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

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除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宣读论文之外，还就各自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接触和交流，无论何种方式，都体现出人们对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关心和热爱。

关注与支持

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存在着社会发展的印记，建筑遗产是人类的物质文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保护建筑文化遗产也被认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其中，对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已经成为公众、学者和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事件。

中国在世界上的遗产大国地位也带动了建筑遗产保护的繁荣与发展继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以后，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也于2006年8月成立了历史建筑保护研究技术中心，专门从事建筑遗产的研究、设计、修缮、修复、保护和改造等工作。

据国家文物局傅清远研究员提供的数据，截止到现在，国务院已公布的六批部级文物保护单位总计为2351处，其中建筑遗产(包括建筑遗址)共2117处，占总量的92％；尤其是在本届政府公布的第六批部级文物保护单位1080处里面，建筑遗产(包括建筑遗址)占公布总数的40％。在经费投入上，国家也加强了投入的力度，国家财政在“四五”期间对国宝单位的投入为0.6亿元“五五”期间为0.4亿元，“六五”期间0.3亿元“七五”期间2.5亿元，“八五”期间为5.5亿元。2006年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对国宝单位的保护经费投入已达到7.2亿元，这还尚未计算各省、市、自治区的投人。巨大的经济投入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

为从法律的角度对搞好文物保护工作给予有力的支持及保证，国家制定并完善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国家文物局还规定，由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法令、法规必须与国际公约相接轨。近20年来，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专家也一直在努力寻求合乎国情的建筑遗产保护之道，特别是今年5月28日，由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共同主办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形成了木结构古建修缮的指导性国际文件《北京文件》正式确立了东亚地区木结构文物建筑的保护原则，特别予以尊重各国遗产保护机构自现代保护运动发起以来，从各自保护实践中以及从世代相传的文物建筑保护的传统做法中总结的原则和经验，体现出国际同行共同审视和思索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遗产保护手段的多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威尼斯》对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原则的不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历史建筑保护和建筑史学研究取得的成绩被国内外同行所认可并予以关注。

现状与问题

以往的经验表明，文化遗产容易保护的地区一种是经济特别发达而有能力进行保护的地区；一种是经济特别落后且根本无力改造的地区。傅清远研究员认为，突出的问题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建筑遗产保护的巨大冲击和负面效果，特别是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沉重的压力，作为历史长河的文化记忆正在逐渐消失；旧城旧房与老城老房在内涵理解上的误区和过度开发造成的老建筑大片被拆除；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正确理解，造成有些地方民族特色的乡土建筑面临着大量的历史信息被破坏和消亡的潜在危机。建筑遗产保护的设计、规划、施工队伍的数量和比例远远满足不了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需求；建筑遗产的保护理念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没有真正地得以体现；一些落后的观念，还使许多专业人员受到干扰；保护技术和多学科的加入还是建筑遗产保护的弱项传统工艺技术和材料的传承还有待于保护和研究。

云南丽江虽然被保护下来，但过度开发及不合理的建设已使丽江失去原本固有的文化及内涵。台湾著名学者夏铸九先生在对泸沽湖摩梭族文化模式、村落及建筑的保护研究中发现旅游市场与资本的快速与大规模的穿透，使得地方文化与生态环境遭到难以恢复性的破坏，并改变了地方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空间意义。

面对建筑遗产保护产业的繁荣相应的建筑史学研究理应受到重视。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伍江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唯有认识历史建筑的价值，才能更好地进行保护，要重视基础研究。有这几十年来的建筑历史研究才使建筑遗产保护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和进展，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现在的成果。然而基础研究的现状还不容乐观。北京建工学院曹汛教授用“两担愁云”来形容建筑历史和历史建筑的研究困境，特别是历史建筑的考古断代研究面临后继无人的情况；文物虽有，但是懂文物的建筑史学者却变得稀缺，像梁思成先生当年能够确定佛光寺乃唐代木构的功力已成为绝学；《中国建筑史》教材中仍有诸多史实错误也无力纠正。除了经费不足等因素外，缺少高水平、有能力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曹汛教授致力于隋唐古塔的断代研究工作，无奈势单力薄，其研究工作正面临很大的困难。

开拓与进取

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历经多年的努力与奋斗，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与艰辛，但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依然取得了不少成绩。对西方建筑深有研究的方拥教授指出，欧洲古代建筑着眼于物质层面的史书价值和艺术原则，只是一种单边话语的叙述，不能贴切地适用于中国；探讨中国古代建筑遗产的价值，必须站在精神层面，开拓更宽的人文视野，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回眸往昔，我们看见的建筑物也许不足以同希腊，罗马比肩，却不能忽视深藏其内的人文理想。

在古代城市研究方面，清华大学王贵祥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在对唐长安城，北京各类衙署等建筑二维布局规律和模数的研究中取得突破。

在传统木构体系方面，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的《中国古代木结构谱系再研究》对以往将中国建筑木构架简单地划分为抬梁和穿斗两种形式做出补充，以大量实例说明有介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存在；在斗拱形式方面

敦煌研究院的孙毅华女士以壁画的直观资料展示了历代斗拱的形式变化和特点。

在古典园林研究方面，苏州古典园林以群体面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再次为世界所瞩目。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担纲完成的《苏州古典园林》是一本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经典著作东南大学陈薇教授对它的历史意义、学术地位和内在价值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和挖掘。

在近、现代建筑研究方面，香港中文大学LynneDistefano/李浩然LeeHoYin以开平碉楼为例，说明建筑元素和装饰设计风格受到海外华人心中的西方建筑印象，以及本土观念的存在、多种来源并存并不断强化带来的住屋形式与文化的流散，探讨19世纪～20世纪海外华人建筑理念的变迁；日本学者奥富利幸谈到日本近代能乐堂的形成与西洋剧场概念的导入之间的关系；南京工学院的汪永平教授曾多次进藏，他对碉楼建筑进行了探源。

发展与方向

时代为建筑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何使建筑遗产在技术上延年益寿并得到更好的保护，是建筑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会代表的经验及研究更是研讨会上交流的重要内容。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伍江在强调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建筑历史研究必须注重实践。建筑历史研究者有责任将历史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完整地交给公众，因此需要很多实践经验，这也是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建筑遗产保护与建筑史研究两者不可互相替代也不可分开，遗产保护的动力又促进了基础工作的研究，二者相辅相成。

台湾汉宝德教授在《多元价值社会中的古建保存》一文中谈到，文物保护与日常生活观念之间的冲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不易达成共识参与制定准则的人越多争议越大，最后只能靠政治决策。夏铸九先生通过对摩梭族文化模式的分析提出“建筑遗产整合性保护”的对策，并对其可行性做了充分的论证。他认为，要达到所制定的目标，需要政府引导、建筑师和建筑史学者的专业投入、以及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能够得到支持。

清华大学郭黛垣教授认为，文物建筑的保护应当注重其本体的全部历史信息，具有历时性，不是某一位使用者或者某一阶段的局部历史。保护工作必须寻找到文物本体真实的历史信息，保护的最高标准是其所具有的全部历史信息得到保护，并传之久远因此修缮不仅要保护建筑的坚固更在于使其具有历史可读性。

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以《中国文物建筑修复的实践与理念》为题，阐述了70多年来的文物保护的历程泰国Thammasat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VimosiddhiHorayangkura教授，讲述了在西方观念冲突下的泰国本土文物建筑保护的情况；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建筑研究所所长LuigiGazolla教授，阐释了在中国都市保护和复兴运动中，运用意大利式“类型学的程序”，在不改变城市肌理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将北京原有四合院改造成新形式并使之现代化的思路；瑞士苏黎士州建筑保护局前局长ChristianRenfer就与同济大学合作项目――江苏泰仓沙溪古村落修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台湾华梵大学萧百兴教授则以21世纪初面临全球现代化冲击下的北台石碇小镇营造经验为例，阐释地域归真的话境编织，探讨文化遗产在深度建筑史协助下重新切入全球化魅力发展的可能性，同济大学常青教授以《探索风土聚落的再生之道》为题，介绍了第二大城市、后藏中心日喀则“桑珠孜宗堡复原工程”；同济大学章明女士就近期上海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完成的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再生的项目――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的改造做了介绍，上海新天地项目的主创、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大师本杰明・伍德(BenjaminWood，AIA)也以《人的尺度，公共空间与城市形态》为题做了发言。东南大学刘先觉教授以海外华人建筑的新动态――新加坡佛教建筑的继承与革新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华中理工大学张良皋教授以新老建筑的协调为主题，对古今中外建筑创作的方法做了精彩生动的报告，希望通过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东西方建筑文化的整合与交融。

文物建筑保护已成为当今世人共识及发展潮流，如何成功保护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文物?如何使保护与使用相结合?香港城市大学薛求理教授讲述了香港历史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的三种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政府统筹包办文物建筑的修复和运作管理一种是自下而上，政府支持，社区和个人承办文物建筑的维护和使用，这类建筑往往无法开张或难以为继，还有一种是介于两者之间。总之，应以更为理性的态度、切合实际的方法推动文物建筑保护并使之持续发挥作用。

建筑文化遗产作为产业在经营方面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的弱项。既往对于遗产保护多着重于静态的“物”的保存修复，而较少触及经营管理等课题。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明确指出了持续性的有效管理，占有重要的关键地位。既往的研究者在多元开放的社会里，其角色扮演将更为多样。按照文化产业的观点，保存目标一旦选定，经修复再利用至永续经营管理是一个需要高度整合的操作系统。建筑专业人员除了提供专业的保护技术外，如何做好整合者的角色，将是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科技大学阎亚宁副教授以《遗产保护与经营的整合性观念架构》为题，阐释了自己对建筑遗产保护与经营上的观点和态度。

2010年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吴志强教授介绍说，在世博会总体规划中，已纳入了保留原江南造船厂等历史建筑保护的内容，并已明确得到世博会董事会的批准，这在世博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保护上海工业遗产的同时也意味着在未来几年中建筑师将付出更多的智慧、创意和辛劳。

研讨会期间，会议组织与会代表考察了上海工业遗产和外滩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其中包括台湾著名建筑师登琨艳利用工业厂房改造成的“滨江创意产业园区”。他开风气之先，自1990年即开始致力于上海旧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对今日上海社会舆论的整体改变功不可没。苏州河畔的旧仓库保护再生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

建筑史学因涉及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而遇到了历史性的机遇，这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建筑史学者和建筑师共同的幸事。本次旨在探索中国特色建筑遗产保护方式和理念，推动中国建筑遗产保护观念变革和完善的研讨会结束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与会代表带着问题来到这里，带着与同道交流心得的欢愉离开，希望将中国地域优秀建筑遗产以更好的方式展示给世界，以期使中国的建筑遗产保护事业获得进步。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

>>遗产旅游符号化与遗产地的商业化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地旅游的协调发展遗产地旅游者旅游动机差异的成因分析原真性理解：旅游与遗产保护视角的演变与差异遗产旅游研究：从遗产地的旅游到遗产旅游基于旅游数字足迹的遗产地旅游开发与保护问题分析绿色管理的世界遗产地旅游管理模式分析基于绿色管理的世界遗产地旅游管理模式研究原住民与遗产地和谐发展初探保护与开发：遗产地数字化管理协同功效实证研究遗产地管理者在传承遗产地精神中的态度和方法论我国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遗产地的窗口丽江TAXI旅游发展背景下的黄山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路径研究自然遗产地居民地方依恋与遗产保护态度的关系论湖南世界遗产地旅游的地方性立法问题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自然文化遗产地控制旅游建设用地的补偿机制世界遗产地旅游业与人居环境的和谐发展世界遗产地旅游企业环境行为及其驱动机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近几年“真山真水”的说法在业界已经非常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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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篇3

富阳东坞山村，一个不起眼的江南小山村，位于杭州城郊的交界处，唯一有名的就是“金衣”豆腐皮。

2008年，村里的几个农民找到了在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的吴宗杰教授，希望他来试着挖掘整理东坞山的文化遗产，而批判话语专业出身的吴宗杰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批判话语看似跟文化遗产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其实不然。它始于现代西方，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当我在英国读这个专业的博士时，我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正是中国传统中的‘话语’才能打破西方当代‘话语’的桎梏。”他解释说。

一年以后，《东坞山村文化研究报告》问世。

我问及为何选择东坞山村作为研究对象时，他坦言：“东坞山是一个东南沿海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村子中的一切显得‘土气’而平常。但即使很小的一点，也能体现传统价值观。”吴宗杰说，“比如说，东坞山的家庭情况完全不同于杭州，它是由几个大家族构成的，每个家族的成员聚落相处，正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而这种模式在大城市早已经没有了。”这种村落人口的排布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观——大家族之治，是基于家族成员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等“礼仪”的遵循。一言蔽之，遵礼守德方能齐家。或许正是悟到这种血缘宗法性质是基本的社会关系，古代中国人才把“齐家”作为“治国”的先决条件。

“刚开始没想到话语、中国‘礼’的价值观与文化遗产有关联，但在做的过程中，这些理念都对接在一起。”吴宗杰不无感慨，“我研究历史文化，为的是找到有意义的‘叙述遗产’。”这些有意义的“叙述遗产”，正是中国的“礼”的方方面面。“礼”被吴宗杰概括为“中国核心价值体系”。“我的立足点都是这个‘中国核心价值体系’。比如‘龙飞凤舞到钱塘，狮蹲象踞东坞山’，并不是什么迷信的说法，而是一种依附于山水景观文化的话语，是人对天的礼仪，表现的是礼义中天、地、人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关系。”于吴宗杰而言，村落文化遗产、乡俗之学只是一个外壳，最重要的是呈现其中的“礼”。

三年之后，吴宗杰主持的《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报告》成型。虽非历史文化研究出身，如今他已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一位独树一帜的学者，成为《世界遗产》杂志的编委。

破遗产之观寻溯“古”

2011年4月，应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学院的邀请，吴宗杰先于浙江大学杨卫校长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他以东坞山村与衢州水亭门为例，与中外学者探讨了孔子历史叙述的文化意义，为中外两所名校的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

2012年6月，以吴宗杰为首的浙大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应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之邀，参加以文化遗产与展示为主题的冬季论坛。吴宗杰作了《物质与精神遗产界限的模糊化：衢州水亭门遗产研究项目》的学术报告，反响热烈。

“我并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文化遗产的英文文章，”吴宗杰说，“但外国人很希望我去交流。他们（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找到我，希望我能成为他们旗下杂志《世界遗产》的编委。”

“也许我最吸引他们的地方，就是我的文化遗产研究方法。”吴宗杰认为，“对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来说，这种遗产研究方法都是全新的。”

西方与现实中国都通过学科知识基础上的归纳、分类、认定、排序来确立所谓的遗产价值。“这是一种禁锢，一种凝固的思维方式，一旦限定，就缺少了意义的延展性，东西就死了。”他说，“我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就是用‘春秋笔法’来研究和叙述。”春秋笔法是用发微探幽、言不尽意的方式来叙述，不会将文化描写成概念，而是将最深刻的含义留给读者阐释，回避语言的表征意义，体现“道不可道”的哲学。“一方面，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绝不仅仅是‘概念’，而是一种微言大义的教导。因此我们的研究解读方式不应该只是定性。譬如，一块地标石碑，用西方的遗产观看到的也许只是一块石碑，什么年代，什么质地，谁建的，都无关紧要，但从‘微言大义’的角度看，西方人用的是木条，不用了拆下就可以了，而我们用的是自然中长存的石碑，这种人文建筑与自然地理的统一，正表达了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势自然的‘礼’。”

吴宗杰看文化遗产，看到的是其中的核心——礼，他写文化遗产，也用春秋笔法写“礼”，希望后人能够参透悟道。对他而言，他所用的遗产研究方式并非创新，只是寻古溯古罢了。

行孔子之行复兴“义”

吴宗杰言谈之间认为，儒学复兴的周礼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因为两点：一是孔子对周礼的继承最全面、影响最大，二是因其深得礼之精髓。

中国文化遗产的意义究竟何在？难道只是按照现代人的一厢情愿，把它们看做一种艺术形式、一种空洞的民族认同的证据。我想，吴宗杰绝不会这么认为。在中国历史的浩浩长河中，他早已寻找到了中国文化的意义——孔子。

《论语·卫灵公》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在礼仪的施行中感受义，归于“义”（“德”），是中国礼文化的传播之道。吴宗杰认为，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历史书写方法，也是让人从他的叙述中找到礼仪，施行礼仪，再领悟“义”（“德”）。

换言之，吴宗杰认为孔子及其后人治史，是希望从中找到行为准则与真谛，这是“崇古”的主要原因。“通过历史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而文化遗产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死的，而是承载着道，能为今所用。”他说。

“中国本土式遗产话语，就是不做定义，只叙述，通过彰显遗产中原有的中国式话语，来告诉这个世界宇宙的方向。我要做的就是彰显，让人们看到文化遗产中的礼仪和礼义。让人们可能从礼仪的施行中感受、理解礼义，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

《东坞山村文化研究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老汪家一直有五棵树，两棵三角枫，一棵松树，一棵苦楝树和一棵大水檀树。汪家人说，松树代表万年长青，枫树和檀树都是硬木，说明做人要有骨气；苦楝树则表示把一家人连在一起。如今松树和苦楝树被砍了，人也散了。而汪家人现在的愿望就是把两棵树都栽回去，树齐了，人也就回来了。

吴宗杰的叙述平淡朴实，我却能感受到，祖宗用几棵树就完成了对家族的期望和对家人的教导，让他们从自然中感悟做人之道。这正是春秋笔法下的“礼”的精妙之道。

吴宗杰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遗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