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工程就业方向范例(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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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工程就业方向范文
中国农村贫困落后既有历史成因,又有现实原因。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但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日益严重,究其本质就在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严重滞后,新旧体制出现断层。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成因
二元经济结构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从基本内涵的视角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内涵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存在着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达的工业部门两个产业部门。由于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劳动边际收益率的显著差异,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目标追求。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经历以农支工、农工协调与工业“反哺”农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普遍经济现象。
按照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约束与现实困境。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农村贫困落后的加剧。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二元经济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城乡分割经济体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它通过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短缺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困境,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从长远发展的视角出发,这种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长期低速增长,也极大地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并且,伴随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农业和工业的矛盾、城乡矛盾和工农矛盾等,制约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在各个层面对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也起到了一些成效。但是到1985年以后,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本应再接再厉时,改革的重点却转向了城市,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远较城市缓慢,以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这主要表现在:城乡隔离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对立运行。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没能及时成长起来,造成了城市市场化在农村出现空档,这种结构转换的相对滞后必将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难题。
二、体制断层是中国农村落后的根本性原因
从表现上看,我国农村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即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而从本质上看,它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即“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化的城乡分割,加剧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分化,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实践证明,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和深层次矛盾,导致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本质在于二元经济体制
1.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
造成城乡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是阻碍要素资源投向农村的最主要因素。我国现行的体制基本是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加快工业化建设,国家一方面运用行政手段,如通过强制性粮食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化工业积累;另一方面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下来,尽管一些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因为隐藏在背后的社会福利等诸多因素,需要支付的社会成本较高,进展还不大,因而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未根本改变。
2.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
从商品市场看,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低,一般只能进入城市集贸市场进行零星的、小规模的现货交易,基本上没有进入批发市场,更难以参与大宗远期合约和期货交易。从要素市场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因农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和受利益驱动,主要面向城市经济,城市相对充裕的资金没有进入农村,农民参与、进入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条件和渠道都十分有限。农村土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还不能直接市场化,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市场,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分享农地向非农地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增值收益。
3.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
计划经济时期集中农村资源推进城市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改革开放后,实行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农产品生产、流通和加工没有形成有机联系,农民难以分享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收益;乡镇企业在管理体制上独立于行业管理之外,既无所不包,又自成体系;农村“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并行发展和过度竞争,使得农村工业在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后,发展空间受到明显制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农民分享工业化的成果。
4.实行有别的投入机制
计划经济时期,为了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国家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同时依靠农业积累支持城市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经济效益驱动下,向城市转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上,继续向城市倾斜,农村却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我积累,由此带来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体制性因素事实上形成了农业和农村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相互隔离,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所在。
(二)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向农村延伸
中国的改革是分阶段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而且在经济领域中又确立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合理改革顺序。纵观
世界各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激进的方式,如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在短时期内直接从计划体制强行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一种是渐进的过渡方式,即在计划体制基本保持不动的情况下,通过引入市场因素来发展新体制,逐步对旧体制进行渗透、替代,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国经济改革由于市场化起点太低,加上转轨的双重性特点,市场化改革是十分复杂的,因而走上了渐进式的市场化道路。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十分正确的,但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是阻碍要素资源投向农村的最主要因素。
如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跨入进一步完善的阶段。虽然经济创新从农村起步,但自农村经济改革向城市经济改革转移之后,经过20多年的市场经济培育和1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农村经济这一块已远远地被抛在了后面,市场化程度相当低。农村经济处于严重弱势地位,弱就弱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严重滞后。因此,“城乡一体化”这个核心层次的“一体”,就是“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上,提升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一样共享市场经济体制优势。
三、农村现代化战略对策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如何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二元经济向一体化经济的跨越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尽快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从“二元体制”入手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就是要以体制和政策创新为突破口,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利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各项制度,从根本上消除阻碍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使城乡经济体制向不断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方向转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包括用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要素重组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城乡产业有机整合和组织方式的变化等,还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组织、文化等的变迁。这是一个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加快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
(二)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加快推动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进入21世纪后,国家在强调GDP增长的同时,也提出了绿色GDP发展的概念,就是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为代价。国内大型、特大型城市已经因为人口过度密集,资源环境过度污染,给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阻碍。以大城市为龙头,加快周边小城镇建设,形成梯次发展的经济带,不仅有利于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而且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带动最终消费,实现和谐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持续的增长动力。同时,小城镇的建设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要注意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二元结构一元化的重要特征是工业部门(现代部门)不断吸收农业部门(传统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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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地方x-科院校的总体竞争力较名牌重点大学存在很大差距,唯有充分利用独特的区位条件和发挥与地方经济社会紧密相连的优势,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合理构建自身的专业结构,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品牌特色专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安徽工程科技学院在构建合理专业结构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地方工科院校初期设置的专业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需求
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直接与经济建设相关。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恢复期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高涨期,经济社会前所未有的发展使得各行业、各区域工程技术人才极其匾乏,大批地方工科院校应运而生。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相当一段时间内,地方工科院校的专业设置和调整带有比较强的指令性和行政色彩,学校办什么专业,设置多少专业,每个专业招多少等,都统一由政府管理和批准,地方院校专业的设置和结构调整直接反映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类型、层次、数量等方面的需求。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以下简称“学院”)本科教育开始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当时作为安徽省唯一一所地方性工科高等院校,自觉地承担起为地方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历史使命。1978年在安徽省高校中首先设立了工业电气自动化、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等专业,1980年第一个设置铸造工艺与设备专业,1982年在全省率先创办了纺织工程专业和工艺美术专业,1984年最先设置食品工程专业,等等。早在1980年学院就提出:“今后的发展方向应根据安徽需要什么办什么的原则,向多科性方向发展”,确立了“面向安徽省地方工业的多科性学院”的发展方向。
20世纪80年代初,为服务于建设“轻工大省”的目标,确立了“面向安徽、面向轻纺、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地方科研教学单位,为中小企业培养_l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地方科研机构培养研究人员,为中专和技工学校培养师资”的办学定位和专业设置思路。80年代后期,又增设了电子信息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工商管理等专业。学院初期设置的专业不少填补了安徽省高校专业的空白,反映了当时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直接需要。
90年代初,学院根据安徽省“八五”规划、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产业结构布局,再次明确提出:“要经过十年的努力,把我校建设成为能主动适应安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以轻纺为主,机、电、化、管相结合的省属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院校。”
二、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设置社会急需专业
大学办学的目的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地方工科院校必须主动面向地方经济建设主战场,在市场需求与学校自身的发展中寻求平衡点,不断实现服务地方经济与学校自身发展的良性互动。在专业设置上,首先,要满足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现实需要,使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其次,要满足社会发展变化超越的需要,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具有现时性和超越性的特点,而高校培养人才又具有周期性,这就要求高校的专业设置具有预见性,要从社会发展的超越特性来考虑专业设置;最后,要注重社会对专业发展的规模、质量和层次的需求。地方工科院校要密切与地方产业和行业的联系,以为地方培养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为己任,大力发展地方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急需的专业,培养熟悉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和各个行业领域的各类管理人才。在专业设置、层次与规模等方面,根据当地的经济结构、人才结构的实际需要进行合理布局,加大紧缺人才培养力度,为地方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所急需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90年代以来,随着安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学院在以工科专业为主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相关产业和行业对专门人才的实际需求,加强紧缺人才的培养,逐步增加了管理类、理学类和文学类等学科专业。特别是自“十五”以来,学院根据安徽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实际需要,依托机械、电子、纺织、食品、生物工程和设计艺术等优势学科专业,大力发展面向地方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应用性专业。例如,随着安徽省尤其是芜湖市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学院于2003年设置了车辆工程专业,并与汽车制造企业联合办学;随着安徽省物流业的蓬勃发展,学院于2004年设置了物流管理专业;目前,学院共设有37个本科专业,初步形成了以工为主,工、理、文、管、经、法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专业格局。
三、在主动服务中打造优势学科,并以此为依托建设品牌特色专业
地方工科院校的办学条件、知名度、竞争实力等明显不如名牌重点高校,要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和与地方经济社会紧密相连的优势,切实立足地方、面向地方、服务地方,与地方经济无缝对接,根据地方独特的资源、人文环境,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独特背景和产业结构布局特点,结合学校所拥有教学资源的实际并加以有效整合,举全校之力扶持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优势学科。依托优势学科多设一些专业,加强专业的集约性,增强学校内部学科专业之间的相互支撑,从而形成重点学科与相关学科协调发展的专业平台和优势专业群,在短期内打造品牌特色专业。①同时又以品牌特色专业推动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带动专业建设,在学科专业建设中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
安徽省是轻工大省、文化大省和农业大省,制造业是其“十一五”着力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学院以主动服务求生存,促发展,在主动服务中打造品牌特色学科专业。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院的资源优势,建有检测技术与自动化、纺织工程、设计艺术学三个省级重点学科和材料学、发酵工程等10个校级重点学科;设有电气传动与控制、纺织面料两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先进数控和伺服驱动技术省级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拥有部级安徽省纺织行业创新服务中心和纺织工程技术、微生物发酵工程技术、设计艺术三个省级研究中心口依托这些重点学科和优势条件,建成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生物工程三个省级教改示范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成功申报部级“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形成一批除省级教改示范专业外的区域性强势专业,如电子信息工程、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轻化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技术、工业设计、艺术设计等。这些优势学科专业提高了学院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的能力,同时又带动了学院专业建设总体水平的提升。
四、紧紧围绕学校发展定位,注重学科建设与交叉,积极发展社会需求的新兴专业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每一门学科都难以孤立地向前发展,发展新兴和交叉学科专业,既能促进原始创新,又能提升高校学科专业结构的整体水平和创新含量,从根本上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工科院校必须以本校教学资源为基础,在不断加强已有的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的同时,瞄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结合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需要,加强应用性强、高技术专业和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专业的建设。当然,这些新专业的设置与建设,要进行充分的调研、科学的论证,既要符合时代和地域特点、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求、教育资源分布,与区域的职业岗位和人才需求相适应,又要符合学校的办学目标和办学定位,有成熟的历史传统和优势学科作为支撑,拥有能保证专业培养目标实现的师资条件、教学条件和图书资料等教学资源。科学合理的设置新兴专业既有利于满足地方社会经济建设的需求,又有利于学校教学资源的整合和有效利用,产生最大的办学效益。
作为一所地方工科院校,学院始终依据“学科专业设置要本着有利于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潜在需要”的原则,紧紧围绕学院的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积极稳妥地培育新兴交叉学科,适时合理增设新专业。一是为满足安徽省支柱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增设一些与之相适应的工科专业,如测控技术与仪器、车辆工程、环境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等;二是为满足安徽省信息产业、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需要,增设了电子信息科学技术、通信工程、广告学、动画、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
五、以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素质要求为着力点,不断优化专业结构
一方面,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素质要求,应不断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从学生的发展特点和发展需要出发,构建以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相结合、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课程体系,积极推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加大选修课程开设比例,积极推进弹性学习制度建设,为学生自主学习拓展空间,实施因材施教;构建校内校外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在校内充分挖掘和利用教学资源,校外组建完善的实习基地,通过增加独立开设的实验课程门数和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拓展实践教学内容;构建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综合素质拓展体系,将学术科技活动、社会实践、思想道德修养与心理健康、文化体育活动等方面的内容融人人才培养方案,统筹安排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教育教学活动;大力推进重点课程、课程群和精品课程建设,加快网络教学资源开发建设的步伐,形成多学科、多课程的网络共享平台,有效发挥优质课程的引导、辐射作用;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举,在拓宽专业口径的基础上,灵活设置专业方向,扩大学生的择业范围,增强应用型人才的社会适应性。
经济工程就业方向范文篇3
关键词:工业化;量化测评;标准;工业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F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59-06
世界工业化发端于西欧,迅速发展于欧美。“工业化”思想最初出现于18世纪后半叶。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奠基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zt)首次对工业化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此后,工业化逐渐被视作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的途径。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1931年在其《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中分析了工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模式,被称作霍夫曼定律。20世纪40年代以后,经济史、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都将工业化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一时期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工业化理论,如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等人的“大推进”理论、罗斯托(W.W.Ros-tow)的“起飞”理论、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理论、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赫希曼(A.O.Hirischman)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和缪尔达尔(G.Myrdal)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等,标志着传统工业化理论体系趋于成熟。20世纪80年代以来,钱纳里、鲁宾逊、赛尔奎因、吉尼斯、波金斯等人把工业化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采用历史统计与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影响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构建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工业化研究的量化模型。
我国学者在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工业化理论和采用西方经济学中的量化模型时,结合中国工业化发展实际,对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梳理,特别是对有关描述给出了量化指标,更便于对原作的理解和具体方法的应用。这些基于西方经典工业化理论改良和发展了的量化模型散见于学者们的众多研究成果之中。方法论是科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是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依据和帮手,搜集和整理工业化进程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于理解西方工业化理论,掌握相关研究方法和开展相关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工业化的内涵
工业化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的一个特定阶段和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截止目前,学者们对工业化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工业化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从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的角度界定。德国经济史学家鲁道夫・吕贝尔特(R.Lubeh)认为,工业化是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操作的劳动过程。
从资源转换的角度界定。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认为,“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向从农业生产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的过程”,即就是,工业化是资源配置的主要领域由农业转向工业的过程。
从结构转变的角度界定。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把工业化看成是制造业份额的增加和农业份额的下降,认为工业化“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指出,“工业化是一个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郭克莎等人认为,工业化是指一国通过发展制造工业,并用它去影响和装备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使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过程。
从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界定。张培刚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向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工业化的实质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的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的下降。显然,这个定义内容更加广泛,不仅包括工业部门自身的变化,还包括由此引起的工厂制度、市场结构等经济组织的变化。
从专业化和分工组织的角度界定。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杨小凯认为,工业化是一个分工和专用化组织的成长过程,其特点是分工演进、商业化和贸易依存度的上升、新机器的出现、每个人专业化水平上升、结构多样化及企业制度、劳动力市场发展等现象同时出现。
上述这些对工业化各不相同的定义和理解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共同勾勒出了对工业化全貌的认识。通常研究表明,工业化水平的高低,可以通过工业结构、产业结构、从业结构和收入水平等相关指标反映出来。
二、工业化进程量化测评标准与方法
(一)国外学者对工业化进程的典型划分方法
工业化阶段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阶段,对其判断也同工业化的定义一样,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国外学者对工业化进程的量化测评研究一般是从工业结构、产业结构、从业结构、人均收入水平、城镇化率等方面进行测度,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夫曼、库兹涅茨、科林・克拉克、钱纳里与赛尔奎因、约翰・科迪等人。这些典型的量化测度方法受到了国际国内普遍认可和广泛采纳。
1.工业结构水平判断方法
(1)霍夫曼比例
德国经济学家在1931年出版的《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中,提出了霍夫曼比例(H),即消费资料工业与生产资料工业的比值,并根据这个比例的变化趋势,把工业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霍夫曼比例介于4-6之间;第二阶段,霍夫曼比例介于1.5-3.5之间;第三阶段,霍夫曼比例介于0.5-1.5之间;第四阶段,霍夫曼比例小于0.5。霍夫曼比例亦称作霍夫曼系数,其基本表达式为:
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生产资料工业净产值工业化各阶段对应的霍夫曼比例见表1。霍夫曼比例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内部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霍夫曼比例越低,说明资本品工业规模越发展,相应地消费品工业比重越小,工业结构乃至整个产业结构高度越高。因此,霍夫曼比例的变化反映了工业化的进程。
(2)科迪指标
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主持的一项研究中,约翰・科迪等(1990)学者根据工业的主体部分――制造业的增加值在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工业化水平。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作科迪指标。科迪等人把工业化水平划分为非工业化(20%以下)、正在工业化(20%~40%)、半工业化(40%~60%)、工业化(60%以上)等四类。其中,制造业是工业的主体部分(工业还包括采掘业和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等行业);总商品生产增加值(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矿产业;制造业;电力及其他公用事业;建筑业),大体上相当于物质生产部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增加值。
2.产业结构水平划分方法
(1)西蒙・库兹涅茨划分标准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研究认为,工业化作为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并根据实证研究得出了一般模式(库兹涅茨:1971;SyrquinandChenery,1989):从三次产业GDP结构的变动看,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的比重较高,第二产业的比重较低;由于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市场化已得到较大进展,以商业、服务业为基础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只是缓慢提高。当第一产业的比重降低到20%以下、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而在GDP结构中占最大比重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的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时,工业化就到了结束阶段(一般来说,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便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各国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反映了工业化演进的阶段性。
(2)赛尔奎因与钱纳里划分标准
赛尔奎因与钱纳里等人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三次产业GDP结构的变动看,在前工业化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较高,第二产业的比重较低;在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大于20%),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但低于第一产业的比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只是缓慢提高;当第一产业的比重降低低到20%以下、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而在GDP结构中占最大比重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的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时,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
3.就业结构水平划分标准
(1)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经验性学说。1691年,威廉・配第对当时英国的实际研究中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的财物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即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后来的研究中,依据20个国家一定时期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转移的统计资料,计量和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得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地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克拉克认为他的发现只是印证了配第在1691年提出的观点而已,故后人把克拉克的发现称之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该定理通过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表明就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2)赛尔奎因和钱纳里就业结构模式
赛尔奎因与钱纳里等人研究认为:工业化导致了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工业化过程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的过程,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过程,同时也是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过程。因此,通过分析就业结构演变轨迹,可以判断工业化发展的阶段。
根据赛尔奎因和钱纳里就业结构模式(见表6),三次就业结构变化的趋势是随着工业化的起步和推进,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不断提高;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的变化不再显著,大量农业劳动力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并导致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的持续下降与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的持续上升。
郭克莎(2000)认为,一般情况下,就业结构变动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已经通过人均收入水平变化的阶段性表现出来。
4.人均GDP水平划分方法H・钱纳里等人通过对多国工业化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变,工业化可用人均GDP水平来衡量,人均GDP水平越高,工业化水平也就越高。钱纳里等人按人均GDP水平将所研究国家的工业化分为4个不同的阶段(见表7)。该划分方法被称为钱纳里的一般标准工业化模型。在使用人均GDP水平测度工业化水平时,学者们大多采用钱纳里一般标准工业化模型。
5.城乡结构状况划分方法H・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在研究各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发展阶段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即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的,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而城市化所提供的集聚效应又反过来推进工业化进程。一般认为,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城市化率介于10%~30%之间;在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在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城市化率一般在70%~80%之间;后工业社会时期,城市化率在80%以上。城市化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镇全部常住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比重。
(二)国内学者对工业化进程的划分方法
姜爱林(2002)在其《国内外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划分方法》一文中,对国内学者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方法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学者对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方法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援用外国划分法,并以此为主,然后再根据一些具体实际做必要的修正;二是创立一种新的方法,对工业化阶段进行划分判断,由此衡量各阶段工业化的水平。他概括地介绍了“胡欣划分法”“江小涓划分法”“廖元和划分法”“史清琪划分法”。近年来我国众多学者(谢德禄等,2004;陈元江,2005;王亚玲,2008;等等)研究探讨了中国新型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些学者基于经典工业化理论,在选取测评指标、构建综合测评标准的基础上,计算或给出指标权重,得出工业化化进程的综合测度值,并依此判断各地工业化进程。这种方法避免了运用单一指标测评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的传统评判弊端,得到了不少学者和政府部门的认可和采用。
(1)陈佳贵综合测评法。陈佳贵等人(2006)基于经典工业化理论给出判断工业化所处阶段的标准(综合测度值,见表11),选取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五项指标并给定相应的标志值(见表9),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权重(见表10),得出工业化化进程的综合测度值,对“中国地区”进行了测评。
(2)(重庆市)经济发展战略及规划研究课题组综合测评法。该课题组(2004)在测评重庆工业化进程时,采取先测评人均收hi业化进程、增加值工业化进程、劳动力工业化进程、城市化水平工业化进程、劳动生产率工业化进程,再结合给定的各指标权重,计算出综合测度值,与给定的评判标准比对判断地区工业化进程。
重庆市各指标权重采取专家打分法,分别设定为0.25、0.29、0.18、0.16、0.12。综合判定指标为:工业化进程=(人均收入工业化进程×0.25+增加值工业化进程×0.29+劳动力工业化进程×0.18+城市化水平工业化进程×0.16+劳动生产率工业化进程×0.12)。各指标工业化进程依照工业化后期阶段向发达经济阶段的临界值与当前该指标的实际值比值来测度。即:
人均收入工业化进程=人均GDP/4500;
增加值工业化进程=(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8;
劳动力工业化进程=(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1.5;
城市化水平工业化进程=城市化水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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