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1

文化符号学，龚鹏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符号。初文与字母一汉字树，饶宗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高友工，三联书店，2008

从“文”到“文学”的变迁表明，中国文学观念受到现代西方影响，逐步转换为对“心声”的诉求，强调文学作品与主体心灵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里的文学作品主要被理解为那种在场的声音语言，然后才是作为语言之记录的文字。但即便如此，百年文论进程中仍有不少学者尊重或坚持传统思路，看重文字(而非直接的语言)与文学的相关性。这种复杂的情况，最突出莫如鲁迅。鲁迅的新文化新文学立场非常鲜明，但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撰《中国文学史略》讲义(后改名《汉文学史纲要》)，则以“自文字至文章”开篇，强调自古以来由文字而成就文章，以形声为主的汉字可“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以至“其在文章”“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对文学的理解上，鲁迅坚持“感动”的指标，但在相当程度上调整了早年的文学“心声”观念，即转而坚持文学与“文字”较强的相关性。这一思路既有西来影响，但更源自师辈学术及其背后的小学传统：章太炎《文学总略》有“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的说法，而刘师培《文章源始》则明言：“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百年文学中不少学者有类似的思想，比如周氏兄弟、朱自清、郭绍虞、台静农等，都一直深受“语”与“文”对待问题的缠绕。笔者以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文字性”及其现代际遇的把握。

，概括地说，“文字性”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很多深层方面的以文字为准、系于书面文字甚至最终归于文字化的特点。当然，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中，“文字性”的内涵可以不一而足。比如，就古典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而言，它可能体现在作为文学的语文层面上的“文字化”取向，也可能是文人雅士透过视觉化的文字艺术而突出出来的趣味情怀，更可能是整个文化传统所体现出的深察名号、专论字义的行为模式和潜在的文化意识。

首先看文学的语言文字层面。在中西文学传统的比较中，语言性取向和文字性取向的差异相当突出。西方因为拼音文字的关系，言文一致，大体均以语言为其基型。而汉文学在古代往往言是言，文是文，并且如章太炎在《书・订文》中所言的“文因于言，其末则言擎迫而因于文”。也就是说，古代长期的文学和文化传统是，语言往往趋向于文字，才能更好地发挥影响，体现价值：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此中分析而言，所谓“文”，相当意义上即是指篇章文字的取向在文化整体中的规定性和影响力。“言”之“文”大抵即如孔子所坚持的“雅言”，或者是数千年来作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所采用或接纳的文字化传统。在特定场合说话写文章做事情，必须突破现场语音的具体性和随意性，而诉诸规范化的文化模式和语文样式，以实现某种超越和提拔，获得相应的普遍性。郭绍虞先生认为，长期以来汉语反过来受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连续性的文字的规定与影响，理应称为“文字语”。这是相当有道理的。由此看来，中国文学或汉文学与西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就有大为不同的地方，即文学在文化落熟的中国或汉文化圈，名为语言艺术，其实是文字艺术。

那么，古代民间就没有口传的文学吗?当然有。但在传统中国，总的情况是“言语文学，厥科本异”，民间风俗与书面雅言“沟分畛域，无使两伤”。并且“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可以想见，没有形诸文字，也往往在历史流传中消逝无形。而作为直接现实的，则是被纪录下来的、同时亦被文字化的文学。即就近世古典小说言，在唐宋以降，由讲唱变文和说话而来的小说其实越发文人化，“讲的故事”渐被“看的小说”取代，而就社会地位而言，过去的职业编书人或说话人也远不及吴承恩、吴敬梓、李汝珍、纪昀和曹雪芹这样的文人小说家。大的趋势即是：语言艺术变成了语言文字艺术，最后乃或变成文字的艺术了。

五四是个古今中外各种思潮交锋剧烈、文化方向纷纭的时代，如同在多重歧路口急于抉择。也正因此，对自己文化与文学的根性问题往往未及深入追问，文字性即是诸多问题之一。而在当代中文学界，相关追问和探讨日渐出现，并且这种追索已经深入到社会文化深层次的内在肌理。这方面目前看到的最为深广的研究，当数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在龚氏看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统的骨干即在“文”，“文是由文字崇拜、文人阶层、文学艺术等所形成之相关文化状况……不知此，即不能体会中国人的行动、思维与感情，亦不能切察中国社会之底蕴。”该著气魄宏大，内涵高迥，其核心观点即在强调，中国文化中无论是文人还是儒道释，无论各类文艺还是各家学术甚或文吏政治，都存在浓重的尊崇文字、文书化、文学化的传统。而这一点与西方文化重视语言、逻辑和(句子)文法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定势颇不相同。中国文化在语文训诂、思维方式和文学写作诸方面都突出体现出“专论字义”的作风和特点，“训诂明而义理明”的夸说更体现出深入骨髓的“深察名号”的正统名分意识和行思方式。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是颠扑不破的，“名”落实于现实生活中，当然可以是人们言语中的名号，但更可能是、并且一般都要落实到某种如同器物一般的“名字”：“名”在古代即训为“字”!通过这种“哲学文字学”对中国文化深层肌理的探讨和描述，龚氏宣称，由文字而文学进而文化，整个古典中国社会生活都充分地文字化、文学化，形成了一个以文字文化为核心的文学社会。

就不同角度和现象而言，“文字性”特点和取向并不容易捕捉，并且对其内涵的把握和理解也不一而足。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总是无可避免地涉入汉字、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域及其逻辑和历史根源的分析。这实在是一个幽微难言而不易把握的境界。其中的研究思路之一就是设想“文字性”特点有其文化基因上的特异性，亦即在世界范围内看来的汉文字的特异性。早期进入中土的传教士提供了初步的他者意识和语言学把握，但更多基于经验的认识和把握上的困难而对汉语文颇多恶声。目前看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确实需要很好的语言哲学(就汉语文而言或可称“语文哲学”)高度。比如德国思想家、教育家洪堡，他提出了迥异于时俗的理解：虽然中国人并不追求语法的精确概念和表达的清晰性与逻辑性，但这并不能排除汉语文在形式上没有的东西可能意味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所短之处实则优

势所在，现代人所熟悉的独体(实体)的分析的思维所不能把握的内涵很可能在中国人的关系化、结构化的思维和语文中包含着，并且中国思维和文化较多地带有审美和伦理的色彩。这些观点竟然成为相当多一部分中国文化学者的基本思路，至今仍然值得细细审度。

对这个问题另有一种探讨思路，就是具体化到语言文字之学的历史研究，或者从追源早期中国文字和文字文化的生成逻辑入手，并且必须在比较语言学的角度与其他早期文明进行比对。也就是说，需要经验的实证史学的印证。在百年相当实证化的学术传统中，人们对此相关的具体细节和科际整合的成果的期望非常之高，但是目前看来，这方面似乎成果也比较有限。饶宗颐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在穷诸方资源多方比勘后，有如是比对：“古代交通困难，人民各安其居，不相往来。我想每个地区可能有它自己的语言。观扬雄在西汉所调查，其复杂可见，三代以前更难以想象，由于方言的复杂，唯有用文字来作为控制工具，幸而汉语是单音语系，一字一音。文字主要作用在于记名(包括物名、私名、族属之名)，在古代汉民族圈内，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字与语言是游离的。不像西亚，文字必须与语言结合，为了方便才发明字母来记录口头语言，才可取得语、文必须一致的效果。”也就是说，其一，文字系统的生成及其使用状况也必须结合着古代经济技术基础及相应文化分层的状况，即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文字是属于上层阶级并且较多用于相应文化圈内的精英交流和外交鼎鼐的。正是这种在地的特殊性，孕育了前现代世界各大文明自身的特色、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字文化。其二，与苏美尔文明的文字文化注重财产记录和经济计算、古埃及文字文化注重年历记时和符咒通神不同，古代华夏民族直至汉代的文字文化从总体上看其主要功能在于记名，书以记姓名、主名山川。犹有进者，饶氏对汉字对文化的规定性状况及其历史演化有较为深入的辨析：“汉字属单音制，在形成的过程上，大体保持一字一音，文字的构造，以形声字为主，占最高的百分比，由一个形符与声符组成。形符主视觉，声符取其读音，与语言维持相当联系，前者保存汉字的图象性的美感，形符声符二者相辅而行，双轨并进，形成了文学上的形文与声文结合的文章体制，奠定汉字不必去追逐语言，脱离了语言的羁绊，在政治生活上，文字使用于政令上礼制上作为某种印信的工具，其名字可以识别，简单明了，不必与语言结合，所以我说汉字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这种观点看来是从另一个角度发明了鲁迅先生“自文字至文章”的思路。基于科际整合，进一步的梳理和深描汉字发生学的脉络和文字文化的生成缘由，需要更多平实征信的历史印证和文化比较，很值得期待。

也有不在文字文学和文化的起源学而从中国抒情文学传统之书写机制上着手，专力于探讨汉语文之“文字性”潜能及其利用的思路。在这方面探讨最深入和成果最细致的当数高友工的《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他认为，汉文字自有特点，但中国抒情传统之形成其实更多地在于中国人的使用偏好：由于中国的孤立语，由于中国的象意字，也许更由于中国人对内在意象的重视，竟能用我们最古老的文字语言来象征，舍细节而取主旨，轻实证而重印象，以至现实时间反而要通过心理空间来表现，“内在经验居然能用纯形象语言的象征来保存。这是文化史的一个关键。它奠定中国语言，甚至思想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文学和美学的理想。”与前一种思路显然相同，高氏不欲将“文字性”或“文字文化”这些范畴本质化，而专从汉语文的使用状况上来把握汉文字之艺术潜能的思路。他在文字使用或功能的角度上突出了“中国的文字语言”的潜能及其在抒情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国的抒情美典不是建立在日常普通交流上的，只有“在语言的运用上着重文字的内涵，而忽视文字的外指，也就是在语言的运用上不取代表而走象意的路；使语言脱离实存，集中在它的性质、本性，也就是把语言视为和音乐、抽象美术一样的媒介”，正是在这种“文字语言”的基础上，复杂的抒情才可能诞生，中国特色的抒情美典才可能生成。西方美典从美感经验的条件上看以外观和代表为主，走向对单个艺术品的分析、解释和评价，而在中国抒情美典，则以内化和象意为主，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需由形窥神，趋向主体经验和理想。因此文学和文化(包括文字、诗文、书法乃至绘画一切文人施为)都特别重视一种有限制的艺术形式，很容易孤立地来看，而非融入人际活动的现实讯息的传达。独立的书语倒与个人内心情态、活动可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书写活动心态，进一步就成为更趋极端的艺术活动类型。“文字语言”已然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从总体上看，这种研究掘进到中西比较、史论相融而抽绎原理的理论化阶段，发人兴味，也难能可贵。

上述两种思路一者着力辨析汉字特性把握传统文章体制摆脱语言羁绊的历史演化轨迹，一者把握文字潜能和主体取向之两相契合造就民族文学抒情美典的审美机制。前者聚焦于在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的起源，后者突出了主体书写对文字体制及其潜能的利用。但显而易见的是，二者都突出了中国特色的“文字语言”相对于西方语文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中的基础性地位，都把握住了传统文人对“书面雅言”和“文字语”的重视。如果再考虑到传统文化落熟期唐宋以降如古文一派如桐城文人如何利用典籍文选大力诵读以“因声求气”等等诸种功夫，中国文学和文化及其文字书写的基本面貌也就呈现出来了――真正如徐梵澄所言在《澄庐文议》中所言“两千多年来知识分子的心力皆用在文字上了”。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2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大学英语；人文功能

一、生态语言学述评

当今的生态学已由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发展到文化生态、精神生态层面，生态学中的人文性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生态学”已不再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生态世界观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提供了科学认识其他领域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以语言学为例，研究者在研究语言的同时，更需要及时观察和探讨语言与周围环境及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语言作为符号研究固然必要，但与创造和使用符号的人、与应用语言的环境联系起来才具有现实意义，生态语言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态语言学又称语言生态学，指借鉴生态学原理研究语言，《语言与逻辑辞典》将其定义为“在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1]。

目前生态语言学研究有三个热点问题：其一，语言的多样性问题，众多学者对语言的多样性是语言作为人类知识和经验存储器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已形成共识。其二，保护濒危语言、“弱语言”问题，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会议，一些语言学家还提出了拯救濒危语言的具体方略。其三，语言人权问题，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反对“语言帝国主义”、“语言谋杀”，维护语言人权的理念，并讨论了多语教育问题，及母语教育和外语学习的关系。本文正是从第三点出发，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的变化和发展给外语教育所带来的启示和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大学英语改革实现语言生态系统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大学英语教学的生态环境

生态语言学中的语言环境准确地说应该叫做“语言生态环境”。李国正在他的《生态汉语学》一书中，将语言生态环境分为外生态环境系统和内生态环境系统，外生态环境系统包括自然、社会、文化及人群系统，而内生态环境系统则指任何特定语言单位与其他单位的关系。本文正是借用李国正的这一划分，尝试剖析大学英语教学的生态环境，相比研究语言的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为主要内容的内生态环境，本文重点阐释大学英语教学的外生态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大学英语教学外生态环境的结构属性和自身特点，作者试图将大学英语教学分为宏观生态、中观生态和微观生态三个层面：大学英语教学的宏观生态是大学英语教学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大学英语教学的中观生态是关于学科和课程的生态，包括大学英语教学政策、外语课程的内涵和价值取向等；大学英语教学微观生态是关于外语学习中的个体因素，即直接参与者，包括外语学习者的观念和心态。希望通过对大学英语教学所处的外部生态环境的层层梳理，剖析影响大学英语教学发展的生态因素，并进一步揭示，为维护语言生态的和谐、平衡、健康发展，大学英语教学的必然转向。

1.宏观生态环境

大学英语教学的宏观生态是大学英语教学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近年来，受到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附加在英语头上的考级证、毕业证、学位证、职称评定等外在因素过多过杂，本末倒置的教学导向，备受诟病，英语教学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而与此同时，全国普遍出现了母语弱化的现象，“中国人汉字书写能力变差”等新闻屡现报刊，这也加剧了人们对强化母语、弱化英语的讨论。多种原因导致英语改革的呼声一直居高不下。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教委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北京2016年高考英语满分由150分减为100分，其中听力部分占30分，阅读写作等占70分，同时语文由原来的150分增加到180分。并有进一步消息表明，教育部计划从2017年起，英语不再参与到统一高考中，而是推广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制。对此，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表示，以社会关注度高的中高考作为教育改革的切入点，是想通过考试命题分值的变化、难度的降低以及招生方式的更加合理化，给全社会和全体家长、学生、老师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必须在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转变教与学方式，彻底摒弃死记硬背、重复训练的僵化学习、复习方式。

如果说以往高考改革增加英语分数权重的初衷是为了彰显外语重要性，那么这个作用已经达到了，适得其反的是，高权重分数驱使学生花大量时间去获得作为敲门砖作用的应试能力而却忽略了作为交流工具作用的语言能力，偏离英语教学的目标。因此，高考改革是为了促使英语教学由分数外延的重要性向质量内涵的重要性转变。在这样一个宏观生态环境下，作为英语教育者，我们应该认识到，此次英语、汉语分值的变化只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切口，通过这个切口，以考改促教改，一则改变当下英语教学中愈演愈烈的应试化和功利化的教学模式，回归育人为本的教育规律；二则着眼于促进社会公平，发挥社会阶层调节器之功能，增强年轻一代的对中国文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打通人才培养的立交桥。

2.中观生态环境

大学英语教学的中观生态是关于学科和课程的生态，包括大学英语教学政策、外语课程的内涵和价值取向等。《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明确指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大学英语教学除了训练语言技能，更应该是了解和习得一种异邦文化的过程，同时通过中西文化的交融，也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等的学习过程。此外，大学英语课程作为一门基础课程，一方面，学时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人力物力投入大、受益面广、影响也较大，在高校基础教育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大学英语的内容包罗万象，几个学期的课文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伦理道德、民俗宗教、艺术欣赏、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知识，其文中潜在的一些价值观念，比如自由、民主、平等、才能、正义、责任等正是时代所需要的。

然而长期以来在课堂中，部分教师以应试为导向，只重语言知识传授，轻实际交际能力和文化素质培养，重工具性，而忽略大学英语的人文性，造成了多年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仅仅片面侧重单词记忆和语法要点讲授，不仅脱离了语言的真实环境，生硬地将英语语言本身和其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所承载的宝贵人文精神剥离开来，而且由于大量的词汇语法，题海战术，应试压力，英语占用了学生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同时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培养学生的英语读写能力，导致学生的英语听说水平普遍较差，完全偏离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上所述的综合因素在根本上导致了目前大学英语教学费时低效，应试英语、哑巴英语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弊屡禁不止等诸多不良现象。

3.微观生态环境

大学英语教学微观生态是关于外语学习中的个体因素，即直接参与者，外语学习者的观念和心态。当今的“90后”大学生与以前的大学生相比，其成长、成才的时代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从主流上看，这一群体是积极向上的，但由于其特殊的成长背景，使这一群体中一部分人存在着严重的理想信念缺失问题，即对英语所承载的西方文化认识片面，对自身的母语文化认可度低，贬抑汉字汉语和中华文化，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国内外局势的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世界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90后”大学生的国家和民族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资产阶级利用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经济的高度发展来大肆宣传他们制度的优越，而我国则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政治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没有足够的政治辨别力，当前的“90后”大学生面临着信仰危机。其次，是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在当前，中西方国家的交流不局限于经济，人文领域也不断交流，西方价值观对“90后”大学生的个人价值观带来了诸多影响。由于大学生没有能力反思西方模式的合理性，产生了对西方价值观的片面理解和误解，甚至是盲目崇拜和跟从，导致部分“90后”大学生在个人理想的选择上更重视较低层次的享受和追求，我行我素，宣扬自由，崇尚个性，产生了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实惠主义倾向。2013年五四青年节，号召全国各高校要在广大青少年中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国家和政府已经把青少年的理想与信念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教育学生学会判断和抵制不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落后文化和极端思潮，使好的文化成为一种完善自身发展的正能量，已成为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所谓“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外语教学工作者更是首当其冲。

三、大学英语教学人文功能的回归

在高等教育领域，如何将教书和育人有效结合，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如钱冠连先生（2000）所言，“人类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个符号体系或交际工具，而且是该民族认识、阐释世界的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因而具有民族性、人文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大学英语教学除了训练语言技能，更是了解和习得一种异邦文化的过程，同时通过中西文化的交融，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富有前瞻性的思维方式，一种创新的精神，一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近年来，国家教育部及人民群众所呼吁的让英语回到它本来的位置，正是号召这一英语教学本质的回归。

综上所述，从生态语言学视角分析，通过梳理大学英语的外部宏观、中观、微观生态环境，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要由形式改革转向内容改革，实现从“知本”向“人本”的过渡，构建人本主义的外语教学理论框架，即达到英语学习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这也是实现外语教学最终目的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英语作为一门语言，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人文属性、积极的人文价值取向和特殊的教育教养作用；另一方面，作为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教学的显性目标是教授英语语言和文化，让学生获得生存技能和手段，其隐性目标则是实现学生的主体个性全面合理发展，获得人的生存价值。

实现大学英语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首先，从教学过程来看，语言课程的设计克服一味地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可以改善原本单方面侧重单词记忆和语法要点讲授，脱离了语言的真实环境，将英语语言本身和其所承载的宝贵人文精神剥离开来的状况。教师在进行语言技能讲授的过程当中，将课文与作者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及其所蕴含的文化理念与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相结合，而不是单词的生硬记忆和句型的机械理解，可以加深师生双方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有效性；其次，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发挥大学英语教学的人文功能，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可以突出对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大学英语课程作为高校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内容包罗万象，学时多、持续时间长、受益面广。尝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中西文化和是非伦理的判断能力，在教学中采用“融入式”的教育模式，让学生能够在世界人文知识和中华文明财富的熏陶下，提升道德素养、创新精神和人文情怀，实现理智、道德、情感的成熟，实现专业教育与人格养成并重；最后，从生态语言学角度来说，物种的多样性对应了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必然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实现英语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有望改变长久以来母语与外语相对立的局面，消解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甚至产生互利作用，达到双赢的目标，维护语言和文化生态的和谐、平衡、可持续发展。

毋庸置疑，学习外语可以开拓视野、陶冶情操、丰富心智、锻炼思维，而事实证明，准确有效的学习方式不但不会弱化母语学习，还能对母语学习产生正迁移。比如，最近刚刚结束的全国汉字听写大会，在众多名校当中，夺冠的并非知名文科院校，而是杭州外国语学院，分别斩获个人和团体第一名。这绝不是偶然，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从小学习英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开拓了他们的视野，深化了他们对文化的认知，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汉语。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英语学习和母语习得相互促进的有利证明。不仅如此，发挥大学英语教学的人文功能还在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优化教学过程、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提高教师素养、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等方面具有改革意义。

参考文献：

[1]语言逻辑辞典[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2]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评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

[4]黄知常，舒解生.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5]钱冠连.语言全息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3

关键词：新媒体;孝文化;传播;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2-0018-02

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一，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孝文化在社会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中的认知逐渐淡薄，传承逐渐退化，实践逐渐受到轻视。有鉴于此，必须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提高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深度和广度，从而实现孝文化传播效果的有效性，提升大学生的孝文化素质。

一、当前大学生群体中的孝文化传播困境

（一）认知困境

由于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利益群体与阶层的不断分化、新时代的人们自主性增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逐渐淡漠，导致作为中国优秀文化和社会优良传统的孝文化在大学生中认知模糊。济宁学院大学生被调查数据中：能够说出五种（或五段）以上古人孝文化经典格言的大学生仅占20%左右，能够清晰说明我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渊源以及发展脉络的不足17%，能够具体对于“孝”和“顺”二字进行语言学系统文字解释的约占12%。这些调查数据说明，即使处在儒家圣地曲阜的济宁学院的大学生群体对于孝文化的认知也是比较有限的。

（二）实践困境

大学生群体对于孝文化绝不仅仅在于了解与认知，更重要的还在于在社会、在家庭中身体力行地实践，但是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的孝文化实践同样甚不乐观。对于“如果发现老年人跌倒了，你是否无条件去扶起他（她）”，大多数大学生（超过72%）对此持否定态度，只有少部分大学生持有“先拍照再去扶老人”或“直接拨打110或120”，“无条件去扶起老人”不超过5%，在小群体半提纲式访谈中甚至持有“不去扶起老人”观点的为100%。对于“你多长时间与父母交流”的问题中，每周超过3次的大学生比例仅为11%，每周1次以上仅为26%，承认“与父母交流经常不通畅”的大学生比例为则为27%，认为“与父母存在代沟，思想观点差距大”的则高达45%。

（三）传承困境

由于认知淡漠和实践的弱化，导致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承遇到严重的约束瓶颈，部分大学生对于孝文化传承持有怀疑或轻视态度，在新时代的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够积极主动。在“你是否熟知古代二十四孝的故事”，56%大学生选择否定答案;“你是否了解《新二十四孝》的内容”调查中，23%的大学生选择“不了解”，45%的大学生选择“不完全了解”;在“你是否主动去阅读《孝经》等古代孝文化典籍”，54%选择否定选项;在“你对于传统孝文化怎样评价”的问题上，18%的大学生选择“仅仅是古代的文化”，13%的大学生选择“在新时代已经不太适用”。

大学生群体对于孝文化的文化内涵认知不清晰，对于孝文化的具体实践不主动，对于孝文化的文化传承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消极，存在着认知困境、实践困境与传承困境，亟需加以与时俱进的改革与创新，在这些方面，新媒体恰恰具有宣传教育的传播优势。

二、新媒体传播孝文化的优势

大学生群体是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拥有量最大、普及率最高、使用率最频繁的群体，是对大学生群体的文化思想影响最深入的传播媒介，能够有效地破解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认知困境、实践困境与传承困境。

（一）深化孝文化认知

对于文化的深入认知离不开媒体的宣传教育，而且要求这种宣传教育要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由于新媒体（网络、智能手机、“三网合一”的媒介融合传播平台等）集成了文字语言、图像视频、短信通话等传统媒体的多种功能（例如传统书籍只能具备文字功能、收音机只能具备言语功能），具有视觉、听觉等多种生理感受的综合刺激效果;并且由于新媒体具有传播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传播方式多样的特点，因此新媒体的生动丰富性在孝文化的传播中愈来愈占据主要地位。通过新媒体的丰富生动与大信息量的传播，孝文化在大学生中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会极大提高孝文化传播的效果与效率。

（二）强化孝文化实践

孝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在生活中践行孝文化理念、付诸于实践中。新媒体具有虚拟性，但是同样具备虚实转化的空间与发展前途。在新媒体传播时，通过虚拟性大学生获得了孝文化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内涵、文化理念，促使他们对于新媒体传播中的正能量信息和孝文化传统实践的案例进行反省与思考，深入学习我国孝文化经典论述（如我国儒家典籍和历史有关案例论述）与深度理解我国孝文化传统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形成较为深厚的孝文化素养;同时通过新媒体的虚实转化优势，在生活中践行孝文化，首先针对自己的父母和长辈的孝文化实践，并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己及人，在社会中形成人人敬老、护老、助老的良好文化氛围。这种虚拟与现实的传播的结合，对于孝文化的弘扬和建设具有很大的强化作用。

（三）促进孝文化传承

毋庸讳言，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精华与糟粕之分，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样，对于我国传统孝文化我们也要辩证地去认知、实践，更重要的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在新媒体的传播新模式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孝文化在新时代、新传播中实现新发展、发展新受众。这需要我们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新方式、新手段，拓展传播新途径，扩大传播新群体。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孝文化传播中，这一点尤为重要，从传播方式来说，新媒体具备互动性，能够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相反馈与相互促进;从传播途径来说，新媒体具有广泛性，能够实现多路径的综合性和全覆盖传播;从传播群体来说，新媒体具备大众性以及分众性相结合的特点，能够实现全体性与分众针对性的优势。这些特点对于孝文化的高效传播、广泛传播具有促进作用。

三、新媒体传播孝文化的措施

（一）利用新媒体传播的丰富生动性优势深化认知

首先要做到孝文化传播内容的丰富完善，扩大孝文化传播的信息量。曾经讲到“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我们要利用古代有关典籍、案例资料进行现代新媒体技术的转化，把古代书籍文字、图像雕塑、历史传说等珍贵的历史文献以及实物进行数字化转换和保存，进行数字化内容的传播，对于新媒体传播来说，“数字化使其成为可能”[2]，数字化是新媒体独特的信息存贮技术和传播平台的支撑;其次，要实现孝文化传播载体的媒介融合。传统媒体各具优势，即使在新媒体广泛普及和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媒体也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与存在的价值，指出：“大力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1]，整合各种媒体的优势，如“三网合一”等媒介载体的充分融合，使得孝文化信息的丰富性与表现形式获得更大发展与更大拓宽。这些传播信息与传播载体各有优势，但是只要通过媒介融合、综合利用，就能够使得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深入学生学习、生活和娱乐的方方面面，使得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潜移默化，取得孝文化传播的强效果。

（二）利用新媒体传播的虚实转化性优势强化实践

使孝文化从古代书籍资料中走出来，走到线上仅仅是孝文化传播的第一步，关键还在于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结合，使得大学生经过选择、利用、吸收与实践，走进现实生活，新媒体“不仅仅是一种人际交流的时尚手段，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3]。新媒体可以首先充分利用开辟孝文化网络课堂，同时积极开展孝文化社会实践。例如微信圈中关于孝文化实践的心得与实践活动经验的交流，以及通过新媒体实践中的宣传、跟进报道、采访记录、辑整理与宣传，都可以吸收大量大学生参与和互动，使得大学生能够感到新媒体在孝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参与感、成就感，使大学生“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者”[4]，在这种虚拟与现实的互动中身受孝文化的熏陶与教育，同时，在自己的生活中，利用新媒体主动学习孝文化、与父母长辈进行文化思想的交流，真正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大学生”的宣传理念，也会使得大学生在选择接触中领会孝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进一步促进大学生对孝文化的践行与弘扬。

（三）利用新媒体传播的拓展创新性优势促进传承

文化传承是孝文化传播的目的所在，因此首先开辟文化传承的新路径，在传播学意义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是孝文化在大学生传播中的三种主要途径，我们既要综合这三种路径，也要对于三种路径分别赋予传播和传承的意义和任务，使得大学生个人、学生群体、高校组织、大众传媒之间构成立体网络式的“传播合力”机制;其次要拓展文化传承的新群体，大学生群体是新媒体使用与接收宣传的重点人群，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思想与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我们既要针对不同接受特点、不同心理性格、不同文化背景，采取分众化的传播方式，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同时也要基于统摄多元化思想意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强化宣传教育，涉及到孝文化方方面面进行“友善”理念的尊敬老人的品德教育，这种教育应该是大学生在孝文化传承中共同遵循的价值观法则。

孝文化应该成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基本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认知学习孝文化、传承孝文化、践行孝文化，而这是孝文化传播中新媒体的真正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荷）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4

——泉州古城德育系统分析及现实意义

主席指出“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记载：“有教化而有人心，有人心而后有风俗。”文明教化功能是刺桐城有别于其他古城最特别的功能。1933年整个中华民族已经面临着“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危难之际，弘一法师于1938年重书朱熹“满街都是圣人”的评语，这不仅仅在于泉州有许多读书人，而是在接触了众多三教九流的平民之后，感受到泉州老百姓的明理识体、与人为善。西街免费奉茶20多年的苏老伯和黄阿姨应该就是两位先贤心目中的圣人。这样的淳朴民风是由于古城自身构建了一个小至家庭、大至全城、逐层递进，融合软硬件的自我教化（德育）系统，这个教化（德育）系统是一代代泉州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泉州古城教化（德育）系统解码

古城的文明教化系统由硬件和软件两大系统组成，两大系统各有不同展示方式，硬件系统为软件系统提供载体，软件系统为硬件系统注入内涵，各个子系统之间也相互补充、融合共振。

（一）硬件系统。硬件系统主要由民居门匾、宗祠祖厝、古街老巷、牌坊牌匾、铺境宫庙、宗教场所等构成。

（1）民居门匾。

古城很多自建民宅的门楣上往往会有一块刻着“衍派”、“传芳”的石匾，比如曾姓的“龙山衍派”和“三省传芳”、杨姓的“弘农衍派”和“

四知传芳”、张姓的“清河衍派”和“百忍传芳”等等不胜枚举。“

衍派”的郡望文化让我们知道乡愁的原乡、传承家国情怀，李亦园教授的父亲李根香先生“江城日日咽悲笳，更值春来苦忆家。一树刺桐红似火，窗前偏着故园花。”一诗中饱含了对泉州的浓浓思乡之情。“传芳”的堂号文化提醒各姓后昆坚守并弘扬各自先祖诸如“三省”修身操守、“四知”廉洁品行、“百忍”和合理念等传统嘉言懿行，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在地化生动诠释。

（2）宗祠祖厝

古城内不乏众多聚族而居的宗族，由此保留至今的诸多宗祠目前依然发挥着自我德育的重要作用。一是家训族规的教化，比如开闽三王祠就专设了家训馆。在家训馆中除了展示“

孝父母、笃友恭、勤耕织、慎交友、端品行、尚忍让、遵俭约、儆懒惰……”的《开闽王氏族规》之外，还展示了10多幅来自泉州、福州、福清、政和等地及有名望的王氏家族的家训、祖训、勉读诗等。二是寻根问祖的教化，比如紫云黄氏后人每当回到开元寺檀越祠时，都要念诵那首《认祖诗》：五子五安各千秋，本是开元共一流。欲晓紫云真命脉，源头始祖在泉州。三是奖掖族内学子，比如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每年都举行吴氏学子奖优大会。四是学有所成先祖的学术研究，比如龙山曾氏大宗祠的曾公亮学术研究会、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的吴鲁文化研究会等。

（3）古街老巷

远起唐宋肇始的甲第巷、近至建国后兴的爱国路，千年古城的一众老街巷充分体现了泉州人坚守传承的主流价值观，一如执节巷、义全街、爱国路、忠义巷的爱国情怀；二如孝感巷、前（后）孝悌巷、礼让巷、顶（下）孝友巷的和孝文化；三如甘棠巷、模范巷、范志巷、镇抚司巷、民权路、民生路的为民理念；四如东鲁巷、文魁巷、文胜巷、桂坛巷、一峰书、彩笔巷、究史巷的崇文思潮；五如甲第巷、南俊路、台魁巷、道才巷、梅石路、曾井巷的重才情结。

（4）牌坊牌匾

历史上泉州古城内外有数百座牌坊，由于各种原因历史存汰以及复建者仅剩寥寥几座，但这也说明了古城百姓价值取向的变化。比如留存的东门外急公尚义坊、模范巷小山丛竹坊说明了对于慈善和教育的坚守，复建的北门街孝德流芳坊、破柴巷正气坊、状元街内台执法坊说明了对于孝道、正气、法治理念的传承，几十座贞洁牌坊的尽毁体现了尊重女性的文明理念。此外，关岳庙内朱熹所书“正气”木匾、五塔巷李廷机故居门楣“贤相里”石匾、黄宗汉故居内咸丰皇帝赐题“忠勤正直”石匾、陈庆镛故居自题

“实事求是”

石匾、小山丛竹书院内弘一法师书“过化亭”木匾、济阳别墅内民国总统徐世昌颁发的“急公好义”木匾、原平水庙莲心庵洪承畯所书批判其兄洪承畴的“大無良心”木匾等诸多褒贬皆有的牌匾也见证了古城百姓的人心向背。

（5）铺境宫庙

文化如水，可导可疏不可堵。古城的铺境宫庙经过“还神于人”、强化被崇拜祭祀人物的人格道德内涵、弱化其唯心神秘内容之后，就能消除封建糟粕，充分发挥民间信仰对于普罗大众的价值观引领，比如花桥慈济宫的仁爱文化、北门通天宫的精忠报国文化、通淮关岳庙的信义文化、府城隍庙戒犭贪壁的自律文化。铺境宫庙信众众多，是古城教化系统的基石，百姓来到铺境宫庙，一是受铺（境）主的道德感召以完成思想上的向善，二是通过添加香油钱，再由宫庙行善救困来实现行动上的向善。无论是传承一百多年坚持运转的花桥宫义诊施药所，还是只能引起我们回想场景的一堡宫“拱紫书舍”义学旧址，都是众多铺境宫庙践行施仁行善义举的缩影。

（6）宗教场所

千百年来，古城内几大宗教在以“念佛不忘救国”的弘一法师为代表的各自优秀宗教人物的言传身教下，积极践行慈悲、博爱、和平等方面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比如以开元寺僧义波、宗善为代表的众多佛教僧侣参与建造的古代泉州几大名桥和灯塔助力了古刺桐港的繁荣；道教吴夲真人悬壶济世和裴仙公斩蛇护民一直让民众口口相传；基督教创办的惠世医院由福医大附属二院薪火相传继续造福泉州百姓；天主教徒陈光纯先生主办了泉州第一所由华侨创办且免费入读的启明女校。在古城我们看到了相容、相融、相助的世界多元宗教博物馆，一是相容，半城烟火半城仙，不大的古城内几大宗教和睦共处、相安无碍。二是相融，对于世界而言，不同宗教包容已属不易，但在古城不同宗教还能相互包融，德济门遗址出土了一块两面分别刻着古基督教十字架和伊斯兰教云月图的石墓盖；佛教的开元寺原样保留印度教的匾额、须弥座和梭柱；清净寺内中亚风格门楼和闽南传统民居样式明善堂共存；民国重修的儒家泮宫门楼嵌入基督教的小天使；儒家的晋江县学棂星门移作天后宫山门。这些不同宗教元素的融合在古城内比比皆是且毫无违和感。三是相助，元朝伊斯兰教徒的蒲氏家族捐资重修道教的清源山纯阳洞；明朝儒家的李光缙主持修缮伊斯兰教清净寺；明末天主教徒郑芝龙重修佛教开元寺大雄宝殿。博大兼爱的古城教化系统实现了不同宗教的相容、相融、相助，以泉州模式为世界复杂的宗教冲突展示了中国思想、理念、路径的实践。

（二）软件系统。软件系统主要由家乘族谱、乡规民约、名家著述、戏曲讲古、诗词楹联、方言俗语、民风民俗等组成。

（1）家乘族谱。

一是记载家训族规，比如芦山苏氏族谱记载苏廷玉家诫“读书要学为人，作文乃其余事。以明理为人，则是好人，以明理为文，则是好文。”二是扬善惩恶，延续“不求身前利、但留身后名”的泉州风骨，记录各姓先人的嘉言懿行教化后昆，并为正史丰富各位名宦、贤良的事迹。在惩恶方面，《南外天源赵氏族谱》录有54条“南外赵氏家范”，其中一条为“不得苛虐贪婪，如有赋墨以污家声者，则于谱上削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三是字辈传承，比如紫云黄氏的字行“先人贻礼则，奕世种书田。文章昭国瑞，忠孝本家传。行达明新学，修崇德性坚……”，共计60字的字行蕴含了德育子孙的良苦用心。

（2）乡规民约。

泉州的乡规民约历史悠久、内容多样。明朝崇祯年间立于西街奉圣宫《奉圣约所碑》上的“六喻”还在继续教育周边百姓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清朝同治年间立于城东昭宝宫的《凤屿渔业乡约碑》记载了调解两家族的捕鱼纷争而颁布新的渔业规章制度。而著名的《龟湖塘规》是蔡襄主政泉州时指导百姓为保护晋南水利龟湖塘而设立的一部乡规民约，明嘉靖年间泉州知府童汉臣看到《龟湖塘规》，认为“管水之有塘规，犹治民之有法律”。

因宋代塘规已经数百年，时事变更不同，于是与民商定《续议塘规》十八条，自明代续订《龟湖塘规》以后，龟湖百姓就一直遵循这一规约，直至民国时期还在重新翻印这部《龟湖塘规簿》。

（3）名家著述。

泉州历代名家著述众多，其中大量关于品德修行的文章、谏疏就鲜明地体现了泉州人的人文性格和价值取向。比如欧阳詹的《自明诚论》提出要敢“言人之所未言者”的不拘古求创新，开启了“泉州风骨”。以陈庆镛为代表的一众泉籍官员的谏疏文章往往体现“善者可以为法、恶者深以为戒”的价值观。吴桂生的《泉俗激刺篇》全面深刻地揭露和鞭挞清末泉州社会黑暗、风俗败坏的部分陋习，并相应提出革新除弊的建议，其中的械斗篇指出“蔑天理、无人心，械斗祸最深”，并提出“劝君快设小学堂，学堂不兴祸不止”的对策建议。其首开系统化倡导移风易俗之先河，让我们看到了不护自家短、敢揭自家丑的“不破不立、爱深责切”泉州风骨另一面。

（4）楹联诗词。

在古城内的寺庙、祠堂、民居等都保留着很多内容凝练、立意深远的楹联诗词，一如开元寺楹联“佛国独推晋水，桑园首倡好施”、承天寺楹联“省欲去奢，但觉心香心佛在；施恩祝福，总为苦海苦人多”；二如执节宫楹联“执秉刚强兼毅发，节该忠孝并清廉”、溪灵宫楹联“公私份上如深省，善恶心中可自知”；三如泉州金紫杨氏家庙楹联“继祖宗一脉真传，曰清曰白；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四如甲第巷庄长恭故居大门保留“为善最乐，在福则冲”八个大字、王宫林子哲故居对看堵上雕刻“善念长存积自深，慈祥为本祸难侵。能行孝悌兼仁义，于穆之中鉴此心”。此外，泉州还有一种特色诗——签诗（灵签），签诗中虽有唯心主义的宿命论和不可知论的负面内容，但其内容的架构却是基于儒家的仁爱、忠孝、信义等思想，比如关岳庙签诗第三十签柳毅传书“公谨守莫欺心，自有亨通吉利临”，还有花桥慈济宫签诗第五十八签臧哀伯谏纳郜鼎“非君之物切勿取，举国君臣共俭约”。

（5）戏曲讲古。

清人吴桂生在其《泉俗激刺篇》中指出“优孟衣冠寓劝戒”。地方志书亦记载“赛社演剧，在所不禁。取古人忠孝节义之事，俾观者之所兴感，亦有裨于风教。”大梨园的“上路”流派大多演绎忠孝节义的剧目，比如《朱文》、《蔡伯喈》。而高甲戏由宋江戏演变而来，更是主打忠义主题且更富草根气息。打城戏《目连救母》正反两面警示的“戏谏”功能更是独树一帜。早前在古城南门、旧中菜市、威远楼、花桥宫等地方都有说书场，讲古说书既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文化娱乐方式，也是很多老泉州人知事明史的主要途径，讲古大多取材泉州的民间传说，既有正面的郑成功驱荷复台、俞大猷抗倭的爱国故事，也有抨击不孝子孙的阿公不值一个锡夜壶等反面故事，讲古作为一种传统的草根文化雅俗共赏、寓教于乐。

（6）方言俗语。

泉州百姓口口相传的大量方言俗语保留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智慧，一如个人层面的“站着东西塔，躺着洛阳桥”和“

德行若好，风水免讨”倡导立德修身，“爱拼才会赢”和“少年不打拼，老来没名声”重视自立自强。二如家庭层面的“也着箠、也着糜”突出家教要严、“富贵不离祖，贫困不离某”和“兄弟若同心，田塗变黄金”强调家庭成员的同舟共济。三如社会层面的“千银买厝，万银买厝边”和“有千年延陵吴，无千年陈桂洲”重视邻里和谐相处、“说话像石顶錾字”诠释了对信用的坚守。这些金句良言都生动体现了泉州人为人处世的价值观和哲学思维。

（7）民风民俗。

古城风俗丰富多样，其中有些与他处不同的“讲究”另含深意。一是教育小孩吃饭时碗内不能剩米粒，否则长大会麻面，体现对劳动果实的爱惜；二是泉州人称呼“几只蚕”为“几仙娘仔”以及称呼桑叶为“娘仔叶”，

体现对生产资料的感恩；三是教育小孩称呼月亮为“月娘”而且不能用手指月，体现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四是不能践踏写有文字的纸张并且要将字纸拾起并放到专设的“字纸亭”，

体现对知识的尊重；五是将油条方言别称“油炸鬼（桧）”，体现对奸佞的愤怒和鄙视。

二、泉州古城教化（德育）系统的特点

（1）教化的定位，务实为民。泉州古城的教化之所以能由百姓代代自觉相传，是由于其务实地转化为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强劲动力。一是接受了教化，百姓有了家国观，让华侨青年李子芳舍弃国外的安逸回国投身危险的革命事业并最终以血荐轩辕。二是接受了教化，龟湖塘百姓坚守塘规数百年，破解零和博弈难题，使得晋南械斗消弭、致力生产，为今天的晋江经验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底蕴。三是接受了教化，从业者不忘初心，吴亦飞以范仲淹名言“不为贤相，当为良医”和“先忧后乐”为志，以“范志”为店名并一生坚守从业之德。四是接受了教化，泉州商人义利并举，大至修桥梁、造灯塔、兴水利，小至施医赠药、开设义学女校，为富者有仁兼济、贫困者穷不堕志。这些都是教化而让百姓得实惠，所以老百姓支持教化、维护教化、传承教化。

（2）教化的载体，融入生活。漫步在这座千年古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蕴含教化的各种载体已经自然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左手油炸鬼、右手千金谱，出行走街坊、回家见堂号，驻足戏台前、品茶讲古场，宗祠聆家训、故居忆风骨，寺庙静心灵、铺境拜英模，蒙馆明人伦、学堂习焚书。身处这处处皆有德育载体的教化之城，无论男女老幼、鸿儒白丁、五行八作，教化熏陶一个都不落下。

（3）教化的实施，自我组织。古城的教化，主要由百姓家庭以及宗族、铺境宫庙、宗教团体等传统社会组织自发组织实施。比如郡望堂号、家训、方言谚语主要由各自小家庭自我传承，而族规宣导、惩恶扬善则由宗族主持，行义施仁、酬神唱戏、乡规民约大都由铺境宫庙操办。这些百姓自发的社会组织一是各行其是，比如铺境宫庙在各自相应的区域范围和特定时间节点组织活动，约定俗成互不干扰，多而不乱。二是制约平衡，古城的教化系统之所以相对稳定传承千年，一方面是各个社会组织的包容性，另一方面是各个社会组织力量尤其是宗教间的互相制约、牵制，避免出现某一股力量一家独大、以大欺小、影响稳定的局面。

（4）教化的内容，赋予美感。古城之教化能够让百姓入心入脑关键还在于被赋予美感。一是教化之语言有韵律之美，比如清人编写的闽南方言儿童启蒙读物《居家必备千金谱》，从其开头“字是随身宝，财是国家珍，一字值千金，千金难买圣贤心”可见该书语言简练押韵、朗朗上口。二是教化之文字有书法之美，古城内很多郡望堂号、牌坊牌匾、楹联诗词都是优美的书法作品，其中不乏蔡襄楷书、张瑞图草书、林翀鹤行书、曾遒榜书、李叔同弘一体等大家之作。三是教化之事例有生动之美，用戏曲讲古表现的忠义仁爱故事生动形象、诙谐幽默，让百姓在一笑之中潜移默化得到熏陶。四是教化之建筑有协调之美，比如戒犭贪壁将交趾陶的外来工艺和红砖雕的本土工艺联袂呈现，开元寺大雄宝殿的印度教须弥座、梭柱、匾额都和主体佛教建筑和谐融为一体，圣公宫清代壁画《公显圣在海驱除水族救船户庇民》、东岳庙廿四孝的彩绘、开闽三王祠的事迹浮雕都让建筑与教化相得益彰。

（5）教化的思维，正反辩证。富美宫的楹联“为恶到时终有罚,

秉诚处世总无忧”生动体现了古城教化的辩证思维，那就是扬善惩恶两手抓。正面扬善比较常见，而反面鞭挞的也有不少，著名如李贽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其后吴桂生以诗歌集《泉俗激刺篇》全面鞭挞清末泉州政治黑暗、社会问题、迷信恶习等丑恶现象。一贬一褒的莲心庵“大無良心”匾和甘露戒坛“清净法身”匾见证了洪承畯在国家义和兄弟情之间的抉择。而方言谚语“有千年延陵吴，无千年陈桂洲”辩证体现泉州人居安思危、不恃强凌弱的远见卓识。近千年“油炸鬼”的叫法延续至今，不变的还有古城百姓的善恶观。

三、泉州古城教化（德育）系统的现实意义

主席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泉州古城教化（德育）系统的现实意义一是可以让我们借鉴古城教化系统的实践经验，这个主要布局古城以外新城区的德育工作。二是可以继续发挥古城教化系统的德育功能，这个关键是要保护好古城的教化系统。

（一）借鉴古城教化系统的实践经验。

我们总结经验，就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新城区的德育工作在借鉴古城教化系统定位务实化、载体生活化、实施自主化、内容美感化、思维辩证化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因时、因地、因物、因人创新。（1）因时创新，方言讲古的内容也要与时俱进，比如增加廖俊波、陈其伟等道德模范人物的故事，一是让讲古有了更多的展示舞台，二是让道德宣讲更形象、生动、接地气。（2）因地创新，在公园等公共空间因地适景地注入主题文化内容，比如在大坪山公园可以体现泉州历代名人的爱国格言、诗词等；在刺桐公园可以主打歌咏刺桐花的诗词等。（3）因物创新，一些住宅小区里面的楼栋可以在原来阿拉伯数字或者英文字母序号的基础上，增加富有德育或其他文化内涵的楼栋名。（4）因人创新，比如引导中学生做十六周岁时小范围家庭聚餐，不要大宴宾客，同时在学校和家长的指导下，给自己取个“字号”作为微信名，引导学生明理、立志、修身。

（二）继续发挥古城教化系统的德育功能。

要让古城教化系统继续为新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关键是做好硬环境和软环境的保护工作，硬环境主要是指保护好各种蕴含德育内涵的物质载体，软环境主要是指能让教化系统发挥作用的生态环境。

（1）硬环境的保护。在做好各种蕴含德育内涵物质载体的保护工作基础上，还可以从客观解读、酌情复建、辩证传承三个方面着手巩固夯实。一是客观解读，就是给各个德育载体配置标识铭牌，避免产生不解和误读。比如执节巷来源于诸葛廷瑞坚守国家气节，但很多人会误解为封建礼教的妇女守节；又如有些铺境宫庙的信众“有样缀样，人行缀人行，人喊缀人喊”，不知所拜何人、铺境主为何被祀。二是酌情复建，就是对于一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德育载体酌情予以复建，比如原本立于宋代泉州治所（旧址在中山公园）前专门放置戒石的戒石亭。三是辩证传承，就是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对于形式和内容进行适当的创新，比如古城里有些民宅在大门门楣上刻上“奋发图强、饮水思源、励志抒怀”等内容，这是对于堂号文化内容上传承的创新，而有家文创企业将郡望堂号做成高档皮具钥匙牌，这又是对堂号文化形式上传承的创新。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5

关键词：数学符号数学语言科学简洁相通

我们天天接触数学，但是很少有人对数学语言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譬如数学语言的产生、发展和形成；数学语言与一般语言有哪些不同，具有哪些特殊性；数学语言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学好数学语言等等。从而使数学语言象汉语语言学那样成为一门独特的语言学科——数学语言学。本文只研究数学语言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更多地是与一般语言（汉语语言）进行比较而言的。下面只从数学符号的科学性、数学语言的简洁性、数学语言的相通性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数学符号的科学性

数学符号是数学文字的主要形式，它是构成数学语言的基本成份。

1，2，3，4，5，6，7，8，9，0，这十个符号是全世界普遍采用的，它们表示了全部的数，书写、运算都十分方便。这10个符号常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实际上却是印度人创造的，只是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这是印度对人类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这一贡献的意义也可能是今天的人们不易觉察的。但是，18世纪一位法国著名数学家曾说过：“用不多的记号表示全部的数的思想，赋予它的除了形式上的意义外，还有位置上的意义，它之如此绝妙非常，正是由于这种简易得难以估量。”

关于“位置上的意义”，指的是数字的进位表达。比如说724，它实际上是7×100+2×10+4，可是它只需简写成724就明白了。此外还有空位的问题，假若有个数字是7×1000+2×100+4，那该怎么写呢？现在我们是很容易回答了，不就写为7204吗？可是，在最初的数字符号系统中是没有0这个符号的。有的用一个点来表示：72•4有的用一个方格来表示；有的干脆就拉开一点写，表示空一位；……但这些写法的不准确、不方便是显而易见的。直到使用了0这个符号，问题才得以解决。而0这个符号比其他符号的出现晚了好几百年。如果年看72004这个数字，我们能更清楚地体会到0这个符号的特殊意义。

数学的简洁不只表现在数字符号上，还表现在其他符号上，表现在命题的表述和论证上，表现在它的逻辑体系上，总之，表现在思维经济上。

数学符号有许多种，除了前面提到的数字符号外，还有代数的符号，通常用英文字母或希腊字母表示。在笛卡儿时代，以英文字母的开头几个表示已知数，如a、b、c、…，以英文字母的最后几个代表未知数，如x、y、z，或以a、b、c、…代表常数，以x、y、z代表变数。现在，这已不是固定的了，在某种约定之下，a、b、c、…也可代表未知数，也可以表变数，x、y、z也可以代表已知数，也可以代表常数。还有一些特殊的常数，如π,e。还有另一些表现数量的符号，往往是其他类型符号的组合。

数字研究的对象已不只限于数，还研究形，表示三角形，表示四边形，表示圆。

数学研究的最一般对象是集合，而表示集合的符号常常用英文字母的斜体，如a、b、c、d、x、y、z等。某些特殊的集合又用特殊的符号表示，例如，用n表示自然数集，而实数集则用r表示，n与nature(自然)一词有关，r与real（实的）有关。特定的集合组成空间，空间有时用s表示，s与space(空间)一词有关，但也用其他字母表示空间。这些符号的运用使得数学语言变得简练。

还有一类符号是表示关系的，通过种种关系起联结作用。常用的如等号=，近似等号≈，全等号≌或。还有不等号≠，＜，＞，<<。∥表示平行关系，表示垂直关系，与表示元素与集合之间的关系，表示集合与集合之间的关系，表示蕴涵关系等等。

还有一大类是关于运算的符号。+，－，×，÷是四则运算符号。是开方运算符号，sin,cos,tan是三角运算符号，lim是极限运算符号，d，是微积分运算符号。表示若干项乃至无穷项求和，表示连乘（若干因子或无穷个因子），！表示阶乘，,是集合论中的运算符号。映射是比运算更普遍的概念，f，g，h等常被运用作映射符号。

微积分是英国人牛顿和德国人莱布尼茨彼此独立发现的，牛顿和莱布尼茨使用的微分符号却是不同的。牛顿创立了微分符号，比如说的微分用表示，可是牛顿的这一符号对于高阶微分并不方便，并且不宜于表现微分与积分的关系，因而实质上并不十分科学。相比之下，莱布尼茨的符号在这两方面都比牛顿的符号更加科学合理，它反映了事物最内在的本质，减轻了想象的任务。诸如这样的优美的式子，是在莱布尼茨符号下才能出现的。而英国人却以牛顿为自豪，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他们长时间固守牛顿的符号，使英国数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所以，数学符号的科学性直接影响着数学语言的质量，影响着数学及数学教育的发展。

2、数学语言的简洁性

数学语言非常简洁精确，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是科学语言的基础。

从宏观来说，人们常以“成千上万”来研究多，再多就是“百万”、“千万”了，更多则是“亿万”。可是，数学能作出更简洁也更明确、更有力的表示，比如说，1025、286243这样巨大的数字，一般语言就说不太清楚了。

从微观来说，日常语言之中，“失之毫厘，廖以千里”，用一毫一厘来形容微小，还有形容体积之小的，时间之短的，距离之近的。但是，没有比10-15，10-45这样一些表达更能说明问题，它也更简洁、更明了。

[a,b]仅由a、b、[]这三个数学符号表出，但如果比用一般语言描述就成为“大于或等于a，小于或等于b的一切实数的集合。”除去标点还得需要20个符号，其中18个汉字。

若对任何使得对任何n,mn，有，则数列有极限。这是著名的柯西判别准则。如果要用一般语言是无论如何也表示不清的，

作为有理数、无理数、代数数、超越数、实数、虚数之间关系之一的式子，是各种数的大统一。用数学语言来表达是这样的简洁、明晰。

数学语言有其独特之处，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不仅是普通语言无法替代的，而且它构成了科学语言的基础。越来越多的科学门类用数学语言表述自己，这不仅是因为数学语言的简洁，而且是因为数学语言的精确及其思想的普遍性与深刻性。

我们看看下面几个式子，就能明白物理学是如何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的。

f=0

f=

f=

第一、二两个式子分别表达的是牛顿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第三个式子说的是万有引力定律。

惯性定律说的是，在没有外力的条件下，物体保持原有的运动（或静止）状态，然而简洁的数学式f=0（c是常数）表达了定律的实质。

第二定律说的是，力与质量和加速成正比，数学式子f=表达了这一点。当质量是常数的时候，式子可写为f=，又可用a表示加速度，因此牛顿第二定律又可以表示为人所共知的形式f=ma。

万有引力定律说的是，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有引力存在，其大小与两物体质量之积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式子f=又是多么有力地刻画了这一思想。

3、数学语言的整理性

数学语言与一般语言相比，它具有无民族性、无区域性，它世界上唯一的整理语言。

数学语言是人类语言的组成部分，它与一般语言是相通的，而且可以说是以一般语言为基础的。一般语言掌握得如何，直接会影响数学语言的学习。但是，一般语言学得很好的人也不一定能掌握好数学语言，它们毕竟有差别。

一般语言具有民族性、地区性，一般语言与民族、地区文化有极密切的联系。不同地区语言的差别可以很大，这种差别主要指符号及法则体系的不同。例如，英语与俄语，不仅符号表示的差别很大，而且语言规则的差别也很大；至于汉语，它与英语、俄语的差别更大，从书写来看，汉语是方块字，从读音来看，英语、俄语是拼读法，语法的差别也特别大。

就是同一民族，书面语言完全相同而发音很不相同的情形更多，例如同讲汉语，北方与南方就有很大不同，北京话与广大话很不相同。而且，目前世界上的语言就多达2500—3000种，其中仅美洲语言即有1000多种，非洲语言也近1000种。100万以上人口使用的文字则只有140种。这140种之中，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最多，约占世界人口的20%；其次是英语，约占6%；再次是俄语、西班牙语、法语，使用这五种语言的人占世界人口的40%以上。

但数学语言没有地区性、民族性。全世界因为地区之不同、民族之不同而有二、三千种语言（远远超过全世界国家的数目），可是，全世界的数学语言只有一种。

这种语言符号，全世界的中学生大学生们都认识，同一种书写、同一个含义，只是读音一般有所不同而已。

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构成数学语言的数学符号科学、简洁，而导致数学语言具有不同一般语言的特殊性，也就是具有科学性、简洁性、相通性。对数学语言的研究，不仅能促进数学及数学教育的发展，而且也能对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正因为数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那它在数学教育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1、掌握数学语言是学习数学知识的基矗一方面，数学语言既是数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数学知识的载体。各种定义、定理、公式、法则和性质等无不是通过数学语言来表述的。离开了数学语言，数学知识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另一方面，数学知识是数学语言的内涵，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实质是对数学语言的理解、掌握。一个对数学语言不能理解的人是绝对谈不上对数学知识有什么理解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掌握数学语言是学习数学知识的基础，数学语言教学是数学教学的关键。

2、掌握数学语言，有助于发展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是思维的高级形式。在各种能力中，逻辑思维能力处于核心地位。

因此，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数学教学的中心任务。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什么样的思维依赖于什么样的语言。具体形象语言有助于具体形象思维的形成；严谨缜密、具有高度逻辑性的数学语言则是发展逻辑思维的“培养液”。

3、掌握数学语言是解决数学问题的前提。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是数学教学的最终目的。“对一个问题能清楚地说一遍，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个严密的推理和论证的过程，正确地理解题意，画出符合要求的图形。寻找已知条件，分析条件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有关知识的映象，解题判断的形成，直至解答过程的表述等，处处离不开数学语言。

4、掌握数学语言，有利于思维品质的形成。

数学语言的特点决定了数学语言对思维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严谨、准确是培养思维的逻辑性、周密性与批判性的“良方”；清晰、精练对培养思维的独立性与深刻性有特效。

5、掌握数学语言，能激起学习数学的兴趣。

数学的语言美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一种内在的美，表面显得枯燥乏味，其实却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充分理解、掌握它，就能领略其中的微妙之处，感受其中的美的意境，从而激起学习、探究的兴趣。

数学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科学思想的整理语言和数学思维的最佳载体，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叙述语言、符号语言及图形语言，其特点是准确、严密、简明。由于数学语言是一种高度抽象的人工符号系统，因此，它常成为数学教学的难点。一些学生之所以害怕数学，一方面在于数学语言难懂难学，另一方面是教师对数学语言的教学不够重视，缺少训练，以致不能准确、熟练地驾驭数学语言。

接下来根据数学语言的特点及数学要求，谈谈教学中的实践与认识。

首先，注重普通语言与数学语言的互译普通语言即日常生活中所用语言，这是学生熟悉的，用它来表达的事物，学生感到亲切，也容易理解。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必须以普通语言为解释系统。数学语言也是如此，通过两种语言的互译，就可以使抽象的数学语言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借鉴，从而能透彻理解，运用自如。“互译”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将普通语言译为数学符号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数学化”，例如方程是把文字表达的条件改用数学符号，这是利用数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必要程序。二是将数学语言译为普通语言。数学实践告诉我们，凡是学生能用普通语言复述概念的定义和解释概念所揭示的本质属性，那么他们对概念的理解就深刻。由于数学语言是一种抽象的人工符号系统，不适于口头表达，因此也只有翻译成普通语言使之“通俗化”才便于交流。

其次，注重数学语言学习的过程，合理安排教学

数学概念和数学符号的形成一般包括逻辑过程、心理过程和教学过程三个环节。逻辑过程能够揭示概念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便于对数学结构从整体上理解，有助于学生对数学本质的理解与认识。心理过程是指学生从学习数学语言到掌握数学语言的过程，这种过程往往是因人而异。数学符号和规则从现实世界得到其意义，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作用于现实。学生只有在理解数学语言的来龙去脉及意义，而且熟练地掌握他们的各种用法，从而得到理性的认识之后，在数学学习中才能灵活地对它们进行各种等价叙述，并在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中正确应用，从而达到对数学符号语言学习的最高水平。教学过程则是教师具体对某个数学符号进行讲解、分析、举例、考查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驾驭数学语言。

1．善于推敲叙述语言的关键词句。

叙述语言是介绍数学概念的最基本的表达形式，其中每一个关键的字和词都有确切的意义，须仔细推敲，明确关键词句之间的依存和制约关系。例如平行线的概念“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平行线”中的关键词句有：“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两条直线”。教学时要着重说明平行线是反映直线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的，不能孤立地说某一条直线是平行线；要强调“在同一平面内”这个前提，可让学生观察不在同一平面内的两条直线也不相交；通过延长直线使学生理解“不相交”的正确含义。这样通过对关键词句的推敲、变更、删简，使学生认识到“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这些关键词句不可欠缺，从而加深对平行线的理解。

2．深入探究符号语言的数学意义。

符号语言是叙述语言的符号化，在引进一个新的数学符号时，首先要向学生介绍各种有代表性的具体模型，形成一定的感性认识；然后再根据定义，离开具体的模型对符号的实质进行理性的分析，使学生在抽象的水平上真正掌握概念（内涵和外延）；最后又重新回到具体的模型，这里具体的模型在数学符号的教学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作为一般化的起点，为引进抽象符号作准备，二是作为特殊化的途径，便于符号的应用。

数学符号语言，由于其高度的集约性、抽象性、内涵的丰富性，往往难以读懂。这就要求学生对符号语言具有相当的理解能力，善于将简约的符号语言译成一般的数学语言，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转化与处理。

3．合理破译图形语言的数形关系。

图形语言是一种视觉语言，通过图形给出某些条件，其特点是直观，便于观察与联想，观察题设图形的形状、位置、范围，联想相关的数量或方程，这是“破译”图形语言的数形关系的基本思想。例如，长方体的表面积教学，学生初次接触空间图形的平面直观图———这种特殊的图形语言，学生难于理解，教学时可采用以下步骤进行操作：①从模型到图形，即根据具体的模型画出直观图；②从图形到模型，即根据所画的直观图，用具体的模型表现出来，这样的设计重在建立图形与模型之间的视觉联系，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感性认识，并使它们熟悉直观图的画法结构和特点；③从图形到符号，即把已有的直观图中的各种位置关系用符号表示；④从符号到图形，即根据符号所表示的条件，准确地画出相应的直观图。这两步设计是为了建立图像语言与符号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利用图形语言来辅助思维，利用符号语言来表达思维。

总之，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应指导学生严谨准确地使用数学语言，善于发现并灵活掌握各种数学语言所描述的条件及其相互转化，以加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参考书目：

1.张楚廷数学文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2.邓东皋.数学与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