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1

2009年农业新闻宣传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宣传工作全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求真务实，为发展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营造强大的舆论氛围，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全年工作打算

在抓好日常农业新闻宣传的同时，重点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深化部门改革，引进激励机制。将信息宣传中心过去“一站三部”的基础上,新增“12136”服务部，拓宽直接为“三农”服务的省级热线平台。根据厅党组赋予的信息宣传中心工作职能，进一步细化各部业务范围和工作目标，引进激励机制，实施主任负责制的高效、精干、廉洁的运行机制。

2、坚持自身宣传平台，强力引导舆论导向。在认真组织协调有关媒体开展农业新闻宣传报道工作的同时,继续坚持办好《三农**》、《魅力乡村》、《乡村夜话》和《**农业》等四个自身宣传平台，引进激励机制，对上大报(大台)、攻头版头条、高水平、高质量,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新闻报道、专题报道和系列报道的作者给予重奖，进一步调动新闻记者和通讯员的农业新闻宣传报道的积极性，为**农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3、重塑**农业信息网，全力为“三农”服好务。下一步要做好有关子栏目的改版定位问题，加强对农业厅系统内部网络资源整合，逐步建立网站群,探索全省农业系统农业专网，实施发文系统、视频系统，推进农业信息化工作，与此同时，拟采取定期通报信息上载情况，引进激励机制，形成办好农业信息网的合力，更好的为“三农”提供政策信息、科技信息、市场信息和致富信息。

4、积极创建“两个”服务平台，不断壮大自身经济实体。在积极向省申报**农业信息化项目的同时，积极构建“两个”信息服务平台：一是创建“12316”省级“三农”热线平台；二是创建农业服务“短信”平台。初步拟定，争取在春节后通过武汉市百友科贸发展有限公司会同武汉市电信和联通联合开通“12316”省级“三农”热线平台和短信服务平台,更好的服务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分季宣传要点

一季度

1、宣传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和全国、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抢抓中央推进农村改革和拉动内需的战略机遇。让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了解今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和工作举措。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支农、扶农、惠农政策，加强监督，搞好配合确保落实不走样，给农民的实惠不截流，惠农政策到户率100%。用政策调动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突出报道发展农业板块经济，重点宣传省政府表彰的创建大县和板块基地县市，大力宣传发展优质粮、棉、油、水果、茶叶板块和畜牧、水产大县创建活动的典型。加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宣传报道，利用典型引导开展资源整合，品牌整合，形成规模，形成效益，打造知名品牌，提升农产品质量，提高市场竞争，扩大农产品出口创汇。

3、大力宣传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抓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重点支持产粮大县建设的方针和实现09年粮食增产8-10亿斤、农民增收300元的预期目标。跟踪宣传粮食板块建设、优质粮产业工程、测土配方施肥、种子工程、植保工程等重大项目的进展和46个粮食大县建设的动态。

4、宣传越冬作物田间管理和冬、春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尤其是禽流感的防控和农业安全生产宣传工作，为实现夏季增产、全年农民增收奠定良好基础。做好主推品种化肥、农药的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报纸等多种媒体推介优质农资产品，介绍农资识真辨假常用知识，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5、及时报道各地春耕备耕的特点，进一步加大高产高效模式栽培技术、水稻轻简化栽培技术、稻鸭共育技术、避灾减灾技术等节本增效技术的宣传。通过加大科技示范的宣传力度，推动实用技术的实施应用。

6、做好“送科技、送农资、送法律下乡活动”的宣传，推动春季农业各类技术培训，加大对《**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办法》贯彻实施的宣传力度，加强从田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控，确保食品安全。

7、认真总结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政策的巩固、完善工作，加强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创新改革试点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促裁试点工作的宣传力度，宣传引导农民依法、自愿、有偿开展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引导农民致富的典型经验。

二季度

1、利用各类媒体，宣传各地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结合农业、农村工作实际，深化农村改革、构建公益性农技服务体系、农民专业合作服务体系和经营性农业专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三大服务体系建设，增强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效果的新动作、新典型、新经验。

2、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入户的宣传工作，积极营造各行业、各地区全面开展农业科技入户的良好氛围。总结经验，推介典型，扩大项目实施范围，加强示范引导，认真总结农业科技入户的成效宣传。

3、加大“阳光工程”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的宣传力度，突出报道各地农村动力专业培训的成功品牌以及农民通过培训创收的新典型、新经验。

4、做好“四大工程”（“绿色证书培训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训工程”“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工程”）、“三项计划”（“百万中专生计划”“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大学生支农资助行动计划”）和“三支一扶”活动的宣传工作，加大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力度，根据现代农业发展需要，造就新型农民和培养一批农民企业家的典型。

5、加强“三夏”（夏收、夏种、夏管）生产宣传报道，做好在田作物的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农机跨区收割、扩大水稻机插示范等典型经验的跟踪宣传报道。大张旗鼓的宣传农村能源建设，突出报道各地大中型沼气池建设和一建（建沼气）、三改（改厨、改厕、改圈）以及血吸虫重点交疫区“以机代牛”项目建设的典型经验，宣传“沃土工程”和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实施的新进展、新成效、新经验；重点宣传秸杆综合利用和轻简栽培等节约型技术示范推广的典型和经验，推进促进清洁田园、清洁家园建设。

6、加强《**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贯彻落实工作的宣传，促进各地认真落实税费改革政策，支农、助农、惠农和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强化农民负担监管，开展涉农乱收费专项治理，切实落实各项补贴政策，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的典型经验。

三季度

1、突出报道发展农业板块经济，重点宣传板块基地县市，发展优质粮、棉、油、水果、茶叶板块和畜牧、水产大县创建活动的典型。加强农业产业化尤头企业的宣传报道，利用典型引导开展资源整合，品牌整合，形成规模，形成效益，打造知名品牌，提升农产品质量，提高市场竞争，扩大农产品出口创汇。

2、认真总结上半年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集中开展成就性的宣传报道工作。

3、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的宣传贯彻力度，选择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协会的典型，跟踪和进行系列专题报道，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壮大，促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4、密切关注动、植物疫、病、虫害发生趋势，宣传预防和防治成效。特别要通过各类媒体强化“绿色植保理念”，指导源头治理；大力宣传社会化专业服务优势，引导和推动各地创建以病虫预防、专业机防服务为主体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5、大力宣传阳光工程政策，总结报道示范典型、十大劳务品牌、九大培训模式，扩大阳光工程的影响力。吸时推广好的经验与作法，促进农村劳动力培训再上新台阶。

6、继续加大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的宣传报道，认真宣传贯彻《**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重点围绕实施平原湖区以大、中型沼气池建设，山区以“一建三改”项目为主的乡村清洁工程的新进展、新经验、改变农民生活环境的新变化、新成效，组织媒体进行全方位跟踪专题和系列报道。

7、大力宣传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增强社会对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意识。重点报道以生态农业技术为纽带，全力打造秸杆综合利用循环；以沼气为纽带的废物利用循环等农业循环经济的新典型，为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农业创造舆论氛围。

四季度

1、结合建国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大张旗鼓地开展成就性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先进人物、先进事迹。

2、做好秋冬农业开发的宣传工作，针对秋播生产的特点，公布秋播作物主推品种，宣传一批产品质量优良、信誉好的农资企业，引导农民选用优质、安全、放心的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产品。

3、组织有关专家就养殖业经济发展形势、畜禽、水产品食品安全与消费等知识进行专题宣传。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的报道，通过典型宣传，推动免疫接种和种畜、种鱼（亲鱼）安全越冬工作顺利开展。

4、抓好**农产品对外宣传工作，宣传农产品出品创汇取得的好成绩，重点宣传有代表性的出口创汇企业的典型经验。积极做好农产品进入上海和境外展销的宣传活动。

5、宣传冬季小型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高产农田建设的典型，突出报道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发展现代农业的典型经验和作法。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2

关键词公共信息图书馆数字典藏日文旧籍

分类号G252

DOI10.16810/ki.1672-514X.2016.11.015

AbstractInordertoprovideanewreadingmodeforthepublic，theLibraryofPublicInformationcombineddigitaltechnologyandinstructionaldesignexpertstoplantwoprojectscalled“DigitalArchiveofOldJapaneseBooks”and“DecryptingBooks’DNA”.TheLibraryofPublicInformationlibraryalsobuiltwebsitetofacilitatelearning，andplayedmanytrainingandactivitiesforusers.Therearehighdegreesofsatisfactionfromtheusers’feedback.Thesedigital-addedprogramsarenotonlysuccessfulconversionfromtheLibraryofPublicInformationdigitalarchive，butalsohelpuserstoquicklyfindvaluableE-learningresources.Italsoachievetheobjectandpurposeoftheserviceof“innovativedigitalexperience”.

KeywordsLibraryofPublicInformation.Digitalarchive.OldJapanesebooks.

台湾公共信息图书馆（以下简称本馆）设立于1923年，以全台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提供图书信息、阅读服务、推广社会教育、办理文化活动，并肩负全台520余所公共图书馆发展策划与辅导任务。在2012年6月3日迁建台中市五权南路新馆后，更以实体与虚拟相结合的“虚实合一”创新公共服务为营运主轴，提供崭新的阅读模式、独特的探索途径、多元的休闲机能和舒适的终身学习环境。同时，本馆还是全台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典藏中心、图书资源交换中心、数字资源共享中心、数字学习中心平台以及数字出版交流中心。

本馆自2003年将“典藏数字化”列为重要工作项目起，迄今已完成多项主题之数字典藏。2013年开始规划“数字阅读与课程整合推广计划”，其下包括“数字典藏资源学习推广计划”和“数字体验内容与互动学习课程整合”两个子计划，将基于数字典藏加值所建置的教学课程及教材，置于本馆网站和教育部门云端平台上供民众学习，并提供APP、电子书、装置艺术等服务，以提升数字内容教育推广功能，强化中国文字相关知识内容，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政策、缩小城乡数字落差，并满足大众对于知识阅读、学习的乐趣，扩大民众接触数典资源之机会。

1数字阅读与课程整合推广计划

1.1数字典藏资源学习推广计划

1.1.1计划缘起

本馆典藏丰富的日据时期日文旧籍，并有战后初期旧版报纸、古文书等珍贵资料。部分数据因年代久远，纸质自然脆化，不宜供读者自行翻阅查找数据。为了保存图书数据、推广阅读及提供研究之用，本馆于2003年起对典藏之2万余种日据时期日文旧籍，分期进行日文旧籍数字化工作。为谨慎维护及保存这些日文旧籍，每期均邀请史学与法律、文学、教育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学者专家，协助审书挑选后再行数字化工作，截至2015年为止共完成10期，书目累积数量达3771种4811册（2055873页）。该工作持续进行不仅是本馆“典藏数字化”发展政策，亦是实践数字图书馆、建构丰富数字馆藏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

为永续推动数字阅读、鼓励数字学习，并整合多个数字典藏数据于一网站供读者自由使用，本馆于2007年规划委外开发“数字典藏服务网”，此网站不仅提供数字馆藏在线浏览及查阅功能，透过Web2.0机制，以分享式概念供民众上网贡献个人或家族收藏，并分析收藏品的基本数据，以充实服务网内容。

此外，基于辅导全台公共图书馆整体发展的任务和发挥中小学生课外延伸学习的社教职责，本馆规划了数字典藏加值化计划，邀请教材内容专家设计成一系列之数字教材及教案，并经实体展示及推广，作为全台公共图书馆数字典藏之效标，鼓励各方加入数字典藏工作行列，让更多民众了解这些珍贵的典藏品。

1.1.2开发数字教材

1.1.2.1建立跨领域数字学习课程开发团队

（1）教材主题订定及内容筛选。为使本馆日文旧籍等数字典藏内容融入九年一贯课纲内容，在计划初即筹组成立“教材开发专家”与“审查顾问”二组学者专家团队，以确保开发方向与内容之正确性。

“教材开发专家团队”由熟稔台湾史、方志学之学者及现任中小学教师组成，负责提供素材、教材架构确认，并进行设计接口、脚本及数字教材成品等编修工作。“审查顾问团队”则由具台湾近代史、近代台湾教育与社会文化等专长之学者组成，负责提供史料及教材内容咨询与审查，并对教材开发专家团队所确认与编修之教材架构、设计接口与脚本及数字教材成品等进行二次审查，以确保教材内容具正确性与客观性。“审查顾问团队”会就本馆已数字化并典藏于“数字典藏服务网”（http：//das.ntl.gov.tw/）之日文旧籍，进行盘点、讨论、分析及筛选，并参考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有关五年级与七年级之社会学习领域课程，对涉及日据时期教学内容，拟定教学单元主题、制订能力指针与学习目标等教案内容，订定数字教材单元，各单元名称见表1。

（2）数字教材开发制作。“教材开发专家团队”就选定之数字教材进行内容编撰、美编设计、动画设计及教材开发等工作，所有教材开发项目内容都需经学者专家团队确认、编修或审查通过后，才交付本馆最后确认。为有系统地规划数字典藏教材之教学效果，藉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数字教材的开发系依据业界和教育界最常采用的Dick&Carey[1]系统化取向模式――ADDIE进行教材设计，包括分析（Analysis）、设计（Design）、发展（Development）、实施（Implementation）和评鉴（Evaluation）等五个阶段，期经由扎实严谨的系统化教学分析以发展出适合中小学教师辅助教学、中小学生及一般民众便利自学的数字典藏教材（如图1）。同时，规划在线小测验、简报文件与学习单的设计，强化使用者之学习成效，进而达成数字典藏推广成效。

数字教材在内容呈现上，分为“自学式”及“导学式”二类型之数字教材。自学式数字教材系针对学习者容易混淆或陌生的学习内容，设计完整的学习内容，主要以动画方式呈现，各单元开发动画、活动体验等教材成品；导学式数字教材系作为辅助教师进行实体教学的教具，每单元中包含多个组件，每个组件内容互为独立，提供动画、简报及学习单等多元化教材，以利教师自由组合运用所规划的单元主题进行教学。

教材设计相关技术采用目前海内外较广被应用的ADL（AdvancedDistributedLearningInitiative）[2]所制定SCORM（SharableContentObjectReferenceModel）1.2标准，并结合美术与影音整合设计等技术，开发动画式数字教材；另利用普及性高的简报及文书软件，产制传递性高的简报及学习单配合五年级至七年级（中学一年级）课程纲要有关日据时代之教学内容，亦可用作各年级学生复习或作课外补充教材。

1.1.2.2推广营销

（1）建置推广网站。因应中小学生、教师、家长以及民众对数字学习需求不同，本计划规划、开发与建置“数字典藏教材推广网站”（http：//earp.nlpi.edu.tw），并以PHP程序语言结合HTML5网页标准技术，作为此网站之开发技术。

（2）扩大教材之平台。为增加数字教材曝光管道与使用率，将数字教材扩大至教育部门数字教学资源入口网、教育大市集、地方研习中心e学中心及台北市政府公务人员训练处台北e大等数字学习服务网站。学习者点阅学习后可取得数字学时。

（3）办理推广活动。以学生、教师以及其他民众为对象，已举办28场教育推广活动，共3562人参加。针对现任教师及未来种子教师办理“数字资源研习”，指导教师掌握现有数字资源，将数字教材作为辅助教学工具，融入教学实务里，让教师在教课方式更生动有变化，增加推广的流动广度；对一般教师或其他民众，则办理“示范教学研习会”，推广数字教材的应用，藉此教学观摩性质之活动，让第一线的教育人员或民众都能知道数字教材、并交流教学技巧，俟回到学校或教学场域后，更能运用于教学或作为学生补充教材。对于中小学生，则由教师于课堂上使用本计划开发之数字教材，透过活泼有趣的动画、小测验、学习单等内容，提高学生学习意愿，亦可观察学生学习效率与效果，将教学意见回馈团队，作为日后修改教材的依据。

1.1.3成果

（1）成功转化数字典藏内容，辅助民众教育及民众学习。本馆数字典藏日文旧籍，使用者多限于少数的研究人员、鲜少社会大众使用。通过数字典藏教材的发展与推广，将民众不易接触的一手数字化日文旧籍数据予以转化，并结合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作为中小学教师补充教材或学生课后延伸学习教材，丰富了师生近代史的先备知识，同时也让民众在浏览生动活泼的数字教材中了解近半世纪前的台湾历史。

（2）藉由多元回馈机制，提升数字教材质量及利用率。本计划中的审查顾问团队及教材开发专家团队，为教材从内容审查至开发成品过程进行把关，教材研制完成，并在推广活动中主动搜集使用者意见，制作问卷，了解学生、教师及一般社会大众使用情形，作为修改教材内容的依据，俾提升教材质量。

（3）从建置到推广的完整规划，公开无偿提升近用性。数字学习教材的开发，供课堂上教师操作运用，作为学生复习与课外补充资源。完成后，举办示范教学、数字教材运用研习等教育推广活动，同时配合本馆现有之数字资源推广模式与课程，培养高中职及中小学老师为种子教师，至全台各地办理实体讲习，推广数字教材，让学习网建置后能通过完整的推广计划让民众周知。

1.2数字体验内容与互动学习课程整合计划

1.2.1概述

此计划系以落实硬件设施、创新设计及数字典藏资源之虚实整合的新开服务，加上区域、馆际、民间及产业的跨域整合，发展出加值型的社教机构网络。将馆藏数字体验资源“图书的演进”做为发展上述内涵之主体，首先加值转化为配合学校课程目标与辅助教师教学的“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用以协助教师并引导学生或其他学习者有自主近用的管道，同时与跨领域机关合作办理“解密图书DNA互动展”，设计搭配体验装置与工作坊等活动，让民众了解新颖的科技互动及精心建置的学习内容，促进民众认识图书馆并培养运用各项馆藏资源的习惯，扩大图书资源使用范围，提高数字资源使用之效益。

1.2.2研究目的

（1）提高数字教学及典藏资源之可用度。通过访谈及问卷调查等方式，探讨教师及学习者可接受的数字学习方式，并分析教师及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据以扩充数字互动学习内容，开发有趣并具亲近性之教学资源，协助师生结合教学课程使用此数字互动资源，以强化中国文字知识的课程内容。

（2）数字加值现有馆藏资源，带动数字阅读及学习。让单一展示功能的实体馆藏资源转制为在线学习内容后，藉以扩充数字互动学习内容，配合多元学习形式之建构，建立辅助教学的功能，提升馆藏资源价值。

（3）建立虚实统合推广模式，强化推广效果并建立跨域合作机会。同时展出“解密图书DNA互动展”及“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并将图书馆资源与艺文领域机构交流，亦与地方公共图书馆共享资源，主动将馆藏资源推广给其他地区民众体验使用，融合展出地方特色设计差异化展览，开发图书馆原有以外之潜在读者群，引领使用图书馆资源。

（4）建立教师与图书馆合作模式，拓展推广据点促进永续使用。以数个教案设计为范例，提供相关课程学校师生使用，同时搭配本馆于全台中等学校以下办理多场数字推广课程，并于全台公共图书馆推广此数字加值资源，以增加民众接触数字典藏资源之机会，继续发挥加值后的推广效益。

1.2.3研究方法

（1）以考据数据为基础，结合访谈及试用以确知使用者之需求与偏好。以本馆之“图书的演进”数字体验特展内容，包括“汉字演进”“文字载体演进”“印刷术”与“图书馆演进”等四大主题为研究主体，进行相关学习资源之建置。首先，从台湾“中央研究院”“汉字构型数据库”内容评估本计划资源扩充知识库之可行性，从中筛选出汉字演进相关资源作为数字建置依据；以有考据之资料为基础，再透过半结构访谈法搜集教学老师在“数字互动学习课程在线化”的数字教学需求及用户偏好，用于修正、整合馆藏数字体验资源，作为“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之架构及内容，俾使建置完成的网站符合使用者需求。

（2）从使用者意见修正网站。在物理层面上，“解密图书DNA互动展”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得知参观者在“实体互动体验资源推广”的回馈，并观察民众操作互动体验区数字装置的习惯及反应，实时修正服务模式。虚拟环境层面上，邀请具数字典藏融入教学执行计划经验的学者及教学经验的教师，共同就建置完成的“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接口、网站功能及内容适切性提出修正建议，据以强化“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各项内容与功能；修正后的网站正式上线后，亦利用问卷征集使用者之使用感受与意见，作为“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未来持续更新之根据。

（3）数字体验移展及推广活动，定义共享资源目标。本计划案同时策划“解密图书DNA互动展”在馆外县市展出，与“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内容整合推广使用。选择宜兰县的传统艺术中心和高雄市图书馆文化中心分馆展出，两场展览跨越图书馆领域，试图吸引一般民众借此认识图书资源并拓展潜在读者，进而知悉运用图书馆数字内容与阅读资源。

1.2.4研究结果

（1）模块化套装内容资源共享，能显著降低资源成本提高使用效益。将本馆原有实体展示资源，进行南北两场次的巡回展，透过“一套多用”的资源共享模式，加入差异化展出策略，使展出单位可结合自有场地之现有展出主题，以规划出具各馆特色的展示活动，巧妙地呈地方特色与创意性，提供在地居民熟悉题材之另类互动体验，扩大资源产出后的使用效益。

（2）典藏内容加值转化，实体资源转化为数字学习资源扩大使用范围。将既有实体的“解密图书DNA互动展”展示资源，转化成“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之学习资源后（如图2），每月逾3000人使用，大幅提高资源运用有效度。

（3）高度互动性且具多元学习模式之资源，易获使用者青睐。在实体体验上，透过Kinect体感互动、RFID感应、AR扩增实境等数字技术，更多民众得以接近图书馆的数字内容，了解中文文化与图书馆的知识与演变，加深民众文化基底；而其中结合印刷术发展背景知识，规划3D打印体验工作坊，更让民众与新颖的印刷发展、数字技术接轨。通过实体展览与体验工作坊，引导民众至在线学习网，采用动画导读的学习形式，创造了有趣丰富的学习环境，提高了使用者的学习兴趣。

（4）配合学校课程增加辅助教学资源与管道，跨时跨区辅助教师进行教学。为提升学童使用兴趣并强化图书馆辅助数字学习之功能，除互动游戏及教学影片外，亦搭配学校实际课程，针对不同年龄层之学习内容，设计教案内容（如表2），提供完整的教学材料、教学步骤活动包供教师直接下载参考，大幅增加原有资源之可利用性。

（5）结合地方特色及创意，同中求异的资源共享新模式。本计划2场互动展之执行，均配合合作展出单位融入该馆所或所在地之独特元素，如于宜兰县展出时，即结合传统艺术中心主推之戏曲主题，以“戏曲相关电子书展示”“戏曲微展览”及“戏言”体验工作坊作为互动展特色内容；于高雄市展出，则结合该馆与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合作之“皮影戏”主题，举办皮影戏制作体验工作坊，以及在地电子书资源推广体验。由互动展因时因地的特色内容，成功找出同中求异的资源共享模式，让每场次互动展成为独一无二的展览。

2结语

长久以来，本馆在台湾地区公共图书馆整体发展上扮演重要的引导角色。为使民众能更易于接触数字典藏资源，故规划与执行“数字典藏资源学习推广计划”，发展融合知识性、故事性与趣味性之主题，经教材专家设计成一系列之教材及教案，并加值制作成适合教学现场所需之数字教材资源，置在线学习网站供众学习。同时亦展现古籍文献与数字人文的结合成果，配合在线教材进行推广活动，使中小学师生暨一般大众便于使用此类珍贵数字典藏资源。“数字体验内容与互动学习课程整合计划”采“虚实合一”方式进行推广，制作语文相关教学资源供教学使用，使数字体验与课程学习完整整合，提高数字学习系列内容之广度，进而提高教师与学生学习使用效率及意愿。以上两个计划期能增进民众对日文旧籍及数字藏品的认识与近用新管道，并建立数字典藏整合推广之模式，成为全台公共图书馆数字典藏建置转型的重要参考，进一步鼓励全台公共图书馆积极推动数典工作，让更多民众了解更多珍贵的古籍资料。

参考文献：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3

【内容提要】我国的典权与德国的担保用益或利用质押，以及法国与意大利的不动产质，是形式不同，但功能基本一致的法律制度。在我国民事立法中，应保留设置典权这一传统的法律制度，并注意不必再设置不动产质，以免重复立法。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民法学界对典权的保留与废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典权是应该予以保留的传统法制制度之一。梁慧星先生主持的《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也明确地将“典权”作为专门一章予以规定，并且对保留和采用这一颇具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制度作了一定阐释。（注：梁慧星等：《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第288-303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80-589页。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民法室提出的物权立法草案，在该草案讨论中已经明确，将要补充对典权制度作出规定。）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典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制度，它具有何种法律特征和功能？对此，显然还需法学家在学理上予以明确和深入的阐释。况且，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对典权制度持怀疑态度；甚者还有人认为典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固有制度，当然要予以废除。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正确。首先，仅以典权为我国习惯法上的制度就要加以废除是违反法律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其次，就典权制度的功能而言，它和德国民法中的担保用益(Sicherungsnieβbrauch)基本相同，与法国，意大利民法中的不动产质亦十分相近；第三，从历史源流来看，德国的担保用益以及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不动产质实际上是同出一源的制度，都起源于希腊的相抵利用（αντιχρησιδ）。（注：罗马法文献中也曾有这个名称，是作为抵押的形式之一出现的。见D.20,1,2,1;13,7,33。对此，许多西方学者都曾探讨过。一般认为，这个制度是在希腊化时代被罗马人接受并渐渐普遍采用的制度，拜占廷时期还在埃及出现过。见卡瑟尔：《罗马私法》(MaxKaser,DasRoemischePrivatrecht,VerlagC.H.Beck,Muenchen1971)，第一卷，第470页；第二卷第319页。）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典权制度并非是我国独有、他国所无的法律制度。（注：现今国内大多数学者，无论是典权保留论者，还是典权废止论者，都认为典权是中国独特的不动产物权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现代各国没有与之相同的制度。不过，当我们用法律比较的科学方法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时，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不真实的。参见前引梁慧星等：《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第581页。）如果对上述制度的发展及其实质功能作一比较考察，那么就会发现，无论是德国的担保用益(Sicherungsniessbrauch)还是法国、意大利(anticresi)等国的不动产质，抑或我国的典权，它们的内在实质和基本功能是始终如一的，即都是一种财产或资源的用益方式。

一、我国典权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态

典权是我国的传统法律制度。同时，它也是现代我国民法中为数不多的、完全未受外国法律影响而独立存在的一项中国固有的法律制度。但是，典权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并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典权制度与土地和房屋的买卖制度有密切关系。（注：李婉丽：《中国典权法律制度研究》对典权有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考察。文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卷，1994年，第370页以下。）从典权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它在1929年以前，即民国民法典颁布之前，始终比较混乱。在有关法律典籍中，它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亦表明着不同的内容，如典当，典质，典卖及贴典等。而从史籍上看，典当不分，古来如此。（注：“质”乃古已有之，古代中国无论动产、不动产均以质称之。两汉以降，渐有典质互代，唐宋沿之。明清以后至今，典卖、典当互用已成民间习惯。台湾学者杨与龄认为，典质互用始见于《旧唐书》卷140列传。参见杨与龄：《有关典权之几项争议》，见苏永钦主编：《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月，第253、254页。）清末民初法律改制起草民律草案时，曾经一度以为典权即日本民法的不动产质，故没有对其加以规定。（注：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种认识还是有道理的。详见本文下文。）但1915年北洋政府的大理院［上字］第448号判例却又否认了这种认识。是年10年，北洋政府司法部拟定《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共10条），是为现代中国最早有关典的立法之一[1](P.630-631)。不过，由此已经看出典与当之间未加区分的情况。即使是对典权作出了专门规定的民国时期民法典，也没有明确典、当之间的区别。而实践中更是始终普遍存在着典、当不分的现象。至于现今所看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案件的批复，更是多以“典当”笼统称之。（注：现今我们所看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案件的大多数批复，多以“典当”称之，表明学理和实践上的混乱。从下列有关典权的最高法院批复或函件看，即可知其一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房屋典当期满后逾期十年未赎，出典人及其继承人下落不明的案件的批复(1962,09,2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姜兴基与闫进才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63,06,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雷龙江与雷济川房屋典当关系应予承认的批复(1979,11,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80,1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典当回赎问题的批复(1984,12,0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在“文革”期间未能按期回赎，应作时效中止处理的批复(1986,04,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中几个有关问题的批复(1986,05,2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期限计算问题的批复(1986,05,27)；关于处理私房社会主义改造中房屋典当回赎案件中的两个问题的批复(1988,09,0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黄金珠等与张顺芬房屋典当回赎纠纷一案的函(1989,10,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罗超华与王辉明房屋典当纠纷案的函(1991,07,0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德辉诉佳木斯市永恒典当商行房屋典当案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1992,03,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谢元福、王琪与黄长明房屋典当纠纷一案适用法律政策问题的复函(1992,06,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郑松宽与郑道瀛、吴惠芳等房屋典当卖断纠纷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2,09,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连胜等诉烟台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屋典当回赎一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3,02,16)；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问题的批复(1989,07,24)，等等。诸如此类，实际上都是典，而不是当的问题。但我们的最高司法机关并没有加以明确解释。）此外，法律理论上对典权的理解也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除不动产之外还包括动产的典的关系，民间所谓典当或典质即属此类；狭义是指标的仅限于不动产的典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严格意义上的典权。上述情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国有关典权制度的学理和实践都还存在着一些混乱。

其实，无论是从我国1949年以前或此后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典权主要是指以不动产为标的的用益权关系。在清末民初法律改制之前的传统民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4

法律作为一种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环境的文化，反映了人们在相应时期和背景下的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两项事业是相辅相成的，法律体系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成长。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民法领域来看，《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基本民事法律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最大亮点在于对各类财产实行平等保护。平等保护原则是民法中平等原则在物权法中的具体化。我国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它在物权法中就体现为平等保护原则，必须摒弃只注重保护一类财产而排斥保护其他财产的观点。

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中国的民事立法关键在于制定一部民法典，民法典是我国民事立法系统化的标志。按照分阶段、分步骤制定民法典的立法部署，我国已经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在这些单行的民事法律制定出来之后，不能采取简单的法律汇编的方式，将这些法律汇集成民法典。而应当按照科学合理的民法典体系，对这些法律进行有系统的整合，构建体系完整的民法典。

在构建民法典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优秀的法律文化。在法典化特别是形式的体系方面，确有必要注重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德国法的立法经验。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完全照搬照抄德国的模式，更不意味我们在21世纪制定中国民法典时还需要僵化到一成不变地继承《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借鉴必须首先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且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同时，我们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从立法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考虑，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

从立法体系来看，首先应当在民法典之中制定和完善人格权法和债法总则；其次是要根据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来完善现有的法律，例如为解决执行难等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三是要强化立法解释。

在立法体系基本建立之后，关键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来使整个法律体系不断适应社会实际需要。在逐步完善立法的同时，辅以科学的法律解释方法体系并加以合理运用，才能够在保证现有立法正确适用的同时，为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准确的法律依据。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5

关于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什么手续的问题，让我们看4个国家的例子。

法国民法典的制定由4个环节构成：1、政府指定4名实务人士起草草案；2、参事院的立法局对草案文本进行加工，不完善的文本悉数被退回该局。以上为“正方”进行的工作；3、法案评议委员会对草案进行质疑，这是“反方”进行的工作。民法典在这样的对抗中达到完善；4、立法会议在不能修改草案的情况下对法案进行一揽子投票，[1]因为民法典所涉事项技术性强，条文彼此间钩心斗角，牵一发动全身，如果就其细节进行讨论，很难达到专业化水平并拖延立法进度，甚至“杀”掉某些好的条文。

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与法国民法典相似，但增加了事先编订“民法典词目索引”的准备工作，以保证每个术语在民法典中都在同样的意义上被使用，O.格拉登维兹进行了这一工作，此为环节一。德国民法典众所公认的严谨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一环节决定的；环节二为由两个委员会编写草案；三、由编订委员会和编订分委员会对写出的草案进行质疑，以保证民法典之定稿的形式统一、句法严谨、语言准确。[2]环节二和环节三也构成“正方”和“反方”的对抗关系；四、表决通过。议会就民法典进行的讨论只就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进行，不涉及细节，以避免人多嘴杂，外行糟蹋内行。[3]

由于经验之积累，瑞士民法典的立法程序最为完备，分为以下阶段：1、初期准备。它表现为未来的民法典草案的作者欧根。胡贝尔受政府委托对瑞士各州的既有私法作一个综述，其成果为最终于1893年出齐的《瑞士私法制度和历史》。这是受历史法学派影响产生的程序，因为该学派把法理解为特定时空中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立法前要搞清楚这种精神的具体形式。在其他地方，这一程序表现为对法典编纂前本国的民事习惯进行调查。2、学者稿。瑞士政府专门把正在德国的哈勒大学任教的胡贝尔召回国内，以司法与警察部的名义委托他起草一部民法典草案，他于1900年完成了这一委托。3、“正方”的自我完善。司法与警察部组织专家对此草案进行讨论，加以补充，形成了司法与警察部草案，于1900年11月15日公布。4、立法理由书，胡贝尔对具体条文的起草动机作出说明，形成在1901年－1902年出版的立法理由书，它构成理解条文的权威依据。5、质疑。为了审查草案，联邦政府任命了由31名专家组成的“大专家委员会”进行对草案的批评，有所补充，形成了第二草案，完成了“反方”的工作。6、表决。在这一联邦民法典之前，瑞士各州通过私法法典时就只能就整部法典表决，不得进行逐条审议，以避免立法的统一性和融洽性遭到破坏。在瑞士议会，这部草案也只就其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然后得到整体通过（1907年12月10日）。[4]

西班牙民法典的起草程序在两方面提供了独特的例证。其一，它增加了在委托专业人士起草法典前制定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基础（Base）的专门法律的环节，这一法律包含27条基础，在法典草案于1888年通过时，只允许议会讨论这些基础，不许讨论草案的细节；[5]第二，它提供了这些基础的内容的报道。例如基础6的内容是这样的：“确定下落不明和死亡推定的特征及其含义时，要保证下落不明者及其继承人的权利，允许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享有权利，他们可通过遗嘱或合法继承取得权利。在推定死亡情况下，现配偶不得再婚”。[6]可以看出，这样的基础的抽象性在具体规定与基本原则之间，是起草某个制度之条文的基本指导。议员们仅能就它们进行讨论，其对民法典的干预能力很低。这种安排体现了自罗马法以来的法学家立法的传统，因为在民法典草案被付诸表决前的各个起草环节都由法学家主持。

至此可概括一下上述4个民法典起草实例中包含的程序环节：1、对本国现有的民法进行调查，包括习惯法调查；2、提出立法的基础；3、委托学者起草最初的草案；4、组织一个“正方”的委员会对该草案进行补充完善；5、提出立法理由书（其中含比较法研究报告）；6、组织一个“反方”的委员会质疑改善后的草案；7、立法机关对该草案进行一揽子表决。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法典定稿形成过程的对抗性和表决程序的整体性，这是众多大陆法系国家制定民法典之经验的结晶，不能忽视。我们也应看到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3卷在国家杜马拖了好几年才通过的例子，因为该卷涉及继承问题，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各议员都能说上一嘴，结果草案完成的时间与得到通过的时间间隔过大；还要看到统一合同法在全国人大的细节性审议中被删掉了情势变更原则，把一个已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武汉市煤气公司与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散件购销合同案在法函（1992）27号批复中确立的规则废除，重新置情势变更问题于无法状态的不幸事例。

上述7个环节我国多少有所遵循，尽管未十分明确地这样做。如在合同法的起草中，第三环节做到了，人大法工委对学者草案的审查相当于第四环节；经过如此折冲的草案交由各部委讨论的做法相当于第五环节，只是缺乏应有的对抗性。我认为，在起草民法典的技术性思路上，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与起草机构旗鼓相当的质疑机构来保证民法典的质量，这需要大量专业人士的投入。我想说，尽管要抓紧制定民法典，但这要以在起草环节上不能有所缺失为条件。民法典之制定自有其规律，程序是质量的保证，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学习国外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关于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多少时间的问题，让我们看巴西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例子。

巴西于1917年就有了自己的民法典，但为了实现现代化，巴西于1969年任命了一个由来自巴西各地的教授们组成的由米盖尔。雷阿勒教授领导的委员会起草新民法典。经过6年的工作，对政府提交了一个巴西民法典前期草案。它于1975年被提交给国会。为了深化这一草案，1975年6月11日专门设立了民法典研究所负责草案的完善。经完善的草案于1984年得到了下院的批准，于1997年提交给了联邦参议院并得到了批准，于1998年提交给下院对参议院作出的修订做最终审议[7].2001年8月8日，立法机关通过了新民法典。这是一项历时32年完成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旧的民法典做底子，也许需要的时间更多。

再看我国台湾地区修正“民法典”中的债法的例子。从1974年成立“民法研究修正委员会”并召开首次会议，至1998年4月2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共历时14年，其间，1995年7月14日第691次会议定成修正案。“财产法修正组”召开691次会议，加上研讨修正原则、修正重点的16次会议，共举行会议707次，以债编全部条文603条计，平均每条耗去会议一次。

这14年消耗于如下的14道修正程序中：1、提出及准备修正要求；2、提出修正原则和修正重点；3、确定讨论程序；4、法学教授座谈会；5、翻译外国相关法律、法学资料；6、汇编修正意见；7、分组及“委员”初审；8、研拟草案初稿；9、公开征求意见；10、第二次“委员会”审查；11、第三遍讨论；12、“立法院”审议；13、“立法院”通过；14、“总统”公布。[8]

通过考察上述起草或修正民法典的事例，可以看到，民法典的起草是一项严谨、复杂的活动，来不得“短平快”。衷心希望我国民法典起草能在科学的轨道上运行。

[1]VoyFrancoisGeny，Techniquelegislativedanslacodificationcivilmoderne，InLecodecivil1804-1904livreducentenaire（Tomeseconde），Paris，1904，p.1008s，p.1003.

[2]VoyFrancoisGeny，op.cit.，p.1026.

[3]参见金勇军先生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的他为瑞士民法典写的“译者序言”，未刊稿。

[4]参见金勇军，前引文。

[5]参见金勇军，前引文。

[6]参见肖崇明翻译的西班牙民法典译稿中的“关于起草西班牙民法典应遵循的准则”部分，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