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医学对人类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心主神明发生学理论研究

“心主神明”又称“心藏神”，是心的主要功能之一，首见于《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现就“心主神明”认识的获取作一探析，以冀正确理解其确切涵义。

1“心主神明”的涵义

心是个象形字，本义为解剖的心脏，是血液运行的通道，“心主血脉”之“心”当为解剖之心。然“神明之心”应为功能之心。

中医学“神”的概念，吸收了古代哲学关于“神”为宇宙万物变化的主宰和规律的认识，构建了广义之“神”和狭义之“神”。广义之“神”是为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者和调控者；狭义之“神”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情感等活动。

“心主神明”是指心有统帅全身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生理活动和主司精神、意识、思维、情志、睡眠等心理活动的功能。

2“心主神明”的发生学思考

中医学将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的主宰和精神、意识、思维、睡眠等调控均归属于“心”所统管，“心主神明”这一理论的由来是多方面的，主要与古代哲学的思辨、文字学的渗透、由表及里的观察和医疗实践的验证等有关。

2.1古代哲学“心灵论”的影响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心主神明”理论也不例外。关于“心为神之宅，神为心之用”的论述，在古代哲学的诸多论述中均可见到。远在春秋时代，古代哲学家就对产生意识、思维活动的器官进行探索，进而形成“心灵论”。如《论语·为政》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荀子·解蔽》言：“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2］；《荀子·天论》则曰：“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2］。先贤的这些论述均将“心”作为思维意识的器官来认识的。孟子亦很重视心在思维中的作用，其有论云：“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3］。可见从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而言，“心”是指人的意识、思维器官。古代哲学的“心灵论”，不仅影响到《内经》提出“心主神明”的观点，而且亦为世人所接受。人们将专门研究人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学科称之为“心理学”。

2.2取象思维的应用取象思维是中医学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通过取象比类的方式，在思维过程中对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相通、相似或相近的属性、规律、特质进行充分关联类比，找出共同的特征、根本内涵，以“象”为工具进行标志、归类，以达到模拟、领悟、认识客体为目的的方法［4］。中医学对脏腑生理功能的阐释到处渗透着取象思维的思维方式。如“心为君主之官”的认识就是取象思维的结果。

古人解剖观察发现，心居胸中，两肺中央，两翼有肺辅佐，另有其他脏腑在下调节，这与古代官职中“君主”之职类似，故喻为“君主之官”。以此类推，则对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与调控当由“心”来统领，故有“心主神明”之论。《管子·心术上》云：“心之在体，君之位也”［5］，《灵枢·五癃津液别》曰:“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类经·疾病类》对此注曰:“心总五藏六府，为精神之主，故耳目肺肝脾肾，皆听命于心。是以耳之听，目之视，无不由乎心也。肺朝百脉而主治节，故为心之相。肝主谋虑决断，故为心之将。脾主肌肉而护养藏府，故为心之卫。肾主骨而成立其形体，故为心之主外也。”［6］，均明确指出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等的生理活动都由心所主宰。

2.3文字学的渗透在文字抑或语言中仍保留有“心主神明”的认识印象。《白虎通义·卷八·性情》曰：“心之为言任也，任于思也”［7］，《释名疏证补·释形体》言：“心，纤也，所识纤微，无物不贯也”［8］，说明“心”有接受、辨别细小事物，感知、识别各种细小变动的功能。而“思”字之初义，正如《说文解字注》云：“思，从囟从心。自囟至心，如思相贯不绝”［9］，提示人的思维活动与心脑有关；“神”之原旨，恰如《说文解字》言：“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10］，意为造就万物之主，产生万物之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可见，“心主神明”的提出是有一定文字学依据的。如今凡与神志活动有关的文字，大多从“心”字底或“忄”旁。如“心旷神怡”“心领神会”“心明眼亮”“心身医学”等词汇中的“心”，均提示“心”与人的思维、意识、情感等有关。

2.4由表及里的观察“心主神明”的提出亦与古代医家对人体生理病理独特的认识方法——由表及里的观察有关。在生理上，中医学强调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以五脏为中心进行，以五脏所化生的精、气、血、津液为物质基础。神志活动更不例外，其既由五脏功能活动所产生，又必须依赖五脏所化的各种精微物质滋养，其中血液是神志活动最基本的物质，正如《灵枢·营卫生会》所谓：“血者，神气也”。因心主“一身之血”，故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分属于五脏而主宰于心。只有血液充足，神志思维才会正常，表现于外则精神饱满、意识清楚、思维敏捷、睡眠安稳。

动物医学对人类的意义范文篇2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包括医学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潮,出现了一种要求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自然科学经历了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摆脱了神与宗教的桎梏,亦同时走出了古典自然哲学的深宫。作为一支独立社会实践力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决定力量。科学已融入社会,融入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之中。科学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类生活。当然,社会、整个人类生活也离不开科学。科学不仅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而且作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获得了毋庸置疑的肯定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无论是从其自身发展,从其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的需要看,都要求注入新的人文精神。在科学界,在学术领域,一种类似14世纪开始的寻求人文精神、回归人类的思潮正在兴起。对于这种我称之为新的文艺复兴思潮,一些关注科学发展的思想家早就察觉到了。例如,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W•C丹皮尔在其1929年出版的《科学史》中就这样写到:“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因为自然哲学开始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而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则引导唯心主义哲学离开了当代的科学。

同时,当代的科学也很快地就对形而上学不加理会了。”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自16世纪以来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文学的分离。科学家们认为,科学就是为认识而认识的纯科学。科学只能沿着实证的方法,只能沿着排除哲学,沿着排除人文社会因素的影响,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实践后,人们终于认识到,就科学的自身存在发展而言,“通过科学走向实在,就只能得到实在的几个不同方面,就只能得到用简单化的线条绘成的图画,而不能得到实在自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重新去研究希腊文,不但是为了语言和文学的缘故,而且也是因为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关于自然界的最好不过的知识。”这种最好不过的知识,显然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提出的“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就是对辩证思维的需求。其实,现代科学的起源是双向的。它既起源于巫师、僧侣或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辩,也起源于工匠的实践。没有实践,没有经验,科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科学如果没有哲学思辩,没有人文社会精神的孕育,经验永远只能是经验,而不能成为科学。今天科学尽管已突飞猛进,但仍离不开这两个源头。

赋与当代科学以更多的发展是十分需要的。科学必须既是理性的同时又是经验的。“只有当理性思维应用于我们称之为经验的目的—即对于我们的几种感官,或对于以科学仪器的形式加以改进发展的感官来说,是可以达到的客体时,科学才存在。”当代科学领域人文主义的复兴有更深刻的原因。当今的科学,既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贵的成果,同时又是最有希望的物质福利源泉。由于我们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种种条件和机会,科学对社会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社会能够接纳愈来愈强大的科学吗?科学之于社会与人类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吗?科学在何种范围内才是有益于人类社会而不是祸害人类社会呢?诸如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遗传工程,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干预…在何种界限内才能造福于人类呢?这就要求科学从最初源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兴起而最终回到人类利益这一基点上来。英国著名的科学家J•D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再无视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影响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但是为了要使这种认识多少具有实在的内容,我们需要比以往更仔细地分析两者的交互作用”。

另一位科学史作家萨尔顿也曾发出呼吁,要求科学人道化。他说:“要想使科学研究劳动人道化,唯一的办法是向它灌注一点历史精神,即崇敬过去的精神—崇敬世世代代一切良好意思的见证人的精神。不论科学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本质上都是同人道精神有关的。”“每当我们对世界有了进一步理解,我们也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并不存在同人文科学截然相反的自然科学,科学和学术的每一门类都是既同自然有关,又同人道有关。如果你指出科学对于人道的深刻意义,科学研究就变成了人们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人道主义工具;如果你排除了这种意义,单单为了传授知识和提供专业训练而教授科学知识,那么学习科学,就失去了一切教育的价值了,无论从纯科学技术观点看其价值有多大。

如果不结合历史,科学知识就危及文化。”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如此紧密,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如此巨大,这就要求科学始终不背离人道,不背离社会公众的利益,和人文社会相伴相依,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如果说,14、15世纪文艺复兴思潮的要点在于使科学从宗教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那么今天我们面临新的文艺复兴思潮的特点,在于要求科学在其发展中克服单纯技术主义的倾向,实现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使科学更好地造福于人与社会。当然,当代科学要求人文思想的复归,应当是区分那种旧的、几乎与宗教混为一体的人文主义。从历史上看,一些人文主义者从传统的旧观念出发反对科学创新的事例也不罕见,如历史上曾发生的反对尸体解剖,反对堕胎,反对人体实验等,都曾使医学进步严重受阻。今天科学要求人文的复归,是基于限制科学负面影响的人文复归。在当今科学领域,也的确存在着旧人文主义对科学进步的干扰。诸如无条件的动物保护主义,视任何科学发现为灾难……,无疑对科学、对社会都是无积极意义可言的。科学应当摆脱那种旧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干扰,寻求与新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从而为科学自身,为人类社会创造美好的明天。

二、人文社会医学兴起的背景

医学和整个自然科学一样,自文艺复兴以来,也走过了依赖实验、排斥哲学与人文学的影响、坚持自身独立发展的漫长路程。但是,尽管如此,早在19世纪20年代,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1821—1902)就曾说过:“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观点。自那时以来,关于医学与社会的关系,关于社会对医学的影响与控制,人们的认识愈来愈明确和坚定了。例如,曾经影响和指导过医学发展一百余年的“特异性病因说”,在新的形势下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与麻烦。在许多研究课题面前,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能找到某种特异病因吗?由巴斯德、科赫创立的微生物学,为特异性病因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曾创造过医学的辉煌,但这种“特异性病因说”在寻求疾病控制时,却忽视了地理环境的、社会的、心理等方面对疾病的影响。

“它掩盖了医学上至关紧要的左右手:肉体紊乱或社会剥夺的术语解释疾病与健康的恶化”,因而“特异性病因说继续在引向我们走向错误。”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教授GL•恩格尔于70年代末提出需要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指出当代占统治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型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变量来解释,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疾病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因而是不完全的,需要修正和补充。对医学所持这种观点的批判性认识,我国一些著名的医学科学家也曾发表过一些极为深刻的见解。早期任中国医科院院长的黄家驷教授就曾说过:“人的健康与疾病,不仅受着物质环境的支配,也受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精神状态等影响。

因此,医学又是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我国著名学者于光远在一次会议上曾对医学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对于临床,可否理解为世界上许许多多自然过程中的一个特殊自然过程,临床当然不是一个天然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社会的自然过程。就是说,这个过程离开了社会就会不存在。而且,临床是两重意义的自然过程,它与开矿不同,开矿虽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但矿体是自然的。对临床来说,不仅疾病一般都有社会的原因,有社会性,医学的治疗行为,包括所用的方法、手段,也是有社会性的。所以,临床是两重的社会自然过程。因此,我认为医学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本身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学科。”当然,医学之所以区别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仍在于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服务于人类健康,问题在于人是社会的人,疾病与健康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因而医学在使用技术为健康和治疗疾病时又不能不考虑人文社会因素的作用,并且在某些疾病的治疗方面不能不主要依赖于社会及心理因素的调控,这就给人文社会医学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阵地。医学不仅是智力上的科学,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有着深刻而明显的文化标记;医学不仅是一门依靠自身不断完善发展的知识,而且总是不断吸收其它科学成就,总是以某种哲学、方法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知识与技术、技艺结合的综合体系;医学不仅是一种知识和科学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社会建制,是一种以庞大专业队伍为骨架的社会职业组织。医学的这些本质特征,奠定了它的人文社会学的基础。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医学加速了其人文社会学的复归,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人文社会医学学科,是由以下一些背景因素相互促进的。

第一,医学已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对社会注入了愈来愈大的影响。医学早已不是古代单个医生面对病人的最初组织形态,也不是中世纪以后逐步形成的早期治疗所、安息所和教会医院。现代医疗保健服务,已注入到工厂、学校、研究所和每一个社区,医疗保健支出已成为各国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并对社会和国民经济发生重要影响,因而加强了医学的社会性,其人文社会色彩更加突出了。

第二,由于医疗高技术的应用及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引发的社会问题愈来愈广泛。当代医学的新成就,使医疗技术的应用大大超过了传统医学单纯治疗的范围,且不断扩大新的领域,因而提出了医学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哪些是有益哪些是有害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从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考虑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单纯的医学视野的考虑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当代生殖技术可以完全改变多少世纪延续下来的传统生殖方式。当代的生殖技术,可以控制性别,可以人工授精,可以由别人代生,可用试管培育受精卵,可以男性怀胎,可以改变性别。如此等等的取舍,都必须从各国社会情况、道德是非、文化传统多方面考虑。再如器官移植,死亡标准、安乐死等,也因社会道德文化的差异引起各国公众长久不息的争论与焦虑不安。在这些方面,医学简直成了人文社会医学了。

第三,由于人口结构、疾病结构的变化及社会环境、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增长,必然导致医学对人文社会因素的关注和人文社会因素在对健康疾病作用比重的增长。人们要求回答:社会、人文、环境、心理、乃至宗教、信仰是如何影响人类健康,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内构成人类健康的潜在因素。人文社会医学的出现与成熟,实际上开辟了人们增进健康、防治疾病的新途径,是当代医学发展的重要目标。

第四,由于大量科学技术物质手段渗入医学,导致了医学的非人格化和医患关系的物化,引起了医学界和社会的关注,要求医学回归人、恢复“医乃仁术”的呼声日益增高。医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以关心人为最高宗旨。希腊医学的先驱者希波克拉底早就说过:关心病人比关心病更重要。但是,自拉美利特把人看成机器以来,这种思想发展到了空前的地步。在现代医学面前,人是肉体的物质,人是CT图像,人是基因……,因而医学日益失去了昔日对人的温暖而变得冷漠了。只要回想起一个病人走进医院在医生冷冰冰面孔前不断奔波于各种检测科室时,人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医学日益失去人性的图景。但是,人是有喜怒哀乐的,他的情绪、心理对健康的影响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应当说,医学发展面临的背景因素,和整个当代自主科学面临的背景一样,只不过因为医学与人文社会因素的血肉关系而使这个问题更为引人注目。

三、关于人文社会医学的任务

人文社会医学的任务与历史责任,就要反映医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医学理论和技术所包含的主客观因素的文化的交流沉积的思想史与“外部史”,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化的交流与互补,从而丰富与完善医学,丰富与充实文化,形成医学的文化定位,哺育医学和医学科学工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克服医学中的技术主义影响,复归“医乃仁术”的本来面目,使医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造福于社会。具体地说,人文社会医学的任务与责任,就是要提醒医学始终坚持正确的目的,使医学永远服务于人,造福于人类健康。自15、16世纪以来,医学和整个自然科学一样,始终存在一种纯自然科学与技术主义的思想。他们为科学存在而辩护的理由就是:科学本身就是目的,科学就是为了发现与发明。这种观点在医学中的反映,就是只承认技术,就是只重视技术,把寻求技术发现和发明当作医学的最高目标。因而忽视了人,忽视了医学技术必须紧紧盯注人类健康这一根本目标。

这一点,在当代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情况下,更为突出和重要。人文社会医学的首要职责,就是要使医学回归人类,回归人道主义的基点。其次,人文社会医学应当为完善医学、建立一门完满的医学而发挥其自身的潜能。迄今为止,现代医学所做的一切,主要仍是生物因素方面,而对社会、心理、行为、环境等因素之于疾病与健康的作用方面,知之甚少。例如,社会、心理、环境因素究竟如何影响人的机体健康?社会、心理、环境与生物因素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什么?如何通过社会、心理方面去促进健康?如此等等,尽管有过一些调查与观察,但总的说来,仍处于盲目和知之甚少的状况。以文化与疾病、健康的关系为例,人们大致观察到文化环境、不同文化习俗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但理论地说明它,以及实际运用文化手段去预防疾病,增进健康,更是摸不着头脑,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水平提高,生物因素致病作用的日益突出,使得发展人文社会医学的意义就更加突出了。最能说明当代医学的不完满性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事实:一是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的医学家为了制服心脑血管疾病、肿瘤,费尽了心机,消耗了大量资源,但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在全世界的发病仍呈上升趋势,心脑血管患者往往处于住院—出院—再住院—直至死亡的循环之中,原因安在?就在于我们用对待生物因素致病的办法对付主要由于社会、心理、环境因素致病的疾病。

另一是误诊率高居不下的事实。尽管近几十年来现代科学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检测设备,但临床误诊率并未因此回落。据刘振华、陈晓红主编的《误诊学》提供的资料,生前误诊率迄今为止仍在30%左右。李甘地统计华西医科大学1952-1987年6665例尸体解剖资料,临床诊断与病理诊断不符合者占31%。最低者50年代为28•7%,60年代为29•1%,70年代为36•7%,80年代为32•5%。为什么会发生检测手段愈来愈先进而误诊率并不因此下降的矛盾?原因要归结为生物医学观点的缺陷。据杜治政对我国四种医学期刊报道的776例误诊个案报告的统计分析,主要由于病史采集不当致误诊的116例(占15%),主要由于思想方法不当致误诊的282例(占36%),主要由于责任心不强致误诊的127例(占16%),业务知识与经验不足致误诊的251例(占33%)。其中思想方法不当表现为主观臆断,迷信仪器,思路狭窄等十个方面。可见,加强人文社会医学研究以完善当代医学的重要性。第三,人文社会医学应当充担从总体上研究医学,探索医学发展规律,评价医学进展的角色。医学自诞生以来,几经形态变换,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展示了自身的特有规律。但是,长期以来,医学只顾前进与开辟,而缺乏对自身的回顾与思索。当医学以各种不同专科前进的时候,企图对总体进行评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时至今日,当医学发展相互交错,且愈来愈影响人类健康和社会时,医学应当走向何处?应当如何引导医学发展?医学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此等等,不仅为医学科学工作者关心,也为社会广大公众关注。谁来回答这些问题?人文社会医学应当担起这副重担。医学在其万箭齐发的今天,展示了一幅辉煌的灿烂图景。显然,在如此庞杂的探索中,并不都是需要的和能够成功的,也不可能都是有益于人类健康的,也不都是值得耗费资源的。这就需要批评和评论。医学的评论与批评,和文艺批评一样,将成为医学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贝尔纳曾正确指出:要“支持科学评论家的职业活动,赋与他们以类似文艺评论家的职责,使其负起发掘根本因素和进行评论分析的创造性责任。”

动物医学对人类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医学模式；嬗变；伦理审视

[作者简介]李丽洁，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管理学院助教，广西南宁530021

[中图分类号]R-0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10-0109-04

人类与疾病的关系错综复杂，医学科学总是在维护生命、支持生命和促进人类健康的基础上曲折发展，始终围绕着人类这一主体开展。在医学共同体的努力探索下，医学科学技术在不断更新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医学模式的嬗变。新医学模式的地位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但在实践中新医学模式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缺乏伦理层面上的理论支持和指导。必须针对不同时期的医学模式进行伦理审视，分析其存在的伦理意蕴及其伦理缺陷，为新医学模式的实践提供更多的伦理支持，从而实现医学模式的真正转变。

一、神灵主义医学模式的伦理审视

神灵主义医学模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处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人类对生命和生命的价值、健康和疾病等问题只能作一些浅层的理解。根据史实记载，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类的一切包括人类生命，是“上天的神”恩赐的，所以人不能随心所欲地破坏和糟践自己的身体以及生命。这些观念促成了原始社会关于生命价值认识――生命神圣理念的萌芽，这为随后发展起来的医学实践活动中的生命尊贵伦理意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人类对部分疾病和健康保健活动的认知，巫医、占卜者、牧师等一系列医者开始出现，巫术医治病人被看作是患者祈求神灵帮助的一种回应，如果患者的病情有所好转或者治愈就是神灵通过巫医这样的使者给予他们帮助，如果病情恶化甚至是死亡，则是被认为是神灵对他们的惩罚。虽然当时医学技术水平落后，但是那时候的医者已经开始关注人类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

随着医者和患者身份的逐渐确立，他们的社会角色定位后产生了相关的人际关系。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一个技术精湛的医生被誉为是最有用的人，这是对医生地位和价值的直接肯定：一是证明医者已不再是仅赋予神灵执行者色彩的人，而是一个拥有技术且能为人类服务的人；二是告诉人们医学技术已经慢慢形成，医患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人与神之间的恩赐与被动接受的关系，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动。在《伊利亚特》中，古希腊医生的功绩都归功于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阿波罗的儿子，是英勇的武士和“无可指责的医生”，虽然存在一定神授色彩，但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生命和生命价值的认知尚不够成熟，仍处于生命神圣的认知阶段。随着医者地位的提升，医生开始成为了职业，医者在行医的过程中是可以收取一定报酬用于回报自己的医疗行为及其劳动成果，医者和患者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人们对医学中的伦理意蕴逐渐开始认知。

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伦理审视

在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实践时期，人类开始考量疾病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天地问的一切包括人类都是没有任何的界限，这个事物的尽头就是另一个事物的开始，这样的循环原理给人类的医学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人们开始重新认知疾病、健康和生命的价值。

随着人类的认知能力不断增强和医学科学的新发展，医生这个职业愈趋稳定，并有了新的功能，同时也开始受到更多的约束。这个职业开始帮助人们认识到身患疾病是一个自然现象而不是神对人类的惩罚，人不再附属于神，开始行使自己的独立权力。人具有的独立主体性给医学科学赋予了更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医生与患者之间关系发生了改变――等级距离逐渐变小。希波克拉底认为：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一句话，先用草药，后用刀子”。这反映了医生与患者之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神的执行者和受罚者的关系，医生开始更多地考虑病人身体的感受，多多少少地开始展现了一些人文关怀。《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提到，一切医疗措施的实行都是基于病人的利益，禁止给任何人致命药物或者使用医学知识给人类带来伤害和危险；并且认为医生行医并不是仅仅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弘扬高尚情操，医生收取报酬的时候应当考虑到病人的实际情况而决定收取的费用。

虽然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中的伦理意蕴相当丰富，但是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仍存在许多伦理缺陷，仍然不能全面地解释人类的疾病与健康。由于受当时严格的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医生对病人的疾病治疗是根据他们的身份进行定夺，对于身份高贵的人采用最好的治疗方法，从饮食到起居进行全程监督，对于身份卑微的要不放弃治疗，要不就由医生的仆人进行治疗。这些行为对人道主义存在一定的排斥，阻碍了通往医学科学中崇高理想的路程。从延续至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来看，它存在一定的伦理缺陷。首先，尽管其中有许多冠以医生这个职业的标准和准则，它最初的目的是约束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新进的医生与他的老师之间的契约性约束。其次，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医生对于医疗行为责任的回避。新进医生的老师不是传授自己的医学技术给予学生，反而是担心自己的学生给自己带来不良的影响，进而对自己学生的相应行为进行约束。最后，在誓言中关于堕胎的认知存在着伦理缺陷，堕胎被谴责不是因为道德的问题，而是因为认为堕胎在医学科学实践中有极大的潜在风险。

三、机械论医学模式和生物医学模式的伦理审视

在机械论医学模式与生物医学模式时期，人类运用更多的理性去看待人类与疾病、健康之间的关系，使得一直依附在神灵光环下的医学科学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由于人越来越重视自身的价值，加上这一时期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与推动，使得人类需要对医学科学中的伦理精神进行全新的审视。

机械论的产生对人类认识自我生命的价值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伦理缺陷。首先，人类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控制自己的疾病，不再认为疾病是一种惩罚或不可治愈，关注人类的生物属性，并开始运用更多有效的医学药物干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健康、支持生命的存在。但由于机械论医学模式与生物医学模式存在伦理意蕴的薄弱性，为未来医学干预手段的滥用埋下了伏笔，也注定了将引发医学模式的又一次革新。其次，医学干预手段的有效实施不仅增加了人口的数量，而且也提高了人类的生命质量，但是也对人类某些权利产生侵害，这是医学伦理缺失的一种表现。最后，由于这一时期把人体看作冷冰冰的机械，将人物化为无灵

无欲的机器，人丧失了主体性和自由，成为了被修补和操作的对象，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全然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所以在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爆发时，人们显得不知所措，对瘟疫的病理本质并没有完全的认知。当时的人们为了避免疾病的扩散。试图将一些疾病与人类的生活习惯和道德行为联系起来了，但是人类越是想去对抗疾病，越是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使伦理内涵更加缺失和医学伦理更加淡薄。

从以上角度分析，这两种医学模式为人类战胜疾病和保护健康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但是太过于注重医学技术和药理药化的研究而不太关注社会变革。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已经间接剥夺了人类的权利。医学技术的不断革新，人类不断地成为实验室中的小白鼠。不管医学技术是否成熟都被拿到医学实践中去，在不断的实践中愈趋成熟，技术稳定之后便开始广泛使用，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将人对生命价值的肯定程度不断降低。

四、新医学模式中的伦理内蕴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重视生物因素，也同样重视心理因素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主张在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系统中研究人体和人(图1)。在此基础上，还出现了一些新兴交叉学科，如社会医学、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新医学模式认为，人类健康的维护和疾病治疗不仅取决于医疗技术，还与生态环境、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卫生保健政策、经济发展等因素紧密相连。新医学模式的产生，帮助人们从内涵到外延重新理解了生命的价值，也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有了重新的界定，医学科学中的伦理意蕴也有了新的、较全面的展现。

随着医学模式的嬗变，新医学模式在医学史上第一次真正全面地把握了生命的价值，在医学科学中出现了完整的人。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不仅仅具有生物意义，更重要的是社会意义。新医学模式肯定生物因素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影响，也肯定社会、文化等因素在人类健康与疾病中的作用，认为人离不开自然环境也离不开社会环境，它既充分考虑人的生物属性(即内在价值)，也充分考虑其社会属性(即外在价值)，使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达到有机统一，人类对健康的认识不再是没有疾病而是生命质量的展现。新医学模式对人类生命价值的认识不再是局限于人躯体的存活，更多的是开始关注人类内心对世界的认知。人类患有的相当多的疾病都与心理的压力过大或者失衡有关，人体的健康不再仅仅是机体的完整和运作良好，更多的是高效的良性循环。在新医学模式影响下，针对灾后特殊群体的心理干预医疗活动，充分展现了新医学模式中的伦理意蕴。经历过灾难的群体生理上的伤痕很快就愈合，但是心理上的挫伤又该如何把握以及治愈。受灾地区的许多人虽然生理存活着，但是心理是死亡的，对人生的价值已不存在认同，甚至有些人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生命。只有新医学模式的建立，才能将特殊群体的生命重新拉回到应有的价值轨道上面。

随着人们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就要求卫生服务体系中的决策者在对医疗实践活动目的和医疗卫生资源分配进行决策时，要多元化地考虑人的需求，并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处理好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考虑到因群体差异性而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不同的因素，真正做到医学技术主义与伦理主义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