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观点范文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性思考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各界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概念。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包括哪些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哪些方面深化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是一种简单的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构建、培育和践行有何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厘定和基本内容

从哲学维度看，价值是揭示客观事物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核心价值观则是指一个社会处于主导地位、能集中反映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共识的价值观，是指引领国家健康发展、保障社会稳定进步、判定人生是非美丑善恶的价值观。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进一步概括和凝练，即党和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和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对此问题的认识，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其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对三个倡导的关系作了说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这“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了现阶段全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其核心在于分别体现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在价值规范上的目标要求、取向要求、准则要求;同时，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的划分是相对区分的，三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如杨叔子先生所言：“这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反映了同志一再强调的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这三者利益的关系。”显然，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保障着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保障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而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又支撑着国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有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作为基础，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的社会才有可能，建设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生态和谐的国家才有可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化发展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代表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方向，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互交融，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着强大精神力量;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为在社会生活中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判断提供了基本准则，发挥着引领风尚的作用。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本质、最重要的部分，四者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2年11月，党的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包含着“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若如此，在今天既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又强调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似乎更加突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事实上，这些问题归结为一点，那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

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为什么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要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单地理解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我们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因为什么？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提出，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进一步深化、凝练和升华，进一步适应大众化的需要。因为“观”和“体系”相比较，“观”是指人们对某种事物的根本的看法和观点，价值观也就是人们对价值的根本看法和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上是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根本看法和观点;而“体系”侧重的是理论，一般是指关于某个事物的理论体系，是关于某个事物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观点体系。价值体系是关于价值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体系。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更适合于大众化的需要，更加“接地气”、更加“通俗化”，更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收、接受，更易于让广大民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深化和发展，更加适合思想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广泛开展，更具“大众化普及”的现实可操作性和运作性。也就是说，不管是党员干部甚至是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每一个公民，都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建构、培育和践行，体现了一种“寓党员干部于人民群众中”的价值理念，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进行架构，提出了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蕴含着三个层面的价值主体和责任主体。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没有特例和特权，不分干部、党员和群众，各尽各的责、各履各的职。“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充分展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构建、培育和践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了现阶段全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既分三个层面对不同的价值主体提出了不同的核心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又将三个层面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价值观体系，符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和发展趋势，顺乎中华各民族人民的民心和民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它的提出、构建、培育和践行，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以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在学习与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思想和价值理念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价值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创新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第二，在现实性上，当代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面对世界范围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建构、培育和践行，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从社会历史维度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构建、培育和践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每个时代的价值观特别是其核心价值观对于这个时代来讲，具有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功效。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后经历代儒家的吸收融合，逐步形成了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即“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超稳定结构的精神支撑，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延续两千多年的精神保障。在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掀起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核心价值观念，形成了一套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对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在当代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应当坚守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一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我们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参考文献：

[1]虞云耀.共产党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光明日报，2014-05-07（01）.

[2]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EB/OL].http：///politics/2013-12/23/c_118674689.htm.2013-12-23.

[3].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02）.

[4]杨叔子.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一点理解[J].高等教育研究，2014（4）：1-7.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人文主义的观点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当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6）07―0010―02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特点

（一）文化与劳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马克思认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该要和谐相处，因为人要生存就必须要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从这点来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自然相结合的主要方式就社会实践，也就是劳动。而人类的文化就是这样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们通过劳动来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在劳动实践中一方面体现了人的本质，另一方面，人也是通过劳动的方式在“化自然”，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造自然，美化自然。这样就产生了文化。例如我国的名山泰山、黄山，在自然界中，它们先于人类存在。经过人的美化改造，它们才显出了自己美。像泰山，因为历代皇帝封禅，又有旅游者来此看日出，才逐步形成了泰山文化，而黄山的奇峰异石，也因为被人赋予了各种想象，才形成了特有的旅游文化。

（二）文化与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不仅是劳动创造，还和经济基础有关。文化是意识形态上的，属于上层建筑之一。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观念来看，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但文化的特点是，它和经济基础的发展不是成比例。经济基础的发展，不能代表文化也能同步发展。马克思还用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来证明这种现象。在古希腊时期，尽管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落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但却有辉煌的文化成果，像希腊神话、史诗以及三大悲剧家的悲剧等文化形式。从今天的文化发展来看，马克思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像今天的美国，他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文化的发展却没能和经济发展同步。但有时候，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也能带动文化的发展，这主要由当时的政治观念来决定。像我国的唐朝，实行的是开放式经济政策。引来海外国家前来进行经济贸易。这样的开明政策使得当时的文化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像诗歌的盛行，外来音乐舞蹈也影响了唐朝歌舞的发展，连宗教也是儒、道、佛并行发展。我国的北宋时期，因为在政策上没有前朝那样的门第观念，平民出身的人通过努力也能跻身于朝廷大臣之列。这种风气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在文化上不仅产生了宋词，连体育文化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像唐朝蹴鞠属于宫廷体育，但宋朝却成为民间体育。在国外也是这样，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开始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时候也出现了很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勃朗特姐妹、奥斯汀、狄更斯、哈代、萨克雷等作家。从这一点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文化而言比较合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人为本，是进步的文化，理性的文化，也是世界视野下的民族文化，更是丰富的和谐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的发展

（一）对马克思文化观的阐述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在新民主革命时期，结合当时的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进行了阐述。最后得出结论，他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的反映，也就是说，文化是具有历史痕迹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都是这个历史时期社会和经济的反映。的观点正好阐述了，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和政治决定文化，文化同时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适合政治和经济发展时，就会对政治和经济起促进作用；反之，就会对经济和政治起阻碍作用。

在阐述了马克思文化观的基础上，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也是科学的。民族性表现在新民主主义所背负的文化使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科学性表现在追求实事求是的路线。本着尊重客观真理和客观事实的原则，来反对愚昧和迷信，坚持科学道理。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利用新民主主义文化，制定了中国革命的奋斗目标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事实证明，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来看，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也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具有指导和启蒙作用。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阐述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了“总设计师”的作用，还对新时期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导致了的发生，使国家建设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结束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文化方面也重新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做了阐述。

人文主义的观点范文

关键词：对外汉语跨文化交际中西方价值观集体主义个人主义

一、引言

萨丕尔指出：“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一个民族的语言本来就是其文化的基本形式之一，而语言又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见文化对于语言的制约性是显而易见的。解决好跨文化交际的问题，有利于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更好地学习汉语。

跨文化交际，简单来说就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行为，但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却有不同的理解，这就涉及到“跨文化”这一概念的界定。广义的观点认为，任何两个人之间的交际都应该是看作跨文化交际，因为严格来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文化背景是完全相同的。比较典型的是MarshallSinger的观点，他认为，首先，每个人都隶属于若干群体，而且，没有两个人隶属的群体是完全相同的。其次，即使在同一群体中每个人的态度、价值和信念也不会完全一样。因此，在文化上每个人都应该被认为是独特的。[1]这种观点对于跨文化交际的深入研究是很有帮助的，把目光放在更具体的诸如地区、阶层、年龄、职业等文化差异上，更有利于具体地分析跨文化交际中的问题。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通常指一个群体的行为习惯，而非以个人作为考察对象。因此应将种族、民族、国家等主流文化置于首位，其次给予亚文化和地区文化等不同层次的文化（例如地区、阶级、性别、年龄、职业）以适当的关注。胡文仲认为，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我们可以试着采取这样的顺序：主流文化——亚文化——地区文化——小群体文化（不同年龄、职业、性别群体的文化）[2]。

我们知道，价值观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差异又是中西方价值观差异的主要方面之一，应得到重视。因此，本文在此探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的部分社会历史原因和差别，并简要分析这种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具体表现。

二、价值观的涵义和作用

价值观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3]在跨文化交际中，价值观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际行为差异的根本内因。ClydeKluckhohn认为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显型或隐型的认为什么是可取的观念，这一观念影响人们从现有的种种行为模式、方式和目的中做出选择。”[4]Samovar和Porter认为：“价值观通常是规定性的，告诫人们什么是好的和坏的，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什么是真实的和虚假的，什么是正面的和反面的，等等。文化价值观确定什么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什么是值得保护的，什么会使人害怕，什么是应该学习的，什么是应该耻笑的，什么样的事件会使人们团结起来。最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指导人们的看法和行为。”[5]我们在此讨论的价值观，实质上就是Samovar和Porter所说的文化价值观。

中西方价值观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是跨文化交际中许多差异的根源。仔细分析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各方面的行为，很多都可以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中找到原因。

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从古至今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集体主义将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顾全大局精神，反对突出个人表现和强调个人利益。这种价值观在中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达千年之久。儒家思想认为个人的存在是融于社会中的，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经历了短暂的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集体主义又重新成为新历史时期的价值标准。

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一种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价值观。它萌芽于欧洲重商主义的社会传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就是这一价值观的反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内化为一种稳定的价值观。它认为个人价值至高无上，追求个人自由（自我支配和自由发展），反对权威、宗教、国家、社会及任何其它外在因素以任何形式干涉和阻挠个人发展。但个人主义绝不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它是人们享有在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的自由。具体地说，就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知识技能和勤奋努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取得财富、地位和成就。也就是个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任何其它个人或组织所掌控。

当然，每个社会的价值观都是多种多样的，集体主义并不是中国唯一的价值观，同样个人主义也不是西方唯一的价值观，只是代表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罢了。西方社会也尊崇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比如他们在体育活动中所看重的团队合作精神，就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在这样的场合，集体主义的地位就超过个人主义，变得更为重要；相似地，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并不是要剥夺个人价值和利益的实现，而是在保证个人价值、利益实现基础上的集体主义。

四、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现

（一）思维模式

西方人的逻辑思维通常是演绎式的，即先开门见山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再进一步分析论证；中国人却恰好相反，中国人的逻辑思维通常是归纳式的，倾向于先分析例证，再由此推出自己的观点。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就根源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异。

人们的言行往往反映着他们的思维模式。西方人重视个人、勇于表现个人，有不同意见时，就会“迫不及待”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这种直率是对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交流；而中国人向来以“和”为贵，他人发表意见之后立即针锋相对地将自己不同的观点提出反驳，多少有些冒犯的意味。因此中国人在发表意见前倾向于先分析例证，给不同意见之间的冲突形成一个缓冲时间，并在此过程中试图说服对方，最后加以总结，清晰明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不仅可以使对方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而且可以让自己的观点显得更具说服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西方人感到中国人说话“绕圈子”，而中国人觉得西方人说话太直接。另外，在拒绝别人的邀请时，从中英文回答内容的不同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差异：英语会先说“No，thanks”再向对方说明原因，而中国人通常会以“我明天还得去×××”之类的话婉言拒绝，并不会直接说出“不”这样的否定词。

这种差异在语言上的反映表现为：英语说明事物时，习惯从小到大，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整体，而汉语的顺序则是从大到小，从一般到特殊，从整体到个体。这一差异在汉语句子的语序中有大量的反映。例如，时间、地点、姓名、称谓、组织系统、位置表达、人物介绍等等排列顺序中，汉语都是从大到小，英语都是从小到大。寄信的地址，英文要从小到大，即先写门牌号，然后写路名、镇、区、市、省、国家。“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路22号，李明”用英语就要写为“LiMing，No.22，KehuaRoad，WuhouDistrict，Chengdu，SiChuanProvince，China”。

这一特点在汉英句子结构中也有明显的反映，突出表现在多项定语和多项状语的位置顺序上。以多项定语为例：有两个以上的定语逐个修饰时，英语句的基本顺序是由近及远，从小到大，由次要意义到主要意义，由程度弱者到程度强者。例如：

Shanghaiisoneofthebiggestcitiesintheworld.

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二）人格差异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造就了中国人和西方人趋向相反的人格：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联系与依赖”式的人格，而西方人的人格更多是独立的。西方人特别强调个人独立，孩子从刚出生起就住在自己的房间里，长大以后一般也可以顺从自己而非父母的意愿自由地发展，这在中国是相对比较少见的。这种影响造成的差异较为典型地表现在家庭观和友谊模式上：

中国人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这源于古代东亚地区互相合作的农耕文化，中国人对“孝道”的重视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一个家庭中要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兄弟姐妹之间要相亲相爱，人们的社会交往再活跃，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家庭之中。因此，传统的中国家庭多为“大家庭”，家中的人口越多，就越兴旺，中国人认为“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的家庭都是很有福气的。西方人却鲜有类似的家庭观念，他们没有“孝”的概念，认为对父母的赡养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西方人会把年老的父母送进养老院或让他们独自居住，而非同自己一起居住。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这在情感上是不合适的。中国人对父母的赡养大多源于情感动因，因此即使有条件很好的养老院，他们也更愿意让父母住在自己身边。中国人更注重对家人的爱和关怀，这也极端地表现在父母总是为孩子包办一切，剥夺了子女自由发展的权利和独立的人格。

关于友谊模式，中西差别也比较显著。中国人倾向于有一小群知心的、稳定的朋友，这种友谊一旦建立，就是紧密并且长久的。朋友之间存在某种相互的义务（MutualObligation），在情感和生活上的交集很多，形成一种互相扶持、互相关怀的氛围；西方人的朋友圈很广，相对中国人来说，却多是短期的友谊。这种友谊通常能够迅速建立，但也比较容易消失。朋友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独立，他们不会过多干涉各自的生活，更注重个人的隐私和独立。并且，人们一般在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朋友，比如说一起打高尔夫的朋友（GolfFriends）、工作上的朋友（WorkingFriends）等等。西方人也有长久的友谊，一般都是类似儿时的玩伴这样感情纽带较为长久和紧密的朋友。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有的老师出于“好心”，除了关心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日常生活外，有可能会过多地“关心”到学生的经济情况、家庭情况和感情状况等，对于西方的学生来说，这都是多余甚至不礼貌的。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应把握这一差异，适当关心，但不要过分关心学生的私生活。

这种差异还有一个表现：不同于中国人注重人际关系的“和为贵”，西方人做事秉承“就事论事”的原则。如果一个人做错事触碰到西方人的底线，他们很可能马上就会发火，而不像大多中国人，虽然生气，但会压抑自己的情绪，维持面子上的和气，这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造成中国人“重义”“重和”的观念。在对外汉语的课堂上，很多老师在学生迟到的时候，因为担心影响师生之间的关系而不愿意责备学生，而是很和气甚至微笑着告知学生下次要准时到，但老师这样的态度往往会让学生误解迟到并不是大问题，继而我行我素。在这个时候，老师不妨学习一下西方人“就事论事”的态度。

（三）社会生活

西方人的个人空间范围比中国人的要大，表现在公共场合陌生人之间的体距上。虽然这种差距也有中西人口数量差异的原因，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所形成的思想原因也是其因素之一。中国人习惯作为集体中的一员，相比西方人，在拥挤的公共场合不会表现出特别的不适，但西方人面对拥挤的公共场合往往不知所措。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在拥挤的场合不得不和周围人靠的很近时，眼睛往往看着别处，避免和陌生人有视线的接触，这也是一种折中的对个人空间的维护方法。在和学生交谈的时候，老师也要注意和学生保持适当的体距，避免体距过近造成的尴尬。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常见：有的老师在鼓励学生的时候，会拍拍学生的肩膀或握住学生的手，在做出有身体接触动作之前，一定要谨慎，因为西方通常是在比较亲密的人之间才会有身体接触。

另外，在中国的公交车上，总能看到有乘客一边乘车一边吃东西，这种行为除去个人修养的原因之外，也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驱使。中国人习惯处于集体，在集体中就显得安逸自然，因此人们对其相互之间的影响不会特别在意；西方人因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注重自我利益实现的同时，也会相应地考虑到他人个人利益的实现，尽量避免让自己的行为影响或干涉到他人。因此，西方人看到中国人在公交车上出声地吃东西，自然会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合适的。

五、结语

当然，如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西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差距也越来越小，然而，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差异仍然存在。

综上所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有着独特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其差异是中西价值观差异的主要方面，是跨文化交际中行为差异的根本内因，同时成为跨文化交际中的一大障碍。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作为一种潜意识的思想底座，渗透并作用于个体行为的各个方面。分析跨文化交际中差异的主要思想根源，有利于我们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了解了对方的文化模式，才能进行更好的沟通、交流，才能尽可能地消除误解，更好地进行第二语言教学，适应全球语境下的平等往来。

注释：

[1]MarshallSinger：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APerceptualApproach.Prentice–Hall，1987，P2.

[2][3][4][5]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邓炎昌.现代美国社会与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3]池升荣.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东西方社会文化差异理解的关键[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4]MarshallSinger.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APerceptualApproach[M].Prentice-Hall，1987.

[5]MichaelProsser.TheCulturalDialogue：AnIntroductionto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M].HoughtonMifflin，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