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范文篇1

关键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看法

为正确有效利用基本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基层医疗单位年初应制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分配计划，计划要合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要求。计划的制定非常重要，就和行政事业单位做年初预算一样，要科学合理。测算的标准中不仅要有劳务费的测算标准，还要有材料费用等一系列公共卫生服务所必需的费用测算标准。但具体执行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稍许变动，存在一定的弹性，可根据工作完成质量进行标准上的浮动，完成质量好可给予高标准，完成质量差的可给予低标准，以此作为激励，在确保工作数量的同时质量有保障。

实行专账管理。2011年新的基层医疗单位会计制度开始执行，公共卫生支出已经是基层医疗机构的日常支出，但由于资金来源是国家专项补助，因而要实行专账管理。专账管理是指开设同一银行账户，但在账务处理时把银行存款科目设立为两户，一是基本医疗户，二是基本公共卫生户。公共卫生经费支出从基本公共卫生户中支出，往往公共卫生经费预拨不及时，使公共卫生户出现赤字，但这不影响银行存款余额，只是体现了公共卫生资金不足，临时占用了基本医疗户的资金。在涉及领用公共卫生服务材料时，可借：医疗卫生支出――公共卫生支出――卫材支出或其他材料支出，贷：库存物资――卫生材料或其他材料等相关科目，同时借：银行存款――基本医疗户，贷：银行存款――基本公共卫生户，这样就及时调整了公共卫生户资金，保证资金付出的准确性，做到公共卫生资金专项核算。设立专账管理，有利于及时了解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透支与结余情况，有利于增加资金账户的透明度。

实行项目管理。设立财政补助支出――公共卫生支出备查账，根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十大类设置，备查账中可体现每个项目中人员经费支出、材料支出、劳务费支出等满足各种报表及财政、审计等各种专项检查的需要。这项工作说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难度，这需要相关的财务软件按备查账的具体要求进行设置，需要强大的财务软件技术支持。

及时核算与发放资金。基层医疗单位每月5日前核算前一个月公共卫生所做的工作量，及时根据工作量发放公共卫生劳务费及其相关支出，以至使支出与工作量相匹配。涉及卫材支出的，应核对卫材支出是否与总工作量中所需要相匹配，例如：公共卫生服务60岁以上老人健康体检用血糖试纸，所领用或消耗的血糖试纸是否与体检人员数相匹配。及时核算与发放基本公共卫生经费能够及时体现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开展情况，可及时发现工作中的不足待以弥补，也有助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有效地使用。

按人员配备发放经费。对于公共卫生专职人员可按照人员配备的比例要求进行配备（每万人服务人口配备2名专职人员），人员经费均列入公共卫生支出。如化验室、心电图室等涉及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科室，可按科室所做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量进行绩效考核发放，发放的经费列入公共卫生支出――人员经费。对于村服务站，按国家规定工作量应不少于全镇工作量的40%，同时按工作量配备的经费考核发放，发放经费列入公共卫生支出、其他公用经费或劳务费。工作质量好与差应当在测算标准上有所区别，但总平均的发放总额不超过年初预定的分配计划总额。所有当月总支出应与当月总工作量测算的经费相匹配，体现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量测算与发放的及时性，同时也体现了公共卫生工作有效开展的情况。

规范使用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关于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的通知》财社[2010]311号文件规定，不得将补助资金用于基层医疗基本设施建设、设备配备和人员培训支出。笔者认为其中的设备配备可认定是大型设备配备，而小型、便携式专门为公共卫生服务的设备，应可以作为公共卫生支出，如血糖测定仪等。与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的基本设施建设、大型设备配备和人员支出培训支出则由财政根据年初预算给予特定的预算安排，而不再体现在基层医疗单位的公共卫生支出中。

合理支出信息网络维护费。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社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信息化管理是密不可分的，相关的信息网络维护必不可少。笔者认为，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直接相关的信息网络维护费也可作为公共卫生支出，如建立的妇幼信息平台、计划免疫平台等。

至于水电费、电话费等公用经费因缺乏摊销的依据，无法正确计量公共卫生服务所需的费用，可不列入公共卫生支出。笔者认为，如果有条件的单位能够正确计量公共卫生服务所需的水电费、电话费等公用经费，也可列入公共卫生支出。

参考文献：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范文篇2

【关键词】健康平台信息化

一、导语

以业务和管理需求为导向，逐步推进实施“互联网+健康服务”，充分开发利用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信息资源，建成实用、高效、安全和覆盖全省城乡的卫生计生信息网络、信息平台和应用系统。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效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提供有力的信息技术支撑和保障。

二、建设需求

1、卫生信息化标准与规范建设滞后。卫生信息标准和卫生业务规范流程的标准化建设比较滞后，标准不统一，导致数据没法相互直接利用，业务协同体系难以顺畅运转。2、信息共享与业务协作需要无法满足。缺乏全民健康信息综合管理平台支撑，各地区、各业务支撑系统还是局限于本地区或本专业条线，无法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信息的共享与交换，卫生信息数据资源利用有限，且诸多业务协同难以开展。3、省级卫生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薄弱。基础通信网络建设不完善，全省未建立统一的信息资源数据库，导致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流程一体化程度低，无法满足当前卫生信息化要求。

三、建设原则

1.统一规划，梯度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应坚持统一规划、梯度推进的原则，做好顶层设计、标准设计等基础工作，并结合全省全民健康的主要工作、市民的实际全民健康需求，积极稳妥分阶段推动信息化建设的各项工作。2.统一标准，资源共享。全民健康信息化应坚决贯彻信息资源共享的原t，将标准体系建设作为推动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不断完善标准建设和认证体系，提高省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标准化程度，为信息资源的横向、纵向共享、资源再利用奠定基础。3.惠及居民，服务应用。把以人为本，服务群众作为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优化卫生和计生工作流程，促进业务融合，方便居民获得优质、高效、便捷的卫生和计生服务。4.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政府履行对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标准规范、投入、管理、绩效考核等方面的行政职能。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企业和科研学术机构等社会力量的优势和作用，合力推进卫生信息化建设。

四、任务建设

1、建设三级卫生计生信息网络。全省一张畅通的三级卫生计生信息网络。充分利用电子政务内网、外网服务资源，建设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互联互通、高速实时，稳定可靠的省、市、县（市）区、三级业务网络，采用互联网作为补充，向医院、基层卫生计生机构、公众、移动办公人员提供VPN方式的接入。

2、建设应用支撑平台及基础设施平台。集成各类基础技术软件及专业化产品，构建应用支撑平台，为卫计部门内部的应用系统之间、上下级卫计部门之间、卫计部门与同级业务相关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供技术支撑。充分利用电子政务外网云平台提供的物理环境，采用云计算和大数据计算技术，建设一个全省物理集中的基础设施资源池，为应用系统和数据提供高效的、可持续的、绿色环保的计算和存储服务

3、建设九大应用系统。应用系统的建设主要从推进公共服务建设、加强医疗服务应用、加强公共卫生管理信息应用、加强计划生育管理信息应用、加强医疗保障应用、加强药物管理信息应用、加强综合管理信息应用、推进居民健康卡应用、推进大数据综合分析应用等方面进行。

4、建设五大库。省级卫生计生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具体包括全员人口数据资源库、健康档案（EHR）信息库、电子病历（EMR）信息库、共享目录数据库、卫生计生资源数据库，为各业务系统服务，实现业务协同及信息交换共享，实现全省卫生计生“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

5、建设安全体系和标准体系。强化网络和信息安全防范体系，利用全省电子政务网络与信息安全监控平台安全建设全省统一卫生计生信息安全管理系统。标准体系规范的建设包括总体标准、应用功能规范、数据规范、应用支撑规范、信息基础设施规范、安全规范、管理规范等7个组成部分。同时涵盖国家居民健康卡标准、电子病历和居民健康档案等标准规范。

结束语：通过全省全民健康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居民医疗卫生服务“一卡通”，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满足居民健康的需求，实现全员人口信息的实时动态管理，及时准确提供人口数据、素质、结构、分布、流动等全方位的数据信息，为提高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水平，人群健康监测与评价，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实现卫生管理与决策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参考文献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范文篇3

关键词：（中）关键词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2-0115-1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2013

一、引言

所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是指政府把原来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直接拨款或公开招标方式，交给有资质的企业或社会组织来完成，并根据企业或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1]。至20世纪90年代，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经成为西方的基本政策工具。世纪之交，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合同外包制度，政府购买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将基本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列为重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近年来，卫生计生部门以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为突破口，做出了均等化的积极探索和工作试点，取得明显成效。但也由于我国人口数量的庞大、需求的日趋多样、地方财政的刚性约束等原因，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也面临着较大的发展制约。针对各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类似问题，2013年11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的对策思路，为有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探讨通过政府购买方式推进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发展的方法途经，是时势所需。

本研究将紧扣政府购买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这一主题，探讨如下问题：①哪些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已在实行政府购买，已有的政府购买实践有何效果？②哪些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可以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各类服务的可行程度如何？③综合上述讨论，提出纳入购买的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承接主体、运行模式、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十三五”期间的路线图等意见建议。

我们查阅相关学术文献、新闻报道、政府公告文件等资料，并于2014年5-12月间在杭州、深圳、上海、郑州开展调查，了解相关政府工作人员、民间组织、企业及社区群体的意见和看法，以总结政府购买卫生计生公共服务的经验做法，梳理尚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及可能的解决路径，了解民众对于卫生计生公共服务的需求，收集民众自身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意见建议，并据此做出综合性的对策探讨。此外，我们还在2014年12月邀请了5位从事公共管理、公共卫生及流动人口研究的学者进行了集中的座谈讨论，对经过筛选的18项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必要性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分项评定，作为提出相应对策意见的关键依据。

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

我国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率先在地方创新，已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展开，之后才逐渐提上政策议程，因此在某些方面已经领先于学术研究和政策指导。有据可查的内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最早案例，是1994年深圳罗湖区政府购买了环境卫生领域的服务。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探索不断增多，购买的领域几乎涵盖了主要的公共服务领域[1-3]。在购买实践发展的同时，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文件指导基本公共服务的购买工作，在制度设计方面有了初步的进展。

在国家层面上，2002年卫生部等《关于加快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意见的通知》指出，社区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可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较早在中央层面上提倡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做法。2006年《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购买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上直接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进行指导。2007年3号文《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建立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的制度，对行业协会受政府委托开展业务活动或提供的服务，政府应支付相应的费用，所需资金纳入预算管理，说明政府在使用财政资金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开始逐步考虑到社会组织的参与。2013年7月31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9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对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利用社会力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2014年12月，财政部、民政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提出了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制定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应该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行业管理与协调、技术、政府履职所需辅事项等。包括公共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应纳入指导性目录之中。

在地方层面上，2005年无锡市出台《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这是首部指导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地方性政策。此后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浦东新区民间组织发展的若干意见》及《浦东新区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试行）》。2006年，宁波市财政局下发《关于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实行政府采购的工作意见》，将教科文体、社会保障等纳入政府采购范围。2008年上海静安区民政局、财政局共同下发《关于静安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新增）公共服务项目资质的规定》，对购买服务的流程、评估和标准做了规范[1]10。到2009年底，数十个地方政府出台了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指导意见或实施办法。最近，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等文件的出台，各省市区及重要城市陆续地方性的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我们选择了若干省市区及重要城市，对其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政策制度列表梳理如表1所示。从表1所列的情况来看，各地对于政府购买服务中的购买方、承接方、资金安排、绩效评估等方面的规定高度一致，基本上沿用了国务院的规定；购买方式也大都一致，只是部分地方（安徽、重庆、南宁）倾向于直接委托与定额拨付的简便方式，对竞争性的购买方式持谨慎态度；在购买内容方面，也大体遵照国务院的原则性规定，突出服务内容的公共性、公益性和事务性，区别在于具体服务项目的取舍上。其中，广西、四川两地已出台具体的《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安徽也明确提出了纳入政府购买清单的11大类43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就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而言，各地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采购项目的规定相对一致，而在人口和计生服务方面有所不同，四川等部分地方未将其纳入采购目录。

三、政府购买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地方实践

1.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界定

国家层面关于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威性文件，主要有2012年7月11日国务院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以及2013年11月28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门针对流动人口印发的《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工作方案》。根据这两个文件，可以对政府关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口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的界定有概貌性的了解。

依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了10个方面的内容。其中，除了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具有较强的技术性以外，其余7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都以事务性的服务为主要特征。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了8个方面的内容。其中，除了计生临床医疗服务、再生育技术服务具有较强的技术性以外，其余6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都以事务性的服务为主要特征。

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印发《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工作方案》，涉及针对流动人口的6大类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其中的“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健康档案、流动人口健康教育、流动儿童预防接种、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控”都可归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范畴，“流动孕产妇和儿童保健管理”虽然归属卫生范畴，但计卫合并前的人口计生部门也多涉猎这方面的服务，因此可以说其处于卫生与计生的交叉地带，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则基本涵盖了传统的计生公共服务。

2.地方政府购买卫生计生公共服务概况

近十多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已做了形式多样的购买卫生计生公共服务的探索，几乎涵盖了主要的卫生计生公共服务领域。表2对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采购实践进行了汇总。

表2列举的只是部分地方的实践做法，但基本上能够涵盖现有的卫生计生方面的政府购买服务内容。概括起来，卫生方面的服务大致有如下10类：①传染病疫情的监测和预警；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③慢性病（结核病、肿瘤等）防治宣传；④居民健康档案管理；⑤老年人健康管理；⑥健康教育；⑦计划免疫/预防接种；⑧社区戒毒服务；⑨精神病主动性社区治疗；⑩妇幼保健。计生方面的大致有如下11类：①新婚计生知识培训；②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③意外怀孕预防；④性病艾滋病预防；⑤孕产期保健/孕期生殖保健；⑥孕情环情检查；⑦男性健康检查服务；⑧计划生育术后随访；⑨计划生育术后免费家政服务；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服务（心理咨询、失独家庭养老等）；B11儿童早期教育服务。人口计生部门主要针对流动人口衍生的拓展有3类：①家暴预防；②城市生活技能和文化适应；③就业技能培训。

从以上列举的各种服务内容来看，基本上是事务性的，且主要是需要大量人力实施的基础，并相对适合进行预算测算、绩效评估，也具备很大的服务弹性。购买的方式则以弱竞争性的委托、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为主，偏好打包式的一揽子委托，如采用购买岗位的社工模式、购买组织机构的多方面服务等。在服务对象方面，则往往不再区分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

四、购买实践中的主要问题

从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政府购买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所遇到的问题，与其他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实践所遇到的问题大体一致。概括起来，主要存在如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1.购买服务方与承接方地位不对等据深圳一家承接主动式社区治疗康复服务的社会工作服务社反映，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过于强势，不尊重其智力劳动成果。这家社会工作服务社的策划案被某部门采用后，该部门未经其允许就将方案布置给多家机构，要求包括其在内的多家社工机构合作完成该项目。而该社会工作服务社

只获得了和其他社工机构同样的方案执行费用，但并没有获得策划被采用的报酬，因而降低了社工组织主动作为的积极性；此外，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往往在招标文件规定的工作内容外，强行加入额外工作。这家社会工作服务社就告诉笔者，当地某政府部门往往在签署合同后才下发执行文件，并单方面地加入后期回访等额外工作，经费却没有相应加。

2.一些政府部门预算不足存在支付拖延的现象

承接新彩虹计划项目的上海一家健康促进社对这一问题深有感触，认为政府部门购买服务的资金预算往往过于平抑，难以维持收支平衡，需要另找资金支持，或者被迫降低服务标准。且一些政府部门存在拖欠尾款问题，这会导致服务提供方资金链运行不畅。目前该健康促进社在上海设立了若干新市民生活馆，作为实施新彩虹计划及其自身项目“新市民生活馆”的平台。每个馆平均每年花费40万上下，其中政府一般出资7万左右，其他的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往往需要另找资金支持，较为不易；一般来说，如果获得的资金比较少，新市民生活馆只好缩小活动规模加以应对。

3.各部门对承接方的资质要求不统一

一般而言，承接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很难仅仅依靠承接某一个部门的购买服务获得生存，需要承接不同部门的同类公共服务。但一个令众多社会组织头疼的问题就是，不同部门对于承接方的资质却并不统一，使得他们常常顾此失彼。承接上海市浦东新区儿童早期教育服务的上海一家教育社会机构就反映，相关的儿童早教服务购买部门如卫生计生、教育、妇联、科委等对于承接方的资质要求往往不一样，使得他们无所适从。

4.绩效评估不够科学，尚有待改进

政府购买服务自然涉及后续的过程监督与结果评估的问题。不少承接服务的组织不同程度地表示，某些政府部门往往自己充当评估者的角色，很少真正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做服务绩效的评估。无论是政府部门自己评估还是第三方评估，也都存在重定量考核、轻定性考核，重表面指标考核、轻实际效果考核的问题。而最关键的问题是缺乏实质性的处罚措施，尤其缺少承接方的退出机制，容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深圳市一家社会工作服务社就反映，个别政府机构在评估活动成效时只看产出不看成效，仅根据有无完成合同上规定的相应指标（如发放宣传资料份数、参与人数等）来判断活动质量，对于服务对象在这些活动中的实质性收获却鲜有关注。

5.社会组织发育滞后、竞争性不足

政府购买服务是一种市场行为，如果缺乏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则通过市场化运作以提高绩效的愿望就会落空。因此，社会力量是否发育成熟并形成比较均衡的竞争，是政府购买服务能否实施的关键。但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明显落后于公共服务的增长需求，社会组织不但数量少，公共服务能力也非常弱，更缺乏参与服务提供的实践经验，导致市场竞争性不足，购买的市场化选择功能弱化。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在苏州和广州，出现了民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公益性淡化的问题，政府重新收归国有或另行举办相应的机构来代替。也由于社会力量发展的滞后，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最终只好向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购买服务。当然，国有企事业单位也是公共服务市场的主体，因而将事业单位排除在政府购买服务领域之外，是不现实的。但将其列为政府购买对象，如何确保竞争的公开，如何确定购买价格，都需要深入探讨。

6.公众对通过政府购买方式提供的服务信任程度不高，较少参与

从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访谈来看，大家对于政府购买卫生计生公共服务这种形式不清楚、不了解；虽然对有关切身利益的服务（如产检孕检）较为了解，但并不了解服务的提供方、购买方。比较政府直接提供的服务和通过向机构和企业购买提供的服务，受访者对政府直接提供的服务更为信任，且对政府直接举办的活动参与度更高。例如，深圳南山区的多数受访者就表示，他们对政府把卫生计生公共服务外包给社工机构来做表示出担忧，认为这种举动会令市民不放心，主要原因是政府对这些社工机构的监督并不足够，社工机构服务质量无法保证。而对于企业提供的服务，则更加不信任，认为需要看企业的可信度怎么样。

7.无谓服务现象突出

一些地方，由于没有认真了解群众本身的真实需求或者最迫切的需求，盲目照搬或闭门造车，导致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和老百姓需求的服务往往不一致，出现了尴尬的公众被服务、重复服务等的无谓服务现象，从事具体服务工作的基层人员也叫苦连天，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郑州市某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金水区辖区内有21家社区服务中心和22家社区服务站负责建立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孕产妇的检查等项目，但建立健康档案的项目，由于需要多次入户，且老百姓认为没有什么帮助，因此引起居民很大的反感。河南省

某卫生计生部门的官员也坦诚地告诉笔者，政府部门能提供的服务和老百姓需求的服务往往不一致，流动人口最关注的是子女入学、法律维权等，比如一年四次的孕环情健康检查，就完全没有必要，容易引起居民不满，一年最多一次就好。

五、推进政府购买卫生计生服务的政策建议

1.政府购买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厘定

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适用范围，学术界看法各异。最极端的观点是所有公共服务都可以购买。但更普遍的观念是，并非所有的服务都适合购买，而能否购买有一定的判断标准。归纳起来，判定标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价值判断作为判定购买范围的标准，包括以是不是政府核心职能和服务者的动机来划定范围[4]。当服务者的动机更多的出于对公共服务的责任心，更能维护公共利益时，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的形式把公共服务的提供转移给服务承担者。第二类是以服务本身的特性作为划定购买范围的标准，以服务质量度量的难易程度、交易成本的高低、服务的可描述性、监督的难易及竞争的程度为标准。那些特质各异、服务质量和数量较难监测且竞争性不强的医疗卫生服务项目，可能并不适合通过公共购买来提供[5]。第三类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影响因素为标准。例如，政府购买哪些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居民的健康需求，二是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在政府财政能力承受范围内，优先购买居民需求量大的公共服务[6]。

综合学者们提出的主张及通过调研了解到的意见，要确定哪些方面的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可以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需要考虑如下7个方面的因素：①是否政府核心职能；②服务质量度量的难易程度；③服务的可描述性；④监督的难易；⑤竞争的程度；⑥居民的需求；⑦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对照以上原则，我们将前面梳理过的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项目采取5分制从7个维度计分，计分的大致标准见表3。

我们邀请了5位对卫生计生公共服务有较多了解的学者，采用小组讨论的主观判断法，对经过合并后的18项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内容进行了评定。除计算总得分以外，还分别计算了各项目的可控性得分及可外包性得分。其中的可控性得分由“质量度量难易”、“可描述性”、“监督难易”这三栏的得分加总而成，该指标旨在反映公共服务项目在转移给承接方后，其服务质量可以获得有效保障的程度。可外包性得分由“是否核心职能”、“竞争程度”、“居民需求”、“支付能力”这四栏的得分加总而成，该指标旨在反映公共服务项目的政府粘度与市场响应度。参照上述得分，我们将这18项服务按照五星到一星的方式加以评估，结果见表4。

综合而言，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公众较为欢迎和接受、质量易于监控的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可优先采用政府购买的形式提供；有些项目虽然公众不太接受，甚至为公众厌烦，但因具有一定的社会必要性，且事务性较强、成本不高，因而也适宜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还有些公众能接受和欢迎的项目，由于技术性强、受众人数很少，因而进入政府购买市场的必要性稍低；另有部分事务性强，也具有较高市场竞争性的项目，由于公众不太参与、绩效也难以监控和评估，因而可以根据各自情况选择是否纳入政府购买市场；而对于那些行政性较强、需要一定的社会公信力作为支撑，且绩效较难评估的项目，或者专业性很强、一旦做不好会造成严重社会后果、质量难以把控的项目，则暂不推荐纳入政府购买市场。

2.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承接方选择

按照国务院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等文件，可以承接基本公共服务的单位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从国外长期以来的实践以及国内近年来的探索来看，社会组织应该成为今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力军，但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制度性的制约，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域的社会组织发展程度不一，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也不高。中西部的中小城市，更是面临社会机构资质较低、数量少、机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级事业单位，以及一些具有良好口碑和专业实力的公司，都可以作为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承接单位。国务院将企业、机构列入备选对象，可以说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我国的现实国情。

但毕竟社会组织应是承接公共服务的主体，因此，政府可以从长远考虑，通过直接委托、签订中长期采购协议等方式，努力孵化、培育、扶持一批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社会组织。尤其是人口计生工作长期封闭在单一的行政管理“高墙”之中，还没有相对应的社会组织具备相应的服务条件和资质，因此培育市场是必经之路。可通过向社会公告，组织对相近的社会组织进行宣传培训，鼓励其拓展服务领域，指导其开展相关公共服务业务。此外，还可以积极进行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尝试，借鉴北京市政府等的做法[7]，允许社会组织、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组团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招投标。

3.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购买模式

采用何种购买方式，既要看服务项目的情况，也取决于地区卫生计生资源等背景性因素。一般而言，购买方式的选择与公共服务自身的特性、市场发育程度、政府管理水平以及承接对象的发展状况有关。以卫生公共服务为例，从外包方式看，政府主要采取合同购买、凭证购买、单病种付费、特许经营等方式[8-9]。不过，由于单病种付费、特许经营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我们认为前面提及的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可以采取合同购买、凭证购买等形式。

合同购买这种方式适于那些可以详细说明服务的标准、质量、规格的易于监控的服务。合同购买又可细分为外部合同和内部合同，这种区分是根据提供服务的是公立机构还是私人部门或第三部门。对于服务质量和数量较难监测且竞争性不强的卫生计生服务项目，应主要采取内部合同的形式购买，效率更高；并且这类服务多属于连续，适用订立关系型合同，即一般较长的合同期限。其余项目则大都可以采取外部合同的模式，即政府将卫生计生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确定好之后，采取招标承包的方式运作。

凭证购买又叫定向补助，主要做法是政府向符合条件的个人发放购买凭证，持券者在指定的组织机构接受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组织机构再凭收到的消费券（如“公共卫生服务券”、“医疗救助券”、“健康券”、“产后家政服务券”等）向相应的政府部门兑换公共服务经费。这种购买方式选择多样、操作简便灵活、弹性较大，比较适合面向特殊人群，或者单项的卫生计生公共服务。在具体的实践中，服务券模式也往往与合同购买相结合，以兼顾灵活性与规范性的需要。

在预算和支付上，一方面，要实现补偿方式多样化，综合运用按人头付费、按服务项目数量与质量付费，甚至是工资补偿等方式。但在根本上应根据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决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一些主要是面向群体的服务，如健康教育、传染病控制，适用按照实际服务人口付费的给付方式。例如，可以借鉴郑州市的经验，在基层社区采用片医负责制，按人口数量支付相应的购买费用。而一些面向个体的服务如健康档案、老年人保健、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等，可按照服务项目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支付。同时，不同服务项目可以结合工资付费、分项预算等混合方式。此外，还可以根据服务项目的性质，采取综合性的岗位购买方式。例如，那些非技术性的事务性为主的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就可以像深圳市南山区、郑州市金水区那样采取购买社区社工服务的方式提供。

4.中央和地方的角色分工

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方面的中央与地方分工，贾西津、苏明的观点是，中央政府应当指明方向、把握全局，购买具有全国性质的公共服务，而地方政府购买的则是具有地方性质的公共服务，并在实践过程中勇于创新。中央政府负起转移支付和规范责任，地方政府则作为公共服务主要承担者[1]。

具体到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我们认为，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控、孕产妇保健、儿童保健、慢性病防治宣传、慢性病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计生技术指导咨询、计生临床医疗服务、再生育技术服务、计生宣传服务这11项公共服务都应由中央财政统一安排，而健康档案、健康教育、老年人保健、社区戒毒服务、卫生监督协管、计生术后免费家政服务、儿童早期教育服务这7项公共服务则由地方政府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自行取舍、自行支付。

5.“十三五”期间政府购买卫生计生公共服务的路线图表5提出了各项目在“十三五”期间要实现的目标。表5是针对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提出的一般性的构想，考虑到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服务对象、质量要求差别较大，有些项目内部的各种服务内容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各地还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做出灵活变通。

6.突出问题的应对思路

针对前面归纳提出的政府购买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遇到的七个主要问题，这里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可以相应地采取如下七个方面的措施加以应对：①相关政府部门应更加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充分尊重承接方的独立性、能动性和自主裁量权。②各级政府一方面需要根据自己的财力逐步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避免以小搏大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需要规范预算制度，严格依照合同约定支付资金。③建议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进一步破除部门壁垒，尽早出台政府购买卫生计生公共服务的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设立承接方资质要求等方面的统一标准。④建议政府相关部门更多地引进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独立评估，兼重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指标考核与口碑考核，并设立对等的奖励和惩罚措施，以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激励作用。⑤建议各级政府更加积极地培育公共服务市场，以保证存在足够的服务提供机构，尤其是能够承接卫生计生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使机构之间存在一

定程度的竞争。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改革登记制度、税收优惠减免制度、社会组织年检制度，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另一方面，要对相近社会组织进行宣传培训、鼓励其拓展服务领域、指导其开展相关业务，孵化、培育和扶持一批可以承接卫生计生基本公共

服务的社会组织。⑥政府相关部门不仅需要对外包的公共服务开展事后的评估，还需要做好全程的监督，以增强民众的信任感，提高民众参与服务、接受服务的积极性。⑦政府部门更进一步地了解本地民众的需求状况，据此确定公共服务的优先次序，对于老百姓需要的服务，就全力去做，而对于那些老百姓不急需或不需要的服务，则要暂缓提供，不能一厢情愿地让老百姓被服务。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1]贾西津，苏明.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终期报告[R].北京：亚洲开发银行，2009：1-22.

[2]周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及其防范[J].中国行政管理，2010（6）：13-18.

[3]齐海丽.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综述[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2（1）：33-36.

[4]瞿振雄.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0：1-64.

[5]刘军民.关于政府购买卫生服务改革的评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35-42.

[6]刘丽杭.卫生服务购买：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1-46.

[7]朱晓红，陈吉.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组团模式解读[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