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论文篇1

[论文摘要]战后，美国国家贸易政策在国际形势和自身政治经济影响下发生重大转变，因此对世界贸易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其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美国在经贸往来不断加强的同时，贸易摩擦与冲突也日益显现，涉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家具、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安排劳工标准等诸多领域。中美贸易结构有其相关性和特点，需要审视中美贸易问题产生的原因，本着务实的态度加强沟通交流，解决摩擦，提高贸易结构水平，实现双赢发展。

战后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奉行完全自由贸易政策，一方面加强本国与西欧国家的贸易利益交流，另外也可以对冷战对立国实行经济渗透。但是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西方国家普遍衰退，美国双赤字严重，导致国内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西方国家更多的重视经济政策，政治凝聚力减弱，贸易争端和摩擦日益突出。

这一背景使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主要表现在：

(1)由全球的多边主义单轨战略逐步转移到全球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并行的双轨战略上，

(2)由力主自由贸易的立场转移到强调平等开放，对等竞争，双边互惠市场的公平贸易立场。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乌拉圭贸易谈判体制的形成，都是美国双轨战略的实际使用。而1988年对外贸易法的出台则在法律上确定了美国国家贸易政策中公平贸易的原则立场。

①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经济体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其贸易发展的方向对直接都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对贸易基本原则的态度和对贸易摩擦的有关态度直接影响这其贸易伙伴的经济贸易环境。美国贸易政策有其本身的特点。

1、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美国在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主论调是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一位巨额贸易赤字等问题开始转向公平贸易政策，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美国市场开放度远远高于别国，别国借此一方面广泛运用倾销、出口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占美国市场，另一方面又筑起重重壁垒将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拒之门外，致使美国贸易逆差举高不下。美国贸易政策有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其主旨是一方面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从根本上增强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致力于消除贸易伙伴的“不正当、不合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或作法，为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打开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大门。

②这样一个理念决定了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基调，也是挑起美国和中国贸易政策摩擦的政策背景。对外贸易是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核心手段，对于繁荣经济、增加就业、获取商品服务、抑制通货膨胀、保障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贸易也越来越多的成为美国制裁他国、推广美式价值观甚至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偏重双重标准和单边主义。贸易产生于贸易各方比较优势的不同，同时也会强化贸易各方的优势，促进产业风格的升华和产业的国际转移。贸易各国之间不同领域的竞争优势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发展也反过来促进各国优势产业的发展，弱化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产业。这种互动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并非一个静态的结果。贸易本来是互惠互利的活动，但美国一方面高唱自由贸易大举进攻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又挥舞保护主义大棒保护国内市场。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依据主要是国内法律，包括201条款(防止贸易损害)、232条款(国家安全)、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不公平贸易和授权总统进行贸易报复措施)、337条款(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条款用国内标准评价国际贸易，奉行单边主义。

③这种双重标准和单边主义行动很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行动，贸易摩擦也就在所难免。而立足于中美贸易关系来审视，从两国建立经贸关系以来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议正是中国入世前中美贸易关系的真实写照。中国入世随着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贸易摩擦出现的频率反倒有所增加，涉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家具、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安排劳工标准等诸多领域，美国公司对海外竞争对手提出的倾销诉讼中有1/5以上涉及中国。

④而从总体数据来看，中美贸易却又始终保持强劲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1至3月，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出口国，累计贸易额为325.1亿美元，同比增长36.9%，而中国对美国进口也保持111.1亿美元的高位，与往年同期水平持平。

⑤争端不断的同时贸易额依然保持高位的现象说明中美贸易存在其相关性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互补性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需要美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自己和产品销售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需要中国的销售市场、劳动力、资本投资场所和价廉物美的商品。由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两国商品贸易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中国自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有农产品、飞机、电站及石油设备，电子产品等;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有鞋类、服装、玩具、家电、五金产品等。

⑥(2)加工贸易占主导。1997年加工贸易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2.2%，加工贸易占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7104%。随着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加，美国大公司纷纷在中国登陆，美国公司不仅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不断扩大，这些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返销的美国市场的也越来越多，这也正是中国对美国贸易出口额保持刚性增长的原因之一。就中美贸易关系而言，两国贸易模式的互补性确定了双边贸易的双赢结果。美国采取的是以FDI为主导的外贸模式。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其对华贸易的比例，中国目前是接受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中国采取的是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填补美国市场的空缺，用以解决美国产业日益空心化的问题。中国出口的其他高附加值商品主要是国外来料加工产品，而这些产品没有经过原产地鉴定就以中国名义出口，致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被极大高估，实际上中国对美国贸易、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是有限的和局部的。

⑦虽然有本质上的共通性和相容性作为基础，但中美贸易争端却的确成升级之势。2005年3月30日，美国政府于公布了所谓“贸易黑名单报告，指出全球有58个国家和地区及3个经济贸易共同体对美商品、服务等设置贸易障碍，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生产商和农业生产者的利益。美方将会据此与“黑名单国家逐一解决，解决不了将提交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在这份“黑名单中，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成为主控对象，中国则名列榜首，这预示今后一年内中美贸易摩擦交锋将会更加激烈。仅仅在纺织品行业，去年一年，美国就连续10次设限调查中国纺织品。

⑧在贸易争端的表象下，经济问题政治化成为了中美贸易关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美国认定中国是其谋求世界霸权和推行美国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最大障碍和威胁。

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都曾与双边贸易机制挂钩，严重阻碍了中美贸易的正常发展。对外贸易政策日渐成为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与贸易有关的决策者面临着重大的利益和风险，对进出口的限制或者鼓励措施动辄影响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也会关系到美国内数百万工人生活和生存问题。另外受进口竞争冲击的产业通常结成组织严密的特殊利益集团，通过选票、捐款、游说对参选的政要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参选的官员处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往往也会在贸易政策中实践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要求。中美贸易问题的产生是由美国国内单边贸易主义和非平等贸易政策为根源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对美国的长期贸易顺差。但中美贸易顺差绝非是引起美国国内问题和贸易问题的根本原因。对于美国国内较为突出的产业结构和失业问题，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调节。

至于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根本途径是使美国国家储蓄率和投资率达到平衡。如果仅靠贸易保护，即不能从根本上减少赤字，也不能解决其国内的产业与就业问题，不利于稳定美国国内消费水平的稳定和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长期发展。中美两国都是世界贸易大国，对于双边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应通过政策协调，互相沟通，本着双赢的原则妥善解决。

《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作者：林珏1995年08月第1版第187-188页《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12月梅育新：《从“自由贸易到“公平贸易》《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1月

对外贸易论文篇2

关键词：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战略

二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别是2O世纪8O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改变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也证明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动用全球资源、启用全球投资回报最高区位、获得国际经济竞争能力、控制能力的关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贸易性和非贸易性两种，其中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形式，也是企业大力推行R＆D、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驱动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第一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加快，但仍显不足。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遵循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规律，适度发展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而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是企业投资阶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资成功的关键，加强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特点

1.地区集中性。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亚洲等地区。截止1997年，累计在上述三洲的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22.08％、31.45％、18.05％，共计71.58％；而在拉美、非洲、欧洲分别仅为10％、11.07％和7.35％。从国别分布看，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国及少数石油、铁矿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累计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有19个，累计存量投资占到总投资的90％。

2.资源指向性。中国自然资源种类相对齐全，总量大；但人均量少，开发成本高，有些资源还比较短缺。因此，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导向性明显。1988年，中国17家最大的跨国经营企业中，有10家属资源开发型。1985年以来，中国一些企业在摩洛哥、尼日利亚、美国、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个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渔业开发，已经运回数十万吨渔货；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区开发林业资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运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在泰国南部的合艾橡胶园附近开办合作公司，累计已向母公司运回1万多吨天然橡胶，满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国治金进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亚总投资2.8亿澳元开发铁矿，在以后30年内将运回2亿吨高质量的矿砂。

3.发达国家占主导。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1979—1990年，其投资总额在发达国家占67.09％，在发展中国家占32.91％；其中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在发达国家为576.95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128.91万美元。当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趋于下降，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减小；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趋于上升，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增大；但从总体存量投资看，发达国家依然占优势。如1979—1997年，上述两项指标在发达国家分别为51.61％和428.49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8.39％和138.43万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资区。中国企业累计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形成三大核心区：（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979—1990年，在这三个核心区的企业数和投资额比重分别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计分别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别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计分别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别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计分别占28.61％和58.01％。

5.投资重心呈阶段性转移。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1979—1984年为自发探索阶段。此阶段兴办企业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资1.27亿美元，年均2100万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发展中国家。（2）1985—1991年为起步阶段。1985年，对外贸易合作部制订了海外开办非贸易企业审批办法，1987年国务院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跨国经营试点，促进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仅1987年就兴办海外企业124家，投资4.1亿美元，为前8年的1.7倍，出现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次高潮。到1991年底，累计兴办企业1008家，投资13.9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苏联等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199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扩大海外投资和经营权，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2—1998年，开办企业1288家，投资12.02亿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分别为25.56％、49.39％和74.44％、50.61％，呈现出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占比例上升，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资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发展态势。

6.投资行业和存量增长的空间分异日益明显，投资地区不断趋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以专业贸易公司为主，地区多选择在出口市场集中的东南亚和少数发达国家，且主要投资餐饮、服务业。这是由投资主体的实力有限所决定的。80年代后期，投资主体从专业贸易公司发展到大中型工业企业，由邻近发展中国家向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辐射，投资结构转向资源开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等。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投资进一步向东欧和韩国等国家拓展，地区、行业亦更加多样化。在发达国家主要投资机电、高新技术研发；在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开发和纺织、玩具、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等行业为主。从投资增量上看，亚洲持续走强，非洲、拉美等投资日益加速，欧洲、北美缓慢提升，澳大利亚及若干国家近年则呈现存量投资递减的趋势。1979—1990年，在亚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欧洲的投资分别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亚洲、非洲、拉美、欧洲的累积投资分别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计投资分别增加4.91、10.60、8.22和3.03个百分点；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别减少4.08和23.60个百分点。1998年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分别达0.68亿美元和0.9亿美元，占总投资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存量投资比上年净减221.4亿美元。从国别分布看，1979年开始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到1990年投资国家和地区达106个，美国、加拿大、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存量投资比重为82.42％。到1997年扩展到146个，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前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总投资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对投资影响很大。美、日、欧洲诸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选择地理上接近或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中国亦不例外。港澳及东南亚在地域上与祖国大陆或我国毗邻，华人、华侨集聚，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历史上同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十分频繁。因此，中国许多跨国经营企业对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环境较熟悉，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不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在此投资有利于回避风险、积累经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高投资绩效。所以中国对外投资初始阶段的首选区位在该区。同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关系融洽，投资的制约因素较少。因此，对外投资最初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并非资本剩余国，经济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不高，仅有少量的OIL优势，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投资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与调控等因素，呈现不平衡的集聚状态。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中国为实现赶超战略，开始注重向发达国家投资，来学习和借鉴国外技术，因此投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大量增加；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引发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强化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选择。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格局的形成。

3.目标国外资政策、市场及开发潜力。外资政策对外资的进人至关重要，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分布和与中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源比较丰富，且资金、技术短缺，多处于卖方市场，外资政策宽松，欢迎有利于增加就业的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投资，这正符合我国的投资特点。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稳定，技术先进，市场广阔，对外资开放领域有严格限定，资金需求主要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因此，随着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市场需求转变、外资政策调整及中国投资实力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进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资欧美的产业，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劳动、资源密集型投资转向发展中国家，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多，呈现地区多元化和布局趋向平衡的特点。这是适应全球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举措。

三、区域战略分析

1.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目标取向。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的成熟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开拓市场，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应选择收入和消费水平接近的东道国；到标准化阶段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应选择劳力成本较低的东道国。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对外投资应选择边际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和贸易带动优势的地区投资来促进出口和产业结构优化。折衷理论首次提出了区位优势是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企业应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源、技术、资金、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收益。上述理论从发挥和寻求比较优势的动因上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取向。因此，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布局亦应基于多重目标：（1）增加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投资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市场广阔的东道国，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益，培育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抗衡的能力。（2）带动出口。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今后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对外投资应选择能带动本国设备、半成品出口的国家，并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遵循“投旧引新”的原理，把轻纺、传统化工、机械等“边际产业”投向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时，立足长远，向发达国家投资，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突破各种限制获得资金和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4）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许多矿产资源已经或者即将制约经济发展，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应投资于国外资源丰富区，以获取资源，减轻国内环境污染，赢得新的发展空间，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总体战略。对外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和向发展中国家的下行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应以下行投资为主，兼顾上行投资。这由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生产和贸易的经济效果产生的影响所决定。发达国家有完备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环境优越，投资于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信息。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层次高，我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难以发挥，在市场上尚难同它们直接竞争。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结构相似，文化环境接近。它们工业化水平较低，从生产原料、工具到成套设备都需要进口。我国拥有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优惠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场。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还可以旁敲侧击，利用东道国的配额和优惠政策主攻欧美市场。如通过投向一些非洲国家，利用它们享受西欧的特惠关税，主攻西欧市场；对拉美直接投资，可利用北美对该区的优惠政策，广泛利用北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3.不同区域的投资战略。（1）稳定提高亚洲的投资。如前所述，中国在亚洲的对外投资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削弱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亚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无论是中国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优势还是特色技术优势，如陶瓷、刺绣、园林、中医中药等都适合于在本区投资。同时在本区投资也易于推行“投旧引新”的战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突破因产业结构趋同导致的贸易壁垒和摩擦。本区的港澳台和东南亚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该区各国和地区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较好。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不断推进，澜沧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得到了沿河各国和联合国开发署的高度重视；中亚地区的经济开发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这都有利于中国拓宽对亚洲的投资领域。因此，亚洲不仅是中国过去和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阵地，还将是今后加强投资的重要地区。

（2）有重点的发展对欧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欧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注重对欧美的投资，目的是追求美国高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中国跨国公司更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场容量大，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优越，与我国经济联系强，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顺差的来源国，在本区投资有利于冲破贸易壁垒，广泛利用外资，学习先进技术、管理方式，获得丰富的信息，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目前，我国在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要以开发资源、低水平加工业居多，无法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今后应改善投资结构，以长远利益为主。由于中国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对上述地区投资规模不大，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3）积极发展对拉美、非洲、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这些地区不仅有我国紧缺的若干自然资源，而且我国产品和服务在这些地区也比较适销对路，市场前景较好。我国的家电、服装、纺织、皮鞋、丝绸等轻工产品和餐饮业在中东欧很受欢迎，而该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我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铬、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市场潜力大，易于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非洲总体上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但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石油、铜、铬、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广阔。当然，该区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混乱，但大部分国家投资环境较好，整体的潜力较大。

（4）加强对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投资。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紧密性区域组织已经形成，它们的贸易活动以经济区域和经济实体内部循环为主，外部循环为辅，实行严格的有差别的内外政策：区域内实现了商品、资本、劳务自由流动，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统一工业和产品标准，而对区外进口则缺乏优惠条件。这些区域性组织的对华贸易保护日益加强，如199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欧盟对华反倾销达20多种，覆盖了从日用品到家电到工业品，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华反倾销也不断增多。因此，传统出口很难进入。但中国企业在欧、美仍有很大市场空间。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分享经济集团内部企业的优惠待遇，开发这一广阔的市场。另外，还要注意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对环太平洋国家投资，深化与本区的贸易、金融关系，继续以港澳为依托构建21世纪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圈外。

四、建议与对策

1.加强宏观调控。政府支持十分关键。首先，要制定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并加快人世为企业的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还要通过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产业引导法等，辅以有效的汇率、还贷能力管制，加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战略管理，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行为；其次，实施技术情报支持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对重点投资目标的政治前景、市场潜力、制度、劳动力市场进行及时分析，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第三，制订区域和产业相协调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强化支持重点投资区的重点企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战略。对中小企业和“边际产业”主要强化信息支持和投资方向引导，使其发挥最大的比较优势，获得投资收益。

2.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和专门人才。大跨国公司多施行全球战略，力求区域和产业投资最优化。加快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一批强大的投资主体，是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举措。同时，人才是企业实行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关键，世界上许多一流的跨国公司都确定了以人为本的制胜战略，如英特尔、西门子、松下等。我国应加强人才战略，培育出更适应于不同地区发展创业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应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瞬息变化的市场、金融、政局，科学决策，及时规避风险，推动投资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华商网络的“窗口”优势。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选择最优的东道国。力求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协调，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优势的转变，使投资重点向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综合投资环境好的地区转移。注重利用基于“亲、地、神、业、文”五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华商网络，发挥它熟知当地工商界状况、法律、经营习惯等“世界”优势，选择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小的行业和国家，促进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凯。区位决策[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143—165.

对外贸易论文篇3

从总量上看，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1980年我国的出口总额为181.2亿美元，排名第二十六位；到200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6207.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七大出口国；200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提高到8512.1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2004年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大关，达11547.4亿美元，在世界排名中上升到第三位。2005年，这一系列数据的变化标志着我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从结构上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由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制成品为主，1995年至今，又实现了以纺织服装为主向机电产品出口为主的关键转变，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变化。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步丧失

以工业品出口为例，1990年和2000年，中国工业品出口额占世界工业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9%和4.7%，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比重分别是12.2%和14%、11.5%和9.7%(数据来源：《国际金融报》，2003年5月28日，第三版)。可以看出，我国工业品出口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市场份额有大幅增长。

以2000年中国出口的32种主要工业品为例，2000年中国大陆地区有棉布、非针织男外套、非针织女外套、纺织品4种出口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位于世界第一，其中纺织品是我国出口商品中国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蓝庆新、王述英：“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提高对策”，《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统计委员会SITC的分类标准，我国外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集中在以SITC6和SITC8的大部分商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9.2%提高到2003年的55.2%，其中，占我国出口总额一半以上的机电产品出口中2/3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虽然加工比例不断提高，但从技术结构上看，仍以粗加工为主，是典型的简单加工或组装加工，仍属劳动密集型加工(傅钧文：“外贸依存度国际比较与中国外资结构型风险分析”，《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4年第七期)。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步丧失，国际市场占有率正逐步下降，竞争力不断下降，如我国纺织品的出口，在数量大增的情况下，出口效益低下，出口结构提升缓慢，在国际上单纯依赖成本优势参与竞争，因而面临国外各种贸易壁垒的打压，更加大了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下降趋势。而同时，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的竞争优势尚未建立，这使得我国外贸产业面临双重发展压力。这与长期依赖成本优势、不重视科技开发和结构升级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也与相对更加依赖劳动力低廉国家的竞争有关。如果不尽快转化为竞争优胜，可能将导致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处于产业低级层次和价值链的最低端。

(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服务贸易缺乏竞争力

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目前我国具有相当优势，但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中，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还很低。国际市场占有率不到1%且位次比较靠后的出口商品主要有：型钢、内燃机、非电力机械零部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件、电力机械、半导体、配电盒及零部件，其中，内燃机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最低(蓝庆新、王述英：“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提高对策”，《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可以看出，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及其价值链环节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许多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仅仅从事一些产品的来料加工和装配，以研究、开发和生产力为特征的产业格局还只是雏形，高新技术产品中的“三高”产品严重依赖国外进口，例如，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前三位都是集成电路类产品，此外，机器设备的进口依赖也比较大，其中100%的光纤制造设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以上的数控机床、纺织机械等依赖国外进口，关键设备中的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的进口依存度也较高。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与商品贸易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2005年我国在世界排名第八，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以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信息服务、咨询、广告、金融、专利等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明显不足。

(三)国际经济竞争和贸易摩擦日益凸现，中国对外贸易风险加剧

由于历史渊源、经济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优势要强于中国，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服务贸易产业方面。但随着中国出口至上战略的实施，中国整体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在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力也正进一步加大。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同时，中国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据世界贸易组织对2003年世界上出口规模最大的5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排序，除了列第四位的中国出口额占全世界的5.8%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名列其中，中国在赶超发达国家的同时，也面临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向世界市场进军的同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尤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目前，我国国际经济摩擦的主体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全球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了49起反倾销调查，其中，亚非国家7个，发起了24起反倾销调查，2004年第一季度对我国反倾销立案的6个国家中，5个是发展中国家，上半年立案的12个国家中，9个是发展中国家。2004年下半年，共有17个世贸组织成员对32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展开了103起反倾销调查，其中，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调查占了77起，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依然最多，为25起。从总体上看，1979—2004年期间，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数量最多的十个国家来看，美欧依然是最多的两个地区和国家，但发展中国家直追而上，在十个国家里，发展中国家占了6个。

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进行大规模实施反倾销等贸易措施，严重影响中国出口商品的贸易额，打击我国相关出口地区和企业的发展，容易引发国际经济摩擦连锁反应，增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风险。这与执行出口至上的发展战略有密切关系，尽管中外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但中国出口增长过快和巨额贸易顺差也是诱发中外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二、对传统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反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贸易实施的发展战略，是针对当时外汇短缺的困难而采取广泛的出口鼓励措施和大幅度低估汇率刺激出口的出口创汇战略，对国内市场则采取相对较高程度的保护措施，该战略倾向于具有进口替代特征的内向型战略。针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止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已排名世界第一，达8900多亿美元，中国外汇短缺的状况已经改变，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三，达14221.2亿美元，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进口6601.2亿美元，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产品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就现实的对外贸易而言，在静态的贸易模式中，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而且将呈逐渐降低趋势，导致出口企业为保持出口而展开恶性竞争，低价出口，造成出口价格的不断下滑和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中国已成为目前时期贸易条件恶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变化，要受多边贸易体系相关原则和规则的约束，中国将被强行改变偏向进口替代型的贸易战略，并在客观上加快向贸易自由化战略靠拢。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应该摒弃完全以出口创汇为主导的对外贸易战略，构建以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对外贸易效益为主导的跨越式发展战略。跨越式发展战略应立足于比较优势战略，将政策导向转到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轨道上来，从静态比较优势走向动态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三、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选择

(一)战略的核心内容

跨越式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跨越发展论已经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中共十六大的文件中又对跨越发展论作了科学的规定，“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制定，要结合现阶段的经济积累状况来考虑长期性的目标指向，体现将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的战略意图，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不是单纯的计划制定，而应当让利益集团从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中，展望各自能够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利益，促使企业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向利好项目大胆投资。因此，中国实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整体性框架应该是：以产业结构提升为目标的积极而可行的贸易政策，提高对外贸易部门的效率和竞争力，改善国内引资和投融资环境，采取灵活安排的汇率机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的发展。

(二)战略的政策含义

采取适合本国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是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成败的关键，遵循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可以更好的利用中国的资源禀赋，加速稀缺生产要素的人均占有，从而形成产业结构的大幅度优化升级。在此过程当中，政府在利用比较优势对新兴产业进行选择、产业间的协调发展等问题上可以起到与市场机制同等重要的作用。

适合本国对外贸易的产业发展战略应当是出口创汇战略和利用进口促进发展战略并重的两个部分，出口至上战略中除了继续实施商品出口战略，还应当考虑资本和服务贸易的出口战略，利用进口促进发展战略应当包括进口产品战略和进口安全战略。

以上战略的政策含义在于：除关系国防安全的最重要资源型产业外，把大量资源型耗能型产业逐步向境外转移；把以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逐步改造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生产逐步推向销售国，国家积极支持组织跨国企业，甚至可以投入必要的强化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扶持最有希望在国际市场占据战略地位的产业发展；利用外资政策要为产业政策服务，通过引进外资首先着重引进技术，利用引进的技术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陶俊.“从显形比较优势看中国后发优势”[J].世界经济研究,2005(1).

2、余新海.“跨越式发展中政府有效干预的经济学解释”[J].上海经济研究,2002(2).

对外贸易论文篇4

自1991年前苏联解体以来,新疆与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2006年新疆对中亚五国的贸易额为73.9亿美元,占同期中国与中亚外贸额的61%,新疆已成为中亚五国在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亚与新疆的贸易额也占了新疆外贸额的81%,中亚国家也成为新疆主要的贸易伙伴。因此,新疆企业如何更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中亚市场的需求与变化、发展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已成为新疆对外贸易发展的核心问题,对促进新疆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新疆进出口商品结构分析

(一)新疆出口商品结构分析

1.改善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与十年前相比,新疆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1995年新疆出口商品主要为新疆本地产品,如资源类的棉花、或基于资源的初级制成品棉纱、羊毛衫、棉布、呢绒;进口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如钢材、机械、化肥、化工原料和医疗设备。而2005年,新疆的出口商品结构则以工业品为主,前五位的服装、鞋类、纺织、家具和塑料制品,占了当年出口额的62%,实现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进口商品主要以初级制成品、石油及资源类的废铜、废钢为主,这表明新疆外贸的竞争能力有了一定的改善。

2.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背离。2005年新疆工业总产值为2102.53亿元,其中石油、天然气开采占37%、石化工业占23%、电力、热力生产占6%,合计占当年新疆工业总产值的66%。而2005年新疆前五位出口商品出口额为31.12亿美元,占当年出口额的63%。出口商品结构与新疆工业结构之间存在极大的背离性。

由表1可知,服装类、鞋类、纺织品、家具和塑料制品是新疆最主要出口商品,2005年出口额分别为175.34、35.07、18.33和16.74亿元,而当年新疆这四类工业产值分别为0.73、52.2、6.9和41.5亿元,出货值分别为0、0.54、5.6和4.4亿元。由此可知,新疆的主要出口商品并非新疆地方工业产品,而是来源于内地省份。

(二)新疆进口商品结构分析

1995年新疆进口商品中前五位都是工业制成品,占当年进口额的43%,2005年新疆的主要进口商品以原料类产品和能源为主,未锻造铜及铜材、废钢占进口额的37%,原油占11%,机电产品仅占11%。由此可见,新疆进口商品结构有了很大改善。

进口商品中金属类产品和能源类产品所占比例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疆石化工业和金属加工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但新疆的进口商品结构也存在与经济结构背离的问题,如2005年金属和有色金属类商品进口额为15.239亿美元,占当年进口额的52.55%。但根据新疆工业的现有生产能力分析(见表2),黑色金属行业的生产加工能力能够消化进口的钢材、废钢类商品;有色金属商品的进口额是该行业产值的3.47倍,这表明进口的有色金属制品并未在新疆本地进行深加工。

由以上数据可看出,新疆主要的出口商品主要来源于国内其他省份,而进口的主要商品也有相当一部分未在新疆进行深加工,新疆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其产业结构存在着相当的背离,外贸的快速增长对新疆经济的拉动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三、新疆对外贸易方式分析

(一)新疆外贸以边贸为主

新疆目前主要的贸易方式为边境小额贸易和一般贸易,这与中国进出口贸易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表3为2005年中国和新疆主要的贸易方式分类表,可看出中国主要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而新疆主要的贸易方式为边境小额贸易和一般贸易,尤其是边境小额贸易占新疆对外贸易额的70%。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新疆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是周边国家,有着开展边境贸易的地缘优势;其次,国家为发展边疆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定了鼓励边贸的优惠政策,即通过边贸进口的货物关税和增值税减半,这对边境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例如,2002年中国边贸进口铜达到29.2万吨,由于边贸的优惠政策,边贸进口精铜价格比正规渠道的铜价每吨低45美元～87美元,到达上海的价格则比其他方式进口和国产精铜的价格每吨要低200元人民币以上。而随着2003年6月中国取消铜边贸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减半的规定,2003年1—4月份边贸铜进口量为同比下降16.7%。

(二)边境贸易所存在的隐忧

WTO的基本原则之一是非歧视原则,非歧视原则要求缔约方在实施某种优惠和限制措施时,不得对缔约方实施歧视待遇。在WTO规则中,边境贸易被作为特殊经济区提出,WTO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例外的规定,以满足许多领土接壤国家历史上沿革形成的边境贸易的传统习惯,并促进各成员国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此类例外一般仅适用于各国边境线两边15公里范围之内[1]。

新疆现行的边境贸易的范围要比这宽泛的多,主要包括边民互市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边境地区已开展的除边民互市贸易以外的其他各类边境贸易形式,均统一纳入边境小额贸易管理,执行边境小额贸易的有关政策。边境小额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是边境小额贸易企业,该企业虽然必须设在边境地区,但范围要远远超过WTO中距边境线15公里以内的规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边贸无边”的现象,与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不符[2]。

边疆贸易之所以能成为新疆主要的贸易方式就在于国家规定通过边境贸易进口的货物关税减半,此项规定的目的在于通过外贸的增长来促进沿边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关税减半”的优惠措施也成为众多企业开展边贸的主要动力。

虽然目前新疆通过边贸进口的货物在中国总进口量中所占比重很小,而边贸的主要伙伴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也还不是WTO的正式成员,但已经出现了其他贸易伙伴国对此的质疑,如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全球矿业公司RioTintoBorax在美国的子公司2002年4月份指出,俄罗斯出口至中国的硼酸只需缴纳一半的关税,而Borax的产品每年却需要多交纳约100多万美元关税,因此中国的边境贸易政策有利于俄罗斯出口商,从而违反了中国对世贸组织作出的平等对待所有贸易伙伴的承诺[2]。

四、新疆对外贸潜力分析

(一)能源贸易潜力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能源、特别对石油的需求量在快速增加。2002年中国进口石油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5年中国进口石油达到1.36亿吨。1990年以来,中国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7.2%,石油生产量年均仅增长1.8%,石油对外依存度由1993年的6.7%上升到2005年的46%。据专家估计,2023年进口依存度将达到60%。中国石油供求失衡加剧,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同时,中国石油的进口来源主要集中于中东地区和非洲,2002年中国从这两个地区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量的78.7%,为改变过于依赖中东和非洲石油的现状,与中亚国家进行石油合作将会推动中国石油来源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因此,新疆向西开放的地缘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使新疆在保障国家石油安全、经济安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哈石油管道不仅可以向中国输出哈方石油,还可以输送包括俄罗斯、土库曼斯斯坦等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石油。由于目前供应中哈石油管道的库姆科尔油田产油量有限,因此俄罗斯的上塔尔斯克油田的原油也可通过中哈管道运往中国[3]。2007年7月中国与土库曼斯坦达成协议,未来30年土库曼将通过中亚天然气管道向中国每年出口300亿立方米天然气。

(二)农林产品及其制成品的贸易潜力

中亚国家的经济结构普遍以工业为主,即使拥有较好发展农业条件的哈萨克斯坦近年来由于种植面积减少、果蔬品种退化、运销环节不畅及仓储设施落后等原因,果蔬产品无法满足国内需求[4]。近五年来,哈萨克斯坦种植蔬菜的水浇地减少了一半,果园面积也大大减少。而这些问题,也是其他中亚各国所共同面临的困难,因此新疆应努力在农林产品领域形成自己对中亚国家的优势。

在农产品贸易领域,中国在粮食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最弱,蔬菜、畜产品的竞争力在减弱,部分水果的竞争力较强。基于自身林果资源的独特优势,新疆可充分开展林果产品与中亚的贸易,将新疆打造成中亚的蔬菜、水果供应基地[5]。

新疆拥有丰富而独特的农林资源,如不对这些资源进行深加工,单纯出口农产品,不但附加值低,而且远不能发挥这些资源的生产和出口潜力。由于农产品的上市时间过于集中,企业之间竞争激烈使得产品的价格较低,对运输也造成了季节性的压力,会给企业和地方经济造成损失。而通过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不但可解决单纯出口农林产品的季节性过强、产品储存周期短、运输不便以及附加值过低的问题,而且可极大地扩大对初级农林产品的需求,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拉动作用[6]。

当前新疆农产品加工业最具规模的主要是番茄酱的加工,从事番茄酱加工的企业主要有屯河、中基、天业等企业。2004年工业番茄产量为452万吨,番茄制品生产规模为75万吨。经测算,一亩地可产番茄4吨多,而一公斤番茄的收购价为每公斤0.17元～0.3元,农民一亩地纯收入可达到800元左右。而对番茄的深加工可大幅度提高番茄的附加值和降低运输环节的压力。

新疆可通过对农产品、林果产品进行深加工,形成立足于地方资源优势的相关加工业,并拉动相关配套产业,将新疆发展为外向型的番茄酱及其他番茄制品产业带、对农林产品进行深加工建立起各类果汁、果酱和食品等工业基地,形成新疆外贸的竞争优势的稳固基础。

五、结论

(一)新疆对外贸易具有的贸易通道作用

1.商品贸易通道。尽管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已占大部分,进口商品也以能源、资源类等初级产品为主,但由于新疆工业基础的薄弱,出口商品主要来源于内地且相当一部分进口商品也是运往内地进行深加工,使得新疆外贸呈现了“走廊型”的特征。因此,虽然新疆外贸自2000年以来呈现了高速增长的局面,但由于属于“走廊型”贸易,新疆外贸的增长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很小的。在新疆外贸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时,如2001年比2000年下降了21.8%,而2002年比2001年增长了52.2,2003年比2002年增长了77.3%,但当年的新疆GDP增长速度却并未出现相应的变动。

2.能源通道。基于对中国能源安全的考虑及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继中哈石油管道投入运行以来,2008年2月21日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全线开工,主供气源为引进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天然气,其设计输气规模为每年300亿立方米,将于2010年建成通气。随着该管道的建设,新疆作为中国能源通道的战略地位得以确立。

(二)利用资源优势建设基地

为了避免新疆成为单纯的贸易通道,新疆应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和现有的条件,大力发展石化产品、农林产品和纺织等轻工品的出口,将新疆发展为中亚各国的化工产品、特色农林产品和部分轻工品的生产基地,使新疆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地方产业结构相适应,真正发挥外贸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薛荣久.国际贸易[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世议定书[EB/OL].商务部网站,/.

[3]聂书岭,译.中哈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合作现状及前景[J].中亚信息,2007,(11).

[4]谷维,译.哈萨克斯坦的果蔬产业路在何方[J].中亚信息,2007,(11).

[5]毛凤霞,冯宗宪.新贸易格局下五国农产品竞争力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6).

[6]蔡岩,吕美晔,王凯.中国蔬菜产业及其主要出口蔬菜品目的国际竞争力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6).

[7]李周为,等.新形势下新疆传统产业发展[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对外贸易论文篇5

蒙代尔(Mundell，1957)最初提出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它将封闭经济下的宏观分析工具IS一LM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下，并按照资本国际流动性的不同，对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政策效力进行了分析研究。他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具有替代性，即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会替代贸易。维农(1966)在其重要论文《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中，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产品生命周期学说。他将硕士论文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的生命周期和区位因素结合起来，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企业海外投资的动因以及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上世纪80年代后，FDI和贸易的实证研究与此前相比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大量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日本学者小岛清(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以此说明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他认为:FDI可以在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李普西、维斯(Lipsey，Robert，1984)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的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胡弗鲍尔等人(Hufbauer.G.C，1994)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和出口总量作比较，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和FDI保持着正相关关系。马提亚(MatthiasLucke，1999)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不仅比较了EU和CEES之间的FDI的外溢效应，而且实证分析了FDI对CEES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从而得出FDI对全球贸易有影响的结论。他利用“引力模型”以评估欧盟与东欧国家的一体化的深化，提供了中东欧国家系统的估计预期的长期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费雷拉、安娜保拉(ManuelaFerreiraMa卿h助s，八刀apaulaAfrieano，2007研究调查了股市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地理格局的贸易流量与葡萄牙的经济的关系。引力模型使用的是葡萄牙经合组织国家加上巴西从1998年到2000年两国之间的贸易。研究发现，出口对贸易平衡产生积极影响，且大于进口对贸易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解释上述的“正常”出口从候选国到欧盟低于“正常”的进口的原因。炳民(Byungs.Min，2004)指出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FDI和贸易都经历了重大的改变。出口的迅速增加在危机爆发有助于改善韩国的外汇储备，亦有助经济复苏。尽管存在着危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己逐渐上升。危机后外商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这种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欧盟服务业投资是较高的，这和FDI流入的财富效应假说相符合。与此同时，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导致了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但是，由于大幅增加并购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干涸，外商直接投资的预期溢出效应值得争论。近些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这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赵伟、贾玉平在《产业结构、要素察赋与中日贸易模式—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与趋向》一文中以非对称经济增长下两国贸易规模扩张为出发点，就90年代以来中日贸易扩张的特征、基础、贸易模式及其变化趋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如下看法:(l)产业结构差异与产业竞争力差异是中日贸易扩张的基础;(2)目前的中日贸易模式带有强烈的“李嘉图模式”特征，属于发展层次不同经济之间的贸易，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贸易模式正在抬头;(3)促使中日贸易模式变化的基本因素是要素察赋变化，而在两国相对要素察赋的变化中，要素流动尤其是直接投资流动起了重要作用。杨逸(2000)、赖明勇(加01)、丁文丽(加01)分别使用相关系数检验、协整分析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均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显著大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张小蒂、李晓钟(2001)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1983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及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前者对后者有重要促进作用。邓兰兰(2001)指出开放政策较快利用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出口的迅速增长。在开放条件下，特别是“入世”后，静态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将是自然的选择。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实现更快的发展，应该大力促进国内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加快出口比较优势的升级。她利用要素分析法对我国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分析，以揭示我国的静态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资本存量迅速增长，但资本的增加主要是利用原有的闲置劳动力及其他资源，因此，劳动力的人均资本仍然很低。与其他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本仍然相对短缺。对出口商品的分类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将我国的出口商品分为9类。得出我国出口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罗萍(2004)采用1992一2003年间中国与世界37个国家或地区的外资和外贸的实际数据，对硕士论文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定量论证了FDI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中国与不同国家的贸易亲密度显著性的不同，来自不同国家FDI的贸易效应也显著性的不同。根据贸易亲密度的差异，提出了我国的国际市场可分成三大类型，即潜力再造型、潜力开拓型、潜力巨大型。在分析和探讨了FDI的贸易促进机制后，提出我国吸引外资应从注重数量转移到注重外资的质量方面上，同时我国在进一步扩展国际市场时，应根据上面所提出的三大国际市场类型来分别制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