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范文

一、关于制定本次规划的背景

这次即将制定的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是新世纪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以及加入WTO后的第一个科技规划，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后要制定和实施的第一个规划。制定本次规划，是关系中国新世纪现代化事业的重大事件，具有鲜明的时代历史背景。

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国确定了在2022年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2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我们坚信这一目标一定能实现。当然，任务是艰巨的。面临着人口增长、产品结构、能源供应、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等对经济增长越来越强的约束，中国不可能继续走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为此，中国政府提出，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一切，要求中国人民在未来15—20年内，加快发展科学和技术，创造性地运用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克服各种困难和制约因素，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确保实现未来的发展目标。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自1992年中国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国家科技活动结构和方式，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是如此广泛，科学技术活动不再是仅仅局限在国有的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民间的科学技术活动十分活跃，规模日益扩大，特别是许多私营、民营企业积极地开展技术创新，企业正在逐步成为R＆D的主要力量，以市场为主导的科技资源配置格局正在形成。因此，新时期的中国科学技术体制，必须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是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十分迅猛；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导力量。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将有可能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物质科学，以及脑与认知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数学与系统科学乃至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领域形成新的科学前沿，发生新的突破，这将引发人类社会新的变革，也将对全球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科学和技术的突破，将不断给人类发展的前景带来曙光，然而，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技术预见难度加大，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如何抓住未来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是一种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紧紧抓住未来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四是经济科技全球化的新格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科学和技术R＆D活动的全球化也在不断加快，科技创新资源、人才、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科技发展中的竞争与合作体现在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本国面对的所有科学和技术问题。任何一个国家，谋划未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都必然要考虑全球化趋势，根据本国的能力、优势和需求，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定位。加入WTO后，中国的开放速度进一步加快，正在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可能关起门来发展科学技术，需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自己的创新和突破，从而在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同时，为人类科学和技术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上述时代背景，反映了中国制定新时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同时对规划的制定提出了时代要求和主要战略方向。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根据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先后制定和实施了7个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对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确定了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科技地位。今天，制定和实施新时期的科技发展长远规划，必将进一步推进中国未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关于本次规划工作的主要思路

本次规划的时限是从2006年—2022年。制定一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全球化趋势，既能满足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又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中国政府对制定本次科技发展规划十分重视，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总理亲自挂帅，担任规划领导小组组长，陈至立国务委员担任副组长，领导规划工作。总理对制定规划工作非常重视和关心，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和指示，对规划工作的指导方针、主攻方向和目标以及规划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并针对如何制定好规划提出了重要工作原则。作为规划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陈至立国务委员主抓规划工作，先后对规划工作的方案设计、规划战略研究的部署等做了指导，对规划和战略研究的质量提出了要求。

遵照总理的指示精神和陈至立国务委员的要求，为做好本次规划，我们在具体开展规划工作中着重强调以下几方面。

第一，明确国家目标。制定和实施国家科发展规划，是政府行为，因此，制定规划必须有明确的国家目标。为在2022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科学和技术支持，为更长远的未来中国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是制定和实施本次规划的主要目标。因此，本次规划必须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主线，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从总体上解决中国科技发展的重点、布局和体制、机制问题，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体系，发挥其对科技发展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第二，突出战略重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能够投入科技发展的资源必然是有限的，科技发展的方向和领域必然是有重点选择的。因此，科技规划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能力，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着眼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全局，牢牢抓住科技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重点，紧密结合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关键问题，避免面面俱到，做到精心选择、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力争取得重大突破。

第三，重视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经济、社会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科学技术自身推动的作用。因此，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长远规划，不仅要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强调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而且要强调科学和技术的紧密联系，强调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系统论角度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既要重视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结合，也要重视对科学技术的总体发展趋势、发展方向进行把握，以发挥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作用，从而使科学和技术发展在近、中、远期都能最大程度地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并有效增强知识和技术的战略储备和可持续创新能力。

第四，强化制度创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中国的科学技术体制必须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科技规划，应该在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下，设计新的科技体制，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要重点处理好市场机制与国家意志的关系，发挥国家科技政策和宏观科技管理制度的引导、规划和激励作用，发挥市场经济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动员和引导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投入到科技发展之中。特别重视政策和法制环境的创造，充分运用市场竞争与合作机制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效益。重视加强科技产业化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设。

第五，体现区域特色。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之间差异很大。规划要针对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强调因时因地制宜，加强有区域特色的创新系的建设，使科技真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依靠科技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六，注重开放环境。要适应经济科技全球化的新格局，规划的制定必须具有全球意识和全球视野，要面向世界，在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中找到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位置。同时，规划制定的过程要面向国际开放。

第七，鼓励公众参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广大公众对科学技术对其日常工作、生活的影响日益关注，对科学技术发展有着各种各样、越来越多的广泛要求。促进公众理解科技与开展科技创新是科技发展的两个基本方面，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为保证本次规划真正体现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个规划工作过程，将面向广大公众开放，促进公众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并积极参与进来，使得规划制定成为在全社会形成共识、统一思想、集思广益的过程，成为发扬民主、科学决策的过程。

三、关于本次规划需要重点研究的若干战略问题

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是确定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性工作，因此，我们把战略研究放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制定规划的整个过程中，首先是依靠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对涉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科技自身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问题，开展系统而深入的战略研究。编制规划将以战略研究的结果为依据。战略研究重点研究九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研究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公共健康、生态环境等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科技的影响，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和新的阶段性特点，客观评价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确立未来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提出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

第二，研究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科学和技术的迫切需求，分析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机遇和趋势，筛选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迫切需要科技支撑的战略性问题和重大瓶颈问题，提出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重点领域。

第三，研究确定影响中国科技发展全局的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和战略高技术问题，提出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以及增强科技持续创新能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重点学科布局方案。

第四，研究中国区域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特点，提出促进地方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协调发展的区域科技发展总体战略。

第五，研究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组织框架，理清政府、市场和科技创新主体的定位与功能，提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研力量布局，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具体措施。

第六，研究提出开发中国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和提高社会公众科技素养的总体思路，提出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

第七，研究如何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以及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的体制、机制问题。

第八，研究如何加强科技基础设施、支撑体系与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提出为全社会提供公共科技产品和服务的总体部署。

第九，研究促进科技发展的法制和政策环境，提出立法和重大政策的建议。

通过对以上战略问题的深入究，确定2022年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凝炼出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以及实现目标所必需的、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和条件等等。目前我们正处于战略研究工作阶段。

举办这次国际论坛，是中国政府将本次规划置于全球开放环境下的一项措施，为我们借鉴和学习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规划和管理经验创造机会，也为国际科技界汇聚一堂、共同交流和展望人类科技发展的未来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参加这次论坛的有来自法国、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知名科技战略专家，或享誉世界的知名科学家，或政府科技政要。

各位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突出的成就。希望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各位来宾能够围绕本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世界科技发展的未来，畅所欲言，坦诚交流，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也希望各位针对中国未来科技发展战略、政策和重大领域的选择，以及本次规划的制定，不吝指教，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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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春秋战国科技社会变革争霸战争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0-0066-02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个社会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在经济方面，铁器的使用与牛耕的推广，使社会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政治方面，诸侯争霸战争使奴隶制进一步破坏，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但是这也加快了各国的变法，促进了中央集权式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在思想文化方面，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思想文学艺术的活跃繁荣，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场面。

“生铁冶铸技术的产生和铁器的普遍使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土木建筑工程的发展；天命观的衰落和这个阶层的崛起，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繁荣，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本文就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方面的社会变革与农业等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发展来说明当时的社会变革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为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宝贵财富。

一、经济上的变革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争霸战争不断，为了发展自身的实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各诸侯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变法，如秦国商鞅变法、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这些变法均从经济方面进行了改革，他们都主张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的统治，承认并且发展土地私有制。

西周时期以井田制为土地制度，“普天之下，莫非我王土”人们在贵族的田地里耕作，其积极性便被打消。到战国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废除了土地国有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极大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随着铁器的普及使用，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农业技术基础的改变。牛耕的使用加快了新农田的开发与使用，而且当时施肥与对农作物的病虫害的防治已经应用，在中原地区还普遍使用桔槔来灌溉农田，这些措施极大提高了农产品的单位产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农业的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进步。秦国的商鞅变法在经济上主张“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统一度量衡”，这些主张的影响标志着封建领主经济的崩溃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不仅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社会结构社会阶级的变化，而且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治水，到战国时期可以说在我国广阔的大地上掀起了一个兴修水利灌溉工程、治理水患的浪潮。如战国时期的都江堰勘称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个创举，代表着我国当时水利工程的先进水平，使得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至今仍为当地的百姓造福。我们所熟知的还有春秋时楚相孙叔敖修的芍陂，战国时西门豹在魏国修的西门豹渠，水工郑国在秦国修的郑国渠等。“有些水利工程，虽然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航运输，以至于行船出兵打仗，但是也有利于两岸地区的水利灌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科学技术也依然继续发展，不管国家统治者出于一种什么目的去发展科技，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社会变革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政治上的变革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和各诸侯国横征暴敛，开始进行争霸战争，进行社会变革，各诸侯国的变革使奴隶制走向崩溃最终形成封建制度。尽管此时处于社会大动荡时期，但是各诸侯国均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政策，这是由于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支撑，可以说人口数量的多少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战争的成败。我们知道，人的生存必然离不开粮食，因此，国家统治者不得不在社会变革时期极为重视农业的生产，改革农业生产技术来提高粮食的产量，外加上人民的辛勤劳动积极总结生产经验，这些有效地促进了农业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专门施行奖励科技人才的政策，对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统治者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与研究，最著名的就是甘德与石申的《甘石星经》，与此同时，天文历法也进入相对成熟的时期，出现了二十四节气，这对农业的生产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政策虽然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但是由于社会处于动乱时代，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动作用。

三、思想文化上的变革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春秋战国是一个生产技术和学术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百花争鸣、百家齐放的文化繁荣时期。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尊贤纳士，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直接促进思想文化的发展，进而引发科学技术的繁荣。如齐国的统治者为这些贤士提供优厚的待遇，还给予他们一个崇高的社会地位，当时的齐国可以说在许多方面均取得很大的成就，《考工记》就是当时齐国所著，反映了当时技术发展的卓越水平，可以勘称为我国最早的手工业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在与自然界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出现的。最早的科学技术只是作为一种经验、知识而被人们掌握和利用。到春秋战国时，各流派的学术思想极其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难想象，相对轻松自由的思想环境下，这个时代出现了较为繁荣的科学技术局面，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向前进步。

四、科技发展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同样，社的变革决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反作用于社会变革。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社会变革引发了科学的变革，社会变革可以使科学继续发展抑或停滞不前，由于各诸侯国推行的积极政策，决定了科学技术向前发展；反之，如有各诸侯国实施消极政策，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科学技术停滞不前。

科技发展反作用于社会变革。由于各诸侯国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技术，并且将这些技术付诸于实践，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促进了本国经济实力的提高。随着科技的发展，国家统治者以及知识分子更能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从而加深国家对各个方面的社会变革，这就有利于在争霸战争中成为霸主。

但是，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由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社会变革主要是为了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所以，该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对当时社会也起到一定的消极影响，如将这些科学技术应用于战争，给广大的劳苦人民带来了灾难。

五、结论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统治者推行“以政裕民”的政治主张，为了在争霸战争中获胜，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科学技术中那些能够直接转化为实用的东西。“他们的创造活动无不受到一定文化传统中信仰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特征、社会风尚等因素的渗透和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已经领先于世界，比如自然哲学、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建筑学，等等。“春秋战国时期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科技史上还处于发轫期，但它为后世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各国都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是越来越显著，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强弱。我们的新中国在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上，定要坚持走“中国道路”，坚持将社会变革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发挥社会变革对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更要坚持和平的发展道路，为各国的发展创设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我们更深刻体会到，只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科技才能够迅速发展并且促进国家的综合国力提升，只有坚持合理的社会变革，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我国现在要以史为鉴，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要客观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对社会带来的作用，争取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实现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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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范文篇3

一、当代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及实质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断密切，既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关，也与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时代主题变更相关。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木主义阵营的对抗，既表现为军事较量，也表现为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与资木主义的森严对垒转化为并存竞争，意识形态既推动这一转变的过程，又在这一过程中拓展了自身职能，表现为文化形态。这种转变，并不是西方学者所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或“非意识形态化”，而是意识形态具有与过去不同的服务对象与功能属性。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西方社会争论激烈，观点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论”与“等同论”。

(一）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对立论”

对立论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持这一观点的早期代表是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他把意识形态界定为偏见、情绪、虚妄，而把科学界定为真实、理性、正确，从而认定两者是对立的。对立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他认为科学是在抛弃意识形态问题框架的前提下形成的’也就是说’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有一条鸿沟，他称之为“认识论断裂”。之所以有这种断裂，就是因为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即思想的基础结构或思维模式。这种问题框架居于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一旦它上升到意识层面’与现实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认识断裂就出现了。所以他提出，科学只是在不断摆脱那些窥伺、袭击和缠绕它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在历史的必然中自由的科学。很明显，阿尔都塞同样认为意识形态是强制性、虚幻性、普遍性的存在，只有不断改造、摆脱意识形态’才能形成科学理论;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把意识形态从科学领域清除出去，保持科学的发展性。

对立论把意识形态视为情绪、僵化、虚幻的东西而与科学对立，否定意识形态具有科学的可能性。这种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相互割裂、对立的观点，不仅否定了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而且否定了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作用，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不需要科学技术以外其他条件的纯科学技术活动。这种观点是导致西方社会科学主义，也称唯科学主义流行的认识根源。这种唯科学主义观点，在尊重科学经验与事实的名义下’推行不可知论和主观经验主义，把木来属于“工具理性”的科学，要它发挥“价值理性”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和对立。

(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论，’

等同论认为，资木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法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最先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他认为，在现代资木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既可以论证社会目标的合理性，又可以掩盖其不合理性;当代资木主义社会的“物化”已使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深奥的“自我施加的现象”;“技术的合理性”已转化为“统治的合理性”；“各种精密观测仪器正在使语言木身失去其表现特征，并越来越排他地显现出一系列符号特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甚至每个个体灵魂的无限意义和价值观念也已经变得陈腐过时。”等同论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马尔库塞。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技术理性这个概念也许木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工艺的应用，而且工艺木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统治。”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技术和科学取得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_马尔库塞只看到了资木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发挥作用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木主义意识形态向各个领域渗透的一面，从而陷人唯科学主义。

等同论的第三个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哈贝马斯通过对当代资木主义的分析批判，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命题。他认为，在资木主义社会，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日益失去意义，资木家一方面主要靠科学技术获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加强，统治者也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把原来需要通过交公众讨论的问题变成由科学技术专家运用技术来解决的问题，这样科学技术就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说：“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哈贝马斯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科学技术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又实现了对人的统治。哈贝马斯的这种思想，实质上就是“技术统治论”思想。“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木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木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4]应当承认，哈贝马斯看到了当达资木主义国家把科学技术作为统治工具的倾向，警示人们要认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动向，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过分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用科学技术掩盖当代资木主义社会的矛盾’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既违背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关系而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又掩盖了发达资木主义国家阶级统治的实质而在政治上有害，其要害如美国学者A?赫布斯在《社会问题与科学主义》一书中所说的，科学主义“相信科学能回答所有的人类问题’它使科学成为哲学、宗教、习惯方式和道德的替代物”。

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在西方国家中对立或等同两者的关系，便出现了既有将科学技术看作纯粹“客观知识”或纯粹“客观工具”，否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作用的科学主义流派，也有将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孤立化、绝对化，排斥科学技术作用的人文主义流派，这两种倾向只会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断裂。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想

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上的“对立论”与“等同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的“关系论”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有区别而不能等同，有联系而不能对立。

(一）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所反映的对象不同。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时，认为历史“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而“意识形态木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界认识、利用与改造的产物。如果说它反映了某种关系的话，除了反映自然现象的内在联系外，从人的角度来说，它只不过反映了“人对自然现象的关系”，并不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而意识形态则是人们关于社会的观念形态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反映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是人们阶级关系的反映。

其次，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功能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木来面目，进行事实判断。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只能断定是什么，而不能断定应该怎样，在科学的领域之外，仍然需要对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科学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至于用科学是为人类造福还是危害人类，就不属于科学范围的问题，而是属于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范围。意识形态是为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辨别善恶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再次，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属性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_31~35)科学技术有别于哲学、政治、宗教、艺术等知识形态，它内在地连接着劳动者的体能、技能和劳动工具’具有技术实现的需要和可能。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作用的强化，无非是科学技术发展对生产力的各个要素都有强化作用。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以一种无阶级性的特殊意识形式，处在向物质形态的转化中而推动社会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科学技术称之为“头等生产力”、“第一生产力”。而意识形态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上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木利益和观念的总和，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鲜明的阶级性。

总之，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在木质属性、功能属性、社会属性上，在反映、服务的对象上，在社会生活中所担当的任务上都是不同的，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不管科学技术的影响和作用如何强大，但它不可能消除人的主体性与人的价值取向。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需要人具有更强的主体性与更合理的价值取向来推动、驾驭科学技术发展，正确运用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片面夸大科学技术作用，否定意识形态作用，无疑会使科学技术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无法驾驭，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恶化，这决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生存、发展目标。

(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观点，两种不同事物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具有决定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资木主义生产力发展时，指出科学技术在资木主义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这是因为，“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正因为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基础作用，所以，“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它不仅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自然科学研究所创立的理论和使用的方法，形成的科学精神，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力量。科学的木性是尊重客观事实，不迷信任何偶像权威，不承认任何陈腐不变的教条，不盲从任何权力意志。因而科学木身是彻底革命的，它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有力地摧毁着落后的意识形态，并促进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分析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作用后指出，这些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导致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变革，不断开辟新的发展领域。为此，社会的规范、准则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更，形成新的政策与法律条文。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能帮助人们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调整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树立新的价值与伦理观念，摒弃愚昧无知、陈旧落后、封建迷信的思想意识。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如系统、综合、协调等思维方式，使人们观察、分析问题有新的特点，帮助人们从单一到多样，从把握线性关系进而研究非线性关系，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方法上升到新的水平，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其次，科学技术发展强化意识形态功能。其一，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体现在运用科学技术服务政治需要、维护政治制度。科学技术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它一旦为某一特定的阶级、社会主体掌握和运用，便具有为特定阶级、社会主体服务的社会属性。特定的阶级、社会主体总是力图从科学技术那里寻求支撑，为自身的利益和政治制度辩护。无产阶级用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为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和彻底的革命理论作论证。资产阶级也利用某些科学理论反映和表达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如资产阶级利用适用于自然界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解释社会领域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生活方式，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被资产阶级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成为资木主义弱肉强食、对外侵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恩格斯说:资木主义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木，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其二，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关系的变化。蒸汽机的出现引起工业革命，新兴资产阶级拿起近代科学技术这个武器反对封建神学，建立了资木主义政治制度；电磁理论应用引发的电力技术革命，促进资木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变革，使自由资木主义进人到帝国主义阶段。

再次，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双重性，即既可以增强世界政局稳定，又可能引发国际冲突。科学技术应用得当，可以合理进行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推进各国经济发展。如果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威胁甚至发动战争，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甚至使世界遭受灾难性后果。例如，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的转移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很大变化。17世纪末英国成为欧洲科学技术中心，英国凭借强大的科技与经济力量，对外推行炮舰政策，以帝国面貌称霸于世界。19世纪初到中叶，科学技术中心从英国转移到德国，德国当时以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上世纪末开始到木世纪中叶，科学技术中心又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成为现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而称霸世界，推行强权政治。这些历史事实说明，科学技术发展能够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会改变国家的政治地位与世界的政治局势。所以，各国都先后制订了“科技兴国”、“技术立国”、“科技治国”的战略方针。

第二个方面，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反作用。恩格斯在分析了经济关系与法律的关系后指出：“……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一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自他还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意识形态对作为生产力范畴的科学技术的作用，首先是政治的作用。政治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意识形式，任何社会和国家都普遍存在，它对社会，包括对科学技术具有既保证又制约的作用。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总是要受一定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法规、体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支配、制约。这种支配、制约的作用是通过现实的人来实现的。政治环境对人产生直接的外部影响，政治原则、规范约束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行为，政治意图和要求只有通过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接受，才能指导行动和产生效果。政治支配、影响科学技术发展，同政治支配、影响经济发展的道理一样，政治的性质决定了支配、影响的方向与进程。恩格斯在分析资木主义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反作用时指出：“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自由探索、自由讨论，要有先进的、民主的政治作保证。资木主义社会的民主比封建社会的民主程度高，因而资木主义社会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第一次使民主成为一种国体，比以往任何民主制度都要优越，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为优越的条件。

其次，道德反作用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思想面貌一旦改变，社会道德风尚一旦形成，它对于经济基础就会表现出巨大的反作用，对维护和巩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起着进步的或反动的作用。因此，道德水平一旦提高，良好道德风尚一旦形成，就会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定的道德，归根结底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是反映一定政治制度的价值观念。道德不仅为科学技术提供价值目标与价值判断，而且科技人员的道德品质直接影响科学技术的运用与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分析科学发现与道德关系时，提出了一个著名格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_恩格斯则阐述了科学的道德要求，他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的演讲时说:“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对于科技道德的重视、提倡和修养，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我国是一个道德资源丰富而深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不仅对传统道德资源进行了传承、开发与创新，而且形成了富有时代特征的道德观念，如尊重实践、实事求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究科学、注重奉献的观念;不甘落后、敢于竞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观念等等，已经和正在成为我国科技领域的道德风尚，对我国科技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全面研究和正确处理这一关系，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科学技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相对落后的科学技术，由于其木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尚不突出，因而对意识形态发展的推动，和意识形态对其作用也不明显，实践过程和理论上的研究也显得不足。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但是，应当看到，我国在一段时间内，意识形态与经济、科技结合，向经济、科技领域渗透、转化相对薄弱，我国在面对世界激烈科技竞争和意识形态较量中，既面临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

(一）科学技术的决策保证与快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确立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从理论上论证了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从全局上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位。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科学技术纳人国家政策程序，迎来了久违的科学技术春天。1985年国家颁发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解除体制、政策障碍，为发展科技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随后，国家出台了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重大成果推广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攀登计划等科技规划。这些计划、规划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动员令和指挥棒，推进各项科学技术研究、攻关全面有序展开。1995年，我国在对科技体制改革10年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兴国”战略，次年建立了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并启动了《技术创新工程》；1997年我国作出决定:实现发展经济依靠科技的根木转变，并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教育的战略基础地位、科技的战略主导地位在我国确立。同时，我国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向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弥补了经费紧缺，带动了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参与外资、合资企业的生产、管理而掌握先进技术。我国从国外引进科学技术人才，不仅为我国直接提供了科技成果，而且有利于为社会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培养科学技术骨干。进人新世纪后，我国确立了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2010年进人世界“科学中等强国”行列；2030年前后跃居世界“科学中等强国”前列；2050年左右跻身世界“科学强国”行列。2006年国务院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2年）》。这是我国进人新世纪新阶段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的第一次全面规划，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实施顺利，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科学技术成绩斐然。一是基础研究工作不断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在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高温超导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纳米科学、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的一批原始性创新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在航天科学领域，我国掌握了卫星回收和一箭多星等技术，自主研发的“神舟”系列航天飞船成功发射，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实现了载人航天丁程的重大突破;“嫦娥”一号探月之旅和“嫦娥”二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成功跨人深空探测的新领域。三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在国际T0P500组织的最新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量子避错码被国际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纳米电子学超高密度信息存储研究获突破性进展，六千米自制水下机器人完成了洋底调查任务等。四是在生物科学领域，杂交水稻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完成水稻基因图谱的绘制；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基因绘制图，首次定位和克隆了多种基因，体细胞克隆羊、转基因试管牛以及重大疾病的基因测序和诊断治疗技术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五是重大疾病防治及创新药物的发现，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节能减排、气候变化预测等重点战略需求领域的一批创新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工业生产、油气勘探开发等行业中的一些关键科技问题的解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六是专利事业进展顺利，2010年我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的专利申请量排名世界第四位，56.2%的年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一。七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2010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在商品出口增加额中，高技术产品的贡献率达30.8%。八是我国科技人力投人不断增加，科技队伍进一步壮大，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科技人力资源大国，正在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新时期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取决于党和国家对科学技术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取决于党和国家进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政策制定、法规保证等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取决于我国新时期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断克服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的传统观念，形成的学习、运用、创造科技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竞争精神、创新精神。所有这些推进、保证科学技术发展和作用发挥的因素，都是社会主义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都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发挥作用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二）意识形态建设保证和推进科学技术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开创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恢复并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木原理同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着力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和，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容应对，排除干扰，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木，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向前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是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与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