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障体系的现状范文

关键词：医疗保险；制度设计；政府责任

一、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背景

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为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1]。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中“改革不成功”的结论引发空前未有的社会反响，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引发整个体制改革与发展模式的争论。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各界包括卫生系统从业人员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面临的体制性与结构性问题已有广泛的社会认同。

1．国际背景。当前，全球化发展进程加快，尤其是全球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的普遍趋势，探索世界各国卫生服务发展的共同规律，参考借鉴工业化国家卫生政策框架设计的历史经验，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已成当务之急。19世纪末期，德国俾斯麦政府率先在世界上建立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二战以后欧美“福利国家”体制形成，英国为代表的国民健康服务制度（NHS），德国为代表的医疗保险制度，加拿大为代表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北欧各国为代表的福利性、普及性和综合性全民健康保障，美国为代表的分散化管理和市场取向的健康保险制度，各种各样制度模式并存共生[2]。1956年，日本石桥湛三内阁提出普及性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框架，并于1958年颁布国民健康法，经过四年国民健康保险普及运动，1961年日本建立覆盖全国100%全民健康保险制度[3]。1989年，韩国政府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几乎100%的公民都享受不同类型的保险。需要强调的是，韩国政府既将“健康和医药卫生服务”包括在社会福利制度范围内，又将就业服务、住房、社会保障（主要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服务）、妇女发展界定为社会福利[4]。1983年，新加坡政府建立全民保健储蓄计划，为全体国民提供强制性、储蓄性健康保险计划，全民保健储蓄计划与健保双全计划、保健基金计划三足鼎立，构成全民性健康保障制度[5]。1995年，中国台湾地区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大大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改善公民健康状况，台湾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实施经验证明，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是解决健康不公平的最好方法[6]。2001年，刚刚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泰国政府实施著名的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又称“30铢计划”，最终实现医疗保障覆盖95%以上人口的政策目标，标志泰国进入全民健康保障制度时期[7]。实践证明：全民医疗保险和全民健康保障制度是人类社会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的共同规律。这种普遍性发展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医疗保障体系的现状范文

美国的社会医疗保险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主要针对65岁及以上老人，以及65岁以下因残疾、慢性肾炎而接受社会救济金的人；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则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向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等提供医疗服务的救济措施。在美国，那些能够同时参加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的老年人和年轻的残疾人被称为“双重参保者”（DualEligibles），他们往往是健康状况最差、经济最为贫困的群体。双重参保者对医疗服务和长期护理具有广泛的需求，但是由于两种保障计划重叠支付造成的较低效率、对医疗服务者不同的激励政策，以及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财务分担等错综复杂的原因，双重参保者的医疗保障需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包括处方药物、门诊及住院治疗等多种服务的费用，医疗相关的花费首先由医疗保险支付；医疗救助是双重参保者医疗消费的第二顺序支付者，其保障范围除了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外，还涵盖长期护理保健的费用。

双重参保者的医保消费现状

2008年，美国大约有920万人同时参加了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他们中超过2/3的人成为两个保障计划的受益者，其余不到1/3的人仅在支付医疗保险保费时获得了医疗救助的帮助。双重参保者中大约2/3的人具备医疗保险的参保资格是因为他们的年龄达到了65岁；而另外1/3则是较为年轻的残疾人，他们因为获得联邦残疾保险（SSDI）的给付而获得了医疗保险资格。他们全都达到了州和联邦制定的有关收入及其他严格条件（比如年龄、健康状况等）的标准而获得了医疗救助保障的资格。双重参保者是每个保障计划中收入最低、身体状况最差、最需要帮助的群体：根据凯泽家族基金会（KaiserFamilyFoundation）和城市研究所（UrbanInstitute）的分析，55%的双重参保者2008年的年收入不足1万美元，大约一半人的健康状况不佳。

据预测，2011年双重参保者的医疗保健相关支出将超过3150亿美元，其中大约55%的费用由医疗保险计划承担。在每个保障计划中，双重参保者的人数大约占1/6，但用于他们的支出却将近40%。在医疗保健支出变得更广泛的同时，医疗保险、医疗救助计划的费用也更倾向于那些有更大医疗需求的人――双重参保者中医疗花费最高的1/10的人的费用占到了双重参保者总支出的2/3。

医疗救助保障计划在双重参保者上的支出，大约有1/4用于支付医疗保险的保费和成本分摊，而70%的费用则用于长期护理服务。15%的双重参保者使用长期照护机构，他们是花费最高的参保者：平均每年每人5.5万美元的医疗救助支出，占医疗救助在双重参保者总支出的一半。

医疗保险用于双重参保者的支出主要包括住院和处方药的费用，其余大部分费用则用于日间护理服务。尽管研究表明用于双重参保者住院治疗的支出中，每年有高达64亿美元的费用花在了压力性溃疡和哮喘等这些可预防的疾病上，但却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计划为不同的法律所管理，其服务受多种实体影响，这些实体无论在财政还是临床上都缺少进行整合的动力机制。对社区医疗与长期护理服务进行更好的管理与协调，能够减少不必要的住院。但是在现行制度下，这种改进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改进带来的节约可能主要产生在医疗保险上，而医疗救助计划则声称改进的成本是由医疗救助来承担的。

只有很小比例的双重参保者参与了充分整合的医疗保健体系，主要是通过与一小部分与医疗救助保障完全整合的特殊需求计划（SNP）及全面的老年人服务项目（PACE）等按人头付费的模式。其他大部分为双重参保者所做的按人头付费的安排并没有实现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的统一支付。超过80%的双重参保者使用的是传统的按服务付费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模式，以及独立的医疗保险处方计划。因此，尽管双重参保者对医疗保健需求很高、需要进行协调护理的表征非常明显，但他们参与的各种保障几乎并没有协调服务的动力机制。

针对双重参保者的协同保障新模式

近期，某些州正在尝试一些创新工作，和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服务中心（CMS）以及其他机构一起致力于发展一种针对双重参保者的进行协同保障的新模式。2011年7月，CMS向各州的医疗救助管理人员提供了一份有关改善双重参保者保障模式的指引，这些模式在15个州的100万~200万人口中进行了长达3年的测试，最终形成了两种选择模型。第一种模型下，参与计划的医疗机构要对双重参保者提供全面的医疗保障，并获得按人头支付的费用。按人头支付的费用额度以参保者所在地区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计划的费率水平为基础，但是必须要实现州和联邦政府的花费节约。第二个模型建立在按服务付费的体系之上，支持对一个管理型的按服务付费的医疗体系的投资，在这个管理型医疗体系之中可能会包括负责任的护理组织或者医疗救助健康家庭这些基础护理体系。在该模型中，州政府需要对医疗服务联合体和以家庭社区为基础的护理组织进行投资管理，州医疗救助计划将会与医疗保险计划一起分享所有的费用节约。

与按服务付费模式相比，按人头付费对提高效率有更高的激励，比如有效降低住院率和不必要的家庭护理花费。然而，参保者最终的体验如何，却取决于CMS和州政府是否能够确保按人头付费的保障计划有足够多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支持。如果没有强制要求州和联邦政府将这些节约进行再投资，双重参保者可能并不会从按人头付费的模式中受益，在这一模式中他们收到了更少的护理。

可以通过要求项目明确或消除在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覆盖范围上的重叠，比如家庭健康护理，来加强按服务付费的模式。但两种模式都不能通过要求双重参保者的处方药（医疗保险D部分承保）能够像州保险救助计划那样获得那么大的折扣而实现节约。根据美国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的计算，这种节约最高可达2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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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历史和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企业职工的劳保医疗制度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制度，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又在农村发展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些都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保障职工健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却暴露出了很多的缺陷。主要体现为（1）由于企业规模不同、效益不同、职工队伍年龄结构和健康状况不同，医疗费用的负担很不均衡；（2）是这种制度导致的医疗费用不合理支出越来越多，企业和国家的负担越来越重，最终使国家、企业和职工都受到损害。

数据显示，从1978年至1988年，我国职工人数上涨30%，而同期的医疗费用却上涨414%；人均医疗费用上涨310%；1988年以来我国医疗费用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大大超过同期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但是1992年以来医疗费总额的增长明显钝化。自1991年至1994年职工的总医疗费增长分别为17%、18%、23%、21%。与工资总额同期增长率13%、19%、25%、35%相比，人均医疗费的增长1992年以后也低于人均工资的增长，1994年甚至低于消费价格指数25%的涨幅。北京、上海等一般被认为医疗费增长较快的地区，实际上医疗费增长也都低于工资增长，甚至天津、辽宁等国有企业集中的地区医疗费增长不足10%。

这种相对钝化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医疗事业总体投入不足、尝试性改革抑制过渡消费、国企经营状况的恶化导致的无力负担、医疗消费的改革的敏感性相对较低。种种原因说明了一点事实——我国城镇职工的医疗消费水平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得到相应的提高。这种国民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长此以往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现实中，由于人口老龄化、科技进步、疾病谱的变化以及人们医疗需求提高等原因造成医疗费用的上升,所有这些都冲击并推动着原有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变革。

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内容

国家进行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改革尝试自1994年开始，在九江和镇江试点进行以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为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1996年在全国57个城市扩大试点。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简称《决定》）以来，1999年、2000年，国务院以及国家有关部门又陆续出台了系列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医疗保险政策体系，已初步形成以《决定》为主体，以10多个密切相关配套政策为支撑的政策体系，这标志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已初步形成。这一政策体系为全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提供了统一的政策依据。

改革的目标是自1998年起用3-5年的时间，以建立和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核心，在扩大覆盖范围、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完善基础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多层次的城镇医疗保险体系，根据人口和经济特征，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医疗风险，满足不同人群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

首先，全国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财政、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本着“基本水平、广泛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的基本原则，实现三个转变，即由福利型转变为保险型，由包揽型转变为分担型，由自保型转变为互济型。

其次，以自愿的原则，发展补充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是相对于基本医疗保险而言的，包括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社会互助医疗保险和社区医疗保险等多种形式，是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力补充，也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相结合的办法是由我国的国情、国力决定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财政困难、企业效率不高，所以为了使医疗保险既能发挥保障生活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又能适应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具体需要，宜实行多种保障模式。

三、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深层次影响

医疗保险的性质是国家和社会为社会成员提供的用于患病、受伤、年老的治疗费用、服务和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是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的非盈利性的社会事业。它作为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稳定器，无论对于体制的顺利转轨，还是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又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性举措之一，是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之一。因此，对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这项涉及方方面面关系和亿万职工利益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尽力做好。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到1999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为81％，失业保险为72％，而基本医疗保险不到10％。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例，从1998年全国医疗保险改革方案出台至去年上半年，职工基本医疗参保人数仅有1396万人，而此时全国的失业人口就达1120万人，其中95％以上的职工都不能得到基本医疗保险。同时，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总数也达到1176万人。如果这部分人群的就医难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或缺乏正确的处理和引导，容易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滋长和蔓延。所有这些要求各地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必须分散决策、因地制宜，也要求采取合理的方式、方法。

四、改革中存在的难点及主要操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