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法案例分析范文篇1

根据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中的规定，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的裁定做出让步的事项。在税法中，债务重组是指债权人(企业)与债务人(企业)之间发生的涉及债务条件修改的所有事项。本文通过对三个案例进行分析，指出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应该引起有关管理层的重视。

传统方式下的非现金资产抵偿债务的税务规定

传统方式下的非现金资产抵偿债务的税务规定虽然在制度上与会计准则存在差异，给出的计税成本概念增加了财务处理上的难度，但基本起到了对市场交易主体进行规范的作用。

纳税人以企业产品、半成品、委托加工产品收回后抵偿债务。依照财法[1993]38号《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视同销售行为规定，应属此类，其计税依据为当月或者近期货物的加权平均价格或组成计税价格，对涉及应税消费品缴纳增值税，组成计税价格的成本利润率应该由根据1993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消费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确定的应税消费品的平均利润率和财税[2006]33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的通知》所做的修订和补充来确定，与此同时，按照国税发[1993]156号的通知：纳税人用于抵偿债务的应税消费品，应当以纳税人同类应税消费品的最高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据。在这里，出现了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计税依据差异的问题，增值税是以视同销售的加权平均价为基础来确定，而消费税是以最高售价来确定。这是在税款计算和缴纳中应着重注意的问题。

纳税人以不动产或无形资产来抵债。此项行为属于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取得其他经济利益的应税行为。根据财税[2003]16号规定，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其购置的不动产或受让的土地使用权，以全部收入减去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或受让原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依照5%的税率纳税；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抵债所得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的，以全部收入减去抵债时该项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作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若是自建不动产抵债，按照税法规定，需要补缴建筑业营业税。

根据《企业债务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办法》的规定：所得税的缴纳，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除企业改组或者清算另有规定外，应当分解为按公允价值转让非现金资产，再以与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相当的金额偿还债务两项经济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如：甲公司为一家生产实木地板的企业，2003年甲公司欠乙公司的借款300万，一直财务困难未能偿还，双方近期在法院的调解下达成债务重组协议，由甲公司用其生产的市值200万元(不含税价)的实木地板偿还货款，甲企业当月同等型号实木地板的当月最高销售价达到250万元(不含税价)，实木地板账面成本价格为120万元，其余100万获得债务豁免。2006年7月甲公司按协议将市场公允价值234万实木地板交付给乙公司，并开具增征税专用发票。

在这一案例中，对于债务人而言，属于以生产的货物抵偿债务，属于增值税中视同销售行为，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销项税额为200×17%=34万元，此外，按照国税发[1993]156号规定，应纳消费税为250×5%=7.5万，对于纳税人应纳所得税问题，如前所述，要分解为按公允价值转让非现金资产，再以与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相当的金额偿还债务两项经济业务进行处理。第一，公允价值转让非现金资产的所得为200-120-7.5=72.5万元；第二，债务人债务重组所得为100万，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条件下债务人应纳所得税172.5x33%=56.93万元。对债权人而言，因收到专用发票可以抵扣进项税额为34万，以木地板市值200万，作为入账成本，重组债权的计税成本300万与收到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200万之间的差额100万，确认为当期的债务重组损失，允许在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中作为损失扣减。

通过本案例分析可以得到三点结论：在债务重组所得税的计算缴纳中，非现金资产的计税成本的确定是很重要的，债权人一方和债务人一方对于用于抵债的同质同量的非现金资产的计税成本的确定不是同一个口径。在本案例中，债务人一方的计税成本是127.5万元，债权人一方的计税成本是200万元；债务人和债权人的重组收益和重组所得不具有必然相等的联系。在本案例中，债务人一方重组收益是172.5万元，债权人一方重组损失是100万元；根据2001年版的《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中规定“债权人接受的非现金资产，按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入账价值”，“债务转为资本的，按应收债权账面价值作为受让股权的入账价值”。所得税计税成本与会计核算的入账价值不一致。计算所得税时应把非现金资产或股权入账价值调整为计税成本。这大大加重了债务重组交易的管理成本和财务核算难度，甚至，在一些创新的交易模式中，连股权转让所得的税务确认都是不确定的。

债务重组中以股抵债问题探讨

2004年的电广传媒一案，以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巨额资金造成丑闻，最终却开创了以股抵偿债的新模式，并且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认可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报告，产业中心所持有的电广传媒股份每股作价为7.15元/股。债务总额为53926万元，约需7542万股进行折抵。2004年9月，电广传媒核销了产业中心所持有的7542万股，同时勾销了其所欠债务。

这一案例在定性上，一度有很多争议，以股权抵偿债权，从金融上看，是一种金融创新，从法律上看，像是股份回购，但从税务“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出发，税法上只能界定为债务重组行为，是债务人财务困境情况下，债权人做出让步，以非现金资产——股份来清偿债务的行为。在这样一个案例里，可以说，税务成本的计量将是重组方案实施的重要成本，也是利益各方利益重新分配的重要牵制因素。所以关键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创新的债务重组业务，将如何来计征行为税以及所得税？对于债务人而言，以股抵债此项债务重组活动按税理常规其实质可以分解为用股份转让获得的资金，然后用现金偿债两项交易。所以，其以股抵债行为应作为一般股权转让缴纳印花税。产业中心需要承担的印花税约为=53926×0.2%=108万元。在所得税上的确定，按照《债务重组得税处理办法》分析如下：

电广传媒的大股东产业中心基于以股抵债需要确认两项交易：一是按公允价值转让股份资产，二是以该股份的公允价值清偿债务，然后将重组债务的计税成本与抵债股份的公允价值（包括与转让相关的税费）的差额确认为债务重组所得。以股抵债协议表明抵债股份的公允价值与所清偿的债务的计税成本两者相等，产业中心实际上没有获得债务豁免的收益。但是，公允价值7.15元/股远高于出资时的价格，因此产业中心还是实现了股份转让收益，这一收益根据2003年的第6号令是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新晨

根据规定，产业中心的应税所得为转让股权的收入减除股权投资成本及其转让税费。持股成本为6114万元，扣除投资成本与印花税，产业中心股权转让所得为53926-6114-1084=47704万元，它应全部纳入产业中心的应税所得中。按照一般企业纳税人适用的33%的所得税率计算，产业中心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为15742万元。债权人一方由于属于受偿债务，股份回购，此项业务不属于印花税纳税范围，不纳印花税。当债权人接受非现金资产作为债务清偿时，由于债权人收到的股份的公允价值与重组债务的计税成本均为相等，因此，电广传媒并没有产生债务重组损失。

然而以上分析，均为按照公开披露的资料所进行的计算和分析，如果说债务重组交易产生的这1.5亿的税收按照法律应收尽收的话，那么在如此巨大的现时税务成本下，而且是现金支出是否可以得到市场主体的接受，双方又将如何分配成本？而如果为了解决大股东占用税款问题，企业继续生存的问题，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都作为税收不征纳的因素的话，那么是不是有法不依更加严重？抑或对重组交易的税务规则应该在中国国情和整体税制之下重新制定？这都将是管理层思考的严肃问题。

企业间债转股行为的税收利益探析

在普遍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转股权的运作中，资本市场也产生了一些企业间债务重组的新尝试，比如北台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钢”），由一个仅有20万吨生铁生产能力的地方小钢厂，发展到目前资产总额65亿元国家重点企业，其中，积极的资本运作，特别是债务重组是成为其企业主动扩张的有效手段。北钢与长春燃气股份公司的重组协议在长期的磋商下按现值以等额债权转为股权，并按与其它股东同样的折股比例折股，分别占新成立股份公司总股份的77.18%和11.38%。按照现有的税务处理办法，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的股权的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债务重组所得；债权人应当将享有的股权的公允价值确认为该项投资的计税成本。同时将重组债权的计税成本与应当将享有的股权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的债务重组损失，冲减应纳税所得。由此可见，此种方式下，债权人并没有实质性的债务豁免或者让步的举措，相反却成为一种积极的融资和投资行为，股份转让行为，且均不产生重组收益和重组所得，但是，对债务人来讲，初始出资时的股价成本可能远远低于目前的公允价值，在债转股的情况下，债权人拥有一定数量的股份，债务人让渡同等数量的股份，同时抵消掉一定数量的债务，那么，相当于股份转让和偿还债务两项业务，可是，就这一实质意义来看，股份转让所得却没有缴纳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可以说，这一交易得来了非常良好的税收利益。

北钢重组并不等同于其他企业财务困难下的被动重组，而是积极的同自己有意向的债权人洽商，展示企业优势项目或子公司经营现状。最后，由双方选定确认债转股载体企业，积极的进行股份转让，抵偿债务的资本扩张活动。由此可见，目前仅仅以公司税制中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债转股的理解和法制规范已经落后于市场运作实践，市场主体缺失了交易行为纳税依据便增加了各方的困惑和利益格局的不稳定性，其制度缺失将为此种业务的形成带来障碍，与鼓励交易，公平课税的原则相悖。

综上所述，非货币性资产抵债、债转股、以股抵债这些市场普遍存在的交易模式在实践中税法有相当缺失的部分。除此之外，鉴于目前并行的两套税制，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债务重组行为，是否统一适用2003年《企业债务重组所得税管理办法》第6号令尚不明确，在实务中外资企业的债务重组更缺乏明确依据，甚至空白。只有立法者和税务管理当局对这一问题的引起重视才将有助于解决债权人债务人各方的困惑，营造公平的市场交易和财务运作环境。

参考文献：

债权法案例分析范文

一、重整程序的启动与审查

(一)准确把握重整程序的适用范围

在破产重整启动要件方面,破产法对重整主体未作区分,对重整能力未提出要求,重整原因中“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表述过于含糊,对债权人申请重整未作债权数额、比例等限制。对此,应从以下四点进行规制。1.突出重整制度的社会价值目标。法律并没有将重整企业的规模规定为受理条件,无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企业,应从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来判断该企业是否有花大力气挽救的价值。通过论证前置程序,各方利害人共同判断这个企业有没有挽救的希望,各方当事人是否有重整的意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标准。

2.设置破产重整的能力要件。从经济价值角度对重整企业提出再建价值和再建希望要求,并以此为核心建立启动重整的前置审查程序。该程序的设置,一方面可继续实践一些法院已试行的预审重整计划草案,完善立案前的听证程序,提前向党委政府汇报重整方案,预先落实重整资金来源等方法;另一方面可通过引入由法院主持,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债权人、债务人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参加的再建价值与再建希望预估机制得以实施。

3.细化启动重整的界定标准。将据以启动重整的事实状态限定在“濒临破产,有挽救紧迫性”的范围内,防止假重整真逃债。对破产法“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规定,建议司法解释细化其界定标准。如规定为:重整程序主要适用于因暂时性经营困难濒临破产,但有可能通过重整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以及陷入困境暂停经营,如破产清算可能引起企业连环破产、重大群体性矛盾等严重后果,但通过各方扶持有可能复苏的企业。对于长期持续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挽救无望的企业,应及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4.增设债权人申请的资格限制。建议参照国外立法例对债权人申请资格进行限制,如要求债权金额单独或联合达到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设置债权人申请的资格限制,可以减少重整申请权的滥用。

(二)正确认定重整的原因

债务人企业重整的原因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二是企业法人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人民法院在认定企业法人是否属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时,应当综合考虑影响债务人清偿到期债务的各种因素。如债务人资产负债情况、财产状况包括设置物权担保的情况、诉讼争议情况等,对于债务人能够清偿到期债务,但其清偿后续到期债务的手段或措施(诸如资产、信用、知识产权等发生严重变化)面临危险的;或其资产已经严重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债务超过情形严重)的,可以认定债务人有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性。如果债务人大多数固定资产都设置担保,大量债务进入诉讼执行阶段,同时其资产业务情况又具有挽救希望,就需要启动重整程序。

(三)充分论证重整的可行性

1.申请材料的提供。申请人除破产法第8条规定的应提供的材料外,还应提供重整的初步可行性报告。虽然对重整计划是否可行更多是商务判断而非法律判断,让法院审查可能是个难题,但在启动重整程序时完全不考虑可行性,将使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受到严重影响,使重整成为债务人逃避债务的利器,这显然有悖立法的本意。

2.调查评估。重整程序启动前、当事人提出重整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对债务人企业的资产、经营、职工等情况进行充分调查评估,以考量债务人企业是否具备继续经营的价值,作为是否引导推动、开始重整程序的重要参考。

债务人企业的情况主要包括:债务人企业涉诉情况、职工安置情况、债权债务情况、债务人企业是否有重整意愿、债权人对重整的意见及建议、当地党委政府对债务人企业重整的态度等。

调查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1)向债务人所在地党委政府、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进行走访,送重整申请书副本并征询意见;(2)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指定会计师、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作为检查人,对债务人是否具备破产法第2条规定的重整原因、是否具备继续经营价值提出专业意见;(3)如果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争议,如债权人申请清算,而债务人申请重整,就需要进行实质调查。在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召集申请人、债务人、债权人等举行听证会,让他们充分表达意见,使法院的居中裁判效能发挥出来。

二、管理人的选任与管理

管理人是由法院选任的在破产程序中独立行使债务人财产管理权和处分权,并拟定破产方案和执行的临时性专门机构。【2】管理人制度产生的初衷乃是因为破产财产的管理和清算工作繁杂沉重,非法院一家的人力物力所能胜任,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可协助、辅助法院开展破产事务的办理。管理人自法院选任后,其工作贯穿破产程序的始终。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建设与实施,对破产重整实务操作能否取得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中规定,管理人的指定方式有随机、竞争和接受推荐3种方式,而随机方式包括轮候、抽签、摇号等形式。由于立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得过于原则,使各地法院在指定管理人、明确管理人工作职责等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江苏无锡、苏州、扬州等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初步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选任和监管管理人的方法,取得较好的效果。

(一)引入管理人竞争机制与摇号相结合的方式确定管理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式存在以“摇号”制为主的随机指定和以“遴选”制为主的竞争指定、推荐指定三种模式。随机指定体现了程序公正,能够较好地维护选任结果的公平性,在审判实践中被广泛采用。但该模式存在随机性较大、盲目性较强,选任的管理人不能完全符合实际工作需要等缺点。竞争指定和推荐指定虽然可以避免随机指定的盲目性,但也存在主观性较强、公信力不足等缺点。因此,在指定管理人过程中,部分法院采取征求债权人的意见,引入管理人竞争机制,让有关单位、中介机构针对个案出具完整的工作预案,在基本符合个案管理人要求的基础上,再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来确定具体案件管理人的方法,避免了单一摇号或者指定选任管理人的弊端。

(二)建立管理人分级管理及业绩考评机制。建立管理人队伍的长效管理机制,设立管理人行业协会,由该行业协会对中介机构进行分级管理,不同等级或资质的管理人,按照债务人企业重整难易程度,由相应等级的管理人出任。法院在对管理人管理方面,建立并完善下列制度。一是制定统一的管理人操作规范和职业技术规范。二是建立管理人工作计划制度。要求管理人就破产重整工作事宜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工作计划。三是建立管理人定期报告制度。要求管理人定期报告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四是建立定期排查制度。指导管理人定期排查矛盾纠纷,以维稳工作为重点,对职工诉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答复。五是建立重大事项专项报告制度。建立与债权人的直接通道,及时掌握企业情况与重整进程。六是建立管理人业绩考核制度。建立管理人的业绩档案,如实记录管理人履职情况,按照考评业绩对中介机构进行等级维持、下降或上升的评定。把那些评价不好的中介机构列入“黑名单”,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改后,如仍不能达到相应要求,即将之从管理人名册中剔除,以不断优化管理人的队伍结构。

(三)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权力限制。破产法在引进重整程序时,采纳了附条件的债务人自行管理制,该制度参考了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章程序中所谓占有中的债务人制度(DebtorInPossession)。【3】即在重整程序期间,经债务人申请、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重整期间,由管理人负责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管理人也可以聘请债务人的管理层负责营业事务。采用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并不意味着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经营营业事务不受任何约束。此时,债务人也必须接受管理人的监督。但是,法律对于自行管理中的债务人职权与管理人的监督权限划分标准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考虑到债务人本身对其财产进行管理的特性和弊端,下列权利须由管理人行使。第一,调查及检查权。人民法院在批准债务人自行管理的同时,应当明确授权管理人依据破产法第31、32、33条等规定对债务人的财产、债权债务状况或行为进行调查。第二,撤销权。在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情况下,管理人通过行使调查权也可以充分了解与撤销权相关的情况,具备行使撤销权的条件。因此,由管理人行使撤销权更符合撤销权的立法宗旨。第三,追讨财产权。破产法第35、36等条规定的对股东未缴纳出资的追缴和对高管人员非正常收入和侵占企业财产的追回等职权不能由债务人自己行使,只能由管理人行使这些职权。

三、重整计划的审查批准

重整计划既是重整程序中各方利益主体通过协商彼此让步寻求债务处理的协议,也是他们同舟共济争取债务人复兴的行动纲领。【4】重整计划旨在促进企业再建更生,贯穿于整个重整程序,它是重整程序的核心和灵魂,其合法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如何,不仅关系到重整程序的成败,而且与债权人、债务人及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重整计划必须通过法院的批准,才具有法律效力,对债务人和债权人均具有约束力。重整人向法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申请后。法院如何对重整计划提出的主体是否适格、重整计划的可操作性如何、重整计划是否合法进行审查,除破产法第87条作出的原则性规定外,未明确规定如何对重整计划提出的主体、重整计划的可操作性、重整计划合法性进行审查。结合司法实践,下面对重整计划审查批准的条件进行简要分析。

(一)重整计划制订主体的扩展

重整计划是以清理债务、复兴企业为内容,重整计划是否切实可行,直接决定重整的目标能否实现,由谁来制定重整计划尤为重要。破产法第79条仅规定由债务人或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提出重整计划,对债务人或管理人以外的其他人提出重整计划未作禁止性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制定重整计划主体存在两种观点:第1种观点认为制定重整计划的主体必须是债务人、管理人;第2种观点认为,破产法第70条规定管理人、债务人、占债务人注册资本1/10以上的出资人或新的投资人均可作为申请重整的主体。笔者认为,第2种观点比较切合实际。破产法第79条未对债务人或管理人以外的其他人作为制定重整计划主体作限制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提出重整计划的往往是占债务人注册资本1/10以上的出资人或新的投资人。因此,从重整计划的可操作性出发,债务人、管理人、占债务人注册资本1/10以上的出资人或新的投资人均可作为制定重整计划的主体。

(二)重整计划的可行性审查

重整计划是重整程序的核心和灵魂,科学合理、切实可行,是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重整计划能否在实际中能操作,直接关系到债务人重整能否实现。如何认定重整计划的可操作性,法律没有规定。笔者认为,重整计划的可行性应着重从重整计划的合法性、从企业市场盈利能力、经营管理竞争能力、投资创新能力方面进行审查。

1.经营方案内容合法并获行政许可。法院在批准重整计划时,对于各表决组均按照法定标准通过了重整计划,鉴于该情形下主要涉及各表决组内部利益的冲突,法院主要针对投反对票的债权人的异议理由,着重于对异议债权人利益的合法保护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如果债务人经营方案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应经国家有关部门行政许可而未获许可的,法院不能裁定批准该重整计划。

2.经营方案必须具备市场利益,并且切实可行。债务人在重整期间经营能否获得利润,是重整计划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成功的企业必须有好的产品、优秀的管理人员和好的经营策略是企业经营盈利的前提。经营方案是债务人在重整期间生产经营的计划,审整计划必须着重审查经营方案,审查债务人的经营在同行业中有无竞争力,经营理念是否符合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根据经营方案,判断债务人在重整期间能否盈利,从而判断债务人在重整期间能否按照重整计划偿还债务。在具体操作中,法院可以要求债务人或管理人提供详细的商业计划和盈利能力分析报告,证明债务人生产经营的产品或其经营能力有市场发展潜力,其经营能获得利润,有能力按照重整计划偿还其债务。必要时可以责令债务人或管理人提供由注册会计师、律师或其他专家出具的证明意见来证明通过重整完全有能力使其财务状况恢复正常。否则,即使债务人或管理人提出的重整计划如何完美、无可挑剔,但让其继续经营只能带来更大的亏损,这样的重整计划是不能批准的。

3.投资人增加投资或其他人追加投资情况。资金是企业能否正常经营的重要保证。债务人之所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是因为其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一个已陷入财务危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若无新的资金注入,重整的目的难以实现。但对于一个陷入破产重整境地的企业来说,通过正常渠道筹措资金是相当困难。债务人要求银行追加借款、发行债券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资金的来源只能通过投资人增加投资或其他人追加投资。重整计划中无资金来源,重整就无法实现。因此,重整计划中必须提出投资人或其他人资金注入情况。

4.经营管理人员的调整情况。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除宏观因素造成外,很大程度与其经营管理的理念、方法、策略有关,剖析许多企业破产清算的原因,有些企业产品很好,大有发展前途,但由于经营管理上出现问题,导致企业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最终走上破产清算的道路。因此,法院在审查批准重整计划时,应要求债务人、管理人或新的投资人出具原债务人亏损情况分析报告及重整期间经营管理人员名单、职位配置,着重分析债务人的亏损是否系原管理人员因经营管理造成的,如果因原管理人员经营失误或管理不当造成债务人严重亏损的,那么在债务人重整期间这些经营管理人员不应当再管理企业,应当责令债务人、管理人或新的投资人更换管理人员,让优秀的人才来管理企业。

(三)重整计划债权调整方案中清偿比例的确定标准

债务人为了在重整中获得新生,在重整计划中规定债权人要作出的让步,包括规定某组债权人削减债务人清偿比例、延期偿还债务等,债权调整方案一旦通过并经法院裁定批准,即成为债权人最终获得的受偿比例。破产法未对重整计划债权调整方案普通债权清偿比例作强制性规定,但重整计划债权调整方案直接影响到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重整计划债权调整方案中债权清偿比例过低,则影响债权人的利益;重整计划债权调整方案中债权清偿比例过高,可能与债务人的实际偿还能力发生冲突,债务人不能按照重整计划偿还债务,导致重整失败。笔者认为,审整计划债权调整方案,既要从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出发,又要切实考虑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应从下面两个方面对债权调整方案中清偿比例进行严格审查。

1.严格审查债务人资产及财产状况,根据债务人资产及财产状况,按照审计报告测算债务人按照破产清算程序可以清偿每组债权人的比例,确保重整计划能够保证债权人所获得的清偿,不少于按照破产清算所能够获得的清偿比例。

2.根据债务人或管理人提供的商业计划和盈利能力分析报告,分析确认债务人在重整期间的盈利情况,按照法定的清偿顺序,确定清偿每一组债权人的比例。防止债务人假借重整之机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四)重整计划表决未通过的审查

对于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法院强制批准的,由于此时关涉的是不同表决组债权人利益的冲突,应严格按照破产法第87条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坚持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公平对待和绝对优先3项基本原则,并综合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后,依法审慎作出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裁定。

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除必须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外,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第一,必须至少有1个表决组同意重整计划。第二,如果不同意重整计划的组别为担保债权人,则该重整计划能够满足其全部债权,其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并且其担保权没有受到实质性损害。第三,如果反对重整计划通过的组别为企业职工或税务机关,则该重整计划能够全额清偿其债权。第四,如果反对重整计划通过的组别属于普通债权,则该重整计划能够保证普通债权人所获得的清偿,不少于按照破产清算所能够获得的清偿比例。否则,该重整计划就违反了3项基本原则。第五,重整计划不得规定减免债务人欠缴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帐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以外社会保险费用。

(五)重整计划的变更与重整程序的终结

1.重整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的变更。是否允许在重整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变更重整计划,破产法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重整计划的变更在特殊情况下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应当经过何种程序进行变更。较为公平合理的方式是采取与通过重整计划相同的程序,即由受重整计划变更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按照原重整计划的表决程序重新表决,通过之后再报法院裁定批准。

2.重整程序的终结。根据破产法的规定,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同时终止重整程序,即重整计划批准之日为重整程序终止之日。但对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法院是否应当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或者终结重整程序,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笔者认为,由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将产生一系列法律后果,因此,必须通过裁定方式予以确认,法院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第4条的规定,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款第11项的规定,裁定终结重整程序。

四、重整案件审理中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一)重整案件审理中面临的困难及问题

1.司法资源不足。面对破产重整案件数量增长、事务繁杂的新情况,人民法院在司法资源配置上面临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审判力量不足,当前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对破产重整案件难以投入大量人力;二是破产重整法律制度创新和程序调整较快,法官专业知识储备不足,亟需通过培训提高专业技能。

2.管理人不能胜任重整工作需要.一是管理人缺少综合业务能力。被随机指定的管理人仅具备法律、审计或者评估等专业知识,遇到非本专业范围内的业务往往力不从心。二是缺少经费保障。在法院受理破产重整案件前,破产企业大多严重缺少维持企业正常经营和开支的资金。管理人接管企业后,企业资产变现和债权清收不能在短期内实现,被指定的管理人大多不愿垫付资金,造成相关工作停滞。三是市场准入门槛偏低,约束机制不足。目前许多破产企业的资产动辄上千万元,破产管理人权力极大。而担任管理人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注册资本仅数十万元,因管理人的责任出现重大损失时,难以承担赔偿责任;对破产管理人的工作成效也没有具体的考核评价措施,管理人管理绩效与报酬如何挂钩存在较大分歧。

3.税费减免困难。资不抵债是企业破产的根本原因。为此,国务院、省市县政府先后对破产企业出台了政策扶文件,但有的部门却在这时终止执行政府扶持政策,使举步维艰的破产重整工作进一步陷入困境。有的地方税务机关往往在税收上将破产企业作为非正常企业处理,拒绝企业再开具发票。管理人在清算过程中需要开具发票时,即使愿支付所开发票税款,也被税务机关拒绝,导致重整工作无法进行。

4.土地和房产分离。破产重整案件中的资产变现,受到房、地分离的困扰。破产企业的主要资产往往是房屋,而附着的土地大部分是国有划拨土地。破产案件资产变现中,房屋常常是由法院司法鉴定处按程序指定拍卖机构公开拍卖处置,土地不属破产财产,国土部门对土地的处理方式不能与法院破产财产的处置及时接轨,又不委托法院与房产同时处置,形成了房、地分离状态,严重制约了破产财产的变现,造成债权人特别是企业职工债权无法得到清偿。

(二)对策及建议

1.增强破产案件审判力量,注重破产审判人才培养。破产案件数量较多或者有条件的法院可以专门成立破产案件合议庭,对其单独制定绩效考核标准,以提高工作主动性和办案效率。建议最高法院和省法院每年举行一次破产案件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系统传授最新的破产法知识,通过培训加强法官的知识储备,提高专业技能。此外,省法院、中级法院要适时举行破产重整研讨会,结合司法实践对破产重整法律制度的各个环节进行专题研讨,特别对职工债权、担保债权等特殊债权的保护、推动重整计划草案通过的有效方法、重整的新模式进行重点研究,推进新的规制出台。

2.加强破产管理人管理和培训工作,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机制。一是严把管理人名册进出关口。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选任方法,确保有能力、有意愿且各项综合能力强的社会中介组织和人员进入名册,同时设置管理人恶意怠工、退工的惩罚机制,防范管理人的投机行为。二是中介机构联合实行优势互补。建议由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相互联合,优势互补,组成新的联合体参与管理人竞争。三是加强管理人的业务培训。法院可联合相关行业协会,对管理人进行破产业务培训和指导,提高中介机构的素质和破产管理能力。四是争取专项经费保障。各级法院应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取得支持,尽快出台针对企业破产案审理的专项经费保障制度,并明确对政府专项拨付的经费应当从企业变现的资产中优先偿还。五是打造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建立管理人的考核评估体系,根据管理人的综合实力和业绩进行分级,形成绩优者升级、平庸者退出的优胜劣汰机制。

3.依靠党委政府支持,建立破产案件外部沟通协调机制。由党委政府牵头成立企业破产及重整工作指导、监督、协调机构。一是加强信息研判。对企业主管部门及政府各职能机构上报的企业破产预警信息进行统一管理和研究分析,监督指导具备破产原因的企业予以和解、重整,对于确需通过破产途径退出市场的,及时督促、协助企业启动破产程序。二是协调解决企业破产或重整过程中的难点问题。调动各种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充分发挥政府在企业债务清理、职工安置、维护稳定等方面的作用,为破产重整案件审理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制定并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对企业破产或重整财产出售后的办证问题,进一步制定并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对相关税费应积极协调国土、税务等征收机关减免,不能协调一致的,按最高法院有关规定,由征收机关按第三顺序债权申报,以减轻破产企业的压力。四是建立企业破产基金,优先解决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在破产企业无力支付职工债权时,通过破产基金代为支付破产企业拖欠的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障费用,从而消除可能发生的群体,维护社会稳定。

注释:

[1]王欣新主编:《破产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

[2]杨森:《破产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38页。

债权法案例分析范文

关键词：债务重组非货币易以股抵债

根据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中的规定，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的裁定做出让步的事项。在税法中，债务重组是指债权人(企业)与债务人(企业)之间发生的涉及债务条件修改的所有事项。论文百事通本文通过对三个案例进行分析，指出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应该引起有关管理层的重视。

传统方式下的非现金资产抵偿债务的税务规定

传统方式下的非现金资产抵偿债务的税务规定虽然在制度上与会计准则存在差异，给出的计税成本概念增加了财务处理上的难度，但基本起到了对市场交易主体进行规范的作用。

纳税人以企业产品、半成品、委托加工产品收回后抵偿债务。依照财法[1993]38号《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视同销售行为规定，应属此类，其计税依据为当月或者近期货物的加权平均价格或组成计税价格，对涉及应税消费品缴纳增值税，组成计税价格的成本利润率应该由根据1993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消费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确定的应税消费品的平均利润率和财税[2006]33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的通知》所做的修订和补充来确定，与此同时，按照国税发[1993]156号的通知：纳税人用于抵偿债务的应税消费品，应当以纳税人同类应税消费品的最高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据。在这里，出现了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计税依据差异的问题，增值税是以视同销售的加权平均价为基础来确定，而消费税是以最高售价来确定。这是在税款计算和缴纳中应着重注意的问题。

纳税人以不动产或无形资产来抵债。此项行为属于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取得其他经济利益的应税行为。根据财税[2003]16号规定，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其购置的不动产或受让的土地使用权，以全部收入减去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或受让原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依照5%的税率纳税；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抵债所得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的，以全部收入减去抵债时该项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作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若是自建不动产抵债，按照税法规定，需要补缴建筑业营业税。

根据《企业债务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办法》的规定：所得税的缴纳，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除企业改组或者清算另有规定外，应当分解为按公允价值转让非现金资产，再以与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相当的金额偿还债务两项经济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如：甲公司为一家生产实木地板的企业，2003年甲公司欠乙公司的借款300万，一直财务困难未能偿还，双方近期在法院的调解下达成债务重组协议，由甲公司用其生产的市值200万元(不含税价)的实木地板偿还货款，甲企业当月同等型号实木地板的当月最高销售价达到250万元(不含税价)，实木地板账面成本价格为120万元，其余100万获得债务豁免。2006年7月甲公司按协议将市场公允价值234万实木地板交付给乙公司，并开具增征税专用发票。

在这一案例中，对于债务人而言，属于以生产的货物抵偿债务，属于增值税中视同销售行为，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销项税额为200×17%=34万元，此外，按照国税发[1993]156号规定，应纳消费税为250×5%=7.5万，对于纳税人应纳所得税问题，如前所述，要分解为按公允价值转让非现金资产，再以与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相当的金额偿还债务两项经济业务进行处理。第一，公允价值转让非现金资产的所得为200-120-7.5=72.5万元；第二，债务人债务重组所得为100万，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条件下债务人应纳所得税172.5x33%=56.93万元。对债权人而言，因收到专用发票可以抵扣进项税额为34万，以木地板市值200万，作为入账成本，重组债权的计税成本300万与收到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200万之间的差额100万，确认为当期的债务重组损失，允许在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中作为损失扣减。

通过本案例分析可以得到三点结论：在债务重组所得税的计算缴纳中，非现金资产的计税成本的确定是很重要的，债权人一方和债务人一方对于用于抵债的同质同量的非现金资产的计税成本的确定不是同一个口径。在本案例中，债务人一方的计税成本是127.5万元，债权人一方的计税成本是200万元；债务人和债权人的重组收益和重组所得不具有必然相等的联系。在本案例中，债务人一方重组收益是172.5万元，债权人一方重组损失是100万元；根据2001年版的《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中规定“债权人接受的非现金资产，按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入账价值”，“债务转为资本的，按应收债权账面价值作为受让股权的入账价值”。所得税计税成本与会计核算的入账价值不一致。计算所得税时应把非现金资产或股权入账价值调整为计税成本。这大大加重了债务重组交易的管理成本和财务核算难度，甚至，在一些创新的交易模式中，连股权转让所得的税务确认都是不确定的。

债务重组中以股抵债问题探讨

2004年的电广传媒一案，以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巨额资金造成丑闻，最终却开创了以股抵偿债的新模式，并且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认可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报告，产业中心所持有的电广传媒股份每股作价为7.15元/股。债务总额为53926万元，约需7542万股进行折抵。2004年9月，电广传媒核销了产业中心所持有的7542万股，同时勾销了其所欠债务这一案例在定性上，一度有很多争议，以股权抵偿债权，从金融上看，是一种金融创新，从法律上看，像是股份回购，但从税务“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出发，税法上只能界定为债务重组行为，是债务人财务困境情况下，债权人做出让步，以非现金资产——股份来清偿债务的行为。在这样一个案例里，可以说，税务成本的计量将是重组方案实施的重要成本，也是利益各方利益重新分配的重要牵制因素。所以关键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创新的债务重组业务，将如何来计征行为税以及所得税？对于债务人而言，以股抵债此项债务重组活动按税理常规其实质可以分解为用股份转让获得的资金，然后用现金偿债两项交易。所以，其以股抵债行为应作为一般股权转让缴纳印花税。产业中心需要承担的印花税约为=53926×0.2%=108万元。在所得税上的确定，按照《债务重组得税处理办法》分析如下：

电广传媒的大股东产业中心基于以股抵债需要确认两项交易：一是按公允价值转让股份资产，二是以该股份的公允价值清偿债务，然后将重组债务的计税成本与抵债股份的公允价值（包括与转让相关的税费）的差额确认为债务重组所得。以股抵债协议表明抵债股份的公允价值与所清偿的债务的计税成本两者相等，产业中心实际上没有获得债务豁免的收益。但是，公允价值7.15元/股远高于出资时的

价格，因此产业中心还是实现了股份转让收益，这一收益根据2003年的第6号令是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的。

根据规定，产业中心的应税所得为转让股权的收入减除股权投资成本及其转让税费。持股成本为6114万元，扣除投资成本与印花税，产业中心股权转让所得为53926-6114-1084=47704万元，它应全部纳入产业中心的应税所得中。按照一般企业纳税人适用的33%的所得税率计算，产业中心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为15742万元。债权人一方由于属于受偿债务，股份回购，此项业务不属于印花税纳税范围，不纳印花税。当债权人接受非现金资产作为债务清偿时，由于债权人收到的股份的公允价值与重组债务的计税成本均为相等，因此，电广传媒并没有产生债务重组损失。

然而以上分析，均为按照公开披露的资料所进行的计算和分析，如果说债务重组交易产生的这1.5亿的税收按照法律应收尽收的话，那么在如此巨大的现时税务成本下，而且是现金支出是否可以得到市场主体的接受，双方又将如何分配成本？而如果为了解决大股东占用税款问题，企业继续生存的问题，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都作为税收不征纳的因素的话，那么是不是有法不依更加严重？抑或对重组交易的税务规则应该在中国国情和整体税制之下重新制定？这都将是管理层思考的严肃问题。

企业间债转股行为的税收利益探析

在普遍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转股权的运作中，资本市场也产生了一些企业间债务重组的新尝试，比如北台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钢”），由一个仅有20万吨生铁生产能力的地方小钢厂，发展到目前资产总额65亿元国家重点企业，其中，积极的资本运作，特别是债务重组是成为其企业主动扩张的有效手段。北钢与长春燃气股份公司的重组协议在长期的磋商下按现值以等额债权转为股权，并按与其它股东同样的折股比例折股，分别占新成立股份公司总股份的77.18%和11.38%。按照现有的税务处理办法，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的股权的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债务重组所得；债权人应当将享有的股权的公允价值确认为该项投资的计税成本。同时将重组债权的计税成本与应当将享有的股权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的债务重组损失，冲减应纳税所得。由此可见，此种方式下，债权人并没有实质性的债务豁免或者让步的举措，相反却成为一种积极的融资和投资行为，股份转让行为，且均不产生重组收益和重组所得，但是，对债务人来讲，初始出资时的股价成本可能远远低于目前的公允价值，在债转股的情况下，债权人拥有一定数量的股份，债务人让渡同等数量的股份，同时抵消掉一定数量的债务，那么，相当于股份转让和偿还债务两项业务，可是，就这一实质意义来看，股份转让所得却没有缴纳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可以说，这一交易得来了非常良好的税收利益。

北钢重组并不等同于其他企业财务困难下的被动重组，而是积极的同自己有意向的债权人洽商，展示企业优势项目或子公司经营现状。最后，由双方选定确认债转股载体企业，积极的进行股份转让，抵偿债务的资本扩张活动。由此可见，目前仅仅以公司税制中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债转股的理解和法制规范已经落后于市场运作实践，市场主体缺失了交易行为纳税依据便增加了各方的困惑和利益格局的不稳定性，其制度缺失将为此种业务的形成带来障碍，与鼓励交易，公平课税的原则相悖。

综上所述，非货币性资产抵债、债转股、以股抵债这些市场普遍存在的交易模式在实践中税法有相当缺失的部分。除此之外，鉴于目前并行的两套税制，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债务重组行为，是否统一适用2003年《企业债务重组所得税管理办法》第6号令尚不明确，在实务中外资企业的债务重组更缺乏明确依据，甚至空白。只有立法者和税务管理当局对这一问题的引起重视才将有助于解决债权人债务人各方的困惑，营造公平的市场交易和财务运作环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