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篇1

环境经济政策已逐步成为我国环境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而对我国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理论上更深入的认识以及我国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的国内国外新问题，一方面越发凸显了作为连接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切入点的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给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

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

直接管制”类环境政策的管理实践困境催生环境经济政策由社会经济活动的纯经济性和行为的无约束性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性，是环境问题形成的理论根源。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具有典型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直接控制制度”从一开始就成为环境管理的主要方法。我国目前已形成的以三同时”等8项制度为框架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就大部分属于行政管理手段（表1）。

我国长期主要依赖行政手段控制环境污染，实践证明，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在短期内可能能够获得较大的环境效益，但也逐步意识到，直接控制制度的社会成本过高，在有些领域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政策制定者开始重点研究和运用成本更低、更有效、不阻碍甚至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的经济激励制度——环境经济政策。对环境问题成因更深入的理论认识，使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实践越发受到重视除去极少的纯粹由自然效应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环境污染事件外，绝大部分环境污染都是由于人类的各种行为所造成的，而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两类，即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为此，七次环保大会明确指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具体来讲，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我国单位产出的资源能效消耗远高于先进国家，重投资贸易轻消费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我国污染形势复杂、污染事故多发、污染留在国内、产品出口国外现象严重，无节制、不公平的消费模式极大地加速了资源和环境的耗竭速度，因而，新时期环境政策的制定应围绕优化生产方式、引导消费模式”这一核心要求展开，而能够基于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全流程制定相关措施，统筹兼顾投资、出口、消费三方面的发展与保护的环境经济政策就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应用。

新时期、新阶段的新问题及外部新挑战对环境经济政策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一是我国现有的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由于资源匮乏、环境脆弱、人口众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环境监管滞后等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突出；

二是发展的新阶段可能带来新的资源环境问题，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5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前一时期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各种矛盾可能集中爆发，加之该阶段我国发展将面临后工业化等一系列新特征，使得我国可能面临新的资源环境问题；

三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我国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提出了新挑战，当下发达国家可能集体遭遇失去的十年”，房地产泡沫破灭、资产价格下跌、失业率高企、消费低迷等现象同时出现，在金融领域去杠杆化并重启国内制造业，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以我国限制9种原材料出口案败诉为标志的资源环境领域的贸易争端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极大地压缩了我国一直以来倚重的通过贸易限制保护资源、倒逼环保升级的政策空间，国际贸易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应用仍存诸多问题

一是对环保的促进作用还有限，十一五”时期，以污水处理收费政策、脱硫电价补贴等为代表的环境经济政策对促进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减排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除对大规模污染源（如火电厂和污水处理厂）外，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工作整体进展缓慢，市场机制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性动力仍然不足；

二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种类少、作用小，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能够有效促进先进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受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实践不广，目前上述政策的应用基本仅停留在通过限制落后来倒逼污染治理和环保升级上，而对能够通过环保优化发展的鼓励先导类的贸易、信贷和金融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应用的还非常少；

三是对环境经济政策政策效益的评估尚待深入，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对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机理复杂、政策协同运用多，导致其政策效益较难评估，具体体现在，首先，缺乏对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效益的评估，比如绿色信贷政策，对其效果的评述仅局限于4万余条环境违法信息、7000余条项目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其次，缺乏对大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效益的评估，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减少了多少污染、减少了多少资源消耗等资源环境效益，相对来说较好估算，但是，其具体减轻了多少环境代价、取得了多少的经济效益、相对备选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研究较少。

再次，对环境经济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评估，整体上进展缓慢。新时期环境经济政策的体系在认清国情、妥处世情的基础上，七次环保大会制定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总基调，提出了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的总要求，指导十二五”时期环保工作的开展。七次环保大会为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连接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赋予了新任务、提供了新机遇,具体来讲，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要求。

一是要从宏观层面研究制定覆盖再生产全过程的环境经济政策。针对经济活动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均存在环境污染的现象，应有针对性地设计研究相关政策手段从而建立覆盖整个经济活动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影响企业生产环节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有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环境财政、环境税/费政策，其中，来自金融机构的资金是企业生产活动得以维持的根本，因而绿色金融政策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环境税/费政策一方面通过惩罚性手段使得外部性内部化，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优惠政策来激励企业改善自身环境行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环境财政政策通常为激励性政策，通过补贴或转移支付的形式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影响商品消费环节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绿色采购政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政策、环境税/费政策和信息公开政策，上述政策主要是需求侧管理，其中，绿色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和信息公开政策可直接引导各消费主体选择环境绩效较好的厂家生产的商品或本身环境污染较轻的商品，而环境税/费政策通过增加或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引导绿色消费。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可有效降低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风险。绿色贸易政策旨在抑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可以鼓励生产过程中污染轻、生态影响小的产品出口，从有针对性地抑制和鼓励国外消费的角度，引导和倒逼国内环保升级。上述多环节、多层面、多角度且各有侧重的环境经济政策，为达到刺激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的政策目标，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民生改善”这个聚集点和连接点，直接提供了灵活、有效的备选政策工具组合。#p#分页标题#e#

二是从中观层面研究制定针对特定区域和行业的环境经济政策。针对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的环境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就是牵住了环保工作的牛鼻子”。电力行业和钢铁行业是典型的高硫、高氮行业，二者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工业排放量的60％左右，造纸行业和印染行业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占工业排放量的40％左右，控制住了四个行业的排放总量，就为总量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我国的大气、地表水、地下水、重金属等污染，均呈现典型的区域化特征，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粒子导致的灰霾天气，湘江流域、锰三角”等区域的重金属污染等，如果能够针对区域性的问题出台一些地区性的环境经济政策，或是将一些主要环境经济政策的试点选择在重点区域，将对区域性的环境质量改善起到巨大支撑作用。具体来讲，主要有针对重点行业和区域开展排污交易试点，针对重点行业深入开展差异对待、兼顾奖惩的绿色贸易和绿色信贷研究，在区别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对电、水、气等涉及民生的资源产品实行有区别的价格政策，以及完善旨在维护区域间发展与环保机会公平均等的生态补偿和绿色财政政策等。而且，上述中观层面的环境经济政策，一方面是促进总量减排、质量改善和风险防范等环保重点工作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促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和改善环境基本人权、更好地发挥环保在服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的政策保证。

三是从微观层面研究制定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环境经济政策。直接运用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经济调节手段，给予经济主体足够的激励，将环境问题内化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其决策的变量，这样企业在做决策之前就会像考虑劳动力与资金成本一样，将对所采取的行动作为一个决策因素，或是将保护环境本身作为一种可赢利的事业加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具体来讲，该部分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资源定价、绿色税收、环保投资、绿色保险、绿色证券、排污收费等。这是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催生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性动力而进行的资源环境改革的关键环节，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基本制度和根本措施。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

内容摘要:企业自主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企业在自主创新中处于主体地位,且其与政府具有重要的相关性。因此,在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时,政府应发挥其正面效应和积极作用,把握好政府作用的着力点,使其减少对企业创新的限制,又力求政府行为与未来发展方向保持一致,着力构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政府应给予必要的政策引导和激励,将企业自主创新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关键词:企业自主创新政府政府行为

政府在企业自主创新中的作用

在经济生活中,自主创新是具有较高外部经济性的活动,仅靠市场很难使其处于社会需求的最优水平,因此必须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后发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时,政府在企业自主创新中的角色决不仅是旁观者,因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增强从来都是与坚定的国家意志相生相伴的。政府作为提供企业外部环境的主体,通过政策措施,能够对企业自主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为行政机关,我国政府的责任是依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履行职责及发挥作用。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可以进一步明确政府所要发挥的作用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也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重新调整和配置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以及运行机制,改变实现政府职能的手段和方式。纵观整个国家创新活动,笔者认为,政府在自主创新中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又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体制转型时期,政府对于自主创新更是责无旁贷,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都是重要之手,两者不可偏废。在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方面,政府应从以直接组织创新活动为主转向以宏观调控、创造条件、环境和提供服务为主。因此可以说,创新活动必然要以政府合理发挥其作用为基础。

政府在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目前,各级政府仍然插手许多不该管且管不好的事情中,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未做到位。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这既破坏了政策的顺利执行,又导致了政府责任的混乱,从而制约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其中,职能越位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主要是地方政府)过多地运用行政权力,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使市场机制发生扭曲,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职能缺位则表现在政府对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缺乏统一规划,对支持产业创新的政策缺乏系统研究,对产业创新提供服务的功能弱化等。

现行政策体系与支持自主创新导向不协调。现行政策体系,基本上是以支持GDP增长为主,缺乏支持自主创新的明晰导向。特别是,当发展是硬道理异化为GDP是硬道理后,有些政府部门把有限资源用于规模扩张、增长速度,致使在实际操作中抑制了自主创新。其主要表现是:政策体系结构不够合理;政策设计缺乏公平性;政策制订缺乏适应形势变化的调整机制;部分政策目标支持创新的导向不明确。这使得大部分企业宁愿低水平复制生产能力,也不愿意在技术和人力资源上投资;宁愿在同类同档次产品上持续进行低成本恶性竞争,也不愿通过创新、品牌和服务提高效益;宁愿引进设备和技术,也不愿下苦功夫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

政府资金投入使用效率不高导致重复浪费现象严重。我国管理科研经费部门主要有发改委、科技部、科学院、教育部、基金委以及一些相关部委,由于部门间协调不够,导致科研经费不能合理、有效地使用。在资源配置上,多头管理,部门分割、行业分割、条块分割现象严重,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宏观统筹协调能力薄弱,造成在很多领域国家资金的重复配置和浪费,整体运行效率不高。同时科技资源配置方式、评价制度等不能适应科技发展新形势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推动自主创新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不完善。任何一项政策的开展都需要其它政策的协调与配合,自主创新政策也不例外。目前,我国与自主创新政策执行有密切联系的各项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这包括财政税收政策(尤其是科技税收政策)、金融政策、政府采购政策、人才政策等。同时,要避免出现政策执行不力出现情况,只有政策的协调工作做到位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各项政策的效能。

企业自主创新中政府作用有效发挥的对策

明确角色定位以加快职能转变。在企业发展和自主创新中,政府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技术创新规律,转变职能,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条件,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环境和氛围;政府要从科技资源配置的主体转变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制定者,资源配置过程的监督者,资源配置绩效的评估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著名经济学家金•奎内特曾提出一个很有名的观点:“政府最该做的是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交流平台,或在公共技术采购等薄弱环节发挥作用,而非亲历亲为去创新。”

建立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机制以引导和规范政府行为。因此,应重新设计和建立一整套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摒弃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继续沿用GDP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利用外资增长速度等指标体系;建立与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相匹配的效益和质量、环境、资源等考核指标。此外,还要以新的指标考核体系代替旧的指标考核体系,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经济发展的行为,调动和发挥社会各方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改进政绩考核方法,加大考核结果运用的力度,坚持按照新指标考核体系选人用人。

从政策和制度入手引领自主创新。通过财政政策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资助和引导,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等领域的资金投入;利用导向明确的税收优惠措施,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减少企业研发风险;积极推进科技金融工具创新,建立自主创新企业的贷款担保制度;专门制定针对创新技术和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培育本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功能和作用,搞好风险投资制度的建设,同时,还要逐步创造条件,调动民间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发展社会风险投资;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进一步重视标准工作,积极支持企业参与标准特别是国际标准的制订修订,争取使我国企业在标准问题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完善社会综合配套服务体系,建立企业创新的公共平台,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中介服务。

为企业自主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从自主创新的角度考察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主要着眼于政策和资金的分配上。这主要因为,公共政策具有配置资源的功能,政策实施后保证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在此期间就需要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分清到底如何分配公共政策以及相应的各项支持。竞争是必然的,但是竞争也必须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更是获得投资效益的基础。

加强法律监督体系建设。政府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对企业行为进行监督,并及时纠正和惩罚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行为。加强法律监督体系建设,一方面政府要规范企业行为,监督其资金使用情况,防止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控制企业的行为使其在合法和合理的范围内,这既有利于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又不妨碍企业正常开展自主创新实践。另一方面,政府行为也应该受到约束。尤其是行政审批,政府采购等与自主创新活动有密切关系的行为。这样可使目前的审批事项过多过滥、办事不透明、工作不到位的现象从根本上得以扭转,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转变作风以加强政策执行效果。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促进自主创新要靠政府发挥作用。由于自主创新政策本身的复杂性,这就需要政府既要避免政策执行方式的滥用,又要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灵活应变。同时,由于政策执行本身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和预测上的困难,这就更需要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在开展微观层面工作中发挥作用。另外,政府要积极落实以经济方式为主的行政方式,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金融政策工具,及时调节社会经济发展,引导自主创新政策的发展方向,激励社会各方有效实施政策,开展各种创新活动,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

强化自主创新政策落实的监督约束。从实践来看,自主创新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不尽人意。因此,政府建立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机制,设计有利于评价的指标体系;强化对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明确政策的执行主体、监督主体和责任机制,切实解决科技资金争投入、争花钱、轻管理、轻产出、轻效益的情况;建立严格的验收考核制度,对政策落实的实际效果进行科学评估,认真查找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严肃查处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渎职失职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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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

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46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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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列宁结合俄国本国国情，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权建设的学说俄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将市场经济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并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尽管由于时代和当时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新经济政策最终流产，但这并不能掩盖列宁经济思想的光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产生与发展的同时，也吸引了一部分国外学者的注意力与兴趣。他们纷纷从不同的侧面与史料入手，探讨新经济政策对于当时俄国的意义与影响。即使以今天的目光去考量，这些论断仍然值得我们去深思。

对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探讨与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上半期，关于新经济政策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主要的材料是党的文献、斯大林的著作等，而且更加直观地反映在斯大林、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三个人对待新经济政策不同的态度上。

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正式提出前持的是反对意见，主要表现在对“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和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能否存在的理解上。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却截然对立。商品、价值、工资等商品经济概念在过渡时期与资本主义时是不同的：当生产过程的不合理性消失，即自觉的社会调节者出来代替自发势力的时候，商品就失去商品性质变成产品，价值也不适用于过渡时期，工人此时领得的是社会劳动份额而不是工资，利润以及剩余价值也消失了。所以，过渡时期不存在商品经济。但是1921年春尖锐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使布哈林态度完全转变，坚决拥护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布哈林在《经济政策的新方针》中认为当时俄国处于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所以“增加产品的数量是当前经济形势的最高规律”，“保存、加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各种经济形式以及社会化的大机器工业”，在增加产品数量的同时要警惕资产阶级发展趋势，防止蜕化变质。这时布哈林已经是完全赞同新经济政策。

托洛茨基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时就向列宁建议应放弃战时共产主义，用征收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建立商品交换制度。可见托洛茨基最初是赞成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后，苏联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大量存在，城市耐普曼和富农出现。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上，托洛茨基主张对其进行压制，并纳入到国营范围内，使之国有化。《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中托洛茨基考量了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城乡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成分，对市场制度显得过于悲观。但是，托洛茨基最后认为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还得依靠世界市场。在《“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中托洛茨基主张“恢复我们和世界经济的物质联系……我们越来越走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孤立状态，而纳入世界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体系中。”

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则较为复杂。1921年的《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中斯大林从战略、策略意义上分析当时战争结束后苏联国内外局势，得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可行，为了世界各国的革命和建立世界经济，应实行新经济政策。可见，这时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赞同只是作为一个策略家的谋略，并没有理论上的论证。1924年4月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商业的发展扩大了销路也扩展了工业，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顺利地解决了其他当前任务，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造了条件。1925年6月的《问题和答复》是斯大林对十四大后群众所提出的疑问进行的答复，指出要消灭农村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实行正确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实行电气化计划，发展大工业，消灭城乡对立。1926年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中，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分成两个时期，以1926年为界，前一个时期以农业为中心，后一时期以工业为重心，现在应该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加强外汇储备，改革税制，干预粮食市场，为发展工业积累资金，同时巩固工农联盟。1929年4月的《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中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允许了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使得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强大起来并向社会主义进攻。《大转变的一年》是斯大林对1929年工业、农业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从成果上肯定了要取消新经济政策。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可见，斯大林这里完全终止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态度上的变化是随着苏联当时经济生活的情况做出相应的策略上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从理论上、实际上来说都是必须的。

第二阶段：在俄罗斯建立后，学者们对于新经济政策研究的热情度依旧不减当初，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如何看待列宁根本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