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概论篇1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概念

【作者】邓红，兰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李天雪，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80-004

TostudyagainaboutEconomic-culturaltypetheoryDengHong,LiTianxue

Abrstract:ThescholarofChinahasrevisedtheconceptionoftheEconomic-culturaltypetheory.Butitdeviatedfromtheresearchtrackoftheprincipletheory,madethetheorylessuseful.

Keyword:

Economic-culturaltypetheory,conception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由前苏联著名民族学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

1957年，当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H・H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讲学。在此期间，我国著名学者林耀华先生与切氏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从而开创了运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先河。但在随后的20多年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一度陷入中断。直到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才将此项研究继续。

我国现在关于这一理论最具代表性的论述集中在林耀华先生编著的《民族学通论》一书。该书首先介绍了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作为科学概念的经济文化类型，它的基本定义是：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随后，林先生根据自身民族学研究探索的经验，认为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缺乏对同一经济文化类型的立体结构认识，特别是明显忽略了精神文化的作用，”遂用“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分别取代了“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两大理论的构成要素，并对该理论的定义进行了新的阐述：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①

根据这一“新”概念，林先生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计特点分为：渔猎采集经济文化类型，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和农耕经济文化类型。②他的学生张海洋进一步将人类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活动区分为狩猎――采集、斯威顿耕作、畜牧、农业、工业五大类型。李毅夫、赵锦元将世界各族人民从事的经济活动分为七种经济文化类型：原始渔猎类型，游牧类型，刀耕火种农业类型，锄耕山地农业类型，畜耕灌溉农业类型，机耕农业工业类型，现代工业农业类型。③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虽然，我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并取得的一定的成果，然而，他们对理论概念的修改却存在一定的问题。诚然，这种修改从字面表意上看是较为合理的，但用“生态环境”取代“自然地理条件”无疑是扩大了这一分类概念中首要条件的外延，所表达的语义必然模糊不清；而将“生计方式”理解为“谋生手段”，并以此取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一限制条件，则大大缩小了其内涵，使之在理解上较为困难，容易产生歧义。④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修改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原理论的研究初衷，降低了其实践结果的参考价值。

二、“经济文化类型”与“历史民族区”

首先，我国学者关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忽视精神文化的论断明显地忽视了与经济文化类型一同提出的“历史民族区”的概念。

所谓“历史民族区”，就是居住一个区域的各族由于长期的联系、相互影响和共同的历史命运而其中形成了一定的共同文化的区域。必须强调指出，历史民族区的概念是个历史的范畴。无论是特点也好或历史－民族区的界线也好，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历史民族区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内，却有非常确定的现实性。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在具体的民族学研究中，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这两个概念是相辅相成的。首先，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这两个概念可使人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区分下面两种现象，即直接和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面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的现象以及受到那些虽然过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的一定发展水平上形成的，但在以后的长期间甚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继续保存下来的民族传统的维持所制约的现象。其次，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的划分对于确定民族分类也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历史民族区和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区别，前苏联学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与种族的关系。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与种族关系不大，而历史民族区的形成和种族的关系比较密切。二是与精神文化的关系。前苏联学者认为：“经济文化类型和语言之间显然是缺少任何联系的：语言的共同性是以起初的历史地理的共同性为前提的，而相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照我们所看到的，则是在住在不同地区的各族中独立地形成起来的；另一方面，一种语言能分布在属于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各族之间。而历史民族区则能包括着语言相近的群体和操着起源彼此无关的语言的群体。属于一定的历史民族区内的各族之间的某些交互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在语言范围内；但是这些民族的不同语言也能在统一的历史民族区范围内保存下来。”⑤而语言一直以来都被前苏联学者视为是民族精神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民族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这我们可以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得到确证。

很显然，前苏联学者已经意识到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和精神文化之间是缺少联系的，于是便提出了“历史民族区”的概念作为补充。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学者关于该理论忽视“精神文化”的论断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学者对原理论的研究意图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研究重点缺乏全面的分析。

三、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研究意图

任何理论都有其研究意图，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想掌握一个理论，首先必须了解理论的研究意图。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有可能偏离甚至违背理论的宗旨。

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研究意图是通过对相似的民族外在文化现象进行类型划分，从人地关系，即人类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角度解释人类文化的异同性。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一致的各族文化的近似和差异的原因问题，经常成为民族学的中心问题之一”。⑥关于此，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产生了文化传播论。该理论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地点一次产生的，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都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从世界上传播着的各种文化现象中“借用”了某些东西；在一定的地区内，若干文化特质（或因素）构成一定的文化圈。但苏联民族学者认为文化传播论把文化本身看作是某种脱离现实的民族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否认人类社会史中的任何规律性，并且只从种族的异同性来解释民族文化中近似和差异是错误的，遂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对文化传播论进行了批判。

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观点：（1）十八、十九世纪，孟德斯鸠、巴克尔以及拉采尔等提出的环境决定论，认为社会文化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地理位置、气候、河川及地形等。（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白兰士和白吕纳等提出的人地相关论，强调心理因素是人地关系的媒介。（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人地关系，认为人对于自然环境应居于主导地位。⑦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兼取众家之长，吸收了以上三种观点的精华。

首先在理念上，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苏维埃民族学的理论框架内对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借鉴，突出了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弥补了苏维埃民族学派的不足。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秉承了苏维埃民族学派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传统，认为只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近的各族才可以列入同一的经济文化类型。因为，“经济文化类型受地理气候条件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或直接的，而往往是‘间接地’决定于每个民族的生产方式，亦即决定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⑧可见，该理论优先考虑的是人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自然的作用，然后才研究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用物质原因来说明精神现象的理论特征。可贵的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改变苏维埃民族学派长期以来一味强调人对自然作用的弊端，提出：一、在相似的地理环境中生产力发展水平一致条件下，居住在不同的、甚至相距很远的地区中的各不同民族也可以形成同一的经济文化类型。所谓经济文化类型应当被理解为各族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这些民族居住在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二、在这一区域或其他区域的不同类型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另一种类型是在前一种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每一个类型的文化特征首先决定于该类型所处地理条件的经济发展方向。⑨这充分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影响。

其次在方法上，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了弥合环境决定论与苏维埃民族学派在研究理念上存在尖锐冲突，借鉴了人地相关论的研究方法。

客观地说，环境决定论与苏维埃民族学派的人地关系论点均过于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和谐性和人地关系网络的复杂性，而人地相关论则不同。人地相关论认为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是相互的，有选择性的，能借助一定的媒介发生联系，因此它对于环境影响社会体系的看法不那么坚定，更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于在由互相依赖的事物构成的网络和格局中，即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而较少关心建立严格的因果关系。这种通过对环境、文化、媒介之间网络的分析来研究人地关系的方法，便于将两种不同的研究理念融合起来，所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采用了这种方法，只不过为了强调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用“生产方式”代替“心理因素”，力图通过分析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人（箭头指向代表作用方向）的网络来解释人地关系。

可见，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主要是力图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分析民族文化的异同性，进而探讨民族文化分布和发展规律。

四、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研究重点

为了实现这一理论研究意图，前苏联学者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研究对象上是有所侧重的。因为，文化所涉及的内容异常广泛，所以我们在对文化进行类型学研究时，不可能包括其全部的元素，只能是根据具体的问题，选择若干最能体现理论研究意图的文化特征进行分类。

具体而言，在“横向”上（空间的），前苏联学者比较强调研究民族的物质文化。“我们指的就是经济文化类型，而不单纯是经济类型，因为经济发展方向和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个族物质文化的特点――他们居住地和住所的类型，交通工具，事物、家具和衣服等等。”⑩在“纵向”上（时间的），前苏联学者将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前工业社会的民族文化，即民族的传统文化。例如切博克萨罗夫在进行理论实践时只将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民族进行了经济文化类型划分。[11]至于资本主义形成以后的民族，由于工业化过程的进展很不均衡，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有许多民族仍然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固守传统的民族文化。[12]我们仍可以这些民族作为研究的对象。

前苏联学者之所以选择以民族传统的物质文化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建立在对人地关系发展趋势的深入分析基础之上的。

一方面，物质文化，主要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民族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没有物质文化这个基本的因素，民族的发展变化是不可能的。同时，物质文化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民族生存的自然地理条件，故而，以物质文化作为主要特征来研究人地关系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

另一方面，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差异是肯定的，都可以进行相应的类型划分。但需要注意的是，人类在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的同时，也能够主动地适应和改造环境。虽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人为的改变和影响极其有限，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人类会逐步具备改造和影响环境的能力，并逐步打破自然地理条件制约的坚冰。

我国学者在对经济文化类型概念进行修改的时候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原理论的研究重点，硬把“精神文化”和“工业文化类型”引入理论的实践当中。即便我国的学者通过改变原理论概念的两大限制条件――自然地理环境和传统物质生产方式的外延，人为地“密切”人、地之间的关系，但在理论的实践基础发生松动的情况下，只能转而侧重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民族问题，或单纯地探寻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产生的文化特质，是无法将原有的研究推向深入。而且，“生计方式”强调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手段，它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与“生态环境”和“人类文化”均没有太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到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后工业时代，生计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它不可能成为人地关系研究的媒介，原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就不可能得以实施。

五、结语

在任何历史条件下，自然地理环境都会对人类文化产生影响，但更充分地体现理论研究的意图，证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民族经济的走向并进而影响民族文化，前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选取了人类历史上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类文化发展作用比较明显的前工业社会作为研究的重点，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这两个与人类文化紧密相连的要素，将不同的民族分别归属于特定的经济文化类型之中，并形成了一套操作性很强的研究体系，为民族学家探索民族文化的分布和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认识途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传入我国后，我国学者为了使之日益完整和系统，对理论概念进行了修改。虽然，我国学者所提出的概念与原理论的概念在结构上一脉相承，所强调的“类型”也大同小异，但这种修改过于强调理论的延展性，忽视了对原理论研究意图、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的分析，导致偏离了原理论的研究轨道，其实践结果的参考价值也有所降低。

民族文化概论篇2

本文在第三与第四部分将指出，托依布纳如何透过“社会立宪构成论”的观点，来批判“实质的民族宪法观”。托依布纳的“社会立宪构成论”虽然常常被归类为国际私法的理论，〔19〕但是如果细究他的观点，可以看到“社会立宪构成论”一再将德国公法学界通行的“实质的民族宪法观”当作理论上的对手，并且从社会理论、知识理论与全球化的视野加以批判。〔20〕藉由分析托依布纳对于“实质的民族宪法观”的批判，我们可以把他的观点重新放入德国公法理论的角度来理解，进而对托依布纳的社会学法学观点有更佳的认识。在第三部分，本文将讨论，托依布纳如何运用多元的社会构成观点，来批评“实质的民族宪法观”在社会理论与知识理论上的问题。托依布纳与卢曼一样，都一再批评传统法学与“实质的民族宪法观”对于社会与理性的看法过度简化，从而无法适当地描述法与宪法在社会中应有的功能。托依布纳更批评了“实质的民族宪法观”的实质宪法立场，指出这种实质的宪法观点无法处理社会上的多元主义问题。在第四部分，本文将会进一步讨论，托依布纳如何批判了“实质的民族宪法观”所预设的“国内同质价值文化社群”想法。托依布纳批评了“实质的民族宪法观”把宪法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看法，运用世界社会的观点，指出国家与文化的区分，也说明了跨国跨文化的法规范（特别是国际人权）的实际作用。藉由一个系统论社会理论所启蒙的法学观点，托依布纳脱离了传统“普世人权与在地文化（或）”相对立的思考方式，以一个多元理性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功能性的宪法概念来取代“实质的民族宪法观”的实质宪法概念，并说明了跨国法和国际人权的功能与意义。在结论，本文将会简短地指出托依布纳的理论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意义。

目前德国公法学界所通行的“实质的民族宪法观”，基本上可说是魏玛共和时代，德国公法学界相关讨论所留下的遗产。〔21〕这个“实质的民族宪法观”认为，宪法不仅是一种规范国家权力与人权规定的文本，更代表社会上实质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点，这些文化价值观点来自社会上的人民，这些人民彼此之间具有特定的文化、历史或语言等相似之处，从而有办法在社会上形塑一个共同的文化，并且愿意形成一个民族国家。〔22〕这个“实质的民族宪法观”的产生，主要来自德国魏玛共和时期方法论争〔23〕中，主张“精神科流”法学〔24〕的学者对于宪法的观点。然而魏玛共和时期这种宪法概念的出现，并非仅仅单纯是相关论争的产物，也是德国公法学界面对德国民主化进展，在理论上反省所产生的结果。〔25〕高权国家与大众民主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国家法的主流（所谓的国家法实证主义）区分开国家学的国家概念（包含土地、人民与国家权力共同组成的共同生活团体）与法学上的国家概念。后者单纯指国家法人。在这样的想法底下，国家法实证主义把宪法当作国家法人的组织规则，与现实的国家区分开来。法学中并没有人民的地位，德意志帝国的也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各邦君主。〔26〕国家法实证主义承认现实上的国家是法学上国家法人的基础，但是同时又认为，国家必须要经由国家权力，才能在大量的个人中间产生出一个统一的国家。

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以君主为首）才是国家的关键要素，由国家权力来支配统治人民与土地，才能辨认出现实上的国家。而国家法人就是这种现实国家的法学建构物。所以国家法实证主义所认为的国家是以君主为首的高权国家（Obrigkeitsstaat）〔27〕。依据这种高权国家概念，君主与人民相对立，国家权力与人民无关。这形成一种“国家与社会二元论”，只是这时的社会概念，仅仅指被国家权力排除的人民。在宪法上，“国家与社会二元论”被转变成“君主与议会的二元制”，宪法上的国家组织排除了人民，人民只能通过代表社会的议会，对国家权力加以同意。然而，这种只是组织规则的宪法概念跟高权国家概念一样，无法解释19世纪末以后，德国政治的大众民主走向。〔28〕而且国家法实证主义基本上并不重视社会的意义，社会只是国家统治的对象，只能经由议会反应它的意见。国家法实证主义反映了法自主性的发展：法学与法实践只要考虑法本身，不需要考虑到社会政治对法的影响。〔29〕而在这样的自主性思考下，宪法也只需要考虑它的法意义。

但是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社会的概念正式成为国家学分析的主题。这形成了耶林内克的“国家两面理论”。两面理论是指：国家理论有透过社会学进行分析的面向与透过法学进行分析的面向。〔30〕经由社会学的分析面向，耶林内克指出，人民的认可是国家法秩序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想法，开始把法律上的国家概念与现实上的国家概念结合在一起（一体之“两面”），〔31〕如同耶林内克的分析，19世纪末以后，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与人民的政治运动，人民的概念开始政治化，德国宪法的规范与现实产生相当大的落差。这样的落差使得宪法条文与宪法现实区隔开来。开始出现现实意义（也就是考虑到现实社会政治层面的宪法运作）的宪法概念。〔32〕耶林内克认为，大众民主的发展，必然会走向“社会由人民自我组织形成”。〔33〕这样的说法，预示了后来魏玛共和的发展。耶林内克注意到当时人民参与国家权力的要求，跟同时代的基尔克（Gierke）、普罗伊斯（HugoPreuβ）一样，共同采用了人民国家（Volksstaat）的概念。〔34〕国家不再只属于君主，也属于人民。总之，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国家法对于宪法的看法，一开始只是采用一种自由立宪主义的宪法观，认为宪法是划定国家组织与权力范围的规则；但是在耶林内克的理论中，已经开始区分宪法条文与宪法现实运作状态；这个时期的国家法学固然重视国家概念，但是一开始只是一种以君主与国家权力为中心的高权国家概念，人民无法参与国家权力。到了帝国末期，大众民主的要求已经促使法学注意到人民的重要性；而社会也由单纯的统治客体，变成人民政治活动的场域。人民与社会变成无法区分的概念。

作者：钟芳桦

民族文化概论篇3

所谓民族，斯大林认为，“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文化传统的稳定的成员共同体。”[1]民族精神一方面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另一方面集中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想核心，是民族意识中最优秀的与最有价值的“精气神”。十八大报告指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从“建设”到“建成”的转变，是党中央置身民族与国家发展实际，现代化建设目标实现条件下的伟大决策转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持与弘扬民族精神，更需要孕育和培养符合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本文就学术界关于“民族精神”问题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以便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民族精神概念的研究概况

德国的赫尔德把一般的人类精神上升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最先提出民族精神这一概念，被称为“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精神之父”。他认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由发展的权利，都能相互激励，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黑格尔从理性统治世界及世界历史的基本理念出发，继承了赫尔德关于民族精神的概念，进一步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2]民族精神概念的研究，是培育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基本理论问题。20世纪以来，民族精神的研究掀起两次热潮，学者们多层次、多方面地概括总结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但学术界对民族精神的概念界定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的理解。

党的十六大之后，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精神状态的综合反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共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统一、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的研究概况

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民族精神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对“民族特性”、“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国民精神”等与民族精神相关、相近的问题进行过生动描述与精辟论述。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可概括为民族精神的世界性、特定性和巨大的影响性。

恩格斯说过：我毕竟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能摒弃德国人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天性。马克思强调，当遭遇民族压迫时，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基本条件。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不仅对犹太人的解放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同时强调犹太人在实现解放过程中需要有民族牺牲精神，阐述了民族精神在民族解放中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只有伟大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只有牺牲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基础上，人民才能得到更多自由和权利。

三、第一代领导人的民族精神研究概况

毛泽东民族精神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受到西方各种思潮的渗透和冲击，在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既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念中的优秀成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精神。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毛泽东民族精神思想具有时代性、革命性和实践性。主要内容包括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和艰苦奋斗精神、实事求是精神、人本人和精神等，并且在中国革命和实践中体现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具体的民族精神形态。毛泽东的一系列民族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中华民族战胜各种困难的能力，在抵御外强，振兴中华民族和开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局面的过程中都具有重大意义。

四、第二代领导人的民族精神研究概况

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策略，在不断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继承毛泽东民族精神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总结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丰富了民族精神思想的新内涵。邓小平民族精神思想强调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发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同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将民族精神具体阐释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改革创新精神，以民为本精神和民主法制精神等。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也是指导同时期民族工作的思想武器。

五、第三代领导人的民族精神研究概况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价值观和心理认同。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3]江泽民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科学阐释，是关乎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思想保证，有利于民族思想道德文化体系的建立健全，是推动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

六、第四代领导人的民族精神研究概况

目前学术界对胡锦涛民族精神进行系统研究的还不多，主要是对胡锦涛民族精神内涵的研究。胡锦涛强调要继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继承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各种精神。他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强调，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有学者认为，胡锦涛将中华民族精神科学内涵解释为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社会和谐、和平发展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胡锦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范畴，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民族文化概论篇4

一、藏族题材电影相关概念使用情况

在藏族题材电影研究领域，尽管研究视域一致，但却有“藏族题材电影”、“藏族电影”、“电影”、“涉藏电影”等不同概念的表述。

1.“藏族题材电影”。这是一个使用最为普遍和广泛的概念。如《藏族题材电影视听元素探析》、《藏族题材电影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战略研究》、《藏族题材电影中的藏文化解析》、《藏族题材电影中的宗教文化解析》等文章中，虽没有明确“藏族题材电影”的外延和内涵，但从其表述中，不难看出国内外以藏族生活为表现内容的故事片都涵盖在其中的。

2.“藏族电影”。在文章《藏族电影的民族性—浅析〈喜马拉稚〉的艺术魅力》中，“藏族电影”亦是指反映藏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民族精神的国内外故事片，与“藏族题材电影”外延等同。但在文章《浅析藏族电影的审美特性—以〈静静的嘛呢石〉为例》中，作者承认了学界对“藏族电影”定义存在分歧，介绍了“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方式。

3.“电影”。在文章《当代电影分类及理论研究》、《电影的发展与特征》中，“电影”泛指与风俗、风景、文化有关的国内外故事片和纪录片。而在文章《和谐建构中电影的文化境遇》中，作者认为“电影”是“指地域内的电影事业和以为表现场域的电影作品。”（李晓灵：《和谐建构中电影的文化境遇》，载《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9期）在《电影50年》一文中，“电影”则单纯指地域内的电影事业。

4.“涉藏电影”。与上述几个概念相比，“涉藏电影”在研究中鲜有论及，笔者只是在《当代涉藏电影中的文化身份表征—〈喜玛拉雅〉、〈静静的嘛呢石〉浅析》一文中发现，其指涉范围并不十分明确，从其表述来看，与“藏族题材电影”所指差别不大。

二、定义少数民族电影有关概念的理论基础

其实，早在1996年，第五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专题进行了关于少数民族电影的学术研讨，研讨会形成论文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学者王志敏在其文章《少数民族电影的概念界定问题》中对少数民族电影概念的界定在电影研究领域影响颇深。文章基于美学、电影作者论、文学及电影的女性主义批评三个方面的考量，提出判断一部影片是否是少数民族电影的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标准，“即一个根本原则，两个保证原则。一个根本原则，即文化原则；两个保证原则，一个是作者原则，一个是题材原则。在这三个原则中，文化原则是最根本的原则，其含义是，少数民族电影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保证少数民族电影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方面，题材原则是重要的。但是很显然，仅有题材是不够的，还要有作者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身份。”（《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第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探讨会文集》，中国电影家协会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164页）

这“三个原则”对于少数民族电影有关概念的厘定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不妨把王志敏先生分析少数民族电影的理论移植到藏族题材电影研究的具体问题上来。首先，文化原则是根本原则，“断定是否存在少数民族电影，首先要断定，是否存在少数民族文化。”（《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第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探讨会文集》，前揭，167页）亦即是说，判断一部电影是不是藏族电影，应该首先判断该电影有没有呈现藏民族文化，有没有将藏族语言、文字、艺术、风俗、习惯、传统、历史和宗教等文化特性作为其表现对象，因为，藏族电影应该是藏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次是作者原则。王志敏先生认为，“判断一部影片是否少数民族电影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保证依据，应当是主创人员，即导演与编剧必须具备少数民族身份。而且，这种身份不光是血统上的少数民族身份，而更是指少数民族文化的身份。”（《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第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探讨会文集》，前揭，166页）以此判断，藏族电影应该是藏族担任主创，站在藏民族文化立场上呈现藏族文化特征的影片。电影《益西卓玛》是由著名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担任编剧，由藏族演员出演，以藏族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故事为题材的影片，但导演是谢飞，不具备藏族身份，而且也没有站在藏族文化立场上而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上来拍摄这部影片的，当谢飞导演看了万玛才旦《草原》后也不无感慨地说：“这部作品证明了不懂藏语，不是藏族人不会拍出真正的藏族电影。”（关雅荻：《全世界影视学生的电影狂欢节——谢飞谈“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1期）所以《益西卓玛》只能算是藏族题材电影，而不是藏族电影。最后还有题材原则，王志敏先生认为，题材也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要反映少数民族文化，要具有少数民族文化意识。因此，藏族题材电影应该是以藏族为主要表现对象，反映藏民族特性和文化特质的影片。藏族主创人员创作的以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或外国人为主要表现对象，反映其生活的影片不应划在藏族题材电影范围内。而汉族导演创作的反映藏民族生活的影片却是藏族题材电影，如陆川的《可可西里》。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作者在电影创作中的缺席，有其历史和文化的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承担着党对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和策略的话语阐释的重担，这些电影“大多是对汉族观众展示一种奇观，而且从理念上，这些奇观都建构在一种确定无疑的汉族中心视点之上。”（李二仕：《十七年电影与少数民族题材》，转引自《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陆弘石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339页）按照主创人员具有“少数民族身份”或文化身份的条件来判断，这些电影中属于少数民族电影的只有寥寥几部。

进入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逐渐适应了国际化、产业化的新语境，创作上重新焕发活力，优秀作品层出不穷，涌现了一批像万玛才旦、宁才、丑丑、松太迦等少数民族导演。在他们的电影中，更多的是展现了当下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上的发展变化、矛盾冲突，表现出了较强的少数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与本土意识。随着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壮大以及其民族主体性的增强，少数民族电影的概念应当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区分开来，这既是少数民族电影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符合少数民族电影电影从业者主体利益需要，也有利于少数民族电影学科建设和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王志敏先生的“三原则”理论“对少数民族电影的属性判断走向了作者决定论……他的这种理论倾向实际上就是指向狭义的少数民族电影”（魏国彬：《少数民族电影概念的再探讨》，载《艺术探索》2009年6期），固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笔者认为，应当把少数民族电影主创人员的“文化身份”而不是“血缘身份”，作为判断和衡量少数民族电影的条件，因为电影创作者的文化立场决定着电影的一切构成内容，决定着电影的文化风貌、民族风格和精神品格。

有的研究者以“少数民族主体产权论”为理论基础来定义“民族电影”，如魏国彬、吴运优认为，少数民族电影“是指民族地区的各种机构投资拍摄的电影和非民族地区的各种机构投资拍摄的民族题材电影。”（魏国彬、吴运优：《民族电影语境下的“内蒙古电影模式”》，载《艺术探索》2008年3期，110页）它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指民族地区投资拍摄的非少数民族电影，一部分是指民族地区投资拍摄的少数民族电影和非民族地区投资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少数民族电影概念的再探讨》，前揭，125页）这种定义方式从电影生产运营角度，投资拍摄主体亦即制片方着眼阐述其属性，强调了少数民族地域经济投入对少数民族电影属性的重要性，因此在电影产业研究领域更具有应用价值。

我们应当看到，电影是一种具有多向度社会功能和多重属性的艺术形式，媒体属性、文化属性、意识形态属性、产业属性等，再加上“电影民族学是从电影艺术的民族特性的角度来观察电影艺术特性，是一个电影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边沿学科，它也可以说是民族学、电影学、民俗学、人文学的综合性的学科。”（《电影民族学论纲》，张维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8页）因此对“少数民族电影”概念的界定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是非常困难的理论研究工作。

三、藏族题材电影相关概念辨析

基于以上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等的分析，我们尝试对“藏族题材电影”、“藏族电影”等不同概念的外延和内涵进行辨析。

1.藏族题材电影是指以藏族为主要表现对象，反映藏民族生活和文化的国内外影片（含故事片和纪录片，而狭义上的藏族题材电影仅指故事片）。藏族题材电影包含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藏族应该成为主要角色，二是影片须反映藏族的生活。藏族题材电影的影片包括：一、藏族以外其他民族主创人员拍摄的反映藏民族生活的影片，如李俊导演的《农奴》，冯小宁导演的《红河谷》、艾瑞克·瓦利导演的《喜马拉雅》等；二、藏族主创人员拍摄的反映藏民族生活的影片，如万玛才旦的《静静的玛尼石》等。

2.藏族电影是指基于藏族文化立场的以藏民族生活为题材反映藏族文化特质、表现藏族文化精神的影片。与藏族题材电影相比，藏族电影反映藏族的文化应更加深层，是要体现藏族文化内核和特殊性；对藏族电影主创人员身份有一定要求，他不一定具有藏族身份，但是要有藏族文化身份，即有藏民族文化意识和文化观念，并渗透在其影像之中。藏族电影包括：一是由藏族担任主创的反映藏族深层文化内涵的影片，如万玛才旦的《寻找智美更登》；二是主创人员可为其他民族，但以藏族文化身份拍摄的反映藏族文化特质的影片，如电视台拍摄的影片《松赞干布》等。

民族文化概论篇5

XundianCountyisaminorityautonomouscounty,andtherearemanyethnicminoritiesliveingpeacefullytogetherinit.Amongthem,theHui,Yi,Miao,nationalitiesaretheminoritynationalitieswithlargerpopulations.Inthehistoryoftheseminoritynationalities,theycreatedvariousethniccultures.XundianCountyisaregionofabundantethnicculturalresourcesandlessdevelopedeconomy,becauseoflackingofthesupportbylocalindustry.Soitsimportantandurgenttofosteradvantageousindustry,andpromotethecountyseconomicdevelopment.

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tourismindustry,nationalculturaltourismisthetrendofthefutureandhasincreasinglybecomeanimportantmoderntourismcontent.

XundianisoneofthetouristresortsinChinawithuniquecharacteristics.Particularly,thenaturalsceneryandtherichethnicfolkloreareofextremelyhighornamentalandtouristvalue.Inrecentyears,xundiancountytrytoexploitnationalculturaltourismresources,butthedevelopmentisstillinitsinfancy.Underthebackgroundofpovertyalleviationenteringacrucialstage,itsoururgentandconcerningsubjectforresearchashowtoseizetheopportunitytopromotetheeconomicdevelopmentthroughingprotectionandinheritageofMinoritycultureandimprovingthetouristindustryasunderpinningofcountryeconomy.

Byanalyzingtheformerresearchachievementsandthemostsuccessfulcaseinourcountry,thisarticlechosetheliteratureanalyticmethod,comparativemethodandinterviewsurvey,andthusprovidescientificguidanceforXundiancountyashowtodeveloptheethnicculturaltourismresources.BasedonthetheoryofNewPublicAdministration,industrialintegrationtheor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ory,thispaperanalyzedthecurrentsituationanddifficultiesofXundiancountynationalculturetourismresourcedevelopment.Meanwhile,bydrewlessonsfromtheothertwodomesticethnicminorityareaswithsuccessfulexperienceofdevelopmentofethnicculturaltourismandaccordingtotheactualsituationofXundiancounty,thearticlesuggesttogivefullplaytothegovernmentscorpusfunction.Wecangoonthroughfiveaspects:makemanagementsysteminorder,innovativedevelopmentmode,enhancehumanresourcesdevelopment,increasefinancialsupportandexpandpropaganda,tryingtoexplorearoadwithlocalcharacteristicsoftheethnicculturaltourismdevelopment.Atlast,thispaperputsforwardsome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

KEYWORDS：NationalcultureTouristresourceexploitationXundianCountyEconomicdevelopment

目录

摘要.

ABSTRACT

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二）研究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关于民族文化旅游的研究现状.

（二）国内关于民族文化旅游的研究现状.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启发.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二）比较分析法.

（三）访谈法.

第一章相关概念及理论

第一节相关概念界定.

一、文化.

二、民族文化.

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四、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第二节相关理论基础.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二、产业融合理论.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第二章寻甸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

第一节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概况.

一、寻甸县概况.

二、民族节庆文化概况.

三、民族饮食文化概况.

四、民族服饰文化概况.

五、民族艺术文化概况.

六、民族宗教习俗概况.

七、民族语言文字概况.

第二节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一、开发的有利条件.

二、民族文化资源发掘情况.

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情况.

四、民族文化资源管理情况.

第三章寻甸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第一节管理体制

一、寻甸县旅游管理体制的发展状况.

二、寻甸县旅游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开发模式

一、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基本模式.

二、寻甸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人力资源开发.

一、新形势下旅游发展对人力资源开发的要求.

二、寻甸县民族文化旅游领域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资金支持

一、寻甸县财政收支基本情况.

二、资金支持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五节旅游资源宣传.

一、寻甸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宣传状况.

二、寻甸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宣传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国内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典型案例与启示

第一节湖北省武陵山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案例.

一、湖北省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实验区概况.

二、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做法.

第二节楚雄州文化资源整合的案例

一、楚雄州文化资源概况.

二、楚雄州文化资源整合的主要做法.

第三节案例启示

一、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可促进经济发展.

二、发展民族文化旅游需政府重视.

三、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是关键.

四、开发需要适度包装和市场营销.

第四节寻甸县可借鉴的发展经验

一、打造民族文化演艺品牌.

二、创新节庆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三、发展民族饮食文化及旅游商品.

四、开发特色民族村寨.

第五章寻甸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

第一节理顺管理体制.

一、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效能.

二、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三、加强规划，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节创新开发模式.

一、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民族文化演艺品牌.

二、开发特色民族村寨.

三、探索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三节增强人力资源开发

一、提升人力资源质量.

二、加强人力资源的发展.

三、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激励.

第四节加大资金扶持.

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二、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模式.

三、搭建投融资平台.

第五节扩大宣传力度.

一、宣传内容突出文化内涵.

二、明确宣传形象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