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风险论文篇1

引言

如何利用财务杠杆原理使企业价值最大化，一直是财务管理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该课题的实质是企业应保持什么程度的资产负债率。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有关文献对企业适度负债点的研究，也是通过对我国企业负债经营的现状及策略所作的调查。笔者通过对财务杠杆原理和企业负债经营的分析以及根据西方国家传统的经验负债比例与我国国情的进一步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公共事业企业的负债规模明显偏小，财务杠杆系数偏低。而非股份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负债比例明显偏高，基本上处于60%以上，且近年来绝大部分仍有上升趋势；同时认为：运用财务杠杆，带来的财务风险进行任何定量方法的研究只是一个理论方法和理想模式。在实务中必须综观全局，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周苹英，2003；杨桂兰，2005）

另有学者通过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提出对财务风险管理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应当把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作为一项重要课题。（陈共荣胡振国，2003）也认为，资本结构中适当的负债率可作为一种担保机制。一般来说高质量的企业对应着高负债率的资本结构。在企业经营效益较好时，增加负债比率，确定最优资本结构点，即企业价值最大化点。

综观目前学术界对企业财务风险、适度负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已引起企业决策者的高度关注。但也有很多企业长期以来对如何把握合理的负债程度处于迷茫中。负债率高低飘浮不定,找不到保持理想债务比率的路径和办法。以我国企业近年来的情况为例。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和上市工业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存在较大的差异。1995年-1998年间，两类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分别是：1995年：65.5%、54.05%；1996年：64%、52.55%；1997年：64.1%、47.36%；1998年：60.3%、44.55%。到了2003年，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上升为65.9%，而上市公司则继续保持比这低得多的负债率。大量研究证明，形成国有企业与上市公司负债率差异的原因很多，却并非企业有意识调整债务比率的结果。企业在负债率的决策上不可否认地存在盲目性。对企业高负债是否一定高风险等方面的认识仍然模糊不清。

为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企业财务风险，阐明企业高负债不一定高风险，破解企业适度负债点这一难题，本文运用了财务风险动态函数模型和动态模型的立体图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结论也佐证了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比如（章之旺，吴世农，2005）撰文指出：……当出现行业经济下滑时,选择高杠杆的公司将丧失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在企业经营效益较好时，可以增加负债比率，充分发挥财务杠杆作用。

一、以利润率、资产负债率为变量的财务风险动态模型

目前，有关文献对财务风险的定义是指企业全部资本中债务资本比率变化带来的风险。当债务资本比率较高时，投资者将负担较多的债务资本，并经受较多的负债作用所引起的收益变动的冲击，从而加大财务风险；反之，当债务资本比率较低时，财务风险就小。一个企业财务风险程度的衡量，是通过财务杠杆系数来反映的：财务杠杆系数越大，表明财务杠杆作用越大，财务风险程度越大；财务杠杆系数越小，表明财务杠杆作用越小，财务风险也就越小。其计算公式为：

债务风险论文篇2

关键词：KMV模型；地方债务；风险控制

一、引言

中国地方债务危机近年来开始显现，逐渐成为学界聚焦和热议的话题，尤其是在部分省市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过度举债的大背景下，2013年6月，审计署2013年第24号审计结果公告透露了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012年有16个地区负债率超过100%。其中，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负债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不仅如此，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70亿元，其中2个省会城市本级逾期债务率超过10%。中国地方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未知。2010年审计署的调查是10.7万亿人民币，但乡镇一级并未纳入审计，根据已有的信息来看乐观估计现在地方债规模会达到13万亿。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今年表示，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18万亿元；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最近透露，地方政府负债估计超过20万亿元。

地方债务总量急速攀升伴随着融资成本高昂、土地财政绑架地方经济、以及债务违规担保与挪用等问题。社会需要深刻认识到任何债务危机都有一个逐步显现、持续恶化、集中爆发的过程，究其实质是经济危机的前凑表达式。因此，有必要建立债务控制机制，对财政运行过程进行跟踪，监控，及早地发现债务危机信号，预测财政面临的风险，使政府在债务危机的萌芽阶段采取有效措施。本文构建的地方政府债务控制机制基于地方政府GDP以及财政收入总额，计算不同融资比率下地方政府债务的预期违约率，为地方政府控制债务总额提供具有理论支持。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文献回顾

因为西方国家始终坚定市场经济原则，地方政府更多强调的是公共服务与福利职能，政治构造、国民文化等未赋予其举借重债过多干预地方经济的权利，所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易出现，自然政府债务风险的相关研究也不容易得到充分展开。所以国外经济学家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其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政府举债必要性的研究；二是关于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研究。

（1）关于举债必要性的研究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凯恩斯主义在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长久占据统治性地位，当西方国家普遍进入经济滞涨的阶段，凯恩斯主义中国家积极利用公债干预经济的理论及政策主张成为众矢之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古典主义重新抬头，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举债是否有益，不能做简单的判断，短期可能刺激经济增长，然而由于公债的负担并非由现代人的“牺牲”所负担，而是相当于后代的转移支付，政府还本付息的支出由支付税款的未来一代承担。因此，强制压缩了后代社会的总需求，造成对后代经济挤压；而且如果政府债务主要用于非生产型支出，则会对国民经济作用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举债应被严格限制于资本项目，杜绝政府债务用于非生产性的消费支出。实质上是取得了本期额外的购买力却不发生额外的本期成本，成本被转移到未来支付。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呼声重新高涨，于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在呼声中不断加强，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87）从政府债务资金用途、资本市场要素和开放经济背景等角度出发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得出了政府债务具有合理性的结论。斯蒂格利茨用此研究结论成功地解释美国80年代出现“双赤字”现象的原因并且创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两个恒等式：“贸易恒等式”及“储蓄投资恒等式”，并以此为工具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得出结论：政府债务并不确定会“挤出”国内私人储蓄和投资；缘由赤字债务导致了贸易赤字的出现，因此政府举债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国家需要加强对政府债务的管理。

（2）关于政府债务结构及风险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HanaPolackova在政府债务结及风险分析方面贡献最为突出，也为世界主要国家所普遍接受。她曾经在她的论文“政府或有负债：影响财政稳定性的潜在风险”（ContingentGovernmentLiabilities：AHiddenRiskforFiscalStability）中，提出了著名的财政风险矩阵（fiscalriskmatrix），奠定了研究财政债务风险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个矩阵被公认为最能全面显示政府财政风险。汉娜将政府债务划分为四类。从法律责任的角度，政府债务包括显性债务，从道义责任的角度，政府债务包括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是指由法律或政府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或书明由政府承担偿还义务的债务，隐性债务是指没有法律或政府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但政府出于公众期望、政治压力和道义责任而承担的债务。从债务责任确定性角度，政府债务被分为直接债务间接债务。直接债务是指不需要特定条件，即在经济运行中无论如何都需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是指只有当特定事件发生才会形成的债务，特定事件的发生决定了这类债务的发生。这类债务要由未来其他事项的状况来决定，因而其发生的概率和规模往往难以确定。具体来说：（1）直接显性债务：是指通过法律或契约的形式确认的，地方政府在法律上具有支付义务的债务，是最容易识别的政府债务。如国债、地方政府债券，本级政府解决地方金融风险专项借款等。（2）或有显性债务：是指由法律规定的当某特定事件发生时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债务。包括国家保证的非借款，国家对重大私营投资项目的保证，国家对外贸与汇率的保证，国家对某些信贷的支持等。（3）直接隐性债务：并没有在法律或契约中规定，但是在政府的各项政策中预先确定的政府支出责任而形成的债务。直接隐性债务是人民对政府的一种期望，虽然政府没有公开做出承诺，但是人们在心理上存在预期，认为地方政府一定会承担这部分债务。如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筹资而形成的债务。（4）或有隐性债务：指在某一特殊事件发生后才会发生的债务，一般是道义下的选择。如银行倒闭的拯救开支，灾难与军费追加开支，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债务，环保保护开支等。隐性债务往往与道德相关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也由九十年代初期的疲弱逐渐转向强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随之不断扩大，债务风险开始显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逐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开始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广泛研究。下面我们将分别从政府债务风险的识别、债务风险的现状、风险形成原因及治理对策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介绍。

（二）国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文献回顾

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日益引起社会重视。尤其以2008年以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地方政府大举借贷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高速铁路、公路陆续开工，并伴随着地方经济金融化和地产化，这种宽松货币的不均衡持续放大了包括地产在内的资产泡沫，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更为严峻。2013年国家审计署24号公告以来，更是成为社会各界关注与讨论焦点。但是，对于“目前债务现状是否真的构成各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人们恐难有确切、统一之认识。然而，只有基于对现状的深刻剖析，审慎思考，这种讨论才会更有意义，也才能促进相关的决策的妥当制定。事实上，自政府债务问题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以来，中国的专家、学者及有关机构便开始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现状的相关研究。

厦门大学的郭琳（2001）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因地方政府债务范围的模糊或其本身的缺陷而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及由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地方政府债务可分为内在风险和外在风险，地方政府债务范围的模糊或其本身的缺陷导致内在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形成外在风险。中国审计署的刘星（2005）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财政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财政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的缺陷以及各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造成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并不断激化，并最终破坏财政稳定和平衡，导致债务风险的产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魏加宁（2007）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正通过面向政府及相关机构和单位放贷的金融机构转化为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威胁到地方乃至全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社会各界对此应该高度重视。

李增来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的关系，认为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巨大，而且绝大多数属于隐性债务，已严重影响地方的经济交全、社会稳定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的集中体现，以万亿计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正通过银行机构向金融风险转化，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动向，这必将影响国家金融安全。

中国审计署于2011年3月至5月对全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本级及所属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分析。审计发现，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中国审计署认为，相对GDP来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所占比例为1/4，对比国际对政府债务风险的衡量的各项通行指标，大约两成地方政府的债务存在风险，但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警戒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2013年6月，审计署2013年第24号审计结果公告透露了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012年有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其中，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不仅如此，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70亿元，其中2个省会城市本级逾期债务率超过10%，最高的为16.36%。

在如何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我国学者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王晓光、高淑东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控预警系统应当以地方政府的财政及债务数据的信息化为基础，全面监控地方政府经济运行中的各项风险，准确评估真实的财政风险，提出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来定量地衡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拓宽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研究的思路。寇铁军和张海星（2001）认为，应当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机制，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切实控制和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周礼华认为，应当改善地方政府管理情况，分析地方政府债务的深层原因，促进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进入良性循环。曲智超认为，应当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规范政府行为，建立或有债务风险预警和监控体系，切实防止新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发生。上海交通大学的顾建光（2006）在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上提出了以下对策：第一、透明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素；第二，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控；第三，明确债务偿还责任；第四，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第五，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换和机构精简；第六，试行地方政府“举债权”制度。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层面的分析和论述，该领域的定量研究还很不足。而且，面对我国各地区发展环境、债务规模、管理方法均存在差异的情况，针对某一个地区的相关研究也不多见，当前研究成果大多只是从宏观层面进行理论探讨，未能结合某一地区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因此，前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我国某一具体地区的参考价值不大。而且，由于已有的研究在研究思路、方法上均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对后续研究的参考价值也有限。正是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首先选取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地方政府债务与GDP、财政收入的关系。然后应用修改的KMV模型对西安市的财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西安市政府应该控制的债务总额规模。最后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三、模型设定

1、KMV模型原理

KMV模型是美国旧金山市KMV公司于1997年建立的用来估计借款企业违约概率的方法。该模型认为，贷款的信用风险是在给定负债的情况下由债务人的资产市场价值决定的。但资产并没有真实地在市场交易，资产的市场价值不能直接观测到。为此，模型将银行的贷款问题倒转一个角度，从借款企业所有者的角度考虑贷款归还的问题。

KMV模型的运用包括三个步骤：

第一步，利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根据企业股权的市场价值及其波动性、到期时间、无风险借贷利率及负债的账面价值估计出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资产价值的波动性。

KMV模型将企业负债看作是买入一份欧式看涨期权，即企业所有者持有一份以公司债务面值为执行价格，以企业资产市场价值为标的的欧式看涨期权。若债务到期时企业资产市场价值V高于其所需清偿的负债面值D，则企业偿还债务；反之则企业选择违约。根据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得到：

其中σv表示企业资产价值波动率。

第二步，根据公司的负债计算出公司的违约点（defaultpoint），计算借款人的违约距离。假设企业资产未来市场价值围绕企业资产市场价值的均值呈正态分布，则违约距离可由下式得出：

其中，DD表示违约距离，DP表示违约点价值。

第三步，根据企业的违约距离与预期违约率（EDF）之间的对应关系，求出企业的预期违约率。

企业违约率为企业资产市场价值低于违约点的概率。根据Black-Scholes模型，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服从几何布朗运动，t时刻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为：

其中，μ表示企业资产的预期收益率，ε表示资产收益率的随机部分。预期违约率EDF就可以表示为：

2、KMV模型在西安市政府债务规模评价中的应用

为了应用KMV模型，可以将西安市政府看作为一个企业。用政府债务余额D替代KMV模型中企业的负债，用政府财政收入R替代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V。假设在T时期，政府到期债务为DT，财政收入为RT。若RT≥DT，则政府不发生债务违约。若RT

3、该模型的不足之处

经过修改的KMV模型虽然能较好的反映地方政府债务的情况，并对实际数据进行评价。但是KMV模型主要还是用于计算企业的负债违约风险，运用到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还是有局限性。而且，在计算预期违约率EDF时，对随机变量分布的假设也过于苛刻，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

四、实证分析

（一）西安市政府债务控制模型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是个谈论已久的话题，1994年分税制以后这个问题就已开始出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救市政策，中国也不例外，提出四万亿的救市计划，各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便开始迅速膨胀。2001年，国家审计署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全面摸底，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本级及所属市（地、州、盟、区）、县（市、区、旗）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最终的审计公告显示，截止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10.7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万亿元，占全部债务的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万亿元，占全部债务的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它相关债务1.7万亿元，占全部债务的15.58%。

下面用西安市2005～2013年的财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修改的KMV模型对西安市政府债务规模进行评价。

通过前面的公式计算，得出西安市财政收入的波动率σR为0.273924，增长率g为0.334392。

假设西安市财政支出部分或全部来自政府负债，西安市2013年财政支出总额为729.81亿元，按目前五年以上贷款利率6.55%计算，可以得到不同融资规模下西安市政府的债务本息和。

进一步，可以计算出不同融资规模下的违约距离和预期违约率EDF。计算结果如下：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西安市政府债务情况总体上良好。融资比在110%以下的预期违约率几乎为0。但如果融资比进一步上升，预期违约率会迅速攀升。超过120%时，政府债务违约的概率更加明显。西安市政府之所以可以维持在110%这个较高的融资比水平，是由于西安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很高，保持在33.4%的高增长率。同时，西安市GDP的平均增长率也在18.4%的高水平。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该地区的GDP和财政收入总额应该保持一定的比例。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地方政府负债率）是衡量债务规模的一项重要指标，反映债务规模与经济水平的协调性。负债率过大势必会增加政府债务违约的风险。而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也应该与其财政收入水平相适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偿还债务本息的主要资金来源，债务规模应尽量保持在与财政收入水平相适应的比例，否则会增加地方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严重的会损坏政府信用，影响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此我们提出假设：财政收入和GDP是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因素，因此较高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可以支撑西安市政府债务规模的高增长。

（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财政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消除我国不同地区发展状况的差异性，在进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财政收入相关性分析时，我们选用1996～2010年的全国财政指标。具体见表4。

其中，1999～2001年、2003～2006年的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数据由于查不到具体数据，因此由估算得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国际上公认的负债率安全线是20%，2008年以前，我国的地方政府负债率控制的较好，都在安全范围内。2008年以后，负债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突破了26%的水平，应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地方政府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一般认为该比率低于100%是一个合适的范围，意味着地方政府拥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但2008年以后，该比率首次突破100%的安全域，达到131.60%，虽然2010年有所回落，但仍在128.97%的高位。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08年之后，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迅速膨胀，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开始显现。

假设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受GDP与财政收入的影响。运用EViews7做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和财政收入的Granger检验，滞后阶数为3，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可以拒绝GDP不是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说明GDP确实影响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规模。而在1%的显著水平下，可以拒绝财政收入不是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说明财政收入也确实影响着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规模。同时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既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也不是财政收入的Granger原因，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在控制债务规模的时候，会受到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以及财政收入水平的影响，考虑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能力，防止债务规模过大而导致地方政府发生债务违约。

五、地方政府债务控制的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的修改的KMV模型在具体应用时，需要政府更多的配套政策支持。

首先，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务披露机制。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仍然不透明，导致许多研究在做实证分析时缺乏具体数据，只能停留在理论分析上。政府应尽快统一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口径和编制方式，定期向社会披露各项债务数据。只有随着更多更细的债务数据的公布，才能不断对理论模型进行改进，同时通过定量分析选择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模型，进一步为地方政府控制债务规模提供具有实际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政策建议。

其次，建立和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管理机制。我国目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机制并不到位，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该地区的债务规模重视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出现债务危机的风险不断增大。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管理机制，随时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监控。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大部分来自于各地方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国家应加强对这些公司的监督和管理，规范投融资的流程。这样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对可能出现的损失提前预防，降低地方政府的违约风险。

最后，地方政府应完善偿债准备金制度。建立地方政府偿债准备金制度可以为地方政府应对债务的集中到期起到缓冲作用。当偿债压力不大时可以适当提高偿债准备金的比率，预防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可以建立偿债基金，资金来源可以由每年的财政预算安排一部分资金、新借债务的部分留成、贷款项目归还的贷款本金与利息等组成。

总之，本文运用的修改的KMV模型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如果有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配合，对该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将会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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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风险论文篇3

在目前实行政企分开的情况下，由于国企改革不彻底，还没有完全脱离政府的职能范围。所以，无论是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稳定的角度，政府都应支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地方政府应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根本举措。具体措施如下：

首先，要打破企业、银行、政府“三位一体”的国有经济结构，防止因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不高造成的企业债务向银行债务转移，银行债务再向政府债务转移；对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政府应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征收税收，以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取得收益，而不能干预其经济活动；国有企业也只能以其所有资产为限进行借款。

其次，要实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一方面，要打破行业垄断，积极促进行业竞争，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对不同性质的行业进行分类改革，对公共物品行业实行国有经营，对提供私人物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对一般的中、小型企业实施市场化改造，一般企业实行民营化等，尽量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救助。

最后，要建立国有企业权利结构与风险结构的对称机制。对国有企业要有明确的授权和风险责任的分配，使其在经营权的层级上形成利益与风险的对称机制，同时形成风险约束，强化经营者的避险动机，以降低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和经营亏损对财政造成的压力。

二、拓展政府融资渠道，增强地方偿债能力

目前，地方政府主要筹资渠道有税收收入、国务院批准发行的地方债券、罚没收入、国家机关提供服务或履行职能而收取的费用等，其中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95%以上。显然，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税收，但在短期内，除非是较大的政策变更，否则很难使税收收入大幅增长，只有通过发行地方债券，或者降低财政支出成本的方法来扩大财政收入，增强地方偿债能力。

由于分税制，地方政府原有的主题税种上划中央，地方主要财源只剩下地方税，从而使地方财政收入难以满足履行支出责任的需求。预计在短期内这种局面无法改变，但是开闸征收财产税不是没有可能。一方面财产税具有非流动性，它可以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因为财产税是一种收益税，财产所有者是当地公共服务主要的受益者，并且财产产税还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因而较易推广。

当然，财产税一定会受到社会部分富裕阶层的反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财产税可以让子孙后代锻炼出自己创造能力，并且减少因奢华生活而堕落的风险，这方面也会得到人们的支持。

三、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处理和化解银行不良资产

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长期充当国家第二财政的角色，致使金融风险以各种形式转化为财政风险，也是国有银行产生不良资产的主要原因。

金融风险缺少分担机制必然造成风险的膨胀、国家财政负担加重。因此，必须建立多元化的风险约束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

1.建立金融风险生成的约束机制

进行国有银行产权改革，引入私人资本，构建风险责任追究机制，加强对企业的信贷约束，并对金融机构在资产负债管理方面进行法律约束。打破由国家财政独自承担金融风险的局面，建立“利益共沾，风险共担”的多元化风险分担机制，提高国有银行竞争能力、赢利能力，强化股东对银行的风险责任。

2.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

建立全方位监管体系，通过对流动性比率、资产质量、内部控制等考核，建立起能够防范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外汇风险的监控制度，也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加强外部审计、严格资产负债比例监管；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必要时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减少银行因倒闭所带来的财政成本。3.塑造新型银政关系，搞活国有银行经营模式

多年来，由于国有银行不能自主经营，也不能自负盈亏，造成部分国有银行陷入经济困境，并且得到国家无休止的救助。没有退出压力，没有竞争力的国有银行，也就没有任何危机感，不良资产的数量也在直线上升，拖了国家财政的后腿。

因此，应该重新塑造国有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让国有银行在市场的作用下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提高赢利能力，带动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四、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机制

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中，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规模比较大，因而对于潜在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给予高度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来加以防范。主要包括：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风险指标区间设定、风险指标权数的分配、债务综合风险值的测定和债务风险综合评价等。

发达国家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目前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欧盟国家签署的《马斯特里赫条约》中的规定：一是财政赤字应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二是积累的国债余额应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也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如为了控制债务风险，上海市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财政赤字占全市GDP的比重要控制在3%以下；二是地方债余额占全市GDP的比重不能超过45%；三是上海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地方债券发行额占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债务还本付息之和)不能超过15%。

债务风险论文篇4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标预警

一、引言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测算表明，新型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达6.6万亿元。未来3年我国地方政府城镇化投融资需求量将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新《预算法》修订案正式通过，允许地方政府规范举债规定，并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同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因此，在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应该妥善应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

二、文献综述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威胁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希腊、冰岛等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危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国外学者最先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原因进行研究，并引入“隐形债务”概念。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Hana提出“财政风险矩阵理论”，将政府债务分为四类：直接显性债务、直接隐性债务、或有显性债务和或有隐性债务。Emilio（2016）等从标杆视角引入多属性财务评价模型，评价法国政府当局自2000―2012年实施税收和财权下放改革政策后的财政表现和债务风险。

我国最早研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在2003年。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提出“尽快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洪源（2012）采用粗糙集――BP神经网络集成方法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非线性仿真预警系统研究。王桂花（2014）采用熵模型进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动态监控。成涛林、孙文基（2015）认为城镇化率与地方政府债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从宏观角度运用线性加权预警指数法衡量债务风险，预警模型的应用受到限制。本文从新型城镇化的角度，利用LASSO方法筛选风险预警指标，综合运用分层次模糊评价法进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研究，适用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与预警。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系统构建

（一）债务风险预警指标选取原则

预警指标是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进行预判并提前发出警报的变量。因此，对预警指标的选择要求能及时、准确和有效地反映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并遵循以下原则；（1）可得性。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预警，如果数据不可得，则无法对预警体系起到帮助作用。（2）科学性。科学预警指标能准确反映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状况。（3）动态性。整个经济环境在不断发展变化，预警指标需反映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动态风险趋势。（4）定量化。在预警系统中指标体系尽量以定量指标为主。（5）相关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未来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但也会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性风险。

（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设置

基于以上原则，参考标准普尔和穆迪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指标设定，本文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状况、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情况三个子系统进行度量，设计选取15类风险指标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根据国内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线设置的文献研究成果，利用风险预警语言，可以分别分为：“轻警”“中警”“重警”三个警级，分别表示为安全（Ⅰ级）、风险（Ⅱ级）、严重风险（Ⅲ级），见表1。

四、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审计署2013年审计结果显示，市级地方政府债务比重高达43.51%，成为最大举债体，选取市级地方政府债务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遵循前文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标选择的可得性和相关性等原则，选择2011―2013年中部地区的Z省16个地级市、县的债务风险样本数据，开展债务风险预警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主要为审计署《2013年第32号公告：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湖南省统计年鉴》（2011―2013）、湖南统计信息网和《2013―2014年湖南省政府融资平台年度授信政策指引报告》等。

（二）样本数据归一化处理

风险预警指标的复杂性会导致衡量标准和性质不同，产生偏差，通过采用归一化方法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标进行指数化处理，风险预警指标具有可比性。风险预警等级区间依次为[0，1]、[1，∞]、[2，∞]。设定Ki为指标Ai风险指标经处理后的风险指数值，Ki的求解方法如下：

Ki=Hd+（Ai-Hd）/（Hu-Hd）（1）

采用LASSO（Leastabsoluteshrinkageandselectionoperator）方法研究数据模型的指标变量选择问题，并确定12个风险指标变量。根据LASSO方法对预警指标进行特征选择，得到12项预警指标变量。我们选取A1、A3、A4、A5、A6、A7、A8、A9、A11、A13、A14、A1512个预警指标作为债务风险仿真预警的输入变量，见表2。

（三）预警指标综合权重的确定

根据分层模糊评估模型的研究方法，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测算12个风险指标风险权重，同时结合Saaty（1980）提出的1―9比率标度法，借鉴专家调查法（EIM）的方式，对权重进行微调，使准则层和指标层各相关指标具体权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反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状况。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预警指标综合权重可以看出，风险指标中的A1、A5、A6、A9、A11综合权重最大，这五项指标是新型城镇化进程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因素。通过将风险预警指标赋值权重后，得出样本A值。其中，Wi为预警指标的权重，Ai表示债务风险预警程度的取值，从安全到严重风险指数区间依次为[0，1]、[1，∞]、[2，∞]。见表4。

其中：以CJ、ZJ、XJ、YJ、HJ、LJ为例，分别代表中部地区Z省6个地级市2011―2013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根据Ai值结果显示，48个样本债务风险处于“Ⅲ级”（重警）状态样本11个，占总样本比例22.92%；处于“Ⅱ级”（中警）状态样本28个，占总样本比例58.33%；处于“Ⅰ级”（轻警）状态样本9个，占总样本比例18.75%，可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普遍存在且风险较高。从区域角度分析，省会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债务风险高于经济欠发达的地级市。CJ为省会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CJ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投入增加，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转让”、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等融资方式弥补财政缺口，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不断膨胀。CJ债务风险明显高于YJ和HJ等其他城市。因此，经济过热和经济过冷都会给地方政府带来一定的风险，而经济过热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冲击尤为显著。从时间上分析，2011―2013年，6个地级市政府债务Ai值均不断提高，这说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日益突出，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刻不容缓。

五、结论

本文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为研究对象，提出分层模糊评价模型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用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预警。该方法综合定性和定量风险预警方法的优势，以12个风险预警指标值为输入变量，通过进行归一化处理，有效降低了风险预警过程中对风险指标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通过测算样本A值评估递阶层次结构的风险权重，更有利于科学、合理地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面临的风险进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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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涛林，孙文基.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探讨[J].南京社会科学，2015，（02）.

作者简介：

债务风险论文篇5

所谓债权期限结构是关于债权融资中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的选择及其比例的确定。由于以往对资本结构的，只关注长期资金，因此，在资本结构的研究中也就不存在债权融资期限结构问题。随着融资中短期负债的急剧增加，短期负债也逐渐被纳入到资本结构研究中来，进而导致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的结构选择问题随之产生。对债权期限结构选择的研究虽然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974年Merton在《杂志》第29期上发表的论文“公司债务的定价：利率结构的风险”。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假设资本市场是完美的条件下，得出了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的结论。但是真正系统开始对债权期限结构进行研究的却是BarclayandSmith于1995年发表的《公司负债的期限结构》，他们最早将债权期限结构归纳为三类：契约成本假说、税收假说与信号假说。随后，Stohs＆Mauer于1996年发表的《公司负债期限结构的决定因素》，Guedes＆Opler于1996年发表的《决定公司发行负债的期限的因素》，以及Scherr＆Hulburt于2001年发表的《小规模企业的负债期限结构》，促使债权期限结构选择问题成为公司金融研究的又一个热点。我国对债权期限结构选择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杨兴全、郑军（2004）对国外企业负债期限结构的理论假说和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归纳了五种类型的假说：成本假说、信号传递假说、清算风险假说、期限匹配假说和税收假说。袁卫秋（2004）也对债务期限结构理论进行了综述，将债务期限结构理论划分为基于契约成本的理论、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基于税收的理论和基于期限匹配的理论四种。杨兴全、吕珺（2004）以部分行业为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期限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为期限匹配假说和清算风险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为成本假说提供了部分支持，信号传递假说与税收假说并未得到实证结论的支持。肖作平、李孔（2004）对负债期限结构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从个别简单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市场价值、帐面价值公司规模、固定资产比率和加权平均资产期限显著地上市公司债务到期结构；敬志勇（2004）对负债期限结构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期负债期限与上年度负债期限存在密切关系，二者呈正向变动关系。负债期限与公司的财务灵活性有密切关系，负债期限与公司的资产负债比率呈正相关，与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呈负相关，与公司成长性不相关，与公司规模存在负相关关系，负债期限和借款期限与公司的盈利能力负相关。

由于以往对债权期限结构的研究并不是很重视，因此关于债权期限结构的研究文献分散在不同学者对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选择的研究上。国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的选择提出了个人的观点，从而形成了非常丰富的影响债权期限结构选择因素的观点。本人在研读文献的基础上，将涉及到债权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的文献加以归纳，出了可能影响债权期限结构选择的14个主要因素，希望能为其他同行者对债权期限结构选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点帮助。

二、影响债权期限结构选择的因素

影响债权期限选择的因素主要有：资产期限、成长性、企业质量、管制行业、企业规模、资产折旧、信息不对称、利率、财务杠杆、企业价值波动性、自由现金流量、信用级别、非债务税盾。

1.资产期限。为了降低融资成本，降低清算风险，负债的期限应该与资产期限相匹配。因此，资产期限是影响负债期限结构的一项重要因素，企业的负债期限与资产期限正相关。Myers（1977）认为投资不足问题能通过这一匹配原则加以缓和，Myers认为投资不足问题起源于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可以通过将公司的负债期限与资产期限进行匹配来部分解决。期限匹配可以保证偿还债务与产生现金流量基本相称。当负债的期限结构比资产的期限结构短时，公司可能没有足够的现金流量偿还到期本息；另一方面，如果负债的期限结构比资产的期限结构长时，那么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就会停止，而公司依然需要保持足够的清偿能力。Emery（2001）认为公司通过匹配债务和资产的期限能避免条款贴水。

根据StohsandMauer的研究，认为资产期限要与负债的期限相匹配，因此具有较多固定资产的公司应当有较多的长期负债。因此，债务期限应与资产期限正相关。根据成本理论，公司的负债期限与资产期限应当匹配。StohsandMauer，AydinOzkan证实了上述理论，而Goswami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拥有资产期限较短的公司总会发行长期负债而拥有长期资产的公司总会发行短期负债。

2.成长性。当一个公司具有较多成长机会时往往会拥有较多的短期负债，其结果是负债的总体平均期限较短，EasterwoodandKadapakkam，BarcklayandSmith，AydinOzkan证实了上述理论。

Stulz（1990），Hart＆Moore（1995）认为有较少增长期权的企业应发行更多的长期债，因为长期债在限制管理者随意性方面更有效。Myers（1977）认为拥有较多增长期权的企业应使用期限较短的债务。

企业投资机会的变化对债务期限有直接效应，增长期权的增强提高了企业短期债的使用；更多的成长期权导致更低的杠杆。但StohsandMauer，MauerandOtt认为公司的成长性不会影响负债的期限结构。

3.企业质量。公司采用负债期限结构可以传递有关公司资信情况的信息，Flannery（1986），KaleandNoe（1990），Goswami，StohsandMauer证实了上述理论。

Flannery（1986），Kale—Noe（1990）研究了当企业家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有关企业质量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时，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信号含义。Kale—Noe假设长期债务的定价比短期债务对企业价值的变化更敏感。这样，虽然企业的错误定价会导致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都被错误定价，但导致长期债务定价的错误程度更高。如果债务市场无法识别高质量和低质量的企业，则价值被低估的高质量企业将会发行数量较少的、定价被低估的短期债务。相反，价值被高估的低质量企业将发行数量较多的、价格被高估的长期债务。然而，理性的投资者在对公司的风险债务定价时考虑到了企业的这些动机。因此，在市场处于分离均衡时，两种期限的风险债务都将被发行且被正确定价：高质量的企业将发行更多的短期债务，低质量的企业将发行更多的长期债务。但是，如果高质量的企业认为通过发行更多的短期债务将其与低质量企业相区分的代价太高，或低质量的企业认为冒充高质量的企业去发行较多的短期债务收益更大，则分离均衡的市场将不会存在，因为此时两种类型的企业将发行相同期限的债务，即存在一个混同均衡的债务市场。

Diamond认为，关于项目未来盈利拥有好的私人信息的借人者希望借入短期债务。因为，一方面质量最好的企业其投资项目被清算的可能性最低，企业家的非金钱利益因此而过早丧失的可能性也最低；另一方面，它们有很大的可能性需要再融资，而在再融资时有机会显示自己是低风险，从而可以继续支付较低甚至更低的利率。相反，关于项目未来盈利拥有坏的私人信息的借入者希望借入长期债务。因为，一方面，当它们需要再融资时，它们不得不披露自己是高风险，从而必须支付相对较高的利率，甚至被拒绝融资；另一方面，质量最差企业的投资项目很有可能在项目实施途中被迫清算，企业家的非金钱私人利益也会因此而过早丧失。但是，由于投资者预测到此类企业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此这类企业最终会被驱逐出长期债务市场，只能发行短期债务。这样，市场上最终发行长期债务的是质量适中的企业。因此，Diamond认为债务契约是企业风险的非单调函数：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风险最低和风险最高的借入者都拥有较多的短期债务，而风险适度的借入者则拥有更多的长期债务。

4.管制行业。Smith（1986）认为，受到管制的行业中的经理比没有受到管制的行业中的企业经理对于未来的投资决策，有较少的自由支配权。企业管理中，经理自由支配权的减少降低了长期债务产生不良后果的动机。因此，成本暗含了受到管制的企业比未受到管制的企业将拥有更多的长期债务，因此行业对企业的债务期限具有重要。成本理论表明公司规模越大，冲突越小，因而规模较大的公司越倾向于进行短期负债，Malitz，TitmanandWessels，StohsandMauer，AydinOzkan，证实了上述理论。

5.企业规模。Jalilvand-Harris（1984）认为，大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与问题相对较小，其所拥有的有形资产也较多，因此，大企业较容易进入长期负债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大企业通常需要较多的剩余资金，因此，大企业也倾向于发行长期债务。对于小企业而言，通常只能发行短期债务。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概率较高；另一方面，由于小企业中管理者通常持有较高比例的股份，因此小企业中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如风险转移、求偿权稀释等）更为严重。为了控制两方面的贷款风险，债权人不得不缩短债务期限。因此，通常认为，债务期限与企业规模呈正向单调关系。

6.资产折旧。Myers的表明，企业负债的期限不仅取决于它的有形资产的寿命期限，而且取决于它的无形资产（增长期权）的有效期限。Hart—Moore（1995）证明较慢的资产折旧意味着更长的债务期限。

7.信息不对称。Flannery（1986），Kale-Noe（1990）了当企业家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有关企业质量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时，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信号含义。Diamond（1991）则研究了有关企业质量的非对称信息和企业家的非金钱利益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下的企业负债期限选择问题。Flannery（1986）认为，在混合均衡中，由于长期负债产生较大的信息成本，信息不对称性严重的企业（如高增长型企业）将选择更多的短期负债，而信息不对称较小的企业选择更多的长期负债。总之，信息传递假说认为，优质企业偏好选择短期负债向市场传递其质量类型的信息。

8.利率。Brich＆Ravid（1985）提出，在利率的期限结构为向上倾斜的曲线时，企业发行长期负债的前期利息费用大于展期的短期负债。发行长期负债降低了企业预期的纳税义务而增加了企业市场价值。相反，当利率的期限结构为向下倾斜的曲线时，选择短期负债能够提高企业的价值。因此，负债的期限结构与利率的期限结构呈正相关。

9.财务杠杆。财务杠杆较高的企业由于清算风险很大而有选择长期负债的动机，财务杠杆较低的企业由于清算风险很低而有选择短期负债的动机。当其他情况保持不变时，财务杠杆较高的企业将选择更多的长期负债融资，负债的期限结构与财务杠杆正相关。

10.税率。由于利息与租金在财务报表中记入成本而使债务具有“抵税效应”，因此税收会影响负债的期限结构。但是，税率对不同期限负债的影响在理论上并未达到统一。Schole-Wolfson（1992）基于不同企业面临的边际税率不同提出了税收的客户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每个企业都知道短期债务的不断展期或多次发行的交易成本很高，但仍然只有部分企业能够发行长期债务，而这部分企业就是边际税率较高的企业。原因是边际税率较高的企业发行长期债务能够获得很高的税盾收益，而边际税率较低的企业所能获得的税盾收益却较少，发行长期债务会让其面临过高的风险。因此，Schole-Wolfson（1992）认为债务期限与企业的边际税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Harwood和Manzon（1998）表明具有高边际税率的企业比低边际税率的企业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StohsandMauer证实了上述理论，但BarcklayandSmith，AydinOzkan没有证实。

11.企业价值波动性。Kalleelad.（1985），Sarkar（1999）证明了最优的债务期限与企业价值波动性呈负相关关系。原因是，企业价值波动性较低，避免了企业由于担心可能发生的破产成本而频繁地对其资本结构进行调整，这些企业就会倾向于发行长期债务而不是短期债务。即任何价值波动性高的企业都将由于对资本结构的关注而定期地发行短期债务。

12.自由现金流量。Jensen（1986）认为，当管理者存在着利用公司自由现金流收益从事获得非金钱私人利益的过度投资道德风险行为时，短期债务融资有利于削减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并通过破产的可能性，增加管理者的经营激励。Hart和Moore（1995）认为，短期债务融资契约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公司的清算与约束管理者对自由现金流量的随意决定权方面，而长期债务融资契约的治理效应主要表现为防止管理者的无效率扩张。因此，具有大量自由现金流量的公司应发行更多的短期债务，债务期限与自由现金流量负相关。

13.信用级别。Diamond（1993）分析了公司的信用级别对债务期限的影响。他认为高信用级别的公司发行短期债务的原因是因为公司再融资的风险小；低信用级别的公司正是为了减少再融资的风险而趋于发行长期债务。而信用极低的垃圾证券由于极大的逆选择成本丧失了长期负债的能力。因此，短期债务的借款者有两种类型：信用级别较高的公司和极低的公司；处于两者之间的则发行长期债务。Fama（1990）认为相对私人借贷，银行在监督贷款上有比较优势，为了使监督行为的有效性达到最大，大多数的银行借款是短期的。即公司风险越大，越趋向于短期银行借款。

14.非负债税盾。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及长期待摊费用摊销等均可在税前列支，他们同债务利息一样具有抵税作用，通常称这类虽非负债但同样具有抵税作用的因素为“非负债税盾”。非负债税盾可以替代负债的抵税作用，非负债税盾越大，越可以较多地使用短期负债，因而拥有大量非负债税盾的企业可以比没有这些税盾的企业更多地利用短期债务抵税。Bradlleyetal（1984）研究发现非负债税盾和财务杠杆正相关；Titman＆Wessels（1998）研究并没有发现非负债税盾对杠杆呈显著关系；Wald（1999）研究表明非负债税盾和财务杠杆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