆面前失衡，面对这样的信息传播，谁也不愿意成为传媒的俘虏，那么受众批判性地解读分析传媒的能力就至关重要了。

从认识的层面看，第一是对大众传媒功能的认识、对信息功能的认识、对宣传功能的认识、对负功能的认识；第二是对大众传媒实现公民权利、建设民主政治作用的认识；第三是对大众传媒评判标准的认识：第四是对各种大众传媒特点的认识。

受众的认识能力，有多方面是和批判分析能力有关的。如前面提到的“对负功能的认识”，是说大众传媒的各种功能都有正负两个方面，会产生正负两种作用。如虚假信息的传播、错误方针的宣传会危害社会，色情暴力内容会毒害儿童。有的传播对有些人有积极作用，对另一些人有消极作用。如内容无益无害的电视剧，可让一些无所事事的老年人得到消遣，而大学生如沉湎于此，就会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又如“对大众传媒实现公民权利、建设民主政治作用的认识”，是指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很大程度是要通过大众传媒来实现的。公民如失去了这种认识能力，那么就意味着作为公民也是传媒的受众放弃了参政议政的民利。再如“对大众传媒评判标准的认识”，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传媒导向的正确性，宣传的有效性，这是评判传媒的重要标准，同时还要认识到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传媒还应提供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及时、充分的信息，进行舆论监督。这些是和受众的批判分析能力直接相关的。

2、对大众传媒的运用

从运用的层面看，由于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传媒获得信息，人们头脑中的主观世界越来越来源于他们接触的传媒，或者说越来越由传媒所呈现的世界所主宰，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多地通过传媒来传播信息或表达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充分认识、把握和运用传媒的基础上，发现传媒对自己和对社会的意义，有所选择地利用传媒及其信息来满足自己的要求，从而合理运用传媒为自己服务，并在此过程中，更精确地传递信息给周围的受众，达到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共享。

3、受众批判分析能力在媒体实践中的作用机理

受众批判分析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受众批判分析能力着眼于受众对于媒体和媒体运作的影响，而非受众利用信息和媒体为个人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

受众批判分析能力最终将左右对媒介价值的判断，换言之，传媒的价值最终要由受众的批判分析能力去判断。无论是在非垄断的市场环境下还是在现实的体制下，媒介的价值都不可能由某个机构或一部分人赋予和决定的。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和社会公器，在社会公益属性和市场属性两个方面，都将受到作为公民的大众和作为市场的大众的终极评判。只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终极判断的表现和作用方式不同而已。影响媒体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绝不是媒体的资产和在现实格局中的人为“定位”，而是公众的批判分析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效果。因此，传媒事业的生存和发展取决并依赖于受众的传媒素养特别是其中的批判分析能力的建构和完善。

四、受众批判分析能力建构的途径

1、传媒自身素质的提升

有人提出新闻界的监督何在？谁来监督舆论？谁来约束“无冕之王”的权力？监督道德、监督法律的舆论，如果自身败德、犯法，又该由谁来管束？这一系列的问题，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日益被人们重视。然而，目前我国的传媒体制改革尚未完善，执法环境尚存障碍，传媒自身的素质亟待提升。

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事业的改革经过了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和产业化、集团化发展，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这些改革基本上只是经营管理层面的，现在仍有不少问题，包括信息传递上的欠缺，表达不同意见困难，舆论监督乏力，产业发展障碍大，人治管理为主，国际竞争力微弱等等。当前新闻传媒的许多有识之士，包括有关高层领导人，都已认识到在新闻传媒领域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和法制管理势在必行，但其中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传媒自身有序的规范化管理和行业自律。

2、受众自身素养的提高

我们知道大众传媒有信息传递、宣传教育、文化集散、提供其他服务等基本功能，对社会和个人有交流沟通、整合凝聚、培养激励等重要作用，也有误导、瓦解、毒化等消极作用。因此。无论是传媒的积极或消极作用我们都应当正视。那么，要发挥传媒的积极作用、减轻传媒的负面影响，从受众的角度，关键看受众自身对传媒的认知水平和程度。

(1)培养批判性思维。对传媒信息要学会批判和反思，要理性地辨别信息的意义，辨别传媒真实与社会真实，不盲目相信或采用信息，在此基础上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打破传媒信息一定坚守了真实性、客观性的思维定式。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是指导信息消费者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媒资源的一种途径。通过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提高受众辨别传媒传播内容的能力和培养健康的传媒批判能力，使其能充分利用传媒资源完善自我，在参与社会发展同时，监察和改善传媒，做一个既有责任心又有批判分析能力的受众。

(2)提高辨别过滤能力。面对丰富多彩的传媒内容，受众要能够有效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而不至迷失于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之中。就信息的集大成者互联网络而言，信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天使与魔鬼同在，瑰宝与垃圾并存，有序与无序共生。信息的多元化，对传媒素养较高者来说是一种丰富的资源，但对于传媒素养较低者来说，带来的却可能是选择的痛苦和无奈。这样的“痛苦”和“无奈”客观上是传媒带来的，而主观上，受众对传媒信息的认识和利用能力也是主要的因素，如果辨别和过滤能力强，必然会减轻或克服这样的“痛苦”和“无奈”，所以，受众对传媒信息的辨别过滤能力急待提高。

(3)有效利用大众传媒。提高全民的批判分析能力，最有效的途径还是通过大众传媒。人们可以通过受众调查等机会，主动提出批评、建议，积极向传媒提供信息、反馈意见，还可以通过对传媒的选择施加影响，促使传媒提高质量、履行社会责任。通过互动，增强传媒对自身责任和义务的认识，另外还可以告诉受众，传媒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是什么，如何认识媒体的社会责任，发现传媒传播信息的正确方向。充分利用传媒信息，提出和交流意见，树立形象和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认识了大众传媒的功能，认识了各类大众传媒的特点，了解了传媒及其信息对自己的意义，就要充分、有效地利用传媒，满足自己的需求，实现各自的目标，帮助自己成长，从而有效地实现受众批判分析能力的提高

文化传媒行业分析范文

关键词:传媒企业;会计报告;财务分析

企业的财务报告和分析对企业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一般企业通过财务报告分析工作会得出对企业发展相关的建议，也会了解一段时间之内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情况。传媒企业经营者通过财务分析可以从中分析出近期企业的经营策略和经营情况是否符合预期，有利于经营者对内部工作进行调整。财务报告与分析工作属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环节，所以要对其进行分析和解读。

一、传媒企业会计报告分析

企业会计报告主要是将信息形成书面表达，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有效的信息，用以调整企业管理活动中的具体方式和内容，传媒企业要想达到信息最大化利用就应该增加会计报告的披露信息，用以换取其他利益集团的有效信息

(一)加强知识资本信息披露

传媒企业发展有一定的特点，在传媒企业发展过程中知识资本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在传媒企业会计报告中需要加强知识资本信息的披露。传媒企业知识资本包括多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企业无形资产信息，在会计报告中应该将企业无形资产信息披露出来，无形资产信息都包括企业信誉、品牌、知识产权等无法以具体计量形式表现出来的信息情况。当前的传媒企业会计报告没有办法体现出企业无形资产信息，从而无法为企业领导人提供关于企业知识资本信息的内容。另一个方面是人力资源信息，而这种知识资本也不能被传统的会计报告具体呈现出来。人力资源是传媒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部分，如果忽视了人力资源价值将给传媒企业发展带来不可想象的损失。所以要想促进传媒企业的发展，需要在会计报告中呈现出知识资本信息内容，为领导人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和数据。

(二)加强企业全面收益信息披露

会计报告中的收益数据来源只是企业报告时段内收入和费用的差额，这种会计收益代表不了传媒企业全面的收益信息。传媒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常常与宣传挂钩，无论是传媒企业代表政府进行政治宣导作用，还是承接其他公益性宣传活动都会产生会计收益以外的收益，而这份收益可以视为传媒企业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值，所以在会计报告中需要将这种功能型收益和成本编制到财务报告中，披露出传媒企业的社会贡献信息。企业财务报告最终汇集的信息是为了向需要的人群和企业服务主体提供企业的具体盈利情况和财务情况，这些人主要是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如果传媒企业在形成财务报告时不能将社会贡献真实信息披露出来，那么对企业服务主体是不公平的。还有，电视媒体行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当前电视媒体开始调整节目内容和结构，一些实力雄厚的媒体电视台开始购买独播版权，独播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包括播映档期中获得的收益，也包括后续播出时段获得的收益，如果后期的收益不能被财务报告显示出来就会造成传媒企业收益信息不全的现象。

二、传媒企业财务分析

(一)传统财务分析局限性

传统财务分析的主要方向是企业偿债能力、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传统财务分析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发展要求，这种分析忽视了对企业具体经营情况的分析，忽视了对企业非盈利领域的分析，忽视了对企业资本运营方面的分析，容易影响企业领导人决策，也不利于传媒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完善财务分析重点

1、结合整体与专项进行分析现代企业制度中，传媒企业财务分析可以利用整体与专项分析相结合的形式，达成综合分析评价的目标。财务分析首先要对传媒企业的运营整体有概括性的分析，其次还要针对传媒企业管理活动中的薄弱环节进行专项的分析，例如当企业经营发生亏损时，要形成对亏损项目的专题分析，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在进行传媒企业财务分析过程中必须把握重点和整体，避免以偏概全和忽视重点。

2、注重企业创新能力分析

传媒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工作环节的创新和资源利用，传媒企业资源的挖掘和开发最重要的目的是有效的发挥出资源作用，例如在传媒企业中，人力资源绝对是促进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存在，所以在财务分析工作中应该注重对人力资源的效益分析和创新分析，将人力资源的最大效用发掘出来，并融入到传媒企业的生产经营之中。创新才能促进发展，因此传媒企业进行财务分析时，需要提高创新分析能力，对企业的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源进行发掘。

3、加强现金流量分析

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当今社会货币流通更依赖于电子平台，但是企业发展之中仍然不能降低对现金流量的关注。现代企业财务危机之中常常出现受到现金短缺问题的影响而丧失企业信誉现象，这种情况警示了传媒企业的财务分析工作。传媒企业财务分析中应该将现金流量分析列为与其他经营利益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以现金流量分析为重心。这样可以为传媒企业的发展提供实时的现金信息，让高层管理者在做决策时有所参考，也会为服务主体提供有价值的企业信息。

4、重视企业营销分析

现代企业竞争日益激烈，传媒企业发展过程中推出了层出不穷的营销手段，但是营销效果如何才是各个利益群体关注的对象，因此财务分析中要重视对企业营销活动的分析。

三、结束语

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传媒企业正处于发展的新局面之中，本文对传媒企业会计报告和财务分析工作进行了探讨，期望能促进传媒企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曲烁单位:时尚集团

参考文献：

[1]冯海虹.财务报告改革与财务分析体系重构的互动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