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保值增值措施范文篇1

关键词：营业税增值税建筑施工企业负税

今年三月末，有关营改增细则正式出台，其中建筑施工行业属于其首先推行改制的目标行业之一。建筑行业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015年，我国建筑行业总产值已达180，757亿人民币，与去年相比同比增长了2.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71%。长久以来，建筑行业多以工程产值的满额作为营业税的计算依据，而在工程中投入的物资中已经包含了已缴纳增值税在内，而这一部分资金却没有在缴纳营业税时予以去除，如此重复征税的情况在广大建筑企业中屡有发生，由此引起的经济纠纷也不在少数。

一、营改增的定义及适用范围

（一）营改增的定义

营改增指的是由营业税改增值税，目前已在国内各大行业内普遍盛行。具体内容是指将企业要缴纳的营业税改成增值税进行缴纳，以此来消除重复纳税的问题，该举措主要目的是为了改良纳税体系，主要针对企业增值部分的纳税。

（二）营改增适用范围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自2015年起，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方案自推出以后效果显著，备受好评。营改增纳税方法自出台起，就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广大企业同时缴纳营业税与增值税而产生的多种问题，放宽了对增值税机制的限制，有利于整个纳税体制的发展。将营改增方法运用到企业中，减轻了税收对企业运营的经济压力，便于企业更自由地发挥自身优势，转变企业生产发展的方式，同时提高服务水平，使企业模式更优化，发展更迅速。按照国家统计局出台的最新规定，建筑业增加值需通过收入法来界定，其中包括劳动力报酬、生产税净额总量、固定资产折旧损耗、利息净支出、大型修理项目基金以及营业盈余六部门的总和。根据规定，凡在当年运营成本费用中列支的员工工资（薪金）所得、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公益金以及其他各种费用中含有和列支的个人报酬部分，都作为劳动者报酬统计。

二、营改增对建筑施工企业财务和会计的影响

（一）可按比例抵扣建筑行业税负

营改增措施的出台，其中一项重要的目的就在于试图减轻建筑工程类企业的税负，防止重复营业税和增值税中有双重征税的金额存在。营改增措施试行以后，企业可以将购买的材料和设备等出账项目进行税金抵扣，如此一来，实际缴纳的税率就会低于当前账面的营业税。这种做法在保障企业正常税收的前提下为企业的资金流转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有助于优化产业机构，提高企业在自由市场的竞争力。

在建筑工程企业内开发票控制税收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其原因显而易见：建筑企业大多数从农营工厂、小型作坊中购得施工所需要的水泥砖瓦等材料，这些机构很少有出具正规发票的。又或者，在开发票时，建筑材料供应商方面操作不正规，为了提高销量不惜配合建筑公司伪造发票票面金额，造成增值税统计工作紊乱。因此，对建筑行业选择采取简易征收方式是一项利好的政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建筑企业的简易征收方式是不允许抵扣进项税的。

（二）改变了建筑施工企业传统做账的方法

随着营改增措施的推进，建筑施工企业的会计核算机制将会跟着发生明显的改变。以往财务人员在对企业营业税进行核算时，涉及的科目很简单，而营改增政策出台以后，核算科目就明显增多了，运算步骤也越发增多。例如，财务人员进行营业税的计算时，对科目的汇总一般情况之下记为“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额度”，其中所涉及到的分录的贷”则记为“应缴纳营业税”。除此之外，公司账户还需开设九个子栏用于多项目核算，比如进项税金、转出未付增值税金、已缴纳税金、出口抵扣内销产品应缴税金、转出定向税金以及出口退税等。

（三）影响建筑施工企业的财务报表

从当下的会计核算标准来看，建筑施工行业资产负债表中关于“主营业收入”这一项目是被规划在“含税收入金额”之中的，而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企业对外的财务报表数据结构也随之将发生调整，即在资产负债表中不再有提供增值税金额的数据提供，而会计处理纳税金的方式也区别于当前所使用的缴纳方式。并且固定资产的总额才是衡量企业资产总额的核心指标，也就是说如果固定资产的价值开始随着市场需求而发生浮动，那么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内容和结构也一定会发生变动。在营改增推行之后，企业的入账的固定资产金额势必会大幅减少，期末余额随之减少，最终导致税金的下降。

三、针对营改增产生影响的应对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会计制度

建筑施工企业唯有更好地完善当前会计制度，方能在营改增的变革中充分享受到政策优势，将会计核算变化的风险规避到最小。营改增措施推行之后，建筑施工企业需要根据行业资深特性，结合当前的会计政策，再依据增值税的缴纳要求重新进行会计科目的设置。有了这个基础，财务人员还需要进一步补充账户与辅助项目表格的设置。建筑施工企业在处理工程业务时，必须严格地遵照现代企业会计准则，做好会计额核算与税金缴纳的接驳工作。对于营改增中可能出现的漏洞和风险，应做好相关预防措施，确保实际核算进度不掉队。

（二）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和会计核算水平

对于任何企业的任何部门而言，管理工作都是确保企业高效运营的重要保证。因此，为了使企业能够更好的在营改增的浪潮中屹立不倒，财务部门需将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以及会计核算水平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优化管理模式，加强在岗人员执行力。同时，企业可以多组织财务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实操水平。对于建筑施工企业的传统财务人员而言，难免会对营改增机制感到陌生感，面对纷繁复杂的增值税发票不知如何管理，只有通过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才能使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减少企业纳税风险，降低非必须成本。在管理方面，企业要力求做到上行下效，建立健全的财务资源处理系统，保证扣税凭证的完整性。

（三）实施税收统筹管理

优化税务统筹管理，最集中的表现是将企业对外的销项与进项实行汇总。在营业税改增值税推行后，建筑企业要安排税务人员开展税收管理工作，还需要培养业务水平高，尤其对建筑施工企业统筹工作熟悉的人员。目前营改增针对建筑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大约定在11%左右，且考虑到增值税监管严格，纳税机制要求高的特征，税收统筹管理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只有做好了税收统筹管理，才能及时地对纳税申报和税负抵扣做出汇总和统计，确保财务管理高效实施。建筑施工行业在具体施工过程中，更加需要注重将财务管理流程精细化，亮化，严格控制税负风险的发生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施工建筑行业内推行“营改增”试点工作后，虽然有明显的效果，但由此也引发了不少问题，然而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是国家宏观层面上的大事，作为企业必须积极配合、严格执行需要行业内人员积极应对，勇于克服转型期无法避免的各项困难。对此。建筑施工企业有必要针对无法取得进项税发票的主要成因，立足于强化自身管理体系，同时更好地规避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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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漫.浅议营改增对建筑企业会计核算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当代经济，2014（15）：118-119

[3]童立华.浅议营改增对建筑企业会计方面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现代商业，2013（06）：246-246

资产保值增值措施范文篇2

（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2.商都县林业局，内蒙古乌兰察布013450）

［摘要］京津风沙源工程发挥了显著的生态效益。本研究在界定京津风沙源工程生态效益概念及其内容的基础上，运用专家咨询和文献搜集法，建立了京津风沙源生态效益价值评价体系，利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等方法，对内蒙古商都县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生态效益进行了价值评价和分析。研究表明，商都县2000—2013年度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总效益约12.72亿元/a，不同工程措施生态效益结构差异明显，可为京津风沙源工程二期的规划和实施提供参考。

［

关键词］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生态效益；评估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247

1引言

随着林业生态工程不断开展和生态影响的日益体现，生态效益评价成为了研究热点，并初步形成了一套以林（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核心的生态效益评价体系。然而像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这样的综合性生态工程，不仅包含林草恢复措施，而且实施了水源工程、节水灌溉、小流域综合治理等非林草措施，其投资额在资总额中占有相当比重。以往的工程生态效益评价研究中往往只针对林业和草地治理中某一方面进行讨论，欠缺覆盖全面措施的生态效益评价，将非林草措施恰当地纳入到工程生态效益评价中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研究区域概况

2.1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

内蒙古商都县位于乌兰察布市北部，全县面积4353平方公里，以低山丘陵为主，属中温带半干旱季风性气候，水利部门提供的近年平均降水量355.2mm/a，降水多集中于6~9月，年均日照时数达2981h，平均气温3.1℃，无霜期120天左右，山洪易发多发，年平均大风67d，土地风蚀沙化严重。植被为退化灌木草原和干草原类型，主要由虎榛子、锦鸡儿、针茅、铁杆蒿、胡枝子等植被群落组成。主要农作物为小麦、莜麦、马铃薯等。属京津风沙源工程农牧交错地带沙化土地治理区。

2.2工程项目实施情况

2000—2013年，商都县京津风沙源工程该区采取了林业、草地治理和水利水保等综合治理措施：包括人工造林及人工造林试点补贴4.00×104hm2，飞播造林0.61×104hm2、退耕地造林及配套荒山荒地造林4.02×104hm2、封山育林及以封代造3.54×104hm2、农田防护林0.17×104hm2，种苗基地23.33hm2。林业措施主要造林树种为灌木小叶锦鸡儿（柠条），占到总造林面积的89.67%，其次为沙棘、枸杞、山杏、怪柳等约占2.00%，乔木以杨树、山桃、榆树、针叶松为主，杨树、山桃、榆树、针叶松分别占乔木林40%、30%、15.58%、10%。草地治理措施主要是人工种草及围栏封育，分别为0.74×104hm2、1.02×104hm2，其次是基本草场（青贮玉米）3.33×102hm2和草种基地0.93×102hm2，此外有非林草措施暖棚建设14.30×104m2、饲草机械3190台套等。水利水保措施有水源工程744处，可灌溉农田0.25×104hm2，节水灌溉措施1084处，可服务农田0.36×104hm2，小流域综合治理控制1.75×104hm2的水土流失面积。截至2013年商都县京津风沙源工程累积完成国家投资2.09亿元，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效益。

3材料与方法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商都县2000—2013年京津风沙源工程项目建设情况为依据，通过实地调查和专家咨询搜集反映生态服务价值的数据，并搜集区域内植被、气象、水文、经济等相关文献资料，对京津风沙源工程区的总体生态效益进行评估。

3.2生态效益评价方法

3.2.1指标体系

根据全面反映生态系统所产生经济生态价值的要求，本文在搜集京津风沙源工程相关生态效益研究资料基础上，参照《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评估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LY/T1952-2011）等已有标准和规范，并根据当地具体环境进行了适当调整，选择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净化空气、生物质生产、生物多样性五大类因子，13项具体指标进行评价（见图1）。

3.2.2价值计量方法

当前在生态效益评价中，基于工程生态影响效果的公共物品属性、正外部性、非市场化及地域局限性，具体评价项目的不同，其评价方法也有较大差异，包括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恢复费用法、影子工程法和造林成本法等生态经济评价方法。本文根据地区特点，以全面、科学和生态价值的可实现性为原则，选取相应的价值评价方法。

4结果分析

4.1涵养水源

（1）蓄水效益林草地一方面通过林冠、枯枝落叶层和林地截留、吸收并储存降水，在削弱径流的同时净化地表水质，并将地表水转化为枯水期径流或地下水，起到正向的蓄水效益；另一方面其自身的正常生长也需要蒸发水分，形成对水分的消耗。本研究根据蒸散率法计算林草植被蓄水效益：

。Gs为年调节水量，Ai为i类林草地面积（hm2），Ei相应林草地内蒸散强度（mm/a），Li为商都县多年平均径流深15.7mm/a。据罗诗峰测算，乌兰察布市内人工乔木林地、人工草场、基本草场（青贮玉米）耗水量强度分别达615.0mm/a、480.0mm/a、607.2mm/a［1，2］，远高于当地多年平均降水量，其净蓄水量分别为-1894.2×104m3、-1050.99×104m3、-178.52×104m3。而人工乔灌混交林、灌木林地及疏林地蒸散强度的分别320.0mm/a，天然草地为284.0mm/a，分别可蓄水2290.13×104m3、563.12×104m3。

非林草措施中水源工程及节水灌溉可影响水资源存量。水源工程以建设机电井为主，通过开采地下水服务于营林造林、农田灌溉和人畜生活用水等方面，形成水资源净消耗，节水灌溉工程则显著地降低了单位农田灌溉用水量。根据工程设计，每处水源工程负责3.33hm2农地，灌溉定额为300.0m3/mu·a-1，年消耗水资源-1116.02×104m3，每处节水灌溉工程所覆盖的3.33hm2农田可节约灌溉用水70.0%［3］，相当于每年增加水资源1138.15×104m3。工程各项措施每年蓄水262.53×104m3，所蓄水资源价格采用当地农业灌溉用水价格1.35元/m3，蓄水价值为354.49万元。

（2）调节径流根据相关研究，林地可以调节70%的地表径流，草地为30.0%~50.0%［4］。以商都县多年地表径流量计算，林业措施、草地治理措施年可调节径流1366.12×104m3、115.47×104m3。商都县小流域治理将人工水土保持林、围栏封禁与坡面治理相结合，调节径流能力可分别提高至240.0m3/hm2·a-1和200.0m3/hm2·a-1，年调节径流为214.13×104m3、122.06×104m3。小流域综合治理中的淤地坝、谷坊、沟头防护等水利工程建设，则直接发挥防洪、调节径流作用。其库容建设标准以防止流域范围内十年一遇6小时最大地表径流量37.5mm，杜绝了山洪灾害的发生。按其设计标准，年可调节径流量592.2×104m3。本文的对林草措施的调节径流价值采用影子工程法，以相同容积的谷坊工程替代，商都县平均单位谷坊库容建设费用1.0元/m3，京津风沙源工程年调节径流价值为2409.85万元。

（3）净化水质林草地的净化水质作用的与调节径流相同步，以工程所造林草地的调节径流量作为其净化水质量，采用影子工程法，以内蒙古污水处理最低费用0.8元/t计算，京津风沙源工程年净化水质价值1454.12万元。

4.2保育土壤效益

（1）固定土壤京津风沙源所造林草植被凭借树冠、枯枝落叶层削弱大气降水冲刷作用，大大降低土壤流失量。根据商都县水利部门监测，境内平均风蚀模数为2500.0t/km2，年水蚀模数为2000.0t/t/km2［4］，小流域范围内仅水蚀模数就高达3650.0t/km2。高文然研究表明，林地可减少98.0%的土壤侵蚀，草地减少土壤冲刷80.0%，则林业措施和草地治理措施所造林地、草地可分别减少土壤侵蚀2.9t、2.4t。小流域治理所造水土保持林及围栏封禁，年可以拦蓄泥沙45.0t/hm2和40.0t/hm2，此外还建设有大量的以削减侵蚀，固定土壤为目的的淤地坝、谷坊、沟头防护，能够将剩余侵蚀土壤固定在流域范围内。根据通行的恢复费用法计算固定土壤价值如下：

Vt为年固土效益，Gt为年固土量，Ct为水利建设所挖取和运输单位土石方所需费用8.2元/m3，Xi单位面积减少的土壤侵蚀模数，ρ为当地淤积土壤容重1.5t/m3。则每年林业措施和草地治理所建设林地、草地固土量为547.95×104t、66.15×104t，效益分别为2991.48万元、359.65万元。而小流域人工水土保持林和围栏封禁年固土量分别为62.41×104t、39.77×104t，效益为341.21万元、217.44万元。由于小流域治理后土壤侵蚀减少，沟谷塘坝可控制小流域内剩余土壤侵蚀量，约0.20t/mu·a-1，则小流域治理区内沟谷塘坝年固土量为5.33×104t，年固土价值为29.15万元。

（2）保肥效益森林和草地的保肥效益一般以年固土量中氮磷钾的物质量折算为化肥价值作为保肥价值：

Vf为工程年保肥价值，Cf为单位淤积土地所含肥料价值，根据《乌兰察布盟土壤普查》数据，商都县非农耕土地所含全氮（N）、速效磷（P）、速效钾（K）、有机质（M）比率为0.1107%、0.00032%、0.01821%、1.7455%。以磷酸二铵补充土地损失的氮磷元素，其氮（R1）磷（R2）含量分别为18.0%，46.0%，施肥量以需求量更大氮元素量决定，则工程每年节约磷酸二铵4.43×104t，以内蒙古的磷酸二铵平均价格（C2）2700.0元/t计算，可产生经济效益11982.75万元。以氯化钾化肥补偿土壤损失钾元素，其含钾量（R3）为60.0%，工程所避免钾肥损失0.22×104t，以内蒙古氯化钾化肥平均价格（C2）为2076.0元/t，效益为454.68万元。当地补偿土壤有机质主要以薪材补充，薪材转化有机质比率（R4）为50.0%［5］，工程年节约薪材25.19×104t，以薪材价格400.0元/t计算，效益10076.94万元。

4.3净化环境效益

林地可通过叶面的呼吸作用可有效吸收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物，并吸附粉尘污染，而草地吸纳空气污染物能力有限，所以净化环境效益主要来自于林业措施，本文以赵同谦在《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6］采用的林地空气污染物吸收量计算净化环境价值：

Vk为总空气净化价值，Gj为工程造林对j（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物、粉尘）类污染物年吸收量。虽然2013年《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国家报告》新加入了PM2.5、PM10、负氧离子浓度等指标，但由于数据搜集困难，未纳入指标体系中。根据王兵等人研究成果，每公顷森林年吸收或沉降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物、粉尘能力（Qij）为126.56kg、、4.60kg、6.44kg、2.13×104kg，灌木林为92.9kg、3.40kg、5.82kg、1.14×104kg［7］。Ai为各林种相应造林面积，其中乔灌混交林按照乔木灌木比例1∶2比例分配，灌草以1∶1分配，则商都县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年吸收或沉降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物、粉尘分别为1263.57×104kg、46.57×104kg、78.17×104kg、162.50×104t。各类污染物单位治理费用（Kj）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及计算方法》确定的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物、一般性粉尘污染治理费用为1.2元/kg、0.63元/kg、0.69元/kg、0.15元/kg，计算工程年环境净化价值为25972.77元。

4.4生物质生产效益

林业措施所建设的乔木林如杨树、榆树、针叶松等主要为生态林，一般禁止砍伐出售，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活动所积累的植被碳库效益。此外如山桃、山杏、怪柳、文冠果等树种虽因当地缺乏降水、地力贫瘠等原因退化为灌木，但其果实种子有一定经济效益。以柠条为代表的灌木可产生植食性枝叶，可补充当地饲草消耗。工程所造农田牧场防护林在自身进行固碳释氧活动的同时，还可降低林带内风速，提高温度、湿度，拦蓄雨雪，平均可提高约10%的农作物产出。草地治理措施中，人工种草及围栏封育可提高牧草产出量，基本草场所产出的青贮玉米则为牲畜过冬提供必要食物供给。暖棚及饲草机械推广虽然可以降低牲畜对饲草需求，提高农作物秸秆利用，但并不直接作用于生物质产出，属生态压力和经济生产范畴，本文不做讨论。水利水保措施中，除小流域治理中人工水土保持林、围栏封禁草地可产出植食性枝叶和饲草外，水源工程及配套的节水灌溉可提高单位农田产出4~6倍，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1）固碳释氧闫德仁（2010）对内蒙古各类乔木林地研究显示，杨树、榆树、云杉、樟子松的平均碳密度达21.3994t/hm2、7.3251t/hm2、45.1607t/hm2、67.4358t/hm2［8］。以各自的成熟年限推算，则每年净固碳量达1.43t/hm2、0.24t/hm2、0.90t/hm2、2.25t/hm2［9］。根据植物光合作用方程，每生产1g干物质吸收1.62g二氧化碳，并释放1.19g氧气计算，工程所造乔木林年可吸收二氧化碳3.1×104t/a，释放氧气2.3×104t/a。由中国平均造林固碳成本260.17元/t（C），制氧成本352.93元/t（O）［10］，可得年均造林固碳、释氧收益分别为804.74万元、798.06万元。

（2）经济产品产出根据商都县京津风沙源工程设计，部分乔木如山桃、山杏、文冠果的果实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年平均生产林果种子0.22t/hm2，销售价格可达700元/t，年均增加经济效益581.30万元。柠条等灌木林地可产植食性枝叶1.13t/hm2，可用作优质饲草，而封山育林所恢复的灌木林地，年可提高植食性枝叶产出0.45t/hm2。以饲草400元/t计算，林业措施每年生产植食性枝叶11.30×104t，年产值达4557.01万元。草地治理措施中人工草场年可生产优质紫花苜蓿0.4t/hm2，年产4.4×104t，产值1772.31万元。围栏封育年增产牧草0.9t/hm2，年增产量0.9×104t，增产效益368.40万元，基本草场建设年可生产青贮玉米53.90t/hm2，共3.59×104t，以单价0.15元/kg，年效益539.1万元。

（3）支持防护产出当地主要农作物马铃薯为例，其平均年产3.23t/hm2，以每亩农田防护林可防护60亩农地，提高10%的农作物产量计算，农田防护林年提高生物质产出价值为6450万元［11］。水源工程通过改造旱作农田，可提高农作物产量4~6倍，扣除人工后每亩农田年可增收2000元［11，12］，年产生效益7440万元。

4.5生物多样性效益

京津风沙源工程所采取的措施，通过林草植被建设保护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达到长期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满足现实很和潜在需求的目的。但基因、物种层次上的物质量和价值量都难以确定，生物多样性价值计量仍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当前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价主要根据不同生境的（Shannon-Wiener）指数等级来确定其单位面积的生物多样性价值。根据张金旺对乌兰察布市的研究成果，本地区所有非农立地类型的（Shannon-Wiener）指数均在0~1之间，参照《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评估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所提供的标准，单位面积生物多样性价值为3000元/hm2，排除人工单一生境类型如草种基地、苗木基地，农田后，工程所增加的各类林草地共14.24×104hm2，可产生生物多样性价值为47227.87万元每年［13］。

4.6计量结果分析

（1）生态效益计量结果综合考虑工程的涵养水源的价值、保育土壤的价值、净化环境效益的价值、生物质生产效益的价值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综合评价出商都县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生态效益。计量结果见表1。

（2）生态效益计量结果分析

首先，商都县2000—2013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年均生态效益为12.72亿元，超过国家累计投资5.08倍，约为工程总投资的3倍。对比各类生态效益，生物多样性价值保育土壤价值空气净化效益生物质生产涵养水源效益，分别占比37.12%、20.80%、20.41%、18.35%、3.32%。反映了工程措施对当地生态问题的针对性。

其次，不同工程措施的生态效益有各自的特点。商都县位于农牧交错地带，人口经济压力导致的滥垦滥牧现象相对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过程明显。林业措施、草地治理措施及小流域综合治理扩大生物种群规模和基因库，极大地提升了当地生态系统复杂度和稳定性。当地林业专家表示，自工程实施起，原有的植被病害及蝗灾得到大幅度抑制。人工造林、荒山荒地造林、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和飞播造林所造林种多为防风固沙林，遏制了区域内土壤风蚀沙化、水流侵蚀，并减少了区域内大气中的沙尘等污染物含量，其中降尘价值占到净化环境价值的93%，发挥了显著的保育土壤和净化空气作用（见图2）。但上述措施的经济效益相对并不显著，除封山育林措施外涵养水源能力有限。农田防护林、人工种草及水源工程有明显的生物质产出效益，也因此消耗了一定的水分，与此同时封山育林、飞播造林、围栏封育等天然植被恢复措施，配合小流域综合治理措，累积大量的水资源，节水灌溉也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支持了生产用水需求，保证了工程的其他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挥。

最后根据商都生态建设一线人员提供资料，人工所造林草地一般需要运营费用15元/mu·a，封山育林、围栏封育等自然恢复措施需要2元/mu·a的运营费用，水源工程及配套的节水灌溉服务农田需要50元/mu·a的费用，从工程措施单位面积效益角度分析，可以明显发现（见图2）农田防护林及水浇地建设运行效益最高，说明将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质生产相结合应是下一阶段工程的着力点。

5讨论

本文深入分析京津风沙源工程措施具体生态影响，探索了一套全面涵盖京津风沙源工程各项工程措施的生态效益评价的理论和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商都县的京津风沙源工程的生态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分析了各工程措施特别是非林草措施的生态效益的特点，从中也发现，京津风沙源工程总体效益大，产出效率高，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但各类工程措施的生态效益成分不尽相同，既有正面作用，某些情况下也会牺牲一类效益来提高其他方面的效益。林非林草措施虽然总体效益占比小，但投资效率较高。本文仅为探索性的计量，并非精确的结论，相信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对工程措施的效益评价将会为工程的进一步调整和实施起到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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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保值增值措施范文篇3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改革;科学发展观;演进;效应

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是自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以来税制改革的又一个新突破,标志着我国增值税类型开始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过渡。在当前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严重冲击我国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下,国家及时出台增值税转型政策,不仅体现了短期内缓解企业压力、扩大内需、应对金融危机、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要求,也意味着我国在完善税收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事实上,现行增值税制度偏离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决定了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大趋势。同时,多年试点经验的积累、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和当前金融危机下的经济形势,也加速了全面转型改革方案的出台,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全面推行提供了良好的时机。财政收入的稳固攀升,打消了国家有关部门对财政减收的顾虑,成为增值税全面转型的有力保障。而且,当前适逢美国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际,我国由于对外依存度较高,实体经济尤其是外贸出口产业受损严重,此时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铺开,可畏打开了税收改革的“机会之窗”,即是正当其时,又是迫在眉睫。

一、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演进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它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所谓增值税转型,是指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采用生产型的增值税,纳税人在缴纳增值税款时,所购置固定资产中包含的进项增值税款不能抵扣;而消费型增值税则允许企业购进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可以在销项税额中抵扣。

自1994年我国正式推行增值税以来,一直沿用生产型增值税。当时正值宏观经济“软着陆”时期,出于对投资过热、通货膨胀、财政资金紧张等综合因素的考虑,规定对购置固定资产所含进行税额不得抵扣。在当时,既有利于遏止非理性投资、防止通货膨胀加剧,又能扩大税收收入、保证财政资金充足。因此,我国在增值税设立之初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宏观调控需要的正确决策,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重复征税、抑制投资、阻碍技术更新等问题层出不穷。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国家对转型试点的研究随即展开。2004年9月1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等8大行业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改革,试点采取“增量抵扣”方式。2007年5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布《中部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规定自2007年7月1日起,在中部地区6个省的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中的电力业、采掘业等8个行业试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试点。2008年7月,内蒙古东部5个市(盟)被纳入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范围。2008年8月1日,《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出台,增值税转型的区域又扩大到了受地震影响严重的地区。与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有所不同的是,此试点方案与采用“全额抵扣”方式。

历经四年多的试点研究,全国性增值税转型改革终成定局,并决定于200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其主要内容包括: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与以往试点改革相比,此次全国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在三个方面作了调整:一是企业新购进设备所含进项税额不再采用退税办法,而是采取规范的抵扣办法,企业购进设备和原材料一样,按正常办法直接抵扣其进项税额;二是转型改革在全国所有地区推开,取消了地区和行业限制;三是为了保证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扩大内需的积极效用,转型改革后企业抵扣设备进项税额时不再受其是否有应交增值税增量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除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以外,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以确保转型后的增值税与其他流转税制相互衔接,

不难看出,面对增值税制度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难题,我国始终致力于转型改革的研究当中,采取“区域试点-扩大试点-全面推广”的改革模式,利用由点到面、稳步推进、逐步改善的经验积累方式,最终达到增值税改革的全面落实。这一过程,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反映了统筹兼顾、全面协调的目的,是新的经济形势下,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有益探索。

二、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正面效应分析

1.“三全”原则促使增值税回归中性。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实现了“三全”原则。所谓“三全”,即全国范围、增值税覆盖的全行业,以及全额抵扣。从增值税改革的实践历程来看,一方面,全国普遍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远远达不到税收中性、税负公平的要求。另一方面,自2004年以来的转型实践,始终围绕着从试点到试点的推进,没有做得全行业、全国范围的全面铺开。东北和中部地区试点转型实行“增量抵扣”方式,没有发挥出消费型增值税的优势,而且其转型改革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税收优惠政策来执行,产生了区域性税负不公,忽略了增值税的流转税属性,模糊了其税收中性。与试点不同,此次改革剔除了试点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实现了全国、全行业、全额抵扣的全面改革目标,还原了增值税的中性原则,凸显了当前对增值税改革的重要性和规范性,对于完善我国税收体系、促进科学发展观的正确落实具有时代意义。

2.减税效应保护企业渡过“寒冬”。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长期以来在财政收入中占据较高比重。数据显示,2007年,国内增值税收入(扣除出口货物退增值税)为15470.11亿元,占当年我国税收总额(不含关税、船舶吨税)的33.9%。而当前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是将增值税从现行的“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允许企业抵扣其购进设备所含的增值税,这意味着税前抵扣范围扩大或计税基数缩小,消除了我国生产型增值税的重复征税因素,降低了企业税收负担,在维持现行税率不变的前提下,是一项重大的减税政策。经测算,明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目前,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部分企业尤其是外贸依存度较高的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困难甚至濒临破产危机。如此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出台,无疑为此类企业减轻了纳税负担,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帮助受金融危机较为严重的企业渡过短期困难。

3.有利于刺激投资,扩大内需。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一方面帮助企业减轻税负,为企业节省了更多资金运用于其他方面的投资;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更新成本的减少,能有效刺激企业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行为,带动产业投资链条,有效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事实上,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是作为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之一提出来的。可见,国家在充分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风险的前提下,提出增值税转型改革措施,体现了利用拉动内需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表现出国家采取审慎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应对外部风险的科学性。

4.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契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速度的不适应状况也愈加明显。机器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劳动密集型企业比重过高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致使学术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此次增值税转型主要惠及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购置与投资,因此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受惠最大。例如机械设备、石化业、电燃水业、建材业、钢铁和食品饮料业等可获得较大的抵扣税额。全面增值税改革措施,为企业减轻了设备投资和技术改造成本,可有效激励该类企业购置先进的机器设备和高新技术设施,推动企业设备、技术的换代升级,帮助企业将产业链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扩大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比重,从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此外,这种税赋结构的变化还对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减小地区间经济差异,支持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5.有效增强本土产品国际竞争力。由于大多数国家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其增值税应税商品或企业不存在重复征税问题,故在出口环节实行彻底退税后,其商品是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我国,在我国进口环节即使补征了一道增值税,但是对比我国存在重复征税的同类商品生产企业,还是占了税收上的优势。另外,生产型增值税本身抑制投资的效用阻碍了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换代升级。我国为数众多的出口企业为跨国公司充当加工组装车间,靠跨国公司的知名品牌和销售渠道维持生存。出口产品单一,附加值低,没有自己的品牌和核心技术等原因,致使我国产品竞争力弱,在金融危机中受损严重。而此次改革在全面推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同时还相应取消了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不仅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也使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增值税减免方面享受同等待遇,为中外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长期来看,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势必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核心能力提升以及产品走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发挥重要作用。

6.促进资源节约与保护,凸显可持续科学发展意图。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的一大亮点是: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由现行的13%恢复到17%。这将有利于保护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促进资源节约。目前,现行增值税制度对采掘业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适用低税率,不符合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要求;二是减少了资源开采地的税收收入,削弱资源开采地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三是矿产资源基本都作为原料使用,矿山企业少交的增值税因下个环节减少进项税额而补征回来,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四是导致征纳双方要对这类适用低税率的货物与其他货物划分,增大征收和纳税成本。增值税转型改革后,矿山企业外购设备将纳入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整体税负将有所下降,即使税率上升也不会对采掘业产生影响,相反,还有利于税负公平,起到对矿产资源节约利用、适当保护的作用,有利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积极举措。[JP]

三、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负面效应分析

1.转型改革将使财政收入骤降。当前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企业减轻税负,对国家财政而言,则意味着今后每年将直接减少财政收入上千亿元,这是中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近年来,增值税转型改革一再扩大试点范围而对全国、全行业推广迟迟不敢出手、甚至显得“缩手缩脚”,正是考虑到财政收入骤降这一不利因素。在当前金融风暴的严峻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速受到较大影响,财政减收趋势已开始显现。此时推行增值税改革,虽然反映出政府在税制改革方面更加理性成熟,体现了迎难而上的毅力和勇气,但财政减收的短期影响仍不可小觑。至于如何消化财政减收的压力,积极应对转型挑战,则需要政策执行部门继续发扬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2.存在投资过热的潜在风险。目前宏观经济形势降温,增值税转型对投资的刺激恰逢其时。但从长远考虑,投资过热的潜在风险仍然存在。当前我国对投资主体的产权和权益约束机制还很不规范、一些行业仍存在“投资饥饿症”的现实条件下,将不利于解决业已存在的投资结构严重失衡的矛盾。因此,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带动投资、刺激经济的同时,也应谨慎看待可能产生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通货膨胀等问题,避免引发新一轮的“投资过旺症”,防范宏观经济决策对部分行业、地区的过度刺激作用,通过科学引导,有效防止“经济泡沫”产生,将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引入与我国宏观经济目标相协调的轨道上来。

3.可能带来地方性负面影响。首先,增值税转型改革在短期内无疑会对地方财政造成一定程度的减收压力。尤其是对一些经济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地区,区域内企业在改革中受惠越大,地方财政对增值税收入的依赖性越强,转型改革的地方性影响就越明显。其次,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区在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以后,其轻税负优势将不复存在,加之企业更新设备、实行技术改造、加快产业升级,可能引发低端人力资源的就业压力,造成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地区劳动力过剩等问题。另外,局部地区在增值税转型后反应出的非理性投资冲动也不可小觑。地方性投资过热虽不至于撼动整体经济发展方向,但却会造成宏观投资结构的失衡,影响整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四、科学发展观视角下中国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对策建议

参与改革的各方对此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待增值税改革。一方面,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不可一蹴而就,而应循序渐进。增值税改革的历程是一种“试点――扩大试点――全面推广”的渐进模式,全面转型的结果正是得益于这种渐进式改革的丰富经验。当前全面转型改革方案的出台并非增值税改革的终结,而仅仅是一个开始,转型效果还有待观察,后续配套方案也仍需探讨,不可能一步到位。例如如何应对转型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何安排消费税、营业税等其他税种与增值税转型改革衔接,以及如何在后续措施中充分发挥消费型增值税优势等,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另一方面,增值税转型不是税收优惠政策,而是税制规范的表现,切不可存在短视行为。消费型增值税解决了现行增值税重复征税问题,使增值税重新归于中性、公平、规范。但转型改革在试点地区曾被误视为税收优惠政策来执行,进而削弱了试点效果。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应明确增值税转型是我国税制完善进程中的历史必然选择,其全国性推行方案更不可视为金融危机下的特殊政策,应将增值税转型视为与国际接轨、完善税制、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长期行为,始终保持增值税的中性税种属性。

(一)进一步扩大一般纳税人范围,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由于增值税转型后逐步扩大了进项税金的抵扣范围,因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实际税负将有所下降,但是这一税负减轻不会惠及按征收率实行简易征收的小规模纳税人。当前改革方案对小规模纳税人不再区分工业6%和商业4%两档征收率,而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统一降低至3%,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与一般纳税人之间的税负水平,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中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小规模纳税人税负仍旧偏高,违背增值税中性、公平原则。因此,考虑到我国90%以上是中小企业且都存在发育不良、竞争力低的现状,应该在今后的增值税改革中逐步扩大一般纳税人范围,使具有发展潜力的小规模纳税人不再被排斥在增值税抵扣链条之外,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和更加实惠的发展机会。

(二)配套措施应审慎、合理、有效。针对增值税转型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要审慎合理地研究制定配套措施,与税改方案相辅相成,体现科学性和可持续性。目前,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减并小规模纳税人税率档次政策,以及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不能纳入抵扣范围政策等,都是为了配合增值税转型方案的顺利实施而制定的配套措施。今后,随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稳步进行,还将陆续出台相关措施,以辅助或修正增值税转型效果,政策制定部门还应本着审慎、合理、有效的原则,防范税收漏洞,避免政策重复或政策冲突,顺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后续措施逐步完善。

(四)尽快完善增值税法律体系建设。自1994年我国正式实行增值税以来,始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为法律依据,而其法律效力仅仅是行政法规层次,没有上升到真正意义的立法层次上。这不仅危及增值税本身的正当性,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而且会使统领整个税法体系的龙头法――《税法通则》的制定受到严重影响。目前,借增值税转型改革全面推广之机,将修改后的《增值税暂行条例》纳入法律体系,正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健全我国税法体制的当务之急。立法机关应在国务院颁布的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基础上,总结近年来增值税的实践,尽快制定并颁布增值税法,在此基础上由国务院制定颁布实施细则,以全面提高增值税这一主体税种的立法级次,确保增值税法的权威性与稳定性。

(五)积极推进税收征管制度的同步改革。消费型增值税对我国目前税收征管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防止新政策下偷、漏、逃、骗等不法行为滋生,税收征管部门应相应改进增值税征管方式,继续推进“金税工程”及“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AIS)”的逐步到位。在改革初期适当加大监管力度,实现新旧政策的顺利过渡;在以后的税收征管中,以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准绳,积极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应用高科技征收监管设备,推进税收征管的科学化、信息化、简易化及低成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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