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自由贸易范文篇1

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有利于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思考。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它具体包括：（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它具体包括：（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它具体包括：（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它具体包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2）现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

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如何实现自由贸易范文篇2

区域性规则对多边体制之影响，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双面性，具体体现为：

1、区域贸易规则对多边贸易体制具有积极影响。它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区域贸易规则同样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一定程度上对多边贸易体制起补充作用。服务贸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区域经济集团内部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所谓“贸易创造”，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国内成本高的服务为其他成员国成本低的服务所代替，原来由本国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现在从区域内其他成员国进口，新的贸易得到“创造”。由于从其他成员国进口成本低的服务代替原来成本高的服务，该国就可以把原来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服务，从而获得收益。自由贸易可以使全世界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少在区域成员国之间取消彼此间的贸易限制，虽然对外实行较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失为贸易自由化的一种“次优”选择。（2）区域贸易规则可以实现将已取得的区域内服务贸易自由安排制度化，抵制区域内某些成员国内部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由于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及其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加强，更由于服务贸易对世界各国经济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各国的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是否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服务业不具明显比较优势的国家大多举棋不定。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大量存在于各国国内法层面，对国际服务贸易提供者及其所提供的服务产生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国内立法者贸易政策取向较易受相关利益集团之影响，其摇摆不定阻碍了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通过区域贸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各成员国间已采取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措施锁定，藉国际条约之力量抵制某些成员国内部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防止各国立场的倒退，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进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3）区域贸易自由化规则的制定及实施，为多边服务贸易规则起到“实验田”的作用。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产生之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已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规定。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认识，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虑，为多边规则的达成和实施提供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同时，区域贸易规则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为多边服务贸易规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服务贸易理事会十分重视区域性协定项下相关规则的研究以资借鉴。例如，服务贸易理事会下设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则工作小组就曾应世贸组织秘书长之要求，就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定项下有关服务贸易的保障措施进行考查，分别就其程序性规则和实体规则向服务贸易理事会提交报告，以作为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总协定》项下相关规则之参考。

2、区域主义为实现本地区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对区域外成员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1）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贸易自由化的次优选择，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服务贸易领域尤为突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由于对非成员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一定程度上被“贸易转移”效应所抵消。所谓“贸易转移”是指由于区域性集团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会使原来从区域外国家进口的服务转由区域内成员国进口，产生了贸易转移。这就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给世界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块状”的区域性市场及相应的一体化规则人为地将无边界的技术区域化，对全球及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将带来消极影响。当今世界，电信服务、金融服务和电子商务等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在统一的全球大市场内进行，地理上的距离已不足为障。在这一无边界的信息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已不足以促进甚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经济全球化进程。（2）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的服务原产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多边贸易体制，尤其是多边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解决第三国“搭便车”乘机享受区域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之便利，皆有严格之原产地规则规定。原产地规则除了产生贸易限制作用外，其管理也徒增行政负担及带给厂商额外的取证及举证成本，《欧共体罗马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澳新服务贸易议定书》以原产地规则来判定服务提供者之“原产地”（国籍），用以决定是否可以享受区域安排之服务贸易自由化相关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在欧美等国平均实际有效税率已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其贸易限制效果，相对已较轻微。服务贸易的歧视待遇，不仅出现在市场进入方面，而且存在于产品进入后之国民待遇中，而使原产地规则对服务贸易实施歧视性待遇之意义远大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原产地规则对服务贸易之贸易限制较货物贸易为大。因而，服务原产地规则容易被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利用作为一种贸易保护工具，背离了多边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另外，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将与世贸组织的管辖权发生冲突。（3）区域贸易自由化将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格局中的差距。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议数量剧增的原因除提高地区经济效益与加强合作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竞争日益剧烈的国际市场上发挥地区优势保证地区利益。经过多边贸易体制下多个回合的谈判，全球关税税率已大为降低，然而，各区域间各不相同的规则、标准及原产地规则构成了新的区域间壁垒。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及欧盟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的经济力量，正是这种争夺世界市场竞争的始作俑者，二者均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加强对世界市场争夺的重要工具，相互较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从现今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来看，呈现出以美欧为轴心不断向外辐射扩展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美欧处于这一格局的中心，操纵着游戏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处于，最不发达国家往往被排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在服务贸易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更不能同日而语，就服务贸易达成区域性安排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目前已达成的区域贸易规则进一步增强了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更处于劣势地位。欧美皆已是成熟服务经济，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尤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之金融服务及电讯服务方面，其共识使《服务贸易总协定》及相关附件得以顺利通过，而针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之劳动、雇佣服务自由化却又强制给予封杀。

综合以上分析，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多边贸易体制可谓利弊兼具。从国际社会的现实来看，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世界经济中的集团化和全球化并不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趋势，而是两种趋势并存，共同发展。基于国际社会的现实，在区域贸易协议与多边贸易体制（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关系上，世界贸易组织确认了区域性贸易体制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容性，同时确立了多边贸易体制的首要的和主导的地位，将区域贸易协议的发展置于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之中。区域贸易规则作为国际服务贸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但不能取代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处理二者关系的正确途径是：区域全球化而非全球区域化。如何约束区域服务贸易一体化，消除其负面效应，使其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是世贸组织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经济一体化”规定之评析

乌拉圭回合谈判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将合作的范围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签订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对于区域一体化的存在及其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是不可能回避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是仿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规则制定的。尽管在服务贸易领域，因为没有货物贸易中关税那样的对应措施，不存在如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那样的区分。《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明确规定：“本协议的规定不应防止其任何缔约方成为双边或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的成员或进入该类协议”。同时，为了防止上述权利被滥用，协定也规定了一体化协议必须满足的条件和协定审查机制。

（一）经济一体化协议必须符合的条件

第5条第1款要求此类协定须（1）涵盖众多服务部门，即该协议在所涉部门数量、交易量和服务提供方面具有“实质性的部门范围”，为满足此条件，协定不应规定预先排除任何服务提供方式。（2）各缔约方应在该协定生效或在合理时限内，通过1）在缔约方之间消除现有的歧视性措施和／或2）禁止新的或更多的歧视性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1条、第12条、第14条以及第14条之二下允许的措施除外），来在该协定涵盖的部门范围内不实行或取消第17条“国民待遇”意义上的“实质上所有的歧视”。第5条第2款规定在评估上述条件是否达到时，还可以将这种协定与有关国家间更广泛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考虑。第5条第3款规定如果发展中国家为此类协定的参加方，则应依照有关国家总体和各服务部门及分部门的发展水平，在第1款所列条件方面，特别是其中（2）项所列条件方面给予灵活性。第5条第4款规定，对该协定外的任何成员，不得提高相应服务部门或分部门内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总体水平。此外，第5条还就第三方利益的享有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全一体化加以规定。

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相比，《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涵盖众多服务部门”的要求弱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中“实质上所有的贸易”的标准。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关于自由化程度的标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要求实质上所有区内贸易的“关税及其他商业限制”，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不是消除现存的歧视措施和禁止新的措施，而是消除现存的歧视措施和／或禁止新的措施。正如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那样，对来自其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服务贸易的壁垒总水平，不应因经济一体化协定而提高。然而，区别就在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壁垒不应在有关部门或分部门，也就是那些作出了具体承诺的部门提高。这种部门的具体性意味着，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情况相反，成员不能辩解说保护的平均水平或“总体影响”没有改变，而不管在单个产品（或分部门）水平上可能已发生变化。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所仿照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4条，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缺陷，最大的问题是关键词语之表述模棱两可，不具有可操作性，给审查一体化协议和监督一体化组织的运行带来许多困难。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缔约各方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就第24条个性问题达成了《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4条解释的协议》，完善了货物贸易领域世贸组织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则。《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也存在语焉不详之不足。任何一项区域性协议要成为《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认的经济一体化协议须符合严格的条件：涵盖众多的服务部门、实质性的贸易自由化及对非成员不得提高其贸易壁垒。然而，由于许多关键性条款含义模糊，给审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例如，第5条第1款（1）项中“涵盖众多服务部门”（Substantialsectoralcoverage）之含义。其注释表明这一条件须根据服务部门的数量、受影响的贸易量和服务提供方式进行评估。此外，还特别指出不得预先排除任何服务提供方式，但就服务部门的数量和受影响的贸易量并无此要求。这隐含着二者可预先进行部分排除，但对于这两个要素，鉴于服务贸易领域统计资料的缺乏，难有客观数据来确定“涵盖”之标准。此外，“实质上所有（standstill）”、“在协议生效之日或合理的一段时限内取歧视性措施”之“合理的时限”、“更广泛经济一体化进程”如何确切解释，可否借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项下第24条相应词语的含义等均有待明确。

（二）审查机制

服务贸易一体化协定的审查机构是服务贸易理事会和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第5条第7款规定，任何协定参加方的成员应迅速将任何此类协定及其任何扩大或重大修改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它们还应使理事会可获得其所要求的有关信息。理事会可设立工作组，以审查此类协定及其扩大或修改，并就其与本条规定的一致性问题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在一定时限基础上实施的任何协定参加方的成员还应就协定的实施情况定期向理事会报告。第5条第5款规定，如果在一体化的缔结、扩大或重大修正过程中，某成员打算退出或变更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具体承诺，且与该国的服务贸易表中规定的条件不符，该国至少应提前90天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并应遵守《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1条（减让表的修改）中所规定的程序。

如何实现自由贸易范文篇3

一、引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于2013年10月正式成立，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这一中国境内的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包括“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等内容。但在全球以美国为主导、构建新自由贸易秩序的背景下，为了适应新的挑战，并重新确立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一个关键使命便在于“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也只有进一步地推进各领域改革，将自身置于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进程中去，中国才能从自由贸易和投资所催生的经济效益[1]中获利。就此而言，“上海自贸区”建设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乃是，如何通过提高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程度来推进改革，以及促进发展，自贸区只不过是实现这个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不过，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固然可以给社会经济带来诸多好处，但也存在一些值得争议的地方，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会不会影响环境的质量，尤其是影响到作为贸易输出国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质量。

这个问题最初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的，那时，正值北美诸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该协定生效后，有学者观察到作为协定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环境质量在自由贸易的推进过程中似乎经历了一个明显下滑的阶段（GrossmanandKrueger），[2]由此，经济学界揭开了有关自由贸易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了几个重要的效应和结论，包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污染者天堂效应及假说（PHE和PHH）。时至今日，随着发展中国家内部环境问题的加剧，譬如中国近期爆发大规模的空气污染事件（雾霾），这里面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国际贸易上的成因。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审视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同时，站在已经成立的“上海自贸区”的角度，它在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过程中，是否也会对中国的环境质量造成影响？进而，我们是否有可能利用“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来扭转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而改善环境质量，让自贸区服务于建设美丽中国的环境保护目标？

二、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理论与实践

（一）两种相异的意见

1.自由贸易不利于环境保护

有关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目前国际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自由贸易不利于环境保护，其理由在于“在不同的环境管制水平下，商品的国际贸易和流动必然会增加环境风险，并危及环境质量”，[3]以及“国际贸易会加速各种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譬如象牙的贸易危及大象的生存，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则严重影响了空气质量，热带雨林地区的木材出口则又导致了森林的不可持续发展”，[4]由此，这个观点认为自由贸易对于环境质量的最大影响在于，为了在自由贸易中获得更大的竞争力，各国会倾向于削弱其环境规制水平，进而令其环境加速恶化，这个过程被归纳为“向底线竞争”（Racetothebottom），这里的底线指的便是“环境保护的底线”。

2.自由贸易对环境有改善作用

与上述观点相异的是，推崇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则认为，自由贸易不仅不会恶化贸易国的生态环境，而且还有改善作用，也就是贸易可以产生“收入溢出效应”，令贸易的福利效应扩散到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诸多领域中。具体到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过程，这个观点提出了与前一种观点截然相反的论据，指出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获得清洁的环保技术，以及在愈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条件下会反过来激励创新，并使得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相辅相成。[5]就此而言，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并不是“向底线竞争”，而是“向顶端竞争”（Racetothetop）。

上述两种观点各有侧重，都有一定说服力，那么，自由贸易对环境质量究竟有何影响呢？综合各种研究，总体上，自由贸易的环境影响在效应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6]而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结论，其来源也正是与这三种效应的对比关系有关。第一，当自由贸易的规模效应占主导地位时，它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就比较大，因为更大规模的经济产出必然占用更多的资源。第二，当自由贸易的技术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时，自由贸易的环境影响就表现为正效应，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将提高环境的产出效应和保护程度。第三，当自由贸易的结构效应为主时，其结果则未可知，这是由于自由贸易如强化了一国现有资源禀赋的话，那么在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将继续扩大利用低成本的环境资源，从而恶化环境质量，而在环境规制水平较高时，则又会通过提高环境资源的价格，改变其贸易禀赋优势，进而优化环境质量。

从以上三方面的过程可以看出，自由贸易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实则取决于哪种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环境质量与贸易的自由化本身并无或正或负的关系，关键之处在于，我们在自由贸易的推进过程和自贸区的建设过程中，究竟采取何种发展的路径或模式及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是不是扬长避短，主要发挥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各种效应，譬如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等。

（二）发展理念的甄别

1.两种理念：增长至上与绿色治理

从资源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基于对可持续发展的各种理解，西方在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曾经有过两种主要理念，其一是继续走资源环境密集型的发展道路（称之为A模式），作为最极端的增长至上论，这条道路在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由此，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的环保主义运动催生了第二种发展理念，那就是走“绿色”增长道路（称之为B模式），其中尤以1988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为代表。此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基本上认同这个理念，并切实地采取了各种政策与行动，对本国/本地区进行实实在在的“绿色治理”，并取得显著成效。

到今天，整体上西方国家的环境优于发展中国家，而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便是借助于越来越便利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将本国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外转移，同时有限制、有选择地对外输出本国的“绿色清洁资源（即能源资源环境）”（譬如跨地区贸易一体化协议中对特定地区进行贸易品种类的限定）。尽管从结果来看，这似乎是全球化背景下，各种要素参与全球分工后使然，但如果所有的贸易都是真正双向自由流动的话，到目前，发展中国家实则不会接受这么高比例的污染产业，且完全忽略对于清洁产业的引进，而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也不会如此顺利。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便是全球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各种形式自贸区的设定过程中，他们如何通过自贸区的制度和政策设计来强化技术效应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结构效应，逐步修正自身的贸易优势，转而使发展中国家承担资源环境的高成本供给。

2.自贸区模式：负面清单与倒逼机制

一方面，自贸区，顾名思义肯定是提高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程度，让商品和要素通过这个管道真正地在国际市场上流动起来，然后推动本国禀赋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最大程度的回报，这一点基本上是众所周知的。但这却并非是自贸区的全部内涵，到今天，我们开始研究所谓的“负面清单管理”，这在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时，是根本不敢做、也不敢想的事情，那时，担心的事情是怕没有外资进来，没有对外贸易可做。然而，30多年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早就为自贸区设定了为数众多的“负面清单”，对贸易对象和种类进行了诸多的规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资源的扭曲配置”，即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政策抬高了某些贸易品的成本，而同时又通过“自贸区”的形式来降低其他贸易品的相对成本，从而创造以及凸显出某些贸易品所谓的禀赋优势。

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明白（或许大部分人还没有真正明白），这样的成本本来应该通过国内的价格信号进行还原，不过，要在国内扭转资源环境等要素的价格信号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譬如需要国会、政府、市场进行反复博弈之后才能成行。而如果通过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形式来扮演价格信号的作用，那么就会减少很多的社会博弈成本，同时实现对贸易和投资流向的某种掌控。这便是自贸区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第二重意义所在，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所谓的“倒逼机制”，只不过，更宽泛的理解是，自贸区倒逼的不仅仅是政府、企业等主体，如果政策合理有效的话，它还会直接倒逼“资源环境领域的价格形成”。

就此而言，针对当前已经高度自由流动、并且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的设计中，不仅应该继续执行原先已经出台的各种资源环境保护管制政策，而且还应该对此提高约束，让资源环境要素的流出越来越困难，同时促进这些要素的积极流入。反言之，切忌重复以前的教训，让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产业继续得以在“自由和开放”的名义下透过自贸区这个管道向内涌入。

三、自贸区建设的环境效应分析

（一）适度模式与可持续发展

除了上述A模式和B模式之外，同济大学的诸大建教授还提出了另外的一种发展模式，即C模式，[7]该模式强调的是“适度的”可持续发展，侧重于以扩大经济增量为主要的途径来逐步提高国民经济的绿色性，其实质是建议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走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取一个“折中值”，认为环保的步伐不可过急，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在主要矛盾仍集中于“发展与落后”的时候，不可将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完全转移到资源环境领域上。应该说，这样的一种模式（或理论）比较符合中国1978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经验，那就是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来逐步消除市场中的扭曲现象，通过增量来解决存量中的结构性矛盾。

不过，问题在于，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可持续发展的思潮一旦启蒙，在最初阶段就会表现得极为“激进”，譬如美国，环保主义运动开闸之后，一时之间朝野各界无不以“绿色”来标榜自己，以至于任何领域的政策如果与“环保”相冲突便会遭到抵制，其中便包括“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反过来，也有一些国家，并未真正地启动可持续发展进程，任由资源环境条件继续恶化，最终则基本上都惨淡收场。就目前的情况看，受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因素刺激，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选择关口，那就是，在资源环境保护问题上，接下来究竟应该是“匀速”前行，还是“加速”前进？

（二）环保诉求与竞争力提高

客观上而言，国内的环保领域看起来很热闹，但在根本上，我们距离“真正的环保主义启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没有到要区分谁是“深绿”、谁是“浅绿”的阶段，不得不承认的是，仍有很多的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受到增长至上传统思维的束缚，希望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应该围绕经济增长展开，一切工作的评价也都应以GDP为标准，在此背景下，也很难说，上海自贸区的相关改革就没有诸如此类的考虑，即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及相关领域的开放来优化资源配置，引入外部资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经济注入新鲜血液，从而继续做大规模。果真如此的话，那自贸区的开建倒是与上述C模式的发展理念比较契合，一方面，让经济继续加速前进，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的利用速度则相对减缓，通过此消彼长的渐进方式来化解当前的资源环境困境。

但实际上，从中央的意愿和部署来看，如果自贸区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目标和阶段上，这显然无法满足当前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调结构、稳增长和促转型”三者中，结构调整显然是重中之重，为此，无论是“五位一体”的发展定位，还是“污染的区域联防联治”，以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等，都可以看出中央为了顺应接下来一个阶段里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环保诉求”而在着手开展的各项准备工作，如果自贸区的发展态势依旧仅仅是促增长的话，那么就会与这样的努力相抵触，也不符合中央的施政意图。

（三）资本高地与一体化发展

自贸区究竟应该如何以自身的发展来辅佐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模式这个目标呢，除了本文第二部分所提的“减负”理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可能便是，通过自贸区的建设来获得自由贸易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结构效应”，也就是促进要素禀赋的转变，以自贸区吸引资本，推动中国部分区域形成全球性或地区性的“资本高地”，让资本逐渐成为我们新的竞争优势，以更加“廉价”的资本替代相对“便宜”的资源和环境，如此，也可在不强行“减负”（规避污染产业）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经济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齐头并进，抑或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基于竞争优势基础意义上的“减负”。其实，这也是为何我们必须要推动金融、贸易、航运等的一体化来对抗外部竞争的关键所在。

四、自贸区如何与“建设美丽中国”协同：政策及展望

（一）自贸区建设与“优化资源配置”路径的打通

从发展模式的选择来看，在上述A、B和C三种路径中，可供我们腾挪的战略空间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小，即便是走“渐进式可持续发展”的C模式在当下受到了政府的首肯，却也无法再坚持几年，这是因为，如其他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环保主义的启蒙和诉求并非会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在日益趋紧的环境恶化形势下，物极必反的结果是，极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中央到地方掀起声势浩大的可持续浪潮，目前至少已经有一些迹象在证明这一点，到了那个时候，所有一切提高效率的战略、政策及举措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挑战，那就是如何与“建设美丽中国”的内生性相协同。就协同的根本性问题而言，其关键在于如何在不同政策之间打通“优化资源配置”这个共同点。

如果要从配置效率的角度出发，“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质是优化资源环境的配置状况，直接的表现是将被低估了的资源环境价格还原出来。怎么还原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通过管制来逐步提高它们的使用价格，一直提高到足以将资源环境的质量恢复到正常水平为止。其实相比于欧美的市场经济制度，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优势。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不会让环境管制的努力如愿以偿，它会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抵消政府在环保上的种种努力。譬如，最为典型的便是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抵制严格执行环境管制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形成所谓的“污染天堂”，即产业向“污染管制较轻，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也正是，30多年来我们屡治环境而却又无功而返的本质所在。说穿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环境产品及服务不如欧美发达国家来得贵。体现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便是资源环境要素大规模地从中国流向其他国家，从而造成了内外环境质量的失衡。现在，即便是作为资源环境输入国的欧美发达国家自身都要出台政策来反对环境领域的这种失衡（譬如在各种地区贸易一体化协定中专门规定了环境保护）。

由此，结合“建设美丽中国”的需要，解决资源环境领域的内外失衡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国际贸易是造成这种失衡的原因所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在强化内部环境管制的基础上，通过改善贸易条件的努力来扭转失衡。在此，自贸区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自贸区改革与“建设美丽中国”诉求的协同

1.解决资源环境领域的失衡

同样，按照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设定“自贸区”的出发点本身就是为了消除内外部的各种区别和失衡，譬如制度成本的内外区别、商品和服务的内外成本区别、资本和技术要素的内外成本区别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总体上而言，在大部分商品、要素上，内部的成本都体现为高于外部的成本，但唯独资源环境领域正好相反。这一点实际上足以给我们为了自贸区发展以及对外多变和双边自贸协定的签订提供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如何在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度、降低贸易投资各种成本的同时，让我们的资源环境成本和价格逐步与国际水平趋同。也就是说，自贸区和自贸协定能否为解决资源环境领域的失衡进行服务？这实则是“自贸区”改革与“建设美丽中国”诉求相协同的最大结合点。

表面上看，似乎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只要存在长期的失衡（成本和价格的不一致），所有的理论都在告诉我们，市场是可以出清这种失衡的。只是问题在于，我们将如何合理地借助于包括自贸区在内的各种方法来改善我们的贸易条件，并为资源环境要素争取更加自由和对等的市场基础。

具体而言，究竟应该如何在自贸区与“建设美丽中国”之间搭建桥梁呢？如果我们可以将自贸区理解为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的某种功能区，那么，这个问题的实质便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并解决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问题。如前文所述，两者之间存在着两难境地，自由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尤其是扩大自由贸易、从而引入全球竞争的结果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所谓的“向底线竞争”的环境管治和约束的放松和质量的下滑，但这并非是自由贸易给环境领域带来的全部功效，除了以上“恶”的一面之外，自由贸易对于环境还有着积极的一面。

2.带动资源环境利用的效率

对此也有很多理论予以解释，包括通过自由贸易带动经济增长之后，大大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能力，即提高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自由贸易如果真正实现了要素的自由流动的话，那么，在资源环境要素流出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会帮助发展中国家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引入环保技术和服务。还有，自由贸易所带动的市场化结果也会从制度层面大大提高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利用的效率，即提高环境的生产力。最后，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必将带动“思想”的流动，其中便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理念，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环境治理中尤为重要，事实上，包括“可持续发展”本身在内的发展模式和认知其实就与全球市场的建立与扩大不无相关（19世纪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MiltonFriedman就曾断言“Afreemarketofgoodscorrespondstoafreemarketofideas”（商品的自由市场必将与思想的自由市场相对应））。[8]现在看来，其中所提的Ideas，既包括非商品的“服务”（譬如环境咨询），也包括非商品的“理念及认知”。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处于不利地位中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自由贸易造成了环境污染，但自由贸易与“建设美丽中国”实则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充分利用“再开放”的改革契机来改善我们的环境。

3.配置资源环境保护的要素

落实到自贸区，将来要在进一步开放的格局下保护资源环境，那就必须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由贸易积极的一面。一方面，要坚持以市场化的原则来配置资源环境要素，也就是取消各种人为压制资源环境价格的政策，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把资源环境要素通过金融、贸易等手段放到国际市场上去流通起来，这对于提高我们国内资源环境要素的利用效率或者生产力是极为必要的，同时也有利于让国际市场的动态性来平衡我们与发达国家在资源环境要素上的价差；另一方面，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通过自贸区来发挥它在引入资源环境服务、技术以及知识和理念上的积极作用，也就是以此进一步来推进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上的能力建设。如此，那就可以与监管“环境污染排放”的“负面清单管理”相结合，真正发挥出自贸区在“建设美丽中国”中应有的影响和作用。

五、结语

中国（上海）自贸区已经在如期开建。就上海而言，实则已经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发展契机，即既担负起深化全国改革开放的重任，又作为身处改革的第一线，享受改革可能带来的各种红利。对此，除了从金融、经济、贸易、体制等角度来探讨自贸区建设的种种方面之外，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审视的是，自贸区建设究竟有无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某种价值？即，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会对我们既定的“五位一体”战略和“建设美丽中国”目标有何影响？

（一）“增量”与“减负”

首要的问题是，上海自贸区建设肩负的是深化改革开发的历史使命，那么这样的一个战略性举措究竟是在做“增量”还是做“减负”。就笔者看来，经历了前面30多年“重量轻质”的快速增长后，时至今日，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经济积累了众多的“负资产”，其中包括过重的产业结构、低效率的体制机制等等，从而带来了诸如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环境污染严重等后果，这些体现为“负能量”的发展在严重侵蚀着社会经济的机体。在此背景下，其实，继续改革向前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途径已经明了，那就是“减负”，将一些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全面发展的“负资产”清理掉是时候了，无论是“壮士断臂”也好，还是“削骨疗伤”，只要能让整个经济重新轻装上阵的都值得一试，尤其是能够真正让中国在经济结构上消除弊病的方法。应该说，这才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核心所在，也是选择并启动建设上海自贸区的最大背景，如果仅仅是为了重复30多年间所走过的老路，那么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建设自贸区。

（二）“从外向内”与“从内向外”

就此而言，要说自贸区在金融、贸易、产业等等方面的政策是一种改革和开发深化的话，那么，与30年前的改革开放以及10多年前的入世（加入WTO）本质上的区别在于，后者属于强化“从外向内”的流动性开发，而自贸区的意义则将更多是“从内向外”的流动性开放，说穿了，就是在相对比较封闭（从内向外的封闭）的围墙上，挖一个洞，这个洞的意义不再是所谓的“吸收”，而将是更多的“疏通”，通过这个洞，将内部的“负资产”疏导到外部去，减轻内部的重重负担，即为国民经济“减负”。

（三）“投资饥渴症”与“效率饥渴症”

如果明白了如上这些，那么就很容易真正读懂中央对自贸区设定的政策清单，表面上看，都是在做增量，即从制度上和产业上扫清一些障碍，但如果比对先前的政策，到目前为止，仍看不出这些制度和新增的产业还会对国际市场和资本产生多大的“虹吸”效应。而反过来，通过这些政策，众多的国内资本和产业却可以更加容易地找到一个“外流”的途径，这一点，从政策解读的一个侧面来看，似乎是形成所谓的“倒逼机制”，但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实则是在挤压国内经营最为粗放的部门、市场和产业以及资本。如果市场对自贸区的政策形成长期预期的话，那么这样的挤压程度还将逐步提高。换言之，这样的“减负”看起来似乎不利于国内的资本积累和效率改进，但从长期来看，“减负”将可以帮助我们挤掉泡沫，治疗国内的政府和市场以往所形成的“投资饥渴症”，改而转向“效率饥渴症”。就此而言，自贸区建设带来的“减负”效应将有利于我们腾出手来真正地从结构出发来改善环境，提高能效，并建设美丽中国。

参考文献：

[1]袁志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

[2]Grossman，G.M.andA.B.Krueger.EnvironmentalImpactofa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TheMexico-USFreeTradeAgreement[M].P.Garber，MITPress.1993.

[3]KevinP.Gallagher.HandbookonTradeandEnvironment[M].EdwardElgarPublishing.2010.

[4]Copeland，Taylor.Trade，GrowthandEnvironment[J].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42，No.1（2004）：7-71.

[5]Porter，vanderLinde.TowardaNewConceptionofthe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Relationship[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Vol.9（1995）：97-118.

[6]NicolasKorves.IsfreeTradeGoodorBadfortheEnvironment？NewEmpiricalEvidence，ClimateChange-SocioeconomicEffects[M].JanezaTrdineRijeka，Croatia，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