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秋的作文范文篇1

【关键词】理雅各；中国经典；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传异文；胡传。

【作者简介】罗军凤，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左传》学

术史及域外左传学的研究。

现今学界对理雅各的研究，一般从整体把握理雅各及其译作的特点，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laurenpfister），以及美国利哈伊大学（lehighuniversity）吉瑞德（n.j.girardot）等学者在多种语境中论述理雅各的多重身份，尤其从传教士的角度切入讨论理雅各的成就独树一帜。理雅各的英译儒家经典中《四书》《诗经》《礼记》等经典相对引人注目，而对于理雅各《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第五部《春秋附左传》（thech’unts’ewwiththetsochuen）的研究则是冷门，除了刘家和先生和香港浸会大学合作研究之外，尚无人以此为研究主要方向。刘家和先生主要讨论理雅各对《春秋》及《左传》的基本态度和意义、价值问题[1]，在学界有开创之功。但是,仍留下很多研究空间。本文通过考论理雅各翻译《春秋》时所用底本的来源，论述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与《春秋》三传及其他传注之间的关联。

《春秋》在先秦本以单行本流传，《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古经》十二卷，《经》十一卷，分别指《左传》及《公羊传》《榖梁传》的经文，则至汉代，《春秋》已有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分别。汉代以后史志目录中所见《春秋》或一卷，或二卷，或十三卷，学者都认为是从《春秋》三传的经文中截取而来。三传各附《春秋》，文字不尽相同。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五部《春秋》的文本，时而用《公羊》经文，时而用《榖梁》经文，又时而用《左传》经文，《春秋》异文的选取难于捉摸。更有甚者，经文用《公羊》《榖梁》，注释中却批判《公羊》《榖梁》之说，转用《左传》义；或者经文用《左传》，义却取《公羊》《榖梁》，甚至三传并弃，直接阐发意义。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对《春秋》异文的择取并无衡定的标准，《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来源则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前言》（prolegomena）中明确地说：《春秋》文本取自《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简称“康熙《春秋》”（k’ang-hech’unts’ew），并认为：康熙《春秋》的编者（k’ang-heeditors）通常支持《左传》的文本，但是偶尔用《公羊》《榖梁》的文本，如隐公三年“尹氏卒”。编者没有告诉我们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和偏好问题[2]。

1960年香港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经典》第二版曾经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理雅各《勘误表》（anumberoferrata），对《中国经典》第一版中的错误有所更正，但仍然保留了这个勘误表（errata），被置于目录之后。《中国经典》第五册与众不同的是，在《春秋》经文的勘误后有三行的小字提示，据此可以知道，《中国经典·春秋》第一版的文本错误是比照“康熙《春秋》”加以改正的。

康熙《春秋》不专主一家，从理雅各这个旁观者看来，康熙《春秋》的去取难于理解，如果说这是一个缺少参照体系的一个外来人的正常反应的话，那么，关于《春秋》异文的疑问则完全转向了康熙《春秋》自身，《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是否有所本呢？

这要考虑《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编纂背景。康熙初年便开设经筵日讲，对于《春秋》一经，基于对宋胡安国的《春秋传》“尊王”观念的认同，康熙帝特别尊崇，经筵日讲中“一以胡传为宗”[3]。康熙《圣祖仁皇帝御制日讲春秋解义序》与胡安国《春秋传·纲领》完全合辙。经筵讲本则历经康

雍正乾隆三朝，在乾隆二年经过修改，方甫付梓，名之曰《日讲春秋解义》。随着清初以来科举考试中胡传穿凿附会之风的愈益浮现，以及民间学界革除胡传的呼声越来越高，清代帝王也注意到了胡传在经义阐发上的附会与妄断，所以最终刊刻之时（乾隆二年），有意识地对它原本“一遵胡传”的做法做了修改。康熙晚年，康熙帝因不满自明以来《五经大全》这等皇家颁布的科举用书专以宋代传注为准，所以主张搜集科举考试中被宋注日益湮没的各家传注，“至于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摈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4]，以使士子探求经书的本来面目[5]，《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即针对胡传的一统地位做出反拨，搜采自《春秋》三传以来各家传注达一百三十四家之多，而胡传只是作为其中一种附赘在三传之后，《汇纂》使胡传之外的其他传注走入经义阐释的体系之中，而欲代替明《五经大全》对清代的科举考试发生影响。也可以说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废除了早年康熙经筵日讲（《日讲春秋解义》）中胡传的一尊地位，是康熙帝自身寻求自我完善、适应新的学术环境的一个缩影。那么，是否《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与《日解春秋解义》完无关联了呢？

《日解春秋解义》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二书同为清代内府刊刻，同与康熙帝有关，二者的《春秋》文本都标示了三传异文；虽然《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较《日讲春秋解义》成书要早，但是《日讲春秋解义》是康熙幼年即讲习的经筵旧稿，早已成稿，只是尚未而已，两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个文本有直接承系的关系，后者的经文完全承继承了前者。早在《日讲春秋解义》阶段，御用学者就已经标明了三传异文，《汇纂》只不过是直接移录而已。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春秋》时，参考了康熙年间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但是没有参考康熙帝的《日讲春秋解义》，自然他不知道他眼中不明所以的《春秋》文本渊源有自。到现在，问题焦点集中于《日讲春秋解义》，它的底本又出自哪里？《日讲春秋解义》每列一条《春秋》经文，都标示三传异文，接着罗列《左传》《公羊》《榖梁》、胡传等四家传说，简称“四传”，其后加以简短的断语。如此简洁明了的模式，清晰地展现出《春秋》经文与《春秋》三传及胡传的关系。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三传异文难于捉摸的状况相比，《日讲春秋解义》中三传异文的取舍直接而明了：大多数情况下，《春秋》经文与胡传一一对应，即胡传采用《公羊》的观点，经文便是《公羊》的经文，反之，胡传若因《左传》而生发义理，《春秋》经文便不取《公羊》、也不取《榖梁》，而是采用《左传》的经文。

《日讲春秋解义》中《春秋》经文与胡传如此紧密关联亦不难理解。《日讲春秋讲义》本来“一遵胡传”，从这一渊源看，它与胡传的联系是天然的。索性将胡传与《日讲春秋解义》对照比勘，可以肯定《日讲春秋解义》的经文即来自宋胡安国的《春秋传》，只不过胡安国的《春秋传》没有标示三传异文而《日讲春秋解义》则明确标示三传异文。这样，关于《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就水落石出了：《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来自《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底本是《日讲春秋解义》，而《日解春秋解义》的底本是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因为处在这个层递修订的《春秋》版本中的最后一环，所以已经很难看到其经文文字的取舍原则了。笔者试举若干有代表性的三传异文，分别列举《左传》《公羊》《榖梁》、胡传、《日讲春秋解义》之说，以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之“案”语、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相关注释，逐条比对，考察《中国经典·春秋》与《春秋》三传以及其他传注之间的关系。

1.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6]。

左传：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公羊传：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

榖梁传：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于天子之崩，为鲁主故，隐而卒之。

胡传：尹氏，天子大夫，世执朝权，为周阶乱，家父所刺……《春秋》于周书“尹氏”“武氏”“仍叔之子”，于鲁书“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礼也。公羊子此说必有所受矣。

日讲春秋解义：尹氏，王朝世卿……尹氏秉钧，为周阶乱，见于家父所刺。考之《左氏传》，世

执王朝之政，《春秋》于其告丧与“立子朝”“以子朝奔楚”皆以氏书，以著世卿之失，为后世戒。“武氏”“仍叔之子”皆此义也。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案欧阳氏修曰：“《公羊》、《榖梁》以‘尹氏’为正卿，《左氏》以‘君氏’为隐母，一以为男子，一以为妇人，得于所传者盖如此，是可尽信乎？”马氏端临曰：“《左传》经文‘君氏卒’，则以为声子，鲁之夫人；《公》、《榖》经文‘尹氏卒’，则以为师尹，周之卿士，然则夫子所书‘夏四月辛卯卒’者，竟为何人乎？”是皆疑而不敢定也，故两存之。

理雅各《中国经典》：“尹氏”所指为何，完全不可知。“尹”，《左传》作“君”，“君氏”意即尊贵的太太，指隐公的母亲。《公羊》和《榖梁》都作“尹”，认为“尹氏”是周王室的某个世卿……另有多种解释，其中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毛奇龄所强烈支持的金履祥的意见，认为“尹氏”其实是郑国的一个大夫，此人在《左传》隐公十一年中另有出现。

笔者按：胡传秉承《公羊》义，所以选用《公羊》的经文。《日讲春秋解义》照搬胡传，只不过表达有所不同。《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不再偏袒《胡传》，所以不取《公羊》；但又不遽定《左传》，“故两存之”，但是《春秋》经文仍如胡传采用《公羊》，可见因袭难改。

《左传》和《公》《榖》皆是一家之言，均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取代其他。理雅各所支持的解释（毛奇龄）有史实依据：《左传》隐公十一年隐公被弑情节中附带而出的“尹氏”即此“尹氏”。在三传不能自圆其说之际，理雅各这种注重史实依据的解释，谁又能第一眼就表示反对呢？

2.隐公二年：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履緰，《左》作“裂繻”。

左传：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

公羊传：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

榖梁传：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胡传：……鲁哀公问：“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对曰：“合二姓之好以为宗庙、社稷主，君何谓已重乎？”……夫妇，人伦之本也，逆女必亲，使大夫，非正也……

日讲春秋解义：履緰，纪大夫，伯姬，鲁女，许嫁于纪者也。书“履緰逆女”，讥纪侯之不亲迎也。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在三传之后采众多观点，诸如孔颖达、刘敞、程子、陈傅良、张洽（履緰，纪未赐族之大夫也）、俞皋、齐履谦、程端学之论，迭出新义，不定于一。

理雅各《中国经典》：裂繻是纪国的大夫，“逆女”即为国君迎娶新娘，如果他去鲁国是为自己迎取新娘，则应说“逆某姬”。他来鲁国是国君派谴的，但依照有关婚姻的规定（ruleaboutmarriage），他的举动不合于礼。

笔者按：《公羊》和《榖梁》热衷于解释此不合常礼的“大夫逆女”事件中讥讽了谁。胡传综合了《公羊》（讥国君不亲迎）、《榖梁》（讥世卿）之义，取《公》《榖》异文而不用《左传》。《日讲春秋解义》只取《公羊》之义，仍用《公羊》经文。《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众家之说，其说早已超出《公羊》《榖梁》之外，且不作案语，实际上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同时消解了《公羊》的权威性，已看不出《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此处经文择用《公》《榖》经文的原由。

理雅各没有引用三传，而是参考“婚姻的规定”（ruleaboutmarriage），说明《春秋》此条记录了一个不合规定的迎婚仪式，至于《春秋》用“裂繻”还是用“履緰”，他是不以为意的。此处“逆女”与“逆某姬”的规定，理雅各采信的当是毛奇龄《春秋毛氏传》：“逆女者，卿为君来逆女也。《释例》：天子娶则称‘逆后’，卿为君则称‘逆女’，若卿大夫自为娶，则称‘逆某姬’。”[7]毛奇龄征引的杜预《春秋释例》与四库全书本《春秋释例》不同，也与阮刻《十三经注疏》中孔颖达征引的《春秋释例》不同：“天子娶，则称‘逆王后’，卿为君逆，则称‘逆女’，其自为逆，则称所迎之字。”[8]《春秋释例》中并无“逆某姬”之词，唯毛奇龄《春秋毛氏传》中征引《春秋释例》出现了“逆某姬”的字样。毛奇龄引书好改字，在当时即有恶评，理雅各虽未明确说出他的文字依据，而他对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服佩有加，甚至一度想直接翻译《春秋毛氏传》而不是翻译《左传》[9]，从他袭用毛奇龄的讹误可知，此处他一定参考了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

3.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作“帛”

。

左传：子帛，裂繻字。莒鲁有怨，纪侯昏于鲁，使子帛盟莒，结好以和解之。

榖梁传：或曰纪子伯（按：长）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

公羊传：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

胡传：（“伯”是阙文）……阙疑而慎言其余可矣。必曲为之说则凿矣。

日讲春秋解义：以子系纪，非其爵，以伯系子，无其国，此阙文也。阙文之例有三，有自仲尼削之者，如桓公无王，王不称天之类，以大义削之，而本非阙也。至于旧文脱简，无从考按，而夫子因之，或秦灰之卷帙散亡，经师口授，讹舛莫稽，而后儒又因之，不得不阙者。虽作者之圣述者之明，不能有所増损也。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在《公羊》及胡传之后加集说：啖氏助曰：“《榖梁》云：‘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此阙文耳’（按此处有误），云‘伯’之穿凿甚矣。《左氏》云：‘鲁故也。’以子帛为履緰字，故附会耳。程子曰：阙文也。当云‘纪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会作‘帛’，杜预以为裂繻之字。《春秋》无大夫在诸侯上者，《公羊》、《榖梁》皆作‘伯’。”家氏铉翁曰：“于蔑，内盟之始也，于密，外盟之始也。内外盟必书，志东迁诸侯无所统一，自相为盟也。”吴氏澄曰：“‘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误。”

理雅各《中国经典》：杜预认为子帛是裂繻之字，《公羊》说子伯无闻也，《榖梁》将“伯”当作动词解，认为纪国国君认为自己是个“伯”爵，所以在盟会中排在莒子之前。这当然是荒唐的，纪国本是“子”爵。吴澄（1249-1333）认为“子伯”二字是“侯”之误。按杜预的观点更易为人接受。

笔者按：《左传》用“纪子帛”，《公》《榖》用“纪子伯”。三传的重心在于纪子伯与莒子二人的尊卑排序上。《左传》认为前者是纪国的大夫子帛，胡传不采用这种说法，其实是认为，身为人臣，子帛不应排在莒国之君（莒子）之前。《榖梁传》认为纪国的国君（纪子）年长于莒国的国君，所以排序在前，而《公羊传》不知道排在“莒子”之前的“纪子伯”是谁，故阙疑。胡传即引申《公羊》之义，采用《公羊》之文。《日讲春秋解义》明确指出纪子伯不当是纪国国君，也不当是纪国大夫，故阙疑之，此义不出胡传的范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不录《左传》《榖梁》的说法，集说均不支持《左传》，而且否定了《榖梁》，并提出了另外的可能性（如“子伯”二字当是“侯”字之误），不用《左》《榖》之义，但也没有采用《公羊》。胡传尚能寻觅《春秋》此处异文与《公羊》之间的联系，到了《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春秋》经文与《公羊》的关系已无从捉摸。

理雅各支持杜预的说法，将子帛看成是纪国的大夫，不理会盟会中的君臣尊卑之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经典·春秋》此条，取义于《左传》，但文取《公羊》《榖梁》。《榖梁传》：“伯，长也。”理雅各把“伯”理解为意动用法，“把……当作伯”，这是言语翻译的一个硬伤。

4.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骇，《榖梁》作侅。

左传：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

公羊传：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

榖梁传：入者，内弗受也。极，国也。苟焉以入人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称氏者，灭同姓，贬也。

胡传：非王命而入人国邑，逞其私意，见诸侯之不臣也，擅兴而征讨，不加焉，见天王之不君也。据事直书义自见矣。

日讲春秋解义：向、极皆国名，入者以兵，造其国都，得之而不居也，其义为逆而不顺。诸侯非奉天子之命不得自相侵伐，其不率者，则大司马九伐之法施焉。今莒、鲁无王命，而擅入人国，天王不能讨，直书其事而义自见矣。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说：……刘氏敞曰：“《公羊》以谓入者灭也，无骇不氏者，疾始灭也，非也。《春秋》虽为国讳，然皆使其文不害实，今更灭为入，则是文害实也。且无骇不氏，亦非疾始灭也……《榖梁》曰：入者，内弗受也。又曰：不称氏者，灭同姓，贬也。案入则不得谓之灭，而《榖梁》先既以入解之，末又以灭通之，此似《榖梁》作传时自以入者也……

理雅各《中国经典》：无骇是鲁国的官员，王室的一个分支，尚未获得族名。《左传》说他是鲁国的司空，此时他被费庈父所败。

笔者按：

公羊》《榖梁》在无骇不称氏的书法中穿凿褒贬。胡传承《榖梁》义引申而来，却用《公羊》和《左传》的经文。“无侅”和“无骇”指同一人，不牵扯意义的解释，而“无骇”较《榖梁》作“无侅”更常见，所以从常见字体。《日解春秋解义》遵从胡传，而《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刘敞一说则同时否定了《公羊》和《榖梁》，也不再赞同胡传牵强附会的解释，更难看出其文本出自何处。

理雅各不理会名字未氏的褒贬，而是客观指出“无骇”尚未赐族。《左传》杜注：“无骇不书氏，未赐族。赐族例在（隐公）八年。”[10]理雅各注释《春秋》，不支持《公羊》《榖梁》中善恶褒贬之说，一般相信《左传》的叙事，从史实中寻求《春秋》的意义。“无骇不氏”的观点即采自《左传》杜注。

5.文公三年，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公》《榖》无“以”字。

左传：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

胡传：其书“以”何？楚尝伐郑矣，齐桓公远结江黄，合九国之师于召陵，然后伐郑之谋罢，又尝围宋矣……故书伐楚以救江，言救江虽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日讲春秋解义：此书伐“以救”何？言救江虽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也……晋襄……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畏怯甚矣，故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传与胡传之后，集孙复、陈傅良、张洽、吴澄、汪克宽、王樵等众人的说法，均不支持胡传的微言大义。后加“案”语：……故晋之罪在于不能存江而伐楚，以救江则未见其罪也。胡传行世已久，先儒多从之，今仍其说而附见此义云。

理雅各《中国经典》：《公》《榖》“救”之前无“以”字。康熙《春秋》的编者在此条中加入了晋国的所作行为，以此反对胡安国以及其他类似的意见。

按：胡安国在《左传》的“以”字中阐发微言大义，不用《公》《榖》略“以”。《日讲》《汇纂》沿袭胡传，而《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所集之例无一支持《胡传》的微言大义，案语直是针对胡传而言，但是编者又明言“胡传行世已久，先儒多从之”，故仍录胡传于前，而《春秋》经文也是由于胡传推行日久，直接录自胡传。

理雅各提及的“晋国的所作行为”，即《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案语”中所列举的晋国为救江而做的种种，与胡传所云“晋不能救江”形成反对之势。理雅各只是简单总结了康熙春秋编者的态度—反对胡传，至于正方和反方的具体观点，均未提及。理雅各自己是否定在“以”“与”等单词片语中穿凿微言大义的[11]，但是否定归否定，理雅各仍然要介绍康熙《春秋》的编者对科举传统标准—胡传的否定，似要告知读者中国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对影响天下读书人的科举考试的看法。《中国经典·春秋》的注释中，胡传被当作“几百年来科举考试的标准”而被重视[12]，理雅各似乎不知道在当时胡传已经废除，对科举的影响已经式微。另者，虽然康熙《春秋》之时，胡传仍未废，但康熙《春秋》是一部消除胡传影响的书，理雅各并不措意于此，而是在《中国经典》中，频频提及胡传，有时并未加评论，似乎将它与康熙《春秋》的观点一起，作为认识中国知识界思想的一个手段。而早在乾隆五十七年，清朝就废除了胡传，代之以《左传》，作为《春秋》一经的标准[13]，之后又在道光二年由内府刊刻《钦定春秋左传读本》，作为科举考试中《左传》的参考。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对清朝《钦定春秋左传读本》并未引用，尽管或许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但是忽略这一节，可以说明理雅各对清代儒学的了解及其对中国思想界的了解并不全面。

以上用例集中于隐公二年与三年，因为这些异文在各家论述的重心，理雅各对此的抉择更容易看出它对《春秋》三传异文的态度。总结以上用例可知，在胡传中，文字的选取决定于意义的取舍，在三传之中，取某义，即用其对应的经文。如果用公羊义，则断无用《左传》经文的理，反之，用《左传》经文，却不见得采用了《左传》的义理。胡传因为没有摘录《春秋》三传，所以并不能清晰地看到其文本的渊源，《日讲春秋解义》因为罗列三传与胡传，并加以评论，所以能较为清晰地看到胡传的文字取舍，以及《解义》与胡传意义上的渊源。一般情况下，《日讲春秋解义》作为经筵旧稿，初期是与胡传同一步调的，康熙末年在修《汇纂》时虽云欲对其刊正，具体的刊正已无从得知，但是刊正的

幅度，还是可以大抵看到的。《解义》大体上更接近胡传，与胡传大多保持一致，但是《汇纂》则不一定了。《日讲春秋解义》颇能看清胡传所自出，而《汇纂》一则因为搜集众家之说，不容易看清文本所出，二则主动消除了胡传的一尊地位，所以更不容易看出其文本出自胡传。

理雅各认为“康熙《春秋》”偏信《左传》，这也是误解。《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虽然对胡传有主观性颇强的修正意愿，但是仍使用相沿已久的胡传作底本，其解释《春秋》时仍不自觉地受胡安国的影响，主《公羊》《榖梁》义。在胡安国看来，“传《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榖梁》辞辩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案，则当阅《左氏》，玩辞以义为主”[14]。胡氏《春秋传》毫无疑义以“义”为主脑，采用《公羊传》《榖梁传》之义颇多。即便采用《左传》的文字，随后生发的微言大义的却超出《左传》的叙事之外。例如例5，用《左传》的“以”字阐发晋国有罪无罪；又如桓公十一年“公与姜氏遂如齐”，用《左传》经文，比《公羊》《榖梁》多出一个“与”字，《汇纂》集胡传及叶梦得、赵鹏飞、吴澄、吴克宽等人的议论，纷纷在“与”字中穿凿微言大义。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主的中国帝王注疏体系中，《春秋》的义理由《公羊》《榖梁》的义理支撑，《左传》的叙事性作为基本要素存在于注疏之中，而不是作为重要元素，所谓“康熙《春秋》”偏重《左传》，并不是事实。只有在乾隆五十七年废除胡传之后，才真正废除胡传在《春秋》一经中的主导性作用，至道光二年颁发的《钦定春秋左传读本》，则完全以《左传》之事解经。至于理雅各本人，认为《春秋》是史书，简单的叙事中陈述事实而已，没有许多褒贬之说（如例2），《左传》的叙事不仅是基础，更是获解《春秋》叙事的重要元素（如例1、例3、例4），意义如果不能获得史事的支持，那种高远玄妙，是理氏所不能理解，也不能赞同的，但是出于了解《春秋》中影响颇为深远的封建帝王以及帝王身边学者群体的观点，仍会誉录康熙《春秋》编者的意见（如例5）。

理雅各采用的《春秋》文本，综采三传，原本认为《春秋》三传均来自于孔子，都能从某一侧面获取孔子之义[15]，理雅各的《春秋》经文综合三传异文，或许有理雅各于三传中发覆孔子真义的追求，但在实际翻译中，理雅各却怀疑《公羊》《榖梁》是否能能达成圣人的《春秋》之义，他根本不赞同《公羊》《榖梁》的解经方法，认为它们“难以接受”[16]“荒唐”，而偏向于肯定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细节的《左传》[17]。理雅各不是在《春秋》中寻找褒贬之义，而是借助《春秋》传注在《中国经典·春秋》的简短文字中寻找史实。奉行《公》《榖》之义、畅言褒贬的康熙《春秋》的编者遭受了来自译者的诸多质疑与不满。《中国经典·春秋》中为数众多的“康熙《春秋》编者”（k’ang-heeditors）的字样，或扬或抑，标示着理雅各对中国儒学的批判性意见。至于《中国经典·春秋》与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为代表的清代帝王之学的更深层关系，容笔者另撰文讨论。

（本文系教育部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英语世界中〈左传〉的翻译与研究》研究成果，项目号：09yjc751069；西安交通大学学科交叉项目《儒家经典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研究成果，项目号：08140026）

注释：

有关中秋的作文范文篇2

关键词：余秋雨；散文；特征；文化忧患；戏剧色彩

谈及余秋雨必然会谈及其创作的散文。余秋雨的散文并不是纯文学，其更多的则是蕴含丰富文化特征。可以说，余秋雨散文最有价值的地方即是拥有丰富文化底蕴。正因如此，余秋雨先后出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等，均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由于余秋雨散文的影响力较大，因此截止目前为止国内专家学者关于余秋雨散文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为让研究更具针对性，本文主要针对余秋雨散文特征进行研究。

1.余秋雨及其散文作品概述

余秋雨于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为我国当代著名文化学者、作家及散文家。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先后出版《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等戏剧著作。后来，余秋雨在寻求写作转型的过程中开始尝试写作文化散文。

正因如此，也从此奠定余秋雨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余秋雨创作的散文集包括《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每一部散文作品均蕴含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蕴。

2.余秋雨散文的基本特征

那么，余秋雨的散文特征究竟如何呢？带着此问题，笔者对其进行浅要探析。

2.1叙述意识较强

叙述意识较强为余秋雨散文的典型特征之一。余秋雨于散文创作过程中，总是习惯于首先确立叙述原点，进而通过空间和时间的转移，将自身置于历史、地域及文化等三个不同层面，深情讲述“地域与历史”、“历史与文化”、“文化与地域”三者之间的不同关系。在上述独特的三维叙述框架的影响下，余秋雨散文也拥有了更多丰富历史文化沉淀。余秋雨散文在叙述过程中往往追寻一种立体透视效果。刚开始他习惯于聚焦于一点，进而围绕此点“谈古”。而众观全文，其余下所叙、所述、所抒，无不和历史紧密相连。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中收录的散文大都如此。

2.2思考力度较强

余秋雨散文中包含有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余秋雨苦苦思考的情况下创作而来。由于思考力度较强，因此从余秋雨散文中我们才能看到将古与今的诸多情景汇于同一视野下的壮观场景。在余秋雨创作的散文《一个王朝的背影》中，我们可发现：他首先由承德避暑山庄为着眼点，进而对整个清王朝的盛衰进行思考。在思考中，他的空间视野极为广阔，时而避暑山庄，时而长城，时而木兰围场。思考中包含的人物不仅有大清朝皇帝，更有一大批文化人。阅读《一个王朝的背影》整篇文章，不难发现余秋雨在创作过程中必然经过大量反复、深入的思考。

2.3散文语言凝练

纵观余秋雨的所有散文，我们均可看出：其散文语言大都是极为凝练的，普遍能做到言简意赅。余秋雨常常能够用非常凝练的语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不喜欢拖拉，更不喜欢废话连篇。正因如此，余秋雨的很多散文才被称为经典。例如，在其创作的《废墟》开篇即如此写道：“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寥寥数字即凸显出作者浓浓的文化情怀。事实上，中今中外但凡是散文创作大家，其散文语言必定是极为凝练的，这也是余秋雨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散文大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2.4蕴含文化忧患

余秋雨在散文中对中国文化也表现出浓浓的担忧，蕴含着浓浓的文化忧患。例如，在散文《十万进士》中，余秋雨对分科举制度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瘤疾和人格遗传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散文《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中，则对文化人格及文化良知进行阐述，对不良文化人格进行浓重批判。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余秋雨也直观呈现中国文人的艰难文化心路历程。余秋雨的文化忧患从其创作的很多散文中均可看出端倪。由此可见，余秋雨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保护者和文化传承者。

2.5戏剧色彩浓厚

上述论述中提及到，余秋雨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其最初创作的文字作品也主要是《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等。可以说，余秋雨在戏剧研究方面具有极高造诣。正因如此，余秋雨在其散文创作中也不免会加入很多戏剧色彩。例如，余秋雨在《酒公墓》中即浓缩讲叙了一个姓张的留学生坎坷曲折的一生。由于张姓留学生一生极为坎坷曲折，因此余秋雨不可能将所有情节均详细描述，于是便有了此篇散文“每一句话几乎都是一个情节”的典型特征。《酒公墓》之所以如此成功和优秀，主要缘于其蕴含有浓厚戏剧色彩。这一点与余秋雨扎实的戏剧理论知识基础之间也存在紧密关联。

3.结语

综上所述，余秋雨散文具有叙述意识较强、思考力度较强、散文语言凝练、蕴含文化忧患、戏剧色彩浓厚等典型特征。上述典型特征也赋予余秋雨散文更多的可读性和经典性。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关于余秋雨散文特征的论述并不十分全面，在未来为进一步丰富，加强研究深度。

参考文献

[1]李阳春.历史·文化·理性——余秋雨散文论[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05).

有关中秋的作文范文篇3

例一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显然，这个句子是欧化句子，按汉语的表述习惯，是绝不会说什么“我的不远千里”的。另外，“的理由”三个字也显多余，去掉它，前后分句的因果关系同样存在，还较含蓄。比如，按汉语的习惯，是不说“我的到这里来的理由，也不过想看看你”。如果硬要保留“的理由”三字，我们则习惯说“我到这里来的理由，是想看看你”，而不大说“我到这里来的理由，也不过想看看你”。由此，文中的句子可改为：我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例二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

这个句子逻辑性不到位。“味”对应的是“尝”，“色”对应的是“看”，“意境与姿态”对应的是“赏玩”，如果把这个句子复原，该是“秋的味，总尝不透；秋的色，总看不饱；秋的意境与姿态，总赏玩不到十足”。显然，这种说法精炼不够，而合并说就该是：“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尝不透，看不饱，赏玩不到十足。”这样的照应才合逻辑。我们不是说“味道十足”“秀色可餐”吗?其实，这种合说是一种修辞手法，由来已久。比如《韩非子・五蠹》：“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句中的“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就是“桀暴乱而汤征伐”和“纣暴乱而武征伐”二语的合说，这种缩略后的语句的意义其正确表达就由相关语词的对应关系来保证。所以，“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就不可以说成“桀纣暴乱，而武汤征伐”。再如，“君父至尊亲”(杨恽《报孙会宗书》)，是“君至尊父至亲”的合说，不能说成“君父至亲尊”。又如“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刊刑赏”(《出师表》)，分说就是：“若有作奸犯科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若有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赏”，反之，那就颠倒黑白了。这种合说的句子还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说・论文》)，“夫自衔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也”(《求自试表》)，“冀以尘露之微补益山海”(同上)，“轮匠执其规矩”(《墨子・天志上》)，等等。

例三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

看到这个句子，你知道作者到底有多少年“不逢北国之秋”了?恐怕回答不上。问题出在“将近”和“余”两词的并列出现。“将近”的意思是“(数量等)快要接近”(《现代汉语词典》)，如“将近掌灯时分”，“中国有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它相当于“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中的“且”。而“余”指的是“大数或度量单位等后面的零头”(《现代汉语词典》)，如“一丈余”。在这个意义上，“余”与“多”相等，我们也说“五百多斤”、“一丈多”。从“十一年”到“十九年”都属“十余年”的范筹。“将近”一词如果接数字，应该接具数，不能接概数。所以，我们可以说“将近五点钟”、“将近两千字”，或是“五点过钟”“两千余(或多)字”，而不能说“将近五点过钟”、“将近两千多(或余)字”。回到文中，如果是几年不逢北国之秋，就得说成“将近十年了”；如果是十多年，就要说“将近二十年了”或“十余(或多)年了”。

例四：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叫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在这个句子里，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最好是在牵牛花底，有秋草作陪衬。可是，由于句中出现了“叫”“使”两个使令性动词，导致句子表述的实际意思成了：最好在牵牛花底，叫秋草使作陪衬。这怎么理解呢?“叫”作为使令性动词，是“致使”的意思，它“必带兼语”(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句中“秋草”是兼语，既作“叫”的宾语，又作“陪衬”的主语。因此，“使作陪衬”的“使”就是多余的了，应该删去。

例五：这嘶叫的秋蝉，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这个句子简直太哕唆。既然是“家虫”，那当然是“养”的了；既然是“养在家里”，那还不是“家虫”还能是什么呢?难道有“养”在“家”里的“野”虫?根据意思，这个句子可以表述为：“这嘶叫的秋蝉，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着的一样。”也可表述为：“这嘶叫的秋蝉，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着的虫子。”

例六：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

众所周知，“所以”是关联词，在因果关系的语句中表示结果或结论，常常用在后一小句的开头(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可是，句中“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和“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因果联系。那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从该段下文的句子“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以及作者所举欧阳修和苏东坡写的有关秋的作品例子来看，两个分句所讲的都是事实，也就是说，它们应该是并列关系才对。

因此，“所以”应该删去。该句可表述为：“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又特别的多。”

例七：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

“但”在用法上跟“但是”基本相同，它表示转折，引出同上文相对立的意思，连接小句或句子，也连接词、短语、段落，要表达的重点在“但是”之后(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首先，既然说“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意思是说“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是这样”，那它与上文就构不成对立的意思，语意间就并不是转折关系。

其次，作者也不是要强调外国诗人对秋的感受，只是说中外诗人对秋的感觉都差不多，强调的是对秋的感觉的共同性。所以下文才说：“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

因此，“但”应该去掉。

例八：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

句中将“欧阳子的秋声”和“苏东坡的赤壁赋”并列就不够妥当。如果都是指文章，那就应该说“秋声赋”而不能只说“秋声”，这里不可以蒙后省。另外，如果指的是他们写的作品，当然该用上书名号才是。教材在解释“欧阳子的秋声”时说：“指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秋声赋》。”也正是这个意思。

那么，作者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呢?笔者认为是肯定的。既然先认定了“文字”里有什么样的“成语”，那么接下来说“读本”里该有什么呢?当然是有什么样的作品了。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对应“读本”，那么，“成语”就该对应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