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范文篇1

论文摘要敦煌儒家文献以写本为主,不仅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还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但是,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一直被学界忽视。为了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就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类。敦煌儒家文献可分为经典、历史、蒙训和杂着四大类。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多达5万件以上的经卷和文书,其形态有卷子、册叶本以及单片纸叶等,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文字多为汉文,亦有古藏文、梵文等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宗教、儒典以及数学、医学等等。敦煌文献的发现,是我国也是世界20世纪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引起了世界的震惊。中国学者自1900年得睹敦煌文献为起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逐步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在敦煌文献中,儒家类文献虽然占极少的部分,但也已是“入则充栋宇,出则汉牛马”了,不仅卷帙多,种类繁杂,而且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其一,敦煌儒家文献主要是写本,有六朝本、北朝本、隋唐本、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比我们现在所用的宋元善本为早,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其二,敦煌儒家文献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其中不仅保存有学校的教材、学郎的作业,还有一些明显体现着敦煌地区特点和编撰特色的史学文献。这些文献,对敦煌地区的历史、教育、语言文字及社会风俗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目前,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类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整体的把握。近年来,敦煌儒家文献的专题研究如儒家经典、蒙书、书仪等有较为深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专题研究代替不了总体研究。总体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敦煌儒家文献进行分类,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分析、把握敦煌儒家文献的前提,而这项工作目前却做得不如人意,属于薄弱环节。

包括儒家文献在内的敦煌遗书,通常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①。这是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的分类。四部分类法不能包括敦煌遗书中的宗教文献、官私文书及胡语文献,这些文献需要另外分类。1958年,王重民把自己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敦煌古籍叙录》一书,收录经部24种,史部25种(牒、户籍除外),子部62种,集部33种。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四部分类法,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都需要修正和增补。

随着专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四部分类法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于是,学者们开始寻找新的分类方法。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就打破了四部分类法,将敦煌典籍分为儒学、佛典、道典、史地、文学、书仪、杂占、科技、藏文典籍等九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四分法涵盖的内容和类别更加全面,而且还把儒学作为一大类特别单独提出,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儒学在此书中作为一个类别,仅仅包括儒典和蒙书,又有遗漏,不够周全。

以上两种分类法都是针对整个敦煌遗书而言的。至于敦煌儒家文献,则迄今不见专门的分类研究。

敦煌儒家文献,数量庞大,内容繁杂,必须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以类相从,理出头绪,以方便研究和利用。这就需要一个为其“量身制作”的分类法。制定这样一个分类法,前提是要对敦煌儒家文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认识其性质、特点,然后考察每一写本的具体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认真分析写本的内容、性质和功能;二是根据写本原有的序文,以窥知其编纂目的与动机;三是依据写本的实际流传与抄写情况、抄者身份等,弄清其作者、时代、内容等等,在此基础上,综合判定每一写本的性质②,充分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仔细斟酌、推敲,制定出大致合理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最后对敦煌儒家文献作出明确而合理的分类。笔者据此把敦煌儒家文献分为四大类,即:经典类、历史类、蒙训类、杂着类。这个分类是粗略的,未必完全适当,仅仅是笔者的一个尝试。相信今后随着对敦煌儒家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还会总结出更为科学和严谨的分类方法。

经典类儒家“十三经”,敦煌遗书中留存九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年代最早为六朝,最晚为北宋,主要属于唐五代时期的写本。除此之外,与这九经相关的一些注、疏、义、解、音等文献均属此类。

敦煌现存儒家九经,可再细分为八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经类、礼记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尔雅类。

周易类,主要有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陆德明《周易释文》等。尚书类,包括孔安国《古文尚书传》、陆德明《尚书释文》等。诗经类,有白文《毛诗》,毛亨、郑玄《毛诗传笺》,孔颖达《毛诗正义》,佚名《毛诗音》等。礼记类,主要包括白文《礼记》、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唐玄宗《御刊定礼记月令》、陆德明《礼记释文》以及佚名《月令节义》和《礼记音》等。春秋类,包括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魏征《群书治要·左传》、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范宁《春秋梁传集解》、佚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节本》和《春秋梁经传解释》等。论语类,主要有白文《论语》、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疏》、佚名《论语摘抄》和《论语音》等。孝经类,主要有白文《孝经》、郑玄《孝经注》、唐玄宗《孝经注》、佚名《孝经注》、《孝经郑注义疏》及《孝经疏》等。尔雅类,主要有白文《尔雅》和郭璞《尔雅注》等。

历史类敦煌文献中与儒家有关的正史、编年、儒家人物传记,以及包含有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道德内容的一些图谱、族志、地理、诏令、奏议、刑律等都属于此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敦煌文献中的刑律文书基本属于唐代,内容丰富,涉及到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不少有关文书就包含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应当属于敦煌儒家文献,因而把它们在历史类中列出。

这部分参照《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动,可分为正史类、编年类、谱牒类、地理类、诏令奏议类等五类。

正史类,包括敦煌遗书中已发现的《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残卷。编年类,敦煌遗书中的编年类史书构成复杂,既有荀悦的《汉纪》、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等,还有中晚唐时期在敦煌地区流传的孔衍《春秋后语》、李筌《阃外春秋》等。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中还存在数种不见着录的敦煌地区的编年史,如:由S.2506、P.2810、P.4073、P.2830共同组成的“唐朝年代纪”,S.5693、P.3721“瓜沙事迹纪”、S.2252V“两汉至唐年纪”等,鲜明地体现出了敦煌地区史学着作的编纂特色及地区史学的特点①。以上这两类,从编撰指导思想到选材、谋篇,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以春秋笔法隐恶扬善,维护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维护封建正统。谱牒类,家谱、族谱是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事迹的文献,是对家族传承历史的记载,应该属于历史类。敦煌儒家文献中记录婚宦、世系的家牒,以及记述同一家族不同时代人物传记的家传均属于此类。地理类,敦煌地理文书,是敦煌遗书中珍贵的文献之一。主要有沙州、伊州、西州的地理残志、敦煌地理杂文书、全国性地志、西域行、五台山行记、姓氏地理书。诏令奏议类,诏令居多,以保留下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的诏、敕为主。奏议类文献比较少见,附于此类。蒙训类属少儿启蒙书。这类文献在敦煌遗书中,数量不少,可专立一类。内容与儒家相关,包括儿童识字、日常生活常识、自然知识和历史知识、道德礼仪和行为规范等等的启蒙教材以及家书、家训等。《论语》、《孝经》、《毛诗音》、《礼记音》、《尔雅》等文献,虽然在敦煌地区也曾被用作启蒙教材,但从这些文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不仅仅属于蒙书,更属于经书,这里不再重出。

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范文篇2

关键词：秦始皇焚书坑儒影响

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下令焚毁书籍和坑杀术士以及儒士的事件在历史上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现在的人们只要一提到中国古典书籍，就会想到焚书坑儒事件，认为之所以很多古代文学书籍的消失和损坏都是由秦始皇所致。一直以来，焚书坑儒始终是史学家们争议的焦点，因为经过史学家的对历史的研究发现焚书并不是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消失殆尽，坑儒也未必是坑杀儒士很肯能是坑杀方士。

一、对焚书坑儒的理解

（一）对焚书的理解

焚书事件其实是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想要加强对百姓思想统一的做法。在当时，法家学派与正统的儒家学派就秦王朝执行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还是执行分封诸侯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斗争；在当时，由于旧有的思想在新建立的秦王朝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并控制着很大一部分百姓的思想，秦始皇及其身边的权臣认为，这些思想如若不加以根除，不仅会惑乱新王朝的新思想，而且对封建专制的巩固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些原因导致了秦始皇为了加强对百姓的思想控制下令焚尽除秦国史记之外的所有史书书籍，其中只有医学、占卜、农作物等书幸免遇难。

实际上在当时的形式来看，焚书是由于时势的变化爆发的，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只不过秦始皇的手段过于激烈，使百姓及其后人对秦始皇产生了过于强烈的谴责。因为从史书看来，焚书事件并不是秦始皇一个人决定的，每个国家的领导人背后都会有一定的智囊团，而为秦始皇出谋划策的人就是李斯，从焚书这一历史事件来看，李斯才是整件事情的策划者以及执行者，秦始皇只不过是对他提出的计划加以允许，也就说国家的统治看起来是由秦始皇一个人完成的，但是，并非如此，因为秦始皇所在社会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的利益就是秦始皇乃至国家的利益，因此，当李斯提出有益于地主阶级利益的焚书要求时，秦始皇自然而然的就会同意李斯的要求，进而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每个朝代的建立，都会出现新势力铲除旧实力的事件，统治者都希望统治并控制百姓的思想，与其说焚书事件是秦始皇残暴专制的体现，不如与其说是地主阶级对其他各阶级实行专制的体现。况且儒家经典古书在秦朝时期数量不多，焚书令又对焚书种类有明确的规定，因此焚书事件并没有真正的对中国古代文化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二）对坑儒的理解

对于不研究史学的人们来说，只能从小到大的所学书上知道焚书坑儒事件，而并不知道其实焚书和坑儒实则是两件事情，认为焚书坑儒就是焚烧儒家经典书籍（比如《尚书》、《春秋》等）残暴的坑杀儒家学士的事件。实际上，坑儒事件另有说法。坑儒的起因是错综复杂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所记载，坑儒事件是因为秦始皇迷信候生、卢生等方士以为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方士并未寻得对秦始皇进行欺骗并逃跑，候生、卢生等人还认为秦始皇刚愎自用、凶残暴力，致使秦始皇勃然大怒，导致秦始皇下令拷问咸阳四百多名方士，最后将与候生、卢生两人有关的460余人全部坑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坑儒事件。

也就是说秦朝的坑儒事件原因是几个方士对秦始皇的欺骗和造谣生事引起的，和儒士并无直接关系，只不过方士逃跑之后连累了儒士，最后导致了460多人被坑杀，但是实际上对秦朝时期的儒士打击并不是很大，最为博士官的儒生依然有很多在朝。

二、焚书坑儒对史学的影响

焚书坑儒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可谓很深远，人们只要提到焚书坑儒就会对秦始皇咬牙切齿，恨不能回到过去阻止他的这一暴行。那么焚书坑儒是否真的对史学有这么坏的影响呢？

首先，焚书坑儒事件确确实实使部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流失，使现在很多的学术问题成为谜团，阻碍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和经典古籍的深入研究。

其次，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焚书坑儒事件实质上是统治者发动的一场统一思想的运动。无论是作为哪个朝代，哪个国家的统治者，要想实现国家统一，都要在文化上、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统一，特别是在秦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春秋战国时期刚刚结束，思想领域过于混乱呈现百家争鸣的现象，导致秦王朝难以使统治的百姓和统治阶级形成相同的价值观。因此，秦始皇同意李斯提出焚书坑儒的计划也是顺应当时的发展的。胡适曾说过，古代的思想家，无论是哪一个学派，都有排斥其他学派思想的倾向。况且焚书事件并没有全部将儒家古籍全部焚烧，还有很大一部分得以保存，这一事件比起清朝的文字狱来说并不残忍。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焚书事件看出秦始皇是非常重视史学的。第一，秦始皇很重视史书对社会和百姓思想产生的影响。秦始皇当时为什么要同意李斯提出的“焚书”呢？就是因为秦始皇早就看出古典史学对社会、对百姓都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认识到要想使秦王朝长期发展下去并繁荣昌盛就必须从思想上对百姓进行控制，防止有复国想法的人起来造反。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的看待历史，不能片面的了解历史并作出评价。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秦王朝时期的焚书坑儒事件并不是秦始皇因为自己的独裁专制而进行的，它是封建统治者为了进行文化统一而采取的高压政策。只不过每个领导者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方式、性质的不同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此可见，一个朝代的发展不仅仅要使经济、政治、军事得到发展，还要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自由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云.论秦始皇在“独尊儒术”过程中的历史作用[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02)

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范文篇3

[关键词]创新教育；大学英语教学；文化经典；素质教育；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93X（2013）02?0014?02

中国人作为交际主体往往没有能力用英语较为准确地表述出中国历史文化的某些核心观念，这一现象被称为“中国文化失语症”（Chinesecultureaphasia）。这也是目前许多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所遇到的价值困惑。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学英语创新教育要转变外语教育教学的观念，在英语文化传递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做到“中西合璧”。

经典是古代圣哲们思想与人生原则的文本载体，是人的心性明哲不可缺少的教益资源，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中华文化经典涵盖儒、道、佛三大思想学说，这些学说是我们文化思考的基础和源泉，以客观精神本体的特有形态存在，其开放性仍继续向后继者们提出问题并等待后世人们依据该文原理做出新时代精神需求的学习与诠释。在英语人才培养中，强调中国文化经典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一、文化经典学习的时代意义

全球化进程是大学教育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一方面，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要在延续民族传统的同时培育一种适应现代文明发展要求且超越民族狭隘视界的未来精神，体现教育的本质――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创新。当前，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西方哲学的重要学者（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都先后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得到某些启示。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文化主体意识，尊重并维护古往今来所积累的中华文化资源。

就目前而言，可以说英语仍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工具。在日益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很多人敏锐地发现其中隐含着交流的“逆差”，“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1]（56）文化“逆差”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止于文化领域，更会辐射到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中国特色的英语教育只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认知水平，在充分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的同时，重视本土文化知识的语言输出，才能真正达到利用英语能力进行平等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当下，典籍外译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手段，儒学需要进一步发展就需要用不同的语言来诠释儒家的经典。假如不能用英文或古代汉语以外的现代语来传达儒家的信息，那么就表明它不能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如基督教的圣经，不仅用希伯来文，还可用韩文、英文、中文传道。佛教的经典也可以用多种语言表达。那么儒家经典为什么一定要用古代汉语传达呢？虽然使用英文绝对会导致很多核心价值丧失原汁原味，但是却有很多新的可能性被开发出来[2]（197）。“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多元化，就只有将各种文化‘译出’到国际共同语（英语），从而成为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的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没有世界可言。”[3]（42）

英语教学作为沟通中外文化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超越，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以此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性。开设典籍英译课程和推行典籍文本校园化是学习经典的一种有效方法，能够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其全球化利益，并培养中国大学生的经典文化意识，将经典的观念文化通过受教过程而转化成为人与为学的思想理念，为人文理性培养带来深远的教益。美国学者南乐山（RobertNeville）就深感儒学经典、儒家的礼仪实践及儒家自我的观念对当代美国教育的相关性，推荐四书和《荀子》及宋明儒学大师（朱熹、王阳明等）的著作和语录的选集作为美国大学教育课程的组成部分。典籍翻译的课程设置应让本科生从大学第一个学期开始就直接进入经典文本英译阅读，加强文化平等对话的自觉意识，成为能够传达中国声音的精英。从世界范围来看，重视经典教育，加强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化的训练是当前许多国家进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文化经典学习的作用

（一）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更高、更新的要求，更符合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学英语作为一门课程应该走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整合，而就大学生而言，人文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正处于重要的人格发展期和社会关系建立期，需要人文教育来帮助他们完善人格，发展个性，为他们立身、处世、做人提供基本准则。人文精神是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核心，且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人文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今天所进行的大学英语素质教育改革可以向传统文化寻找智慧之光，尤其是典籍所具有的诸多优良品质恰能满足其需要。西方通识教育理论里，永恒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物赫钦斯就认为经典名著应当成为学校教育中的永恒学科[4]（65）。典籍英译教学不是把这些典籍作为纯粹的客观知识来传授，而是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和英语教育的现状出发，着眼于文化重建和新型教育人才的素质，尤其是精神境界的培养，把英语作为文化载体，传承人类的文明和智慧。今天我们要吸收西方文化，前提是必须很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

另一方面，在大学英语创新教育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最佳途径就是以研读中西文化经典为突破口，在人文精神陶冶中锻炼思维，启迪智慧，最终形成能力。与文化经典的直接交流，可以使学生受到人文意境的感染和创造性思路的启示。通过典籍英译研究性学习，将读、思、写三者结合，在研读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提高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最终培养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大学英语教师要坚持教、学、做合一的原则，让大学英语课堂成为师生能力发展的场所，人性养育的殿堂，培养学习者的社会责任感。

（二）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学术反思的结晶，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5]（190）。费先生曾说：达到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首先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文化自觉论”虽然着眼点在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但归根结底还是落脚在文化传承主体身上。大学英语中的典籍外译学习恰是主体文化精神从自在走向自觉，从潜在走向现实，从感悟转化为创造的过程。通过典籍英译教学的实施，将民族文化的财富内化，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精神财富，培养学生的文化发展和创新能力。当代大学生如果对传统文化缺乏理解和自信，在面临强大的外来文化时，一方面陷入一种文化自卑情结，另一方面则产生缺少批判的“简单拿来主义”，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文化失根”的情况下陷入新殖民主义的陷阱。

参考文献：

[1]陆振慧.从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看典籍英译问题[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51-55.

[2]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J].中国翻译，2004（2）：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