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档案管理论文篇1

一、智慧档案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智慧地球”概念的提出促使城市从数字时代走向智慧时代。2013年，我国首批193个智慧城市试点起航，开辟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征程[1]，在此背景下，档案富有的人类智慧的支撑作用凸显，如何留存和管理在智慧城市新型IT生态环境中形成的新的、动态的、海量的数字记忆，确保智慧城市的发展脉络和业务活动以数字档案的形式得以记载和传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传统档案资源多层次分级、分散、孤岛式管理方式与智慧城市的跨行业、跨区域、跨部门的业务协同、资源集约与交换共享等要求形成强烈的反差与不协调，这就迫切需要重构档案馆的基础体系结构，建立一套完整的与智慧城市运营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档案管理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这一研究在档案馆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应用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理论方面，能够丰富和拓展档案学的基础理论。未来的智慧档案馆必将跨越传统实体档案馆的边界而以数字形态且富有智慧地存在和发展，实现馆际IT基础设施共享，档案资源互联，制度、技术与业务集成，档案人之间及其与利用者之间的业务协同和服务交互，这一发展态势需要在实践中研究和提炼一整套包括目标、功能、组织、人员、制度、资源和运作模式等基础理论体系，以指导和支持数字档案馆业务流程优化、档案资源精细化管理和档案信息服务多元化适应。

（二）实践方面，从记载历史、延续文明的角度丰富智慧城市的内涵，从数字生态、城市全局的角度部署档案工作体系架构，提升和延伸档案管理的整体功能。智慧档案馆作为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础单元纳入城市顶层规划而得到史无前例的重视，智慧城市建设集新技术、新行为、新思维于一体的新型城市生态环境，为智慧档案馆的档案资源统筹管理、档案工作高效开展、档案服务能动与个性化提供了从法规到标准、技术到业务、风险识别到安全保障的智能化系统体系框架，在此框架下设计和实施的智慧档案馆整体解决方案将使国家档案馆功能得到提升并融入智慧城市体系。

二、智慧档案馆研究突破了现有数字档案馆的研究范畴

智慧档案馆是在数字档案馆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档案馆发展的高级形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档案专家和学者围绕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加工和信息化管理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推动了数字档案馆的快速发展，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的生态特征开始探讨智慧档案馆的研究。

国外研究者虽未明确提出智慧档案馆概念，但其数字档案馆从建设之初，其标准建立、技术架构和运营模式等都充分考虑了如何实现档案资源整体共享、跨部门协作和不断适应现代新技术和新型智慧城市生态发展的问题。美国的电子文件档案馆（ERA）项目主要从技术视角，研究如何构建开放、敏捷的集成系统体系结构，以适应技术变革与业务拓展带来的潜在需求；加拿大图书档案馆（LAC）提议则从档案管理与资源整合的视角，研究如何将数字文化遗产管理纳入国家战略，从而建立能够管理国家文献遗产的数字保存体系和可信任数字仓储系统（TDR），以适应国家和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澳大利亚数字文件管理协议（ADRI），从标准规范视角开展区域联合行动，推动跨国、跨馆数字文件和档案资源统一管理标准体系的形成，以引导全球范围内档案工作的科学规范开展[2]。我国数字档案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经历了从单一档案业务系统、馆藏数字化到整体信息系统构建[3]，从个体数字档案馆到区域性数字档案馆[4]运作模式变革的研究，从IT集约化服务型数字档案馆到云数字档案馆[5]的探索。

在智慧城市背景下，档案界从数字档案馆功能提升、资源整合和深度挖掘、智慧技术运用、感知计算等角度，对智慧档案馆的概念、功能架构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6]；在建设实践方面，上海、浙江、青岛等省市已作了一些有益尝试。这些前瞻性的研究和开拓性的实践为智慧城市背景下档案资源的整体聚合、科学保管和高效利用奠定了良好的档案文化意识、技术系统环境和专业操作技能，为提升档案馆“智慧”营造了基础资源条件和专业业务氛围。但现有这些研究和实践还难以适应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的发展要求，主要体现在：

（一）在组织层面，缺乏从国家、城市数字化发展的整体角度规划和安排数字档案资源的整合服务，缺乏城市层面档案管理的组织架构和工作体系的全局部署。以往依附于实体档案馆而架构的数字档案馆系统，难以实现城市档案资源的系统化聚合、统筹化管理和高效化利用，而这一要求正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基础保障。

（二）在理论层面，现有的研究多局限于档案管理模式、运行机制、资源整合的宏观构想以及系统功能的中观要求，而智慧型数字档案馆的构建需要有在创新技术应用环境下的制度安排、业务模式和运作机制的一套完整理论体系的支撑，才能高起点、高水平地引领档案事业方向，指导智慧城市背景下档案工作的最新实践。

（三）在实践层面，缺乏深入到系统功能实现、文件对象控制、档案资源聚合和组织管理运作等各个层面的完整的现代档案馆实施方法和操作规程，而局限于指南性的功能要求和宏观描述，难以支撑档案馆现代化运作的全面实现。

随着智慧城市快速发展，档案馆的信息化建设和发展将从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和信息化管理拓展和延伸到档案馆的全面现代化管理，包括档案馆运行管理智能化、档案库房管理现代化、档案制度贯彻的系统化、档案信息利用的知识化以及智慧档案人经验知识的代代相传。应该说，智慧档案馆将逐渐突破实体档案馆的组织运作、基础设施使用和档案资源聚合的传统管理运作模式，形成跨实体档案馆乃至跨区域的协同工作组织和城市档案资源一体化集约管理与单点服务模式，它的基础体系架构、系统构建原理和实施方法将随着智慧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和进化，这就需要档案领域专家、学者在档案馆的组织运作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进行突破。

三、智慧档案馆研究的基础体系架构

与以往档案馆追求稳定的静态思维相比较，智慧档案馆的发展则更需要体现其与时俱进的动态特征。一方面，智慧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深化应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不断进化的新技术，再造档案工作流程、整合档案资源，使档案馆具有感知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智慧能力，作为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单元而发挥其记载历史、传承文明和资政惠民的作用；另一方面，依赖网络而发展的智慧档案馆将逐渐突破其实体档案馆的组织边界、自给自足的IT基础设施和档案资源分层分级的传统运作模式，形成跨实体档案馆乃至跨区域的协同工作组织和城市档案资源一体化集约管理与单点服务模式，它的组织管理形态、技术系统结构、业务工作原理和管理运作模式将随着智慧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优化和进化。

图1勾画出智慧城市背景下智慧档案馆的基础体系结构，它体现了智慧城市背景下档案馆全面现代化管理的新特征。技术层通过支撑保障系统、档案仓储系统来保证档案馆对人、事、物的智慧感知；并将这些感知经过互联网、物联网、通信网传递到海量数据中心，实现档案资源的集约管理和全面整合；应用层通过智慧服务系统和智慧管理系统来满足智慧城市的服务需求，提供档案信息的集成服务和智慧启迪。

这种“双层四系统”的基础模型构建，适应了智慧城市生态特征发展背景下，档案馆的全面现代化管理。因此对智慧档案馆的研究视角从制度、资源、业务的体系结构、技术、馆员、服务六个维度全面拓展和延伸。

四、智慧档案馆研究的主要任务

智慧档案馆基础体系结构决定了它的实现不仅仅是建设一个技术系统，它是档案馆发展的高级形态，它的构建需要深化使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不断进化的新技术，全面整合档案资源、再造档案工作流程，使得档案馆具有感知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智慧能力，作为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挥其记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作用。因此，智慧档案馆的实现而是需要将档案人、档案馆基础设施、档案馆业务、各类新型的信息技术和智慧城市对档案馆的信息消费需求进行紧密结合，实现档案馆内部全面信息化，这就需要有一套智慧档案馆的基础理论、技术体系和实施方法论的支持，这些内容将是未来智慧档案馆研究的主要任务：

（一）智慧档案馆的基本理论体系的研究。基础理论是档案馆及其系统建设与发展的统领和指南，其研究需要充分理解智慧城市新型城市生态环境的特征及其对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消费的整体要求，分析智慧城市背景下档案馆的发展趋向和存在形态，明确智慧档案馆的基本概念、组织形态和工作体系，研究其内涵、特征、构成要素、组织结构、职能分工及在智慧城市中的定位、作用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国家档案馆的组织结构和整体部署。

（二）智慧档案馆系统框架结构研究。系统是业务开展的主体要素，是档案资源安全保存和提供利用的主要工具，其研究需要从制度、业务、资源、技术、服务和馆员六个维度研究智慧档案馆的基础体系结构及协同工作机制。从档案工作的全程控制性、档案业务的制度遵从性、档案资源的统筹管理性、档案服务的社会多元性、馆员技能的综合要求性和管理实现的技术支撑性等角度全面设计智慧档案馆的体系结构及六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制约的协作机制。

（三）智慧档案馆的实施方法论。实施方法是理论和业务得以落地的方法保障，其研究需要从智慧人、智慧系统、智慧工作和智慧服务等多个层面研究和分析智慧档案馆对智慧城市生态系统的基础要求和资源依赖；从管理制度建设、档案资源聚合、业务流程优化、馆员能力提升、系统集成架构和IT服务管理等方面研究智慧档案馆的实现原理和实施方法，结合智慧城市的生态环境和档案资源管理的要求，提出一套能够用于指导智慧档案馆建设与实施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在一个在建的数字档案馆工程中进行验证和改进。

基建档案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档案学；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7-141-04

课程体系，是指为了实现一定的培养目标，由包含某一方面教育内容的课程相互组合构成的有机系统。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是为了实现档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而构建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档案学专业能否为我国的档案事业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一个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如下：首先，明确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是构建课程体系的方向和灵魂，也是一个专业存在的基础。其次，分析学科内容，建立学科内容体系。学科体系是构建课程体系的关键所在，是课程体系的骨架。再次，以学科体系为基础，设置具体课程。最后，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也不例外。

一、档案学学科体系的现状分析及体系重构

（一）档案学学科体系现状分析

对于档案学的学科体系，虽然档案界有所争论，但公认度比较高的是冯惠玲、张辑哲的分法。他们将档案学学科体系分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学应用理论、档案史学、档案应用技术和档案学交叉与边缘性学科研究等五个部分。其中，档案学基础理论包括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档案法规、比较档案学等；档案史学包括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档案学史等；档案学应用理论包括档案事业管理、档案管理、科技档案管理、档案文献编纂等；档案应用技术包括档案保护技术、档案缩微复制技术、档案计算机管理技术等；档案学交叉与边缘性学科研究包括记录信息管理、文件管理、档案社会学、档案心理学等。

这一学科体系为档案学学术研究划分了层次，指明了研究方向，有利于档案学进行有条不紊的学科建设；同时，它也为现有的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搭建了内容框架，最底层的支流学科基本上每个对应一门课程。但是，笔者认为，以上学科体系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把档案法规和比较档案学归人档案学基础理论之下是比较牵强的。档案法规的存在依据是为了给档案事业和档案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秩序，即“维系之道的道之维系”。研究档案法规的价值在于探索出科学合理的档案法规及其实施方式。’档案法规的研究要借鉴档案学和法学的相关理论，因为，要制定出科学的档案法规，一方面要不违背档案的本质属性和档案工作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要合乎法理。所以，档案法规是以档案学基础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它本身并不属于档案学基础理论。比较档案学是以比较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一种研究方法，怎么能归入档案学基础理论呢？而且，这种研究方法既可以运用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又可以运用到应用理论的研究，还可以运用到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以，把它归入档案学基础理论是很牵强的。其次，这一学科体系的建立更多的意义在于，为档案学学术研究进行整体规划以促进学科发展，带有很强的学术性，而档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并不是完全面向学术的，更多的是面向档案事业或档案工作的某一方面，以这一学科体系为框架建立起来的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难免与培养目标不相适应，在学科体系与培养目标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课程体系发生混乱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二）档案学学科体系的重构

经过上述分析，笔者将档案学学科内容归纳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管理、信息资源管理、档案技术、信息法规与政策、档案与历史文化等五个方向。其中，档案学基础理论涉及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本质和一般规律；档案管理包括传统的档案室管理和档案馆管理以及电子文件管理等；信息资源管理包括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档案知识管理等；档案技术包括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缩微复制技术、计算机管理技术以及电子文件环境下的系统设计、技术鉴定等相关技术等；信息法规与政策除了研究档案法规政策，还涉及普遍的信息法规政策；档案与历史文化涉及档案事业史、档案与历史研究、档案与其他方面的学术研究的关系，以及档案的文化缔构功能等。这就是一个面向培养目标的学科体系：

二、档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现状分析

（一）培养目标的现状分析

按照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文科专业目录，档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如下：培养具备系统的档案学基础知识和文化知识，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技能，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机构、信息部门从事信息服务、信息管理工作及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档案学高级专门人才。从当前的理论及实践情况来看，这一培养目标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1.当时确立的培养目标在今天看来已经显得过时

对人才需求方来说，单纯的信息资料保管者和被动服务者的价值越来越小，不是说这项工作不再重要，相反，在信息社会中这项工作的价值只会越来越大，而是说传统的信息工作者（包括传统的档案工作者）的传统业务工作被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智能化的信息系统，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档案学界而言，界内学者或第一线的工作者也意识到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带来的冲击。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档案工作者固守传统的工作方式、不去转变观念锐意进取的话，那么，他们将面临被社会淘汰的危险。在这种外来压力推动下，一些档案学者一方面对以往的理论实践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不断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理论，比如在电子文件管理中。反思了以往的来源原则，提出了新来源观；反思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文件连续体理论；反思了职能鉴定论和双重价值鉴定论，提出了文件宏观鉴定论，甚至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档案工作方式和理念的“后保管范式”。同时，借鉴了信息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不断拓展档案工作者的工作内容，积极转变角色，倡导变被动的信息提供者为主动的知识服务者，主张利用先进的信息系统打造新的档案工作方式。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人才需求方和人才培养方的价值取向都发生了转变，档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过时了。

2.这一培养目标过于笼统，缺乏指向性

诚然，信息服务、信息管理工作是档案学专业的培养方向，但同时也可以是其他相近学科的培养方向，如图书馆学、情报学。而且，信息服务、信息管理工作也不是档案学的唯一使命，档案学的使命不仅仅在于为机关、企事业单位现时的业务活动提供信息保障，还在于维系整个社会的记忆、参与社会文化的构建以及学术研究活动。这个培养目标的着眼点应该是微观层面的档案室工作，而忽视了整个宏观层面的’当案事业。即便把信息服务及信息管理工作作为培养目标，也没有明确指出是什么样的信息服务和信息管理工作，是传统的资料整理者，还是现代化的知识提供者。

（二）课程体系的现状分析

当前的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基本上是在现有的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形成的机制可以大致概括为：对档案学学科内容进行细分——划分支流学科——把支流学科设为课程。这样设置好课程之后，为了突出重点，同时适应社会的人才需求，档案学专业又对课程体系进行了层次划分，如表1所示。

表1为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这是一个三层结构的课程体系，基本上可以作为典型案例加以分析。表1的第一列的课程为专业必修课，其次为专业指导性选修课，再次为专业任意性选修课。显然，专业必修课是档案学的主干课程和社会上能力需求强的课程，如Ⅶ程序设计和档案微机管理，应该是档案学的精华所在；专业指导性选修课相较于专业必修课，多为档案学的支流学科和相近学科；专业任意性选修课为档案学的相关学科和社会上能力需求较弱的学科。对每一类课程的课时、师资投入也是按照层次区分的，由内向外依次递减。这样进行课程体系设计之后，再以学分制来保证学生对每一类课程都修满一定的数量，并达到一定的质量。

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一定的优势。第一，层次式的课程体系设计机制有利于突出重点，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档案学理论、技能，又掌握一定的相关性知识，培养出整理型的档案专业人才，满足档案工作的要求。第二，这种层次式的课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档案学所处的学科环境，有利于档案学广泛汲取营养，促进自身学科发展。.但是，这种课程体系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没有很好地体现学科内容的系统性，割裂了课程之间的有机联系。如计算机绘图是科技档案管理学的辅助学科，却被分散到两个不同层级的课程类型中；同属于技术类型的课程被分散在三类课程类型中；档案法规与信息法学联系密切却相隔极远；等等。诸如此类的做法使得学生掌握的知识内容零碎混乱，不利于知识的吸收和能力的培养。第二，课程分布凌乱，不同类型、不同方向的课程杂糅在一起，使得学生难以进行有意识的选择，难以有针对性地培养能力。多数档案学专业的学生选课是盲目的、被动的，或者说，仅仅为了修满学分。这显然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和培养目标的实现。第三，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的又一个后果是，对档案学每一个方面的学习、研究都难以深入。比如，档案管理技术方面的课程包括很多方面，有程序设计、档案管理软件、网站建设、计算机管理等，但涉及的相关技术只是为了解决现实的档案工作中遇到的某些技术性问题而抓取了相关学科的一些现成方法，并没有与档案管理的相关理论切实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浅尝辄止、“两张皮”的感觉。又如，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管理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这几门管理性质的课程，在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犹如“鹤立鸡群”，虽然理论上认为管理学与档案学有密切关系，但在实际课程中，管理学的思想仍然没有很好地融入到档案学中。这样不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第四，过分轻视档案与历史文化方面的课程。课程体系中涉及历史文化方面的课程有中国档案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文化概论、档案与文化、档案文献编纂学、社会学概论，其中主干课程两门，其余均为任意性选修课程，投入的力量较少，而对档案业务管理方面的课程却很重视。这样容易造成档案学专业人才类型单一的问题，不利于学科的整体发展，也不利于档案事业使命的充分实现。

三、信息化背景下档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构建

（一）培养目标的完善

培养目标是课程体系的灵魂，因此，要想设计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就必须科学地规定培养目标。完善档案学专业本科培养目标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1.增强培养目标的适时性

在信息社会，信息技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部门的信息化都要靠信息技术的支撑，档案工作自然也不例外，档案工作者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作为“故纸堆”的看守者和整理者，必须要实现档案工作的信息化。档案工作信息化要求把信息技术和谐地融人档案工作中，因此，档案工作者必须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出色的档案人员应该有能力根据组织的文档管理特点自行设计文档管理系统、建设档案网站。这应该成为信息化背景下档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之一。

2.增强培养目标的系统性、指向性和可操作性

培养目标应该是由多个分目标组成的目标体系，这样才能有步骤地实现整体目标，同时这也是由档案学学科内容的多方向性决定的。每一个分目标都有明确的指向性，对应学科内容的某一个方向，这样就提高了实现目标的可操作性。基于上述分析，档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以表述为：总目标，培养档案事业所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高级人才；分目标1，掌握文档系统开发、档案网站建设、档案系统网络建设等系统的信息技术，为档案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分目标2，掌握信息法规、政策的一般理论以及档案法规政策的特色理论，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引导及法制规范；分目标3，掌握与档案及档案工作相关的历史文化理论、社会学理论，培养档案界的文化建构者；分目标4，掌握档案室文档管理理论及档案馆档案管理理论，能够胜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基本的档案管理业务；分目标5，掌握信息资源管理及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能够整合各类型信息资源，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服务。

（二）课程体系的重构

在梳理学科内容、明确培养目标、分析课程体系现状的基础上，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重构就顺理成章了。表2为笔者对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重构的结果。

表2中第一行的课程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专业英语除外，但因其具有整理性，故列入其中），以基础理论为核心分出五个方向，其中的课程为该方向所开设的课程。

（三）实现课程体系的保障

要保证课程体系的实现，必须从资源和制度两个方面人手。只有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才能开设相应的课程以满足培养目标的要求；只有具备合理的教学制度，才能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充分发挥资源的作用。

与课程体系相关的教学资源有很多种，大体可归为两类，即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硬件资源包括教学空间、设备、实验室、实习基地等；软件资源包括师资、教材、课件、教学方法等。硬件资源是课程体系的基础资源，而软件资源则是决定课程体系质量的关键资源；在软件资源中，师资资源又是一切资源中的核心资源。与课程体系的实现相关的教学制度有学分制和评审制。学分制适用的对象是学生，主要是引导或规定学生修习某些方面的课程，并达到一定的数量和质量，以是否达到学分标准来衡量学生的知识能力是否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评审制的适用对象是教学人员，通过设置一系列量化或非量化的评审标准来衡量教学人员的科研教学水平，促进师资质量的提高，进而保证相关课程的质量。基于资源和制度两个方面的考量，档案学专业要保证课程体系的实现，至少应做到以下三点：

1.整合教学资源，注重各方向的平衡

由于硬件资源主要受制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可变性不大，因此，这里重点论述软件资源的整合。从表2的课程分布情况来看，档案管理和档案技术方向课程数量最多，其他三个方向的课程数量都较少，研究的热度也不及档案管理和档案技术方向。这说明，当前的课程体系还是注重培养档案管理方面的人才。这种不平衡不利于档案学专业的整体发展，应适当增加信息法规政策、档案与历史文化、信息资源管理方向的课程。另外，档案管理和档案技术方向的课程很杂乱，应加以整合。比如，把人力资源管理与人事档案管理整合在一起，把秘书学、文书学、档案管理学整合在一起。在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按方向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应该设立面向各方向的专业教学小组，并由各方向的权威科研教学人员组织档案学专业的教材编写委员会，各专业小组研究选择适于本专业方向的教学方法。通过以师资资源为核心的资源整合，达到提高各个方向课程质量的目的。

2.改革当前的学分制，保证课程体系的实现

当前档案学专业的学分制适应于层次式的课程体系并保证其实现，如果不在重构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改革旧有的学分制，新课程体系的实现是无法保证的。在明确了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方向性之后，应该以相应的学分制引导并规定学生按方向选课。具体来说，档案学基础理论为专业公共必修课，学生可选择一个主修方向，该方向中的课程均为必修课；另外，还需选择非主修方向中规定数量的辅修课程以开阔思维；最后，以是否符合学分结构和学分值来判断学生是否完成任务。

基建档案管理论文篇3

一、档案实体管理阶段及其特点

20世纪80年代前，整个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和重点是对档案实体进行管理，即对档案原件实行集中、有序、质量和安全管理，档案管理理论也是围绕实体管理进行建构的，这一时期可称为档案实体管理阶段。

(一)管理工作内容：受物本管理理念支配

实体管理阶段，文件内容和载体合二为一，内容被固定在载体上，因此，物本管理理念支配着档案工作的方方面面，日常档案管理工作以对“静态”档案实体管理为主。历代王朝都设有专门档案存放场所和管理机构，对档案管理以保管为主，辅以简单整理。新中国成立后，档案管理工作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档案工作内容仍以对档案实体的收集(征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利用等“六个环节”为主，虽然有学者提出应将档案内容信息开发作为档案管理工作一个方面，但当时档案管理部门认为，档案信息开发离不开档案实体支撑，实体管理是信息开发实现的手段，因此，整个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和重点仍是档案实体管理。当时，档案信息加工与信息产品开发水平十分有限，主要是服务于史学研究和政治工作需要，且历史年代档案信息开发投入较多，现代档案信息开发不够。

(二)管理技术：以手工管理为主

实体管理阶段主要以手工方式完成档案整理、检索、利用等各项工作，采用较为简单的物理、化学技术进行档案保管和保护。后期，虽然管理领域已经开始采用计算机技术等信息技术辅助管理工作，但功能尚原始、简单，对管理的辅助作用较为单一。

(三)理论研究：以档案实体为主要研究对象

实体管理阶段理论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档案实体，围绕实体的整理、保管而展开研究。在封建王朝时期，经验的承袭是改进档案管理的主要方法。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史学家研究历史和编写史书的需要，形成了对档案史料进行初步分类、整理的简单的理论和方法。我国对档案和档案管理的专门研究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对档案管理的理论研究是较为粗浅、直观和经验性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出现了一批档案学著作，标志着中国档案学初步形成，此期研究内容“大都局限于机关档案的管理方法，较少涉及更广泛的档案门类和档案管理的深层理论问题”。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档案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档案管理理论得到了极大发展，与实际档案管理工作内容相适应，此期档案管理理论研究领域较之前有较大拓展，但也仅限于档案实体管理，主要包括对档案实体的分类、排架和保管等研究。

(四)价值取向：强调档案史料价值和凭证价值

档案自从出现之时起就与历史紧密联系，被认为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能够客观反映历史活动的本来面貌。可以说在20世纪以前，我国对档案价值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史料价值，古代档案保管机构主要是史志部门，并由史官负责管理工作，突出说明了对档案史料价值的认可。随着社会实践发展及科学文化水平提升，人们对档案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在档案利用实践中，人们可以利用档案解决工作、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因此，档案的凭证价值逐渐得以显现，档案学者开始把档案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管理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设立了各级档案管理机构，建立健全了各项档案管理管理规章制度，这些都显示了社会档案价值取向的变化。

二、档案信息管理阶段及其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传人中国，计算机技术、网络与通信技术、数据库及多媒体技术等在档案管理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给档案和档案管理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档案信息管理阶段以档案信息与载体的剥离为前提，突破了实态档案的物理局限，物的概念弱化，直接对档案信息进行相对独立的管理、加工和利用。

(一)管理工作内容：注重档案信息资源开发

信息管理阶段，社会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需要不仅局限于保管档案实体，人们的档案利用需求也不仅仅是对一次档案信息的需要，更多是对深层次档案信息内容的查询。20世纪80年代，档案工作内容发展为“八个环节”，即在原来“六个环节”的基础上加上了检索和编研两个环节。20世纪末，档案整理工作提出“简化整理、深化检索、优化利用”。2000年12月6日，国家档案局颁布《归档文件整理规则》，文书档案归档实行“卷改件”。种种举措使传统的档案实体管理工作在整个档案管理工作中所占比例日益缩小，而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日益得到更多重视，所占比例日益增大。编研工作向纵深发展，档案主动服务于社会的趋势日益凸现。

(二)管理技术：逐步引入信息技术

在档案管理技术上，传统手工管理逐渐向计算机管理转变，信息技术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得到全方位、多层次应用，通过网络档案管理系统，电子文件可以实时在线归档；通过纸质档案数字化，实现档案信息的缩微保存和自动检索；通过应用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使得档案信息利用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检索途径极大扩展，检索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为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和档案信息服务社会化提供了保障。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档案政策，着力加强信息技术引入和应用。2002年11月，国家档案局印发《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中国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三)理论研究：研究对象以档案信息内容和实体并重

信息管理阶段，档案信息内容和档案实体都是理论研究重要对象。一方面，档案理论研究关注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如何对档案实体进行更好地管理。另一方面，积极研究传统档案实体管理机制对档案信息交流与共享的限制因素，重视研究档案的信息属性，档案信息的运动过程，及如何采用信息技术进行档案工作的组织与管理、提高档案工作效率，实现档案信息价值等，档案信息化成为新的档案学思想方法。

(四)价值取向：强调档案的信息价值

信息社会，档案作为记录人类社会活动真实面貌的产物，其信息属性已为大家所共识，更由于档案记录历史的原始性、真实性和载体的孤本性，令它成为其他各种信息产生的源泉。信息社会，人们关心档案的价值不仅在于从档案中还原历史，更多的档案利用需求是希望从档案中发现各类信息，为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方面服务。在档案管理领域，不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技术研究，都强调档案的信息属性和信息价值。

三、档案知识管理阶段及其特点

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进入知识经

济时代，知识管理应运而生。档案资源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从而推动档案管理逐步进入知识管理阶段。

(一)管理工作内容：管理单位逐步向档案知识元转变

在知识管理阶段，档案管理的重点将不再放在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的初步开发，档案管理的单位逐步向档案知识元转变，通过对档案知识进行组织、存储、共享和创新，构建以满足用户知识需求为目标的灵活的档案知识服务体系，最终达到增强档案机构的生存能力和面对未来的竞争能力的目标。在档案知识管理阶段，传统档案工作内容将发生重大变化。如在档案收集工作中，强调“新来源观”，注重对在文件形成之前进行提前控制，并对文件实施全过程管理。在档案鉴定工作中，将实施宏观鉴定，即“不再采用时间、来源、职能、内容或用户之类的具体标准，而是改用更加宏观且相对抽象的‘文件形成机关的社会职能’标准。”在档案利用服务工作中，档案人员将从档案保管员变为知识提供者，档案利用服务工作的重点从档案实体、信息转移到知识上，从建立数据库转移到建立知识库。

(二)管理技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

档案知识管理离不开多种技术的支持与保障，不仅仅局限于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还包括编辑出版、发行等知识传播技术。其中信息技术是档案知识管理得以有效实施的基本前提。从档案知识管理流程来看，可以用到的信息技术主要有：在档案知识采集阶段可以应用Intranet、数据仓库、知识库、数据挖掘等技术，在档案知识共享阶段可以采用工作流、文档管理等技术，在档案利用阶段可以采用门户、知识地图、专家定位、搜索引擎等技术。可以说，信息技术是档案知识管理的主要贡献者与促进器，档案知识管理必将大量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

(三)理论研究：基于知识管理重新建构

知识经济对档案管理工作提出了全新的命题，在知识管理理论下，档案学研究在知识管理的总体思维框架下构建新的理论研究平台，导致理论研究思考的范围和主题皆与传统档案学研究有所变化。在档案知识管理阶段，学术研究更强调对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挖掘、整合，对档案知识权益的分配与保护，档案人员参与组织创新和为组织提供知识服务等主题。目前，我国档案学者围绕知识经济、知识管理对档案工作的冲击与影响；档案管理如何在知识管理中重新定位；档案部门如何参与知识创新，创建知识服务体系；(数字)档案馆如何实现知识管理和有效地知识组织；企业档案在参与企业知识创新中的价值与作用等方面已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些研究虽不够丰富和成熟，但都认识到在档案工作中实现知识管理的重要性。

(四)价值取向：强调档案的知识价值

档案学界对档案知识属性的探讨早已有之，学者们深刻认识到“档案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智慧的结晶，它记载了人们社会实践活动中大量有知识价值的事实、数据、成果和理论。”但此时只能说是表达了一种观点，而未能以此去构建学科的理论体系，传统档案学的学科建设即是建立在知识载体的保管和提供利用上。当人类社会发展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档案的知识属性和知识价值受到了学界甚至是整个社会的重视，有学者提出“全面正确地认识档案知识属性，是科学有效地管理档案这一巨大的社会知识财富和充分发挥它应用作用的必要前提。”英国知识管理大师安妮・布鲁金在他的著作《企业记忆――知识管理战略》中指出，档案资源在知识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知识管理为档案管理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可以预见，如何充分发挥档案的知识价值这一命题，对未来档案学的研究方向将产生重要影响。

基建档案管理论文篇4

【正文】

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中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同时，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

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几位档案工作者（架阁官）还就档案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学文献。此外，在我国历代奴隶、封建王朝颁布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及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蕴涵着一些档案学思想。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非专业性。由于缺少档案教育，我国在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的档案专业队伍，因此这一时期档案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史学工作者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二）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学思想是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是以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其提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档案学研究。（三）思想资料的分散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还不是完备形态的科学，只是一些零星的档案学思想，且分散在法典、制度和史家著述中，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论著，未能形成严密的知识体系。（四）思想内容的继承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前后相继，历代相因。（五）思想范围的狭窄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是为（文书）档案管理学、文书学（史）、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等少数分支学科的创建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及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学等绝大多数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六）思维层次的经验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大多属于“就事论事”式的经验之谈，抽象性、概括性不够，思辨的成分较少，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是因为：（一）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档案数量较少且总体上处于分散保存状态，档案管理方法简单，对档案学理论的需求不甚迫切。（二）以史官为主体的档案工作者大多实行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沿，因循守旧，传统经验根深蒂固。（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其档案大多是围绕着帝王将相的和饮食起居而形成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其他专门档案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四）在封建社会，档案工作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一直是以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存在的，“政治”、“存史”是其两大主要职能，机要性、保密性十分突出，因此，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能局限于具体的档案管理方法和经验的总结，只是在与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档案文献编纂领域有所贡献。

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其对当代中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借鉴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了“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一系列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为当代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二）提出了许多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创立准备了珍贵的思想资料。（三）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四）在档案库房建筑及档案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足资借鉴的经验。

二、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辛亥革命以后，孕育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发展迅速，开始向科学形态演变。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档案学终于建立起来，其主要标志就是十三本档案学“旧著”的问世。这些论著对档案定义、档案的范围、档案的作用、档案行政、档案分类、档案立卷、档案的编目、档案的鉴定与销毁、档案保管与保护、档案的编辑与公布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内在动力。（二）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三）大规模的明清档案整理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重要助推器。（四）档案教育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催生素。（五）国外档案学的发展经验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借鉴。（六）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资料。

近代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多元性。参与近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工作者，也有行政界的官员，又有史学工作者，还有档案专业教师，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的定义、范围、作用、文书与档案的关系、档案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机构设置、档案的点收、登记、整理、分类、立卷、编目、排列、鉴定、销毁、保管期限、保管、保护、档案人员的素质与培养、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及文书档案连锁法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三）研究对象的模糊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十分清楚，大多把档案工作当作文书工作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四）研究方式的移植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大量地继承、借鉴了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及欧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真正属于自我创新的东西并不多。（五）研究范围的局限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基本上没有突破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界限，而有关档案馆工作、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宣传工作以及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建立了早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体系，将档案学引进科学的殿堂。（二）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三）构建了档案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四）摸索出一些好的档案学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学科体系不健全。近代中国档案学者的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文书档案管理学方面，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专门档案管理学等其他档案学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二）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近代中国档案学是以机关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一般都带有机关档案工作的烙印。（三）研究水平不高。近代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表现为直接经验材料的堆积和局部经验的个人总结，缺乏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四）在移植、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食洋不化”、“囫囵吞枣”的现象。

三、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本身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内容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新中国档案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和探讨了档案概念的本质、档案的作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提高了档案学的理论水平。（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档情的档案术语、概念和统一自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并据此建立起相应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现代中国档案学既研究机关文书工作和档案室工作，也研究档案馆工作；既研究文书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也研究科技档案和专门（特种）档案的管理原则与方法；既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也研究档案学自身。（四）研究成果的概括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自身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蕴藏其中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其研究成果的概括性、抽象性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五）研究主体的群众性。从事现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包括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还有史学（方志学）工作者。

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有：（一）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第一次以独立学科的身份屹立于科学之林。1956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和同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都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二）初步建立起现代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至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档案学界先后编写出版了《档案管理学》、《文书学》、《中国国家机关史》、《中国档案史》、《文件材料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公布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等教材，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三）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较有影响的现代档案学著作，如《档案管理法》、《历史档案整理法》、《档案学基础》、《档案管理学》等。（四）对诸多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增强了档案学的理论色彩。（五）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六）档案保护技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七）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档案学研究队伍。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过分强调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阶级性，忽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普遍性。（二）在“”时期，我国档案学界也犯了“冒进主义”错误。（三）在学习前苏联档案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现象。（四）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不完整，整个档案学研究还显得比较粗糙。（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运用较少。

四、停滞与倒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于、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国档案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档案学研究也未能幸免，许多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干部或被赶出档案部门，或被迫害至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也被打成了档案界的“反革命”、“三家村”之一和“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大本营”，不少骨干和教师被打成“叛徒”、“特务”；国家档案局档案科研所被撤销。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

五、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结束以后，我国档案学研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新的丰碑。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档案学的所有领域。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有：（一）研究范围的广泛性。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档案到档案工作到档案学本身，从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到档案事业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法制工作直至档案科研工作本身，从文书档案工作到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一大批成果问世。（二）研究内容的综合性。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档案学者积极引进与移植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这不仅拓宽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开阔了档案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当代中国档案学者逐步摸索出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四）研究成果的时代性。新时期的档案学研究者密切关注档案工作发展的时代脉搏，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档案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积极开展档案学研究，因而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五）研究行为的组织性。1980年以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及一些专业系统相继成立了档案学会，国家档案局和部分省级档案局还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档案科研机构，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组织性和协作精神明显增强。（六）理论和观点的抽象性。近二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明显提高，思辨色彩日益浓厚。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与完善。分支学科的纷纷创立，使现代中国档案学已经从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学科群体，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也因此而显得更加丰满和健全。新时期的档案学建设已逐渐与档案专业的课程建设分道扬镳，已经从具体学科建设和档案教育的课程建设入手的自然建设发展阶段转入从整体系统上设计一个科学体系结构，并有计划地按照这个结构去进行建设的自觉发展阶段。（二）档案学的学科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档案学研究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卷的编写出版被纳入《当代中国》丛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的编辑出版计划当中；档案学的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图书情报档案专业评议组，负责图、情、档三个专业的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审批；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档案学的学科归属由历史学调整为管理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一起组成一级学科。（三）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全面推进，填补了许多空白。档案学界除了对前人已经探讨的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化研究以外，还努力开辟新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对前人未曾涉及的诸多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成果更为系统、深刻，更能反映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本质与规律。（四）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益细化。我国档案学界一直非常重视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其成果在整个档案学研究成果中始终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一时期，档案学界除了继续深入探讨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及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以外，还对各种专门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与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五）中外档案事业史研究不断深入。与前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更为深入、细致，不仅出版了档案专门史和断代史专著，而且研究的内容也更加全面，涉及档案、档案工作、档案机构、档案人员、档案教育、档案文献编纂、档案学思想与理论等各个方面，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富有创建性的成果，并且纠正了一些讹误。我国档案学界与国际档案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国档案学理论及档案工作实践的了解越来越全面，先后翻译、编写了一批外国档案事业史论著。（六）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成就喜人。在档案库房建筑、档案装具、温湿度控制、档案制成材料的耐久性、褪色档案字迹的恢复、机械化档案修裱、运用现代科技管理档案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有不少成果属于世界首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七）档案学术气氛更加活跃，档案学术评论健康发展。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档案学发展的方针、政策，倡导并鼓励大家开展档案学术讨论。学者们本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与人为善”的原则，心平气和地开展档案学术批评，大家互相探讨，互相补充，互相争论，互相商榷，或达成共识，或取长补短，或共同提高，或有所启迪。（八）建立了档案学科研课题的立项审批制度和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制度。在科研课题的申请立项和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方面，档案学获得了与其他学科完全相同的机会和待遇。（九）档案学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投身于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这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长，而且表现为质量的提高。从事档案学研究的既有专职档案科研人员、档案专业教师，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还有来自于其他学界的研究者。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低，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二）部分档案学术语（概念）、理论不严谨。（三）在移植和引进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食而不化”、“生搬硬套”现象。（四）部分档案学者对待外国档案学理论不够理智、客观，感彩浓厚。（五）故弄玄虚，隔靴搔痒。（六）在评价档案学遗产时，部分档案学研究者陷入了的泥潭。（七）定量分析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

六、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基建档案管理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2-0221-02

摘要：档案信息化人才建设是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直接关系到档案管理事业的发展和兴衰。通过对档案信息化人才现状的综合分析，提出了档案信息化建设对人才需求的能力、结构、知识、层次等模块分析结果，给出了人才建设的几项措施和建议，对档案信息化人才建设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档案信息化；人才建设；模块

档案信息化改革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才问题，档案管理信息化事业应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优势是最大优势的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档案管理信息化事业人才建设是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档案管理信息化事业的人才状况也直接关系到档案管理事业的发展和整个档案管理事业的兴衰，因此，加强人才建设，也是档案管理事业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档案信息化人才建设现状

随着我们国家对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重视力度不断加大，人才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档案信息化建设人才瓶颈，基本上能满足当前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需要。但是，从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实际出发，档案信息化建设人才建设还存在着许多函待解决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更新观念，采取得力措施，鼓励和引进社会优秀人才充实到档案信息化建设人才当中。

1.档案职业队伍的信息化素养总体偏低，不能适应档案信息化发展的需要。85%以上的领导干部对信息化建设缺乏必要的了解和掌握，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比较普遍，个别人对信息化存在轻视甚至排斥的心理。

2.技术型人才严重不足。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从事档案管理工作的人员当中具有信息技术专业背景的人员的比例还不到10%，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大于60%的从业比例，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和不足。

3.人才流失严重，人才缺口很大，人才结构不平衡。随着档案管理事业规模的扩大，各档案局、馆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但普遍存在学历和职称偏低、队伍数量不足、人才资源稀缺的问题，人才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的步伐。另外，优秀人才又不断流失，大多数流向了社会其他行业。

4.缺乏创造性的制度机制和政策环境，人才稳定性差。一是思想观念陈旧，官本位意识较浓，档案人员地位普遍不高。二是市场人才配置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知识和人才的价值没能得到充分体现。三是科学化管理程度不高。

二、档案信息化建设对人才需求模块分析

（一）素质模块分析。

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崇高的敬业精神，这一方面是由档案管理工作的政治性、服务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档案管理工作的保密性、服务性所决定。

1.坚定的政治信念。档案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机密性很强的工作。因此，档案管理人员应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各项法律、方针、政策，严守机密，树立政治意识和政治信念。

2.热情的工作态度。档案工作具有服务性强的特点，要求档案管理人员要树立爱业、敬业、奉献的精神和不为名、不为利的价值观。在服务态度上，力争做到主动热情、耐心周到。力争把档案的潜在价值转化成有用性、可用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档案工作不仅是一项政治性、服务性很强的工作，也是一项复杂、细致、烦琐的工作，这就需要档案管理人员具有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这种工作作风，要求我们整理档案的区分全宗、分类立卷、编目、鉴定、确定保管期限、汇编、注释档集内容、利用档案的咨询等各个环节都要准确无误。

4.较强的事业心。档案的收集工作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这就要求档案管理人员要在工作实践中培养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耐得住寂寞，愿为档案事业奉献精力与时间，不为一时的困难所吓倒，为档案工作现代化建设勤奋学习，钻研业务。

（二）能力模块分析。

档案信息化建设涉及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建设、计算机网络建设、办公自动化和文档一体化管理，简言之，就是把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技术运用于文书工作和档案管理，可谓一项档案技术工程。这就要求档案管理人员既要掌握档案学基础理论和档案管理知识，还要掌握一些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知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操作技能。

1.能熟练运用信息工具。作为档案管理人员，要注重自我完善，掌握计算机理论知识和运用技能，使自己能熟练使用各种现代信息工具，特别是网络传输工具，为更快、更好地开发档案信息打下牢固的技术基础。

2.能捕捉档案信息。当今信息时代，社会将更多地从信息服务的功能上去要求和评价档案部门。因此，档案工作者必须具备较强的信息捕捉能力，不仅要熟练、快速地获取本馆所藏的档案信息提供给利用者，而且要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和优势，熟悉网上的档案信息资源，引导利用者获得更多的档案信息。

3.能鉴定有效的档案信息。作为档案管理人员，要把有价值的档案信息有效地传递给档案利用者，这是利用者评价档案部门信息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网络环境下，信息份量重大，内容也十分芜杂，档案工作者必须具备比以往更强的鉴定评估能力，对档案信息进行判断、鉴选、分析，从中筛选出对特定利用者有用的部分，为利用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4.能加工、提炼档案信息。信息社会，档案利用者更需要“精要”信息，提供“原件”已远远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要求档案工作者提高对档案信息的加工、提炼能力。许多档案信息具有多重价值，从不同角度进行加工，剔除其中的无用成分，重新组合，将产生出新的档案信息产品。从而实现档案信息的渗透增值能力，达到高效利用的目的。

（三）结构模块分析。

档案信息化建设人才需求不仅是长远的，而且是广泛的。相对于不同的工作对象，不同的工作内容，不同的工作范围，信息化建设对人才结构的需求呈现出梯形结构分布。

1.管理型人才。档案信息化管理型人才是档案信息化项目的组织推动、战略规划、工程策划和标准制定者，也是档案信息化工程设计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档案局馆中分管信息化工作的领导、技术负责人、信息化部门主管、项目负责人、信息化系统分析人员等。它要求相关人员了解国内外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现状，熟悉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内容和要求，做到既精通管理业务，又熟悉信息技术应用。

2.技术型人才。这部分群体是档案信息化项目的工程设计、系统分析和技术实现者，进一步细分为系统的设计、开发人才和系统的支持、维护人才；侧重于硬件的人才与侧重于软件的人才；通信网络专家、信息系统专家、软件编程人员等。此类人员必须具有信息技术专业背景，具备较为深厚的信息技术功底，精通并能熟练应用信息技术某一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并具有档案管理基础知识，了解文件档案管理的信息流程。

3.技能型人才。技能型人才是具体承担日常操作和管理维护的人才。技能型人才必须具有档案管理专业知识和信息技术基础，掌握特定岗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如网页制作与网站维护技术、网络管理与存储技术、档案数字化技术等。

4.研究型人才。研究型人才是档案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档案管理部门中从事档案信息化建设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的高端人才。作为研究型人才，其工作职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构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理论，研究新技术、新方法在档案领域的应用，提出电子文件和数字档案管理的标准建议，指导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开展。

（四）知识模块分析。

档案信息化建设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工程，人才建设应当由多学科知识背景的各类专业人才综合构成。档案信息化人才应当具备下列相关专业知识：

1.档案业务知识。包括文件工作与电子文件管理、档案学理论与档案管理业务、文件保护与信息安全知识等，特别是档案信息化和数字档案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2.信息技术知识。包括硬件技术、软件编程技术、系统分析与系统基层技术、通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知识技能。

3.工程管理知识。包括工程项目决策与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工程项目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工程技术知识等。

4.行政管理知识。包括行政学理论和行政管理、行政法规、行政体系与公务员制度、政治学和领导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三、档案信息化人才建设若干建议

加强档案信息化人才建设工作，从整体来讲，要制定一个总体目标和规划，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化建设教育体系，确定系统的信息化建设教育内容，编制适用不同层次的教材。要立足于全员培训，有计划、分阶段，区分层次、突出重点。

1.通过高等院校培养高层次档案信息化管理人才。充分发挥高等院校设施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水平高，辐射面广等优势。研究生教育中设定档案信息化建设研究方向，本科生教育中加大现代化、信息化管理等方面的课程份量。同时还可以用委培、进修等形式为各省、市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人员。

2.通过继续教育的形式，普及信息化管理知识。继续教育形式灵活、内容专一、周期短、见效快。可以专题培训、专题讲座形式普及信息知识，学习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学习文字处理技术，学习常用的档案管理软件的应用，学习网络知识，通过专题培训和实际操作，使人人成为档案信息产品的使用者、档案信息的管理者、档案信息利用的咨询者、档案信息的传播者。

3.通过岗位培训，使档案信息管理知识成为入门必读。基层档案人员兼职多，更换频繁，岗位培训是最受基层人员的欢迎。要在原来“五学”的基础上，增加现代化、信息化管理的课程，扫除现代文盲，使之上岗后就了解纸质文件、电子文件的管理。

4.开专题研讨会、举办专题研讨班，营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研究氛围，增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紧迫感。经常对档案信息化建设涉及的问题充分讨论、广泛交流。

5.借用科研单位、科研实体的力量，推动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部门应与技术过硬的科研单位、科研实体联合开发实用的软件，借用他们的技术力量培训操作人员。甚至在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还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制作网页、建立网站、构建局域网。

参考文献：

[1]崔丽君《档案信息化建设刍议》，《当代经理人》，2006年第6期。

[2]雷亚旭《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管理与改进》，《实用医技杂志》，2006年4月第13卷第7期。

[3]周风云、赵焕中、姜桂娥《浅谈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思路》，《山东档案》，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