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市场调研篇1

一、加强调查研究。针对我市乡村旅游点较少、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的现状，各地及旅游部门要加强对本地乡村旅游资源的调查研究，善于发现适合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加强引导和指导，帮助有条件的地方发展乡村旅游。上半年，省旅游局将组织开展全省乡村旅游调研活动，各地要积极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切实做好先期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特别是近年来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数据，配合省调研组开展好调研工作。各地要积极探索总结乡村旅游发展规律，旅游部门要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和项目的指导、服务，善于“走出去”借鉴外地成功经验，开拓视野，拓展思路，结合本地实际，努力打造个性鲜明的特色乡村旅游。

二、做好“双争”工作。近年来，全市各地围绕争创星级乡村旅游点和争取省级现代服务业（旅游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新的乡村旅游项目不断涌现，不少乡村旅游点基础设施及服务功能不断完善，有力地促进了我市乡村旅游的发展。今年，各地要继续围绕“双争”工作，瞄准品牌建设要求和省级资金扶持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大乡村旅游项目规划管理工作力度，在建的乡村旅游项目要注重规划和策划，做到合理布局，少走弯路，同时要提升品位，彰显特色。各乡村旅游点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接待水平，积极争创星级乡村旅游点。各地旅游部门要帮助相关乡村旅游点做好争取省级引导资金立项工作。各地要设立相关引导资金，积极扶持乡村旅游发展。

三、开展特色活动。紧密结合国家旅游局、省旅游局推出的“中国欢乐健康游”和“弘扬精神、感受发展-美好欢乐游”主题活动，根据本区域特色定位，依托自身的优势资源，积极策划、开发参与性、个性化、差异化的旅游活动，以活动拓展市场、拉动人气、扩大知名度。重点扶持、指导有条件的乡村发展旅游，注重乡村文化的挖掘与开发，丰富项目内涵，充分发挥当地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他们参与项目发展，努力将传统农业、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民俗乡土文化、乡村风情开发转化成为原汁原味的乡村旅游产品，有条件的乡镇、村、乡村旅游点要突出重点，打造特色，避免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发展。

乡村旅游市场调研篇2

关键词：旅游影响；乡村旅游地；城市化；调控对策

一、引言

乡村城市化亦称乡村城镇化，体现的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镇性质的居民点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在乡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复合的动力系统，工业化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主导推力，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的不断推进。乡村城市化已经与市场化和国际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超越了工业化的范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探索和优化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旅游开发是近些年来乡村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依托，深入分析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及动力系统，科学审视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进而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不仅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控城市化动力机制，科学推进乡村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影响研究述略及效应评析

旅游活动对地区的影响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旅游从本质上讲是旅游行为的空间移动，这一动态的移动过程带来的影响层面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这也解释了现有相关成果的研究视角源于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三个学科的原因。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旅游本身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联系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通道。其中，旅游目的地研究是其中的主体，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而旅游影响机制的效应研究，则以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他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进而奠定了地理学视角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基本基调，即从旅游地主客关系的角度探讨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辅之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理论阐释，形成了日趋复杂的研究框架。这种倾向性对国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1980年代以来，国内旅游地理学界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旅游者以及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分析方面，且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类型的案例地开展实证研究。

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题为《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的论文，标志着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全面兴起。人类学视角的研究重点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究，认为旅游过程是旅游者与东道主进行文化接触和碰撞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社会学的视角则主要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和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英国社会学家洱瑞(Urry，1990)提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旅游现象和非旅游现象(即日常实践和‘正常社会’)的对比研究，来揭示本来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这是建构旅游社会学的基础素材之一，通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旅游社会学涉及的论题主要包括：旅游活动过程的特征、接待地社会压力的成因、旅游业发展对接待地社会的影响、旅游与风情民俗资源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旅游者群体及其与接待地关系、旅游的现代化和原始化以及旅游者群体、个体和旅游系统等等。

从旅游影响的三重学科剖面(图1)的研究态势上可以看出，旅游影响的空间概念体现在居民和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现象形成的空间感知和心理体验。旅游经营带来了目的地商业化和城市化现象的加剧，这显然给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度变革；在本地文化与旅游者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机制耦合中，文化的交锋与碰撞、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特点与外来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难以化解的矛盾，这种交织的过程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进行不断地调整与修正。

三、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

(一)旅游影响视角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机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逐步向城镇地区转移和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表现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趋势加快，各类城市形态不断出现并得以丰富和完善。从本质上讲，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视角，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处于城市化的末端，是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层次。

乡村城市化的传统模式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推动城市化过程所需的动力的产生机制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制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是一个综合体系。无论是学术界早期提出的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还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机制等，乡村城市化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发生机理，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农村经济利益主体在响应产业非农化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组织来促成的。乡村城市化的路径一般从乡村工业开始，通过发展乡村工业，让农民直接享受到工业、非农化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始终是乡村城市化的基本准则，农业、农村、农民是乡村城市化的利益相关者。

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八重动力(图2)。其中，宏观层次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中观层次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各个层面的政策与制度措施的推动。微观层次的动力相对复杂，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即农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变化、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加快，以及旅游影响带来的促动。这一动力体系在市场机制和城乡互动的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区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聚落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非农人口比重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聚居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地区的社会关系面临新一轮的重构等。

旅游影响对乡村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上，旅游影响并非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其潜在的作用显然也不能低估，判定这种作用的程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1)乡村产业结构形态决定着旅游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依托旅游业发展地方经济的乡村地区，旅游影响显然是推动城市化的主导动力；(2)旅游影响的作用机理应从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双重视角加以解读，以往的诸多研究多是从目的地的视角加以分析探讨，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乡村地作为客源输出地，将会加速农民对旅游的认知，有助于城市化程度的逐步提升。(3)旅游影响对乡村地区而言，是一个复合的影响系统，将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形成多元化的推动力，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效应是一个各种要素兼顾并能保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而单纯的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现象显然达不到这种效果。简而言之，旅游引发的城市化能够对其他产业形成的城市化发挥补充、提高和优化的作用。

(二)旅游影响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构成

城镇的发展基于两种动力，一种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种是离心扩散的力量。一般说来，城市发展的向心过程和离心过程贯穿于城市化的全过程，但是城市发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为主，中后期则以离心扩散的力量为主。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在乡村旅游开发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其中的形成机理愈发复杂，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特点日趋明显。

1旅游消费观念的异化是乡村城市化的基础动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因素休戚相关。闲暇时间、非必要性开支和旅游动力是产生旅游意愿的三个条件。旅游活动的初期形态多是以观光游览为主，之后开始向休闲、度假、体验、健身等方向转变。当城市旅游、知名景点景区成为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普遍载体之后，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促使旅游者关注新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迎合了这一市场需求，其独特性优势开始成为旅游业的新生力量，研究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问题不能忽视这一前提条件。

2文化生态的异质性是乡村城市化的原发动力。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发生作用，使城市经济转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化的原动力，使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其发生质的飞跃[22J。旅游对乡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异质性优势。乡村聚落景观的独特性、乡村消费文化的生态性、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本真性等优势已然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引力，由之形成了旅游流的集聚，带动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相关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与完善。

3政策效应和开发成本是乡村城市化的诱导动力。自1992年以来，国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特定的旅游主题。其中，1995年的“民俗风情游”、1998年的“华夏城乡游”、2002年的“中国民间艺术游”、2006年的“中国乡村游”、2007年的“中国和谐城乡游”都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结合近一段时期“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发展要求，各地纷纷通过发放旅游消费券等形式加大对乡村旅游的宣传和推广。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的层层推进下，乡村旅游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比较而言，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开发优势，在规划要素、土地成本、劳动力、相关政策等方面容易获得额外的“关照”，开发成本的经济性也对乡村城市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4乡村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中，旅游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因素。乡村地区为加快旅游开发而衍生出多种产业要素，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创设了新环境，相比较于进城务工等异地转移方式，乡村旅游对剩余劳动力的安置既是一种高效的就地转移，同时也是相对于农业生产周期的错峰式转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结果是，以旅游业为载体的城市化现象开始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将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管理的理念引入农村，有利于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乡村的民主管理。同时，当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化驱动模式面临发展中的瓶颈时，旅游将成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水平提升的优势产业。

由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乡村文化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的开发特点以及政策导向和基于乡村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方面共同构成了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了基于旅游影响的乡村城市

四、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

乡村旅游以各种类型的乡村为背景，以能够吸引旅游者的旅游吸引物为载体，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学习等各种旅游需求为目的的旅游活动。乡村性作为乡村旅游吸引物的主要特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也是研究旅游影响下乡村城市化的前提条件。

(一)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表现

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因旅游开发而引起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聚落生态变迁的动态过程。旅游开发给乡村城市化带来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乡村人口由原来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逐步向不同程度上相对集中的各类城镇集结，乡村空间格局发生显著改变。二是乡村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发生转变，产业结构发生明显转变，旅游资源和项目的开发在吸引大量旅游者的同时，外来的定居人口也逐渐增多，城镇化程度不断得到加强。三是乡村聚落景观发生明显变化，各种旅游接待设施的建造与完善，在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景观人工化、异域化、旅游地风格主题化和商业化等现象的加剧。

(二)乡村城市化效应的程度界定

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的六大产业要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同样有明确的体现，这种消费网络结构的形成是乡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根据乡村旅游引发的城市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适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三种类型。适度城市化能有效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和协调发展，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都会对乡村地区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对城市化程度的分析正是在这三种情况下寻求平衡。

(三)旅游开发引致的乡村城市化效应表现

1适度城市化。适度城市化可以充分利用和整合乡村地区的各类资源，加快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经济发展发挥助推作用。其次，适度的游客规模可以加强乡村社区的内外文化沟通，合理改善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态，对改进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等有很大促进。第三，城市化促进了乡村地区产业结构转变，加快由传统农业向非农业产业转变，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第四，有效促进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就地转移的模式可以有效避免因进城务工等转移类型引发的乡村空心化等问题。

2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根源是对乡村地区的“过度保护”，一些地方从节约投入的角度出发，认为乡村地区的所有现象和行为都可以成为旅游活动的吸引物，“脏、乱、差”的旅游环境、缺乏专门治理的旅游接待设施等容易让旅游者望而生畏，这显然背离了乡村旅游的开发初衷；城市化程度不足还会给乡村居民带来身份上的“优越感”，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使其很难关注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责任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愿意接近或者是纯粹出于利益角度的粗放式旅游经营行为很难获得旅游者的认可。同时，这种滞后效应使得乡村旅游难以实现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农村地区社会分工不充分，农民就业环境很难得到改善，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3过度城市化。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过度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破坏乡村地区的聚落结构和生态景观

在经济特征和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乡村存在着种种居住方式和形态特征。这些特征是乡村地区聚落形态的特色和精华，而不少地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臆想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新建或改建一些与当地乡村聚落景观差异很大的接待设施。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将古建筑推倒和盲目改建的现象，导致了个性化的“乡村性”向同质化的“城市性”演变的现象。

(2)乡村地区民俗文化舞台化、娱乐化倾向加剧

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尽管是乡村旅游开发的一大亮点，但事实情况是，不少地区一直缺乏科学的开发思路。乡村旅游“急功近利”的开发套路使得许多旅游地尽可能地用舞台化的形式、娱乐化的方式把当地文化呈现给游客，这种人为的文化表现形式使游客与当地社会隔离开来。这种做法积极的一面是使游客对乡村居民和文化的探究压力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文化；消极的一面是让旅游业蒙上了文化优越的色彩，表现的内容也多是乡村文化的肤浅形式。

(3)商业化带来了乡村居民的边缘化

根据巴特勒旅游地生命生命周期理论，乡村旅游在进入发展阶段后，政府政策的倾斜、游客量规模的增加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从利益相关的角度看，政府、投资者、居民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三方利益主体。在这一博弈环境中，地方政府的初衷容易被市场化的运作路径所左右，投资者由于资本话语权会始终保持较强的谈判能力，乡村居民多处于一种边缘化境地。乡村居民主体地位的模糊，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商业化带来了居住成本的增加，不少环境优美的乡村地区，旅游开发之后的显著变化是地价攀升或房价飞涨，乡村居民往往无力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二是乡村地区淳朴的文化气息开始被外来文化所浸染，乡村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异，传统乡村景观与现代文化景观不协调等问题日益凸显。

(4)乡村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倾向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人口过于密集、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卫星城等乡村地迁移。乡村旅游成为承接这种转移“任务”的载体。乡村居住环境的优势、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大了城市景观对乡村景观的影响，这种“侵蚀行为”使得不少乡村的“城市性”特点越来越明显。

五、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调控对策

(一)科学规划开发区域。营造乡村氛围

乡村旅游规划与开发要树立“区域——城市——乡村社区——乡村旅游地”的多元开发维度，从“资源——产品——市场”的互动层面来规划开发区域。参与乡村旅游规划的人员应包括旅游地理、经济管理、人文历史等学科背景的专家构成，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指导思想编制旅游总体规划或概念性规划。在此基础上，乡村景观资源应由景观园林、建筑等专业人员来完成规划的空间设计和景观布局。乡村旅游的景观应从体验的角度出发，通过个人体验的作用使“景”与“观”和谐统一，营造一种天然意趣、田园诗化的独特乡村氛围。

(二)重塑乡村文化形象。凸显乡村优势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注意保护好“乡村性”的优势是避免过度城市化问题的前提。为此，首先要依托乡村既有的空间布局对乡村进行规划和建设，防止破坏乡村“原生态”特质的粗线条模式。其次，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乡土文化、乡间民俗在旅游开发中的“神秘性”。城市化的旅游规划往往是一类“公园化”、“广场化”、“舞台化”的模式。在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进程中，消除和避免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是从乡村旅游地的地脉和文脉出发，本着生态循环、文化保护、永续利用的指导方针，来开展乡村旅游的规划和设计。

在开发过程中，应从当地众多的旅游景观中发掘出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文化景观并从中提炼出主题，以主题为基础进行特色分区。通过对不同区域的非具象和抽象的规划设计，用具象的形态生动地表达出特定的景观形象。在乡土建筑风貌的塑造中，建筑风格应结合当地乡土建筑特色，避免不合理的异域文化侵蚀乡村聚落景观的原始风貌。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延伸旅游效应

乡村地区在确立了旅游开发的主体地位之后，合理设计和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命题。首先，加快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促进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的推广。其次，科学调整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类型，地方政府要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设置“门槛”，强化基于环境保护的产业准入制度。乡村旅游是当地产业链条的主体，如掺杂其他工业元素，特别是污染严重、能耗高的工业项目很容易失去本真，从而产生“一损俱损”的局面。第三，结合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合理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政府应把一些小城镇按旅游集镇的风貌进行控制，使其本身就成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同时，依托这些农村小城镇发展旅游商贸流通业，如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旅游纪念品的生产与销售等，使小城镇成为承接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中转站。

(四)合理布局和完善旅游开发的产业要素

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重点突出三方面的功能特性，即居住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旅游接待服务功能。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其实质是旅游产业的城市化。旅游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除了产品体系服务功能外，还包括支撑体系服务功能，如游客的休息坐卧、游客安全保护、标识导引服务等。产业要素的完善应立足乡村实际，例如针对游客住宿问题，乡村社区应充分利用现有民宅，改善用电、用水及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建造一些农家客栈以满足游客住宿之需。另外，乡村旅游地的不断发展会使其功能组成日趋多样化，比如一些商务、会务活动可能进入旅游地，这些设施的空间布局与要素体系建设要进行科学论证、有序开发。

(五)建构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资本和人力资源平台

资本市场对乡村旅游的兴趣源于投资规模和产业政策两方面的因素，资本的逐利行为往往会背离投资初期的要求，外来投资者鲜有详细调研能够体现当地特色的投资项目和旅游商品，多是模式化的套用和泛商品化经营，这种集中式的商业形态显然不是对乡村旅游的有益补充。此种情况下，政府应对旅游投资加强监管，可以成立旅游开发股份公司，股东包括地方各方利益主体，充分体现乡村居民意志。统一规范乡村地区的旅游投资行为旨在避免过度的商业化行为，使之能够真正地为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服务。目前困扰乡村旅游开发成效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源的匮乏。乡村旅游的从业者应具备引导、培养和提高旅游者的审美情趣和品位的能力，为此，一要多方吸纳专业人才，在“量”的基础上注重“质”的提升；二要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使其符合现代旅游服务业的发展要求。三是强化责任意识，对游客负责、对保护乡村资源负责、对乡村社区负责的态度，促使他们真正成为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中的主体力量。

乡村旅游市场调研篇3

关键词：乡村旅游；旅游行为；浙江省；实证研究

旅游行为是指旅游者的行为，其研究对象是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1]。对旅游行为的研究不仅可以发现旅游的流动及规律，找出行为发生的影响机制，而且可以丰富旅游学的研究内容。中国对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目前国内对旅游行为研究已较为丰富。

一、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比较分析法。根据浙江工商大学旅游学院2006年夏组织的关于浙江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问卷调研，调研组共发放问卷2800份，回收2800份，其中无效问卷70份，有效问卷2730份，问卷回收率为100%，回收问卷有效率为97.5%。问卷发放地点包括浙江省11地市市区主要人流密集点和周边主要景区等地，调查对象包括市民、外地游客、外来人员、学生等。最后对问卷调查的数据采用SPSS分析，得出相关结果。

二、乡村旅游行为特征分析

（一）乡村旅游人口统计学特征

1.乡村旅游者性别

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浙江乡村旅游中男性旅游者占49.1％，女性旅游者占50.9％，人数基本相当，女性略占优势。而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旅游者中男性占52.1％，女性只有47.9％。这表明与一般旅游相比，选择乡村旅游的旅游者在性别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由于女性对旅游过程中的安全性有着比男性更为敏感的意识[2]，从而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乡村旅游是大众化、安全度很高的旅游形式。

2.乡村旅游者年龄

乡村旅游的主力军是年龄在21～45岁之间的旅游者，46岁以上的老年人很少会参与乡村旅游的活动。而根据2005年城镇居民出游情况来看，65岁以上的旅游者占了22.2％，45～64岁占了21.4％，25～44岁占25％，15～24岁占18.8％，14岁以下占12.6％，旅游者在每个年龄档的分布比较均匀，没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老年旅游者的人数比重也是比较大的，这与乡村旅游有十分明显的反差。说明老年人对乡村旅游的兴趣并不明显。旅游者年龄结构如下：20岁以下21.2%，21～30岁51.6%，31～45岁25.5%，46～60岁1.6%。

3.乡村旅游者职业

乡村旅游者的职业分布与一般旅游没有很明显的差异，但学生比重要比一般旅游高（2005年学生出游人数占所有城镇居民出游的12.3％）。这说明学生对乡村旅游青睐度较高。旅游者职业结构如下：政府工作人员1.1%，公司职员34.2%，个体职业者13.0%，学生24.4%，工人6.0%，农民2.4%，军人1.5%，教师2.6%，其他14.8%。

（二）旅游动机

旅游动机是推动人们旅游活动，并使人处于积极状态以达到一定目标的动力[3]。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旅游动机，旅游动机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乡村旅游是一种休闲、回归的旅游方式，它需要有轻松、惬意的环境，能令城市中的人放松紧张的心情。反映了乡村旅游者对感兴趣的乡村旅游项目的打分情况。根据项目的得分的高低可以发现，旅游者选择乡村旅游的动机其实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健康的需要。看出旅游者对山地活动、水上运动和室内活动评分很高，说明旅游者来乡村旅游的主要动机是寻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二，返璞归真的需要。城镇的居民长期处在城市的灰色中，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他们需要一种与他们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他们怀念古朴、简单的生活。乡村所拥有的元素就成为能刺激他们产生旅游动机的因素。品尝农家菜、游览田园风光、寻求乡村气息等都是这类旅游动机的反映。第三，放松心情的需要。乡村独具的悠闲的氛围是吸引很多旅游者前去旅游的原因。旅游者对乡村旅游独具青睐是由于长时间处于钢筋铁骨的城市中，承受过大的生活压力和过快的生活节奏，这使他们变得紧张，心情抑郁，他们需要得到放松。第四，求知的需要。对于长期住在城市中的人，已经逐渐远离了传统：传统的节日、传统的食品制作、传统的体力劳动、传统的知识等等，因此参加本地婚庆、生辰等活动、学习农家食品制作、参与简单劳动、参加本地乡村祭祀、节庆活动等这些活动才会得到旅游者的青睐，尤其是对城市青少年而言，这是他们主要的旅游动机。

三、旅游决策

1.信息来源渠道

乡村旅游者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电视电台媒体，这与一般旅游有所区别（其主要途径是通过亲朋介绍），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2006年乡村旅游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广泛地发展起来的，政府的支持力量在乡村旅游的洪流推广中不可小觑。而政府主要的宣传手段就是通过电视电台媒体，因此这种渠道成为了旅游者了解各地乡村旅游的主要渠道。其他的信息获取渠道与一般旅游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我们仍可以发现，旅行社在推动乡村旅游中的作用是甚微的。旅游信息来源渠道：通过电视电台媒体27.3%，通过报刊杂志21.5%，通过各类旅游网站20.6%，通过亲朋介绍16.0%，通过旅行社介绍7.4%，其他渠道7.2%。

2.旅游同伴的选择

乡村旅游者选择与家人、朋友、恋人的占绝大多数。这实际上与除了特殊旅游以外的大众旅游差别不大，但乡村旅游者选择与家人一起旅游的比例明显要比一般旅游要高，原因基本上有这几方面：第一，旅游者选择的乡村旅游点多为居住地的附近，约是1～2小时的车程范围以内。这有利于家庭在周末的时间一起出游，而不会出现一般旅游那样需要家庭内部人员彼此调和时间安排的情况。第二，很多家长是为了让孩子接触乡村、了解乡村而进行乡村旅游的，因而选择全家旅游的方式。选择的同行人情况：和朋友结伴35.6%，和家人一起31.3%，和恋人一起22.6%，独自一人5.0%，与单位客户一起3.3%，其他2.3%，

3.旅游方式

乡村旅游以散客为主，这与一般旅游的趋势是吻合的，其中一半以上的乡村旅游者是利用公共交通工具自行安排游程，这是一般旅游不太可能实现的旅游方式。这主要是由于目前乡村旅游行程距离较短，很多是发生在同一地方的城乡之间。其次，自驾车旅游的方式比例较小，而一般旅游中，以自驾车方式进行旅游的势头已如日中天，据统计，中国从2004年春节开始，自驾车游客的比例已占整个散客市场的三成以上，而且这一数字正逐年提高。究其原因，可能乡村旅游的产品还不能吸引多数的高收入者，乡村旅游在国内而言还只是比较低档的旅游形式。出游方式：参加旅游团24.2%，自驾车出游8.8%，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公车、出租车等）自行安排54.6%，其他12.5%。

四、旅游消费特征

绝大多数的乡村旅游者可以承受的旅游消费范围在301元～600元之间，根据加权平均法来计算乡村旅游平均消费可知，乡村旅游平均消费为470.7元（计算公式为：150×9.3％＋350×16.7％＋450×30.2％＋550×35.2％＋800×8.6％，权数队形的消费额以范围的中间值为代表，“300元以下”一项以“0～300”的中间值表示，“600元以上”以“600元～1000元”的中间值表示）。而2004年国内旅游者的平均消费已达到了750元以上，两者的差距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乡村旅游者普遍认为乡村旅游是一种低消费的旅游方式。消费水平统计：300元以下9.3%，301元～400元16.7%，401元～500元30.2%，501元～600元35.2%，600元以上8.6%。

五、结语

本文对乡村旅游国内旅游者的旅游行为从旅游动机、旅游决策、旅游消费几方面进行系统的初步研究，乡村旅游行为分析对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就浙江省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一点建议。

1.政府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十分显著，而市场的推动作用不够有力，尤其是旅行社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几乎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状况并不有利于乡村旅游健康、持续的发展。旅游的发展需要有市场起主要的作用，乡村旅游也不例外，当然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但不是以政府为主导。

乡村旅游市场调研篇4

乡村旅游产业升级的制约因素与发展建议中国乡村旅游发展问题探析河北省环京津乡村旅游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中国旅游产业发展问题研究河北乡村旅游产业融合优化升级研究中国乡村旅游产业集群理论概述北京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发展刍议台湾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启示以经营模式的创新引领中国乡村旅游升级冰雪旅游产业发展升级路径研究成都市乡村旅游发展的转型升级研究对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探析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之路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吉林乡村旅游发展问题及分析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地域特征影响下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潍坊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研究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2006-10-28.

[7]Sharpley，P..Ruraltourismandthechallengeoftourismdiversification：thecaseofCyprus[J].TourismManagement，2002，23：23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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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必虎.大城市环城游憩带(ReBAM)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地理科学，2001(4)：354-359.

[10]马勇，赵蕾，宋鸿，郭清霞，刘名俭.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及模式――以成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例[J].经济地理，2007(2)：336-339.

乡村旅游市场调研篇5

关键词：新常态乡村旅游产业链

[基金]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2015年调研课题“新常态下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链提档升级对策研究”（项目编号：CDSKX2015TZ-030）阶段性成果。

本课题组于2015年7-8月，利用2个月的时间立足于新常态下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现实，通过深入开展走访调研，并发放《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乡村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问卷》110份，共回收101份，回收率91.8%，有效率100%，以期通过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为实现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链的提档升级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

一、新常态下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成都市下辖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龙泉驿区、成华区、青羊区、锦江区、金牛区、武侯区9区，新津县、蒲江县、大邑县、金堂县、郫县、双流县6县，代管邛崃市、崇州市、彭州市、都江堰市4个县级市。据统计，2015年上半年，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2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14元，增长10.3%。（数据来源：成都统计信息网《2015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情况》）

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成都市下辖各区市县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和“五大兴市战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二、新常态下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链发展基本情况

2013年，成都市农业按照“全产业链”思维，打造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规划建设了10个集中连片十万亩规模的粮经产业新村建设成片推进综合示范基地、6个集中连片两万亩以上规模的产村相融现代农业精品园区和成新蒲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带。2013年成都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8900万人，乡村旅游总收入达到143.6亿元。2014年成都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8896.43万人次，总收入160.97亿元，其中古镇收入29.69亿元，农家乐收入58.77亿元，乡村景区收入58.72亿元，乡村酒店收入13.79亿元。

当前，成都市乡村旅游发展需求旺盛，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对成都市整体旅游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目前，成都市周边区域的乡村旅游产业已逐步成为带动新农村建设的平台型产业。然而，与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近郊的乡村旅游产业相比较，成都的乡村旅游产业显得地域文化特色不浓，缺乏人文历史资源产品和特色休闲度假产品，著名的品牌旅游产品稀缺，旅游衍生产品太少，产业链与价值链较短。2015年9月成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协会正式成立，也是为提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推动乡村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三、新常态下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链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们从本次开展“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乡村旅游消费满意度”问卷调查情况来看，调研组针对成都市居民对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旅游影响感知，除被调查者基本情况之外，对成都市乡村旅游消费满意度情况的判断共设置了“一年内参与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乡村旅游的次数”、“故地重游的可能性”、“参与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乡村旅游的人均消费”、“参与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乡村旅游的停留时间”、“当前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乡村旅游价格的合理性”等13项具体指标。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链发展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产业链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成都市乡村旅游的发展在四川省范围内来看，发展态势最好，属于环都市型，业态不断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旅游新业态，但是，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成都市乡村旅游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从对目前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乡村旅游点各项服务水平的满意度上来看，游客对成都市乡村旅游服务水平的满意度，还有很大的提升发展空间调查显示其中只有对“交通可达性”和“自然生态”2项指标的满意度稍高（详见表1）。

（二）产业链较短、较窄

当前成都市乡村旅游产品多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开发精细化程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泛化，产品结构设计、产业集群及产业链延伸存在明显的不足。

从乡村旅游中主要开展的活动（多选）上来看，选择“接近大自然，观赏自然风光”的人数最多（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80.20%）；其次是“品尝农家特色餐饮”（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60.40%）；再次是“聊天休息，散步闲逛，打发时间”（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54.46%）；“购买农副产品”、“体验乡村生活”、“感受农村传统的节日习俗”等选项虽然也是当前成都市民参与成都市乡村旅游时的活动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活动。再从有吸引力的乡村旅游项目（多选）上来看，选择“品尝特色美食”的人数最多（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73.27%）；其次是“观赏自然景观”（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70.30%）；“登山”、“漂流”、“z影”、“访问历史文化遗迹”、“参与民俗文化活动”、“学习民间艺术传承工艺”等旅游项目也是成都市民在参与成都市乡村旅游时会选择参与的旅游项目。

我们不难发现，在进行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链的提档升级时，一方面要重点关注游客“品美食、赏美景”的基本旅游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多开发一些旅游项目，以多方面满足经济新常态下游客的多元化旅游需求。

（三）与其他产业融合不足，产业链内互动协作不足

从成都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来看，现代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正在进一步加深，但是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还稍显动力不足。除了要继续推进一三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之外，还要扩展与二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乡村旅游用品、旅游商品等旅游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另外，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链内各旅游企业分工协作和互动也不足，比如成都市周边有不少农家乐是当地村民自主分散经营的农户模式，“单打独斗”的现象较为普遍，同时很多乡村旅游渠道或供应商企业也只关注自己的领域，缺乏全局统筹，乡村旅游产业链内各个环节的发展定位、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缺乏一定的科学决策和前瞻性。

四、新常态下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链提档升级对策建议

（一）调整产业链结构，创新设计产品

新常态下要进行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链的提档升级，重点是优化乡村土地利用方式，引导旅游产业链供给结构调整，创新开发恰当的旅游产品，如发展乡村度假、文化街^、温泉滑雪等乡村旅游新业态以及骑行绿道、自驾车营地、汽车旅馆等乡村旅游新产品，建设高端的参与型、体验型、度假目的地，丰富乡村旅游产品内容，厚重文化内涵，重点打造有亲子理念、国际范儿的成都风格乡村旅游。

（二）深度挖掘文化内涵，打造核心旅游品牌

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挖掘，地方特色化的打造是拓展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比如乡村客栈（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43.56%）和酒店（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34.65%）都是成都市民较多选择的乡村旅游住宿地点，除了客房的舒适度、交通的便利性之外，乡村文化内涵的挖掘将是这一环节的重要竞争点。我们在深挖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同时，还要将乡村旅游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按照生态化、集约化、乡土化、品质化的要求，塑造乡村旅游品牌形象，打造核心旅游品牌，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增强产业链竞争力。

（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当前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链的提档升级，除了着重关注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挖掘、地方特色化的打造之外，基础设施配套的改善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撑保障。

卫生、环境、交通、住宿、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我们在进行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链提档升级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配套建设项目。

最后，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金融产业、信息产业等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为成都市郊区乡村旅游代表区域构建交流与协作平台，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乡村旅游服务体系，从横向、纵向扩宽乡村旅游产业链。

参考文献：

[1]赵承华.我国乡村旅游产业链整合研究[J].农业经济，2007（5）

[2]弓志刚，李亚楠.乡村旅游产业链共生系统的特征及模式的演化和构建――以山西省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1）

[3]谭舒月.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产业链问题及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12）