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循环利用篇1

四川省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田运富指出，广安市的传统产业如大量耗费能源的煤炭、水利、石灰行业，正逐步被高端电子、精细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取代，同时配套发展电子商务、电子信息，以及现代物流、现代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田运富介绍，循环经济已延伸到广安市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与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度融合是未来发展方向。全域通过PPP模式，与中信集团、北控水务合作建立多个治污设施，水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目前广安区域的水质必须要达到三级以上，既保证了广安市广大农村的饮用水的安全，也提升了下游重庆市生活用水质量安全水平。

“再生资源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双重压力，垃圾及废弃物的处理与回收价值凸显。从总体上看，我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正不断发展壮大，在促进城市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会长潘永刚指出。

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品牌管理总监周未说，通过研发国内首个饮料瓶智能回收机，盈创回收开创首例将物联网技术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结合的应用，搭建智能化的一级、二级至再循环的回收体系，达到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技术。同时盈创回收正试运营O2O上门回收业务，有望通过下载APP一键下单，实现回收人员上门回收服务。

但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地方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现状并不令人满意。潘永刚指出，企业多数通过互联网进行废旧物品收集管理，但卖废品的主力仍以中老年人为主，而互联网的使用群体多数是年轻人。同时，废旧品回收企业由于承担了17%的增值税，增加了利润本就不高的行业的运行成本。另外，我国并未实行回收与环保体系一体化，从而造成了再生资源回收和城市环卫分类工作造成无法接轨的问题。

回收循环利用篇2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减量化管制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051512)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对城市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进行了具体测度和实证分析，以期为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本研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测度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的总体状况；二是考察不同的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即人口统计特征对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影响。

关键词：循环回收行为；总体状况；方差分析；人口统计特征；政策含义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保证。这里，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reduce,reuse,recycle,3R)为原则的循环型社会建设不仅是生产环节(针对工商企业)的循环，而且更重要的是消费环节(针对居民和各类消费者)的循环。为了在全社会树立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的理念，我们必须首先调查和了解普通居民在消费、使用过程中的循环回收意识和行为，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应的公共政策，以对普通居民加强循环回收行为的沟通和引导。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开始注重对居民的环境意识行为(或称环境保护行为、环保型消费者行为)进行实证研究。一些学者(SchwepkerandCornwell,1991)发现，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等人口统计特征和居民对生态的关心显著相关，高收入者，以及职业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往往更关心生态。同时，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也比其他人群更关心环境。但是，也有学者研究认为人口统计特征和生态行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波隆斯基、威蒙萨特，2000)。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都是针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由于我国在经济水平和文化特征等方面与经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沿用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来直接判断我国的情况(况且，发达国家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近年来，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居民环境意识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杨明，2002)，但是很多研究文献仅仅是对公众环境意识行为的现状进行一般性描述，缺乏深层次分析。而且，很多研究文献主要是针对一般环境问题(如酸雨、全球变暖、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事实上，这些环境问题有的似乎距离居民还很遥远，居民日常的环境意识行为很难显著地影响这些一般环境问题(如酸雨)。基于此，本文专门针对居民切身的环境问题――垃圾污染问题进行研究。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主要对城市居民日常的产品消费、回收、处理过程中的环境意识行为――循环回收行为进行具体测度和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测度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总体状况；二是考察不同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即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婚否、年龄、学历、家庭人口、就业状况、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等)对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影响。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对城市居民(以武汉为代表)进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问卷主体内容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度量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语句，我们设置了4个问题：

F1：一件产品用旧后，通常我就会重新买个新的，即使这个旧产品还能使用或修理后能用。

F2：只要可能，我尽量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

F3：我通常把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直接扔到垃圾箱里，而不是设法卖掉或送给别人。

F4：我通常把旧报纸杂志、书本纸张等积累起来，然后卖掉或送给别人。

其中，F1、F2度量的是居民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倾向，F3、F4度量的是居民对废旧产品(或生活垃圾)回收再利用倾向。每道问题都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制，我们采取居民主观赋值的方式，得分代表居民对该语句的同意程度。其中，1同意，2大致同意，3一般，4不太同意，5不同意。有的语句为正项指标(如F2、F4)，有的语句采用负项指标(如F1、F3)，负项指标统计分析时我们反向打分(即在计算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得分时，用6减实际得分).

第二部分是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婚否、年龄、学历、家庭人口、居住年限、就业状况、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成员月总收入等，共10个问题。其中，对就业状况变量，我们设计了3个分类指标：(1)是；(2)否；(3)在校学生，这样可以把学生与其他居民区分开来。对职业变量，我们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并有所调整，将职业分为6类。个人月收入项中，我们选择以800元为一个区间(而不是通常使用的1000元一个区间)，将个人月收入分为6类。家庭成员月总收入项中，我们以1600元为一个区间，将家庭月总收入分为6类。鉴于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准确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难，我们用家庭成员月总收入除家庭人口以获得家庭人均月收入，并把家庭人均月收入分为6类。为了设计本调查问卷，我们参考了很多国内外文献(AndersonandCunningham,1972;Bohlen,etal.,1993;NewellandGreen,1997)，并在其基础上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和文化特征进行了综合比较与反复修正。问卷正式形成以前，我们首先经过一轮与专家、居民的访谈，询问他们哪些因素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重要影响后归纳得出问卷初稿。此后，我们对城市居民进行了两次预调查：第一次调查了30位城市居民(其中包括一部分大学生)，获得了26份有效问卷；第二次调查了60位城市居民，获得了54份有效问卷。我们对预调查结果进行了初步分析，总结了被调查居民的有关意见，对一些不适合的问题进行了修正，最终确定正式问卷。

问卷调查于2006年在武汉市展开。我们采取邮寄调查与面对面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随机派送了1250份调查问卷至居民小区信报箱，并请居民将填好的调查问卷用我们预先贴好邮票的信封寄还给我们。派送调查问卷时，我们采取了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根据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七区(江岸区、江汉区、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的人口分布情况，我们选择了25个居民小区(分层抽样)。其次，每个小区平均派送50份调查问卷至居民信报箱(简单随机抽样)。除邮寄问卷调查外，我们还在居民小区、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了随机的面对面调查。面对面调查问卷的内容与邮寄问卷是一样的，只是被调查人当场填写，我们当场回收。截至2006年6月25日，我们共回收问卷355份(其中，邮寄问卷回收242份，回收率为19.36％，面对面调查问卷回收113份，没有统计面对面调查拒绝率)，后经一致性检验剔除34份无效问卷，最终共获得有效问卷321份。为了确保调查的是武汉居民，在我们最终确定的有效问卷中，被调查者在武汉居住的年限都达到6年或以上。从回收问卷的构成分布看，其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状况等大致与武汉市总体状况接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调查是科学、可信的。我们采用SPSS11.5对321份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总体状况

我们先不考虑内部差异，从总体上考察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一般状况。

从表1可以看出，在度量居民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倾向的两个问题中，有59.5％的居民不认同(包括不同意和不太同意，下同)“一件产品用旧后，通常我就会重新买个新的，即使这个旧产品还能使用或修理后能用”(F1)，只有19.9％的居民认同(包括同意和大致同意，下同)F1。相应地，有65.7％的居民认同“我尽量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F2)，只有9.7％的居民不认同F2。从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的角度看，F2的回答结果要好于F1，内部差异也小于F1(表现为F2的标准差小于F1)，这反映了多数居民认同会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但是，居民对于产品废弃的理解可能不完全一致。部分居民也许认为“一件产品用旧了就废弃了”，此时就会重新买个新的，即使这个旧产品还能使用或修理后能用。

在度量居民回收再利用倾向的两个问题中，有61.4％的居民不认同“我通常把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直接扔到垃圾箱里，而不是设法卖掉或送给别人”，有24％的居民认同这么做。居民对“我通常把旧报纸杂志、书本纸张等积累起来，然后卖掉或送给别人”(F4)最为认同(均值为1.29)，内部差异也非常小(标准差为0.693)。统计显示，有93.8％的居民认同F4，不认同F4的居民不到2％。比较F3、F4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居民对纸张的回收非常高，但是F3的回答结果显示，不少居民扔掉了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据我们调查，扔掉的废旧物品主要包括旧塑料、玻璃、布类织物、金属等。这些物品不容易像纸张那样积累起来卖掉，回收的途径也不便捷，所以居民回收利用的激励不够。

总的来说，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大多数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考虑到居民可能有“爱面子”心理，存在美化自己行为的倾向，城市居民实际的循环回收行为倾向可能低于我们的调查结果)。

四、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

我们主要采用方差分析(AnalysisofVariances,ANOVA)对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时，我们把人口统计特征作为自变量(包括性别、婚否、年龄、学历、家庭人口、就业状况、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共9个变量)，把循环回收行为作为因变量(包括F1、F2、F3、F4和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即以上四者的平均值)。我们主要考察人口统计特征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人口统计特征对城市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

对于性别，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男女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差异。均值分析表明，男性较女性更注重循环回收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循环回收行为的四个问题上，男性更不会对产品“喜新厌旧”(F1)，更注重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F2)，更倾向将纸张回收利用(F4)。据我们推测，这可能由于女性更追求时尚和时髦，所以对产品的循环使用与回收再利用不太注重。

对于婚否，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已婚者与未婚者在循环回收行为上有显著差异。通过均值分析发现，已婚者更倾向从事循环回收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已婚者更注重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F2)，更倾向将纸张回收利用(F4)，未婚者更倾向“把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直接扔到垃圾箱里，而不是设法卖掉或送给别人”(F3)。据我们分析，未婚者与已婚者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未婚者年纪小，一些还未成年，社会责任意识较弱；二是未婚者收入来自父母，经济压力感受少，所以对循环回收行为不够重视。

对于年龄，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年龄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55周岁以上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均值为1.77，而15-24周岁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均值为2.46，总的来说，随着年龄增长，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倾向逐渐增加(体现为均值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年龄对循环回收行为的四个问题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F1的显著性水平为0.078，其余三项的显著性水平均在0.01以下)。据我们分析，这可能有三方面原因：(1)年龄大的居民，多经历过穷苦日子，大多保持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对循环回收行为也比较注重。(2)传统上我国的废旧物资回收较为普遍，年长者也养成了循环回收的习惯；(3)一些年轻人可能忙于学习、工作和事业，社会责任意识较弱，也不太注重循环回收问题。

对于学历，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学历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我们认为，不能就此武断地认为学历对循环回收行为没有影响。这是因为，随着高等教育门槛降低，初中等教育日益普及，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居民在学历上没有可比性。例如，现在的一个大学生与80年代的大学生已不可同日而语。只有在同一时代、同一年龄层次的居民中(如都是25-34周岁)，进行学历比较才有意义。保持时代、年龄条件同一的条件下，学历对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这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对于家庭人口，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同家庭人口的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

至于就业状况，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同就业状况的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有显著差异。均值分析显示，已就业者和未就业者在总体循环回收行为上的平均得分分别为1.88、2.00，而学生的平均得分为2.45(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未就业者大多数为55周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员。据统计，未就业者中有55.8％的人年龄在55周岁以上，还有18.6％的人年龄在45－54周岁之间，两者合计有74.4％)。可见，学生较其他两类人相比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在F2、F3、F4三个问题上，学生均表现了这种倾向。学生对循环回收行为的认同度较低，这可能由于学生更追求时尚潮流，倾向于时尚消费，往往忽视了循环回收。另外也可能由于学生大多住在学校宿舍，缺乏将可回收垃圾(如纸张、旧塑料等)积累起来回收的条件，而住在小区的其他居民可以方便地在家门口将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资卖掉。

对于职业，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同职业的居民在总体循环回收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不同职业的居民在“只要可能，我尽量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F2)上有差异，只是显著性不够强(显著性水平为0.072)。通过均值分析发现，各类工人(制造、运输工人、手艺人和相关人员)对产品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最为注重，其次为企事业单位职员、管理者、各类专业人员及个体老板，最不注重产品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的是服务业员工、商业人员、销售人员。

对于收入，在0.012的显著性水平下，个人月收入对于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均值分析表明，月收入在1600-3200元的中等收入者相对于高收入者与较低收入者更不注重循环回收，主要体现在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的回收(F3)上。较低收入者(月收入1600元以下)注重循环回收应该主要是出于经济动机，而不一定是内在的责任意识。月收入3200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大多属于已婚男性，年龄多在25-44周岁，学历多在大专以上，他们注重循环回收则可能出自内在的社会责任意识。

对于家庭人均月收入，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我们没有发现家庭人均月收入对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由于家庭人均月收入是我们自己换算而得的，数据不一定完全精确，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上面我们用单因素分析法分析了人口统计特征对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但是，进一步地，这些人口统计特征对不同性别居民的影响是否完全一致？比如说，个人月收入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存在影响，但是，个人月收入对男女的循环回收行为是否有同样的影响？下面，我们简要讨论一下性别分层后这些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我们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别对男性样本(177个)和女性样本(142个)进行单独分析，并进行相互比较。见表3。

如表3所示，婚否、年龄两个变量对男女的总体循环行为都存在影响，但显著性水平有所差异。婚否、年龄对女性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更显著(女性的显著性水平为0.01，男性的显著性水平为0.05)。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婚否变量仅在F3项上对男性有显著影响，而在F2、F3、F4三项上对女性都有显著影响。与之类似，年龄变量仅在F2项上对男性有显著影响，而在F2、F3、F4三项上对女性都有显著影响。

与前面单因素分析一致，家庭人口、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对男女的总体循环行为都没有显著影响。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学历、就业状况、个人月收入三个变量对男性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则存在显著影响。具体地说，学历高的女性相对于学历低的女性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女学生相对于其他女性(已就业女性和未就业女性)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中等收入的女性相对于低收入女性和高收入女性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

总的来说，性别分层后的单因素分析进一步表明，不仅男性较女性更倾向于从事循环回收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男性内部在循环回收行为上的差异较小，女性内部的差异较大。可见，人口统计特征对女性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对男性的影响相对来说不甚显著。性别分层前我们对所有样本进行单因素分析时，就业状况、个人月收入对居民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存在显著影响。但是这种“显著影响”实际上是不可靠的。性别分层后的单因素分析进一步揭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就业状况、个人月收入仅仅对女性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对男性没有显著性影响。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学历对居民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性别分层后的单因素分析却挖掘出隐藏的关系：学历对女性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城市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了一个初步认识和了解。一方面，从总体上看，多数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倾向比较明显(不考虑居民美化自己行为的倾向)。特别地，居民对旧报纸杂志、书本纸张等的回收非常高。另一方面，从对不同居民的具体分析看，不同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年龄对于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年长者更注重循环回收行为；学生相对其他人来说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男性较女性更注重循环回收行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学历、就业状况、个人月收入等人口统计特征对女性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对男性的影响相对来说不甚显著。人口统计特征对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女性(而不是男性)身上。相应地，女性内部在循环回收行为上的差异较男性大。

本文的研究可对我国相关公共政策(尤其是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管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例如，考虑到居民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政策制定者应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应的公共政策，实现以较低的政策成本获得较高的政策收益。鉴于学生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管制者应重点针对学生加强循环回收意识方面的传播与沟通；鉴于女性居民和年轻者更少地从事循环回收行为，管制者对女性和年轻者应加强引导；等等。

参考文献：

波隆斯基,威蒙萨特.2000.环境营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30-142.

杨明.2002.环境问题与环境意识［M］.北京:华夏出版社:76-83.

ANDERSONWT,CUNNINGHAMWH.1972.Thesocialconsciousconsumer［J］.JournalofMarketing,36(July):23-31.

BOHLENG,etal.1993.Measuringecologicalconcern:amulti-constructperspective［J］.JournalofMarketingManagement,9(1):415-430.

回收循环利用篇3

关键词：循环经济；循环工业园；DSD双元回收系统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首脑大会之后，发展循环经济便被各个国家认为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最重要、最现实的选择。以德国、日本、美国等为首的发达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循环经济的政策，并推出了一些成功的实践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国目前也面临着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严峻、资源相对匮乏的矛盾，发展循环经济是必然选择。因此，深入分析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和实践经验，为推动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CyclicEconomy）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将循环经济定义为“在生产、流动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循环经济能够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循环经济能够以最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小的污染物排放。因此，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和全过程的控制转变。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

二、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基本模式

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形成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四种基本模式，使循环经济在社会、区域和企业几个层面扎实有效地展开。

1.丹麦的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模式

丹麦是循环经济的先行者，丹麦卡伦堡循环经济工业园是世界上最早和目前国际上运行最为成功的生态工业园，作为一种生产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形成良性循环的工业园区建设模式，它形成了一个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高效、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其基本特征是：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企业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成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和能源，所有企业通过彼此利用“废物”而获益。其中五个主要参与企业为：阿斯内斯火力发电厂（丹麦最大的燃煤火力发电厂）；斯塔托伊尔炼油厂；济普洛克石膏墙板厂；诺沃诺迪斯克制药公司（生产医药和工业用酶，是丹麦最大的制药公司）；一个土壤修复公司。该园区以发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制板厂四个厂为核心，通过贸易的方式把其它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本企业的生产原料，建立工业横生和代谢生态链关系，最终实现园区的污染“零排放”。卡伦堡工业园区通过以上循环经济的实践，使得工业污染降低了，水污染减少了，资源浪费减少了，但利润却得到了提高，取得了巨大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卡伦堡工业园的发展经验表明，循环经济工业园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环境保护和资源高效利用的基础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工业园是在具体制度安排下，在卡伦堡地区特定的资源背景下，在特定的企业技术经济关系下形成的以闭环物质流为特征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为世界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范式，

2.德国的社会层面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模式

德国是世界上发展循环经济最早、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环保运动中，从废弃物的治理过程中探索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的。当时，德、美等国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装备和精密化程度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其循环经济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都以回收利用废弃资源和发展可再生资源为重点。德国循环经济起源于垃圾处理，然后逐渐向生产和消费领域扩展与转移，因此又被称为“垃圾经济”。德国的废弃物双元回收体系（DSD）是其典型代表，即包装废弃物收集和处理的“双元回收系统模式”。1990年9月，德国95家生产厂家、包装物生产厂家、商业企业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建立了双元回收系统，它接受企业的委托，组织回收者对废弃物进行分类，然后分送到相应的资源再利用厂家进行循环利用，能直接回收的则送返制造商，已1.6万家企业加入了DSD系统。政府只规定回收利用的任务指标，其他一切均按市场机制运行。该系统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德国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不仅带来了资源的高效利用，产生了积极的生态效应，且为社会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

3.美国的循环消费模式

美国发展循环经济较早，国民的环保意识和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观念较强。

早在1976年，美国联邦政府就制定了专门的《固定垃圾处理方案》，并要求各州制定相应的法规和计划，加强对废旧物质的回收利用。目前，有近50%的州对固定废弃物的循环处理率超过了30%。各州还成立了再生物质利用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开设网站相关信息，鼓励人们购买使用再生物质产品。美国的旧货交易模式在循环消费方面更具有典型性，其主要形式有庭院甩卖、旧货市场、商业网站或政府支持的网站进行的旧货买卖，成为西方社会很典型的循环消费模式，对许多国家发展循环消费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循环消费和闭路多环生产是相得益彰的，闭路多环生产过程是尽量减少生产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在产品设计时，就考虑到消费之后便于回收和再生利用。然而，回收和再生利用的产品，还必须通过消费者的自觉行动来实现，消费者在排放废弃物时就应考虑到为回收和再生利用提供便利条件，比如将可回收的废弃物卖给废品收购站，或者对垃圾进行分类堆放，便于再生资源部门分别处理和再利用。

4.日本的立法推进模式

日本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全面发展目标，原因是二战后日本实行“追赶型”和“赶超型”经济，但高增长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同时日本作为岛国，资源匮乏。为了谋求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有效解决，日本政府认为，应该抛弃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代之以抑制废物产生、废物处理与资源再利用一体化的物质循环链条，并构筑起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减轻环境负荷的循环型社会。日本在21世纪初提出了“环境立国”战略，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经济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循环经济法制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可分成三个层面：基础层面是一部基本法，即《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二层面是综合性的两部法律：《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第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专项法：《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等。在法律体系的推动下，日本致力于建立循环型社会，形成三大资源再生系统子系统，即废物回收系统、废物拆解、利用系统和无害化处理系统，通过这三大子系统实现了循环经济的“3R”原则。

三、国外循环经济模式的启示

1.结合国情，选择适合我国的循环经济切入点

发达国家多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选择发展循环经济的切人点和发展目标，并由此形成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产业。总体来说，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德国、美国等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环保运动中，从废弃物的治理过程中探索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的，其循环经济的发展都以回收利用废弃资源和发展可再生资源为重点。日本则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全面发展目标，日本政府认为，应该抛弃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代之以抑制废物产生、废物处理与资源再利用一体化的物质循环链条，并构筑起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减轻环境负荷的循环型社会。

我国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做法，必须认清当前自己的国情和经济现状，正确理解中央对循环经济的功能定位，选择适合的循环经济发展道路。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研究员石磊认为，基本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际环境不同，这都要求我国循环经济的推进与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加强废物的循环，更要注重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等前端因素。

2.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涉及企业的外部性和社会公平，因此，需要将强制的外部约束力和内在利益的驱动结合起来，因而，通过立法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德国采取先在个别领域逐步建立一些相关法规，随后才出台整体性循环经济法律的立法步骤，经过实践，不断进行修订完善，形成了合理的法律体系。日本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立法办法，三个层面的法律法规集中体现了“三个要素和一个目标”，即减少废弃物、旧物品再利用、资源再利用以及最终实现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目标。

3.构建激励机制，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也是污染的主要源头，循环经济应从企业抓起。从本质上说，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与企业的效益原则是一致的，尤其是减量化原则，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显然与企业的经营目标是统一的，企业是有动力开发新技术发展循环经济的。可以借鉴丹麦的工业园区模式，构建经济循环体，实现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赢。

4.倡导绿色消费，转变消费者意识

绿色消费实质上是指以可持续的、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进行消费。绿色消费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自然资源的消耗最少，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使消费的结果不致危及人类后代的需求。该制度鼓励适度消费，不铺张浪费，以减少生活废弃物的产生；使用包装简单、可重复使用的耐用产品，或以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产品；限制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消费产品。通过绿色消费教育，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绿色消费运动，使循环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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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循环利用篇4

德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发展循环经济起步最早、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循环经济起源于垃圾处理，然后逐渐向生产和消费领域扩展和转变。因此，有人称德国的循环经济为垃圾经济。到目前为止，德国的循环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2年到1996年。这是一个从强调废弃物的末端处理到循环经济模式被正式确认的探索转变过程。第二阶段，从1996至今，这是循环经济大规模开展并不断完善的过程。

1972年，德国第一部《废弃物处理法》出台，标志着德国循环经济探索的开始。

二战结束后，德国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德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德国的生活和工商业垃圾也成倍增加。在1972年以前，这些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是堆放或焚烧。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西德)大约有5万多个垃圾堆放场，且大部分管理混乱。为使垃圾处置规范化和关闭原来不合理的垃圾场，改善环境质量，1972年出台德国历史上第一部废弃物处理法。该法律确定了废弃物处理的几个关键原则：无害化；处理责任的划分；污染者付费等，开启了废弃物排放后的末端处理。

1973年，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石油危机使德国意识到垃圾中所蕴含的资源和能量。1975年，德国政府了第一个国家废物管理计划，该计划的目标包括：废物处置的优先顺序是预防―减少―循环和重复利用；在污染者付费原则之后，针对处置进行成本分担。该计划实现了从废物处置向废物经济的转变。

1986年，针对垃圾变得越来越多的现实，德国政府在1972年法律基础上修订颁布了《废弃物限制处理法》，规定了预防优先和垃圾处理后重复使用原则，并首次对产品生产者的责任进行了规定。发展方向从“怎样处理废弃物”的观点提高到了“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和如何循环利用废弃物”。在此基础上，德国于1991年通过了《包装条例》，要求将各类包装物的回收规定为义务，设定了包装物再生循环利用的目标。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国家法律中出现循环经济概念，把废弃物处理提高到发展循环经济的高度，并建立了配套的法律体系。

在《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生效后，德国的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企业以及普通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目前，德国的循环经济正向整体性物质流管理阶段迈进。

二、德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经验和成绩

(一)制定和完善循环经济发展法律框架

1996年出台的《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是德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该法把循环经济定义为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明确企业生产者和产品交易者担负着维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责任；该法明确规定了废弃物管理处置的基本原则和做法：首先，是尽量避免和减少废物的产生，其次，是对垃圾进行最大限度的再利用，在确定无法再利用的时候才考虑进行销毁等清除处理。在处理垃圾的过程中，不得威胁到人类健康、动植物、水源、土壤等；该法明确了德国环境政策原则：预防，通过源头防控使废物产生最小化。使污染者负担原则，排污者承担避免或消除环境受损的义务和费用。官民合作原则，经济界、公民以及社会团体应参与解决环境问题。

在这一法律框架下，德国根据各个行业的不同情况，制定促进该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法规，比如《饮料包装押金规定》、《废旧汽车处理规定》、《废旧电池处理规定》、《废木料处理办法》等。

德国自颁布《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置法》以来，家庭废弃物循环利用率1996年约35％，到2000年上升至49％。目前废弃物处理已成为德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每年的营业额约410亿欧元，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机会。

饮料包装再利用德国从2003年10月开始颁布法律对汽水瓶收取押金。该法规规定，在购买饮料时，每个1.5升容量以下的瓶装或者罐装饮料要收取0.25欧元押金，1.5升以上收取0.5欧元。尽管该法规给消费者和商家都增添了不少麻烦，但最终还是得以顺利实施。

冶金行业资源再利用冶金生产中会留下大量矿渣。德国的矿渣95％都得到重新利用，大部分被处理成可以替代天然石料的建筑材料，一部分被作为生产水泥的矿渣利用，另一部分甚至被作为化肥使用。70％以上的粉尘和矿泥也被重新利用，其中大部分通过烧结设备处理重新进冶金程序。

废旧钢铁的回收2002年，德国有2000万吨废铁在本行业被重新利用。

废旧汽车再利用废旧汽车的最后一个所有者可以将汽车免费交回到生产厂家或者进口商。生产厂家和进口商有义务收回废旧汽车并支付相应的费用。到2006年，至少要将85％的废旧汽车进行重新利用，到2015年要达到95％。另外，从2003年开始，禁止汽车生产商使用镉、汞、铅等重金属。

废旧电子设备再利用根据欧盟统一规定，电子产品生产商可以展开生产的前提是必须建立处理和再利用废旧电子产品的设施。从2005年开始，消费者可以免费将废旧不用的电子产品交生产厂家处置。从2006年开始，电子设备生产也不允许使用某些重金属。

旧电池回收德国的电池生产商和进口商成立了一个共同的回收处理网络，负责回收境内生产的所有旧电池，并对其进行环保处理或者再利用。

废油再利用出售机油的公司必须要有能回收废油的装置，否则必须出资委托别的回收公司回收本公司出售的机油。只有对不含有毒物质的机油才可以进行再处理。禁止在废油中混合溶剂或冷却剂等物质。

（二）建立垃圾处理的监督机制

德国建立了专门的监督企业废料回收和执行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机构。生产企业必须要向监督机构证明其有足够的能力回收废旧产品才会被允许进行生产和销售活动。

根据法规，每年排放2000吨以上具有危害性垃圾的生产企业有义务事先提交垃圾处理方案，以便于卫生监督部门进行监督。企业必须保证在生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控制垃圾的产生，必须有措施保证垃圾能得到有效回收利用并对环境不造成危害。某些产品只有在保证其产生的垃圾可以得到符合规定的利用和处理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生产和销售。所有的企业必须有分离垃圾的装置，将废纸、玻璃、塑料以及金属等废料分开放置，保证所有的废料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再利用。

针对一些需要监督的垃圾的处理，垃圾产生者、处理者以及有关监督机构事先会共同制定一个垃圾处理方案。监督机构承认这个处理方案后，会向垃圾产生者和处理者出具一个“垃圾清理执照”。在每次运输处理垃圾时，会有“跟踪单”来记录垃圾流动的过程，以便监督这次垃圾处理是否根据拟定的处理方案进行。

德国各地都有为企业提供垃圾再利用服务的公司，向企业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垃圾回收处理等服务。一些国营公司有义务负责区内企业的垃圾回收和再处理。此外，德国的私营垃圾处理公司也发展迅速。

（三）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作用，在包装回收系统实施“绿点”计划

在发展循环经济中，非盈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可以起到政府公共组织和企业盈利性组织所没有的作用。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DSD)就是一个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回收中介组织。

DSD是德国专门组织回收处理包装废弃物的非盈利社会中介组织，1995年由95家产品生产厂家、包装物生产厂家、商业企业以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组成，目前有1.6万家企业加入。DSD内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机制，政府除对它规定回收利用任务指标以及进行法律监控外，其他方面均按市场机制进行。DSD1998年的运作出现赢余，由于它是一个非盈利性机构，因此盈利部分于1999年作为返还或减少第二年的收费。DSD的中介性表现在它本身不是垃圾处理企业而是一个组织机构，它将有委托回收包装废弃物意愿的企业组织成为网络，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打上绿点标记，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处理。“绿点”的标志为一个首尾相连的绿色箭头构成的圆圈，远看形似一个绿点，意为循环利用。任何商品的包装，只要印有它，就表明其生产企业参与了“商品包装再循环计划”，并为处理自己产品的废弃包装交了费。现在，欧盟有10个国家都在使用这一标志。“绿点”计划的基本原则是：谁生产垃圾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企业交纳的“绿点”费，由DSD用来收集包装垃圾，然后进行清理、分拣和循环再生利用。

三、启示与建议

（一）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选择发展循环经济的突破点

我国应把提高资源的利用水平、提高资源产出率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重点。“变末端治理为源头和过程防控”。

（二）国家要集中力量组织关键技术和装备攻关，建设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

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应把技术攻关列为重点，选择具有标志性目标和有广泛推广前景的先进适用技术，在重点行业和领域选择重点企业组织技术攻关，避免把资金用在一般的工程建设中。

（三）在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方面，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作用

资源回收领域涉及行业多、地区广泛、情况复杂，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经验，在一些主要领域分别组建由生产厂家、商业企业、运输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等部门组成的全国或区域范围的中介组织，建立起类似德国“绿点”标识的行动计划。

（四）建立完整、配套的法律政策体系，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

1．立法要分层次，体系要完整。要尽快出台一部基础性的核心法律，规定政府、企业、公民个人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责任、义务和权利；规定一些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和强制执行的原则和方向；明确具体的发展目标。在这一法律框架下，各个行业和领域制定具体的实施法规，其中要有明确的技术标准和发展目标。

回收循环利用篇5

面对目前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大力倡导可再生服装发展的契机，在世界纺织品、服装循环再生领域拥有领先技术的日本帝人集团，率先提出将其服装循环再生系统植入中国，帮助中国纺织业建立再生纤维回收循环利用体系，在分得中国在该领域的巨大市场的同时，也抢占了投资先机。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与再生纸一样，家里的旧衣服再也不用一扔了之，它们会通过先进技术的处理加工，将再度回到市场，进入百姓日常生活。乘服装循环再生系统强势进入之势，中国或将迎来再生服装发展的“春天”。

市场先机：纺织大国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市场空间广阔

中国是世界知名的纺织大国，每年消耗的纺织纤维量十分惊人。因人口众多，我国每年对棉、毛、麻、丝等天然纤维资源和生产化学纤维的不可再生石化原料资源等这些纺织原料的依赖与消耗在数量上是非常巨大的。这其中的大部分织物，在几年之后就会变成废旧纺织品作为垃圾被处理掉。随着纺织品潮流趋势的更迭，更新换代频率的加快，这种浪费趋势愈加明显。不难想象，这些数量巨大的纤维废弃物，如果能有效地利用起来，将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可以预见，中国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市场空间十分广阔。

另外，从目前中国服装纺织行业的发展现状来看，近两年来，棉花、化学纤维等服装原材料和原油价格不断上涨，以及全球能源危机已迫在眉睫。科学的发展观要求全球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当前，作为纺织大国的中国，对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再利用，无论从资源节约的角度还是环保的角度都十分必要。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强调指出：“废旧纺织品及纤维的回收再利用，是符合国家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纺织纤维资源回收再利用不仅是一个新兴项目，也是一个正在不断壮大的朝阳产业，不仅对弥补我国纺织原料的不足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纺织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由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的转变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再利用是一项资源丰富、投资少、效益显著的新兴行业，不仅可以缓解纺织行业资源短缺的现状，而且可以减少纺织行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除此之外，过去，人们理解的狭义“再生服装”，就是将纺织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如化纤厂的废丝和胶块纺织厂的废纤维服装厂的边角料以及废弃衣物等回收再利用，加工生产成新的服装产品。随着人们对“再生服装”概念了解的深入，如今“再生服装”的概念基本可以概括为：从回收废旧物中提取再生纤维后制成服装。这其中的“回收废弃物”包括但不仅限于废旧纺织品的回收物，从废旧塑料(如矿泉水瓶)中抽取出纤维，作为原料生产的服装也叫做“再生服装”。从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到，“再生服装”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革新，纤维废弃物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水平逐步提高，作为我国纺织再生纤维回收循环利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再生服装”具备非常大的市场发展前景。

发展机遇：国外服装循环再生系统逐步植入中国

据《中国纺织报》2月7日报道，日本帝人集团于近期同山东两家企业签署了在中国开展循环再生业务的承诺。据了解，此次是帝人集团第一次在中国开展制服的循环再生业务，委派的是其1994年在中国建立的南通帝人有限公司作为业务开展的实施承接方。这是在中国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纺织工业展览会上，国家相关部门明确表示我国将初步建立起纺织再生纤维回收循环利用体系之后，第一家表示要在该领域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外资企业。帝人集团的进驻不仅可以将流行于日本、欧美的先进服装循环再生系统逐渐植入中国，同时也将比较成熟的纺织品循环使用技术引入中国，为中国企业循环使用纺织品提供技术帮助和服务。毋庸置疑，这对中国纺织再生纤维回收循环利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打了一针强心剂，同时也反映出国外相关投资机构对中国纺织再生纤维市场前景十分看好。

事实上，当前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利用在日本及欧美国家已经是相当流行的产业，具备了相当的发展规模。美国国会与欧洲议会均曾颁布法令，规定挂上“再生”标识的纺织品售价可以比平常纺织产品提高10%左右，如今许多欧美消费者看到有“再生”标签的衣服后都积极表示支持，掏钱购买。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也在相关提案中规定欧盟各国在2015年年底前，必须构建纺织废弃物的回收体系。日本这个亚洲国家由于本身资源稀缺，对于环境保护及资源的再利用一向非常重视，日本企业较早地在环保领域进行了探索与开发，成为世界上纤维循环利用比较好的国家之一，已经生产出多款可以多次回收和再生利用的西服、大衣等。

可以预见，随着流行于日本、欧美的服装循环再生系统逐步植入中国，中国纺织再生纤维回收循环利用体系的发展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专家展望：从环保概念到产业发展，再生服装或将迎来“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