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新时期；家庭伦理剧；文化解读；日常生活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家”的概念看得无比高尚和深重，作为中国传统伦理的基础，家庭不仅是构建社会的基本单位，同时也在反映和传承价值观念和社会变化。家庭伦理剧从20世纪80年展至今，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的新时期，广泛深入到生活的各个层次，更加贴近生活和现实，已然成为受众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电视剧类型。

1新时期我国家庭伦理剧发展现状

家庭伦理剧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通过或写实或夸张的艺术表现形式来探讨家庭生活中亲情、爱情、婚姻和人伦等伦理道理问题，进而由小及大，由家而国地升华到社会道德、权利义务等国家和社会的道德价值讨论，最终达到提升和巩固社会道德风尚的目的。

新时期以来，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生活可谓一天一变样。作为收视群体的主力，中青年人更多地把视角停留在婚姻话题。因为当下社会中婚姻对房和车的要求越来越高，收入差距大和地位不平衡也导致了小三的大量出现，所以家庭伦理剧也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把剧情的设置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如《蜗居》就是以此为题材，将社会中最真实最露骨的现实裸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虽然刺激了当代年轻人的敏感神经，但也从客观事实上告诉了年轻人当今社会的残酷性，以及如何寻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正确途径，同时也引发了各年龄层群体对当今社会的深层思考。

另外，婆媳关系也是家庭伦理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和思想观念的不断深化改变，婆媳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然愈演愈烈，新时期里有关婆媳关系的家庭伦理剧进入到全盛发展时期，以《媳妇的美好时代》和《双面胶》为典型代表，用影视剧的形式表现了当今社会中家庭观念的改变、女性意识的增强、夫妻地位的变化与相对稳定的婆媳关系的矛盾，或和谐或交恶的婆媳关系引发了全社会的共鸣，在赢得了收视率的同时也引人深思。

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和空巢家庭的增加也是社会在不断前进中涌现出来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家庭伦理剧通过家庭叙事的手法渲染和营造浓重的家庭观念，唤醒人们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婚姻的忠贞，用艺术的表现形式来调和家庭危机，让人们重拾对家庭以及对爱的初衷。《家的N次方》便展现了人们对于重组家庭的种种看法，对于争吵和磨合在重组家庭中的存在人们几乎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同时也在观看电视剧的同时找到了生活的本源，也就是家和万事兴。

除此之外，以《北京人在纽约》、《我的青春我做主》、《闪婚》、《回家的诱惑》和《裸婚时代》等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虽然诉求点各不相同，却都以其贴切民生和反映时代的特征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据央视索福瑞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电视剧交易总量为1149部，其中家庭伦理剧占了12.6%，位列第三；2007年交易总量为1038部，比重上升至24.9%，排名升至第一，增幅接近一倍。这说明了家庭伦理剧所表现的内容和精神契合当代观众的情绪宣泄和心理需求，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影视剧种。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家庭伦理剧正在受到日韩、港台、欧美等家庭伦理剧的冲击，海外的家庭伦理剧为我国观众提供了耳目一新的感官刺激，并拥有着相当一部分忠实的观众，但是新时期我国家庭伦理剧的编导们更多地去借鉴海外优秀电视剧的特长，并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做了更多的结合与交融，以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准。无论电视剧改革的道路如何开辟，家庭伦理剧一直会是最璀璨的明珠，因为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推进，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家庭伦理剧也会随之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广阔的视野，让人们在观赏电视剧的同时也看到自我，反省自身。

2新时期家庭伦理剧的发展瓶颈及对策

从本质上说，家庭伦理剧是一种规避了政治话语的世俗性文本，所谓的对于生活的真实叙述仅仅局限在表面上的真实，并不能做到所有细节面面俱到，因为生活本质的真实性和艺术表现的真实性是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的。其次，家庭伦理剧的主人公往往是平凡大众中的某一人或是某些人，他们的家庭生活是电视剧所要表现的重点，可他们的实质仅仅是当下社会里，受众根据社会道义所需要和所构建的一个意想的客体，是大众圆梦文化的一个表现，所以家庭伦理剧的本质仍是非现实主义。

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家庭伦理剧的内容往往会过度地激化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度奇异化和戏剧化的剧本虽然能保证稳定的收视份额，但是其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也与家庭伦理剧所倡导的朴实自然的风格和宣扬传统伦理道义的初衷相偏离。当前创作者比较普遍的心态就是单纯地文学意想，不愿深入生活去创作优秀的家庭伦理剧本，急功近利以逸待劳。同时，现有的大多数家庭伦理剧都是以大家庭的生活作为叙述空间，以大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冲突作为主题进行叙述，这往往也与现实生活脱节。所以这就要求影视剧本的创作者要摆正心态，更多地将影视文学和实际生活相结合，在以生活为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作，力求让观众能从电视剧中发现自我并提升自我。

其次，海外家庭伦理剧对我国家庭伦理剧的冲击是不可忽视的。家庭伦理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跨国界跨民族属性。著名导演尤小刚曾经说过，韩剧的基本框架是日本的故事结构、中国的儒家文化底蕴、俊男靓女的搭配和先进的剪辑技术的结合。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韩剧占据着中国市场的重要份额，并且让很多观众认为韩剧比本土家庭伦理剧更胜一筹。虽然引进的海外电视剧都是精品，而本土电视剧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况，但至少说明了我国家庭伦理剧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而这需要广电总局、电视剧出品方和社会舆论等多重因素的正确引导，减少负面因素的影响，走出模式化的定性思维，让新时期我国的家庭伦理剧能在一个宽松健康的环境下自由成长。

参考文献：

［1］周倜.新时期中国家庭伦理剧中“媳妇”形象分析［J］.云梦学刊，2012（5）.

家庭伦理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家庭伦理剧；传统文化；伦理

中国是一个拥有近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要义、民俗传统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的生存与生活。比如，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先义后利、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温良恭俭让的处世风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等等。”①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底蕴给家庭伦理剧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然而，家庭伦理剧所展现的传统文化底蕴究竟有何特色？

一、夫妻之伦：女性形象的重塑

新时期以来，以表现夫妻伦理关系的电视剧首先在数量上就拔得头筹。尤其注重表现女性在获得经济独立与社会地位后的情感困惑与人伦纠葛。“夫妻为轴心的核心家庭逐渐成为当今中国的典型家庭形式，家庭伦理关系从纵向的父子关系轴心转变为横向的夫妻关系轴心。”②以《中国式离婚》、《婚姻保卫战》、《金婚》、《夫妻那些事》、《媳妇的美好宣言》、《裸婚时代》等等在全国各大上星频道落地生根的家庭伦理剧就是最好的佐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女性的附加条令从来就不缺少词汇。“封建礼教，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往往是人们首先想到的给女性确立的框架和行为准则。自从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就已进入了父系社会，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化，就是父权文化，父亲在整个家庭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男性，书写者同样也是男性，那么传统文化观念也主要是基于男性视角而建构。可以说在电视叙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表达也同样是男性对于女性的美好期盼与想象。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渴望》就给天下所有妻子做出了典范———刘慧芳身上闪耀着的隐忍、忘我、默默承担一切等传统“贤妻良母”所应该具备的特质，成为了中国男观众择偶的标准。而“事业型女性”悉数登场是新时期的家庭伦理剧对于女性形象塑造最重要的一笔。如《夫妻那些事》女主角林君，首先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从职业的选定，本身就打破了以往电视剧关于“女性职业”的成规。其次作为一名所谓的“3Z”女性——姿色、资本、知识，在剧中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表现出了她作为一名事业型女性的强势风范：果断、聪慧、有才华。最后作为一位“丁克”，她更是敢于挑战传统、怀抱自由。然而传统人伦要求施加于她无形的压力，首先来自于婆婆，作为一名敬业十足的“催生婆”，林君所持有的“不作生育工具”宣言在传统方婆婆看来就是谬不可思议的谬论；其次来自于事业，作为一名在事业领域风生水起且拥有权力的女性白领，男性下属感到憋屈，同性同事感到嫉妒，陷害、嘲讽接踵而至。林君在事业上失败，在丈夫唐鹏的悉心帮助下又重新获得新生并收获爱情的结晶，最终故事大团圆结局。与事业型女性相对比，家庭伦理剧也从不缺乏对女性作为“花瓶”的刻画。如《夫妻那些事》演员梁静扮演的那依，尽管事业独立、小有资产，却在婚姻的旅途中偏离了家庭的轨道。剧中极力刻画她不顾众人的反对，利用火辣的身材、美貌周旋于众多男人之间，遭遇了情感、金钱的欺骗，感情、身体双重疲惫的她在故事的终点回归到家庭。综上可见，无论是作为一名事业型女性还是美貌型“花瓶”，家庭终究是她们的归属与依靠。偏离传统、逃脱家庭只会受到严厉的审判与惩罚。可见，她们失败的文化心理根源是相同的，她们回归家庭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她们在事业上可以做到化石点金，但这并不是一个“好女人”的必备品。剧本对于那些作为一个传统的好女人的角色设定，其工作内容依旧是在厨房洗手做羹汤、在卧室安静等待男主人的回归等，工作环境是厨房、卧室等封闭性空间，人际交往对象则是限定为子女、丈夫、长辈。可以说以“家”为中心的社交活动从来就是女性固守的阵地，电视剧的女性形象建构“带有极大的抚慰男性、安抚女性的功能。抚慰男性，以缓解其在社会、经济各方面所遭遇的压力；安抚女性，使她们安于现状，安于被言说、被规定的地位。”③

尽管女性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张扬与展现，男权秩序却在变与不变中得到重建与稳固。虽然家庭伦理剧开始陆续塑造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但却在无形之中又加入了女性身体被“包装”的符码——名牌衣服、卷发、高跟鞋等等充分展现女性身体的符号。可以说，所有符码体系都具有“神话”的特性，“它已经将现实内外翻转过来，它将本身的历史掏空，并且用自然填充它，它已从事件中移开它们的人性意义，而使它们能意指作用人类的无意义。”④另外，一个地位显赫的高级女白领尽管在低阶级的男性面前拥有优势或特权，但往往则有一个比她更高一级的男性凌驾于她的地位之上。但我们往往会特立独行地标榜——这就是新时代的女性！故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丁玲就曾在其小说《三八节有感》结尾处有此一问：“女人”这两个字到什么时候才不需要特别说明、不需要特别指出来呢？一般地说，越是提倡的东西才越是现下社会最虚缺的元素。⑤

二、兄弟之伦：兄友弟恭的呼唤

“请问为人兄？曰：慈善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在中国传统典籍《荀子·君道》中，“兄友弟恭”成为中国传统伦理中最理想的兄弟之伦，同时也是家庭伦理剧中传统文化诉求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弟弟对兄长的敬重与兄长对弟弟的友爱是该伦理的核心内容。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家庭伦理剧中，以表现兄弟姐妹的手足之爱为中心内容的作品更不在少数，如电视剧《亲情树》中大姐孙雨欣为照顾年幼的弟妹，甘愿退学甚至放弃了爱情而抚养弟妹长大成人；《大哥》塑造了一位正直、宽厚、勇担责任、勇于牺牲的大哥形象；《亲兄热弟》则描绘了大哥于大海和三个弟弟的细水流长般血缘亲情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型社会重大社会语境中，“欲望化”已经成为描述当下社会语境最为关键和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大哥”、“大姐”们遵循的是传统，在匮乏的物质生活中悠然自乐，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所谓“浪子型”弟妹们在逃离家庭、拼搏事业中屡屡受挫，并最终回归“大哥”、“大姐”所代表的朴实安宁的平淡生活。如十年前曾一度火遍全国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作为大哥的张大民缺失了父亲，但他身边围绕着四个年幼的兄弟姐妹。他是大哥，但是他在更多的时刻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贫嘴的他、平凡的他、朴实的他收获爱情，照顾弟妹长大成人。然而五弟大国却视自己的家为鸡窝，甚至哭着说毕业以后就算沦落到新疆、种青稞，也不想在这个贫穷的小屋子憋屈地生活。他拼命逃离家庭，逃离大哥代表的“父权制”的“掌控”，并一心盼望走向仕途，但最终爱情的力量又使他心悦诚服回归到以兄长为尊的家庭生活。

电视剧中传统意义上的“大哥”，他们是道德符号的能指，他们已俨然幻化成传统美德的坚守者。在经济利益膨胀及物欲横流的社会转型时期，“大哥”、“大姐”们这一崇高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现代人抵御物欲诱惑、坚守道德底线的精神武器。换句话说，对“兄弟之伦”的肯定与赞同，是幕后潜隐着对欲望、物质的否定，对所谓“浪子型弟妹”、“知识型弟妹”对平凡“大哥”的人生理念的重新认可，是潜移默化地重塑朴实平凡的日常生活才是社会“人生常态”。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家庭伦理剧文本中，通过对“大哥”、“大姐”的道德形象高度设定以及弟妹们最终归顺传统的方式，种种现实社会问题被道德化解并遮蔽。但著名学者尹鸿却认为，家庭伦理剧以表现道德价值的一元化为指向，这一取向有待商榷，因为“道德问题不能永远超越于个人幸福之上来探讨”。

三、代际之伦：人伦之和的吁求

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现代与传统、国内与国外等各种道德价值观被浓缩到同一时空并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激荡，它们的相互作用不仅表现在同代的各共同体之间，而且越来越表现在代与代之间。⑥所以现代社会最突出的代际问题其实质就是“代沟”。而“代沟”又集中表现在青年一代与中、老年一代之间展开。上升至伦理维度，顾名思义其伦理意义上的代沟就是道德价值观的鸿沟。面向社会实际，代际问题又往往表现为代际差异、代际隔阂甚至代际冲突。而这些问题也与各代成长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背景息息相关。但中国有句俗语“百事孝为先”，简单明了的流传千年的一席话体现了“孝”作为代际伦理的核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所有的家庭。在当今社会，孝道所衍生的敬老尊长的社会公德在新的时代脉搏中产生新的民族凝聚力，发挥着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⑦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过往已形成的传统固定生活模式被逐步打破，惯有的价值尺度、家庭观念、工作方式等正潜移默化的发生着质的改变。转型期社会带来的是多元价值观的并存，既是社会的开放与包容，也有可能是道德滑坡而带来的无休止的争吵。作为家庭伦理剧，代际冲突往往在叛逆的儿子与固执的母亲、前卫的媳妇与守旧的婆婆之间展开。于是多种价值观的杂糅从现实生活被推向了电视荧屏，一方面反映的是多元价值观的并存与包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冲突下的无序而又杂糅的生活理念。故采用“黑色幽默”与营造“温情”是家庭伦理剧处理代际矛盾的惯用表现方式。电视剧《媳妇的美好宣言》女主角毛绒绒和牙医余快的新房，新房在绒绒看来“不大，却很温馨”，但美中不足的是新房墙壁所悬挂的一张奖状有点格格不入——这是余快的父亲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在绒绒看来“有点像古董”，但当婆婆问道，“我觉得挺光荣的，每次看到奖状，就觉得充满了力量。”前后矛盾的心理，是绒绒出于对公婆的尊重，而她诙谐的表现方式也让婆婆觉得在儿子与儿媳的新房悬挂“革命烈士证明书”有点不吉利，于是婆婆主动地取下了这张与新房不搭调的“古董”。当绒绒再次审视自己的新房，心情骤然开朗。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伦理精神更是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各种文化形式当中，而家庭伦理剧就是其最好的先锋军与同盟军。作为伦理的守望者，家庭伦理剧在展现夫妻之伦、兄弟之伦、代际之伦时理所应当地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内涵沉淀的影响，并且将持续地沉浸在叙事模式中。（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秦俊香.影视接受心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社，2006：138。

[2]汪怀军.试析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嬗变[J].前沿，2005（11）：31。

[3]符杰祥.论1990年代电视剧女性生存的叙事形态[J].东方论坛，2006（3）：41。

[4][法]罗兰·巴特.大众文化诠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3。

[5]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9）：106。

[6]王倩.代际伦理——一个现代性问题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12）：31。

[7]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8.

注解：

①秦俊香.影视接受心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社，2006：138。

②汪怀军.试析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嬗变[J].前沿，2005（11）：31。

③符杰祥.论1990年代电视剧女性生存的叙事形态[J].东方论坛，2006（3）：41。

④[法]罗兰·巴特.大众文化诠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3。

⑤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9）：106。

家庭伦理论文范文篇3

《玻璃动物园》是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成名作。威廉斯聚焦家庭问题，描述了一幅矛盾重重的家庭生活图景，引发了评论家和读者的大量讨论。若要解释温菲尔德一家家庭破碎的成因，我们可以通过文本细读，从伦理的视角出发，回到当时的伦理现场，对人物的伦理身份及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作出判断。本文认为，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得其他家庭成员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伦理责任，因而造成伦理身份的混乱，其最终引发的伦理秩序混乱导致了一出家庭伦理悲剧。

1.混乱的伦理身份

《玻璃动物园》中，父亲早在十六年前就抛弃家人出走，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放弃了作为丈夫与父亲的伦理身份。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来看，父亲出走是一个具有转折性的伦理选择。这一选择使得其他家庭成员的伦理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发生了改变。在父亲本应是养家人的南方家庭，父亲的缺失无疑给母亲阿曼达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与负担。她不仅要履行母亲的职责，关爱及教育孩子，还要代替逃避的父亲挑起支撑家庭的重担，抚养孩子长大。阿曼达一人承担了两人的责任，既是父亲又是母亲的双重伦理身份使得她总是过度关注孩子，结果适得其反。她一直强调劳拉的跛脚只是小小的缺陷，却反而加重劳拉的自卑情绪;在日常生活中对汤姆的各方面加以指点，反而坚定了汤姆的出走念头。她也未能消除孩子们由于缺乏父爱导致的自闭和不安全感。代际之间的重重矛盾与阿曼达混乱的伦理身份不无关系。

伦理身份变化更为明显的则是汤姆。汤姆长大成人后，作为家里唯一的男性，在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南方家庭中，自然而然的承担了父亲的伦理身份，赚钱维持家庭开销。尽管他心中怀揣着一个海员梦，尽管他烦透了在制鞋厂的机械工作，可他必须承担家庭伦理责任，对无一技之长的母亲和身体略微残疾的姐姐负责。家庭的羁绊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导致自我伦理身份与父亲伦理身份的冲突，因而备受煎熬。母亲阿曼达却把汤姆养家这一行为看作是理所当然，加深了汤姆对强加在他身上的伦理身份的排斥。在与母亲时常的争吵中，汤姆总是说“我什么也没有”，“我这一辈子在这儿没有一件东西能算我自己的”(刘海平434)，表现出他对自己双重伦理身份的挣扎。

2.失衡的伦理关系

《玻璃动物园》中，阿曼达与汤姆面临着多次冲突，代际伦理关系遭遇迷失。母亲与儿子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家庭结构的变化，关涉到单亲家庭里母亲与子女之间关系的伦理问题。温菲尔德家庭是不完整的，丈夫这一顶梁柱角色的缺失对一个经济大萧条时期捉襟见肘的中产阶级家庭而言是灭顶打击。在时局艰难的“外忧”和孤儿寡母的“内患”中，阿曼达自然把汤姆当成家里的支柱，对他的一切关注备至。但是她总是抓住生活的琐事不放，例如在餐桌上对汤姆的吃法指指点点，却无法深入儿女的精神世界，与他们作真正的沟通。她不理解汤姆为什么会看“疯疯癫癫的劳伦斯先生写的那本可怕的书”(刘海平434)，埋怨汤姆整日去电影院，责问他为什么不把抽烟的钱省下来。这样的矛盾日积月累，逐渐加深了母子之间的隔阂。女儿劳拉的敏感脆弱则使得阿曼达总是以爱的名义强加自己的意愿。她先是让劳拉学习打字，在计划失败后又忙着为劳拉寻找归宿，忽略了劳拉内心的抗拒。

从外部伦理环境来看，日益商业化的社会对于西方传统家庭成员关系也有着深层次的影响。比起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阿曼达更看重汤姆每月带回来的薪水，因为这与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她在看到儿子对工作不上心时并没有询问他真正的想法，忽视了汤姆内心的苦闷，而是质问：“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胡来?害得咱们大伙儿可能失去生活保障?”(刘海平435)可见她说话的出发点不是对汤姆的关心，而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消费时代的伦理环境中，人们遵循的是利己主义道德准则。利己主义强调的是“一己私利的至上性，把一己私利的得失，视为道德上善恶与否的唯一标准”(罗国杰171)。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伦理环境中，阿曼达物化了母子之间的关系。本剧第四场，当阿曼达发现汤姆极有可能重复他父亲的老路时，她表现出的不是即将失去亲人的惶恐，而是对汤姆提出要求：“那就走吧!不过，得要等到有个人来代替你”(刘海平445)。当家庭伦理亲情被物质化之后，家庭不再是爱的港湾。

3.艰难的伦理选择

《玻璃动物园》中，儿子汤姆始终面临着一个艰难的伦理选择：抛开自身的伦理身份，遵从内心寻求自由，或是承担父亲和儿子的双重伦理身份，埋葬自己的梦想。汤姆心中一直存有当海员的梦想，盼望有朝一日能在海上航行，获得自由，但他却被现实捆住了手脚。父亲的离家出走使得他成年后不得不承担起父亲的伦理责任和义务，在制鞋厂赚取微薄的工资来照顾母亲和姐姐。他厌恶自己的生存环境，每天浑浑噩噩地生活，时常靠看电影来排解自己心中的苦闷。他的行为又受到母亲的责难，认为他自私自利。汤姆虽然很爱自己的家人，同情姐姐的不幸，但却认为自己承担了太多本不该承担的责任。他把自己的生活环境比作一口棺材，黑暗而压抑，把他钉住的钉子则是父亲和儿子的伦理身份给他带来的家庭伦理的束缚。

汤姆受到父亲的遗传，内心向往自由的本能使他最终追随父亲的老路，脱离了他的伦理身份，也放弃了他的伦理责任和义务。这一选择并没有使他获得真正的自由。不论他走到哪里，总摆脱不了来自家庭深深的羁绊。正如他在本剧结尾自白的那样，“哦，劳拉，劳拉，我想把你丢下，但我比原来更忠于你”(刘海平489)。从汤姆面临的伦理困境来看，正是在代际关系的失衡及过多的伦理责任的重压下，他不得不做出伦理选择。他最终逃避伦理责任与义务的行为使得家庭伦理秩序陷入混乱，整个家庭支离破碎。

身处于经济大萧条这样复杂冷清的时期，温菲尔德一家同时也被家庭内部矛盾困扰。父亲的缺失使得母亲和儿子不得不承担起额外的伦理责任，代际关系的失衡更是加深了家庭成员的隔阂。汤姆最终选择放弃自己的家庭伦理身份，同时也逃避了自己本身作为儿子应承担的关心爱护母亲和姐姐的伦理责任，这是对当时家庭伦理秩序的破坏，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家庭破碎，母亲与女儿相依为命，儿子如无根的浮萍在外面飘荡。威廉斯通过描写这样一部家庭伦理悲剧，倡导以爱与责任为基础的家庭伦理的回归，强化每个人的家庭责任感，呼吁稳定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这对当今社会仍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