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濒危动物的举措范文

关键词：中药资源；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R2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4-0645-02

世界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对自然资源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往往只考虑眼前利益,不顾自然生态条件,使自然资源不断地遭到破坏或趋于枯竭。据估计，世界每年流失的土壤量以百亿吨计，导致许多河流、水库和灌溉工程淤积,水库寿命缩减,同时造成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我国是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极低、环境容量很不容乐观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满足这一目标要求的自然资源储备的矛盾日益突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提出：“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消费等环节，逐步建立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中药是中医防治疾病、康复保健的物质基础和载体，蕴含了极高的实用价值和丰富的科学内涵。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和人类医疗保健事业的不断发展，对中医中药资源的社会需求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随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态势日趋明显，如何合理开发和保护中药资源，实现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医药行业的基本共识。

1我国中药资源的困境

1.1中药供需矛盾日益加剧

中药来源于天然动植物，因其疗效确切，毒副作用小，临床上可根据病人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加减应用。随着人类疾病谱的改变以及中医药治疗手段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承认和应用，中药独特的优势被彰显，而中药现代化的研究更加拓展了人们应用中药资源的空间，据统计每年中药单品种的数量消耗平均在数千吨左右，有的可达上万吨。中药日益增加的巨大需求与优质中药产品的规模化生产量的缺口造成了中药的热销，供需矛盾加剧。

1.2中药品种开发步伐缓滞

中国地大物博，中药资源十分丰富，是中药原产量最大之国。据80年代始开展的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我国有12800多种药用资源，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中药品种中民间草药最多，据统计约有7000多种，约占资源种类总数的60%，具有潜在的开发研究价值。民族药有4000多种，约占资源种类的30%。具有传统中医药学理论基础、可供直接利用的约占1/10，即400种左右。其中尚有100种左右与中药交叉(重复)使用。如今20年又过去了，中药新品种的开发仍然停留在原始阶段，相当一部分民间草药还只是处于比较初级的经验积累阶段。再有，随着我国动物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健全和颁布实施，许多动物类药物已经从中药的目录中删除。中药品种的停步不前，甚至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医临床治疗的发展。

1.3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濒危加剧

目前我国野生濒危珍稀动、植物的生存现状十分堪忧，珍稀动、植物数量上极剧减少是造成中药珍贵资源匮乏的最主要原因。临床常用的600多种中药中，野生的珍稀动物、植物占有50%左右。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收载药用动植物76种，其中I级保护有4种，均为动物类；II级保护有27种，前14种也均为动物类；III级保护有45种，均为植物类。在现有常用药材已列入珍稀濒危物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药材有老虎、羚羊等13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的有犀牛角、虎骨等10种；由此可知，作为野生药用动物的濒危程度相比较而言更严重，对其保护形势要求就更为迫切。

造成野生动植物如此匮乏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中药产业化急剧发展，野生资源遭受了掠夺式采挖和捕猎，资源贮量进一步缩减，许多地区的一些地道药材或名贵药材等出现了濒危，甚至濒临灭绝。另一方面，由于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土地、森林、草场的利用不尽合理，使药用动、植物的适生环境遭到破坏，从而危及动、植物的生存和繁衍。如大面积开荒种粮，伐木毁林和无节制地占用土地，使林中动、植物失去生存环境。又由于农药及化肥的使用、环境污染，有的药用植物寄主消失，从而加剧了动、植物生存环境的破坏程度。虽然有些常用中药材人工已繁殖成功，但其野生物种极度濒危甚至灭绝，如人参、三七、天麻等，这为今后药用动植物的品种选育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损失。再有，近年来，出口中药材的种类和数量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国际市场比较热门的药用植物提取物如甘草膏、麻黄草等的大量出口，造成了对野生药材资源的新的更大的破坏。

1.4中药资源低利用率和浪费情况严重

传统中药的剂型有汤、丸、膏、散等，其中主要是以汤剂为主，很多人存在着煎制不合法，多有煎煮不充分或过煎、烧干、沸溢、倾失、残渣吸附过多的情况，造成中药有效成分未能充分有效的利用。在贮存方面，常因环境条件限制和管理不善造成发生霉变、虫蛀、变性，以至造成中药的浪费。临床药物加工过程中常因设备和责任等原因，出现药量耗失过大的情况。

1.5其它因素影响

除上述因素之外，全球性气候变化、森林火灾、火山爆发、土地沙化、水土流失以及动物因稀有性发生近交、遗传衰竭等也是造成中药资源短缺和破坏的原因。因而对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是个迫在眉捷的问题。资源搞不好，中医药的发展都成问题。

2合理保护和利用中药资源的对策

由于中药资源并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易再生资源，因而我们必须从宏观的角度树立合理保护开发和利用中药资源的科学意识，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中药资源可利用的数量和质量。

2.1加强中药资源的生态保护和建立药用自然保护区

每一种生物对其生存的生态环境都有特定的要求。生态环境是中药材(动植物)资源分布和质量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药用动、植物的生存就会受到直接威胁。因此，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是解决好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的重要举措。我们可以考虑划定一定的地域建立和完善药用动、植物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是保护、利用及改造自然综合体及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重要基地。在保护区内可以就地保存药用动、植物种质资源，特别是珍贵、稀有、濒危的药用动、植物种类。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自然环境和中药资源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措施。

2.2加强野生变家种家养的研究

在加强自然资源保护的同时，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资源紧缺的大宗药物物种的引种驯养和野生变家种和家养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通过研究它们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积极进行驯化、引种、驯养的科学实验并及时推广研究成果，变野生为栽培，变野生为驯养，一旦栽培驯养成功，则会大大降低野生物种的临危程度，这也是十分有效的中药资源保护措施之一。

2.3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发新药源

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发新药源是指结合基因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等技术以及其他基础学科的原理，采用科学的技术手段获得具有优良品质的药用动植物品系。目前，现代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应用，如基因工程药物、胰岛素、干扰素等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在中药资源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为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发新药源，以促进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1］。

2.4扩大或改变药用部位提高中药资源的利用度

药用动植物传统方法往往仅择其某一个或几个部位药用，其余部分则作为废物弃之。这实际上是对中药资源的一个浪费。实验研究表明，动植物的其它部位也往往含有相同或相近的药物成分。如人参传统以根入药，根茎(芦)、茎叶果实等常视为废物弃之。但经实验研究确认，人参的根茎、茎叶果实均含有与人参根近似的皂苷，功效亦相近。人参的入药部位的扩大，提高了人参资源的利用度，减缓了人参资源的采挖速度，从而保护了人参资源。因此，对于以根及根茎入药的药用植物，均应开展其地上部分的成分研究，然后进行药理、药效等试验，变废为宝，扩大和充分利用中药资源，满足了临床及社会需求。这样自然而然地减少了对原动植物的破坏。

2.5中药配方颗粒的临床应用

“中药配方颗粒”的问世是中药汤剂改革和中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中药配方颗粒”代替中药饮片用于临床，从而根本改变了几千年来中药饮片以根、茎、叶、花、果实等直接入药煎煮的方法。中药免煎饮片生产是根据单味中药的性质，设计出不同温度、时间、pH值等条件，使有效成分的溶出率最高，从而节约了药材，减少了自然损耗，有利于保护中药资源。“中药配方颗粒”采用铝箔袋包装不易吸潮，可以避免中药贮藏、保管不当带来的走油、变色、虫蛀、霉变等质量问题。

保护濒危动物的举措范文篇2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保护；特种养殖产业

中图分类号：S863文献标识码：A

1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背景

中国具有广阔的国土海洋面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6500多种脊椎动物占全球脊椎动物种类总数的约10%，其中陆栖脊椎推动物种类达2100多种，大熊猫、黄腹角雉、扬子鳄、黑颈鹤、褐马鸡等陆栖脊椎动物是仅分布于中国的特有物种。除了特产珍稀动物，我国的经济动物种类之多也是令人叹为观止。著名动物保护专家郭耕认为，目前列入世界濒危物种目录的，中国占将近160种，达到1/4之多，新疆虎、普氏野马、高鼻羚羊、台湾云豹等野生动物相继灭绝。

我国立法较为重视野生动物保护，于1950年了《稀有生物保护办法》，1956年批准建立了第一批自然保护区。改革开放后批准签订《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8年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年8月28日修改并《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其规定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是受保护动物，非法猎捕和食用是违法行为。

但在现实情况中，许多违法者为了经济利益，私下大肆猎捕野生动物的现象屡禁不止。略举一例：2007年5月广东省走私保护野生动物两案件，因为涉及的野生动物种类十分广泛，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关注，期间共查获巨蜥、龟类8000多条、穿山甲30只以及熊掌等。而违法者铤而走险的背后驱动力正是我们好食野生动物的传统观念，而产生这一传统观念的潜意识是默认野味营养价值高，这就是所谓的食用价值。野生动物除了具有商业贸易价值，比如走私境外野生动物，还有游乐观赏、生态服务及潜在的开发价值。正是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开发利用野生动物的能力也越强，这使得全世界保护野生动物的难度加大，我国也不例外，现实中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利用与保护力度远远满足不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实际需要，无可避免地使我国许多野生动物濒临灭亡的危险，所以研究如何保护我国野生动物具有重大的意义。

2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现实难题

2.1社会对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许多政策法规执行者，比如地方基层管理者，知识结构有缺陷，保护意识落后，不了解和合理运用生物链环环相扣的规律，不明白野生动物被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利益受损，而是只看到眼前捕杀野生动物的短期经济利益，不仅不去执行国家保护政策法规，还带头去相关餐馆食用，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上梁不正下梁歪，社会民众看到社会上的精英都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意识，长期效仿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野生动物利益链，而执法部门的纵容更是加固了利益链的成型和壮大，最终蔓延成不良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一代。

2.2中国的人口将进一步增长

2011年末中国大陆人口13.47亿，加上港澳台地区同胞，中国的人口数量排世界第一。根据专家预测，在城镇化还在推进的进程中，中国人口将进一步增长，直到城镇化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口增长才会放缓。可以预见，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对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生存产生很大的压力，野生动物资源利用和保护的矛盾进一步加剧。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可能会变成人类住房、工业等用地。

2.3自然环境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短期内得不到恢复

提出发展和谐社会的政治口号后，中国尝试在环保领域做出更大的努力，但前期先破坏再治理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不可逆地破坏了许多自然资源，即使部分地区加大环保科技投入，自然环境有所好转，但中国自然环境的总体条件仍然在持续恶化，环保部门得到的资源还是不多，民众的环保意识不够强。在内蒙古，中国的天然草场正在快速沙漠化；在黄河平原，砍伐森林造成的水土流失正以沙尘暴的形式报复人类；在北京，地下水量正快速缩减。野生动物栖息地范围的缩减必然引起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这在短期内是无法得到逆转的。

2.4执法不严，后期处理不完善

“无买卖，无伤害”是野生动物保护界的名言。地方基层野生动物买卖利益链的形成和扎根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很多执法部门对非法捕杀野生动物睁一眼闭一只眼的举动并不鲜见。除此之外，后期处理不完善也是执法不严的体现，“破案”之后如何处理所缴获的野生动物是执法环节的盲区。案发后惩处捕杀野生动物的相关利益者是明晰的，但破案后的放生和保护野生动物工作却不明晰，相关部门缴获的野生动物最后竟然还是偷偷地流入了某些餐馆酒店，而这些餐馆酒店的食料来源源源不绝与执法不严后期“处理”野生动物不完善息息相关。由此可见，执法必严，规范后期处理行为，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具有的重要作用。

3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要点

3.1加强执法和财政支持力度

中国于1950年了《稀有生物保护办法》，1956年批准建立了第一批自然保护区。改革开放后批准签订《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8年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年8月28日修改并《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其规定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是受保护动物，非法猎捕和食用是违法行为。可见中国制定法律的力度不小，但地方基层管理者的执法力度却值得商榷。

我国的野生动物的保护机构主要是国家林业局、地方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我国划拨给野生动物保护相关部门的资金过少，使得许多机构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经费严重紧张，从而不能很好的履行保护责任，更不用说社会自发组成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了。这使得决心贯彻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地方基层管理者有心无力，甚至爆发出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自己也捕杀野生动物的新闻，这与我国保护野生动的法律意图南辕北辙。可见，要使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落到实处，还需要资金人员等综合配套措施的跟进。例如中央地方财政应该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并增加检查部门的编制以便加入新鲜血液，才能使执法部门更好地完成保护任务。

另外，可以考虑扩大使用刑法制裁范围，加大捕杀使用野生动物利益相关者的犯罪成本，起到强大的法律震慑作用，以图彻底斩断买卖利益链。这也是有效防止新型病毒传染的有效措施。

3.2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

如同人类的繁衍生息一样，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需要具有良好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大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近十几年，我国已经投入数千亿资金启动实施了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建设、牧场林地保护、退耕还林防治水土流失、湿地公园健身等环境保护工程。野生动物生存地保护问题又分为自然保护区、一般野外生存地区、非自然生活区三种类型生存地的保护问题。自然保护区可以由专人管理，而一般野外生存地区则因为城镇化的进程，零零散散地环绕在众多大中小城市周边，保护难度非常大，将所有一般野外生存地区全部都像自然保护区那样保护起来是不现实的，行政管理上可以加强巡逻和暗访，发现有违法捕猎行为后进行行政惩罚。非自然的人类生活区内只要在进行国防和公共设施建设时充分考虑当地藏羚羊、鱼类和鸟类的迁徙，就不会给野生动物造成太大的伤害。

3.3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完善执法过程

集合社会力量保护野生动物，落实举报有奖制度，让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落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要让行政执法部门查处案件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规范后期处理行为，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必不可少，其措施有“成立监督服务队”，全程参与和了解查处过程，增进执法透明度，对提高民众监督意识和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规范后期处理行为可以把野生动物就近放生，把珍贵的野生动物制成生物标本运送动物博物馆教育后人，或者作为科学探索的原材料等，从而使缴获的野生动物得到合理利用又不违反法律规定，还起到教育后人的作用。

3.4扶持特种养殖产业

许多常见的动物是人类驯养而来的，如狗、马等。特种养殖行业，是指特殊野生动物养殖的行业，这个行业起源于人类驯养；是规模集约化养殖历史很短、系统化研究历史更短的行业；也是一个随着社会分工细化、社会需求丰富的背景，即将发展壮大的朝阳行业。

但特种养殖和传统养殖一样，成本较高制约其发展，尤其是特殊品种的较为稀缺，幼种价格昂贵，饲料、养殖管理和加工等技术也不成熟，这使得行业进入门槛较高，不利于特种养殖产业的发展壮大。国家应该加大资金和税收等政策扶持，并组织专家学者研究养殖技术。

一旦特种养殖产业得到长足发展，许多仅由野生动物提供的食用、药用、装饰、服饰、观赏等资源的供给压力将得到缓解，野生动物的保护压力也能得到缓解，并且还能创造众多创业机会和就业岗位。

参考文献

保护濒危动物的举措范文

作者：洪冬星

草原上旺盛的杂草和毒草也损害着优质草种，很多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加剧了草原退化，例如过度放牧，过度放牧使植物覆盖减少、土壤表层和缺失，使草根生物量减少，并因此降低了土壤储存碳和氮的能力。例如在中国北部荒漠草原生态系统中，长达15年以上的过度放牧使得土壤有机碳减少了25%。近几十年来，随着人为干扰程度的增强，加剧了生物资源的破坏速度，引起大批生物资源的丧失，生物多样性锐减。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分别于1980年、1985年、1991年分三批公布了重点保护动植物名单。《中国珍稀濒危植物名录》共列出了389种珍稀濒危保护植物。1991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编写的《第二批中国稀有濒危植物名录》共收入了627种、10个变种。这些稀有濒危种大都分布在草原地带。如果草原退化不断累积，超出了系统所能承受和恢复的阈值，最终将导致草原生态系统完全丧失物质再生能力，草原将不复存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与民族地区人口的贫困性由于生态环境条件的限制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2009年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只有2000多美元，东部地区已经达5000多美元了，深圳超过了1.3万美元，上海、北京已经超过1万美元。整个西部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东部地区的45%左右，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67%左右。牧区居民生活贫困，贫困率远远高于6.3%这一全国平均水平②。社会积累能力较弱，个人支付能力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西部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3517.73元，是东部地区的53.3%、中部地区的79.0%、东北地区的69.0%，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3.89%。从草原总面积占全国65%的、内蒙古、新疆、青海四大牧区来看，2008年农牧民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5.6%。从事草原畜牧业的牧民与种粮农民的收入差距在一些地方也在不断扩大，以典型农区河南省和典型牧区青海省为例，2004年至2008年，河南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幅较青海高出1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牧民贫困，在收入方面，主要表现为收入和其他物质手段缺乏；在非收入方面，主要表现为缺乏基本的社会服务，例如教育、医疗和安全的水，缺乏人身安全及参与影响别人生活的政治进程和决策权力。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穷人通常非常依赖自然资源维持生计。

由于贫困的压力，穷人采用短期的生存战略，过度利用土地资源，而因此让环境保护处于低级地位，并且极易受到外部的冲击，目前也被视为其主要特点之一。最重要的是当环境退化或者他们获取以及利用自然资源受限的话，他们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并且没有应对能力。在发展中国家，环境风险因素又是造成居民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鉴于此，政府必须确保各种保护干预措施不伤害到弱势群体，有助于扶贫和减少受社会排挤；同时改善穷人的资产以扩大可持续的生计机会，减少穷人易受环境危害和与自然资源有关的各种冲突。草原生态建设投资和补偿不足，西部地区不堪重负，草原经营者陷入入不敷出的尴尬境地草原生态系统为社会提供着诸如生物多样性保护、固碳以及休闲娱乐等生态系统功能。然而，一直以来没有人为其所获收益付费。牧民与草原之间通常有着深层关系，草原不仅是他们的经济生活基础，而且也是他们的文化身份、社会组织和信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原因，我国目前90%以上的草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之中，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牧民一方面要经受草原生态退化造成的草原生产力下降、生计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生态保护举措，其生态保护动力下降。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灶吃饭”。中国西部以资源型产业为主，结构比较单一。同时，在中国自然资源无价和长期低价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给西部地区造成极大损害，造成西部地区经济长期落后，无力应付财政开支；中央政府又缺乏足够的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财政增收受到影响。同时，西部地区还要承担国家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之重，要承担各种限制性政策和项目的重大压力及其实施的后果，这一切无疑增加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成本，从而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草原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具有强的正外部性，理应由享用生态公共产品的人支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一直以来是草原经营者和地方政府为人们享用草原生态系统支付巨大开支，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长期以来，国家也没有把草原放在与森林和耕地同等重要的位置，由于重利用、轻保护，重索取、轻投入，草原保护建设滞后，草原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十分薄弱。2000年以前，我国对草原的投入总计约0.5元/亩。2000年以来国家虽然加大了投入力度，投入总计约100亿元，平均25元/公顷，而同期国家投入林业资金1100多亿元，平均630元/公顷，每公顷投入是草原的25倍,与保护草原的客观要求和广大牧民的期盼相比，差距很大。国家的财政支持越有限，养育和保护草原的地区和单位就变得越贫困；草地经营者参与草原恢复和保护的动力越来越差，结果造成新一轮社会公正的失衡，瓦解了当地农牧民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草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导致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退化，中国西部陷入生态恶化——贫困——生态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

由政府提供直接的项目融资，补偿参与草原生态建设活动的利益受损的牧户。草原生态建设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推动中国草原生态系统成为无形的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公共品生产者的新愿景，推广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对于贫困的牧民来说是有经济收益的。从制度设计角度来讲，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政策积极遵守了成功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安排的绝大多数设计规则，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就参与者的利益和社会大众的支持来说”项目政策是相对成功的原因。当地的牧户积极地接受项目，主要是受到补贴的吸引鼓励他们参与生态建设项目，通过参与这些项目也提高了他们的草原管理实践能力。从互动的角度来看，草原生态建设补偿项目有助于推动和鼓励全国范围的生态补偿项目。即便我们认为项目的参与是自愿的，并因此假设补贴已经支付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的机会成本和管理成本，但是中国农村政策条件在快速地发生变化，比如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对林业的补贴等，从而改变着现有草原生态建设补偿的经济激励效果。此外，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常常冲突，例如当食品安全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问题时，农业政策往往造成对环境的损害等。综合以上分析，中国西部草原生态环境和地区经济发展在未来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草原生态建设补偿制度和草原生态系统管理的可持续战略。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制定草原生态系统恢复和管理的可持续战略必须明确融入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整体框架,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战略的规划和实施必须与贫困的西部牧民的需求相呼应，做到既能够改善草原环境管理又能够改善牧民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